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论文大全11篇

政治风险论文篇（1）

引语：中国加入WTO以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逐步实现对入世前的承诺，同时也在完善一些法律法规规范国际贸易。但是，我们长时间以来遗留下来的东西依然对于我们之后的贸易操作有这很深刻的影响。从欧美的反华倾销到最近的俄销毁华人物品，无不一次在说明我们存在的问题或者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给我们所带来的遗憾。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很多，政治风险只的其一，也较难防御。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以下在国际贸易中对于政治风险的防御。我想如我们的国际贸易实体能做到举一反三，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做的更好，更大，更完美！ 一，国际事件的目的。 前段时间总书记还访俄呢，又举办了中俄建交60周年以及俄国汉语年和中国俄语年。很遗憾也很让人很惊讶的是在这大好的形势下，没有多久就发生了华人价值20亿美圆的物品被销毁了。这是件遗憾的事.但是，我们足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做事方式方法。无论是大到利润之战——塞鲁及里亚，小到国民利益保护——销毁华人物品。这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大国的风范，说是说，做毫不手下留情，对我有利的我寸步不让！和有些国家一旦受到利益损害只是一味的谴责和严重谴责相比，那就是原子弹和手榴弹相比了！ 在国际世界里，没、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必有其起因和该国要想达到的目的。没有没有目的就发生事件的。韩国不顾国际态势一意孤行的研制核武器就是为和美国谈判引起美国的注意，想在国际大环境里战有一席之地；印尼前几天在我海域强行扣押我国渔民，也只是想想世界证明，这里是我的地方。你们来是对我的侵犯，我就要采取行动。是一种强化领土权利的行为；俄国这次行动无非是告诉在俄华人，你们不能意味的侵占我们的市场，拿你们有优势的产品来消灭我们的民族企业，如果和国际形式连起来，那么应该是要说，我们俄国的强大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都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和人民不受侵害。从而向世界想美国证明，我们的强大来自己我们强硬的态度，即使和是我们的盟友也不例外（前段时间，美国和俄国在为一块军事基地争的很厉害。） 二，我们华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特点及缺点。 大家都是知道我，国际贸易中有些风险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利润政治风险。前一段时间好好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点摩擦就翻脸呢？！这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我们只有在长期的合作的贸易中积累大量的经验关注以下时事动态在事件发生之前有所感知即使转移贸易。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对于华人来说，这是最办办到的事情。俄国销毁华人物品这不是第一次，再举例就说到法，德，美也多次反华倾销。所以，在这里就存在以下问题： 1，华人无论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即使是同在国外的华人也是只争价格。价格战是华人的一大缺点。 2，不注重提前预防，关注国际事态。中国古人说，商人重利。 3，在商业中原则性不强。 这三点不是想出来的，只要你注意华人经商的特点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外国人是争不过华人的。如果一个外国公司要和中国企业投标一个项目，往往都是中国企业胜出，因为中国企业的报价往往很低不到另外那个外国企业的三分之一。最后为利润就只有偷工减料了。再着，中国制造在那边，可以说市场上面机会都是。为什么呢？！价格太低廉了，没有一个国家的比的过。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就在那边工作，他告诉过我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在那边有一次，水龙头坏了。他去楼下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用了不要一个月又坏了，他还买了个又是那样。第三次再去买还是买了个中国知道的，因为找不到其他国家的。结果四个月用了五个水龙头。 现在的非洲的吸引了很多商人的地方，虽然那里危险很多。如果有机会你想做那边的市场，那么到那边看看也好。我听朋友讲那边很多商店超市都是中国人的。有时候当地政府会去整顿某一个华人的经营场所。其实原本不是那些政府的意愿，而是华人自己为了竞争自己的对手往往向当地政府告密自己的同胞。有些为了点点之争会大大出手。三，怎么样解决这些固有的问题。 有人可能觉得文章似乎有点跑题了，本来应该说是怎么样样避免政治风险的。但是不分析这些存在的问题 怎么避免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存在的风险就的从我们存在的问题来改变。如果我们做产品注重价格注重质量，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话说，还是我上面那个在外国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他有一个也在那边的朋友，女的，有一次他看见这个朋友穿了见漂亮的裙子就问是不是中国制造的。结果人家说，中国制造质量不好，穿一两次就坏了。朋友为了挽回面子说，我穿的这双李宁，已经3年了还好好好。所以，市场在于我们来做，就看你们怎么做了，又人可能越做越大，有人却越做越小。 国际贸易中要避免政治风险，就要注意时事。注意国家环境和自身的操作。这两方面的相互的，如果只重与国际形势那一定不是商人，是政治家；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操作是不是国际化，那肯定有潜在的风险再里面；如果能够不断结合国家形势来改变自己的各项操作逐渐国际化，那么肯定可以避免风险。四，论证结论的实际操作性。 在伟大的结论和言论说到底都是要，也应该到有实际意义能够站的主脚。有其实有很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它的理论系统成功，那么它的实力操作就是成功可以信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论证以下我们的观点和其他的那些东西在这里是不是真科学，那么我所说的到底有没有实际操作性？实际操作后能不能成功？好我论证如下： 依然以这次俄国消华物品事件为例。假如说，我们在俄的华人注意了以前俄国都是在什么前提下采用这样的行动的，或者说注意到了俄和美有争，是不是会有可能预测到这样的事情呢？！ 在国际贸易中很都法律法规和贸易条款都是在每次风险和实际操作中得到修改和证实的，包括海运单据，付款方式，贸易条款等。所以，在国际贸易总结以前的失误和不当逐步的积累经验显得很是重要。如果一味的只是强调防御和规范，而没有把这种行为提高到一定高度，从思想上引起注意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的。 我想再列举一个事例，我们有很多人是很喜欢炒股和买的。股票有日本人发明K线图，有人发明那贴在墙上用铅笔标注的连线图——我不知道叫做什么。我原来问过买的老板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为了方便来买的人分析。我想做这样一为了招引生意，二来是为了分析行情（买什么可以中奖）。如果我们把国家贸易中的市场看作是股票或者市场。想想用我上面的方法能不能做到少亏稳胜迎合市场

政治风险论文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论文篇（3）

（一）公共政策制定缺乏质量

政府政策信用危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必要的民主与公开，政策价值利益取向与民众相背离。其二，对政策所要解决问题不明确，政策脱离实际，缺乏必要科学性和可行性，导致政策失信于民，得不到公众的信任。其三，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问题片面，政策制定者存在个人认知上倾向性和局限性，缺乏全面性和合理性。其四，政策制定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上下级政策不统一，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现象，导致公众失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其五，制定的政策缺乏必要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政策制定者在资源分配和利益调节上采取不同标准，导致政策调节出现“盲区”，以及界限模糊的灰色区域，势必产生政策漏洞。

（二）公共政策执行效率低下

第一，公共政策执行缺乏统一性。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造成政策无法得到一致、有效地贯彻落实。第二，公共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稳定的政策是政策公信力前提，政策朝令夕改、频繁变动，政策缺乏稳定性使人们失去对政策的信赖，从而漠视政策，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第三、政策执行过程缺乏公正性。部分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区别对待情况，丧失了政策应具有的公平和正义。第四，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缺乏灵活性。一些政策执行者对政策不加分析，盲目机械照办，未能明确政策的精神实质，执行方法过于简单，使政策执行流于形式。

（三）公共政策主体公信力弱化

政策主体包含了政府官员以及参与制定政策的权威专家，当前，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在公众心目中出现了公信力弱化势头。其中表现为官员形象不佳，言行失当和不负责任行为。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的官方新闻会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回应“救援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对为何要掩埋车头的质疑，王勇平回应“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只能使公众寒心。而专家形象由于受到一些滥竽充数人士影响，使得公众对专家产生质疑，以致于专家公信力弱化，导致专家在参与政策制定和解读政策过程中失去了权威性，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甚至他们的参与和解读反而使公众越发对政策持怀疑态度。得不到公众认同的公共政策谈何公信力？

（四）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曲解

当前，信息不对称是危机产生及危机过程中常见表现形式，不论是信息缺乏还是信息过度传播，都可能引起政策客体过激反应，主客体之间信息完全对称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部分政策主体利用政策的相关表述为自己谋取私利，打着对政策创新解读名义，将政策解读为对自己有利的表述，违背公共利益。这种对政策曲解做法，不仅仅使相关政策得不到有效地贯彻落实，更加损害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而社会公众作为政策客体，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可能全面准确了解相关的政策，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和个人认知能力有限，很难对政策进行精确解读，且在解读过程中极易受到其他信息影响，造成对政策歪曲解读。导致公众很难全面地认识公共政策，或者对其评价产生较大偏差，由此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来反抗、抵制政策，进而影响政策公信力。

（五）危机应急机制不健全

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部分政府由于危机意识淡薄，缺乏相应响应机制，危机处理方式失当。往往在发生公共危机之后，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使得原本只在较小范围之内影响不断扩大。2008年震惊全国的“贵州瓮安‘6.28’严重烧突发性事件”，起因是一名17岁女生离奇死亡，由于亲属未得到满意答复，不屈不饶执著下演变成为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规模。倘若当地政府能够迅速查明该女生死因，及时安抚家属，或者在事件发生之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给予制止，那么也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处理措施探寻

（一）加强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要进行充分调研论证，把民主决策机制引入政策决策系统，营造良好决策氛围。提高政策决策者和参与者素质，吸取广大公众建议，着力提升政策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和稳定性。制定政策过程要注重民主与公开，扩大政策主体范围，重视参谋咨询人员在政策决策中作用；真正落实听证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听取广大公众意见，完善公众监督机制；要努力提升政府形象，加强对官员教育，克服地方本位主义，勇于承担政府所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做到真正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公共政策执行要依托国家权力机关强势的公权力，而对这强势的公权力要进行依法限制，才能够保有相对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目前有两点要尤其加以重视：防范自由裁量权滥用、严格依程序执行。政策执行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化执行。在保证公共政策得以准确贯彻实施前提下，可以进行灵活的变通、因地制宜，保证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是要严格防止政策主体出于谋取私利而对政策进行歪曲解读，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维护相对人及公众合法权益。

（三）提升政府官员形象

官员形象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公共政策公信力信任程度，政府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不负责任官员要严加惩处，以息民怨，以平民愤。同时要大力营造服务型政府，创建清正廉洁、高效亲民执行环境和官员队伍，降低行政成本，从而赢得社会公众理解、支持和信任。要重视公众监督作用，保障公众监督权力，对伪专家，假专家要坚决打击；相关法律要及时完善，例如，《食品安全法》规定对只谋取自身利益而不顾消费者利益的形象代言人追究其连带赔偿责任就值得借鉴。因此，《侵权责任法》可以对专家直接规定相关法律责任，对假专家伪专家进行严厉打击，整肃专家队伍，重新塑造起专家的权威。

（四）完善信息沟通渠道

政治风险论文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20―05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使我们深刻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即科技给我们带来财富、安全、健康等的同时，也带来了负作用，如生态恶化、核危机、高科技犯罪等。科技发展问题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风险社会理论即是对科技(当然不仅仅是科技)风险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理论家贝克、吉登斯等人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风险”就其词义来说，意味着机遇与可能的危险并存，意味着不确定性。既然存在着可能的危险，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去尽量降低风险所带来的可能危害，这是如何规避风险的问题。

一、技术风险的特质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德文版《风险社会》(Die Risikogesellschaft)一书，首次使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中所出现的人类危机，思考关于人类的生存、生态启蒙、社会结构等问题。而安东尼・吉登斯也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年)中从现代性的视角同样思考了风险社会议题。此后，风险社会相关研究得到了不断拓展，就贝克而言，后来他侧重全球风险社会理论，　而斯科特・拉什等则提出了风险文化的概念，如此种种，风险社会理论也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至于何谓“风险”，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表述，例如，卢曼认为“风险”是由高技术及其决策(计划)的累积效应引发的，是“计划的复杂性产生新型的不安全”，“这种计划含有很高程度的技术上显著的不确定性”。可见，风险含有“不安全”、“不确定性”的意思。经济学家奈特(Knight)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他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人面对的随机状态可以用某种具体的概率值表示，那么。这种随机状态就称为风险；如果一个经济人面对的随机状态不能够(至少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以某种实际的概率值表述出可能产生的结果，这种随机状态则称为不确定性。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他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而贝克、吉登斯同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强调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即风险“是人为的不确定性”。可见，风险与现代化相关，是现代化的风险，是与“危险”、“不安全”、“威胁”、“不确定性”等相关的一个概念。其实，风险按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有学者按现有的研究，概括了四种分类标准：按分布的领域来分，风险可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道德的等；按来源来分，可分为自然具有的风险、技术引发的风险、制度引发的风险、政策或决策引发的风险及个人引发的风险；还有是从认知程度及风险的历史形态来划分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培罗(C.Perrow)所言：“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笔者以为，这是风险社会的实质所在，换言之，风险的关键是由于技术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具有“不安全”、“恐惧”、“危险”等具体特质，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伦理危机等，当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同样喻示着克服和规避风险的可能。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风险正是由技术引发的风险。

技术风险的提出及其对策性反思应该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的根本旨趣，而“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的政治理论”。因此，笔者认为，对技术风险问题的研究，　应该从知识与政治的角度展开。

二、风险的现代性知识反思

风险理论的提出使人类惊愕，也使人类开始了一种自身生存论的反思。固然，人类的自我反思古已有之，哲学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一典型例证，但贝克指出：“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差别首先在于知识的差距――那是说，对于发达的工业现代性之危险的反思的差距。这表明，知识的意义在于反思，　反思是基于生存论意义上的，是生存方式的反思。19世纪的社会理论将自然与社会置于对立之中，　因此当时工业社会的知识之思就集中于如何使生存工具(科学技术)向外(自然界)延伸与扩展，集中于生存工具自身的自我扩张之中；而风险社会的知识反思则是基于工业社会的恶果上之集中于生存工具与人类的未来意义，集中于生存工具的发展对人类与自然之(未来)存在意义和价值上的思考。由于‘反思现代化’在本质上(保持这个词的原意)与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础、后果和问题的知识(反思)紧密相关”，因此，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知识的反思集中于风险产生、感知和规避三个层面上。

1　风险产生的知识反思。贝克认为，“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在风险问题上，知识的本质应得到必要的追问，我们人类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在其构成要素和实际作用上必须进行反思。

就大多数人而言，对知识的理解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所预示的就是，　只有自然科学才能体现人类的力量，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此说明现代社会的建构力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知识观在现代技术社会被进一步强化，有如利奥塔所言，“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这可谓是利奥塔所批判的当今人们对“知识的划界”准则，似乎知识的建构成了一种工具操作及其复杂化过程。人类知识的工具化趋势和可操作性诉求使得知识缺乏一种必要的自我反思能力，这样的知识体系不断庞大，指向自然的目标日益明显并日益微观，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这一过程似乎标识着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程度，其实这正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技术知识成为知识的唯一形态，成为人类看待世界的唯一“世界观”，似乎世界就是一种技术要素的构造。因此，贝克指出：“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这是些采取化学公式、生物语境和医学诊断概念的危险。当然，这样的知识建构并不能使它们减低危险性”，一这就是说，风险来自于诸如化学公式的科学思维模式，　来自于缺乏对科技自身发展的审视、评价等反思的思维，同样也来自于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审美追求，此类的知识体系建构并不能减低危险的存在，其实这正是风险的重要成因。

2　风险感知与判定上的知识反思。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现代文明社会也将风险锁定在专业知识的封闭和局限中，广大民众只能在生活中感知到风险的存在。“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在民众的生活中，茶叶中的滴滴涕，蛋糕中的甲醛，食品中的苏丹红，牛奶中的三聚氰胺，甚至一片绿叶的枯黄和一棵小树的垂死，都是风险存在的直接证明：而原本被看作财富源泉的化学，现在成为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毒物，原子能技术和基因技术，现在都成为不可预测的危险源泉而间接地渗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这些风险只能由科学家和专业知识来揭示和解释，它们超出了广大民众的知识范围，人们只能感到害怕和威胁，只能感知风险的存在。

人们对技术风险的感知包括两大类问题。第一，是我们的生活风险加剧了，还是我们对风险的敏感度增加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还是我们的(风险)观念变化了?面对以上列举的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我们应该感觉到，是风险的技术化程度在增加，是我们借助科技在催生着产品的数量或改变着产品的性质，而科学技术的这一动力与方向又是在资本利益的趋势下进行的。于是，“风险不仅仅能被(广告或类似的东西)唤起，而且能够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简言之：纵。”这种由资本利益趋势的风险在生产，也在产生，它不断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加剧着生活的风险化趋势，使得当代的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贫困化”中，它不是物质财富的贫困，而是生存的威胁、恐惧的贫困，是人类生存上无“根”的恐惧，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海德格尔)，一种关涉人的“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吉登斯)。大多数人依靠科学家或知识专家对种种风险的揭示和解释，自己在各种风险的专业知识上一无所知。第二，我们该如何看待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专业知识的封闭性使风险超越了民众的知识范围，民众只能依赖科学家或知识专家对种种风险的判定和解释，于是，风险的界定、风险程度的判定都取决于他们，如对于食物中的农药及其他化学产品和杀虫剂在多大程度上被判定为污染?对于牛奶中三聚氰胺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人体而导致疾病?毒素对于人身体的“可接受程度(值)”是一个科学事实，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定心丸或是一个伦理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农药和三聚氰胺对人体的危害是否还有其他潜藏而尚未被检测和发现的因素?这些都是科学知识问题，都在科学家和知识专家的话语权的掌控之中。“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人成为科学的实验品，成为科技风险的承担者。显然。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与知识的可靠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焦点。因此，科学家在他们的新成果中应该具有一种长远的社会考虑，知识专家对新产品的研制或检验应该负有社会责任，广大民众对风险的感知与理解也应该突破自身的知识局限，并超越专业知识的界限。诚然，广大民众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更呼唤对科学家或知识专家之科学行为和科学评价的制度建设和伦理建构。贝克认为，“对风险的处置促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一种横跨并超越了所有精心设计并加以维护的边界的协作。”这是在风险社会下现代性反思之后对知识发展的要求。

3　风险规避的知识反思。贝克的风险理论显然包含着对当前知识体系建构的批判，它促使我们对知识的辩证性思考，以寻求风险规避的知识途径。伽达默尔认为，“辩证法并不是那种能使某个软弱东西成为强大东西的论证艺术和讲演艺术，而是那种能从事物本身出发增强反对意见的思考艺术。”换句话说，辩证法是探究对立的东西，是在对立的意见中寻求另一种可能，是在社会的强音中倾听弱音，以寻求和谐的社会音符。在当今技术时代的强音里，经验性的科学技术似乎就是“科学”的代名词，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它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效仿的对象，直至借用或移植，似乎唯有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才是“客观的”和“科学的”，才被纳入“科学知识”的体系之中，冠冕堂皇地“出场”在公共领域。知识体系的建构成为经验材料的堆积。然而，如上所述，贝克认为，“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化学式的自然科学思维正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产生出的风险却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风险的存在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别，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专业的能力和制度化的责任，跨越了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并因此跨越了伦理和科学的区别)，并且跨越了似乎是由制度区分开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风险问题的跨越性。促逼着我们对知识的科技性和工具性进行反思，促逼着我们对知识话语体系建构的宽容性与多样性的期盼，促逼着我们对风险规避的跨越性追求。“为了避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只是技术的外部影响，　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包括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因此，“技术的人道化”呼吁根本地改变了技术时代对知识的片面认识，知识的标准“划界”应该拓展，应该更具全面性、反思性、伦理性乃至审美性，在技术时代的强音中奏响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动心音符，让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经典论述，再一次成为我们知识建构和发展的指南针。

三、走向新政治文化的建构

技术风险的规避究竟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技术专家与政治家的对话平衡问题?或者是他们之间角色的融合?这或许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或许更是一个政治文化的建构问题。假如风险是全球性的，那么风险社会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意义上，在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意义上，政治文化的建构应该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有效方法之一。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事实上，技术问题很难同政治问题分开，而进入政治舞台的科学家们必须既是鼓吹者又是技术顾问。但是这一方而不能掩盖另一方面。……都必须在公开和详尽的政治辩论后才能作出技术决策。”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理沦描绘者，丹尼尔・贝尔把高新技术看作后工业社会最重要的轴心，而将其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诉诸政治论辩，这就使得技术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

在贝克看来，风险是依赖于政治决策的，是以决策为前提的。他说：“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爆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涵义取决于大众媒体，取决于政治决策，收决于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和亚政治变得特别重要。……它强调风险的新的权力博弈(power game)和它的元标准(mate-norm)：谁,以及在一个人为不确定的时代基于社会来定义一种产品、一种技术的风险?”风险依赖于决策，这预示着一条解决风险的路径，一条对话的政治路径，于是,“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的政治理论”。因此，应对风险社会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对话的政治问题。贝克的“亚政治”概念就是一个全而对话的政治概念。“亚政治”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它 是指超越了政府的、议会的和政党政治的形式；它走出了政治家的活动场域，将风险问题变成由大众关心的礼会生活问题，一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它是现时代的人们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展开对话的政治活动。在贝克那里，亚政治意味着民众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政治，塑造社会；它是建立在个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基础上，是一种自觉的大众政治，是一种平民政治；它是民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与关切活动。这种亚政治之所以是“新”的，原因正如贝克所言，面对全球风险，“新就新在这种全球联盟处于超议会力量和议会力量之间、市民和政府之间，为的是一个具有更高合法性的理由：挽救世界环境，”“全球威胁产生全球风险社区――至少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的产物。”因此，这种新的政治文化建构就是力图构建一个全球化的大众政治，而在多角色中展开的多角度对话是其宗旨与核心。

面对风险社会，贝克寻求的是政治道路，以政治意识来规避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选择一条以建构政治文化的道路来规避险。所谓的“政治文化应当被理解为不同向度之间的一种平衡互动”，这种“平衡互动”建立在全方位人员之间，这种“政治文化”所培养和塑造的人民大众应该具有这样的关键能力，即“能够明智地评价什么是足以维持和改进各向度之间平衡互动的”。这就需要人们在对话、商谈和沟通的实践中来培养和塑造。这种政治文化的追求被哈贝马斯称为建构“世界政府”，而罗蒂2004年在复旦大学做过题为“哲学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报告，其中，他说要有一个新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就是他所说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最重大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这个“和平”包括人类对风险的规避。可见，政治文化的方式可能是当代众多社会理论家面对风险危机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

总之，为了规避技术带来的风险，人类需要全面反思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全方位地关注风险的产生及其知识背景；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人类选择某种新政治文化方式也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政治文化之路又可以维护和创造新的人类合作形式和可能；风险是危(险)也是机(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风险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曾经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分离，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今风险的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威胁的同时，也促使人类不得不消除他们之间的分离和与自然的分离，去实现人类共同合理性的探求，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即实现人类风险的共同承担和共同规避。

[参考文献]

[1][德]卢曼　信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杨雪冬等　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德]贝克　风险社会[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Perrow Charles.Accidents in High-Risk System[JJ.Technology Studies，1994，(1)

[5][德]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法]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北京：三联书店，1997

[7][德]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8][英]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政治风险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79―07

风险社会的浮现是现代性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现代化负面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也为理解“政治”、“国家”与“民主”等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清醒地意识到风险社会对主流代议民主模式的根本挑战，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主模式以有效应对风险。本文总结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贝克、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大卫・格里芬以及生态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风险治理对发展民主理论的可能影响，集中分析了风险治理与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风险社会：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日益面临着新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具体体现在：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第33页)。而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具体体现在：第一，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第二，风险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第三，现代性世界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第4页)。吉登斯详细比较了前现代与现代风险环境的区别(见表1)。在西方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的反思和检视在根本意义上是从政治层面上展开的，认为风险社会的浮现，为理解“民族一国家”、“政治”与“民主”等政治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

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情势，人们对需要社会变革乃至激进重建人类生活样式的主张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一场巨大的风险事件或者环境灾难可以催生和坚定社会变革的政治意志。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一个意识到其生存面临威胁的人类，究竟为何未能依据它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呢?在如何缓和、化解和规避风险的问题上，人类依然面临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曾经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解决思路：即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

在当代环境运动早期，北美学者如希伯朗和奥福尔斯主张，环境危机是如此灾难性的，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期待自愿地接受各种应对它的措施，因而只有强权的政府(甚至权威性的政府)将会迫使其这样做。(第154―155页)。一方面，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人们认为解决人类集体行动难题的理想制度设计就是构建一个国际社会的庞大“利维坦”，借助权威的力量来协调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一致行动，为缓解现代社会的风险奠定坚实的组织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态主义者特有的价值立场考察，人们认为一种享受绿色美好生活方式的政治和生态理念，往往和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不相融性。因此，在价值道德与社会现实两个层面，激进的生态理念都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认为民主政治不是风险治理的理想制度安排，现代社会蕴藏的巨大风险要求人类社会重新树立新的权威样式，借助权威的力量确立人类共识与集体行动的基础。不是通过改造现有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是通过彻底抛弃民主本身，来实现风险社会条件下有效的国家治理。

另一派学者坚持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民主的新理由”，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实现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使之更好地适应风险社会的根本要求。在这种思路下，分权化改革、地方自治以及社区、家庭、教会组织等基层组织都成为可欲的制度选择。首先，风险社会理论也将个体的人作为天然形成的、道德上具有自治与自我管理能力的行动主体来对待，强调在民主地改变人们的个人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充分、自由和积极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的自主这样一种道德要求，个人作为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理应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社会后果与政治责任，风险治理的道德基础恰恰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相容性。其次，可持续性和民主在本质上都具有不确定性和规范性，民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确定性的制度化，而可持续性也需要被理解为一个通过民主程序来不断创设和实践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权威主义地“给予与施舍”的结果。同时，民主也好，风险也罢，都意味着任何事情无可争议的证据之获得具有不可能性。也正是因为任何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人类的理性选择就是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展开辩论，制定需要定期评估与反馈的解决方案，借助公众争论、责任机制和定期选举等民主机制，严格遵循“谨慎性原则”，确保把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消极负而后果抑制在社会大众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最后，基于历史经验的证据表明，无论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这个观点：权威主义体制在环境难题或者社会风险问题的治理绩效上，从长期而言可能胜过民主体制。而大多数西欧绿党的民主观念通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具体实践，不仅重塑了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而且也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民主政治的议题范围，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与社会风险事件的勃发，既增强了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也成为人们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进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引擎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具有共生性与相洽性。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形势，在解决人类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上，权威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备选方案，交相登上历史舞台，毕竟通过公共权威的协调或者借助人类的自愿联合都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加支持，也有理由更加相信民主主义的解决方案更加符合人性的需要，更加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因此，当发生有关风险问题的利益争论的时候，适当的价值和利益表达机构不是一种私人性的调查或权威性的裁决与强制，而应该是一种公共论坛，人们可以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在做出决策之前，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争论、公共协商与理性妥协，达成集体行动的基本共识。也就是在决定风险治理的目标性质、具体手段和实施机构等问题上，应该坚守基本的民主原则，风险治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民主机制具体践行的过程。

二、风险治理：几种典型的民主理论模式

一般而言，民主的成长是一种过程，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民主形式的创新；二是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第108页)。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风险情势，关键是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重构，而再造现代民主政治显然是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战略转型的重点。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不同流派在分析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模式所构成的诸种挑战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了新的民主政治模式的转型与重构，既涉及民主形式的创新，如生态民主和审议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也涉及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如生态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模式的提出。整体而言，考察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构建适应风险社会的新民主模式也就成为推动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大部分学者认为，现代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损坏了代议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基石，即专家理性、责任机制以及代议民主政治的时空坐标，对其构成了严峻挑战。首先，风险社会的出现打破了代议民主的知识基础――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在风险社会中，由于现代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专家们要么对新的风险措手无策，要么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更多注重科技的贡献性而忽略其副作用，乃至故意隐瞒其副作用，人们对专家的风险应对能力越来越失去信心，人们对专家的社会信任也就随之达到历史的低点。在风险问题中，任何人都不是专家，也可以说任何人都是专家。在面对核灾难后果的极端情况下，不再有任何旁观者。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处在这种威胁下的所有人都必须是参与者和受影响的当事人，且同样都可以为自己负责(第14―16页)。在风险社会中，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分工的深化，也许一个人可以在某个领域是专家，但是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中，他或她就和其他人一样无知。因此，在风险治理中，自然科学家不知不觉以某科-方式丧失了权力。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第28-29页)。其次，风险社会的出现损坏了代议民主运作的责任机制。贝克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来揭示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第191页)。一方面，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人们根本就无法查明谁该对风险负责(第143页)。最后，风险社会对运作代议民主的时空坐标提出了难题。在风险社会中，后代人面临比我们更多的危险。而在代议民主政治框架下，立法周期很短，并且子孙后代在这个体制中不可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不能在涉及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上行使发言权和投票决定权。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对子孙后代负责，实现代际正义是风险治理的应有之义。在空间上，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治理必须突破民族一国家的界限而达成全球治理，而代议民主仅局限在民族一国家内部才能有效运作。因此，风险社会的出现既是“民主的新理由”，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结晶的民主政治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出现也是“民主政治坐标轴的位移”，需要我们推动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

在生态主义者看来，要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构建生态民主模式。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锐减、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灾难，人们日益感觉到社会风险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事件也成为风险社会浮现的突出表征。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类应该通过生态民主重新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生态政治是对民主政治在新的视角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基于新的民主需求而产生的生态民主理论模式，使民主的内涵大为拓展。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改革预示了传统民主体制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如果风险社会将要成功地迎接其自身带来的道义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挑战的话，就亟须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第328―332页)。生态民主理论在自由原则、多数决定和保护少数原则以及程序与法治原则三个方面实现了民主原则的绿色改版，在民主政治的主体、价值、道德和行为四个层面都意味着生态民主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型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的主体问题上，生态民主把动物与植物、无生命世界、生活于世的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尤其是未来人都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正是通过承认人以外的世界以及未来人的政治主体地位，生态民主才成其为新民主。在政治价值取向问题上，除了重视物质与精神追求外，还倍增了人们对生态价值的追求。在政治道德问题上，生态民主赞同人与物之间的道德对话，在已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尽力不破坏食物链，不惊扰自然界，在道德上既不愧对人类也不愧对自然界。在民主政治行为方面，生态民主理论认为人类要向自然做出某些必要的让步，人类开发利用自然必须有所收敛并格外检点，为了实现双赢，人类首先必须做出某些牺牲；同时，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善行贯穿始终，至多是容“小恶”而达大善，尽力处理好保护与利用自然的关系(第161－68页)。生态主义的倡导者呼吁公民们必须谋求更大的权力，有效行使积极公民权，直接去影响公司和政府的决策，认为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利与环境福祉的社会。并且强调，生态学意义上所设想的广泛民主是一种直接或参与型民主，也就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合作与集体行动的基层民主(第138－142页)。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尤其是未来人，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也就是对未来的拓展。

在风险社会中，为有效应对风险，需要建立新型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

任的均衡和分摊，而这些制度本身则是政治冲突和政治协商的结果。在风险治理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构建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审议民主模式。要治理社会风险，人类需要建设性对话的制度空间，需要对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灾害与风险的不同观点进行理性评议。因此，民主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第317页)。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应对风险的方式导致新的民主治理形式出现。风险社会的出现赋予人类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即构建基于公民参与、理性审视、公开讨论基础上的协商民主。风险社会中的政治转型需要尊重参与、合法性等基本原则，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不能局限于自由民主的常规政治体制之中，而要在由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所搭建的协商讨论之中开放(第104页)。审议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认为，审议民主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民主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第7页)。审议民主为处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分歧提供了最具正当性的构想，也鼓励公民本着公共精神来考虑公共问题，在风险治理问题上，是一种更优于代议民主的治理形式。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政治不仅应该关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应该关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所有决策，扩大政治议程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同时，实现风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打破专家对知识的垄断，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应对风险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因此，特别需要营造一种公共领域，因为只有一种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并且允许对技术进行指导的制度――政治与法律――得以实施，从而争取到其自身应该拥有的做出判断与裁决的权力(第131页)。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任的均衡和分摊，迫切需要重新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大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明确和肯定公民了解风险、参与风险决策过程的权利，因为没有公共参与的决策不仅会使政府机构为商业利益所掣肘，也常常导致公众对科学和专家权威不加批判地接受。在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政治体制应该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在国家治理形式上，则构建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审议民主政治。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意味着民主过程更为开放和有效，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

面对人为的不确定性和全球风险环境，如生态系统崩溃、“人造”病毒的全球流行，或者由战争或意外事件而导致的核毁灭等，吉登斯认为审议民主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均存在局限性。审议民主基本限定在正式的政治领域里，而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太强的先验性。要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关键是要在更大的秩序中考虑实现现实的和潜在的民主化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风险治理的对话民主理论。在他看来，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这种交往构成了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对话民主化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它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对话民主制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是关心推进文化世界主义，是把自治与团结连接起来的一块最好的积木。对话民主制的中心不是国家，而是在自由民主政体范围内鼓励民主国家的民主化(第116―128页)。国内有学者也认为，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专家之间分歧的解决之道不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形成一套适合的制度或机制，扩展对话民主，促进分歧双方之间不断对话，以便更为有效地确定应根据谁的观点进行决策。同时，由于风险关涉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应增大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扩展对话民主的范围，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公众参与进来，在政府、专家、公众三方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与交流。政治的紧迫任务就是赋予这种对话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以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政治协商的范围必须很大，甚至突破地区乃至国家的局限(第38-42页)。对话民主标志着从纯粹关注“生活机会”的政治向“生活方式的政治”转变，在风险社会条件下，人们应该对于自己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选择对整个地球的影响有更警醒的意识。对话民主强调培育人们对自身、对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的责任感，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同时，对话民主也不局限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而是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因此，对话民主理论意味着民主机制渗透进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之中，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

面对现代风险的“全球化”，有学者主张构建全球民主模式来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很多现代风险具有国际特征，如全球气候变暖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很多国家而不仅仅是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的全球性议题，大部分风险如生态灾难和核泄漏等都是没有国家边界限制的。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第21页)。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第24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家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会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如大家所熟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2003年的SARS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全球蔓延等，尽管它们刚开始时都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但其灾难性影响却迅速扩散到了周边国家，最后酿成世界性的灾难。由于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而全球民主是构建国际合作机制的基本制度框架。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认为现在的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秩序之下，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有权威的机构去协调国家间关系，国家间处于敌视和互相不信任的状态。人类不能形成解决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协调机制，导致日益加剧的全球变暖问题，引发了世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他呼吁用一种全球民主，一种真正不为金钱摆布的民主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发展生态文明。一方面，全

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质上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同步出现的，乃至全球化本身就是造成社会风险日益严峻的肇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某些机制性条件和制度性安排，比如全球性共识的达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国际性治理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作用。风险的全球化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安全观的局限性，不断增长的全球风险意识使得人类在全球的范围内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全球风险为全球治理的出现展示了美妙的前景，并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全球民主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过程中使得全球治理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是风险治理的基本战略抉择。长期以来，自由民主政治局限于民族 国家的制度框架和疆界范围，而全球民主理论则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

风险治理与安全问题作为与人类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社会风险事件的频繁出现引发了世人的强烈关注，同时，如何有效地应对和治理风险也使得学者们在国家治理制度和自由民主政体本身两个层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治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风险治理问题冲击和损毁了以代议民主为基石的自由民主模式，实现民主模式的再造是人类有效治理风险、走出安全困境的战略抉择。在民主理论的更新与再造方面，不同的学者们主张在坚持自由民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通过构建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来深化与巩固自由民主，进而实现民主理论范式的转型与重构。风险治理作为一个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的现实问题，成为刺激人类政治智慧、推进民主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与动力，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也成为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

三、基本结论

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针对风险治理问题，西方学术界不同的理论流派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生态民主理论强调基层参与和直接民主，是民主政治形式的创新；强调把更多的政治主体纳入民主政治的考虑框架之中，意味着民主政治空间的新拓展。审议民主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加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理性妥协的重要性，是民主政治过程与形式创新的集中体现。对话民主认为民主是一个通过对各类风险治理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并鼓励积极信任、宽容以及多样性的过程，是一个把民主从自由民主国家的现有制度框架拓展到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自助团体之中的过程，是民主政治空间拓展的基本表现。全球风险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奠定了基础，通过民主的途径实现风险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全球民主理论意味着在全球的政治空间中运作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空间的全面拓展。当然，目前的这些民主理论构想，不是要全盘废弃传统代议民主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是为了达成有效的风险治理，进一步扩大和增强自由民主模式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在巩固和深化自由民主模式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民主模式的创建。

[参考文献]

[1][德]贝 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2][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3][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美]查尔特・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孙正甲：《生态政治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社会：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陈家刚：《风险社会与协商民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13]谈火生：《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政治风险论文篇（7）

其次,生态民主政治。虽然贝克意识到“生态启蒙”的重要性,但他深知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复杂的,这是一项长期的社会运动,所以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讨论,而自己则更关注现实操作层面的反思现代性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可以从贝克后来围绕“风险社会政治学”发表的论着以及对各种批评的回应中看出,他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在制度层面上应对风险问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贝克指出,简单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的回归在应对当代风险问题时注定要失败。这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把进步的观念和有益的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危险在19世纪仍然能被克服的信念、危险评估的科学模式和工业安危观念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工业体制、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社会阶级等的解体得到席卷西方的反思现代性潮流的支持。把19世纪的想法用于20世纪后期的尝试是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范畴的错论文误。这是我努力在我的全部着作里要证明的一点,因此我要着重强调这种中心思想并且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的关系以及风险的社会爆炸等核心观念。”⑨为了解决全球风险转型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贝克在现实层面提出了“生态民主政治”的方案构想。贝克声称:“在政治学理论中,要处理大规模灾害就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革命性变革”的方向首先是承认适合自由民主运行的体制是与其相对的亚政治的先决条件。贝克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社会的格局中再也不能提供保障了”⑩,而非政府组织运动“事实上正在形成一种至少是处于起始阶段的调控体系,它对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偏离者绝对具有某种约束力”11,因此要解决风险问题主要不是依靠民族国家,而是依靠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及环保运动。贝克指出,简单现代化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议会民主制,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除了议会民主本身之外,他还提到了自由独立的大众媒体和强大独立的司法体制,但贝克特别强调“亚政治”。“‘亚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代表制度之外和超越这一制度形式的政治。它关注的是一种(最后是全球性的)政治自我组织的征兆———倾向于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运转起来。亚政治意味着‘直接的’政治———也就是说,在政治决定中采取非正式的个人参与,而绕开了意见形式的代表制度(政党、议会),但常常甚至缺乏法律保护。换言之,亚政治意味着自下而上型塑社会。”12这就是“生态民主政治”的乌托邦的涵义。生态民主政治,与简单现代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不同,它彰显了一种“负责任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

再次,政治和道德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贝克关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技体制的安排。在贝克看来,科技体制问题的症结,正在于“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科学技术实践一旦脱离了道德的约束和价值的审查,很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后果。核技术以及当代基因、生化等先进科技都潜存着巨大的科技风险。贝克强调,在风险时代,应破除对科学的权威性的迷信,他说:“取消科学的权威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可以说,在这个世纪,科学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确定性方面的局限,它们就更多地成为反思性的人为不确定性的源泉。科学在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并不排除最坏的情况。 ”13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就潜存着巨大的风险,这无可置疑,但是,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外部制度安排则更会使其导向不同的目的。围绕着风险存在与否、风险概率大小、风险后果程度等方面,人们的认知会存在很大的差异,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需要专家来决断,但在风险时代,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专家也可能出于“作为人”的不同利益偏好和动机需要而采取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常规的政治体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贝克指出:“在风险冲突中,政治家们不再能依赖科学专家来决断。这是因为:第一,在不同的人和受影响的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就风险产生的知识冲突是专家的事。第二,专家仅仅能够或多或少地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一些不确定的事实信息,但是,永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哪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种风险是不能接受的。第三,如果政治家采纳科学的建议,他们就陷入错误、僵化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之中。”14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教训是:政治和道德正在获得———必须获得!———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15为此,贝克提出要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反省和改革,使有关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决策,如公司的决定、科学研究议程、新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计划等,通过制度化的措施重新政治化、道德化,“借助于把风险费用转回到康采恩身上的办法,强迫它们使风险内在化并因此而小心谨慎地行事”16。可以看出,贝克所提出的对策,也正是要重新弥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使科学技术实践与政治道德实践相统一。

反思性现代化与生活政治:吉登斯的探寻贝克的理论一直关注实践,从其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特点也是吉登斯的理论特色。作为英国工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理论支撑,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无疑既具有鲜活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吉登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主导理念是持相当的批判态度的。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对人类的“生存之地和共存之物”17———自然———造成全面侵害,又对人类寻求“本体性安全”18的精神领地造成威胁而导致“存在性焦虑”19,正是在这双重的意义上,当代社会演变成一个“失控的世界”。

针对风险社会的出路,吉登斯的总体立场是寄希望于反思性现代化自身。他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可以在不断重建传统的历史发展中获取化解当代社会风险的文化资源,从而生产出足够的风险意识和反思批判精神,以此来校正现代性的发展方向从而避免误入歧途。吉登斯的这一主张实际上和贝克类似,都体现了共同的乌托邦理想。这种乌托邦理想在哈贝马斯那里集中表述于“现代性是未竟的社会规划”。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中通过“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20来化解现代性的危机,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只是解构,解构之后并无建设。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风险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在对待现代性的立场上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站在对现代性单纯批判解构的激进立场上,而是站在一种既有批判又有建构,而且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的改良主义立场上。所以风险社会理论的态度是富于建设性的,这些理论家大多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的主张是存在着乌托邦幻想的,但他们的努力至少会让人们不至于从过于自信乐观的一个极端沦落到过于悲观绝望的另一个极端,用他们自己的表述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或“乐观的悲观主义”。其实,他们自己是深刻意识到“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的矛盾困境的,现代性真的有这种能力吗?如果有,为何还会出现这种深度危机?如果没有或力量微弱,何以生产或加强现代性的这种能力?这是风险社会理论应当回答的问题,也是显现其理论深度和成熟度的关键。吉登斯在贝克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反思现代性何以可能、何以生产出来、何以发挥作用”等问题,继续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与贝克强调“生态民主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这一点不同,吉登斯则强调“生态政治”、“生活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关联。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他指出:“生态政治是一种损失政治———是自然的损失、传统的损失———但也是恢复政治。我们显然无法回归自然或传统,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具有集体性的人,我们在积极接受人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能够努力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用这种方法,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态危机对于本书讨论的政治更新形式是如此的根本。它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修补被破坏的环境与其被理解为环境本身的终结,不如被理解为重新解决贫困。”21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吉登斯强调生态政治的基础仍然与人们对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方式有关。但问题是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生态危机,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而生态危机恰恰“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现代性所强调的已经不是人类的生存维度,而是无节制增长的生产和放望的消费维度。所以,吉登斯才强调生态危机的化解在于“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政治也就是生活政治。吉登斯指出:“‘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再根据对外在风险的控制来回答,直面这个问题意味着通过公开、公共的方式来详细考虑社会和环境补救如何与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联系在一起。这里,生活政治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非常根本的伦理关怀上———虽然这些关怀在保守主义历史中曾经通过重要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其他的政治观点从来没有触及过它们。哲学保守主义一直不害怕谈论生活、限度以及死亡问题,而且它把传统符号和惯例承载的‘存在’放在优先于‘知识’或者控制的地位。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有多大,虽然我们承认保守主义本身在遇到‘自然’不再存在的后传统世界时,就无法应对它的意义。”22吉登斯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在于导引人们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而这些积极的生活价值更多的是强调有节制的道德生活,而这显然也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是生态政治的根基。

与此同时,吉登斯特别强调了这种生活政治是与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终极关怀和追求相联系的。他认为,保守主义一直强调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对人们伦理关怀的支撑,但在自然和传统终结的后传统社会中,保守主义显然无法应对,这就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为人们确立社会性价值。在吉登斯看来,生活政治就在于“通过公开、公共的方式来详细考虑社会和环境补救如何与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联系在一起”。对此,吉登斯充满乐观地说:“没有自然或者没有传统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在自然和传统只能以积极的方式重建的情况下,肯定不会导致人士感受到的道德失望,后者认为古老的事物永远消失了,也不会带来某些后现代主义倡导者主张的‘培养出来的漠视’。在积极的生态政治与平等主义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不和谐性———在这里平等是从能动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自然消解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困境像我在结论中所说的那样,为处于人类相互依赖具有深远而且全面意义的世界中的我们揭示了普遍性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提供了理解积极福利的整体框架。为了摆脱生产主义,像我已经努力说明的那样,意味着要在自主、团结及追求幸福的主题引导下恢复积极的生活价值。”23总之,吉登斯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在不断重建传统的历史发展中可以获取化解当代社会风险的能力和资源。这一论断为我们思考风险社会的出路和风险文化建构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人性启蒙:风险社会理论的启示

政治风险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6-0089-07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1.风险与风险社会的概念

长期以来，风险问题一直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话题，人文社会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问题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贝克和一批研究者，比如吉登斯、拉什（ScottLash）、卢曼（Niklas Luhmann）、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等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在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中终于为人文社会科学挽回了一点颜面。

“风险”（risks）一词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化词汇，它来自西方世界。现代英语将风险界定为：发生伤害、毁损和损失的可能性。从词源学上讲，这一词汇由希腊文山崖（cliff）派生出来，意思为“在山崖中航行”，随着西方近代航海业的发展，这一词汇逐渐用于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领域，意指遇到危险或触礁。目前，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风险投资、商业风险等概念已经广为人们熟悉。而贝克、吉登斯等学者在反思现代社会诸种问题的时候引用了这一词汇，并且大大扩展了这一词汇的内涵与外延。风险理论创始人贝克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是发生灾害或损失的一种必然性，而风险只表明一种可能性。在贝克的意义上，风险还特指跟工业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总体状态。危险与风险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决断的参与：“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它引致的损害亦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危险则是先于人的行为决断而给定的，引致的损害亦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主要危险来自自然的灾变，故而危险性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在现代社会中，危害直接源于人或社会群体的观念或行为”，这便是风险。〔2〕

在工业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主要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即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然而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由人类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包括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等。 由“外部风险”转向“人造风险”，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乌尔里希・贝克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并进一步指出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形态发展的延续性和风险社会的历史坐标。即，风险社会是与工业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正如现代化消解了十九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3〕

2.风险社会的形成

吉登斯认为由“外部风险”转向“人造风险”，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人造风险”的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则源于人类工业理性狂妄野心的无限膨胀和驾驭这种野心的社会制度的日渐衰落。即，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总体上说是人类工业理性滥觞以及社会在组织制度架构上无力阻止、挽救这种滥觞的合力结果。

现代化在消解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同时，更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和科技日趋先进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物质和精神领域，甚至在人类社会一切方面所带来的较之于传统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成就进一步鼓舞了人类理性的张扬。人由被动接受自然物质馈赠的奴仆翻身成为改造自然、甚至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驾驭自然的无上之王。个人为了满足个体的物质生活欲望，民族国家为了追求GDP的不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相对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达致上述目标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段时间里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累积，最终带来困扰全人类的生态危机。当单纯依靠资源因素的经济发展模式达到了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科技进步作用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因。同样，人力资源的无限挖掘带来人本身的异化，科技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日渐显现，这一切都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而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构建的社会组织制度架构，由于历史积攒的陈旧和自身运行的惯性，在快速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却无法做出快速有效的回应。在这自然和社会危机面前，人在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胜利成果的历史档口，突然在价值层面失去了精神的追求和对意义的追寻。人类不仅外受自然和社会危机的困扰，内心还饱受价值意义的困惑。双重的煎熬加剧了工业理性的非理性运用，从而也加剧了社会的危机程度，风险社会在工业理性的狂妄野心中和深层迷茫中诞生。即贝克所说的：“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危险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而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中。最后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4〕

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和最优化配置，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碰撞，与此同时，它还携带着风险跃出一国范围而向世界扩散，由此引领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因此风险社会就意味着全球风险社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各种新的风险不断涌现，它们影响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在全球风险社会，没有“他人”而言，“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入一场宏大的实验，这场实验由我们自己进行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控制”。〔5〕这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已经演化成一种超越个人的、针对全人类的、系统化的、不可逆的危险；所有国家民族和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对这种危险的分配。

3.风险社会的特点

与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所有早先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面对着危险，今天的社会则通过它处置风险的方式而面对它自身。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6〕具体来说，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人造风险”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形式。“人造风险”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主观人为风险，即人们在主观上已经预知某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危机而不自制所引发的风险，比如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二是客观人为风险，即由人类活动而导致的自然风险，如“沙尘暴”、“温室效应”等；三是介于主客观之间的制度化风险，即由社会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不合理而导致的风险或由于社会制度的过于完善，从而产生一种超稳定结构，由这种超稳定结构所掩藏或导致的风险。

第二，风险愈发不可见和无法预测。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科技的精尖端发展，使高科技武装下的人类行为的负面效应也愈发隐蔽，从而导致风险的隐蔽性和无法预测性。比如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类辐射、农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或添加剂问题以及空气中悬浮的颗粒微尘和弥漫的有毒气体。对它们的精确测量、特别是它们对人们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还无法精确测算。

第三，社会各领域的风险相互关联。在全球风险社会，风险广泛散布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但是社会各领域的风险并不是孤立产生和存在的，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最常见的比如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风险往往引发企业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

第四，社会风险非均衡分布。虽然在全球风险社会，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风险之外，但是在或大或小的一个时空范围内，在一个或宽或窄的人际圈中，风险的分布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分布逻辑与工业社会的财富分布逻辑具有强相关性。这就是贝克所说的，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间存在系统的“吸引”。〔7〕从全球范围来看，“风险的全球性并不意味着风险在全球是平均分布的。恰恰相反，环境风险的第一定律是：污染与贫困形影相随”。〔8〕

第五，风险的全球性和高危性。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全球化让整个世界联系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使得即使是局部性的风险也很容易迅速蔓延至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从而造成更大的影响。比如SARS和诞生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风险越来越具有一种高危性，这种高危性根源于我们对那些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所知甚少。“高危性的风险具有一种独特属性。它们所包含的灾难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因为如果事情‘出错’的话，那就已经太晚了。”〔9〕

二、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特点

1.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

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曾做出这样论断：“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10〕在遭遇SARS的伤痛还没抚平，备受社会转型之痛的中国人又接二连三地遭遇了2008年暴风雪、汶川地震、3・14拉萨事件、7・5新疆事件、食品安全危机，当还有一些人在质疑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能否借用西方理论的概念和框架的时候，风险中国的观念似乎也被更多的人接受。

中国风险社会的产生，既有与西方经验的相通性，又具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中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以来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中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受到以下因素的激发。

第一，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对生产力的狂热崇拜。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使中国与世界现代文明的发端曾经失之交臂，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延续性的古老帝国在世界现代化早期所遭受的创伤成为帝国昨天和今天永远的伤痛和警诫。从此，追赶西方现代化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决定了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而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必然带来盲目的资源开采和利用，带来过分的消费积累和生产扩大化；政府产生了对GDP的盲目崇拜。生态环境危机、积累与消费的矛盾、政府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危机，带来了中国最基本的社会风险。

第二，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中国经历了上百年革命的血雨腥风；现代化的根基还没有夯实，却又遭遇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不二选择。而今，双重转变都在进行中，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并存，三种时代的风险成为当下风险中国的时代奏鸣。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制度转型。或者是缺乏新的制度应对新的风险，或者是现有的制度能力不足无法解决风险”。〔11〕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不确定性，使得这种“人为的不可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意味着风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几乎不能预测的风险”。社会陷入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2〕的公共安全治理困境之中。

第三，社会转型中各类问题的聚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时代，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世界两百年的发展道路，这也使得西方世界在两百年的时间中遭遇的问题一下子聚集到当下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彻底地解构着城乡社会结构，而且也在严峻地考验着城乡现有社会结构及其承载力，结构性风险潜伏其中；日渐扩大的社会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距离没有产生美，反而产生了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人际风险悄然出现。除此之外，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群体间信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中聚集，必然会对社会结构的容纳度和人们心理的承受力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挑战，从而成为当下直接困扰中国的风险所在。

促成风险中国形成的因素很多，相互之间的建构性也都远远超出以上分析；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界点，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其说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不如说具有空间上的标示性，是对中国当下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特征的总体把握。“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处在风险社会时代，但不能讲某个国家是风险社会，尽管那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安全。但是，风险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13〕

3.中国风险社会的特点

在世界风险社会时代，风险中国既具有风险社会的一般性，也有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风险共时性。这是众多学者都阐述的问题。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二六》显示：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并存的三栖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传统的危险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与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一起共同遭遇知识社会的解构。所以，三种社会形态中所存在的风险在中国齐聚登场。中国社会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巨大的风险挑战。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风险喷发期。

第二，风险叠加性。风险叠加性不仅仅指历时性风险的多样性，也不仅仅指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性；〔14〕更突出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情况下相互之间的激荡，后浪推前浪，从而进一步抬高了风险的强度，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风险影响的广度。同样是企业污染的风险，在中国和在西方发达国家所造成的风险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的处理思维是比较简洁明了：关闭污染企业或增加企业成本治理污染。而在中国，这一污染风险就比较复杂：关闭或治污与企业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关闭或治污与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群众对企业和政府的信任度、群众和企业职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理解与信任等。企业污染的风险一旦遭遇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其他相关风险，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污染风险的强度及处理的难度。

第三，风险感知的多样性。风险不仅是客观存在，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下民众的风险感知、选择不完全一样。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认为，不同社会组织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取向，“组织之间的巨大分化对应于它们所规定的期望和价值的巨大分化”〔15〕，不同组织的风险感知各不相同，习惯于选择对他们所倾心的制度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风险类型。就当下中国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社会群体的阶层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产生，使得同一风险在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中的感知完全不同；也使得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对社会风险的主观选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

第四，风险和财富分配中的阶级因素。

风险和财富的分配都少不了阶级因素的参与。但是风险分配的逻辑与财富分配的逻辑又不尽然相同，“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16〕在转型中国，传统阶级因素的影响对财富和风险的分配支配作用会更大，凭借财富力量可以使富者愈富，同时控制风险的分配；而穷人会穷者愈穷，被迫承担或吸纳更多的风险。

三、风险社会对中国公共管理的消解作用

风险是对未来社会危险的关系界定，具有潜在的社会损害；而一旦风险真正出现，就会造成实际的社会损失与损害。在物质层面之上，风险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消解作用，从而给社会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风险社会对公共管理的组织基础――官僚制的消解作用

从20世纪官僚制的建立和运行的情况来看，在现性的绝对支配下，它依据严密的组织程序和固定的工作流程重整社会秩序。无论对于被重整的社会，还是对于官僚制自身所属的职员和制度，都具有一种确定性。然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官僚制刻板的组织流程、单向度的理性思维、既定的信息传输通道、囿于职守的职员都不能有效处理风险社会的信息爆炸和各种突发性的危机事件。虽然许多风险不是由于官僚制直接引发的，但是却是由于它的无能与无力促成的。风险社会建构的非确定性深刻地瓦解着官僚制的根基，其对现性的反思直接冲击着官僚制建立与运行的理性基础。遥想当年SARS的爆发，仿佛一记闷棍彻底打晕了政府本不敏感的神经，相关政府部门仓促应对这种突发的社会公共危机。世界舆论和全国民众都在关注和期待着中国政府的应对良策。经过这次前所未有的现代公共危机事件的洗礼，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应对后来的雪灾、震灾等危机事件时，反应和行动均敏捷许多。

2.对民主制的消解作用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与此相对应，风险社会中的政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民主政治中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在风险社会中获得了深刻的政治内容，即科学发展所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了限制民主的要求，并对现代民主制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在风险社会中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对民主的挑战。它包含了一种使预防危险的极权主义合法化的倾向。”〔17〕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民主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保持民主，有可能降低应对系统风险的能力；而如果通过极权或压迫性的力量去解决风险，又会动摇根本的民主原则。突破这种两难选择将是风险社会中民主制的中心任务之一。

3.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消解

政治本身随着风险社会的纵深发展而逐步沦落和消解，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风险本身的去政治性与政治系统的功能丧失。因为“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到最后，将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机制能够用来处理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故，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秩序能够用来在各种可能性中浮现最坏可能性的情况下确保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不被摧毁。”〔18〕也就是说，从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后，现有的政治体制就难以保全，从而陷入最终被消解的难以摆脱的命运。二是在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本来属于非政治范畴的技术和经济逐步获得了政治的内涵，并出现了问鼎权力宝座的趋向，这种“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19〕，即亚政治崛起了，政治和非政治的界限变得模糊；所有工业社会中的制度垄断――包括科学对理性、男性对工作、婚姻对和政治对政策的制度垄断――都被打破了，政治变成了分化的、没有中心的政治。

四、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

风险是潜在的危机，也具有两面性：风险的发生既可能造成灾难和痛苦，也可能带来发展和创新。如果积极应对并应对得当，则存在风险的社会薄弱领域将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领域。对于政府而言，在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强势侵袭下，传统的和现有的政治模式、组织基础和政治力量日渐衰微，从而不能起到自身应有的社会治理与整合的作用，给社会公共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困境。那么，立足风险社会的视阈，对风险社会的政治和公共管理进行重建和反思，改进政府管理、改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风险存在的正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构建新的公共治理框架成为应对风险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创新的一次契机。

风险社会对传统的官僚制、民主制和社会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导致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失效。这种失效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结构性失效、制度性失效和政策性失效。重建风险中国的公共治理，应致力于解决上述三种失效。

1.构建协商型民主政治

与早期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灾害的外在分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了应对风险，政策合法性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平等自由公民的广泛参与基础之上。“政府政策必须对那些受此政策制约的公民意愿负责，如果它们想成为合法的话。”〔20〕代议制民主已经难以承载这样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协商型民主政治应运而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21〕荷兰的沃特・阿赫特贝格说：“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22〕相比于被风险社会消解的代议制民主来说，协商型民主的优势在于：“协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出于多数的意愿，而且还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的。”〔23〕具体来说，首先，协商型民主政治的程序正义和平等价值不仅仅赋予所有政治参与人平等参与的机会，还赋予他们平等地施加政治影响的权利；其次，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理性的讨论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最后，形成决策的过程是将说服而非强制看作是政治的核心，参与者可以在获得最具说服力信息的基础上修改自己的建议，并接受对其建议的批判性审视，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达到协商结果的一致。

2.构建新的公共政策架构

“风险取决于决策……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得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24〕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为了规避风险、积极应对风险，公平合理地分配风险，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公共政策架构。这种新的公共政策架构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以社会建构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由处于权力结构或权力场域中的地位和旨趣不尽相同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通过权利和利益的博弈而建构、发展和变迁，换言之，社会是由利害相关者的行动（创造）建构的产物。按照这一规范要求，在一个由利害相关者组成的社会系统里，公共政策的架构首先必须建立在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所有跟风险分配相关的人，无论是风险的制造者还是承受者、有权者或无权者，都应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传统政策哲学中的排他性在这里将不会得到任何认同；其次，公共政策应突出实践的可行性与审慎性，强调政策的深远效用和技术精湛性，而不能仅仅关注于非此即彼的政策伦理信念；再次，在公共政策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始终正视权力结构的存在，在接受不同个人与群体的权力、权利和利益现实差别的前提下构建公共政策；最后，在广泛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权利与责任相联系的风险分配机制。

3.构建多元网状治理结构

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特点以及它对公共治理的消解作用，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结构依然遵循利害相关者路径。这意味着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国家、市场或公民社会的任何一方，更不应该仅仅是政府，而是一个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专家、公民个人等等所有涉及公共事务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和风险分担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状结构。在其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公共权力，他们各自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展开和主张，在复合博弈中明确权利和责任，以及风险的分配和承担。多元网状治理结构也许不是应对风险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性失效的最佳方法，但是却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4.改进官僚制，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政府管理体系。

工业社会的官僚制有其理性、程序的优势所在，但是无法应对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挑战。而且，以此为组织基础建立的政府管理体系呈现出集中控制的特征，无法适应风险社会公共管理的要求，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失效和制度风险。杨雪冬曾深刻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制度风险。〔25〕吉登斯在指出制度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重建的解决途径，“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26〕而官僚制度的改进，则是所有制度重建和政府管理体系创新的基础。官僚制的改进，首先在于培育官僚制职员的风险意识、协商民主理念和现代权利责任意识；其次是对官僚制赖以存在的工业理性做整体性自我反思；再次是改变传统官僚制刻板的工作流程，以弹性组织架构提高其应对社会风险不确定性的能力；最后，建立官僚制与社会组织友好协作的平台和工作机制，共同应对社会风险。

小结

现代性的历史战车曾经带领人类战胜中世纪的愚昧和无知，打破神权统治，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新伦理秩序，带给人们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现代性自身发展的两歧性〔27〕也带来了一个戏谑性的结果：现代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风险性的扩散。风险社会理论在正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致力于拯救现代性的历史宏任，在理论层面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新视角。这一认知概念是对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28〕的深刻描述，是“一个历史―系统的结构模式”〔29〕。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不能也不应该自外于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在世界风险社会时代，中国也无法自外于国内外的风险，所以，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话语体系中解说中国风险社会面临的“危”与“机”，从而重建中国公共治理之道，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不二选择。因为，在全球风险时代，没有“他者”。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2〕〔29〕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9，48.

〔3〕〔6〕〔7〕〔16〕〔17〕〔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225，45，36，97.

〔4〕〔5〕〔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76.

〔8〕〔19〕〔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6-7，50.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40.

〔10〕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1）.

〔11〕〔13〕〔25〕〔28〕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39，264-269，39.

〔12〕〔20〕〔21〕〔22〕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3，259-260，329，317.

〔14〕刘岩.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

〔15〕Douglas，M、A.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转引自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J〕.探索与争鸣，2012，（4）.

〔18〕〔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

〔23〕Jorge M. Valadez，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USAWestview Press， 2001， p.32.

政治风险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8-000-01

风险刑法理论没能有效的区分旧社会和新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风险的社会理论。风险刑法理论主要趋向于传统社会风险，而对当今具有全球性、未知性、系统性的社会风险难于应对。因此，我们应该对现有的风险刑法理论批判的继承并加以反思。本文从批判和反思两方面对风险刑法理论进行了分析，从而更好的认识风险刑法理论，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概念分析

风险刑法是在传统刑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理论基础和传统刑法基本一致又有所创新。风险刑法理论在风险社会中更体现了保护功能，具体主要通过创设独立要件的方式实现，扩大了刑法边界，从而达到控制风险、保护法益的目的。风险刑法的理论从传统的罪责刑法实现了到安全刑法的转变，其机能的重点是保护社会，价值观的重点是秩序。总之，风险刑法理论侧重于安行为无价值。试图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扩张来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社会的危机。与传统刑法相比，风险刑法理论在基本立场和传统主张上都有了很大进步。

二、风险刑法理论的批评

风险刑法的理论对传统刑法的突破引来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主要有两类：一是针对传统刑法的基本立场进行的批评。如一些学者认为风险刑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刑法风险，需要化解。二是针对风险刑法的社会理论进行的批判。如一些学者提出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正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这种批判理论因其只关注表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对社会的状态分析和刑法判断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社会的真正状态存差距较大。不能发挥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三、风险刑法理论对批评的批评

由于对风险社会理论理解的片面不深刻，上述对风险刑法理论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说服力。首先，第一类批评认为风险刑法理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刑法的原则和底线，这是错误的。这种批判容易让人们陷入到自由与安全、结果与行为等无价值的争论中。虽然这种批判主张有其特有的理论依据，但在当前的风险社会中，其主张还不为人们完全接受。而另一类批评主张曲解了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是风险的内涵。风险刑法理论涉及的风险与传统风险之间的区别产生了混淆。所以，风险刑法理论以传统刑法理论为依据犯了基础性错误，从而使风险刑法理论出现了消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还原风险社会理论的实质，完成对风险刑法的理论批判。

四、风险刑法理论的反思

风险社会的本质是自我批评的社会。其危机是系统危机，不能靠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所化解，而是采取系统的科学、政治制度手段来解决。研究表明，刑事法律人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对法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科学方面的反思

科学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化解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在现代化阶段，科学的怀疑已经由原来的关注事物的表面，深入到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反思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在科学文明发展的今天，科学能使人类更好的认识自然、人与社会的本身及其产物。

（二）政治方面的反思

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但进步不能否认风险的存在。国家政治逐渐世界化、全球化，传统政治的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政治民主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商业和科学技术使政治民主进入到一种新的政治和道德维度。社会风险的定义也随之扩大。这就需要科学和政治完成制度性反思。在完成反思过程中，刑法应时刻注意反思自身，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盲目进行。反思能让我们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因此，风险刑法需要对传统刑法进行基础性的反思，反思不仅是当前刑法理论对社会风险适应的主要态度，也是风险社会中刑法的基本立场所在。但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刑法反思在科学、政治的影响下，其反思不能转化具体的立法，且不能为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否则将导致系统性的紊乱。其意义在于：权衡冒进和悲观之间的利弊，为风险刑法提供一条发展道路，从而促进刑法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面对着风险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在我们进行科学反思与政治反思时，也应该对刑法进行反思，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刑法是参照传统风险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其中出现漏洞，不仅无法解决风险社会中的各类风险，反而会成为加剧风险的推动力量。为了更好的应对这一现状，我们需要对刑法的基础理念进行反思，正确协调好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复杂多变，要想在复杂环境下取得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把风险社会意识做依据。所以，只有对风险刑法理论的正确解读，才能实现国家对风险社会各种风险的有效调控。目前，传统社会刑法理论足以解决传统社会的各项风险因素，要想使其更加完善只要在传统刑法理论上加以调整就能实现。

参考文献：

[1]刘伟.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1）.

[2]齐文远.应对中国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选择――走出刑法应对风险的误区[J].法学论坛，2011（04）.

政治风险论文篇（10）

1.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石油需求总量不断提高，从1993年开始，我国石油企业大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然而，我国三大石油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政治投资风险.中国石油企业要想有效规避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就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量化评估并且采取相应的规避和防范措施.只有这样，我国石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和提升空间.对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规避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自身生存，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保障我国石油能源安全战略.

2.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

2.1政治暴力风险

是指东道国政治不稳引起的战争、恐怖主义、内乱从而使跨国企业有形资产损坏、破坏和灭失产生的损失.

2.2征用风险

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措施剥夺投资所有权或控制权而产生损失的风险.这里，征用风险是广义的，除没收、征用和国有化之外，还包括了政府违约、法律法规变更风险.

2.3汇兑限制风险

是指投资本金、利息、利润、许可费等无法转为外汇转移至东道国外的风险.当东道国因国际收支陷于困难时，往往会限制外资企业利润汇出达到减少外国投资者正当利益的目的.

2.4其他重要的政治风险

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和”中国”.地缘政治是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金融危机下”中国”的潜在威胁需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美、日、俄等国有意干扰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这些舆论都会构成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潜在风险.

3.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定量分析

3.1模型简介

本文引入SACE集团 两位政治风险保险专家法布里兹奥.费拉利（Fabrizio Ferrari），和里卡多.罗尔菲尼（Riccardo Rolfini） 2008年在《投资于危险的世界：政治风险新指数》一文中提出的定量分析模型，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定量分析.

本模型将政治风险分为征用风险、汇兑限制风险及政治暴力风险三个主要类别：

1） 征用风险（EXP）：由法制（RL）、产权（PR）、政府干预（GI）、防止腐败（CC）四个指标构成.

2） 汇兑限制风险（TRA）：由监管质量（RQ）、货币政策（MP）、投资自由（INV）、金融自由（FIN）四个指标构成.

3） 政治暴力风险（VIO）：由话语权和问责制（VA）、政局稳定性及存在暴力（PV）、法制（RL）三个指标构成.

政治风险论文篇（11）

“风险社会”可谓是对当代社会特征的典型概括，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出现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我国正处于“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①时期，文明的副作用急剧突显，社会的矛盾冲突复杂，既有迫切摆脱贫困窘境引发的冲突，又有工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引发的冲突。为此，借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问诊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机制，提供了认识范式和理论资源。

博弈与政治：风险社会下的冲突及影响

乌尔里希・贝克见证了西方经济高速发展，但却带来现代性的断裂，使人们生活于“文明的火山”上，即“风险社会”之中。人们为了摆脱物质匮乏的困扰，高举科学技术之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但科技越发展，带来“有害副作用”就越大，大到产生了超乎人类想象力的破坏力量。因此，如何才能够避免、减弱、疏导“文明的副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不仅仅要关心财富的生产、分配问题，更要关注技术―经济本身发展产生的问题。贝克认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阶级问题占据主导，第二阶段生态问题占据主导，也即从第一现代性进入第二现代性。“工业或者工业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是阶级的或社会问题至上的；在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态问题至上。……生态问题、劳动市场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在相互重叠而且很可能相互侵蚀。”②

与此相应的是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也更加复杂和多元。有因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而产生的社会贫困和分配不足产生的冲突，又有因科技发展生产带来风险所引发的冲突，即“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冲突和“风险―分配”社会的问题冲突交织在一起，多种冲突相互重叠。发达的现代性所产生的风险已经成为彻底的社会问题，风险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爆发新的社会运动。人们越来越警惕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的副作用，工业生产中无形的、但又客观存在的副作用时时会成为一触即发的全球生态问题的导火索。于是，公众开始监督原本属于工业管理自主性领域的问题，如生产计划的细节、生产过程、能源的类型和废物的清理等。这些问题渐渐酝酿发酵成为政治问题，挑战政治民主。风险的威胁激发公众养成风险意识，集合起来发起激烈的抵制运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影响风险生产的相关企业决策，甚至成为政府决策时的烫手山芋。因关涉到的特殊议题和特殊情境不同，人们所组成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具有临时性。

形成新的政治动力。贝克认为，风险冲突已经形成新的政治动力，引起了权力博弈。如1998年，绿党（Greens）进入德国的施罗德政府时，就开始改变某些与风险定义相关的权力关系，召集过去被排斥的持相反意见的专家进入政府安全委员会，或提高可接受保险的水平，或强化至今未被重视的法律标准等。在风险社会中，公众抵制运动逐渐地改变了权力博弈的结构。也即，现代化的风险一旦被曝光，被公众认可，就会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实质的‘技术―经济’内容―比如污染的排放、核能的‘必要性’或者民用与军用产品的区别―被重塑为在政治上可延展的变量。”③昨天还被许可的事情，今天却变得寸步难行，比如化工厂的排放，军事技术的扩散等，冲突猝不及防地出现，具有了政治意义。但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实质上是挑战了社会根本的民主政治体制，使民主政治体制陷入两难困境中：或者对风险社会产生的危险置之不理，但可能带来社会的毁灭；或者对风险社会所引起的社会冲突让步，但却会改变根本的民主原则。

塑造新的政治文化。在反思性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反抗文明的副作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抵制运动获得了社会和法律的承认。公众为维护个人的基本生态安全权利积极热情地参与政治，组织起自发团体或发起“新社会运动”，进而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中，科学、媒体和司法等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反思性现代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的冲突将把抗议的矛头对准科学，科学是风险的制造者。但科学又是风险的裁量者，要由科学来界定风险的定义、处置等。又由于公众缺少关于风险的专业知识，他们的认知极易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如对垃圾中有毒物质的报道，一旦被置于头条，就会马上引起社会轰动，从而改变政治议程。但贝克提醒人们须警惕的是，这些媒体本身并不纯粹和客观，它们实际上还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资本勾结在一起。司法和媒体的公开性为公民参与保护自己权益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保障条件。在类似核反应堆技术和环境等问题上，专家和反专家的意见相互对峙无法协调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被推上法庭，法官必须在这二者间作出裁决。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也使得立法机构经常面临着被司法审查的局面，如是否、如何以及在哪里建立核电站等问题。

复杂与多元：风险社会下的冲突表现及化解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从更深层次来说，是对工业现代性的深层次制度危机的反思：是要继续现代化，使我们置身一个风险的社会中还是要停止对自然的开发，将我们置身于一个安全但却可能物质贫乏的世界之中？这个问题成为难解的现代性问题，因此，风险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将绵绵不绝。风险、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都会成为冲突形成的源泉。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风险界定和风险处置两个方面。

风险界定的冲突。在风险的界定上，总是存在着现代性的主体和受现代性危害的主体间相互冲突和竞争，前者是风险的原因和策动者，后者是风险的后果和受害者。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利益，规避不利影响。一旦某一利益团体被界定为造成风险的原因，则批评的怒火就会象火山一样喷涌而来，成为公众声讨对象。而这些被界定为风险的制造者们则被迫仓惶应对，组织起来，走上法庭为自己辩白，并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提出其他造成风险的原因，这也是反思性现代化产生风险和冲突的动力。

贝克认为，风险界定的冲突表现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间断裂。科学家力求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对待现代性产生的风险，不受任何社会价值判断的影响，甚至忽视了社会理性的作用。但是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冲突问题无法单单依靠科学理性来解决，还要依赖社会的价值和判断来约束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对于风险的界定和风险安全的诊断只能基于猜想性的假设，科学家们无法回答和安慰公众对于风险产生的毁灭性后果的焦虑。科学理性需要社会理性。反之，社会理性也无法离开科学理性。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又有赖于科学的论证。没有科学论证和科学批判，公众的批评和焦虑是空洞的，公众甚至无法看到和感受到他们所批评和担忧的“不可见”的对象和事件。因此，贝克呼吁要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相互统一和融合在一起。

风险处置的冲突。无论人们是否感知得到风险还是否认风险，风险都客观存在着，全球的风险社区已经形成。风险背后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冲突，如何处置风险成了各种各样社会冲突角力的中心。一方面，许多人因风险而利益而损，许多人又因风险而获利，产生了受风险折磨的人和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这种冲突非常明确，只要界定了风险的可接受程度，风险所危及的患者和牺牲者的人数即可确定；只要确定清楚了风险的因果关系，则处于风险源头的公司和行业被推上被谴责的被告席。政治家们无力从根本上为风险负责，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过解决某个事件来缓解压力。另一方面，风险的旁观者们看到了风险带来的市场机会，如化学家生产药物来医治公众所患的诸如过敏症之类的环境病，赚取市场利润。媒体向公众传播有关风险的知识，知识、媒体在风险的处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大众媒体要传播风险知识和风险关涉到的利益集团试图控制媒体间的冲突和较量。换句话说，也即存在着生产风险定义和消费风险定义的人之间的对立。“系统地说，环境危险构成了一个冲突场域―总有失败者，但是也总有胜利者。污染者的利益、受害者的利益和拯救者的利益相互抵触。当危险和对这种冲突的普遍认识增长时，阻止和消除它的非常合法的兴趣同时也增长了。”④

风险冲突的化解。风险社会冲突的根本化解办法是消除风险，但却无法祛除。因此，贝克一方面主张自反性现代化，为科学装上刹车板，另一方面呼吁培养人们预期和承受风险能力。他试图构建一种理性的、反思性的科学，使科学反思过去的错误，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科学。通过对自我概念进行实践上有效的改变，找到界定和避免不可预测性风险的标准，激活沉寂的科学理性。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促进科学自我反思，鼓励科学从它自己所遭致的不成熟和看不到风险的命运中解放出来，为“释放出爆炸性力量的疾进的‘无人掌舵的’科技发展装上刹车和方向盘”⑤。

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们总要与风险生活在一起，如可致人类毁灭的核武器的威胁一直存在着，人们只能通过解释来转移因风险而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因此，贝克认为，在当下，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在个人生涯中和政治上处置危险的能力，拥有了重要的意义。培养人的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成为风险社会下的一种必要的资格。如，我们如何面对危险的存在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我们该如何生活在现代风险社会？而过去传统工业社会所应付恐惧、不安全感的方式事实上已经失去其价值，要求现代社会的教育、医疗和政治制度等教会人们如何应付不安全感。在风险社会中，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能力的培养是教育制度的核心。

反思与理性：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当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遭到了学者的质疑。实际上，现代社会的风险未使人们产生如贝克所形容的巨大焦虑感。他并没看到社会冲突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两种冲突力量推动着。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冲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社会就进步。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就会打破这种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历史阶段前进。二是两种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间的冲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战胜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而现代社会发展并未超越这两种冲突，阶级依然存在，“阶级仍然一直是社会现实的关键的结构特征之一，它不可能消失”⑥。

但贝克目睹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困境进行的反思现代性为我们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问题提供独特的研究理路。中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化同步转型，中国又处于“压缩的现代化”时期，这也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社会冲突的化解也更为艰难。贝克对于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的分析也将为我国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冲突和问题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重视风险冲突的政治影响力。发达的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风险的威胁和破坏力量迫使公众发起抵制运动和社会运动，爆发社会冲突，对政府决策形成巨大的压力，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正经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共时存在，这也使得我国的社会冲突和应对更加复杂。但很多地方政府并未充分重视风险的冲突，应对被动而仓促。从近年来全国多个地方出现的反PX项目事件，2013年广东省江门市鹤山核燃料项目下马事件中可见一斑。地方政府主观上非常迫切地希望通过上马这些大型项目来提高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对这些项目的安全性和技术性也做了充分估计，但是却低估了民众对这些项目安全的敏感性和焦虑，因而在应对上就显得非常地被动。民众发起的抵制运动迫使地方政府取消这些项目。因此，中国政府应重视风险冲突的政治影响力，做好充足的准备措施，完善地应对和化解冲突。

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贝克将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的反思视为对现代性本质的反思，认为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差别就在于对于发达的工业现代性之危险的反思的差距。而实际上从20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对科技进步的价值产生怀疑，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形成批判科学技术思潮，其中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如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也使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极度的依赖，而对它的副作用缺少反思性、批判性，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因此，我们要反思和警惕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不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中国。

培养公众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贝克认为现达性所产生的风险已经全球化了，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疯牛病”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城市内部社会发展失衡，城乡间的差距拉大等。面对社会风险，我国公众表现得焦虑、恐慌和非理性。因此，政府和个人应具备风险意识和理性应对风险的能力。“现代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着强大的反思能力的社会，……要求我们在反思中不断修正个体和群体的行为，要求政府及个人必须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⑦正如贝克所说，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医疗、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措施，增强政府和个人风险意识，化解对风险的焦虑，理性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即培育公众预期风险、承担风险和处置风险的能力。

（作者为五邑大学思政部党总支书记、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侨乡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WYM_0084）

【注释】

①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21页。

②④[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第134页。

③⑤[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4页，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