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概论论文大全11篇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42.4；F1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136-02

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在修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后的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工作心得，对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教学法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概论从国别经济、国际经济联系和世界经济整体三大方面，考察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运行模式和发展趋势，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沿理论，探讨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面临的新形势和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能够在日后的工作中提供合理建议。

世界经济概论是门综合性课程，每部分涉及的理论非常丰富，相关问题也较多。但课程涉及内容过广，使得课程显得面面俱到；而对相关理论和问题的介绍较为简单，容易使学生产生浅尝辄止的感觉。

二、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教法改进探索

（一）适时扩充学生知识面

世界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教材的出版往往与当前经济大环境滞后若干年，较为陈旧。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能照本宣科，应注重及时补充新讯息。在讲授“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发展”一章时，课本中并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知识。由于烟台作为环渤海中心城市和东北亚重要城市，具有建立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的优势。日本的三菱、本田和丰田等，韩国大宇、LG、现代、斗山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烟台，学生有很多实习机会与就业选择。因此，学生们很渴望从课堂上了解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知识。教师及时补充该方面的知识，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还有助于学生日后读研出国或工作。

（二）采用案例教学，注重先修、后修课程的关联

世界经济概论是门大杂烩的课程，很多先修课程都会从某一角度对其侧重介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引用上述课程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如，在讲授汇率一节时，教师可以就当前人民币汇率热点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签订广场协议，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而为什么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逼迫西德马克大幅升值，却没有见到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在讲授贸易保护这一章时，教师可以就当前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争端，深入分析中国成为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的原因。

（三）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

当前，较多学校采取多媒体教学，教师易在制作课件时堆满文字，授课时基本不使用粉笔，念课件即可，学生兴趣不高。教师应充分利用先进多媒体技术，将视频、音频、图片添加到课件中；遇到重点问题，扩展开来详细讲解。否则，学生容易感觉上课是在走马观花看电影，不重视该课程的学习。教师还可以将一些在课堂上没时间播放的与教学相关的视频、网页、电子版图书等学习素材，发到网络教学平台或公共邮箱，供学生课后观赏和阅读，增加学生的知识面，满足求知欲强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还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教师设定讨论题目，鼓励学生通过留言方式提交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互动交流，既拉近师生关系、促进学术交流，又提高学生的文字组织能力。

（四）教师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并举

传统的授课方式是教师在讲台上列举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后，给出结论。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本身即在应付课堂工作，造成学生单向接收信息，注意力差。教师应根据教学活动的安排，将学生进行分组，布置讨论的题目，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阅资料，制作PPT，撰写发言稿，使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而不是教师自讲自听。不能将分组讨论简单地理解成分组上台汇报，造成台上只顾着念，台下无心听。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和其他同学可提出问题，参与探讨，最后教师进行适当分析点评。这样，既可以使下组讨论的学生吸取经验教训，又可以使学生对讨论的问题有更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五）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情况

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时，虽然课本中各章内容相互独立，但教师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在课堂上更好地了解社会，看清楚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如讲美债、欧债危机章节时，最好对比一下中国的国债相关情况，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讲日本经济章节时，从经济扩展到政治热点问题，探讨民众表达反日爱国情绪时，打砸日货不可取，破坏公民的私有财产，影响中国的形象，应理国；讲科技进步章节时，重点介绍中国的航空母舰、神舟系列载人宇宙飞船等，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六）改变考核方式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传统的考核方式以期末论文为主，论文成绩通常占总成绩的70%，甚至80%，平日成绩以考勤和作业为主，占30%，甚至更少。它不能了解学生平日学习状况，容易助长学生抄袭网上现成论文，而一般学校又无法提供给教师免费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进行甄别，造成学生对最终成绩存在争议。应在平时布置需独立思考、开阔思维的作业；应以分组讨论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临场发挥和口头表达的能力，组长应注明组员在前期准备中的分工和相应负责的部分。应通过考勤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态度，如果学生对该课程兴趣浓厚、参与意识强，考勤就可适当减少。期末应采取开卷考试的形式，通过开放式的论述题考察学生的活学活用能力。

结语

笔者已经在授课过程中，结合学科特点，对学生因材施教，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该课程的魅力，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在对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方式上的进一步改进上，我们还将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韦倩青.《世界经济概论》教学方法探讨[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2] 时宏远.《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改革刍议[J].理论观察，2013，（6）.

[3] 管延芳.《世界经济概论》课堂教学方法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4）.

Discussion abou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e course of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economy

ZHU Jie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2）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基础课程，在其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笔者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有了点滴体会。在此，对《世界经济概论》课教学方法进行初步探索，以此与学界同仁交流，试图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进入了“全球性大规模竞争的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引人注目。《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目的就是使学生正确理解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经济发展道路以及世界基本政治经济格局和当代世界主题；增强学生对世界经济的学术动态和前沿的了解，不断吸收新的信息，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使中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培养后续人才。

二、《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方法

（一）教学中要注重充实新内容

世界经济是发展中的学科，新的事物、现象不断出现，而教材的更新难以跟上实际的变化，所以在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时，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而是要注重充实新内容、新数据资料，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比如，在讲授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章时所采用的课本中并无东亚共同体的相关知识，而东亚共同体正随着“10＋3”进程的推进在逐步构建中。中国是构建中的东亚共同体的一员，作为教师，应该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又如，讲解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时，只是依照课本引用2004年的数据就没有说服力，最好引用2007年的数据。必要的数据更新，需教师花费精力去寻找，应尽量使用各国官方、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以保证新数据的来源准确、可靠。

（二）跳出“论点加数字”的传统模式，加强理论分析，做到上下游课程的关联

相当部分的《世界经济概论》教材，甚至不少论文，常常体现“论点加数字”的传统格式——在陈述观点之后，即以数据加以佐证，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分析。在教学中，为了对论点进行展开分析，用数字来加以佐证，确有必要。但若一味重复“论点加数据”的模式，势必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应当用经济理论进行剖析，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教学进行理论升华，使世界经济的教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性。

同时，还要注意上下游课程的关联性，融进邻近学科的知识。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在教学中应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来分析问题，则会使教学内容丰富，理论剖析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从理论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世界经济的知识点，而且有利于学生将学过的课程与《世界经济概论》的学习联系起来，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基础。

（三）采用案例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式的、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它要求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本教材，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多种形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做出判断和决策，藉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的学习中，教师应适当采用案例教学，让学生身处特定的案例情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解世界能源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三次世界石油危机，并让学生去思考：为什么会爆发石油危机？现如今的石油价格猛涨，会不会爆发第四次世界性石油危机？

另外，案例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和实际性。因此，要求教师对搜集的资料进行合理加工，选出适用于教学的素材，进行修正和更新，使案例适合于世界经济教学的要求。这从另一方面使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得到提高，起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四）课堂讲授与讨论并行，口头练习和笔头练习相结合

讨论教学方法提倡教师与学生讨论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主动地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它改变了传统“填鸭式”教学的呆板，丰富了课堂的信息量，使整个课堂教学成为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互动的网络结构。教师根据教学安排，可适当增加讨论课的次数，提前将讨论的题目布置给学生，让学生课后查阅资料，撰写发言提纲。在讨论课上，让学生陈述观点，提出问题，与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讨论，共同学习。

文科的基本功包括“口头”与“笔头”，即便一个人有许多创新的见解、缜密的逻辑思维、搜集了翔实且丰富的资料，但最终要通过“说”与“写”表达出来。经济类专业严格地说应介于文理科之间，因此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要锻炼“说”与“写”的能力。课堂讨论为学生提供了锻炼“说”的能力，书面作业或者小论文则是锻炼学生“写”的能力。因此，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中，适当让学生写一些课程作业或小论文，不仅可以训练学生查找、搜集资料的技能，而且可以培养学生书面表达的能力。

（五）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网络辅助教学

在现在的教学中，多媒体教学似乎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甚至有的教师整堂课都不用粉笔，都在课件中体现出来。多媒体教学固然有诸多好处，如方便快捷，特别是针对一些烦琐的表格可以直接展现在学生的眼前，便于教师的讲解。但经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学生反映，用多媒体教学有时感觉像放电影，记不住。因此，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学中应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制作的课件力求简单美观，充分体现教师的授课内容，而不可全盘用多媒体教学。

在网络时代，教学方法也可以网络化。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向学生提供一些学习素材，如教师在讲授后，可以向学生提供一些相关网站，让学生去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此外，教师还可以申请一个共享的信箱或者网络U盘，将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素材放上去，让学生阅读。这些为学生加深对课堂讲授知识的理解，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六）适当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

我们是中国人，因此在讲《世界经济概论》课时，应适当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这样听者更爱听，教学效果也好些。如谈美国的GDP、失业率、通胀率等时，最好对比一下中国的相关情况。这样更具说服力，也使学生看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也更好地体现出世界经济的教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中国经济腾飞。

（七）教学离不开科研，宜寓科研于教学之中

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教学不能脱离科研，科研可充实教学内容。笔者在讲课过程中发现，一般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研究过的问题，讲起来不仅内容丰富、思路清晰，而且效果较佳；如本人缺乏研究的部分，讲起课来总觉得十分别扭，费力并且教学效果不佳。因此，作为讲授《世界经济概论》课的教师，要重视与该课程相关的科研，并将其科研成果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可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三、小结

以上仅仅是本人从事《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工作的点滴体会。由于世界经济学科的自身特点，决定了教学方法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其特殊的要求。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根据学科特点、学生情况因材施教，通过合理的教学方法，使教学达到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231-02

收稿日期:2001-01-18

作者简介:周申(1970-),男,四川成都人,教授,从事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学研究;易苗(1984-),女,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贸易学研究。

一、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的意义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简介

世界经济概论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经济学的教学,并借助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分析工具,研究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运动规律以及发展趋势,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考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经济特点,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认真分析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通过学习,使学生们了解和掌握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熟悉通行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和惯例,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能在涉外工作中为中国政府、企业界、研究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有效咨询、建议和发挥专业特长的专门人才。在该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对丰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案例教学的含义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思维方法、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

案例教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但它真正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和运用,却发生在191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和医学院。20世纪初,案例教学开始被运用于商业和企业管理学,其内容、方法和经验日趋丰富和完善,在诸多的案例教学法中,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和被广泛赞誉的就是哈佛商学院案例,正是哈佛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尤其是使用这种方法为社会培养的大量杰出的工商界骄子,使得案例教学法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成功教育模式。

(三)案例教学在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1.案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世界经济概论教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传统教学方法比较注重理论教学,这种教学方法可能会培养出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学生在遇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会出现难以运用理论、错误运用理论的情况,面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案例教学是将实际情况编写成案例呈现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进入所描述的实际现场,探寻成败得失的原因和教训,就能使其内容由抽象变为具体,容易学习。

2.案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世界经济概论课程不仅需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案例教学中,学生被设计身处在特定的情境中,对复杂多变的形势独立作出判断和决策,在这过程中锻炼了自我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知识、经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世界经济概论教学中,案例教学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作用尤为明显。

3.案例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世界经济的现实纷繁复杂却又充满趣味。运用案例教学这种互动式教学,训练学生决策艺术,锻炼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身临其境地解决问题,并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作出自己的独立决策,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二、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案例教学的组织实施

(一)选取案例

1.案例要有关联性。要紧扣世界经济学科基本理论和教学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选择案例,体现已讲理论从抽象到具体、拟讲理论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路,使案例发生的时空与授课的时空尽量接通。这样,学生的感受才会更深刻。

2.案例要有真实性。缺乏真实性的案例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一方面,可以从学生的理论水平出发,选择世界经济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另一方面,也可以参考一些案例自己编纂案例,但一定要注意符合生活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另外,表述要严谨准确,事实清楚,数据确切,真实可信。

3.案例要有典型性和新颖性。要在众多案例中选择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面性、最能体现同类事物共性的案例,以培养学生把握事物规律性的能力。要防止“贴标签”式简单对应地选择案例,应使案例涉及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同时,要经常更新情节过时的陈旧案例;要老案翻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要立足时代前沿,多选择反映世界经济新变化、新特点的案例。

(二)讨论案例

1.准备讨论案例。(1)准备案例文本。案例如果篇幅不大,讨论可以选择在课堂上进行,教师应提前计算好人数,将案例打印以便在课堂上发给学生。如果案例内容较多,教师应提前把案例分发给学生,或者提前将案例电子版上传到网络上,让学生自己下载并打印。(2)布置阅读任务。拿到案例之后,要求学生带着问题认真阅读案例,熟悉案例及其背景,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到图书馆、互联网查阅有关资料,了解有关专家的不同观点,同时也可要求学生预习或者复习与案例相关的理论知识,并针对案例中的思考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及理由,做好讨论发言的准备。(3)成立学习小组。如果学生人数太多的话,教师应当事先让学生成立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的人数约为五六人,可以教师事先分配好,也可以让学生自由组合,课后由各小组自行安排时间讨论,在小组活动后,推荐一名或两名在课堂上交流发言。

2.组织讨论案例。(1)学生发言。组织学生个别或每组派一到两名代表在课堂上发言,阐述对案例的分析过程并给出案例所附问题的解决方案。课堂发言既可以延续学生们前期分析案例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又可以强化学生们的发言技巧和表达能力。(2)集体辩论。分别发言后,组织学生之间互相提问,讨论时可以支持别人的观点,阐明自己的观点,也可反驳别人的观点,并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可以训练学生从多方面来思考问题,在提高自己说服他人能力的同时也认识到自身思维的不足。

(三)总结案例

1.口头总结。可以先由学生进行口头总结,包括案例的最终解决方案和从案例学习中收获的心得体会;教师在课堂最后对于案例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问题解决方案优劣的评价,对于学生在讨论案例时的精彩时刻或不妥之处也应当指出。

2.书面总结。案例讨论结束后,根据教师的要求和自己体会,学生要完成案例分析报告,报告中学生要对此次案例分析的收获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做出书面总结。学生通过案例报告结束案例讨论,将自己的思路梳理清楚,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同时案例报告也是评估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一个实例

在本科生世界经济概论的教学实践中,使用案例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理解“荷兰病”这一概念的成功尝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纪60年代,已是重要制成品出口国家的荷兰发现了大量天然气资源,此后荷兰出口剧增,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一现象被称为荷兰病。很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受到这个概念名称的影响(“荷兰病”似乎只会在荷兰出现),往往难以把握其本质。通过学习、讨论和分析尼日利亚“石油意外收入”和哥伦比亚“咖啡意外收入”的案例,学生们充分认识到,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也可能因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等。荷兰病的根源是新资源发现而获得的意外收益对原有出口产业(例如制造业)产生不利影响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案例教学使得学生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体,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型学习氛围,显著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有利于促使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

三、目前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案例教学中的主要瓶颈及克服的思路

目前在世界经济概论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的一个障碍是,尽管中国已经登上国际经济舞台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可供直接使用的案例几乎全部是基于国外所发生的经济事件。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尝试自主编写以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事件为蓝本的案例,并在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积累。例如,在有关生产要素变动对一国生产和贸易结构影响的现实经济事件分析中,中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的经济效应为我们编写以中国为背景的案例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此外,教师要注意提高案例教学的艺术。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侧重实践、师生交互式和基本由学生自主进行,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教学目的和方法、选择合适的题目、案例和阅读材料、组织课堂讨论、评估学生的表现。首先要把握好案例教学的时机;其次须完全掌握案例中所展示的事实:教师应对案例一读再读,并做出笔记,以便把握案例的要点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此外要具有时间概念,小组讨论的时间至关重要,教师要注意运用这种形式有效地加以控制,要根据讨论问题的重要性来分配时间。

参考文献:

[1]陈英.论管理案例教学的基本概念[J].济南人学学报,2004,(4).

[2]邓正林.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的思考[J].科技信息,2008,(15).

[3]何威.哈佛商学院与案例教学法[J].管理案例教学研究,1999.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22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5001006

一、引言

理性是经济理论和管理决策理论的基础性概念。理性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即在人的意识中能以数理逻辑表达的思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体现出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理性是人类主体意识的标志，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性的能力。具体地说，理性是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和学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1］。

自从经济理论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2］。在古典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角度，进一步完善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了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分支，分析视角逐渐从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拓展到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或非理领域，并与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其他科学相互交融。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博弈论不仅沿袭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且进一步要求“目标—手段”之间的一致性，即过程理性。传统博弈理论的理性概念将现实世界中人类复杂的互动行为加以高度的抽象和规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分析人类冲突与合作行为达到的均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等分支领域，逐渐放宽传统博弈理论中行为主体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设，转而研究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互动行为。理性概念不仅构成了博弈均衡的分析基础，而且根据理性假设的不同限制产生了博弈论的理论分支。因此，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核心地位。自20世纪40年代博弈论学科诞生以来，许多著名的博弈论学者如纳什、海萨尼和奥曼等人，在各个博弈论分支领域不断深化和丰富着人类互动行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本文首先回顾了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第三节分别剖析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理性概念的内涵；第四节分别从均衡概念的形成和各理论分支的基本假设等角度，论述理性概念在博弈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二、西方哲学对理性概念的认识过程

在哲学意义上，理性概念包含着如下四条基本原则：第一，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的、批判的考察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真理的产生途径只有两种：实证法和演绎法，“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第二，现实是可知的。因为现实世界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人类从理智上可以理解的结构。该原则将理性与命运说和不可知论等哲学观点分开。第三，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人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所说，“一些问题困扰着理性，而理性则无法避开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理性自己的本性强迫理性接受的，理性必须回答；但是，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理性力所能及的范围。理性不是由于自身的过错而陷于此种困境的，而是由于理性的界限”［3］。第四，实践理性，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正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构成了传统博弈理论大夏的基石：理性的行为主体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具有理性的能力使得给定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信念后最大化自己的报酬。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理性就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动下，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形态。

1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古希腊时代的理性开端于自然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反省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即为理性。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将数学证明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

2近代的西方理性主义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K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 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 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R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总之，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形态研究》以崭新的视角，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从而寻找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开创性一步。

参考文献：

马克.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3）：3―22.

刘林海.中古与封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0.

日 知.“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6）：38.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5）.

李洁琼.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749）.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60―80.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35.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35―47.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81―82，91.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02―205.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6）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反，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所有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7）

所谓“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①

由概念表述可以看出,物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这一新经济基础平台上的经济形态,是网络经济的实体拓展式应用。通俗地讲,我们最熟知的互联网主要解决人联人的问题,而物联网主要解决的是人联物、物联物的问题。新一代身份证技术和智能电网,是物联技术的典型应用,而真正的物联经济和物联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概念。

什么是概念?当代哲学中有两种主要的试图解释“概念”实质的理论。一种是思想表达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认为“概念”是人的思想的表达。另一种是概念的语义学理论(semantic theory of concepts),认为“概念”是抽象的对象(abstract objects),具体表现为各种符号,尤其是语言(words)。②两种理论,并不矛盾。任何一种概念都是人们思想的表达,同时又是以一定符号为载体的,一个强调了概念的思想内容,一个强调了概念的符号特性。也就是说,“物联网”这个概念,不但表达了人们对物联世界的憧憬,对一种崭新业态的期待,而且也必须借助于高度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借助于文字、图片、视音频的传播。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概念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更多地借助于符号而非实体经济来进行传播的经济业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是概念经济的两个关键点。

技术基础。概念经济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基础,但技术基础是概念经济生发的原点。如果没有当代风能技术、光伏技术、LED技术、燃料电池技术,就没有现在异常火爆的新能源概念经济。同样,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加之射频、扫描、卫星定位技术,物联网概念经济也只是子虚乌有。正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加之经济复苏之年各国政府急需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了物联网经济在2009年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出现。

符号传播。从微观上讲,再好的产品或服务也需要广而告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也无非是一种叫卖的噱头,一种变相的广告;而从宏观上讲,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则更需要系统性、全面性的符号传播,背后还需要巨头企业和政府力量的助推。概念由符号来承载,而符号的传播才构成了概念存在的意义,概念经济正是通过新闻报道、广告、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结合前文对“概念”本质的分析,物联网经济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愿望、憧憬,从而构成了基础性传播动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政府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通民众希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对物联世界怀有朦胧渴望。另外,物联这一概念,涵盖射频技术、感应技术、扫描技术、卫星定位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众多子概念,紧密与实体经济相联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具有统领具象的能力,产生传播的规模和声势。

概念经济的传播

概念经济需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两个基本点,而强烈依靠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的概念经济是其与实体经济最大的不同之处。比如,数码相机产品,作为一种实体经济产品,无须更多地传播(新闻、广告),只要索尼、松下将它推向市场,就可以轻松地打败柯达和富士。这是因为数码科技对于传统胶片的强烈替代性和经济性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实体经济的魅力,无须更多的传播去营造和炒作。而概念经济则不同,物联网世界仅仅让人们看到了它模糊的影子,虽然它可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毕竟没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与概念经济对应的实体经济的缺乏,使得概念经济必然呈现出一种强烈倚重于传播的特点。因此,以“物联网”概念经济的传播为例,考察其传播过程则颇具意义。1995年至2009年,物联网概念经济经历了以下典型事件。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及物联网概念。

2005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了《ITU 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联网概念。

2009年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奥巴马之后的演讲中积极回应,并将其提到国家发展战略构想的高度。

2009年8月7日总理在考察中科院无锡高新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要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8～9月中国移动的王建宙多次高调提出,物联商机无限,中国移动将积极与各方合作参与其间。

2009年9月14日“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暨‘感知中国’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2009年9月中下旬中国证券市场上物联概念股票突然成型并迅猛启动;“物联网”概念在中国上亿股民中开始扩散。

用理论透视现实,是我们洞见现实的惯常做法。在传播学史上,有关新技术传播的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新事物具备五大创新特征:相对优越性、兼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③物联世界的美妙故事和部分的实现与应用,让“物联网”具备了明显的“相对优越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以英特网为基础平台构成其“兼容性”,涉及复杂的传感、卫星、网络技术使其呈现出“复杂性”――物联网是个典型的创新事物。

就创新扩散的参与者而言,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可分作五类: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随者、后期众多跟随者、滞后者。本文无意将物联网概念经济传播过程中的众多参与者,按照理论的表述对号入座。但从上面的传播时间表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精英、政治领袖和实业家的身影,他们连同一些事件确实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来考察物联网经济的传播过程,我们发现物联网经济具有创新事物的一般特征,其传播扩散中一些关键人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时移世易,在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环境下,置身于转型中国背景,在分析相对宏观的物联网经济时,我们发现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应该讲,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对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普及的传播调查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传统经济、传统传播时代的特征,而且由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项或某类技术的传播,因而视角也较为微观。这种理论更适合于分析某类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广传播,而不太适用于分析某种经济业态(如物联网业态)的传播。

置身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21世纪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结合当代新经济、新媒体环境,对于概念经济的传播,我们有以下观察结论:

高端经济体仍然是概念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如同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经济”最先生发于美国,此轮中国的“物联网”概念经济也与美国IBM的“智慧地球”和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有一定的渊源。同样,奥巴马总统在胜选演讲中就高调宣布的“新能源开发”和“医疗改革”也成为日后美国、欧洲、中国等的新能源概念和医改概念经济的先导。概念经济发轫于高端经济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就经济实力、科技知识储备而言,高端经济体在引领世界经济潮流上担负有更多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高端经济体宣扬的概念经济,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富人们在衣食无忧的舒适房间里高呼环境问题的时候,贫困山区的人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砍柴烧火做饭。全人类的终极梦想也许是一致的,但发展的阶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再者,有许多概念经济,是一些高端经济体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而刻意营造的,对一国可能是福祉,而对另一国则可能是贸易保护或环境问题的发展压力。对此,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切忌盲目跟随。

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契机。技术是概念经济的基础和原发性动力,而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传播启动的契机。上个世纪末,克林顿政府在相对宽松的国际局势下,将大量军用技术转向民用,引发了网络技术的革命,从而催生了网络经济概念。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5月7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则在中国人的心里埋下了巨大的危机缺口,同年以“网络科技股”为龙头的“5・19”行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揭竿而起,“网络概念经济”正式在中国迅猛传播。回顾历史,联想今日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重要契机――正是在危机之年催生了包括“物联网”在内的各种概念经济。在危机中寻找产业改革和发展契机,这一富于智慧的思路已经多次体现在2009年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中。以2009年9月下旬新华社刊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例,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作出贡献”。④

概念经济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提到了扩散起飞临界点的概念,即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就进入了快速扩散阶段。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因为随着扩散比例的增加,传播的规模效应或叠加效应就会显现。而我们的观察结论是,当代概念经济传播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亦即当证券市场上某一概念股票板块的股价发生阶段性大幅上涨的时候,某一概念经济才算真正确认,其传播才算真正起飞。中国范围内“物联网”概念经济的真正启动,正是在2009年9月15日前后,以远望谷、新大陆等为代表的一批物联概念股的迅速上涨开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证券市场上流动的都是真金白银,中国的过亿股民足以让“物联网”概念经济迅速传播。这一概念确认和传播触发的过程,是新能源概念,以及更早的网络经济概念的重演,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新技术、新传播、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概念经济传播的鲜明特点与规律。

概念经济的传播后果

像许多复杂的事物一样,概念经济的传播有利亦有弊。其利表现在,昭示了经济未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展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美好图景,在危机之年为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勇气。其弊最大地表现在催生经济泡沫,为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伏笔。

泡沫,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直落至1000多点,为我们上演了网络概念经济泡沫破灭的惊魂一幕。经济学上公认的虚拟经济是指证券、保险、期货、汇市等构成的金融市场,而传播学上有柏拉图的洞壁影像,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学说。通过总结概念(思想表达;符号承载和传播)――虚拟市场(证券)的触发――概念经济的普遍确认和加速传播――实体经济这一概念经济的传导链条,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符号(包括概念的语言描述、股票价格跳动的数字、新闻报道)的抽象性、想象性,以及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不断变形(通常是夸大),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距。在这一传导链条中,前三个环节都发生在虚拟领域,概念的夸大、证券市场的过度表现,都会造成虚拟领域和现实领域的差距过分拉大,而一向追逐热点的发达而庞大的当代传媒系统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概念经济的传播中,媒体应该审视自己的责任,追逐热点并没有错,关键是要作出自己理性判断。简单地讲,就是要对概念阐述以及证券市场的表现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这样,才不至于将深处危机的人们拖向另一个深渊。

注 释:

①

②en.省略/wiki/Concept

③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美]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8）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内容与精髓，而是要探索《概论》的精髓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在我们看来，《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总结基础之上的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中国刮起了一股重实践、抓实践的强风，各大高校也无不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回应这种时代的主旋律。尤其是在高校中从事两课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更是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之中。当今中国，一方面，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的迅速国际化，西方一些剥削阶级的生活价值观逐渐渗透，这样的社会现实严重地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官员腐败问题居高不下，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塑造有非常不利的影响。《概论》的设立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对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在此基础上实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的目的。这既是完善大学生知识体系的要求，也是培养大学生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前提。然而，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实践就无法证明理论的正确，也不能丰富、扩展、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理论告诉人们，理论是独立的，具有预见性和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概论》就是这样的理论，而且是、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理解《概论》，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理论界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也没有过统一的观点。邓小平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经验可循，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实践也证明，邓小平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因为他反复告诫人们，“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问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因此，有人就感慨，邓小平一方面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又没有说如何避免两极分化，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只是摸索如何实践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把避免两极分化的思想搁置了起来；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实践——实事求是，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工作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好贯彻。比如，某保险公司的老总，他可以自豪地去领取6000多万元的年薪，其理由就是他感觉自己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把一个小的保险公司发展成了大的上市公司，他根本不去思考保险公司不仅是一个赢利的企业，也担负着社会求助的社会责任，即不能以赢利尤其是暴利为目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实践操作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明显不足，他们片面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许多观点。比如，针对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一些人就认为，只要经济工作做好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理想状态——通向共产主义。也正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高校的两课教师，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两课教师，越来越被边缘化。至于一些社会实践的践行者不去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学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邓小平理论只会背离时代的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社会实践将继续拉大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比如，有人主张彻底实现三权分立，用西方的宪政体制代替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第二，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对许多问题都没加以论证，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解释，社会主义的建设只能靠每个践行者对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一些思想的理解去实际把握。

《概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邓小平理论在理解上的以上种种不良现象，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笔者认为，首先，《概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都是围绕推翻资产阶级私有制所展开的，从实践上看，马克思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基于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至少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天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第二，共产党人享有和人民相同的利益，“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第三，共产党人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具备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据此，《概论》理应体现这三条原则，只有如此，《概论》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再现，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论，任何背离马克思这些原则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质上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论”，而且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理论的亵渎。从这层意义上看，我们必须认清，通常亵渎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那些不信仰众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而是把所谓众人的意见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任何背离人民主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都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玷污。其次，《概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在1882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言里，针对俄国的具体情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国家都能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不断地发展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验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国情并不仅仅是属于“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说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测量国情，因此，中国的许多领导人也误判过中国的国情，如“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对中国国情的严重误判。以此为教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去理解和分析中国“真实”的国情。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概论》正是这种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成果体现。

二、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根源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曾表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被黑格尔解释得精妙、准确。然而，黑格尔并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关系，其理论也就摆脱不了沦落为乌托邦幻象的命运。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史背景，马克思才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进一步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实际上，尽管有人评价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但并不能否认，马克思做到了一生都能够坚持将自己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渊源的历史维度出发，这种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出发点”，就应该、也必须是《概论》的立意依据，即现实生活世界是《概论》的根源所在。

现实生活世界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国情，用海德格尔的理论解释就是“实存”而非“此在”，即不能用简单的感性认识就可以把握的现存世界。首先，现实生活世界是人类世界，是赋予人的价值参与其中的世界。每个人都生活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世界作出自己的体认和改造，这种特有的实践方式的根据就是人的价值。只有把现实生活世界理解为赋予人参与的世界，才能区分开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从而实现理论思维与人类世界的本质统一，找到人能够“改造世界”的基本依据。然而，人类的思想史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遮蔽了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性，不仅把人存在的价值停留在以物质生活满足为主要目标的境界之中，而且对于人类寻求自身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阻碍。这样理解，我们就能够感悟和支持高尔基的观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其次，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时刻被人们否定着的世界，想抛弃的世界。从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来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和阶层斗争的历史，不论哪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组织形式多么完善，都有着要被革命或改革的领域，因为人们不满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实际。面对这种现实，统治集团往往把原因归咎于人们的私欲、贪欲和不感恩等，至于现实生活世界主要是围绕统治集团的意志所运行，他们无意或有意间剥夺了他人的自由，统治集团并不去深究或予以忽视。总之，不论原因在哪里，迄今为止的现实生活世界都是要被革命或改革的现实，却是不争的事实。再次，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功能多样的整体性世界，知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真正认识其本来面目。之所以如此理解，是源于对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否定，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国家或民族改革中出现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与庸俗唯物主义有联系，即陷入了知性思维的误区之中。庸俗唯物主义是l9世纪开始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并在德国流行开来的思想观点，它把意识直接归结为物质，社会意识直接归结为社会存在，完全陷入机械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比如，法国的霍尔巴赫就认为，“让我们服从必然让我们听命于自然顺着自然给你划就的必然道路放心走吧”。最后，现实生活世界一个历史性范畴，是要被新的“现实生活世界”取代的暂时性世界。马克思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就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历史性，即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出发，现实生活世界就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动态的世界，它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追求新的合理状态。实践也证明，诸如所谓“千秋万代”的现实生活世界等观念，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概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围绕如何理解现实生活世界和解开现实生活世界之谜而展开的。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来看，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都是根源于他所生活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对他那个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总结。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理论的初期是资本主义处于大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为了写作理论，他深人工厂、农村进行走访调查，密切注视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及其工人运动，与各个资本主义的理论代言者们进行论战。除了写作理论，他还亲自组织了工人协会，参与了工人国际协会，并且为工人运动的开始起草了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理论学说都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完成的，社会的各种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当前的社会实践来看，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处的现实生活世界所做的全面反省与本质概括。邓小平对现实世界全面反省的理论出发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姗。邓小平理论能够成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还在于邓小平理论完成了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处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概括。比如，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做的深层次解答等。

三、超越现实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诉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十分重视，仅基本结构就先后变过多次，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解而来的，这一变革教材的形式无疑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学生的影响。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统一起来，再加上“科学社会主义”内容的《概论》，同样是为了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实际需要。要真正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进”，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概论》本身具有吸引力。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和著作一经面世，立即被广为传播和争相传阅，没有任何的外在压力，即使马克思的敌人也不敢给以忽视。之所以如此，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但马克思的无私精神，使得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同样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吸引力。《概论》要实现这一本质性目标，就必须摒弃自己的理论只是为了对现实生括世界进行理论解释或理论总结的思维，而是要坚定地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前提，以超越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勇气构筑《概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因为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任何现存的现实生活世界并不是终极真理的社会形式。

首先，《概论》之所以能够超越现实生活世界，在于《概论》构筑的不是意见、建议或报告，而是理论及其体系。众所周知，“意见”、“建议”和“报告”可以有多种多样，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但“真理”却只能有一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不能将《概论》降格为意见、建议和报告。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9）

大家都知道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几个假设基础上的学问，而这些假设都是不现实的，仅仅是为了研究经济而做出的假设。虽然能才假设基础上建立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但传统经济学确实越来越不适用于当今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像打开手电筒，让一个醉汉爬上去一样。

而泡沫经济就源自于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逻辑很简单，传统经济学都是假设之下的，泡沫经济还能怎样？泡沫又有什么客观现实的意义？因此，泡沫只是传统经济学的阴魂而已。

第二：泡沫在世界观的冲突中蒸发

中国人接受的都是二维世界观的教育，主观加客观就搞掂了这个世界。但除了二维世界观，还有其他的哲学流派。看经济有没有“泡沫”？“泡沫”与通胀是否有必然关系？“泡沫”能否用来卖钱？如果我们换个世界观，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制度经济学比较推崇三维世界观。三分法之一认为首先是“物与物的关系”，由此产生自然科学；之二人为是“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发展出了社会科学；这之三便是“符号体系”，或者说是“意义与价值”，也是人们通常说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广义的，反映的是人们的精神与心智，进而产生“文化”及“文化选择”。

“一个概念卖了多少多少钱”，是因为概念的经济学价值恰恰是能够缩短人们认识世界的时间。而“时间”在诸多生产要素之中，是唯一的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不我待”、“寸光寸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能够帮助人们节省时间的概念都是价值不菲的，节省了时间就是延长了我们的未来。

所谓的“泡沫”，如果换在三维世界观去看，是实实在在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收益，只要有恰当的方法，是完全可以量化的，而不是虚幻。因为，“时间”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死去而消失，不会因为某几个人满口泡沫而变得虚无，只能向资本的“质量”进行转化，而资本的“质量”通过股市向货币“数量”进行转化。

在股市中谁赚到的钱、赔的钱，都不是假币，还说什么泡沫？

第三：泡沫是方法论的无能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5－10－21［DOI］10．15939/j．jujsse．2016．02．009

20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于世界中心地区的学者———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论”并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人为拥有了这样一个国际关系解释框架而欣喜，感觉到耳目一新。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受到依附论的启发而提出的，它借用了依附论的最为重要的中心—边缘概念，只不过沃勒斯坦在“中心—边缘”之间加上了一个“半边缘”，以告诉人们世界体系包含着“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基于这一结构所做的分析也似乎能够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巩固和变动的过程及其原因作出更加客观、形象和合理的描述。的确，与依附论相比，世界体系论的诸多分析都显得更加细致入微，诸如对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构成、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变迁等所做出的分析，都使这个作为分析框架的世界体系论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也许是因为沃勒斯坦希望让自己关于国际分工的论述更具说服力，也许是因为他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劳动分工与控制方式上了，以至于让世界体系论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也正是世界体系论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经济主义理论倾向，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体系的存在与运行状况。根据斯考克波尔(ThedaSkocpol)的评论，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概念。斯考克波尔说:“奇怪的是，尽管沃勒斯坦看起来特别关注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地区的阶级结构，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他在解释世界体系的经济变迁时用到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那些变量，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即生产关系与剩余分配是任何经济体系运行与发展的关键。”［1］应当说，沃勒斯坦也看到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一直努力去把这些复杂关系简化为经济变量，总是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去对这些复杂关系做出解释，努力将这些因素解释为经济变化的某种结果，甚至有时在肯定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后又立刻赋予经济因素以更高的地位。可以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世界体系所做的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解读。

一、经济主义视角中的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有着自己所钟爱的一套概念体系，首先，他是从“社会体系”(socialsystem)的概念出发的，认为“社会体系”是一种自立自足的有机体并有着特定的边界、结构、规则与生命周期。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自立自足的“社会体系”才能(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既然社会体系被确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那么，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单个国家也就不能被视为自立自足的有机体，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个“社会体系”包括“世界体系”(worldsystem)和其他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但是，由于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已不复存在，当前仅存的“社会体系”也就只有“世界体系”了。他认为，把这个实际上是世界体系的社会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在起点上所拥有的就是一种整体观，从这个社会体系出发展开的叙事所包含的也就是整体分析的方法。其实不然。沃勒斯坦在他的理论实际展开的过程中用经济主义代替了整体分析。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已成为过去式的、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s);正在进行的、作为经济统一体的“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未来的作为可能形态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worldgovernment)。在沃勒斯坦的概念体系中，“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一词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现代)世界经济”一词的同义语，它们都是指15、16世纪之后的世界。这两种说法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使用“现代世界体系”一词，是为了强调分析单位的整体性与合法性，以区别于传统的以单个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使用“世界经济”一词则是为了指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即它的经济属性。当沃勒斯坦采用“世界经济”一词时，目的是要强调现代世界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世界帝国”的特征。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它并不像之前的世界帝国那样存在着由某个政治中心来统治其疆域的状况。恰恰相反，现代世界能够超越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或范围，是通过经济联系(主要是不同的劳动分工与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实现了世界的一体化的，并在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确立起了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实现剩余价值向中心地区的持续流动。在《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的理论部分，沃勒斯坦似有无奈地说道:“另一种体系(指现代世界体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world-economy)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2］422。尽管这里所说的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却反映出沃勒斯坦的理论倾向，那就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属性的过度强调，即把“现代世界体系”简化成了“世界经济”，而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其他方面都舍弃掉了。在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上，这种做法明显地有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沃勒斯坦受到了诸多批评。具体地说，沃勒斯坦认为，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出现的，而现代世界体系则以“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根据这一历史划分，就会产生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世界帝国是否是纯政治性的?征服与掠夺是否完全没有经济目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否仅仅存在着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比比皆是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背后难道就没有政治压迫和话语霸权吗?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前现代的“世界帝国”时期和现代的“世界经济”时期这样的阶段划分，它们其实都只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其实，在16世纪之前，世界分割为地域性的空间，根本就没有出现世界体系，世界体系只能被理解为脱域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才形成了世界体系。正是因为世界体系的生成，才有了所谓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沃勒斯坦对世界历史有着明显的误读，比如，他认为:“世界经济(aworld-economy)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曾存在过世界经济(world-economies)，但它们总是变化为帝国的形式，如中国、波斯和罗马”［2］14。我们认为，把中国、波斯和罗马说成是“世界帝国”完全是一种现代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促使世界体系生成后，人们才反过来看到了那些帝国所拥有的强大的征服能力。就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帝国无论多么强大，无论征服了多少土地，也只是地域性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面积的区域仍然处在帝国之外，有时甚至与帝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只有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起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的许多国家，再后是美国，才可能被称为“世界帝国”。另一方面，就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而言，可以说是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逐渐出现的，是因为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才为世界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尽管这种世界经济依然是发生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但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平等与自由等，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当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也把学术界通用的“资本主义”概念引入到了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中来并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他自己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即单一的劳动分工以及多元政治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并不会导向另一个。我们仅仅是在用不同的特征去定义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现象。”［3］在这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做出了超越一个国家范围的新定义。他指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们通常把经济看做是国家结构的内部因素，尽管它在形式上可以突破国家的疆域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联系，却不认为那是经济的实质性特征，这种传统认识片面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国家属性，是存在于国家之中的一种生产方式或意识形态。沃勒斯坦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传统理解，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的属性，而是世界体系的一种特征。“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事情，而非民族国家的事情。”［4］112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日就注定要突破政治边界的限制，所以，他在把“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相等同之后又在“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认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是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生成原因。“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基于这个事实，经济因素在一个大于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竞争场所中起作用。这给了资本家们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策略自由。这使得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422表面看来，沃勒斯坦的这一解释是合理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造就了世界体系，也开辟出了世界经济。实际上，我们认为，就这三种形式在现代史上的位置而言，是不能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的。更为重要的是，沃勒斯坦在三者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显然，沃勒斯坦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经济理解运用到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中去，这在学术上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需要指出，对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能做出教条主义的理解的。特别是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那种权威机构和治理体系，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运行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事实上，在世界体系中，经济的因素也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世界体系论而言，沃勒斯坦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语境支持的条件下试图对世界体系作出经济主义的解读，这虽然在表面上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较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并不能提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方案。就现实而言，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是政治霸权、话语霸权甚至军事霸权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如果它在政治上、话语上受制于霸权国家，甚至经常性地受到军事上的胁迫，那么，它的经济成绩只能是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由此看来，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经济主义解读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现代世界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为基本的概念，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正是建立在这几个基本概念之上的。但是，沃勒斯坦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却存在着明显不恰当的问题，因而，他通过这些概念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观也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在历史观方面的错误。首先，我们认为仅仅存在着一种世界体系，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世界体系，在时间点上，这一进程大致开始于15、16世纪，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世界体系。然而，沃勒斯坦却要区分出前现代的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中国、波斯、罗马等的确被称作为“帝国”，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体系中的帝国，而是地域性的。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帝国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出现的，它是通过资本征服、政治压迫和军事掠夺而为世界确立起了中心—边缘结构，在使自己成为中心国的同时，把许多国家转化成边缘国并形成了一种全面的剥削与依附的关系。所以，世界帝国并不是前现代的，反而是在15、16世纪之后出现的。再次，“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是可以用来描述现代世界史的概念，或者说，现代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体系化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但是，将这些概念与“世界经济”的概念相混同，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直接移植到对国际关系分析当中的简单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存在着这些错误，所以，他并不能真正理解15、16世纪以来的历史是如何进行演变的，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心国是如何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实现对边缘国的剥削和压迫的。

二、经济主义分析掩盖了什么?

既然沃勒斯坦把“世界经济”与“现代世界体系”相混同，也就必然会在对现代世界体系所做的分析中注重对经济因素的强调。相应地，也就会忽视诸如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或者说，当谈及其他因素时，沃勒斯坦是将它们简化为或转化为经济因素而后再去分析世界体系的，表现出论证经济之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首要性。我们可以将沃勒斯坦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属性的论证概括为三个方面:逻辑上的基础性、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结构上的重要性。沃勒斯坦说:“它(现代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因为该体系内各部分间的基本(bas-ic)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这就是说，在逻辑上，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基本联系是经济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其他方面的联系。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现代世界体系是因为经济上的联系才得以生成的，此后出现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尽管加速了世界体系的形成，甚至让这一世界体系变得更加稳固了，但它们的作用都只是作为经济的辅助因素而存在的，其结果也只是表现在让现代世界的经济体系得以持续长存，没有转化为由某个单一政治中心统治的世界帝国。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这一认识其实是不实的，事实上，随着世界体系生成后，先是英国，后是美国，都曾经或者正在作为世界帝国而存在。沃勒斯坦之所以会无视这一现实，是因为他把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看作不甚重要的因素所致。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在他眼中，现代世界体系完全是经济性的，除了经济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方面的力量可以像经济那样把它的触角深入到世界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就政治而言，没有哪个政治中心能够将其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得如经济触角那样长。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知道，杜勒斯早就提出了“和平演变”的设想，而且其手段并不是资本及其他经济活动，反而恰恰是寄托于政治、文化等，对此沃勒斯坦不应丝毫不知。从边缘国家的情况看，政治和文化方面可能恰恰是这些国家的精英群体所渴求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会极力把中心国家的政治描绘得无比美好，要求引进并替代被他们说成集权的治理体系，甚至会在没有得到中心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也动员起本国政府的激烈行动。在文化以及思想理论方面，边缘国家不仅会主动翻译引介，而且会生发出知识依附，只要是来自中心国家的，就会被作为金科玉律对待。所有这些，沃勒斯坦不应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因素才会视而不见。沃勒斯坦认为，经济因素不仅在逻辑上是基础性的，也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先在性的，而且在世界体系的结构上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沃勒斯坦极力淡化其他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在谈论“社会体系”这个在沃勒斯坦看来是唯一可以作为分析单位的概念时，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体系的特征便是其内部存在劳动分工，这导致各部门或各地区依赖于同其他部门或地区进行经济交换，以源源不断地、稳定地满足本地区的内部需要。这种经济交换的进行不需要共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更明显地不需要同样的文化”［2］98。从现实来看，如果经济因素在世界体系结构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美国总是热衷于向全球推广它的价值观呢?为什么会频繁地在各大洋进行军事演习呢?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比沃勒斯坦更清楚什么因素在世界体系的运行中更能够发挥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一方面，沃勒斯坦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使自己显得具有学究气，但另一方面，从其论证的逻辑来看，他不仅不具有学究气，反而让人怀疑他是在做一项非常务实的替中心国家辩护的理论建构活动。因为，沃勒斯坦在要求人们把对于世界体系的关注重心放在经济要素方面后，紧接着就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我们知道，经济交换是从属于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经济交换，结果就会是，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被掩盖了。这一点实际上构成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实质，也是他的理论活动目标。所以，当沃勒斯坦谈到政治与文化等因素时，往往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即使需要发表意见时，也仅仅谈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去讨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互动与联结。这似乎是在说，在世界体系中的各构成单元中，只有在经济上是因为交换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只是差异而不是联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以及话语上的霸权也就被一笔抹杀了。从近代史上看，不仅政治上而且军事上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歇过，整个世界体系从来也没有处于真正安宁的状态中，甚至文化冲突也在20世纪后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联系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关系，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这样的世界体系应当是安宁的，应当是“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互惠互利”所昭示的和平景象。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经济上的交换从来都不是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是什么因素把边缘国置于不自由的地位上?显然是政治并辅之以文化上和话语上的霸权。这说明，在对一个封闭性的社会———一国社会———的分析中是可以把视线首先放在经济基础上的，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一国内部社会的其他各种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世界体系而言，就不能认为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应仅仅看到经济关系而有意识地忽视其他关系。在世界体系中，政治关系往往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沃勒斯坦把政治关系放在从属的位置上，甚至有意识地在世界体系中淡化政治关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反而会掩盖中心国对边缘国进行政治压迫和干预的事实以及意图。今天看来，当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时，一些中心国———特别是美国———并没有选择在经济上与中国开展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更不用说在经济上开展广泛合作了，反而更多地使用了政治和军事的手段，采取各种各样的遏制策略，即使使用经济手段(如反倾销调查、贸易制裁等)，也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恐吓的基础上作出的，或者说，背后是有政治与军事威胁作后盾的。进一步，从中国周边国家的情况看，“”从来也不是以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反而恰恰是政治渗透的结果。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这种经济主义解读是具有代表性的，即使在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分析时也存在这类学术现象。我们看到，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给出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生产外包，并声称外包是碾平世界的一大动力。弗里德曼是在撇开了政治的前提下去证明中心国对边缘国的资本输出以及生产外包是如何让边缘国在经济上、就业上以及生活水平上获益的。事实上，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的，是通过政治开辟道路的。当然，边缘国在与中心国交往的过程中也许会运用经济优先的策略，或者要求经济优先的原则得到中心国的承认，但在实质上，这种经济优先的策略以及主张也完全是一种政治策略。至于中心国，一方面，我们看到，它(们)经常会用“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现代化”等一系列的经济用语和谎话迷惑边缘国，以减少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敌对和反抗，但在这些话语霸权与文化输出的背后则是强大的政治恐吓和武力威慑;另一方面，当边缘国不听话的时候，中心国就会撕下面具，根本无需用经济策略去掩盖它(们)的政治霸权，而是裸地运用政治恐吓和军事讹诈的手段直接对边缘国进行支配、干预等。当然，沃勒斯坦为了表明他关于世界体系的描述是客观的，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他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在此，沃勒斯坦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却只承认政治具有某种辅的影响，但他所希望的是在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也确实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生成史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结果是把现代世界体系视为“世界经济”的同义语这一无需论证的前提。在沃勒斯坦的叙述逻辑中，政治的、军事的因素都只在世界体系的形成中发挥辅的作用，这在他对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近代史的叙事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在欧洲的生成是一个完全由经济决定的过程。沃勒斯坦以问答的形式说道:“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同时，也兴起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但它是其原因还是其结果呢?”紧接着，他就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认为西欧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似乎已要求并且为中央集权和对内部控制的加强这一长期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中心国家是如此”［2］151－153。我们已经指出，考察一国历史时，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应当得到承认的，如果沃勒斯坦所指的是某个具体的西欧国家，这一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就整个西欧来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就需要对历史作出具体分析了。然而，沃勒斯坦却把这种判断直接地运用于解释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从而简单地得出经济因素是世界体系中首要性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结论。这样一来，他就把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描述重心转向了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方面了。结果，他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中心国虽然早于边缘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这种国家机器也为中心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政治支持，使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成为可能，但是，边缘国之所以处在相对于中心国的弱势地位上，在根本上是由于它的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落后造成的。边缘国在劳动控制方式上依然沿用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方式，使其经济运行的成本大大地高于中心国，以至于丧失了在世界体系中与中心国竞争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改变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在分析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时，都努力从中发现中心国是如何运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去剥削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的，即要求在对这一秘密的揭示中去寻求应对之策。尽管普雷维什和早期的依附论学派都没有明确地以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是，他们在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时默认了世界体系这一前提，认为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是被结构化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中心国恰恰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实现了对边缘国的剥削和掠夺，而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也正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自动地向中心国流动的。然而，沃勒斯坦却在对世界体系生成历史的经济主义解读中把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说成是由世界经济的变动造成的，把中心国与边缘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说成是由经济决定的。我们知道，沃勒斯坦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概念，认为世界体系是拥有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但是，由于他在世界体系中所看到的仅仅是经济因素，因而，他在谈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时，也就只剩下了经济意义上的解读，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被消解了。吉登斯在谈到沃勒斯坦时就曾指出他的这种经济主义观的不足:“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的差异完全吻合。”［5］61这无疑一语切中沃勒斯坦的要害之处。总之，世界体系的运行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以及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显露于外的表象，特别是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所包含着的是政治上的压迫、军事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入侵等等众多的方面。如果在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持有经济决定论的话，必然会导向对中心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掩饰或美化的方向。

三、经济主义分析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着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但他却一再宣称自己所做的是一种综合的、整体主义的分析。他说:“世界体系分析的论点非常简明。三个认定的人类互动的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选择、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4］168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沃勒斯坦也解释道:“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独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holisticanalysis)”［6］6。沃勒斯坦甚至自我辩解道，他在将“政治”与“经济”加以区分时只是出于方便分析的需要，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可是，阅读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却发现他的这些说辞是不实的，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所谓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而是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在讨论欧洲在“延长的16世纪”期间的劳动分工时，沃勒斯坦一方面强调，“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原则上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但他同时又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决策要首先适合于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决策要首先适合于较小的合法统治结构，即世界经济内部的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2］73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否定国际政治的存在。而且，这并不是他的一个具体观点，而是贯穿于他的全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一直是在此基点上展开他的世界体系讨论的，在几乎每一项论述中都一直赋予经济因素以高于一切的地位。就《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而言，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是标准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但是，也正是在这本书中，沃勒斯坦提出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构想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看到，沃勒斯坦经常陷入到他所声称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与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之间的矛盾之中。也许沃勒斯坦在希望把握世界体系的整体情况时是把整体主义作为他的某种追求的，但是，由于他仅仅提出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构想，并没有作出深入的和成熟的思考，更没有得到相应的语境支持，所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选择了把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切入点的路径。我们已经指出，就一国而言，经济关系是基础，其他因素都需要最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就世界体系来看，经济因素反而成了被决定的因素。然而沃勒斯坦恰恰把这个逻辑颠倒了过来，在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滥用了经济决定论。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使对于一国内部的问题进行分析，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开始变得可疑了。我们知道，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后，领域分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别研究显然需要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以至于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显露出了局限性。20世纪后期以来，之所以社会科学变得声名狼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旧的思维传统滥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以至于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不仅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诸如定量研究等方法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而到了其他领域，却成了导致科学研究混乱的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决定了近代早期形成的诸多传统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具有普适性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做出方法论上的创新，特别是需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去选择或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就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世界体系论而言，显然是前人未能深入触及的课题和研究对象，需要在方法上做出创新。可是，沃勒斯坦偷懒了，直接搬用了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所以，他关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显得非常不真实，甚至表现出了某种为既有世界体系进行辩护的学术倾向。也许沃勒斯坦可以辩解说，他是希望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达致对世界体系形成史的科学理解。但是，面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我们应当做什么?进一步地说，是让边缘国都安于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还是努力改变现状?关于如何改变现状，是让边缘国重走中心国的老路子还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让边缘国在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挣扎还是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的要求?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而是需要在认识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去寻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体系的路径。这样一来，经济主义分析方法就必然会面对无情的拷问。应当看到，沃勒斯坦对分析方法是做过思考的，他也试图在这方面作出创新，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实也包含着综合性分析的内容，他在评论社会科学研究时甚至说过，“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approach)”［7］8。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时，社会科学研究中正流行着跨学科研究，沃勒斯坦在批判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所追求的“一体化研究”的愿望，这说明他并不愿意“随大流”。的确，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来看，更多的是从多个学科中去东采西撷，往往满足于形式上的中和，而不是建立在对每一个所涉及的学科都做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所谓“跨学科研究”并没有摆脱专业化学科分类的限制，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觊觎其他领域的研究议题，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所形成的专业视角去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沃勒斯坦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跨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ity)在表面上试图要超越学科，但在实际上，它通常只是强化了它们。那是因为‘跨学科研究’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分立的学科分类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因为它主张将不同知识综合起来。也就是说，其背后的假设就是，分立的知识是存在的”［8］224。鉴于对跨学科研究的这种认识，沃勒斯坦提出“一体化研究”的设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沃勒斯坦在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分析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化研究”贯彻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之中，这说明他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的设想却没有创新的能力，更没有创新行动，而是陷入了庸俗的经济主义分析之窠臼。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不仅提出了世界体系研究的课题，也促进了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此前，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事实上也一直持有着世界性的视角，所研究的也是世界体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包括依附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开始谈论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作为依附论代表人物的阿明在20世纪70年代也明确地表达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尽管从某种特殊角度，如从传统的大学学科的角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社会事实，但社会的科学却只有一种，因为社会事实是统一的，它从来不分‘经济’事实、‘政治’事实和‘思想’事实等”［9］4。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沃勒斯坦所构想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的，就依附论学派的思想发展来看，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更为明确地追求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分析。就此而言，沃勒斯坦提出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性研究的构想是具有科学史上的合理性的。遗憾的是，沃勒斯坦并没有在其著作中真正地运用这一方法，而是受到了经济主义分析的纠缠。所以，在沃勒斯坦的视野中，总是基于经济因素而去确定“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以至于把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复杂现实简单化了，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真实情况，更不可能真正揭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的秘密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有着世界影响的鸿篇巨制，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来自中心地带的学者对普雷维什和依附论的基础性分析框架的使用，对于中心—边缘概念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相关研究能够在这一视角中去认识世界和分析国家间的关系，这应当视为他的一项贡献。但是，沃勒斯坦所构想的与实际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特别是经济主义分析使他所描述的世界体系及其形成史成了一个单色的世界，在实践上则可能导致边缘国家在努力向中心跃迁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策略选择，那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以为单凭经济发展策略的运用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从20世纪后期以及新世纪的世界体系运行状况来看，虽然边缘国因为注重经济发展的策略而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但在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扑面而来的情况下，整个世界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边缘国不安于边缘位置的要求与中心国极力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间孕育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冲突，以至于世界陷入了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去认识世界的话，就会把许多决定了世界运行的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那样的话，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个重大机遇，它将打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它要求我们在认识世界体系时必须运用多维的视角，必须对世界体系作出综合性的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加以解构的可行性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对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作出批评，目的就是要寻找世界体系分析的新方法。只有这样，边缘国改变现状的努力才能够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被引向正确的方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在国家边界范围内开展经济、社会建设，而是面对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世界体系中开展各个方面的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体系，以求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在这里，我们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所作的评述，是要指出他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所犯下的错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世界体系是一个刚刚向我们开放的话题，准确地说，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们才遇到了和必须面对世界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原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理论视野上的地方色彩也就暴露了出来。其实，我们所接受的方法训练和理论传承都明显地具有“地方模式”的色彩，这很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世界体系作出科学的把握。因此，我们指出沃勒斯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是希望将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世界体系的镜鉴，以便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能够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作出创新，对世界体系做出新的解读。

［参考文献］

［1］SkocpolT．Wallerstein’sworldcapitalistsystem:Atheoreticalandhistoricalcritiqu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77，82(5):1075－1090．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WallersteinI.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Conceptsforcomparativeanalysi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1974，16(4):387－415．

［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衰亡:比较分析观》，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吴英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世界经济概论论文篇（11）

本体论范畴是对法的存在及其本质认识和概括，反映法是什么，不是什么，何以是此而非彼，法内部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法的存在形式，法的调整机制，法的基本功能。［2］13为了解决经济法的生态化的本体论问题，首先要解决经济法学界和环境法学界争论已久的法律生态化的本体论问题。本文所要解决的是法律生态化是什么以及法律生态化内在特征的问题。

1．1法律生态化概念之考辨关于法律的生态化，法学界至今亦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或解释。但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

(1)立法理念说。该学说认为法律生态化作为一种立法的理念、精神或指导思想，即强调应在各部门法中确立尊重生态自然的立法精神或指导思想。在我国最早引入法律生态化观点的是北京大学的著名环境法学家金瑞林教授。他指出:“‘法律生态化’的观点在国家立法中受到重视并向其他部门法渗透。在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部门法中也制定了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新的法律规范。”［3］随后，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马骤聪教授亦指出:“在前苏联时期，苏联的生态法学家就提出了‘法律生态化’的概念和主张，即认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不仅需要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法律法规，而且还需要一切其他有关法律也从各自的角度对生态保护作出相应规定，使生态学原理和生态保护要求渗透到各有关法律中，用整个法律来保护自然环境。”［4］我国环境法学家、武汉大学的王树义教授亦撰文指出:“所谓立法的生态化，即是指各种不同的法律部门在立法的过程中，均应考虑国家在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的生态要求，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对生态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目前，国外许多国家在国家立法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各法律部门立法的生态化，以俄罗斯联邦为例，俄在其《所有权法》、《联邦投资活动法》、《外国投资法》、《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私有化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生态要求方面的规定。另外，在俄罗斯联邦的行政立法、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其他立法中也有关于调整生态社会关系方面的法律规定。俄罗斯联邦上述这些法律部门立法的逐步生态化，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联邦生态立法的发展，促进了俄罗斯联邦生态法律体系的形成。”［5］最近，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教授则进一步对法律生态化提出独到的见解，认为其是“对传统法律目的、法律价值、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关系、法律主体、法律客体、法律原则和法律责任的绿化或生态化。它以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民主、环境效益、环境安全和生态秩序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明确主体人和客体自然之间的法定关系、赋予人和非人物种的特定法律地位为特色途径”［6］。

(2)趋势说。该观点以中国环境法学会副会长陈泉生教授为代表。此学说认为:与其说法律生态化只是一种立法的理念、精神或指导思想似不够完整，不如说法律生态化是一种法律发展的趋势似更为全面。其既将法律生态化作为一种立法精神或指导思想予以囊括，又指出了这一立法精神或指导思想确立后必将推动法律朝着生态化方向不断推移的发展趋势，从而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法律生态化的内容和较为科学地体现了法律生态化的特征。法律的生态化趋势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将法律生态化的理念注入立法体系之中，从多维视角探究生态与法律的关系，对传统的以当代人为本位的法律思想、法律观念、法律价值取向、法律重心、法律救济、立法倾向等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崭新的符合环境时代要求的法律思想———生态主义(即强调人类与生态共同利益为中心的思想)、法律观念———生态本位(即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法律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人与自然、法律重心———保障环境权、法律救济———利益衡量、立法倾向———预防优先等予以取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环境时代要求的法律制度。［7］

本文认为，法律生态化是一种范式。法律的生态化是生态文明时期的产物，其顺应21世纪生态文明社会变革发展而产生的。随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世界经济形态由资源经济和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的转变;社会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世界各国的法律已呈现出一种趋同的倾向，即各国的立法均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和顺应环境时代的要求，从而使法律朝着生态化的方向不断地推进。不论“理念说”还是“趋势说”，法律生态化的实质还是以可持续发展为逻辑起点，以生态主义为法哲学主张，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最终目的，全面构建法律的理念和体系，使法律适应生态文明发展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法律生态化与其说是一种立法精神、立法理念，或者说是一种趋势，还不如说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的。库恩认为科学界是由一个流行的范式所控制的，那个范式代表科学发展观，它指导和决定问题、数据和理论的选择———直到另一个范式将其取代。依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著名法理学专家张文显在其《法哲学范畴研究》一书中把范式定义为:“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某一时期的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具体而言，范式的要义大概包括:1)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的本体论、本质与规律的解释系统、“理论预设”、“合理性或可解释性的标准”;2)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该学科群体的研究基础、概念系统、基石范畴和核心理论(理论硬核);3)范式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大平台、论坛，“高层理论背景”;4)范式是一种方法论和一套新颖的基本方法;5)范式表征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2］370－371法律生态化作为一种动态的法律变革，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法学方法论、各部门法进行全新的理解、构建和升华，成为法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视角。因此，法律生态化是一种范式。

1．2法律生态化的特征作为一种范式的法律生态化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具有与传统法律所不同的特征。

(1)生态性。作为一种范式的法律生态化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的生态性特征。要求在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内发展经济，以便把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活动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基本原则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见，法律的生态化改变了传统法律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模式、法律价值取向等。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传统法学理论予以超越，对法学理论进行创新，提出崭新的符合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的法律思想、法律观念、法律价值取向、法律体系等。

(2)代际性。法律生态化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关注的是人类社会永久发展，认为自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享资源”，是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显著的代际性特征。其要求人类把有限的自然资源合理开发、使用，摒弃杀鸡取卵的攫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梳理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的法律时，不仅考虑代内公平还要考虑代际公平。

(3)协调性。法律生态化作为一种范式，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上应是协调发展的关系，具有协调性。传统法律因建立在“非持续发展模式”基础上，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忽视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造成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而这些生态问题又反过来遏制经济的发展。因此生态文明下的生态化法律则要在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经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强调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法律制度配给上充分体现其协调发展的特征。

2经济法生态化的范畴界定

2．1经济法生态化的基石范畴:可持续发展理论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我国的法学在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对话、合作上之所以存在一定的障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提炼和传播法学范畴不对。从范畴的层次来看，在法学范畴体系内部，由于各个范畴反映法律现象的深度、广度以及科学抽象化程度的差别，亦即由于范畴所包含的知识量和机构量的差别，可以划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中心范畴和基石范畴等不同层次。基石范畴是中心范畴中的主导范畴，它构成整个法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石，并进而构成了整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2］14－15因此，如果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法的基石范畴，那么贯穿法律生态化核心主线———可持续发展理念应是包括经济法在内所有法律生态化的基石范畴。

作为经济法生态化基石范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它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伟大研究成果之一，是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首先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按照该报告的解释:“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首先特别强调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平衡人类发展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利益关系;其次强调资源环境与人类发展的持续性、内在性、互动性和共存性，注重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子孙后代根本利益的保护。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前提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需求构成危害。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8］尽管概念是抽象的，然而不可否认《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勾勒是清晰的。结合这一重要文件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国际社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简要归纳为三个方面:(1)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给全体人民以机会去追求较好的生活。社会从两方面满足人民需要:一是提高生产潜力，一是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2)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3)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持续的发展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环境与发展同等重要。［9］

中国国务院于1994年3月25日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它从中国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一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二是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发展教育，改善卫生和健康状况，改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贫困等，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三是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2经济法生态化的概念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