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论文大全11篇

道德文化论文篇（1）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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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化论文篇（2）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理论。它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企业经营哲学、行为规范、道德准则、风俗习惯和传统的有机统一。企业文化分为企业道德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道德文化是企业文化中最根本的，它决定着其它文化活动以及员工的实践活动方向。

一、充分认识企业道德文化的深远作用

企业文化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一个企业真正有价值、有魅力、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产品，而是它的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员工确立一种具有群体心理定势的指导意识，建立共同的文化氛围，树立共同的价值观；能激发员工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使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加以发挥，从而产生归属感、使命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道德文化体系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效益目标与责任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企业道德文化建设要以生产经营活动为中心，以保证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容的统一的、系统的、协调的道德文化体系，以期在员工中形成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使其在思想感情上、价值取向上和行为规范上都保持高度一致，以产生较大的凝聚效应和震撼效应，因此，企业道德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融合、辐射等功能。导向作用，即把企业员工引导到确定的价值目标上来；约束作用，即成文的或约定俗成的厂规厂风对每个员工的思想、行为都起很大的约束作用；凝聚作用，即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念使整个企业上下团结；融合作用，即对员工潜移默化，使之自然地融合到群体的统一的价值观中去；辐射作用，指其不但对本企业，还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企业道德文化建设的范畴

当前企业道德文化建设的范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质量第一，用户至上；诚实守信，以人为本；团队合作，整体优势；学习创新，争创一流。“质量第一”，即以优良可靠的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取信于市场，这就使得企业行为的出发点落到了“利他”的道德上；而保证质量的优良可靠，离不开企业员工的合理构成，这就需要管理者以“人”全面发展为重心的道德化管理来处理内部各种关系，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调动全体员工讲求质量信誉的积极性。“用户至上”，则是在质量可靠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消费者着想，以更优质的商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使消费者满意。其出发点与实施的全过程，本身就突出了企业行为的道德性。

目前，市场竞争已全面进入企业间的“形象竞争”时代，新一轮的竞争不仅仅停留在经济效益上，而是体现为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竞争，是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程度的竞争。这类竞争的实质，促使现代企业进行新的形象定位，即除了以利润为标志的经济效益，还要更重视它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和道义责任。这包括：对政府的责任，遵守国家的法规和法令、按期纳税；对社会的责任，体现为提供就业机会、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保护并美化自然环境；对顾客的责任，则包括价格合理、质量可靠、服务热情周到；对职工的责任，在于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合理的劳动报酬、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平的发展机会；对投资者的责任，包括保障投资的安全、股息的获得等等。在现阶段，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的道德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企业越是讲求道德，就越有可能赢得市场及社会公众的信任与赞誉，就越能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形成巨大的无形资产，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

三、建立企业道德文化规范要求

道德的规范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增强职业道德规范对员工行为的约束力和影响力，使之真正内化为他们的道德自律，成为其自觉行动；二是指注重职业道德规范建立和操作过程本身的规范性和合法性，使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与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协调一致。前者涉及职业道德规范的外在功能，后者涉及职业道德建设和操作过程的“自律”问题。建立企业道德行为规范，明确道德标准体系，形成既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一致、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的“企业道德文化”，将道德标准细化为行为规范，促进职工养成文明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并通过各种不同方法深入广泛地宣传教育培训，强化道德说服力和道德劝导力的作用。使文字化的要求变为具体的、可视的言行规范，起到导向示范作用；同时也可在道德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纠偏、扩展，保证企业道德文化建设正常进行。

四、强化企业人性化管理

企业领导者的模范行动是一种无声的号召，对下属成员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要塑造和维护企业的共同价值观，领导者本身就应是这种价值观的化身。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成员灌输企业的价值观。首先，领导者要扮演“布道者”和“育才者”的角色，通过向员工传达企业的愿望、核心价值观，关注员工的成长，为员工的全面发展提供指导和服务，以提高企业凝聚力和激发员工的潜能。其次，领导者要坚定信念，要在每一项工作中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其三，领导者要注意与下属成员的感情沟通，重视感情的凝聚力量。以平等真诚友好的态度对待下属成员，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让管理亲和于人，管理者与员工彼此间在无拘束的交流中可以互相激发灵感、热情和信任。

道德文化论文篇（3）

进一步说，道德规范社会生活靠的是内在的良心。良心是公民在履行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良心就是每个人的自律，道德良心内在于个体自身，没有良心就没有道德。良心是道德的自律性最集中的表现形式。道德有行为规范的要求，却没有对违规行为的硬性制裁。道德规范不须使用强制性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可见，道德规范是非制度化的，非外在化的一种特殊的规范。道德规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是柔性的，是一种软约束，重在教化，重在范导。道德不是一种制约行为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影响选择的价值向导，它的命令以“应当”为联系词，但不一定是“非得如此”的规范，而更具有劝导的意味。而法律是刚性的，法律是一种硬约束，重在制裁，法律不允许对它的命令有任何相反的作为，甚至不允许提出疑问。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靠的是国家强制性手段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总之，法律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觉悟。如果说法律是以“必须怎样”为调解尺度，那么道德是以“应该怎样”为调解尺度。如果说法律的至高无上出于人们的畏惧，那么道德的崇高感出于人们的敬仰。法律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后给予必要的惩罚。道德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前给予道德教育，使人们有羞耻之心，有道德责任心和道德义务感，并使这种义务感和责任心能够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从而不去违法犯罪。法律与道德的这种不同，导致这样的情况：迫于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好公民，但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能自觉自愿做好事的善人。在一定情况下，一个人所做的在法律上不允许的事却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如一个人处理了一件由他代管的物品，使这件物品的所有者蒙受损失，这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作为一种背信行为，这种做法应受到惩罚。但在道德上它却是正确的。假如他只有挪用他保管的这件东西方能使自己和他人免于一场大祸，他也许就可以这样做而不受良心责备。在法律面前他可以是有罪的和该受罚的，但在良心和道德法庭面前他是无罪的。这又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不一致。

正因为道德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范导和调节作用，所以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首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法律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内在约束力，有道德的人可以自觉地按照理论原则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又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有了道德，人们就可以获得某种理想性和崇高性以及内在驱动力。纯粹靠暴力无法形成真正的和谐社会，理想的社会不能缺少道德的熏陶。道德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从自然世界超生出来，进入文明社会的保证。然而，法制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保障机制，是防止作恶的有力武器，是调节冲突的有效手段，是制约行为的基本手段。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将法律置之于不顾，而仅仅依靠个人超凡的道德理想来生存。同样有许多问题并不涉及道德，因此要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为了调整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宁、维持社会现状、实现大多数人的权益而存在。法制之所以不可缺少，不仅是因为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为，防止犯罪或惩罚犯罪，起震慑作用，而且可以规范人的行为。有国家就有法制，法制并且是文明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现代国家甚至被称作法治国家。文明的现代社会甚至被称作法治社会。建设文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又要坚持不懈地推进道德建设。任何充分的德性伦理都需要法律作为其副本，就像任何充分的法律制度都需要道德作为副本一样。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二、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当然，法律与道德之间除了存有以上重要的区别之外，也有深刻的关联。人们把道德规范称之为道德“法”或道德“律”，本身就表明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深刻关联。不过，学界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联问题上，形成了各有偏重的两种趋向：

一种趋向是以法律为轴，从道德向法律关联，强调法律是高于道德的更好更优的社会规范手段与制约机制。历史上，“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服从法律是最高的善，而法律本身（“好的法律”）则是最大的价值”(P33—34)。近代自然法理论认为，基于人性的自然法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正义的最高标准，因此道德的善恶最终要依据自然法。如霍布斯就认为，关于自然法的科学就是真正的道德科学，自然法就是道德法，正义的根据在于植根于人性之中的自然法。伦理学家的一切道德准则都是从自然法中推导出来的。洛克认为，法律上许可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法律上禁止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伦理的善恶与道德的邪正主要看行为是否符合于一种法律所拟的模型而定。“所谓道德上的善恶，就是指我们的自愿行动是否契合于能致苦乐的法律而言。它们如果契合于这些法律，则这个法律可以借立法者的意志和权力使我们得到好事，反之则便得到恶报。这种善或恶，乐或苦是看我们遵守法则与否，由立法者的命令所给我们的，因此，我们便叫它们为奖赏同刑罚。”(P328)在西方历史上这种法律高于道德、法律造就一切的思想影响和推动下，今日学界产生了道德立法的呼声，要求使道德获得法律的强力支持，甚至将道德变成法律规则，强制人们去遵守和执行，这就是所谓的

“道德法律化”之论。

另一种趋向是以道德为轴，从法律向道德关联，强调道德是高于法律的更好更优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学界认为，法律的约束并不能从人的思想上消除犯罪的根源。因此，只有加强了道德教育，提高了人们的道德觉悟，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社会风气，才能消除人们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道德价值是人们理解和自觉接受法律的惟一理由。道德是法律的伦理确证，是法律的思想基础。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和对人的低层次要求。社会问题往往是由于社会的法律要求不能转化成道德主体的内心自觉。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有了规范意识，有些人知法犯法，利用法律知识规避法律，逃避责任。因此只有内心树立起法的权威和尊严，崇尚法的公平和正义的精神，理解并认同法律，外在的法律规范才能变成内在的行为准则。根本上说，法不是靠国家来维护，而是靠人们的信仰和信任。实际上法治本身就有很高的道德诉求，道德自律是现代法制国家本身的内在需求。道德自律是公民意识的最高境界，也是法治建设的最高形式。高级社会应该是靠道德自律建立秩序的社会。在这种思想趋向的推动下，学界产生截然相反的呼声，这呼声要求将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道德律，这就是所谓的“法律道德化”之论。

在时下关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联问题的讨论中，道德法律化之呼声明显高于法律道德化之呼声。然而，在我们看来，道德法律化之论必然遭遇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

从现实层面上看，当今几乎所有持道德法律化之论的人们，都是有感于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之势愈演愈烈，而寄希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拯救社会风尚和推进道德建设。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考虑，持道德法律化之论的人们纷纷去寻找他们自以为是的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道德是一种不完善的法律，虽有行为规范的要求，却没有对违规行为的硬性制裁，而法律则是一种完善的道德，它可以起到普遍伦理价值准则的作用，它可以在道德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强力制裁，从而弥补道德的这一天然缺陷。因此，道德应该法律化。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律化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的发展必然使道德转化为法律的步伐越来越快，并最终将道德融于法律之中。这种要求道德法律化的主张的背后暗含着极度显明的法律崇拜意识。然而，现实生活中，法律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与完善，当然法律也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道德进步。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一种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不能随意接受法律提供的许多成果，更不能由法律所取代。首先，法律是一架机器。作为一架机器，法律必然漠视人的生命。邓晓芒先生指出：“法律是（并且应当是）一架机器，人心却不是机器，它不能够仅仅是加减乘除。”(P116)正因为法律是一架机器，席勒借《强盗》的男主人翁摩尔之口说：“法律永远不能产生伟大人物，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P2)卢梭甚至明确断言：“法律的力量是有限度的。”(P86)其次，国家的法律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不好的法律是恶法，恶法显然不可能阻止道德沦丧，改进社会风尚，好的法律是良法，而良法不能靠法律自身来确认，却要靠道德去保证，去确认。法律善恶的衡量标准尺度是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的制定总是会有一定的根据的，而这个根据就是道德上的善和正义。在阿奎那看来，真正的法律是公正的，不会与道德发生冲突，不会违背道德的基本原则。再次，法律发挥作用必须诉诸个人的内在自觉。罗尔斯顿就曾说过：“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却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P433)对于一个没有在内心深处认同法律的人来说，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是一种外在的秩序或规则。如果没有人的正义美德的参与，这秩序或规则就不能变成自己的法律，就只能是一个摆设。这就是美国政治哲学家麦金泰尔所说的：“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P192)。黑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观点：“当个人尚未认识法律、理解法律时，法律在个人看来便是暴力。……法律在最初的时候，必须是强制性的暴力，等到人们认识了法律，等待法律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法律时，它才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9](p166)

从历史层面上看，中国古代社会大多主张将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在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制约机制中，有人简单地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法律只有道德。其实，中国是有法律的，如《唐律》、《清律》等等，只不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了的法律，是改装了的道德条目。与其说中国古代没有法律，不如说中国的伦理就是法律，中国的法律是道德法。所以不需要再有另外一套道德之外的法律。支配中国古代法律的思想主流是儒家的以“法”释“礼”、融“礼”于“法”、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道德礼教型法律观。从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法系的《唐律》中可以看出中国法律的道德礼教型本色：如居丧生子，徒刑一年；居丧作乐，杖八十；妻子殴打丈夫，不论有伤无伤，一律徒刑，伤重者加凡人三等治罪，若丈夫被殴致死，则处以绞刑，而丈夫殴打妻子，却减凡人二等处刑，非有伤者不罪，等等。中国传统道德优先的文化，为伦理礼俗“侵入”法律大开了方便之门。所以情况往往是，中国的道德经典就具有法律效应。礼俗成为“准法律”，违背了礼俗就等于触犯了法律，犯了“法”的人就是犯了“伦”的人。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以道德改装而成的法律并不成功，它导致法律量刑无一定规，具有极大的活动余地和弹性（所谓“从重从轻，从宽从严”）。历史上那些以法律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了的道德理念固然具有了威严的形式，但却剥夺了与自由意志的内在联系，结果导致古代中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也没有实实在在地促进道德风尚的改进。也许这正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哲学狡计——道德被赋予法律的威严形式，从而保护了专制统治；法律披上道德的温柔外衣，恰使酷烈的刑罚变得温情脉脉。而用追求确定性的西方法律眼光来审视，这种道德礼教型法律根本上是反法律的。并且这一切使得德将不德，法将不法，两边都上不了岸，两头都不能落实。所以有学者指出：“以道德原则作为法律原则去强制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它将使人丧失自己作为道德选择的资格，使道德本身变得虚伪，最重要的是：它彻底否定了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P133)

历史和现实均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是不能一劳永逸地求助于法律来完成的，相反，法律问题的解决却有待于从道德中吸取力量。这就是卢梭说过的：“道德和一般正义问题不同于私法问题，不能靠命令和法制来节制；假如有时法律也对道德发生影响，那只是因为法律从道德中吸取自己的力量。”(P87)

三、法律走向道德化

鉴于法律必须从道德中吸取力量才能发挥作用的事实，我们认为，倒是可以提出一种法律道德化的主张。显然，问题涉及到究竟是法律优先于道德还是道德优先于法律？

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构成。精神哲学又被分为三部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进而黑格尔又把客观精神分为“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黑格尔认为，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借外物（特别是对财产的占有）实现自身，而道德则是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所以道德从它的形态上看，就是“主观意志的法”。从这个意义上看，“道德的观点就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10](P111)。抽象法阶段，自由意志表现在外部对象上；到了道德阶段，它表现为道德意识。出于道德意识的行为都是自愿的，不

道德文化论文篇（4）

二、发掘传统道德文化在育人工作中的现实价值

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适时引入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有机融合，既是对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内容新的补充，也是培养品德高尚合格人才，提升人文修养的有效举措。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道德文化论文篇（5）

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所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靠强制手段来实行的；道德则靠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教育等力量来维持的。道德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则诉诸国家的强制。

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监督体系缺乏独立性，有时显现出权威性不强。实施监督时受到干扰和阻力太多。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将功抵过，减少了者的风险，强化了违法违纪者的侥幸心理。

今天我们要倡导和建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历史依据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三种典型的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确立儒家“为政以德”、讲求“德治”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指以德治君治吏，认为治君治吏是以德治国的关键。自汉武帝确定“唯儒独尊”后，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德治”传统。儒家讲求“明道、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究“术”、“势”、“权”，视百姓为刁民，主要是重刑，使用强制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往往兴盛于历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对民众的压榨有所收敛，采取无为而治。

总的来说，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主团结，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有“德治”传统，人们对此有较多的认同感。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书记提倡的亲民爱民措施，也是注意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应当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实现传统德治的现代转换。

二、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法律依据

（一）《宪法》和“以德治国”方略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我们党历来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倡导树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新型道德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并具体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治国”职能，党和国家机构的公职人员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担当并成为“治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我国《宪法》在总纲中规定：公民必须“尊重社会主主义公德”；《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这就把尊重社会公德确认为基本法律原则。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以及广大公职人员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养，尤其是要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加强以“三个代表”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教育。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历来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其中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智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丰富和全面。传统道德修养强调“忠、孝、悌、礼、义、廉、耻”等若干准则，极力培养“智、仁、勇”三者兼备的健全人格。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落实“以德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指导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二）党规、党纪要求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道德不倡，天下不宁”。道德兴则国兴、家兴、业兴；道德不振，于国于家，于人于己都意味着一种潜在的灾难。

古人把道德操守提高到了极致，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者，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倡导干部的道德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于1952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使干部从政道德有了明显提高。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及规定来强化官员的道德建设，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用法律手段进行反腐败斗争。近几年来中央查处的若干大案要案更充分显示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1990年中纪委提出《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另颁布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从制度上给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了保证。《中国共产程》中也明确规定：“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三、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的现实依据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伟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同志曾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明确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现实生活中，有些干部的行为（如之流）大有失德之举和无德之嫌，买官卖官，诚信缺失，发生问题就把问题推给下级等现象大量存在。所以要倡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常思贪欲之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力求“德”字当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诚信”为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公仆”为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而为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提供世界观领域的理论支撑。

（二）我们目前肩负的历史任务迫切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队伍。和低效率是一对孪生兄弟，官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国家公力的执行者，每个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或大或小地掌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这些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三）我们目前的干部构成现状尤其需要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在目前，加强“干部从政道德”建设，强调干部素质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1.作风漂浮,做表面文章

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坐而论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致使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有的爱摆架子,满足于听汇报,走过场,做表现文章。有的为了骗政绩，骗荣誉，弄虚作假，不惜“花钱买吆喝”；有的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不着边际地宣传鼓吹跨越式、快节奏，不切实际地勾画蓝图。

2.群众观念淡薄，宗旨意识淡化

有的领导干部打着“群众意见”的招牌，干着欺下瞒上的勾当。不断侵害群众利益，“嘴大嘴小”问题时有发生。传统文化的重“情”讲“礼”，往往被一些领导干部变成感情投资的方式和获取利益的手段。有的领导干部把群众的利益当儿戏，主观臆断，我行我素，为了确保自己的个人“威信”而坚持错误。有的干部漠视群众的呼声与意见，不愿甚至不敢见群众，身上保留流氓习气，凸显痞子作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哄二骗三坑四蒙五糊弄”，恶搞高压政策，甚至肆意欺压群众，使一些可以缓解的矛盾逐步激化升级。新一代的年轻领导既不是打天下的一代人，又不是开国后艰苦创业的一代人，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如果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无所不为，必将夭折。群众对领导干部如何去实践党的宗旨，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个“察其言，观其行”的过程。因此，有的领导干部就更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增强人格魅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领导干部组织文化工作中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有：新旧体制转型过渡，东西文化并互碰撞，构成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外在诱因。一方面由于制度的重建，不可避免地带来体制的缝隙和机制的碰撞，导致领导干部权力和价值的本位化、私有化和功利化。另一方面由于道德重构的滞后，加之西方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封建残余思想沉渣泛起，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容易使处于社会特殊地位的领导干部受西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经不起名利、地位和金钱的诱惑和考验。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事务的缠绕中放弃了理论学习，在交际应酬的忙碌中丢掉了思想改造。局限于用狭隘的思维定势和片面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科学的判断和理论思考，正确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总结和弘扬，错误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澄清和纠正，以至于犯盲动主义、形式主义及错误错误。

加强组织文化工作中的道德建设必须贴近现实生活，有时仅仅依靠良心和舆论还不足以防范违背道德的行为发生。我们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氛围，宣传科学理论，。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激励人们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进一步确立公民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高原.领导干部必知法律法规百问百答[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道德文化论文篇（6）

二“、文化管心——善行紧电”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特色活动

1、职工道德讲堂顺利举办以“紧电讲坛”的形式举办了一期道德讲堂。厂部希望以此次集中学习为契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帮职工加强理论学习，理清工作思路，培养“荣与耻”的观念，从而进一步加强电厂职工道德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开放文明的和谐稳定新局面。

2、“感恩惜福”讨论活动热烈展开厂部通过厂内网站、宣传栏、标语横幅和企业文化展示牌等多种宣传工具，大力开展职工“感恩惜福”教育，营造浓厚的学习宣传教育氛围。各个党支部也以多种形式自行组织“感恩惜福”大讨论活动，正确引导职工开展座谈讨论，从“善”的角度教育职工感恩企业、感恩同事、感恩家人，引导职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立足岗位作贡献，做到无愧于企业，无愧于岗位，无愧于亲人。通过不断创新道德教育的形式，扩大道德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3、“善行承诺”活动响应积极在这次的主题道德实践活动中，电厂开展了一项颇有特色的实践活动——“善行承诺”活动。即是在厂内网站开设“善行承诺”专栏，组织开展一次全厂范围的职工公开“善行承诺”活动，倡议职工在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孝老爱亲等方面做出承诺，主动践诺亮风采。活动自开展以来，受到了职工们的积极响应，已有300多位职工纷纷签下各自的姓名，承诺为建设“一强三优”现代水电厂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4、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热情参与电厂还积极引导职工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活动，赴丽水市孤儿院看望孤儿，组织青年志愿者在丽水市中山街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志愿服务，倡议职工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活动……此外，该厂还积极动员职工参加地方的文明道德宣传活动，让职工把参与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作为回报社会的一项责任来完成。职工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进一步践行了国家电网公司员工道德规范，树立了正确的道德观念，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同时也树立了“国家电网”的品牌形象。

5、“十佳职工”评比活动铸就品牌“季度之星”和年度“十佳职工”评比活动已经在厂内形成了人人争当先进、人人争为企业发展做贡献的良好氛围，评比活动也成为了电厂的一个特色，一大品牌。评比中，厂党委特别注意总结职工中公认的各个岗位的道德典型，为大家在工作中树起镜子，使之在不同的岗位上对照学习，实行典型引路，引导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榜样的力量推进企业道德建设。

三、如何通过提升职工道德建设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

在思考如何通过提升职工道德建设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楚企业文化建设和职工道德建设两者的关系如何。

1、企业文化建设和职工道德建设的关系首先，发展企业文化与加强职工道德建设同属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范畴，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次，企业文化建设和职工道德建设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再次，企业文化建设与职工道德建设都在塑造企业的灵魂。最后，企业文化与职工道德建设是互动的，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同时发展。

2、如何以职工道德建设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

（1）以道德讲堂来助推企业文化建设道德讲堂是一种传播精神文明和传授职业技能的课堂，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有效载体和平台，在助推企业文化建设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电厂从2008年11月起就开设了“紧电讲坛”，道德讲坛是其主要内容，讲坛每个季度举办一期。道德讲堂平台的植入，对于企业文化建设来说无疑是多了一种载体，多了一种手段，也通过道德讲堂丰富了企业文化建设。

道德文化论文篇（7）

思想道德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全面进步，都离不开人民思想道德的提高，需要道德规范作保证。如果社会成员素质低下，不具备人的基本美德，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振兴。因此，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系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时代延续，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的强大力量。因此，承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构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和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值得我们借鉴、吸收和弘扬的因素和内容，对我国社会继往开来，保持可持续性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但孕育了自己的诸子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而且对外来的文化也从不拒绝，只要有用，统统拿来，稍加改造，为我所用，如对佛教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这也正是其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正面临着新老体制的相互碰撞，新旧观念的相互交锋，这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加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较为长期的过程，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尚未健全，一些人企望一夜之间能够暴富，因而想方设法钻国家制度和法律的空子，抛弃为人处世起码的思想道德规范和做人准则，见利忘义，用坑蒙拐骗手法来获取个人利益，严重的现实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笔者想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下如何承旧迎新的来加强我国的思想道德的建设。

一、崇尚伦理，自强不息

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举个例子，我国古时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这种“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并认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无以为人。早期儒家的泛爱思想到了后来，就演变成了“博爱之仁”，强调仁爱的对象是天下人和万物。从儒家的仁爱思想看，其所强调的仁爱，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在当时是进步的。用“仁”这个基本范畴把其他的道德规范统帅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

所谓自强不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奋发图强、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中国古人所崇尚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和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强不息的精神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儿千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前赴后继，英勇不屈，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家的领土，维护国家的尊严，是同这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密不可分。

二、经世致用，修身养性

经世致用，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逐渐发展升华的产物。它是儒家思想发展到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义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牛鬼蛇神等迷信的空幻之学。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从古至今涌现出了不少经世致用的学者，他们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顾炎武说：“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黄宗羲说：“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他们认为，圣贤与佛、老的区别，正在于此。颜元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刘献庭甚至认为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就不能称为人。

《大学》上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段话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表达了儒家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目的的看法，认为人应当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完善社会，同时又要在完善社会的过程中完善自身，永无止境。

三、鞭挞丑恶陋习，弘扬传统道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废除我国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农奴制思想，弘扬几千年所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传统美德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为代表。

1．仁。仁就是宽厚仁慈，它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占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2．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3.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另外，礼与法律在约束人们的言行方面也有十分相似的地方，甚至礼有时候直接代替法律惩罚人们。但礼和法律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首先，礼产生于阶级社会以前，起源于原始宗教、风俗和交换。古人云：“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以义起，它是一个群体在形成共同心理和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阶级社会里，它虽然有利于统治，但不是统治阶级独有的，而是属于整个群体。而法律却只是阶级社会才有的现象，它明确地为统治阶级服务，没有劳动人民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只能是群体中的少数人，但礼的形成却不可能是少数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礼与法律比较，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第二，礼与法律对人们规范的言行范围不尽相同，有交叉的地方。第三，礼对人们的惩罚重在伦理方面，但手段有时比法律更为残酷。法律的执行者只能是官府的专门机关，但礼的执行者则广泛得多，只要是相关者、长官域长者即可。第四，礼重在通过礼仪起到教化约束的作用，造成一种庄严神圣的理念的心理气氛；而法律则通过严酷的刑罚起到强制约束的作用，造成一种威严的令人畏惧的世俗的情绪状态。

4.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从秦皇兵马踊到万里长城，再从阿房宫到故宫，无一不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中国人都表现出独特的文理智慧。这些智慧可以归结为先秦诸子的深远影响。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血脉和根源。

5.信。也就是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便用过“移木赏金”的妙计来树立威信。

当时，商鞅曾将三丈长的一根木头置于国都市南门，宣布说：有能将此木移于北门者，赏十金。由于无人相信，故过了好久，木头仍在南门搁置，无人移动。商鞅再次宣布：有能将此木移至北门者，赏金五十。果然，有人抱着试探的心理将木头从南门移至北门。商鞅立即派人如数将赏金付与移木者。商鞅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其以后推行变法制造舆论。唐人刘禹锡曾称赞这种做法是“徙术之行必信，此政之始也。”

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

道德文化论文篇（8）

师德是教师素质的核心部分，师德建设的成败决定着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成败。有研究者指出：“教师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教师发展的目的、手段、内容、表现，教师是由文化构成的有机体。”［1］因此，文化或道德文化是加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有效路径，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文化景观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道德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基本格局。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加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同时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据此，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为价值主导，以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为历史底蕴，以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为外来资源，并使其融合互动而开创新的师德文明。

一、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价值主导

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华优秀道德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也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在当代中国多元的道德文化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统领和导向作用。从道德内容而言，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包括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核心、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五爱的基本道德要求、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四个方面；从道德体系建设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国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道德建设目标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着力于培育“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直接现实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且起着价值主导作用。

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是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指导，批判继承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改革既定的道德文化观念中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分，努力实现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为价值主导，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而且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特质。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之际，“往往是以新的政治文明为其鸣锣开道，并由此开创新的道德文明”。［2］民主和法制、平等和正义、权利和义务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共同范畴。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看，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在内容上，要求教师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平等与正义精神和权利与义务意识等。2001年9月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质来看，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在内容上，则要求教师拥有积极的竞争进取品质、公平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

二、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历史底蕴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在世代传承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民族道德文化的根底，也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在内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从道德的历史继承性来看，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过去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从文化哲学来看，文化的传承性是文化自身的自我扬弃或辩证否定过程。无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也必然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抛弃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在方法上就犯全盘否定的错误，其结果会导致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就是中华民族优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正确处理好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与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关系，是当代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华传统道德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历史产物，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是一个具有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并存的矛盾文化体系。因此，对待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既不能全盘肯定，又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否定的哲学观和批判继承的原则，合理解析其精华和糟粕，并将传统道德的精华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内容博大精深，意蕴深奥。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认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主要有：“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提倡人伦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及“重视修养践履，强调道德的主体能动作用”。［3］从此出发可衍生出谦虚谨慎、爱国爱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德目。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最为直接、关键的要求就是要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可见，批判继承和弘扬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文化资源。

三、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外来资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对当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来说，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好道德建设中的本土意识和世界眼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是不能离开与其他民族、与国家社会、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而独立发展的，共生与和平将成为文化交往中的重要价值准则。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4］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情怀，自觉地把中国的道德建设同世界道德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世界道德文明发展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的道德建设。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就要在批判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基础上，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或优秀成果，并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中，以体现世界道德文明发展新气象。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是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应然要求。

西方文化是指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且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欧美文化。从总体上看，中华文化是以道德为本位的伦理型文化，其价值取向求“善”，比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西方文化是以知识为本位的哲理型文化，其价值取向是求“真”，比较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理想境界。从道德层面上看，儒家道德文化重谦和，西方道德文化重竞争；儒家道德文化以整体为本位，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儒家道德文化强调重义轻利，西方道德文化主张利即义。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当代西方道德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可见，西方道德文化与中华道德文化具有质的差异，两者形成互补的优势。正义、功利、竞争、独立，以及自由、平等、博爱及人权等都是西方道德文化中的固有德目或道德规范。西方有意志主义伦理学、生命哲学伦理学、存在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情感主义伦理学及功利主义伦理学等众多的伦理学派或伦理思潮，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或真理性的颗粒。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剔除其糟粕，以充实本民族的道德文化，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提供可供借鉴和启发的思想文化资源。

四、结语

高职院校师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师德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传统，吸收人类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文化成果，加以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从而使高职院校师德建设在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西方道德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创造出既不属于古代又不属于西方，既包含有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又富有现代性的道德价值取向，体现出我们时代根本精神的新的师德境界。

从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优秀道德文化三维度，建设高职院校师德具有重要意义。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为价值主导，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坚持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才能彰显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坚持积极汲取西方道德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显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可见，从道德文化视角，加强高职院校师德建设，从而使高职院校师德内涵体现出先进性与时代性、传统性与历史性、开放性与世界性之统一的理论特色。

参考文献：

［1］龙宝新.教师教育文化创新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37.

［2］翁世平.简析政治文明与道德的相融互动.道德与文明，2002，5.

道德文化论文篇（9）

1.外来文化冲击以及自身发展偏差

从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叩开了闭关锁国状态下的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认识失当之处。因而，“全盘西化”论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提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文化热”研究中出现了一股否定民族文化，鼓吹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些错误思潮的出现，正是对中西文化关系认识失当造成的偏激结果。

2.社会影响以及传统文化的极端演变

现代社会不再像传统文化那样去追求美德与正义，而是转而崇尚美色与金钱；无私与奉献不再是社会风尚，奢侈与浮华反而成为时代潮流，享乐主义与主义、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当代大学生虽然有自主能力，但因教育不完善还不成熟。因而在面对社会中的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诱惑以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负面舆论时不能有效辨别和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外来文化正好可以迎合大学生追逐诱惑的心理，所以大学生崇尚资本主义文化也就显得“合理”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一种至善主义文化，正好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但是为什么会被社会所背弃呢？此消彼长之下，大学生越来越追求开放的外来文化而主动远离教条死板的传统文化。

3.学校应试教育造成对传统文化以及道德素质教育的忽视

我国虽然早已在教育领域推行素质教育与博雅教育，但是应试教育至今仍是我国教育者的主要手段。学校以学生成绩好坏来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在小学、中学阶段学校为了追求高升学率而进行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素质方面的教育，只教知识不教做人。由于大学中“放羊式”的教育，除了上课时间外学生主动学习的时间少之又少，又怎么会主动接触教学计划之外的内容。所以学校对传统文化与道德素质教育的忽视也是造成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与道德素质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高校进行传统文化与道德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1.学术道德方面

大学生作为未来学术的后备军和主力军，其学术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大学生培养质量，而且关系到整个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学术道德水平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热门话题。而如今大学生违反学术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数据表明当前部分大学生在学术行为中较少考虑到学术与学术道德规范存在的内在联系，其学术道德一时亟待提升。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与道德素质教育，讲诚信观念求实观念深入大学生心中，是提高大学生学术道德水平进而提升大学生乃至国家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

2.社会方面

当今世界到处充满贪婪与欺诈、腐化与堕落、色请与暴力、邪恶与疯狂。作为还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社会的诱惑时，难免会做出失当的行为。人性不可以放纵，放纵必然引发社会混乱。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西方文化，是一种解放人性的文化，它既是现在文明的源泉，也是造成当今世界社会危机的根源。当今高校应当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到大学生的生活中去，使大学生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有益的营养，摆脱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为倡导和构建至善主义新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创造条件。

3.国家方面

中国如今正在走“和平崛起”道路，而中国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经济、文明控制权150年之后的再度崛起。中国的崛起除了靠经济、军事外，还要靠国家软实力。而如今，暂且不谈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只谈学校教育中的英语与语文。有很多学生连汉语都学不好就开始拼命学习英语，对英语的掌握炉火纯青，而对汉语语法却一窍不通。大学中有很多专业甚至没有语文课，而英语却成为必修课，考四六级成了大学中的时尚。其实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国民对其他国家语言的掌握程度，而取决于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很多国家都在学习中华文化，而我们却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视而不见。在前面谈到的政府“外脑”中的各类机构，不得不承认以后的机构成员将会是优秀的大学生，而作为主体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丢了，还谈什么“为中国策，为国是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是文化融合与反融合的进程。历史上每一个大国崛起，实际上是某种民族文化的崛起，在刀光剑影中伴随着众多弱势文化的消亡。“物竞天择”法则决定了全球文化品种的兴与衰、存与亡。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今天已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国家软实力，更是为了在中华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时能把民族之魂传承下去。

三、高校进行传统文化与道德素质教育的途径

高校作为大学生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与道德素质教育，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凝聚力与国民对自己国家文化认同程度，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显得至关重要。

1.调整教学计划，优化课程结构，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触多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缺乏直接系统的学习。在短时间内，大多数高校的教育还将会是应试教育。既然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不妨将传统文化纳入大学的教学计划中，将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必修课，使大学生接受系统化的培养与熏陶。通过接触优秀传统文化使大学盲目追求外来文化的浮躁之心沉淀下来，进而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2.优化教师队伍，选用优秀教材

在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中，教师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教师的素养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才与发展。因此教师在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外，还要具备较高的人文素质和良好的身心素质。教师在教学时应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寓于教学之中，引导学生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举办相关的讲座等提高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道德文化论文篇（10）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道德文化论文篇（11）

21世纪是崇尚创新、呼唤创新的时代，也是文化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构建和谐的道德文化环境，已成为一个民族决胜于创新时代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特别是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既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更是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之魂。

一

所谓文化，是指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实际上就是人化，是人的文明化。道德作为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变过程。它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处理人际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的原则、规范和理论观点，是社会生活有序发展和稳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道德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道德文化和整个文化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后者体内的精神中枢和核心。没有它，整个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或只能无意义地存在。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文化十分丰富，德治德政思想源远流长。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智慧。孔孟所开启的儒家道统始终把成德立人看作人生的最高价值，把道德实践看作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途径。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构成了现代道德文明与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一环。不同的社会生活形态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于面临特殊的世界环境和历史主体，更需要一种理性精神和道德文化的支撑。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成为大变革时代的重要使命。

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走出道德困境的迫切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呼唤。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和文化嬗变。新生活的诱惑与旧心态的禁忌，使人们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各种各样的非道德主义泛滥——以权谋私、以职图利、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寻租”现象成为社会公害，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违法现象屡禁不绝，吸毒、、卖淫、嫖娼、纳妾、拐卖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甚至连历来被称为“净土”的教育和学术领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蚀。精神的贫困、道德的沉沦、灵魂的迷失相当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制定《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为中国人民走出道德困境指明了方向。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道德理想的实质性举措。

人总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道德风尚和理想选择。良好的道德环境本身就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志，是人民群众所急切盼望的。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具有内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体。《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公民”是道德建设的主体。每个公民只有首先做好道德建设过程的参与者，才能成为道德建设成果的受益者。他们不仅要有现代知识技能，还要有现代生活方式、现代道德心态和现代人格理想。这就需要构建与现代化目标相一致的新型的道德文明。随着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将更加迫切，精神文明在整个人类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纵观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进步必须以人类精神文明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公民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作为基石和底蕴。

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而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也必定是道德经济。道德本来就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从道德延伸或升华而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特别是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和国内“五种多样化”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WTO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交易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在更深层次上蕴涵着道德人格的要求。全球化规则的本质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信用就没有竞争的资格。市场经济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其本质是一种契约化即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它推动人们走向市场竞争，驱使人们去追求最大利润，促使人们自觉实现产供销渠道畅通，启迪人们按照价值法则办事。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去发挥调节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必须讲道义、重信誉、守合同，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按照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经营。谁讲职业道德，谁就会赢得顾客和市场，取得竞争的优势；反之，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市场上就站不住脚，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种能为大家认同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与民主等。这几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不可分割，形成整体。其中，道德文化是这一体系的精髓和灵魂，是我们判断言行得失的根本准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是要让社会大众能够形成良好的文化凝聚力与思想向心力，不断完善其伦理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发展先进文化和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历史发展的内驱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的内在要求。在当代中国要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工程，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道德理论上有很大创新，在道德实践和道德规范上有重要突破，其内容丰富、科学、严整，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的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加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更是立足根本，着眼长远，抓住重点，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文化自觉。和谐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文化承载精神，精神体现文化。道德文化是和谐文化之魂。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更是建设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和重中之重。 二

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和艰巨任务，必须以高度的政治、社会责任感，加倍关注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道德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第一，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加强道德文化理论建设。道德理论来源于道德实践，又反过来指导道德实践。道德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道德建设的高度和力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其鲜明的时代特色集中表现为先进文化观，确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方略，突出了构建中国特色道德文化对社会广大成员引导、激励、凝聚和提升的重要功能。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的旗帜、纲领、指针，蕴涵着对科学文化和道德文明的系统思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运筹，对中国的整个社会发展和未来世界的走向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加强道德文化理论建设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颂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为主题，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目的，以点染精神的火光和淬炼思想的力量，感染人、鼓舞人、引导人、塑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