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大全11篇

社会生态论文篇（1）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p27）这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而且也要有高度的生态文明。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党中央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实现都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可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文明观的形成及内涵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文明作为人类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样式，往往因其核心产业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阶段。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嬗变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类由于缺乏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自然的开发和支配能力相当有限，也无法抵御各种自然力的肆虐，人类把自然视为威力无穷的主宰，视为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化身。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现成的食物，而是对自然进行初步的开发和改造。这时人类和自然处于初级平衡状态，对自然的开发没有像后来工业社会那样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但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比较缓慢，没有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主体的真正解放。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这只是一种在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是和人类能动性发挥不足对自然开发能力单薄相联系的生态平衡，因而不是人类应当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出现的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工业文明时代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武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它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人化自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可以无穷索取的原材料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2]（p114－115）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和征服，从而引发了工业文明时代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原料危机等。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危机一般并不是孤立地表现出来，而是以“问题群”的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要解决这些危机，人类必须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马克思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深刻的反思；恩格斯甚至提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论”。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女士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世人：“化学工业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化学品毒性实验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正在成为毒性测试的实验品。”她用纤弱而坚定的声音告诫世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中”。

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严峻问题迫使人们进行认真反思，开始把环境问题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探索一条人类繁荣昌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开始重视环境问题。1987年2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首次给出定义：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制定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21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改善环境所要达到的目标。2002年，联合国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更好地执行《21世纪议程》的量化指标。

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行动，是人类认识地球和自然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对人类发展经验的反思。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到行动整整走了30年，这是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和复苏的30年，是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30年。

可见，生态文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面对工业文明给人类和自然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众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和思考生态问题，并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所谓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之后的相对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改造生态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发展成果的总和，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环境应该和谐与共生。生态文明社会应该包括三个重要特征，即全民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3]。根据这三个特征，结合我国实际，如何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呢？

二、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

1、加强生态知识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应大力加强对全民的生态知识教育。政府应当建立绿色教育机制，在大、中、小学广泛开展环保知识教育，将其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增强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责任感；对政府管理者要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强化教育；在农村应有针对性地加强绿色生态教育；在城市和乡镇企业，应大力加强排放各种污染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危害的教育，宣传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通过生态知识的宣传教育，力争在全民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一是摈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树立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它把自然理解为一部钟表似的机器，认为这部机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机械的，而对这部机器的总体认识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各个部分的认识来实现的。这种以机械为基础的自然观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对自然内在的复杂性的低估和对人类认识和控制自然的高估，使得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过程，变成了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过程，变成了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家园的毁灭过程。在机械论的自然观看来，自然不是人类的家园，它与人类没有任何精神意义上的联系；人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只是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二元论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联系，导致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离。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认为自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内在的、动态发展的，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面前将保持一种理智的谦卑态度，人们不再寻求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力图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技术不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上的环节。生态文明将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把关心其他物种的命运视为人的一种道德使命。道德也不仅仅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人类善待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就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二是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维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危害。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予以鼓励。在发展目标上，不单纯用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这种发展观较好地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使经济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正是由于可持续发展观具有如此优点，目前已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响应。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公平性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要求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要求，还要为他们创造并提供满足其欲望的机会；代际公平要求当代人满足其欲望不能以损害后代人满足其欲望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还后代人公平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权。二是持续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应有节制地消耗资源和环境，否则人类的发展就会停止。三是自然资源价值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树立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观点，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物种的灭绝都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四是公众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们共有的家园――地球，关系到每个国家、地区、产业和企业，关系到每一个民族、社会群体和家庭，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树立了可持续发展观，并付诸行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法制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实施可持续发展中，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对那些滥砍滥采、滥捕滥杀、滥排滥倒，破坏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人必须绳之以法、严惩不怠。[4]（p21）

三是树立绿色消费观。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诸多矛盾，很多方面是由于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引起的，实行绿色消费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途径。绿色消费是指强调不应以大量消耗资源能源，而应以立足于节约资源能源，来求得生活上的舒适，从而使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向热爱自然、追求健康、降低消耗、杜绝浪费的方式转变，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缓解资源供需矛盾的一种消费。实行绿色消费，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产品。绿色产品是指那些从生产到使用及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都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并有利于资源的再生、回收的产品。它具有如下特点：节约能源；节约资源；不使用有害的化学物质；合理的包装；产品使用后易处理易分解。如日本的牛奶、饮料、酒类等物品，已大多改为纸质包装，而避免使用塑料袋；在法国的食品货架上，已看不到塑料、玻璃等难以回收的包装，绝大多数的奶制品、果汁、饮料改用无菌纸盒包装。只有倡导这种健康文明的绿色消费方式，才能使自然界永远供养人类的生存，而人类消费过的东西又能被自然界分解或吸收，成为自然界发育的有益养分，然后以更多的财富回报社会。

四是树立生态软实力观。生态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命物质四部分组成的循环系统。生态诸因素的良性作用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是一种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生态软实力是指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自身潜力的生态力量。但在软实力的评比中，长期以来忽视了生态因素。经济学理论中的“木桶”原理表明，决定木桶容量的不是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从表象看，生态是最短的木板，如果不加以重视，在不远的将来，最长的木板越来越长，最短的木板越来越短。生态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其后发优势越来越突显，不仅发达地区要注重生态保护，欠发达地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更要注意生态保护。

2、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生态制度供给，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在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除了加强对全民的生态知识教育，增强保护环境的观念外，还应加强对环境的管理，采用行政、经济、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多种手段，尤其是综合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明确政府的生态责任。政府的生态责任包括对自然的生态责任、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对公众的生态责任。[5]政府对自然的生态责任就是要求政府公正地对待自然，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最大限度的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不是像以往在经济发展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政府对市场的生态责任就是要求政府在企业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按照环保的要求进行，如规范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标准；注重产品的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制定绿色产品价格；帮助企业开展绿色营销等。政府对公众的生态责任就是要求政府确立“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观念，“代内公平”要求以自然为中介实现同代人之间的共同发展，“代际公平”要求为后人着想，多谋“留予子孙耕”的事。

其次，加强对环境的税收征管。在我国，除了、台湾等少数地方外，绝大多数地方实行了征收排污费制度，这对于环境的恢复和保护起了极大的作用。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征收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税比单纯征收排污费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更为有益。作为新的税种，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税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态环境的补偿费，是一种生态保护的平衡机制。环境税既可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减少污染，又可以为国家公共财政筹集资金。生态补偿税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生态收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费用的税收制度。把应由资源开发者或消费者承担的对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后的补偿，以税收的形式进行平衡，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谁收益谁付费”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原则，在环境的使用上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再次，大力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行法规等一系列涉及环境方面的法律。但从目前的环境现状来看，我国的环境立法还不够完善，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税法》等绿色税法，征收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税。除此以外，还应大力加强对环境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法力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现实充分证明，许多关于环境资源的利益冲突，已经暴露出行政控制手段的缺陷，必须通过法律手段，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应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它倡导的是建立一种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可见，循环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发展循环经济，不能再走过去那种靠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传统的工业化路子，而只能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一，应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创新是关键。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之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还很大。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因此，必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发展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量的扩张，甚至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速度。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转变靠高投入、高消耗发展经济的路子，走以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经济、社会和环境均衡发展的路子。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我们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进行结构调整时，要突出两个内容：一是加快信息化进程，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路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走“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的新路子，使环境保护事业获得坚实的经济保障。

第三，应坚持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讲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绝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果在发展中不注意保护环境，等到生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那就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从生态文明观的角度，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提高对我国有限的人均资源的利用率，从而间接提高我国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只有通过结构的调整，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循环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生态文明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只有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就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工业化，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工业化。

注释：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

［2］李红卫．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J］．社会主义研究，2004，（6）．

社会生态论文篇（2）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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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社会生态论文篇（3）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社会生态论文篇（4）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一种超越，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市民社会与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入手，构造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明；市民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未来社会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时候，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因而，未来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新型社会，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因而，本文换个角度，试从市民社会概念的框架来分析生态文明，探寻市民社会理念下生态文明的构建。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和谐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 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 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主权，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 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奥康纳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生态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特征的新理论，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新的社会历史实践，即奥康纳本人倾向于赋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性质，而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是一种和谐的理念，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因而，构建生态文明，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社会生态论文篇（5）

关键词：人与自然生态文明生态意识生态道德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中国党和政府率先将生态文明上升到战略目标高度加以建设。文明的生态转向无疑需要新的伦理支持，而环境伦理学将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伦理构建提供新的理论视野。尽管生态文明业已成为最热门的话语而凸现于我国学界，但是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理论资源，以及建设路径，尚待做更为深入的思考。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视野对生态文明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生态文明观念的全面确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和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生态文明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替代和超越。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可见，不管是广义的生态文明还是狭义的生态文明，两者都把生态与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前者称之为文明的生态化，后者理解为生态的文明化。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此，生态文明的伦理指向，就是要构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1]，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

从环境伦理学视角出发，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至少涵指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确立。在以往的农业和工业文明阶段，自然生态不在伦理之中。生态文明使自然不再游离于道德大门之外，人要对自然环境讲道德。

二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由征服走向尊重。在旧文明阶段，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文明而是野蛮，不是尊重而是征服、掠夺、破坏和践踏自然，将自然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在今天的新文明阶段，无论是文明的生态化还是生态的文明化，对自然应有的敬畏、对生态规律应有的尊重，对环境应有的珍惜，均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意。生态文明作为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文明，倡导人们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反对野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状态。从而使人类不再是自然的支配者、主宰者，而是与其它生物同属于自然这个大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的“管家”，其目的是使人更好地与自然协同进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生态文明意味着自然价值不仅要面向单一的个体，而且要面向多元的个体；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世代人的利益。

四是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的行为应以适度为原则。无论是人口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和消费方式，不再是工业文明阶段数量的越多越好、规模的越大越好，而是人们在与自然发生交往行为时，遵循适度、简约、平衡原则，以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为生态行为的道德底线。

（二）生态文明的伦理特征

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必然带有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就其伦理特征而言，生态文明将向人们展示出许多新的伦理特点，笔者认为至少将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的伦理关系结构主要表现为人际伦理关系。而在生态文明时代由单一的人际伦理走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伦理关系。当人们面向自然时，主体不仅要思考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否符合人际道德，而且要考虑是否与生态道德相一致；不仅要追求生态的文明化，而且要力求文明的生态化。人们的行为只要缺少任何一种关系的制约，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鼓励和推进人类将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重要的伦理特征。第二，人类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化。在生态文明的引导下，人类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将持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人们普遍树立起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文化意识。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生物成员，必须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人们在改造自然中那种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理念，将得到真正实现。

第三，人类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遍化和自觉化。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将渗透到社会的所有方面，生态伦理意识、生态文明意识得到广泛认同，生态文明行为由自发转向自觉。在思维方式上，生态有机整体意识和环境道德理念成为指导人们生态行为的生态理性。在生产方式上，人类自觉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方式，建立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在生活方式上，人类不再追求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追求高质量、低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既能满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

总之，生态文明时代，伦理的绿化将成为社会的道德流行色。正如学界所说，21世纪将是生态化的世纪，21世纪的伦理、21世纪的文明同样烙上生态化的印记。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资源

生态文明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此举对于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有着转折意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地平线上，借鉴全人类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

（一）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称为“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久的哲学命题，其中儒家、道家、佛家的生态智慧为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奠定了深厚的精神资源。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一切生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顺从、友善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儒家在主要关注人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生活与自然的依赖关系，因此肯定人道本于天道，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其他生物的生命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儒家强调取用有节，物尽其用，要求人们珍惜自然给人类提供的生活材料，崇尚勤俭节约，不浪费。

道家认为万物都是平等的，由此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反对把等级贵贱观念强加于自然界，即反对以人力加之于自然，追求返璞归真。这也是对道家“无为”的真实反映。虽然道家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看来过于消极，但是却为今天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佛教对生态文明的最大影响是“尊重生命”。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生命不只是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无生命物中，宇宙的变化具有产生生命的力量。因此，无论无生命物还是有生命物，都存在于普遍的生命体系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由此可见，在佛教理论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生命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主张善待万物与尊重生命。佛教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即人们要对所有生命慈悲，这就是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

上述生态智慧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沧海一粟。深厚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以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当代西方的生态哲学思想

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在西方源于工业文明时代一些重大的环境事件问题而产生，如“公害”等表现出的人口问题、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总体来说，生态危机的日益突出促成有识之士反思工业文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因此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为这一理论将“人类”一词个体化、集团化，把自然界的一切看作是少部分人获得利益的工具或手段，以致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因此这一理论遭到了后现代生态哲学的强烈批判。

非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划分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态哲学理论。生物中心论认为，凡是有生命的生物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也就是它把道德义务和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主宰自然界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它依然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否认人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此很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生态中心论正是在这样的伦理语境中，对生物中心主义予以了超逾。它将人类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二者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唯一有主观意识的生物存在，只有从道德上关心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才能做好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尽管评论不一，尽管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但是，它所提出的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对旧文明的批判，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对于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目标，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政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劳动是人和自然的媒介，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2]。

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和生产资料，使人类能够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界。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根源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又依赖于自然界。从人与自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不断的矛盾与协调中。从历史上看，人与自然最初是对立的，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征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提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关系。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以免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合一的生态观，以及未来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双和解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理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调整。先后经历了从制定“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这些都为“生态文明”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有效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融合了中外古今的生态智慧，并从中国现有国情出发，反思社会发展模式，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起破解危机、拯救文明的重任。当然，生态文明的提出仅仅是问题解决的开始，如何找到一条可行的建设路径，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一）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3]，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归结为现存的一些思想文化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确如此，正是民众长期在“人定胜天”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才会造成当下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确切地说，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的文化危机造成的。因此，转变人们以往无知无畏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唤醒民众尊重自然等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首要前提。

唤醒民众生态意识的方式主要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宣教工作，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如，在全社会发起生态文明的理论讨论，深刻领会生态文明的内涵；制作一系列的宣传画册，给民众以视觉和知识上的冲击，认识到以往对待自然的无理与粗暴，从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实现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自觉转型；开展生态文明宣传研究，加强宣教队伍的建设，避免宣教工作的盲目性与延迟性。如果中国13亿民众具有了生态意识，认识到自然的价值与权利，明白人类应对自然界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生态文明的建设也就有了可能，同时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生态文明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构建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

道德原则是一种道德理论，一般以概念、范畴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一定的伦理体系。它们以理论方式反映着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一定的道德关系，反映着社会对人们的一定的道德要求，以及以一定形式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需要新的伦理体系的支撑。环境伦理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革命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伦理观念的一场革命，其本质是尊重生命、善待自然。因此，生态文明伦理体系的构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就是必须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中心，建立适应生态文明的道德原则体系，即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态道德目标体系、生态道德内容体系和生态道德实施体系，以及生态道德评价体系。在合理的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支持下，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调整生态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三）制定合乎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道德关系，是指人要以道德来制约人的生态行为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时，不致破坏生态环境而危害人类本身。生态文明的提出，要求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制定人类的道德规范，寻求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社会约束与评价机制。

环境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约束”，相对于法律规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和约束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有效的调节作用。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有序、协调发展，都离不开一定道德规范的整合和调适。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有赖于环境伦理精神和环境道德规范的引导和约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需要人们具备生态道德自觉，需要人们以生态道德责任感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需要以生态道德规范来评价和约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活动和行为。

生态文明的道德评价标准，总体上说，凡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善的，凡是有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设的行为便是恶的。当然，自觉遵守环境法应当是生态文明的底线伦理标准，明确规定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积极践行生态伦理的行为可以容许有多种境界。其中最高境界就是“生态慎独”，即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有无监督，总是以生态道德规范自己，自觉兼顾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自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繁荣，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尽心尽力。

参考文献：

社会生态论文篇（6）

[摘要]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一种超越，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市民社会与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入手，构造和谐社会。 [关键词]生态文明；市民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未来社会进行解释和预测的时候，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因而，未来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样的新型社会，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因而，本文换个角度，试从市民社会概念的框架来分析生态文明，探寻市民社会理念下生态文明的构建。 一、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和谐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 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 。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主权，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奥康纳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生态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特征的新理论，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新的社会历史实践，即奥康纳本人倾向于赋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性质，而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是一种和谐的理念，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因而，构建生态文明，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社会生态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之一。“指的是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分子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与实践应对”。郇庆治认为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即理论探讨与论评;二是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对我国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作初步疏理总结,并就如何开展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1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思想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

国内学者有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著述数量比较多,比如,1995—2004年间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等转载的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论文达122篇。其主体基本上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进行解释性、综合性、评述性分析的文章。目前,国内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否存在生态学思想,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岩佐茂、岛崎隆、霍华德·帕森斯、吉恩·古格·维兰克特、戴维·哈维、多纳德·李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或明确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是绿色的。詹姆斯·奥康纳、吉恩—保罗·德里格、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米歇尔·雷德克里福特等学者则质疑马克思有自己的生态学思想或者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这其中,日本一桥大学学者岩佐茂和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可以说是两位影响较大的学者。前者1994年出版的《环境的思想》试图通过对实践唯物论的重新诠释来阐发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丰富生态学思想。他认为,由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彻底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消除生产生活异化和物化造成的“自然的异化”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中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而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并不像有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只是近代思想的一个分支。因此,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是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是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也就是说,人类针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实践未必一定会导致“自然的异化”或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在于我们是基于一种“支配自然”的态度还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观念。与岩佐茂的立场不同,后者则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生态学关注方面的“理论空场”,而这需要通过重新阐释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构”。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明显地侧重于前一思路。郇庆治1994年出版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从对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概念的理论阐释出发,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自然的人化是逐渐发生的历史过程、自然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依然存在但有了新的意义、自然人化的实现方式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和自然人化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拓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三个“关节点”:人与自然系统共存的有条件性、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性和人类存在活动的社会性。像岩佐茂对辩证唯物论的重新阐释一样,他的主要目的仍是着力于论证马克思的自然生态思想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的内在一致性。

解保军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旨在阐发马克思自然观所包含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从而为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臧立(主编)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的前言所表明的主旨也是挖掘与归纳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环境关爱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特性的强调对人类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人与自然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或“人与自然和解”,有着强烈的时代性。

(2)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和立场的阐释。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或社会公正)、基层民主和非暴力。有人称之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例如,韩海涛认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理论是由生态原则、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四大支柱构成的。熊家学也有相似的表述,他认为,“四项原则”贯穿于生态社会主义体系之中,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脊梁和灵魂,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骨架建筑起来的。但也有人认为“四项原则”或“四支柱”实质上只是生态主义特别是绿党的政治主张。

其他学者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基本思想与基本立场的表述与上述观点大致相同,只是在分析视角或概括方式上有所差异。

周穗明在1998年与人合著的《激进,温和,还是僭越》中,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与基本思想进行了概括分析。她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划定为70年代的“红色绿化”(共产主义运动转向生态运动)阶段、80年代的“红绿交融”(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和运动结合)阶段和90年代以后的“绿色红化”(社会主义化)阶段,并把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生态主义理论的差异归纳为四个方面:理论基础不同、哲学文化取向不同、政治诉求不同和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未来发展的认识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虽然在总体上具有一些类别化的特征,但在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问题上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应该指出的是,她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概括后来被其他学者广泛接受,尽管关于“红色”绿党(RedGreens)和“绿色”绿党(GreenGreens)的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

郇庆治在1998年出版的《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2000年出版的《欧洲绿党研究》中,设专门章节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归纳总结。在后者中,“他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三个阶段,并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概括为对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的阐释、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和关于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四个方面”。

包庆德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成因、生态危机的性质及生态危机的出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二是未来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变革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王立则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理论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建全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及未来社会理想等方面。张荣等人则归结为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思考与探索、变革资本主义的途径和阶级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未来新型社会主义的构想。

(3)在解释为主的思路之下对生态社会理论新意旨的探索。韩立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对自然的支配”绝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支配”,而是一种有责任的支配。“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扬弃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主张依靠变革社会制度去最终解决环境难题的生态社会主义”。王向峰通过阐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自然”思想,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体才构成一个理想社会的看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理论视野下的自然是一个包含着人与社会的广泛性存在,人类从自然界和动物界中的地位提升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自然与动物属性,人类只能依赖自然才能创造自身、社会、科学、艺术以及属于人的一切;人类人化自然的过程,既是一个人类外部自然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自然和社会精神性方面不断人化的过程。因而,问题的关键是自然的人化、人类属人自然的人化和人类社会性精神性人化的和谐统一,其理想目标是,人类既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自身,又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类自然环境,即实现一种美的境界。”

2本土化研究,寻找生态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即启示研究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种,其价值还是明显的,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对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渊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但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都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作为当代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思考和解决生态问题。刘付春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生态社会主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这种历史唯物观对生态社会主义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历史现象,包括生态问题在内无疑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反过来,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变种,一股左翼思潮,同其他社会主义一样,立足于对西方国家的批判思考和对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超越,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以生态为中心,关注人类、自然与环境。这无疑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大都切中时弊,十分现实。单小桐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恢复了生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弥补了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的缺位,并且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理论切入点,克服以往现实社会主义理论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夸大阶级斗争的极端性,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真面貌。”应该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其理论和实践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目标,并且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置于其中进行思考和评价,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对于我们开拓视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论述比较丰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徐振光在《论生态社会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即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朱秋则将其概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始终遵循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杨向荣在《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将生态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概括为生态经济观、基层民主观、生态价值观,进而提出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熊剑龙认为,生态和谐发展观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和谐经济建设、和谐政治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启示作用。其他学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与上述几位学者大致相同,不一一赘述。

3简短评论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国内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突出表现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本体的梳理与研究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构成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同时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至少忽视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探讨。一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探讨。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既是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一种强烈的现实需要,也会构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深入与具体化的重要视角。“尽管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与制度设计在中西方知识界都处在一个相对冷淡的时期,但至少对像我们这样依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来说,这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二是生态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生态运动,环境运动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的关系的探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与包括生态运动,环境运动,环境公民权等在内的各种进步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推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方面,还几乎没有严肃意义上的研究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更加扎实有效的文献资料整理分析能力,还应有一种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与大胆的创新勇气。就此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正处在一个迈向新阶段的关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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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小桐.论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启示[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3:

社会生态论文篇（8）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1973年8月，在总理的指导下，国务院首次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这就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国家以及人民对快速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很强烈，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就被忽略。1958年的“”中，例如河南许昌地区使用土法修建的脱磷肥炉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71年，联合国邀请中国参加召开联合国人类会议讨论人类环境问题。1973年1月，纪委向国务院上交《关于召开国家环境保护会议的请示》，同年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中国关于环境保护的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类。从1982年十二大以来的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可以清楚发现党中央对生态文明的路径由模糊到清晰。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而只是稍微提到“保持生态平衡”，“乱砍滥伐森林”要求坚决改正。十三大报告，对生态观所提到的观点包括，“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的结合起来”，“人口控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时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十四大中的保护环境的观点中提到“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在现代化建设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让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并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虽然未明确其战略地位，但已作为战略任务得到全面实施，强调了重要性。十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地生态文明理念。”

（二）生态文明观的确立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推进，使得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十七大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而奋斗，十又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提出更高的要求，把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四位一体的“经济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提到相并列的高度，并且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并且对其提出具体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十报告中首次指出，在树立尊重自然的同时也要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的观点，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一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二要全面具体促进节约有效资源，三要加大保护对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力度，四是要加强建设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律。

二、全面发展和谐社会下的生态文明

能不能建立好和谐社会，能不能把握和处理好生态与发展的关系，需要走具有中国特色协调与发展的道路，进行明确的路径选择。

社会生态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X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014-01

1 传统的技术创新观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对立

传统的技术创新活动一般都是围绕经济价值展开。在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经济活动体必然把效率放在首要位置给予重视，而其所谓的效率就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收益。传统的技术创新观就是围绕着如何实现这种效率而展开的。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生产商尽可能多的索取的自然资源，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谓成本最小，不但不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节省，适得其反却意味着对自然资源不加限制的消耗。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传统的技术创新观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加速度的方式比以往更肆无忌惮地消耗着自然资源，从而更大程度上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生态的失衡。

单纯的经济发展曾经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人们以为社会发展就是经济的增长，GDP的增加。以经济价值实现为中心的传统技术创新观服务于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很大一部分时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其不良后果在时间的前移中逐渐得到暴露，出现了“有增长却无发展”的独特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伊朗、巴西、巴基斯坦等都因奉行传统的社会发展观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国家并未因经济快速增长而使社会进入良性状态，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人民的贫困加剧，直接导致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极度混乱。

综上，传统的技术创新观强化了片面的经济发展观，突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并在科技繁荣，技术创新规模急剧扩张的时代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以致相应地削弱了人类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严重导致了社会功利价值与人类精神境界增长之间的失衡，甚至在局部范围内割裂，破坏了价值世界的多元性和不可替代性。与生态文明追求的人、自然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良性互动、共同繁荣为基本宗旨的伦理形态截然相反，南辕北辙。片面夸大了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忽视和破坏了精神财富及其它人类不可或缺的多样性价值形态，其最终结果必将是破坏生态平衡，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破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无所获。

2 生态化技术创新观与建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在契合

由于生态化技术创新具有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能源的低消耗、少污染等特点，因此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有利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导致资源能源持续紧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受到资源、能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重制约。2001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损失可能超过10%的国内生产总值,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负。如不迅速实施技术创新生态化,变粗放型增长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低代价型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短缺将不断加剧，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人与自然的矛盾将日趋尖锐。大力推动生态化技术创新,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

倡导生态化技术创新，把资源生态效益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从而使技术创新活动能不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天然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解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破坏,增强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撑能力。生态化技术创新在实现生产方式转变,谋求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与建立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

技术创新生态化强调人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注重人的需要和满足、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发挥,并注重人类发展赖以依存的自然环境的改善,追求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人的生态化，把“以人为本”作为最高价值原则,与建立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相同的。

3 生态化技术创新观对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推动

面对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严峻生态形势, 实施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不能采取“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来发展经济, 而应寻求一种与人口、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建立生态文明社会，就必须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大力开展技术创新生态化, 树立新的生态意识, 确立“预防源头污染”的环境意识。建立生态文明必然要求技术创新生态化，生态化技术创新对建立生态文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生态化技术创新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实施技术创新生态化,最终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层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自身的的生态化。

（2）生态化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经济生态的和谐发展。和谐的经济生态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它要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相应、规模与效益相当。传统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加剧了利益分配的失衡，造成经济社会秩序混乱。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有利于使经济社会良性运转、和谐有序。

（3）技术创新生态化就是要彻底摒弃以往那种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观, 纠正过去凭借高投入, 高消耗去实现发展，以恶化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以增加产出的错误做法, 要使得人类自身的经济发展更少地依赖有限的地球资源, 更多的与地球承载能力达到有机协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

综上，通过生态化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经济和谐发展，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良性互动、全面发展、共同繁荣，进而推动生态文明社会更快更好的建立。

4 结语

技术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努力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与协调。技术创新生态化是技术创新观念的转变,是技术经济发展的积极探求。大力发展生态文明是当代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生态化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一切障碍,构建国家和区域生态化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瓶颈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能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

［2］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社会生态论文篇（10）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社会生态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120.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1―0158―04

一

学界许多人提出，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尚未完全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循序渐变的过程。在不同文明阶段的更替中存在较长的过渡时期，生态化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将经历一个逐渐产生、发展、强大以至主导全社会的过程。有些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政治以及生态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程度的进步，一国国内的生态文明实现程度较高，但这是否意味着生态文明与经济发达程度之间存在单一的联系呢?换言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态文明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实现呢?当我们将视野投向全球，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就发现这个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与西北欧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态改良、人民生活富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的贫困地区和国家还处于经济落后或停滞而生态却愈益恶化、民众生活极端贫困交织的状况。20世纪后期以来，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以实现一国的生态改良，却不可能实现全世界的生态文明。而且由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性与普遍联系性所决定，生态文明不可能只在一‘国之内建成，它需要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协作。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只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球化代替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生产资料成为社会所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类不再为追逐利润而生产与消费的境界，才能在全球实现生态文明。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它对资源能源的掠夺式开采以及对自然界无度的污染。同时，资本的运动使社会日益分化成两个阶级，一方是占人口少数的富裕者――资产阶级，一方是占人口多数的贫穷者――工人阶级。而在一个社会中，贫穷者承受环境退化、生态破坏的恶果最重。就全世界而言，富国享受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双重提高的过程，是以穷国生活质量或环境质量下降、甚至同时下降为基础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的运动中，这种不平等被不断无限复制、扩张和深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对这种状况的扬弃与超越，这既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资本本性进行制约，以它的发展来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必导致生态殖民主义，它也许在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地区，每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本质不会改变，所以，在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的背后是全世界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将为此付出包括健康权、生命权在内的生存权利代价。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公正、不平等，在环境问题上凸显出来。

二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应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全面贯彻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具体而言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尤其是弱势阶层。世界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表明，贫困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联。正如“贫困是最大的污染”这一理念所昭示的，消除贫困与生态环境优化总是正相关的。当然，穷人或许并不是环境的破坏者，但后果却是绝对的――即穷人必将承担最大的环境风险，遭受最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恶果。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无产阶级生存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由于政策失灵以及法律规定的无效化运作带来的与之近似的后果。有证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经济特区所引进的一些三资企业中，工人被军事化地组织起来，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进行生产：超负荷的劳作不只给工人的身体造成长期的损害，而且劳动场所与生产过程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直接威胁到工人的健康与生命。资料显示，本世纪初期，在沿海一些地方有许多企业使用的化学品不标明化学成分、毒性和防护等，只用代号来代替，使本来就没有劳动保护意识的外来工在不知不觉之中身体受损或中毒，有的甚至中毒身亡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在广东南海平洲的几百家制鞋厂中，几乎不存在任何针对工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一些企业经常是一年半载就换一批工人，主要是害怕工人在工作中职业病发作，有的企业则是在工人稍有职业病症状时就予以解雇。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贫困阶层相比富裕阶层总是环境与生态灾难的更大的受害者，这已是不争的共识。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合理有效利用资源能源，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扶贫、助贫和脱贫等政策措施，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使减少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与消除贫困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与对自然的掠夺是同时进行的，而社会主义不只在理论上，更要在实践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随着我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向更高阶段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必将得到越来越鲜明的体现。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不能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转嫁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上文已经分析过，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的同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转嫁环境污染与生态成本导致的。许多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同时也是技术乐观论者)认为自由市场机制与新技术、新能源的应用可以解决由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问题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首先，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降低消耗，减轻污染，但不能取消对能源资源的消耗，而且在自由经济市场体制中，往往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在个别企业降低能源与环境成本之后，却加大了社会总体对资源能源的消费量，所以，能源消费是否 降低，环境污染是否减缓，颇有争议。新能源，至今仍然未能取代传统的化石燃料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能源。而新能源即便能取代传统能源，新能源也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仍然需要在原材料中提取，比如，在玉米中抽取的成分可以用作燃烧动力，但是仍然需要有广大的土地种植玉米以及实现极高的玉米产量才能满足需求。而按照资本的逻辑，这些原料产地也必定会选在亚非拉等落后地区，因此，不能过分依赖与信任新技术、新能源的自由主义神话。其二，即使第一个假设是成立的，即新技术新能源的使用可以部分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但是，这个假设的成立也是有严格的地域空间局限的，就是只会局限在占世界人口比例较小的发达国家范围内。在自由市场体系中，新技术新能源的交易成本较高，落后国家无法购买，所以存在交易障碍。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处方下药，落后国家不但不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优化，还将势必在环境退化与持续贫困的漩涡中越陷越深。由于落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地域面积上，还是在人口比例上，都占有较大的比例，所以，由于恶性循环带来的环境破坏与生态灾难，必将呈现全球蔓延的趋势，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也不能“独善其身”。所以，资本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处处充满着自我否定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为环境问题的全世界蔓延创造了条件，却不能提供全球应对环境危机的有效办法，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内在本质规定却恰好与生态环境的全球性特点相吻合，从而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解决提供了基础。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