中国礼仪文化论文大全11篇

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1）

摘 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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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5-03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①汇集了来自法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论坛从礼仪的视角切入，进行了六场大会发言，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下面对研讨会中代表们关注的主要论点略作综述。一、礼仪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礼仪在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经学意义还是史学意义，关于礼仪的研究非常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在新旧秩序交融和变革的大背景下，礼仪研究失去了连续性，道德滑坡、礼仪缺失成为中国当前普遍呈现的社会现实。挖掘礼仪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重新审视礼仪的历史实质和内在精神，以古为鉴，思索礼仪的当代使命和现实价值，为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彭林（清华大学）教授的报告《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概述了礼仪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指出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在国家典制、人际关系、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今需将“礼”的教育与推广提上议事日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轮纲》为题，结合自己研究针对在当前礼仪淡化、缺失、传承断裂的背景下，对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复兴与重建礼仪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实践性建议。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对传统礼仪文献做系统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库；二是根据传统的礼仪文献和礼学著述，对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具体礼仪进行专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实践的强调，要尝试对某些礼仪形式的恢复。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礼器，作为民众行为方式和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是通过定点和抽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作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为礼仪的推广做信息支撑；四是在对传统礼仪特性、社会流传变化方式以及西方礼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组建民族礼仪的模式。通过试点和示范，使传统礼仪文化资源得以转化和利用。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当前社会“礼仪”缺失的若干思考》列举了当前社会礼仪缺失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礼仪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辛亥革命和60年代“破四旧”为标志的“革命”范式下对传统的废弃。同时，他将中西方礼仪文化发展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延续传统的优秀成分，又与现性、文明相结合创造了包含优质传统文化要素在内的现代性礼仪规范；而中国在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承传的脉络被割断，使得传统与现代相互脱节，现代礼仪精神内涵缺位，文明规范丧失。而解决之道就是重新认识“传统”，完成“传统――现代”的对接，同时将中西优秀、精致文化相结合，使东方社会走向文明。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传统礼仪的“神”与“形”》分析了传统礼仪的特征，指出礼仪的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要求在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时，不仅要明了传统礼仪之“行”，即礼仪的程序，重视仪式本身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仪礼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即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据新的时代意识，神行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礼仪。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的《“礼仪中国”的神话――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是一种基于“差异”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流行于精英群体的仪式。这种仪式性的表征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貌用语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需要正确认识礼貌用语本身的适用性。韩国学者崔顺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以《朱子的与韩国祭祀的现状》为题，从祭祀场所、陈设图和行礼等方面考察了当今韩国施行祭礼的现状，通过古今对比说明朱子的《家礼》在存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及其如何被民众接受并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传统祭礼传承至今。来自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的党支书支芬书记以《弟子规的村落实践》为题，介绍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在高碑店村复兴的过程及其对村民的影响。二、国家祭祀与礼制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在历代的王朝统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宗庙的设置和祭祀，不仅是国家权力在信仰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稳定、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礼制化过程中，国家与民间各种力量的关系和互动也是历来礼仪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报告《太牢之殇――唐五代国家祭祀中的用牛与屠牛之禁》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国家祭祀仪式中用牛与屠牛之禁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关昕的论文《礼俗之间：北京东岳庙祀典的象征与实践――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东岳庙为例，分析了东岳庙在由宫转庙的礼制化过程中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指出“小祀”在国家制度和观念上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这种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礼仪实践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和思想，其礼制也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汇入于行善积功的大众宗教实践中，从而成为民间社会接衍国家礼制理念和实践的中介。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报告《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生活空间―北京五坛的功能变迁》考察了北京地区五坛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和这些祭祀场所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通过这种功能变迁说明国家祭祀活动是中国成为“礼仪中国”的重要方面，而对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利于礼仪中国的当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的《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论文通过对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证，指出帝王时代武功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不是简单地恢复上古礼制，实际上是将新的帝国疆域布告天下。通过这一形式显示国家权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这种变化也对清代士人新的中华国家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中的礼制习俗与地域社会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庙祭祀是中国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现象，在考察民间祭祀礼仪时将考察对象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仪式与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离合与共融等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陈益源（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台湾云林口湖“牵水车藏”集体祭祀礼仪所蕴含的民间智慧》通过台湾云林的水难祭祖仪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将这种灾难转变为今天台湾地区富含仁爱精神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资产过程中，民间信仰中仪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对传统的协商：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的互动》通过对甘肃天水街亭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神灵信仰的连续考察，在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指出任何一个社区从来不会存在有机的不变的传统，仪式和礼仪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得到新的改变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传统祭祀和信仰实际是不同群体在多方协商和磨合过程中最终达成的一个为整个信仰系统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传统。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信仰的共鸣及其方式――试论东岳信仰的集体性》以北京东岳庙为例，通过对民间东岳信仰集体性的分析指出，民间信仰的集体性和组织性特点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化的特征。当事人在进行神灵信仰和集体崇拜行为时更关心的是组织与集体本身。这种方式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善举、善行，使得社会的良好道德建设有了组织化的落实。而这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一枚煎饼补天穿”――补天节探微》对学界较少关注的节日――补天节的文献梳理，探讨了神话在节日仪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饮食作为表达性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礼俗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报告《新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七”与“人日”崇拜习俗》结合多年的调查和考古发现，分析了这两种习俗的表现形式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地域传统之间在习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小传统、地方性知识与儒家“礼仪”制度：一个人类学的分析视角》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格尔茨（Geertz）的“大传统”、“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治国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从礼制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四、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和反思礼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礼制与民间礼俗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怎样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建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随着时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礼俗的源起与衍变、古代礼制模式、礼俗生活的表现、礼仪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也引发代表们的广泛讨论。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报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站在宏观角度上从礼仪的起源、历朝历代礼制建设的措施和建设、礼制制度的发展、郊庙祭祀、国礼和家礼等方面对礼仪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礼仪制度本身为国家制度运转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色。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明代乡饮酒礼》为题，总结了这种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广泛实行的公众性礼仪的特点和功能，并分析了这种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引导社会秩序、加强基层控制中的作用。台湾学者钟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论〈礼记・昏义〉的性别意识》以《礼记・昏义》所载内容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谐的分工；对于家国而言，则是基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需求与两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铭心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以墓志风俗为中心》以与中国汉民族葬礼紧密相关的代表性用品――墓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地域流变特征这一层面。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的报告《提纲挈领，用匾额复兴礼文化》概括了匾额的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礼仪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当代礼制的同时应对匾额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五、宫廷礼仪与宗教礼仪较之民间礼仪，宫廷礼仪具有规范及引导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各类繁复有序的仪式规程不仅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通过对宫廷礼仪行为的具体行为、礼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国家政权、等级差别等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等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时代国家建制、统治特点、社会状况的理解。赵中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明代宫廷典制史》从祭礼、家礼、宾礼和军礼四方面对明代宫廷典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宫廷典制变化的原因和其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礼仪典制的影响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礼的仪式及其功能》通过对明代皇室冠礼中具体仪式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这种皇家礼仪所反映出的强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礼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庙》考证了自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时代与太庙并立的皇帝家庙系统，分析了在中国传统礼制体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宫城格局程式的形成过程宗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礼仪文化中，特别是国家祭祀，宗教仪式与国家礼仪关系密切。从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线索。刘屹（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道教礼仪的历史概貌与研究现状》对道教礼仪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道教礼仪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指出了当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对“道教礼仪”的内涵认识不足、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对历史上仪式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不够充分和对古今道教礼仪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谈名山文化之场效应及其现代意义》主要讨论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场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书院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书院在礼制教育和礼仪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北京东岳书院筹备组组长关三多以《同善堂义学与东岳书院》为题，通过对北京东岳书院的历史追溯，总结了书院在礼仪文化向民间渗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书院建设的启示。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通过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书院在国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礼乐教育是人格培养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当代书院继续坚持的传统。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宋代泰山书院述略》介绍了宋代泰山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主要业绩、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指出其在弘扬儒家礼学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纵观整场论坛，从报告的学者和代表看，既有资历深厚、成就辉煌的学术大家，也有当今活跃在各研究领域的青年翘楚。六场发言，代表们的讨论热烈而广泛，两代学者间也增强了代际对话，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报告的内容看，整场论坛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以致用。复兴礼仪文化、重构新礼仪不仅是应对当前道德滑坡、礼仪缺失的现实困境，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确立自己主体文化的客观需要。因此，代表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实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转化等现实操作性强的问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实践理性。在这种基础上对礼仪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已经远远超过当下学术本身的使命和意蕴。2.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参会代表们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广阔。同时，本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献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相结合，加强了研究阐释的深度，结论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会的研究仍是重点。本次会议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典章制度的考证，政治理念的阐发，社会关系的论述，有对生活细节、器物习俗的描述和考证，还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历史情境中审视地域社会与礼仪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考察礼仪的变迁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13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1-0057-07

井然有序的日本社会和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一直是对日本有过接触的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世界各国的学者、文人所著的日本文化论著中皆不乏对其礼仪的赞赏。我国早在成书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记载：日人主“敬”，描写其“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日本作为一个长期吸收中国先进文化养分的国家，对中国文化根基礼文化也展开了广泛的吸收。著名法国东洋学者 M・Kinsky感叹这一现象为“日本礼仪思想在没有中国礼仪文化存在的基础上是不能成立的。[1]97” 日本对华夏礼仪文化吸收情况的代表性研究著作包括：西本昌宏所作关于日本国家宫廷礼仪中中国礼仪文化吸收情况的探讨；王海燕研究日本古代都城空间礼仪中的中国因素影响；近藤启吾考察日本武家政权时代中国冠婚葬祭仪式的吸收情况；西村昌吉论述日本律令体制下畿内制创建过程中的中国典籍影响作用等[2]8。

先行研究中，考察日本国家层面或贵族阶层仪式性礼仪中中国礼仪吸收情况的研究居多。国家层面的研究偏重礼仪与政治、外交等的关系；仪式礼仪的考证多偏重特定场合程式化的礼仪规范。对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礼仪状况探讨的视角尚不多见。笔者通过选取各阶层礼仪书①，在考察内容上侧重民众一般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场面，形式图在这方面做一突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作用多发生在源头上，故本文重在探讨日本传统礼仪。日本礼仪发展变迁过程按照主要礼仪行为主体的标准可大致划分为：天皇政权下的宫廷贵族礼仪、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般社会大众礼仪。其中开花于室町时代，于江户时代向社会民众普及的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此时诞生了武家传统礼仪的三大流派：伊势流、小笠原流、今川流。伊势流主攻室内礼仪、小笠原流主攻军阵礼仪、今川流主攻朝堂礼仪。到江户时代伊势流与今川流逐渐衰落，小笠原流吸收了其他两流的可取之处，其宗家服务于德川幕府，其门人致力于向庶民阶层的普及。到了明治时代，武士集团政权下的礼仪被作为传统继承下来，通过学校教育、一般社会教育成功实现了向社会各阶层的普及，对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礼仪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将这种全民普及武士礼仪规范的现象称为日本社会的“武士化”，并将其视为日本近代化的一个指标[3]7。因此，本文设定武士政权下的礼仪为日本传统礼仪，在明确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着眼于日本经典礼仪书中中国礼仪的吸收情况，就礼仪思想、礼仪行为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日本吸收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轨迹

日本吸收中国礼学经典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过程经历了由中央到地方、由宫廷贵族、官僚、以禅僧为主的知识阶层到武士集团，进而到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历程。早在日本《记》、《纪》传说时代就有中国儒家经典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记载，传说当时来自朝鲜的阿直歧教授太子中国经典，王仁将《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带到日本。此后在日本与百济的交通中，公元513年6月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抵日，此后516年9月百济又派出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以替代段杨尔。五经是讲述周礼、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的总称。百济派出的五经博士模仿当时的梁制，需要分掌五礼（吉、凶、军、宾、嘉）的仪注。据此可以断定日本从此时开始系统学习我国礼学经典。此时中原礼学经典与平安时代开始设置的官僚选拔教育机构大学寮相结合，在大学四学科之一的 “明经道”课程中专门设置了中国古典礼书，即“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课程。在广泛吸收礼学精髓后的实践操作过程中，以《周礼》的畿内制与宫城建设为理论基础，大化改新政权下以王宫为核心的畿内建设逐步完善；体现儒家礼制思想的官位十二阶与宪法十七条；奠定了律令体制下日本国家统治的基础；在推古朝的外交活动中，礼仪标准主要参照了隋朝的《江都集礼》[4]345。

到了武家政权时代 （公元12-19世纪），我国的宋学、禅宗、岁时思想开始广泛影响日本传统礼仪。经历了室町时代后期的“应仁、文明之乱”后，礼学经典在日本开始逐步由中央向地方传播。萨南学派与海南学派分别致力于在九州与四国弘扬儒学。设立于今日本枥木县足立市昌平町的足立学校承担了向地方各阶层传授《礼记集说》等宋学典籍的重要作用。武家的婚姻礼仪中吸收了朱熹所著《家礼》的诸多元素。朱熹监修的《小学》也被收录到金泽文库中①。另外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宗被武士阶层所青睐，从多个层面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寺带有书院形式的房屋构造首先被上级武家住宅所采用，后扩展到民间，影响了其室内礼仪的形成和发展。以客厅为中心的日本式房屋内的礼仪与饮食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禅的茶礼及清规的影响[5]57。禅宗思想对日本的剑术礼仪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84。8世纪中叶，成书于中国6世纪的《荆楚岁时记》传入日本， 此后这本书一直拥有众多读者， 甚至直到江户时代还被重新翻刻，对日本的岁时年节礼仪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武家政权鼎盛期的江户时代后，德川幕府推崇儒学为官方学问意识形态，在幕府开设的学问所、诸藩开设的藩校以及民间大量私塾、寺子屋等机构中广泛讲授以四书五经中的《礼记》为代表的儒学经典礼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大量的庶民教化政策。山下武论述道“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是德川幕府的一条政治主线。[7]89”中国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影响具有时间跨度大、影响层次深、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对日本传统礼仪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 、日本传统礼仪思想中的中国因素

日本传统礼仪注重细节，不注重抽象思辨，礼仪书的内容基本都可以概括为“细微礼仪行为举止描写的罗列。[8]155”关于礼仪思想核心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礼仪本质与内涵的思考可以回答何为礼仪、礼仪的功能与作用的问题，是一国礼仪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礼仪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关系以及礼仪原则是决定一国礼仪的特色所在。故本小节从上述三个方面分别考察日本传统礼仪对中国礼仪的吸收情况。

（一）关于礼仪的本质与内涵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将礼仪分为礼之文与礼之义。礼之义为礼仪的根本内涵，礼之文为礼仪的外在表现形式。《礼记・曲礼上》开篇开宗明义讲到践行礼仪必须做到“勿不敬”。后篇中有 “所以治礼，敬为大”（《礼记・哀公问》）的论述，日本传统经典礼仪书《三议一统》②中直接引用“礼记曰礼之所治，敬为大。[9]6”认为尊敬之心为礼的本质，奠定了日本传统礼仪以敬意为礼之根本的基调。

礼仪的本质为敬意，敬意向谁表达，在什么范围内适用呢？需要对礼仪的内涵及其所要调整的关系做一论述。《三议一统》中回答这一疑问如下：

（礼仪即为）合神道、王法之理，制上下、同辈、三纲五常之矩，和平盛世为束带之法、举止进退之规，战乱之世为军旅之谋，以图天时地利人和之境。[10]9

这里所说的礼仪的内涵包括宗教、政治之理、军事之谋、衣冠制度（束带）之法、举止进退之规。这种包罗广泛，甚至包括军事、政治的礼仪内涵明显有别于西方及伊斯兰文化圈，应该说受中国传统吉凶军宾嘉的礼仪分类思想影响颇深。另外武家的礼仪在和平时代表现为仪表服饰之态、日常动作之仪，战乱时代表现为战事谋略。这与《礼记・聘义》中的“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日本传统礼仪在论述礼仪需要调节的关系时频繁出现 “上下的差别”、“同辈之礼”、“三纲五常”的概念。同辈之礼，不拘泥于只向身份地位高于自身的对象表达敬意的礼仪规范，在中国礼仪思想中体现在礼仪被封建道德化之前，“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甚至要求君王以臣下作为尊敬对象；《礼记・哀公问》中“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以自己的身体为尊敬对象。在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关系是“三纲五常”，《宗吾大草纸》①中对“三纲五常”做如下解释：“所谓三纲，礼记有云，君臣、父子、夫妇是也。敬其所敬、亲其所亲、耻其应耻”[10]17，这与《礼记・曲礼上》的“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别同异，明是非也。”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并且明确在文章中使用《礼记》作为引用出处来源，可见在当时的礼仪规范中，《礼记》作为判断礼仪行为是否妥当的标准发挥着巨大作用。关于三纲五常《宗吾大草纸》进一步解释为：“礼仪为，臣敬君，子孝亲，弟从兄，敬老者，上不侮，下不乱。[10]51”强调礼仪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的行为准则。

综上所述，日本传统礼仪继承了中国经典礼学理论框架，认为尊敬之心为礼仪的本质，礼仪的内涵包罗军事政治等广泛内容，在处理礼仪需要调整的关系时，通过吸收中国传统人伦思想使礼仪与封建等级秩序紧密结合。

（二） 关于礼仪与道德、修身的关系

中国传统礼学思想认为“礼节为治事之本”（《礼记・仲尼燕居》）。同时论述“不知礼无以立”（《礼记・尧曰》）。那么礼仪因何而立呢？ 对于礼仪这样一种需要逐步掌握的社会规范，我国礼仪文化强调首先加强个人修养，即习礼应从修身开始，强调修身养性是持家立业的基础。并强调内外兼修，内修道德，外修举止。这一思想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传统礼仪流派小笠原流礼仪教育书分为《修身论》、《体用论》两本，《修身论》用于修心，《体用论》用于修体，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礼仪的神髓。

武家经典礼仪书《三议一统》强调“（礼仪的修为）首先修身最为紧要”[10]31，认为修身为关键第一步。这与《礼记・大学》“从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强调要达到“平天下”的境界，“修身”是最初的阶段，有明显的对照关系。在《宗吾大草纸》中进一步阐述修身与礼仪的关系：“修身即为修心。应努力提升自身修为，培养德行。克制自我，不可放纵身体（行为）。随心所欲、随心之所想而动的话，无法区分德行的高低。[10]22”

其中的“修身即为修心” 可以在《礼记・大学》中找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本源语句，意旨“心为身之主”。身（行为）是心的表现，按照礼仪规范来约束自我，不过分放纵身体行为即为外修举止的过程。外在行为举止的修为在《礼记・冠义》中称：“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强调礼始于端正容貌、体态，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一定要体态端正、服饰整洁、表情庄敬、言辞得体。这既是内在修养的流露，也是尊敬他人的表现。《三议一统》中规定“礼仪之始在于正颜色、培养起居进退之度、言辞选择之慎。[10]38”同样要求礼仪起始于表情、动作、言辞等规范。

在外在行为举止的修为之外，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思想认为礼仪需与道德紧密结合。强调人的主体道德意识，要着力培养内在道德根基，要求人们做到“挥动于内”然后才是“礼发诸外”，对日本传统礼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传统礼仪同样注重内在道德的培养。关于人的内在道德培养要求基于武士社会的需要，首先要求忠诚、武勇。在这些目之外日本传统礼仪对中国五常思想也有一定的吸收。《三议一统》论述道：“礼仪最初要培养，仁义礼智信的五常”[10]33。中国《礼记・儒行》强调“礼节者，仁之貌也”，《宗吾大草纸》中将其直接翻译为“礼节是仁之貌。”，并进一步解释“仁即内心慈悲”[10]26，仁在中国礼学思想中内容包涵甚广，孟子强调“仁者爱人”，仁的核心是“爱人”，也即可以理解为慈悲之心；《三议一统》对义的定义为“扬善惩恶，明赏罚”[10]27。《礼记・中庸》谈论“义者宜也”，也即是关于义务性的“应当”的判断；礼的定义为“礼用来区分上中下各种情形，以此为依据，做出适当的举动。[10]27”这与礼记中的“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别同异也”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智为“忠为中”[10]28，在中国礼学经典中，不能直接找到类似的语句，但结合《礼记・礼器》中“忠信，礼之本也”与《礼记・仲尼燕居》“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是用来使人的言行适中的）的论述、忠（信）=礼、礼=中、可以推导出忠为中的结论。这里的“中”是指适中之意。信的定义为“真，真诚。[10]28”与中国传统道德观“讲诚信，诚实”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中国礼仪思想认为，内在道德与外在礼仪行为规范相结合才是表达礼仪的最理想境界，同时内在与外在礼仪修养的具体内容，对日本传统礼学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 关于礼仪的适度性原则

中国礼学理论强调礼仪是仁慈、敬意的外在表现，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礼仪的神髓。在具体礼仪的实践过程中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是适度性原则，避免过度的形式主义与精神主义。如《礼记・仲尼燕居》：“前略…不备，礼为虚”，无德的礼仪便是徒有其表，《礼记・乐记》更有“铺筵席，陈尊俎，列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的论述，强调“筵席・尊俎”等物品如何安置是繁琐的礼之末节，而非礼仪的本质。没有形式的“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礼记・孔子间居》）甚至也都认为是符合礼仪规范的。《三议一统》中有段《论语》中对礼仪本质与末节关系的引用“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0]41，即使形式上有所欠缺，只要内心充满相应情感，就是符合礼仪规范的，不提倡超出应有情感的过分的礼仪形式。

但中国礼仪文化没有完全否定礼仪形式的重要性，过分强调精神作用而忽略形式同样不可取，日本传统礼仪同样看重礼仪的形式，《三议一统》将习得礼仪需要掌握的内容概括为礼的心、礼的型、礼的运用[10]19。其中，礼的运用强调从型到心，通过不断反复礼仪的形式，体会礼仪的神髓。《宗吾大草纸》更是有一段引自《礼记・仲尼燕居》中的句子“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10]15，来批驳轻视礼仪形式的心理主义倾向。

正确的礼仪应该是既反对置内心敬意于不顾的形式主义、又反对完全忽略形式的心理主义。在施行礼仪的过程中做到“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愈节，不侵侮，不好狎”（《礼记・曲礼》）。在内在精神与外在道德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做到恰到好处的度。这种平衡如何把握呢？中国礼仪理论强调礼仪行为与自身身份、礼仪环境相适应，认为恰当的礼仪行为需要自我抑制、自我调整。《礼记・檀弓下》有云“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中略）品节斯，斯之谓礼。”《礼记・曲礼上》曰：“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强调在礼仪的践行过程中，既需抑制主体自我情感，也需依照礼仪事项本身而选择装束、物品、采取适当行为，由此来达到礼仪效果。没有不加修饰的完全展现自我的礼仪规范或者需要适当调整、适应环境氛围的要求。

在继承中国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江户时代著名伊势流礼学家伊势贞丈奠定了日本传统礼仪对这一礼学命题的基调：所谓礼节，是对贵人表示谦卑与敬意，不轻视身份卑微的人，对同等地位的人亦表示谦让。若过分对人表示尊敬即为谄媚；过分轻视身份卑微的人即为傲慢。既不谄媚、也不傲慢，举止与身份・环境相符合，无过之也无不及，是为礼节之要义[11]38。

上述内容强调，礼不谄媚、不傲慢的关键在于适度，提倡与身份符合的、与环境相适应的礼仪活动而且不可一味讲求外在礼仪规范，而失掉内心礼仪情感的伴随。（只注重形式的敬意容易被认为是谄媚）要时时考虑在适度性的原则下施行礼仪，在每个不同场合下选取最适合自身身份的礼仪形式。日本传统礼仪流派小笠原流强调礼仪要符合时宜，要遵循“时、位、处”的原则，即礼仪行为需与相应的时间、地点、个人身份相符合，认为礼仪环境与礼仪主体身份的重要性，小笠原流的礼仪儿童早教歌谣“失礼的行为，如（因与环境一致）未引起注意，不算作失礼。若引人注目（与环境不尽一致）了，即为失礼。[12]8” 《三议一统》指出“失礼，即是指不符合自身身份的不加抑制（感情与行为）的，随心所欲的行为”[10]19，根据身份、环境，选择合适的能够表达相应情感的礼仪形式，这与中国经典礼学思想有很明显的传承关系。

三、 日本传统礼仪行为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自古就有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之说，本小节重点考察了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礼仪行为，而频繁鞠躬几乎成为了世界各国对日本人交际礼仪的印象，以此探讨日本传统礼仪中交际礼仪核心要素敬礼方式与日常行为礼仪基本要素：对本节分基本姿态与基本禁忌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敬礼

交际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中用于人际交往的重要礼仪，在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敬礼是交际礼仪中历史最长的核心礼节，用于表达问候、敬意、致歉等多个含义。纵观世界各国的这项礼节，一般都伴随身体接触，如西方礼仪中的握手礼节、亲吻礼节。而唯独中国传统礼节中的作揖、跪拜以及日本的鞠躬、跪拜礼节，行礼双方不需发生身体接触即可完成。敬礼在日本传统礼仪中分为站立敬礼方式（立礼）与跪坐敬礼方式（坐礼）两种，都是通过屈体的深度表示敬意的程度。

“立礼”相当于中国礼仪行为中的“揖”，“坐礼”相当于“”。《仪礼・观礼》中描述古代贵族相互行礼叫做揖，分为：土揖（对百姓）、时揖（对异姓）、天揖（对同姓）三种、以直立姿态，双手合掌置于身前上下震动表达敬意。以手部提升的不同位置来表示不同程度的敬意，手部提升高度与敬意呈正相关，即提升越高，敬意越高。日本传统站立敬礼方式需首先保持身体直立，双臂下垂放置身前，随上体前倾双臂沿腿部下垂。敬意表示程度分为三个层次，一般划分为“真、行、草”三种，躯体深度即身体距离地面高度与敬意程度呈反相关关系，即身体距离地面越近，敬意越高。这与中国古代礼仪中的三种“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中国传统礼仪中对应不同的场合和对象，跪拜礼节一般按照《周礼・春官・太祝》的分类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其中除吉拜、凶拜、奇拜之外的各种礼拜方式在日本传统礼仪中都有所体现。稽首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拜礼中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是拜礼中次重者。空首是两手拱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是拜礼中较轻者。这三拜是正拜。因中国汉代前没有凳椅， 人们的坐姿相当于现在的跪，所以基本姿态都是先跪坐地面。日本传统礼仪中“坐礼”的基本姿态也都是先跪坐于地面①，

双手触地，上半身屈伸程度越大敬意越高，常见三种“坐礼”分别叫真、行、草，依次为使头部触到手背、头部距离手臂四五寸、身体带动头部略前倾。与中国跪拜中的上述三种跪拜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中国的“振动”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这种拜法主要在日本神道拜式中有所体现，神道一般拜式为两拍手再拜，即双手在身前排击两下敬礼礼拜。褒拜是回报他人行礼的回拜，也称“报拜”，日本传统礼仪中一般要求受礼一方要根据与行礼一方的身份地位差异给予回应。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相当于上述站立敬礼方式，对应中国的“揖”。另一种说法为女性拜礼，跪坐于地面，双手触地，身体前倾而拜，但头部保持抬起，不触地。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宫廷女官中曾经一度施行过此种拜礼方式。

行礼时的基本禁忌在中国传统礼仪中规定“立容辨卑、毋谄；头颈必中”（《礼记・玉藻》），这种不过分谄媚，否定仅仅依靠头部表达敬意的做法在日本传统礼仪中得到广泛吸收。日本传统“坐礼”、“立礼”都要求头部不下移，“头颈必中”，与背部保持水平。

上述日本传统礼仪中的立礼、坐礼从基本姿态、基本禁忌的角度都受到中华礼仪的深刻影响。

（二）步行

仪表礼仪中的步行方式在各种仪式场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礼仪注重从一个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中去窥探礼仪修养，对礼仪行为细节有十分苛刻的要求。日本传统礼仪观点认为表敬程度越高，越要迈大步并放缓速度（女礼、庶民礼仪书、武家礼仪书皆有要求）。中国《礼记・曲礼下》中描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从天子到庶民步速依次变得急促，可以推断中华传统礼仪认为步速的庄重程度、表敬程度是缓慢大于急促，应该对日本传统礼仪规定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日本传统礼仪规定在铺设有榻榻米的和室中，举行茶会等较隆重的活动时要求足底不离开地面的步行方式，这种步行方法在《礼记・曲礼下》已经有所描述“行不举足，车轮曳踵”。要求步行时不抬起脚，像车轮滚地一样拖地而行。作为一种表达敬意的步行方式在我国《礼记》的成书年代已经存在。在建筑物内的快速行进，《礼记・玉藻》强调“执龟玉，举前曳踵，如也”，要求持有龟甲、玉器时抬脚尖用脚后跟拖地而行。而武家礼法的室内徐驰规定是“提高后脚跟，点脚尖进行，避免身体上下起伏以及发出声音。[13]18”传统武家礼法中的跑步方式与中国礼记中规定的要求不尽一致，但在抑制身体上下起伏，不发出跑步声音这点来说是共同的。

此外在步行的禁忌中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礼记・曲礼上》记载了“大夫士、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践阈。”的语句，要求不踩踏门槛。日本传统家庭礼仪教育书《诸童法》要求“进入铺设有榻榻米的房间时，切勿踩踏门槛等。[14]23”在现代日本礼仪中依然通用。另外“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礼记・曲礼上》要求不踩踏地上放置的物品。这与日本传统礼仪普遍强调的“切勿跨物而过，将物品移至一边后再通过”[15]3具有明显的一脉相承关系。

（三）对面

日本礼仪不论传统与现代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即在与身份高于自己的人交谈时将直视对方的眼睛视为禁忌。但是同时又将面部完全不朝向对方视作及其失礼的表现。这点在传统到现代的众多礼仪书中都有所提及。因此将视线投向哪里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礼仪规范。《三议一统》奠定了日本礼仪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规范，“跪坐对面时，目光投向六尺左右的距离，既不过度仰面也不过度俯首。站立对面时，目光投向十五尺左右的距离，过度仰面或俯视视为丑陋。[10]21”

中国《礼记・曲礼下》中规定“天子视不上于袷，……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倾则奸。”与天子对面时，看天子的目光上不过衣领的交叠处，下不过衣带，凡视人，视线高于面部就显得傲慢，低于衣带就显得忧愁，歪着头就显得用心不正。中日两国对面视人时的目光投向规定有一定对应关系，只是日本传统礼仪规定更加细致。双方处于水平高度时，关于目光的规定如何呢？日本传统礼仪规定“在主君面前，要谨记将自身的左面呈现在其视线所及之处，切不可呈现右侧。[16]6”认为将自己的左半部呈现在对方目光可及范围视作敬意的表示，《礼记・玉藻》提到“凡侍于君，……视下而听上，视带以及袷，听乡任左”，意为凡陪侍国君的，……目光下视，耳神上听，眼光下不过国君的腰带，上不过国君的衣领，倾听时头稍偏右，用左耳。与上述内容有一定的对照关系，应该同是遵从中国阴阳思想认为左为上的论断。综上可以认为日本传统礼仪中在与人对面时的核心礼仪规范――视线投向的基本要求与禁忌与中国传统礼仪有很深的渊源。

（四） 物品呈递

向对方呈递物品过程中，为了表达对对方的敬意及尊重，《三议一统》规定基本姿态原则：“轻物若重，重物若轻。[10]26”在《礼记・曲礼下》篇章中，“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意为“凡为天子拿器物，即使很轻也要像拿不能胜任的重物一样”几乎有同样规定。手持物品时的高度也有规定，在日本传统礼仪书中根据自身与对方的身份差异物品呈递时的举托高度按照敬意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同目高、同肩高、同胸高、同腰带高四种。同目高的要求一般用于极其贵重之物品，包括祭神器具等。为来客呈上饭菜茶水一般要求托举至与胸同高。这种手持物品高度的差异可以在《礼记・曲礼下》中找到根据“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意为“执天子之器物需要举至高于心的位置，国君则与心持平，大夫则低于心，士则提着就可。”

物品呈递禁忌主要为，若是异性间相互传递物品时，有严格的禁止触碰手部的规定。日本传统礼仪认为：“（男性）向女性传递“子”（传统斟酒器具）时，应抓长柄后端，切勿抓前端，双方传递完毕后迅速收手”[17]51。江户时代小笠原庶流（民间版）“女性给男性递送（香炉）时，不论对方身份高低，一律先放置于地面再传递。[18]9”中国《礼记・曲礼上》中已经有“男女受授不亲”的礼仪规范、具体来说“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要求男女不直接传授物品，在祭祀等隆重场合需要传递物品时，女性用托盘接物，若没有托盘的话则放置于地上，男性再取之。

日本传统礼仪中，为对方呈递物品时自身持物品的不同高度规定以及在公共空间男女传递物品时的接触禁忌，体现了对中国经典礼仪行为规定的吸收。

结 语

本文从历史源流、礼仪思想、礼仪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了日本传统礼仪对中国礼仪文化的吸收情况。以儒家礼仪著作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早在《记》、《纪》时代就传入日本，一直到江户时代到达鼎盛期，并成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从统治阶级向社会大众的渗透普及，对日本传统礼仪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礼仪思想中礼仪的广泛内涵及其与封建等级秩序的结合、重视内在德行与外在修为内外兼修的特点、礼仪的适度性原则均在日本传统礼学原理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礼仪具体行为实践中选取了交际礼仪中最常见的敬礼方式与礼仪元素层次的步行、对面、物品呈递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发现在行为姿态基本要求与禁忌方面均受中国礼仪行为规定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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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0-0096-02

当前，礼仪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人们的礼仪是否周全，不仅显示其修养、素质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其事业、业务的成功。高职院校大学生更应加强传统文化熏陶，加强礼仪知识的学习，全方位提高个人文化素养。

一、高职院校礼仪理论课教学认识存在误区

1.高职院校礼仪教学理论课教学内容趋利性明显。在物质文明繁荣的同时，一些大学生的礼仪修养却相对落后、缺失。一些西方“新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加上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传统文化教育的减少，导致有知识、没文化，受教育、没教养，不尊敬师长、缺乏诚信的现象比比皆是。当前，高职院校的礼仪课程，如公关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等，多与专业结合，在学习过程中，一些高职院校大学生动机趋利倾向明显，他们认为，礼仪是为专业课服务的，礼仪课学不学无所谓；甚至有人一想到“礼仪”，就把它等同于穿旗袍的迎宾小姐，这些对“礼仪”的区解，使礼仪课在专业课与必修课面前成为点缀。

2.部分教师认为，加大礼仪实践课的比例就可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当前，高职院校礼仪理论课的课时远远多于实践课时，以一个28课时的礼仪课为例，学生演练的课时不到一半，因此，一部分教师认为，实践课课时的不足是导致当前大学生礼仪素养低下的根本原因，许多教师只注重在礼仪课中学生的一举手一投足，未能充实学生的精神世界，这样做除了能引起部分学生学习的兴趣外，很难从本质上做到以情动人、内化于心。一些学生为获得高分或读本的名额，而与辅导员老师、课任老师“套近乎”，反而成了老师眼中的“会做人、会做事”，一些学生做事走极端，这些是礼仪实践课里所不能发现与纠正的。

二、高职院校礼仪理论课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1.传统教育与现行教育脱节，导致礼仪缺失。现在的高职院校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对礼仪教育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有一些传统教育的影响，也仅限于背诵一些词句，而未将这些精华内化于心，成为指导自身行为的标尺。当前，高校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社会对大学生的评价，都是以拿了多少本证书、奖状以及成绩单来衡量的，而学校在评价学生的时候，往往也是把成绩、证书排在第一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虑往往排在成绩、证书之后，这就使学生的行为以“分数”、奖状和证书为目标，缺少对内在道德品质、内涵修养的修炼。“软素质高于硬技能”，“三分做事，七分做人”，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对高职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礼仪作为一个人内在修养的外在体现，不仅影响着用人单位对高职大学生的评价，更影响着大学生工作能力的发挥。

2.礼仪理论课教学僵化死板，不能做到形神兼备。一些教师自身素养不足，理论课教学只讲外在表现，忽视内心体验，按教科书塑造出来的学生礼仪姿态，显得矫揉造作：手的动作不到位，不大方；动作到位，但面部表情又冷淡，有时虽面带微笑，却让人感受不到真诚。简言之，就是不能做到形（包括眼、面部表情、手、姿态、语言）与神（发自内心，真诚、亲切自然）一致。一些教师本人的礼仪形象不过关，言语缺乏震撼人心的穿透力，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对各种礼仪知识信手拈来，使礼仪的教育仅停留在肤浅的层面，无法使学生发出“我要改变”的实际行动。“内得于己，外施于人”。只有内心有着“明敏的心灵、无畏的勇气、坚强的毅力和热忱的信念”，才能表现为一个人外在的谈吐优雅、举止得体。

三、创新高职礼仪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成效

1.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培养大学生礼仪美德。大学生作为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应当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提升自身的素养，提高就业的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内省慎独、宽厚谦虚”和“诚于中而行于外，慧于心而秀于言”等主张是对礼仪素养的高度概括。孔子认为，礼仪是一个人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提升大学生的礼仪素养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还应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时代内涵，使礼仪更符合时代的需要。“礼”的核心是“敬”，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礼仪的最高境界是对自己人格的完善、道德修养的提升，只有理解了才不会误以为礼仪就是研究如何着装、化妆、站坐、迎来送往等，从而真正实现开设礼仪课程的教学目标。

2.重视礼仪性情的培养。知礼、守礼、行礼、尚礼，是大学生在文明礼仪方面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实践证明，礼仪学习有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健康的人格。

3.根据不同的专业，设计各种礼仪知识的讲授。不同的专业，对礼仪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如在设计文秘专业礼仪训练内容时，应结合本专业的教学目标，设计情境，主要让学生在办公环境中学习电话礼仪、接待礼仪、宴请礼仪、座次礼仪等专业礼仪的知识，掌握相关的技能，提高自身礼仪修养。而在旅游专业礼仪训练时，则应侧重学生处理旅游事务的具体环节中，学生的语言、仪态和礼仪知识的实际运用。

4.提高礼仪教师素质，使其能言传身教。礼仪教师应该是礼仪的“代言人”，教师本身应具有礼仪的专业知识，具备优秀的品德与高尚的人格，还要具有良好的修养与得体的举止以及优雅的仪表。当课程涉及到个人修养、接人待物、为他人服务时，教师自身的经历、对待学生的态度以及处理人际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好的示范；此外，教师得体的穿着、优雅的行为，使得举止礼仪和服饰礼仪的教学直观可视，日常的熏陶会使课程的学习达到更好的效果。教师具备的有关礼仪的综合素质越高，越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传统的“礼”文化，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教育学生，将其塑造成为尊师重教、团结同学、爱护生命、珍惜资源、诚实守信、举止文明的新一代大学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把“明礼诚信、团结友善”作为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可见，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是礼仪教育的现代价值目标。

成功的礼仪实践教学能帮助大学生提高个人修养，保持身心健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自我完善，获得他人和组织的认可和尊重，增强自信，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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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4）

一

“礼俗”对于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田野考察中可知，中国的仪式音乐多与民间礼俗相须。因此对礼俗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与国家制度之关系、背后体现的传统思想观念，成为史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台湾学者王秋桂教授以《〈民俗曲艺〉与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为题，介绍了这一刊物中发表的关于仪式音乐研究的篇目，并交待了黄翔鹏先生期望他能够进行“中国传统法乐汇编”工作的一段因缘。另，先生在谈及以华南学派为主体的“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时说到：“这一学派研究历史的观点就是强调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地方离不开国家，国家制度笼罩着地方一切作为，包括地方仪式。”先生的发言指出了地方礼俗仪式与国家制度具有的一致性、相通性之关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以《礼俗・礼制・礼俗――中国传统礼乐体系两个节点的意义》为题，梳理出中国传统礼乐体系依“礼俗―礼制―礼俗”的发展演化脉络，并具体指出了其中两个“节点”的重要内涵：“前一节点”定位了部落氏族方国阶段，婚姻丧纪之礼从俗到礼俗再上升到礼制，并与国家意义上最高礼制仪式用乐相整合，构成国家礼制仪式用乐的整体性意义。国家将礼制仪式进行分类、分层，并将乐与仪式相须固化为用，形成国家礼制层面上的等级性、类型性、体系化之用乐形态，彰显了中国三千余载的传统礼制仪式用乐之主导脉络；“后一节点”定位于由乐籍制度解体而导致礼制仪式用乐下移并俗化，强调国家礼制到民间礼俗的转化过程，阐述民间礼俗是国家礼制的“俗化”显现。

西南大学的李方元教授以《〈诗经〉“二南”乐歌与“礼”“俗”》为题的发言中也谈到“礼俗”。其分别定位了周代社会的“礼、俗、乐”，认为“礼俗”即“礼与俗之合和”。据其所论：礼，即标准、准则，是社会和人们行为的依据，是具法典意义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俗是综合了“习俗”与“风俗”这两方面因素后的社会语境对“人”的影响。他指出，“礼”“俗”分属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两个不同的范畴，而“礼俗”合一，则与“礼制”有关。

西安音乐学院的罗艺峰教授以《礼、仪、式、术：民间礼俗的观念结构》为题进行了发言。其首先定位了上古时期的礼乐以事神为核心，“礼、仪、式、术”分列四端的“四维结构”：“礼”是指事神致福的行为和目的；“x”是指礼的法式和节度；“式”是指典礼的样式和规格；“术”是指礼仪的技艺和方法。并引用宋代文献《太平御览》中所载秦汉时期的“迎气”礼乐中体现的观念结构，又辅以田野考察材料中当代山西盲人“霍州书”的民间礼俗体现出的观念结构，指出这一“四维”观念顽强的遗传性，甚至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存活至今，值得引起研究者注意。

另外，中国海洋大学张咏春博士的《从国家典礼到民间礼俗――显陵御乐的兴衰》、忻州师范学院孙云博士的《国家在场――佛教仪式音声研究的重要维度》、河北师范大学的常江涛博士以《从国家礼制到民间礼俗――明清吉礼小祀仪式用乐对河北民间祭祀礼俗仪式用乐的影响》为题的发言，均从国家礼制与民间礼俗互动的研究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二

礼俗是历史上生成的概念，当下的礼俗仪式与历史上的礼制仪式具有渊源关系，因此对礼俗仪式音乐的研究需从“历史与田野”两个维度进行探究。

中国音乐学院的赵塔里木教授以《田野得新知――文献与田野互证两例》为题，通过对民歌《高大人领兵》文献的对比论证，阐述了“历史与田野”背后反映出的音乐史学观深刻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背后体现出精英与民众共同创造的史学观。其提出的“史料视野”，指明了音乐学研究需要从纸本史料向文物、口碑史料拓展，其目的在于揭示无文献记录的民众参与历史创造的事实。

天津音乐学院的郭树群教授以《由“历史”伸向“田野”应彰显时代色彩；从“田野”探向“历史”需呼唤史学涵养――“礼失而求诸野”学术传统的当代延伸》为题，深入辨析了“历史”“田野”的相互关系，认为这是对“礼失而求诸野”学术传统的认知和继承。郭树群认为，“由‘历史’伸向‘田野’”应当彰显的时代色彩必须体现寻求多重证据法的方法论光彩；而“从‘田野’探向‘历史’”则要求我们用最精细、最严谨的办法去检阅材料，以求得多重证据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达到所谓“立体释古”研究境界。

三

仪式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重点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作为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理论，国外仪式音乐研究的相关理论对中国本土仪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的曹本冶教授与中山大学的周楷模教授以《文化中音乐”与“仪式中音声》为题作了联合发言。发言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将“文化中音乐”置于“思想―行为”中观察，并把“文化中音乐”的行为分解为“过程”（音乐的社会化过程）和“产品”（音乐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并强调，需从“思想”“过程”及“产品”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去理解音乐在其文化生态中的意义。对于“仪式中音声”的“思想―行为”研究，发言指出，仪式作为行为过程和过程之产品，具有“近信仰”与“近世俗”两种属性的“思想”内核，须在“信仰/社会价值观―仪式―仪式中音声”三者一体生态结构中去理解“仪式中音声”的功用。第二部分，发言把曹本冶与项阳的研究归纳为两种模式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都是从研究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模式体系”：曹氏模式是以系统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文化中音乐”的反思立场，结合中国传统“道―行”合一思维，立足于对中国传统仪式展演的“仪式中音声”之长期研究所得；项氏模式是以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典籍为据，结合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视野，落脚在从宫廷到民间盘根错节的中国“礼乐”传统之根研究所得。发言对项氏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借用“接通”理论强调：思想和行为深究、“乐”或“音声”与文化生态、理论与考察实证、东西方学术思维诸方面的接通，方能有希望在特定的学术领域提炼出有事实依据、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模式。

中央音乐学院的张伯瑜教授以《论村落结构中的民间乐社》为题的发言，以流传在河北、山西、陕西、湖南土家族地区等地的音乐会社为对象，基于村落结构之“社会权力”“社会生产力”“社会生活”的变迁，探讨会社在传统村落中的作用及村落结构在变化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教授以《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一种从艺术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是以仪式化音乐表演为对象和路径，藉以观察和揭示人们在其音乐表演活动中如何经由和利用仪式表演行为，将观念性音乐文化深层模式转化为音声表象的过程和结局，并辅以必要的阐释性分析和文化反思。

除了从理论模式、范式对仪式音乐研究进行的研究，研讨会更多类型的研究是从通过个案对具体仪式音乐的内容、内涵予以梳理、解读。

福建师范大学的王耀华教授以《孔庙礼乐：定位、礼乐实践及其文化内涵》为题，从“庙制”设立的历程与礼乐的规制两方面对孔庙礼乐进行定位，从“礼仪规范、乐章、奠仪行为”三个方面对孔庙礼乐的礼乐实践及其文化内涵予以了阐释。

河北师范大学的赵书峰博士以《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历史与变迁》为题的发言，对瑶族婚俗仪式音乐展开“历史与田野”双重维度的审视与观照，其研究中注意到了瑶族地区不同历史时段的建制沿革以及乐籍制度、卫所制度影响下，对于瑶族传统文化形成产生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齐柏平博士以《谈谈土家花灯的礼俗仪式特征》为题，从“五礼”类型对花灯服务的礼俗类型予以类归。

民族音乐学研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一些研究者的研究也注意从人类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学习、借鉴一些理论、方法、视角用于仪式音乐研究。中山大学的邓启耀教授《无象之相――佛教祭礼乐象的视觉人类学观想》、河北大学齐易教授的《民间音乐仪式与影像录制》发言，体现出对视觉人类学、影像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的《新礼俗音乐“村歌”的兴起及其意义》、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的《历史与田野的对接互动――基于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实践》、赣南师范大学肖艳平博士的《客家礼俗音乐崇祖现象的故事形态学分析》、首都师范大学邓志勇博士的《礼俗仪式音乐的声景学研究方法初探》等发言，均显示出以“区域音乐研究”“口述史研究”“故事形态学分析”“声景学”等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传统音乐研究也多以个案的方式呈现，但强调从音乐本体层面切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周青青教授以《云南鹤庆六合乡白依人的礼俗音乐》为题的发言，既有对白依人唢呐音乐的曲牌类型、来源、服务礼俗仪式场合、与当地戏曲吹吹腔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对白依人的族属、语言、唢呐传播历史等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的探讨。江西师范大学的刘雯博士以《苏州“十番鼓”音乐的{查与研究》为题，从“多声部音乐的角度”切入，分析苏州十番鼓音乐的分类、艺术特征以及旋律发展手法。

四

史学、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对礼俗仪式音乐的研究论域既有交叉，又各有特点，各学科的研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优势。郭树群提到了“立体释古”，项阳一直强调“接通”理念，曹本冶与周楷模也指出需要东西方思维的“接通”才能提炼出有事实依据、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模式。因此对于中国礼俗仪式音乐研究而言，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和界限，进行“立体的音乐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史学、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各自的长处和优点，融东西方学术理论精华来进行研究，以此揭示研究对象蕴含的音乐文化内涵。

王秋桂先生所指出的华南学派对国家与地方、制度与礼俗仪式的定位，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同属这一学派的陈春声教授在《回到历史现场》一文中指出：“应努力把传统中国社会研究中，社会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学术风格结合起来，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尽量回到历史现场去。”①我们看到，大学术界是在解决了国家与地方整体一致性关系的前提下，进而对不同区域、地区间的礼俗仪式进行研究，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多学科方法论有机融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

学术在发展，理念在更新。我们应该关注相关学术领域的学术动向及研究成果，吸取其精华，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仪式音乐研究源于西方，学界将其引入后，相关研究偏重共时层面对当下仪式音乐活态的把握。但中国的仪式音乐与西方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仪式音乐又存在明显差异。史学研究之所以强调从“礼俗”视角切入对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旨在提醒我们需要意识到“礼俗”概念下的“仪式音乐研究”。因为中国的“礼俗”涉及到国家、制度，涉及到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形态。换言之，礼俗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形态，也是当下民间仪式音乐的历史形态。“礼俗”与“仪式”两个词并置连用，既是强调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特殊性，也是强调中国仪式音乐研究需要关注国家制度，需要关注历史。

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5）

军事礼仪文化的演变流程显示出其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军事礼仪传统文化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其不合于历史发展的弊端。现阶段军事礼仪文化是在继承传统军事礼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难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传统军事礼仪文化的批评和攻击，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传统军事礼仪文化对于现代军事礼仪文化的影响？当前在军事礼仪文化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着那些问题？只有经过认真反思，并对军事礼仪文化建设现状做一理性分析，我们才能够对其创新发展做出前瞻。

一、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误区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军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由于各种文化思潮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只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军事礼仪文化的形式而忽略其内涵

我军礼仪文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盲目地追求礼仪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军事礼仪文化的内涵。军事礼仪文化是将军队在其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官兵，通过教育、整合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影响军队整体规划发展和处理军队内、外部矛盾冲突的一系列准则和行为方式，这其中渗透和凝结着军队整体价值观念和管理理念。只有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念通过各种军事礼仪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军事礼仪文化，如果只有表层的形式而未表现出军事礼仪内在价值和理念，这样的军事礼仪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它将难以维持，所以不能形成文化推动力，对军队发展难以产生深远的影响。

军事礼仪是一种形式，但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在军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升军人个体文化修养的关键环节。《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者，节之准也”、“强国之本”，他认为礼仪是人们言行的准则，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此言虽有过分夸大礼仪作用之嫌，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军事礼仪文化在导向教育官兵、改善军队对外形象、提升军队战力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英国大哲学家约翰·洛克说：“没有良好的礼仪，其余的一切就会被人家看成骄傲、自负、无用和愚蠢。”一支军队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军人个体的现代化，军人个体的现代化需要军人素质的全面提高。人文素质是其他各种素质发展的依据、支点和纽带，是一个人立身做人的最基础的素质。军人文化素养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将军事礼仪行为规则转化为军人个体思想意识的“内化”过程以及将个体思想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外化”过程。这两个过程需要军事礼仪执行实施者长期的学习实践。实现了两个转变，也就实现了军人礼仪意识的形成，同时实现了军人个体文化素养的提升。

2.军事礼仪文化实践误区

许多官兵认为，军事礼仪文化就是简单的礼节礼貌，而与军队管理无甚关系。这种理解非常片面。因为军队作为一个实体性组织，不同于教会的信念共同体。军事礼仪文化对于增强军队内部的凝聚力、提升军人个体文化修养固然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它渗透于军队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一切军事活动策略中，并协同发挥作用。军队核心价值观即“军魂”贯穿于军队军事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并与军队环境相适应，因此军事礼仪文化不能脱离军队管理实践。

现阶段我军基层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还处于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据调查，军事礼仪执行不尽人意。北空某部普遍反映当前官兵对基层军事礼仪文化建设重视不够，执行力度不够。另外，不少官兵只限于下级对上级的单向执行。军队领导层对于军事礼仪的不重视直接导致礼仪文化在部队基层的传播和建设。在众多被调查者中，近30%的官兵认为部队领导层对于军事礼仪的执行实施力度不够，其中甚至有忽视军事礼仪的现象，以致自身形象受损，军事礼仪无法贯彻执行。

3.关于军事礼仪文化的两种极端观点

当前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中面临着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认为军事法律法规建设可以取代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二是认为提倡“以人为本”的治军理念必然导致军事礼仪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功能的丧失。这两种观点都虽然在观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很容易得出相同的结论。上述两种观点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首先，传统文化中礼仪形式主义的倾向就十分强烈，以至于直至封建社会末期都没有真正克服掉。再者近现代对于封建礼教的猛烈批判和攻击从未停止。陈独秀之《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吴虞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孔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李大钊之《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以及胡适、周作人等文化名人发表不少的文章进行礼仪批判。直至今日，不少人对于礼仪文化持排斥态度。长期的历史批判使得现代人对于礼仪产生一种偏激的看法。礼仪便是封建的，是形式主义。这种错误的看法直接导致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停滞不前。

其次，对于从严治军，依法治军的治军理念的曲解。过分强调“严”，则会导致其他治军方式的失落。强调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可以提高官兵法制观念，有效地提升部队战斗力，但一味地强调法律法规，就会使军事礼仪文化建设面临“罢黜”的境地。据调查，有些部队基层主官过于依赖军队法律法规，出现了死管理、硬管理的现象。导致部队基层毫无生气，文化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所谓治国之道，宽严相济；治军之道，一张一弛。军队管理应该刚柔相济，硬管理和软管理相结合。这样才能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再次，对于“以人为本”的曲解。以人为本是指在部队建设中要求领导者在军事实践中要站在“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的高度，紧贴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和当前部队建设实际，着眼提高官兵的素质，积极发挥官兵在部队全面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营造官兵干事业的环境氛围，维护好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尤其要发挥领导自身的模范作用。认为提倡“以人为本”必然导致军事礼仪文化的丧失的观点是对“以人为本”治军理念的错误理解。将“以人为本”理解为以自我为中心，这必然得出军事礼仪道德规范和约束功能丧失的结论。

4.忽视了军事礼仪文化的创新和特色化

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文化创新方兴未艾，但也存在问题，就军事礼仪文化建设来说，对传统军事礼仪文化资源重视不够；过于注重从军事角度研究问题，而从党和国家的宏观层次研究国防和军队文化建设问题不够；特别是在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在长期“左”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创新精神不足，唯上、唯权意识，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空话、套话盛行，思想创造匮乏、枯燥的现象常见。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不能脱离军队建设日益丰富的实践，把军事礼仪文化建设看成是少数特定群体或智囊团的事情，会制约军队文化建设的创新。

另外，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过程中思维僵化，军礼教育方式单一，采取说教口吻、生硬呆板，降低了部队官兵进行礼仪文化建设的热情，削弱了军事礼仪文化的吸引力，妨碍了军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

二、军事礼仪文化现状剖析

在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进程中，人们在军礼理论和实践方面主要存在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有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一切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在滋生。这种观念从个人愿望出发，势必会反对公共秩序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反对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礼仪道德建设。

出现这种现象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一方面，自“五四”运动以来对礼教的批判从未停止。长期的毫无节制的文化批判使得“个人主义”思潮泛滥，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对于事物的评价很不一致。极端利己主义宣扬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置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极端地追求自由、民主、权利。这种思想将直接导致社会的稳定。在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进程中，这种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严重的影响着军人文化素养的提高，如若不在理论上分清是非，礼仪文化建设无从谈起。

其二，在进一步健全军队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关于是否有必要建设现代军事礼仪道德存在困惑。长期以来，我国法制建设一直十分薄弱，这与儒家“礼治”思想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法制都以礼为准则。重道德修养轻法律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造成的种种遗害至今尚未肃清。长期的“建法制、去人治”使得人们难免产生一种强化法律法规建设，轻视礼仪文化教育的思想。表现在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上，部队法制建设获得较大发展，确立了依法治军的方针，在坚持本国国情、军情的同时，还注重与已经在国际军事领域加入的条约、协定相衔接，使军事法的内容与国际法准则和惯例相一致，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法制组织体制。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三、小结

军事礼仪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中国礼仪文化的一个分支，军事礼仪文化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自从萌芽之日起，军事礼仪文化就与其他诸多文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对于加强军队管理，提升部队战斗力，彰显军队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衡量军队道德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军事礼仪的精神即在于官兵务必遵守这种法则切实地去做。。军事礼仪在现代军队管理中的文化功用日益突出。然而军事礼仪文化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创新发展。而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现代化的“阵痛”正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军事礼仪文化也发生着激烈变迁，东西方军事礼仪文化的冲撞交融，使得传统的军事礼仪文化必须有所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多元文化对于我军礼仪文化建设的影响。把握方向，坚定立场，保持军事礼仪文化建设方向与我军性质与宗旨相适应，进而促进我军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

[2]尹雯.礼仪文化概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3]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6）

军事礼仪文化的演变流程显示出其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军事礼仪传统文化既有合理的一面，又有其不合于历史发展的弊端。现阶段军事礼仪文化是在继承传统军事礼仪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难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传统军事礼仪文化的批评和攻击，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传统军事礼仪文化对于现代军事礼仪文化的影响？当前在军事礼仪文化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着那些问题？只有经过认真反思，并对军事礼仪文化建设现状做一理性分析，我们才能够对其创新发展做出前瞻。

一、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误区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军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由于各种文化思潮和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只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军事礼仪文化的形式而忽略其内涵

我军礼仪文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盲目地追求礼仪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军事礼仪文化的内涵。军事礼仪文化是将军队在其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官兵，通过教育、整合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影响军队整体规划发展和处理军队内、外部矛盾冲突的一系列准则和行为方式，这其中渗透和凝结着军队整体价值观念和管理理念。只有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念通过各种军事礼仪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军事礼仪文化，如果只有表层的形式而未表现出军事礼仪内在价值和理念，这样的军事礼仪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它将难以维持，所以不能形成文化推动力，对军队发展难以产生深远的影响。

军事礼仪是一种形式，但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在军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提升军人个体文化修养的关键环节。《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者，节之准也”、“强国之本”，他认为礼仪是人们言行的准则，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此言虽有过分夸大礼仪作用之嫌，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军事礼仪文化在导向教育官兵、改善军队对外形象、提升军队战力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英国大哲学家约翰·洛克说：“没有良好的礼仪，其余的一切就会被人家看成骄傲、自负、无用和愚蠢。”一支军队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军人个体的现代化，军人个体的现代化需要军人素质的全面提高。人文素质是其他各种素质发展的依据、支点和纽带，是一个人立身做人的最基础的素质。军人文化素养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将军事礼仪行为规则转化为军人个体思想意识的“内化”过程以及将个体思想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外化”过程。这两个过程需要军事礼仪执行实施者长期的学习实践。实现了两个转变，也就实现了军人礼仪意识的形成，同时实现了军人个体文化素养的提升。

2.军事礼仪文化实践误区

许多官兵认为，军事礼仪文化就是简单的礼节礼貌，而与军队管理无甚关系。这种理解非常片面。因为军队作为一个实体性组织，不同于教会的信念共同体。军事礼仪文化对于增强军队内部的凝聚力、提升军人个体文化修养固然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它渗透于军队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一切军事活动策略中，并协同发挥作用。军队核心价值观即“军魂”贯穿于军队军事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并与军队环境相适应，因此军事礼仪文化不能脱离军队管理实践。

现阶段我军基层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还处于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据调查，军事礼仪执行不尽人意。北空某部普遍反映当前官兵对基层军事礼仪文化建设重视不够，执行力度不够。另外，不少官兵只限于下级对上级的单向执行。军队领导层对于军事礼仪的不重视直接导致礼仪文化在部队基层的传播和建设。在众多被调查者中，近30%的官兵认为部队领导层对于军事礼仪的执行实施力度不够，其中甚至有忽视军事礼仪的现象，以致自身形象受损，军事礼仪无法贯彻执行。

3.关于军事礼仪文化的两种极端观点

当前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中面临着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认为军事法律法规建设可以取代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二是认为提倡“以人为本”的治军理念必然导致军事礼仪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功能的丧失。这两种观点都虽然在观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二者很容易得出相同的结论。上述两种观点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首先，传统文化中礼仪形式主义的倾向就十分强烈，以至于直至封建社会末期都没有真正克服掉。再者近现代对于封建礼教的猛烈批判和攻击从未停止。陈独秀之《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吴虞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孔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李大钊之《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以及胡适、周作人等文化名人发表不少的文章进行礼仪批判。直至今日，不少人对于礼仪文化持排斥态度。长期的历史批判使得现代人对于礼仪产生一种偏激的看法。礼仪便是封建的，是形式主义。这种错误的看法直接导致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停滞不前。

其次，对于从严治军，依法治军的治军理念的曲解。过分强调“严”，则会导致其他治军方式的失落。强调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可以提高官兵法制观念，有效地提升部队战斗力，但一味地强调法律法规，就会使军事礼仪文化建设面临“罢黜”的境地。据调查，有些部队基层主官过于依赖军队法律法规，出现了死管理、硬管理的现象。导致部队基层毫无生气，文化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所谓治国之道，宽严相济；治军之道，一张一弛。军队管理应该刚柔相济，硬管理和软管理相结合。这样才能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再次，对于“以人为本”的曲解。以人为本是指在部队建设中要求领导者在军事实践中要站在“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的高度，紧贴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和当前部队建设实际，着眼提高官兵的素质，积极发挥官兵在部队全面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营造官兵干事业的环境氛围，维护好广大官兵的切身利益。尤其要发挥领导自身的模范作用。认为提倡“以人为本”必然导致军事礼仪文化的丧失的观点是对“以人为本”治军理念的错误理解。将“以人为本”理解为以自我为中心，这必然得出军事礼仪道德规范和约束功能丧失的结论。

4.忽视了军事礼仪文化的创新和特色化

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文化创新方兴未艾，但也存在问题，就军事礼仪文化建设来说，对传统军事礼仪文化资源重视不够；过于注重从军事角度研究问题，而从党和国家的宏观层次研究国防和军队文化建设问题不够；特别是在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在长期“左”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创新精神不足，唯上、唯权意识，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空话、套话盛行，思想创造匮乏、枯燥的现象常见。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不能脱离军队建设日益丰富的实践，把军事礼仪文化建设看成是少数特定群体或智囊团的事情，会制约军队文化建设的创新。

另外，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过程中思维僵化，军礼教育方式单一，采取说教口吻、生硬呆板，降低了部队官兵进行礼仪文化建设的热情，削弱了军事礼仪文化的吸引力，妨碍了军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

二、军事礼仪文化现状剖析

在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进程中，人们在军礼理论和实践方面主要存在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有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一切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在滋生。这种观念从个人愿望出发，势必会反对公共秩序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反对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礼仪道德建设。

出现这种现象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一方面，自“五四”运动以来对礼教的批判从未停止。长期的毫无节制的文化批判使得“个人主义”思潮泛滥，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对于事物的评价很不一致。极端利己主义宣扬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置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极端地追求自由、民主、权利。这种思想将直接导致社会的稳定。在军事礼仪文化建设进程中，这种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严重的影响着军人文化素养的提高，如若不在理论上分清是非，礼仪文化建设无从谈起。

其二，在进一步健全军队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关于是否有必要建设现代军事礼仪道德存在困惑。长期以来，我国法制建设一直十分薄弱，这与儒家“礼治”思想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法制都以礼为准则。重道德修养轻法律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造成的种种遗害至今尚未肃清。长期的“建法制、去人治”使得人们难免产生一种强化法律法规建设，轻视礼仪文化教育的思想。表现在军事礼仪文化建设上，部队法制建设获得较大发展，确立了依法治军的方针，在坚持本国国情、军情的同时，还注重与已经在国际军事领域加入的条约、协定相衔接，使军事法的内容与国际法准则和惯例相一致，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法制组织体制。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军事礼仪文化建设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三、小结

军事礼仪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中国礼仪文化的一个分支，军事礼仪文化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自从萌芽之日起，军事礼仪文化就与其他诸多文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对于加强军队管理，提升部队战斗力，彰显军队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衡量军队道德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军事礼仪的精神即在于官兵务必遵守这种法则切实地去做。。军事礼仪在现代军队管理中的文化功用日益突出。然而军事礼仪文化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创新发展。而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现代化的“阵痛”正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军事礼仪文化也发生着激烈变迁，东西方军事礼仪文化的冲撞交融，使得传统的军事礼仪文化必须有所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多元文化对于我军礼仪文化建设的影响。把握方向，坚定立场，保持军事礼仪文化建设方向与我军性质与宗旨相适应，进而促进我军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

[2]尹雯.礼仪文化概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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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7）

二、不同历史时期礼仪文化的社会功能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观念、思维、精神交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直接产物，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发展中去理解。礼仪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至文明时代的产物，它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礼仪文化形式。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当远古人类对生老病死、饥饱冷暖、安危祸福、人丁兴旺等生命现象以及对闪电雷鸣、刮风下雨、昼夜更替、四季轮换等自然现象无法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时，他们对其产生敬畏、恐惧和神秘之感，于是产生对神灵的敬畏与崇拜。“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替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存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当神灵崇拜产生后，人们进而编造出各种鬼神崇拜仪式，这就是原始人类最早的礼仪文化形式，例如女娲补天、各种祭祀歌舞和自然崇拜仪式等。人们通过祖先崇拜维持原始氏族或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巩固本氏族或部落的团结与稳定；通过自然崇拜协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原始礼仪文化产生之后，它便成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低级的社会意识形式，成为协调和维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日常行为规范。

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8）

通常所说的礼仪主要指礼节和仪式。大学生是未来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承担着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传承任务，同时也是礼仪文化的实践者。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礼仪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加强大学生的礼仪教育，既是继承传统的礼仪文明，也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礼仪素养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文以大学生礼仪教育为视角，通过礼仪文化的解读和研究，有利于引导大学生逐步树立起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准则，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一个人良好的形象。

1 礼仪文化的价值和功能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体现着人的社会意识和精神文化。礼仪文化具有自身的价值和功能。第一，礼仪文化是人道德的动力，也是人行为的准则。礼仪是既为人的行为设立了标准，又为人的行为指明了方向。大学阶段进行礼仪教育，实际上是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通过礼仪活动，可以调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行为。大学里进行礼仪文化教育能够使学生学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礼仪文化是人的行为准则和规则。第二，礼仪文化有利于造就社会和谐。礼仪文化是一个使人超越现实结构形式的精神价值，而和谐是通过礼仪活动过程所形成的一种最终的形态。礼仪精神和文化是为和谐社会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其目的就是通过礼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

2 目前大学生礼仪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大学生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接受者和传递者，必须要有扎实的知识结构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在礼仪修养方面应当比其他人有更高的要求。待人以礼应是大学生的一个基本素养。但目前大学生礼仪修养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和现象，如不知礼、不文明的行为。首先，对礼仪文化认知缺失。礼仪文化是中国几千年的积淀文化，然而，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礼仪文化缺失日益严重。有些学生缺少伦理道德意识和礼仪的知识，对传统文化和礼仪懂之甚少。其次，许多大学生的礼仪意识淡漠。现在很多大学生不尊重老师，不尊敬同学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遵守社会公德的意识薄弱，缺乏遵守公共秩序的意识，如破坏公共设施，不爱护公共财产，等等。再次，仪容仪貌有失文雅。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然而，在学习生活中，部分大学生言谈不文明，脏话连篇，有的大学生随地吐痰等，这些现象都与大学生的身份极不相符。

以上这些现象是目前大学生礼仪的反映，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整体形象。然而，这些想象和问题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原因，造成大学生礼仪文明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传统礼仪文化批判摈弃的偏失。礼仪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由于我国发起了一次一次批判旧文化的运动，但如果把这种批判推向极端，视礼为奴隶制，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其次，外来文化对我国礼仪文化的影响。随着世界全球化，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使得我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受到外来礼仪文化的冲击。当代大学生更容易被他们认同，但容易盲目崇拜。当然，借鉴西方礼仪的精华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但如果趋之若鹜，就失去了借鉴的意义。再次，礼仪教育的缺位。第一，在家庭礼仪教育的淡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言谈举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现在一些家长不太注重自身礼仪修养，缺乏基本的礼仪知识。许多父母在教育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对孩子人格、心理、价值观、责任心方面的教育。第二，学校礼仪教育的缺失。礼仪习惯的养成主要靠学校时期，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没有对礼仪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学校的德育未能充分认识礼仪教育是一个陶冶道德情操和道德自律精神的过程。大学阶段，部分高校对礼仪教育仍然缺乏重视，认为大学生具有生活独立与学习自觉的能力。第三，社会礼仪教育的错位。当前社会正处于从无序到有序重新构建的过程中，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文明、有失礼仪的现象对大学生带来消极影响。有的大学生对传统的社会伦理价值标准的认同度降低，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忽视一些基本的礼仪规范和礼仪修养。由此可见，加强目前大学生的礼仪教育，是大学教育面临的总要任务。

3 实施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原则和内容

首先，以“民族礼仪”为主导。礼仪文明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我们应当把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集中起来，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明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准则。现在社会主义的礼仪应该建立在中华传统礼仪的基础之上。我国传统礼仪体现了民族的核心价值。大学生礼仪教育必须以中华传统礼仪为本，坚持以“民族礼仪”为主导。其次，知识与实践要统一。良好礼仪行为和习惯的养成，必须要依靠践行的礼仪。中国古代礼学不仅有精深的理论体系，而且有鲜明实践的特点。因此在大学进行礼仪教育的时候，应该将礼仪知识与礼仪品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去体验和践行礼文化，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要让学生知道礼仪知识的必要的，使其懂得讲礼仪、守规范，注重通过多种渠道，鼓励、引导人们进行礼的践行。再次，要兼顾礼仪形式与内涵。礼仪分为礼和仪，形式是礼的外壳，思想好是礼的灵魂，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在进行礼仪教育时，不要忽视礼所追求的思想境界和灵魂。质朴是好的，如果丝毫不加修饰，就会流于粗野；但只重修饰，失去了质朴的本真。因此，这就要求在对大学生进行礼仪教育时要抓住礼仪的根本是道德。除此之外，大学礼仪教育要与时俱进，加强礼仪教育要立足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创新。大学生礼仪教育必须体现时代礼仪精神，必须坚持礼仪教育的民族性，建构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

礼仪是一种文化，具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大学生礼仪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礼仪的基本理论、礼仪文化传统以及礼仪的具体规范。其中，礼仪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礼仪的概念、礼仪的历史、礼仪的本质、礼仪的功能、礼仪的修养等。礼仪文化传统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许多独具特色的礼节和仪式等，优秀的礼仪文化传统主要包括重礼讲仪的良好风尚、美德、礼仪思想、礼仪规范的合理内容等。在进行礼仪传统教育中，要帮助学生着重领会礼仪的精神内涵。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总是很宁静，不声色俱厉，正如《礼记》中说：“俨若思”，“声容静”。礼仪的具体规范是大学生礼仪教育的主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礼仪的基本理论教育，目的是为了在思想上提高学生的意识，掌握礼仪的具体规范。大学生礼仪教育规范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礼仪、家庭、学校、社交、国际等礼仪规范。

4 加强大学生礼仪教育的主要对策

首先，营造良好的大学礼仪氛围。与此同时，在学校的礼仪教育中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礼仪氛围。首先，教师的礼仪榜样作用。教师应该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自己行为为榜样，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教师要使自己从各方面成为一个优秀的榜样。其次，加强礼仪教育必须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各种礼仪活动，不断展示礼仪的魅力和大学生的风范。还可以通过广播、宣传栏等媒体工具，推动学校文明建设，发展正确的舆论导向，树克服不良行为，逐步提高大学生自我约束的能力。

其次，大学开设专门的礼仪课程。礼仪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大学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不同种类的礼仪课程，对大学生进行系礼仪教育。课堂教学是学习训练的良好平台，开设礼仪教育的课程，可以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教会他们规范自身行为、塑造良好的仪表形象。同时，学校礼仪课程的开设可以使学生行为更自然得体加礼貌大方，对学生一生都起重要作用，而对社会礼仪文明程度也有很大提高。除此之外，还可举办多种形式的礼仪讲座，让学生感受到礼仪的文化。

除此之外，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教育优势。网络具有丰富性和开放性，逼真生动的情景演示使学生感受到学习不再是枯燥乏味的事。在网络环境中，学生可以触及世界各地、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礼仪文化，网络能够可以成为培养学生做一个有修养人的阵地。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建立校园网页，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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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9）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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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1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给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如何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主要依据

理论依据。中国古代礼仪和儒学的关系是“同体异面”的关系，儒学是对古代礼仪的一种理论化改造。它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将其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正如林存光所说，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具有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①陈劲松指出，两汉时期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也经历由普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以吏为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以及两汉时期儒学的法律化运动等相关进程。②李国娟进一步就秦汉意识形态的选择、演变、构建历程进行了梳理，勾勒出儒学在汉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③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逻辑与历史共同推演的结果。儒学自身逻辑一致的理论品性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及专制王权的内在契合，是其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根本成因。④同时，儒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等级社会寻找其合法性理论依据的过程。⑤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早已终结并被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儒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建和传承的物质精神成果，构成了特定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思想源泉和心理支撑。它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⑥

政策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邓小平关注礼仪制度建设问题。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提及“礼仪制度”概念，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中，提出“建立和推广尊老爱幼、尊师爱生等良好的礼仪制度”；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首次在党的文件中要求发挥仪式的作用，提出“运用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后来陆续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指导纲要》等文件中，对礼仪和礼仪制度的认识不断升华，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礼仪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过程，预示着我国礼仪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重在落实、重在建设的制度建设新阶段。

主要表现

国家认同。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礼仪意识形态功能的核心追求。国家认同根据认同的范围主体不同可分为国家认同和国民认同两种类型。首先，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国家认同的工作，成立专门的机构、制定礼仪典章制度同时规范了中央领导人的仪表形象设计等。其次，国民认同应是一个大的国民概念认同，也可称为是一种集体的认同。国民认同的载体即是认同的特定对象，这些对象应该是能够代表或体现国民的利益与意志、生存与发展、思想与情感寄托的内容。所以，对于国民认同感的内涵来讲，应该包含有对身份的认同、所属民族的认同、所属集体的情感以及文化的认同等内容等。⑦金耀基指出，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⑧任何国家的仪式，既是国家精神的载体，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民内部认同的粘合剂。

道德操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礼仪意识形态功能的基本定位。道德是礼仪的基础，礼仪是道德的表现形式。同时，礼仪也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成员个体道德状况的重要标尺。礼仪的可操作性，决定了礼仪教育能够成为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和抓手。道德操作功能，是礼仪意识形态功能最为基本的内容。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礼仪的道德操作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平台上推动礼仪的教育和制度建设。二是以礼仪实践为载体改善社会道德状况，提高公民文明素质。

价值观展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礼仪意识形态功能的拓展延伸。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渊源，也对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现代礼仪、礼节、仪式等，是展示价值观的重要形式。

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一些人出现信仰危机，迷失方向，甚至信奉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从而大大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凝聚力。礼仪文化建设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之一。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中国共产党赋予礼仪意识形态功能的一项新使命。一方面，我们积极传承中华传统礼仪文化，自觉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另一方面我们广泛传播中华礼仪文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而为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开展礼仪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的意义

首先，明确礼仪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载体，有助于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理论与实践相剥离、说和做相脱节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强调理论说教和思想灌输；本应担当重要职责的礼仪缺位。由于缺少礼仪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关照，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明显不够，道德在社会控制、稳定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仪式生活匮乏，无法有效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伦理道德的普遍化、生活化；仪式与信仰之间的天然联系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信仰危机。深入研究礼仪的意识形态功能，明确礼仪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载体，并将其转化为指导我国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持续健康科学发展。

其次，明确意识形态建设应当而且必须作为礼仪实践、礼仪教育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有助于解决当前阻碍我国礼仪文化建设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社会情况看，礼仪教育面临着三个突出矛盾，一是在认识上，公民礼仪教育是应急之举还是长远大计的矛盾。目前我国的公民礼仪教育大多是联系“主题”开展的，公民礼仪教育多是作为应急之举，尚未作为长远大计并成为常态。二是在现实中，礼仪教育受众多、战线长与师资匮乏的矛盾。目前的礼仪教师，数量不足、素质参差不齐，由此导致礼仪教育的内容五花八门，有悖礼仪作为社会规范的统一性、一致性。三是在操作上，有关职能部门高调倡导与基层落实思路混沌、无计可施的矛盾。公民礼仪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操作工程，需要有规范的运作系统。

最后，明确礼仪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必然联系，有助于开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和礼仪研究的新视角，丰富发展相关理论。近年来，人们对礼仪和礼仪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以礼仪教育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载体和渠道已被广为接受，但缺少在礼仪与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间架起桥梁的努力，应该把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强化民族的文化根基，让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共同构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体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意识形态建设视角下的我国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0490538）

【注释】

①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

②陈劲松：“两汉时期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及其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③李国娟：“儒学与秦汉意识形态的建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第2期。

④黄清吉：“儒学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成因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⑤董长春：“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⑥詹小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求索》，2004年第5期。

中国礼仪文化论文篇（11）

礼仪是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各式各样的礼仪规范，人们可以根据该规范正确把握与外界的人际交往尺度，合理的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应酬，不仅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需要，而且也是适应社会发展、个人进步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途径。大学期间能否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学习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也决定着他们毕业后是否能够顺利融入社会。有人给出一条公式：个人成功=15%的专业技能+85%的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由此可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大学生如果能够掌握基本礼仪规范及交往技巧，遵循相互尊重、诚信真挚、言行适度、平等友爱等原则，就能很快与交往对象建立起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礼仪教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尽快适应社会生活

在当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都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遵循着特定的游戏规则。这些准则和规范就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做法，即我们所说的礼仪。任何人生活在某一礼仪习俗和规范环境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该礼仪的约束。自觉地接受社会礼仪约束的人，就被人们认识为“成熟的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反之，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守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要求，他就会被该社会中的人视为“警世骇俗”的“异端”，就会受到人们的排斥，社会就会以道德和舆论的手段来对他加以约束。

三、社交礼仪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道德和礼仪密不可分，道德规范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自觉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的。社会礼仪反映了人们在共同生活、彼此交往中最一般的道德关系，是保证交往活动顺利进行和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礼仪是人的道德意识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者说礼仪是道德的外化，传播礼仪知识，加强礼仪教育，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然而，在国家发展的一段时期里，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礼仪严重流失，加之前些年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偏向应试教育，目前在不少高校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学生学的是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实际行为上却往往达不到基础道德的水平。一个知书不达礼，知识水准和道德水准严重不协调的大学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人才。礼仪教育，能够促进当代大学生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平衡，使其做到把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外在的礼仪有机统一起来，最终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

四、礼仪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范围的分工协作关系和商品流通关系，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人们交往的范围已逐步从人际沟通扩展为大范围的公众沟通，从面对面的近距离沟通发展到了不见面的远程沟通，从慢节奏、低频率的沟通变为快节奏、高频率的沟通。现代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传播沟通技术和手段，正日益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交往观念和交往行为。这种现代信息社会的社交礼仪贯穿着人际交往的始终，不重视礼仪必然会影响交流的深度和交往的持久性。所谓“礼多人不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应更多地学习礼仪的知识，帮助自己顺利走向职场、立足社会。

加强大学生礼仪教育，提高大学生礼仪素养的途径有以下几方面：

1.把礼仪教育引入课堂，开设课程普及礼仪教育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体制一直是以应试教育为主，比较重视书本知识和专业知识，而轻视实践知识和人文素质方面的知识。因此，大学生只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从家长或老师那里知道一些简单的礼仪礼节而已。对此，学校应将礼仪教育纳入教学体系，针对大学生所学专业和就业意向，开设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等课程，讲授礼仪基本知识，重视礼仪教学与礼仪实践的关系，结合礼仪理论和知识指导学生进行礼仪实践，让学生按照礼仪规范反复练习，逐渐提高大学生的礼仪素养。

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帮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礼仪的精华。

我国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于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时至今日，现代的礼仪与古代的礼仪已有很大差别，在进行礼仪教育时，我们必须舍弃那些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礼仪规范，着重选取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的传统文明礼仪，如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容仪有整等，加以改造与承传。

3.利用校园精品活动，拓展加强实践的第二课堂，深化礼仪教育

高校可以定期举办大学生礼仪大赛，以及与之相关的辩论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礼仪讲座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提高学生对礼仪重要性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礼仪、运用礼仪的意识。学校还可以通过对校园内不懂礼、不讲礼的丑陋现象进行披露和批评教育，真正培养起相应的礼仪情感、礼仪意志和礼仪信念，养成良好的礼仪习惯。

4.加强师资培训，使教师做到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高校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承担着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任。无论是高校领导还是工作在教学一线的任课教师，无论是教学管理人员还是后勤服务人员，都要认识到自己在礼仪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不断加强自己的礼仪修养，发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作用，这种氛围必然会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言行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