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调解论文大全11篇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1）

诉讼调解制度是被誉为神奇的“东方经验”，调解结案相对于司法裁判有着独特的优点。调解可以使当事人的矛盾不易激化、履行率高、节约司法资源，真正实现了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良好结合。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为强司法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调解机制成为司法机构审理案件的首选途径。我们要认真履行审判职能，坚持“多调少判，案结事了“的审判理念，不断地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出诉讼调解的新机制，新方法，提高司法为社会提供保障的整体力量。本文试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民事诉讼中法律关系，法官本着人性化的理念主导去化解诉讼当事人的纠纷，从而加强诉讼调解，力求案结了事，实现诉讼和谐解决的目标。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博弈分析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受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的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法律关系。它由审判法律关系与争讼法律关系两部分组成。而这两种法律关系都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1、民事审判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审判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讼权与法院的审判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事审判法律关系划分成几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原告在时，由于法院民事诉讼主管与管辖范围的规定会形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法律程序的要求原告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一种限制。原告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条件的要求，法院才予以受理的。因此，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是时原告心中的形成一种博弈思想。受理案件后，原告须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告与法院、法官的一种博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风险承担，“谁主张谁主证”，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提出调解等都是一种制约因素，也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加强引导调解解决纠纷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被告方而言，他对其所提出的抗辩理由也须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否则法官不会认可与采信。这当中，被告心里也形成了一种与法律规则、与法官的一种心理博弈，因此，也是法官为调解工作提供了一个良机。

2、民事争讼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民事争诉法律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由民事诉讼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原被告双方的诉讼对立关系是最主要的。原被告双方是一种攻击防御关系，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原告要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在法庭提供充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处于一种“攻”的状态。而被告则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也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处于一种“守”的状态。一攻一守，正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博弈体现。原被告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针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证据及其他资源等作出自己相应的诉求或抗辩，都会考虑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这就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应该把握，加以引导的。

显然，原被告当事人双方存在一种利益的博弈关系，同时，原被告双方又分别与法院形成了一种诉权与法官审判裁决权的一种博弈。在这两种关系中，法官都处于一种主导的位置。因为，无论我国是适应何种审判模式。原被告双方主张的案件事实与证据都需要法官去认定，在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定性方面，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自由心证的规则下予以适用。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法官是处于一种相对主动的地位，他可以依法律的规定针对案件事实做出相应的客观分析，从而对双方当事人做出相应的法律风险提示，做出人性化的诉讼引导，做出相应的调解方案等。这样而言，法官充分利用在诉讼博弈关系中的主动地位，充分发挥法官人格的魅力，发挥人性化的引导优势，加强案件的调解解决，这对于案件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良好的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大有裨益。

二、法官人性化引导新视角

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法官充分利用博弈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应该如何去加强引导，从而实现充分体现司法的权威性，同时又要实现当事人的口服心服，形成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效结合呢，笔者认为，司法人性化，尤其是法官人性化引导是法官应该具备基本理念与追求，也法官是最重要价值追求。

1、人性化引导是人本主义的本质价值取向。

人本主义，又称人文主义，英文为humanism，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也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套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要义与本质价值就在于要遵循“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当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人本主义本质就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特别个人的自由权与选择权等。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人本主义的精神，从当事人的视角去多考虑，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求，依法律的规定，导利避害，体现人文关怀。对当事人而言，有了法官的人文引导，对诉求会更加理性，更加合理，这也为法官的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法官的人性化引导，可以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与要求，让当事人体会到法官对他们的真诚与关怀，更重要的是法官在依法律的规定下的关怀引导，是一种更深刻更有效的普法教育，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行之有效方式。

2、人性化引导是和谐社会之根本价值要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处都体现和谐。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社会要稳定，要发展，要体现公平正义。因为只有社会公平正义，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社会矛盾也处于多发期，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社会没有矛盾，而是出现了矛盾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和谐解决。因此，作为社会纠纷的最后救济途径，司法应该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作为司法部门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稳定与保障作用，要确保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相对于法院与法官而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个案的公平与公正，实现案件纠纷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有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要求。而诉讼调解方式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纷纷机制，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法官通过人性化的引导，又是司法公平与正义，纠纷和谐解决的关键。法官在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求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加强人性化的引导，这充分体现了和谐的本质。和谐本质就在于尊重个人权利与要求，和谐本质就在于达到一种社会成员间的互相尊重与互相理解。法官人性化引导就是从和谐本质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关心当事人到体会当事人到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人性化引导是司法功能的抽象价值追求。

司法的功能就是要定分止争，解决群众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其抽象价值就是要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的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终极追求，也是司法审判机构的终极追求。而要实现公平正义，法院法官要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去体现。实体而言，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张与事实，并依据法律规定对其主张事实进行认定。程序而言，要充分告之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与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确保程序的公正。然而，无论是实体或程序上的公正，都必需由法官来主持与引导。而法官的人性化引导本着人本主义的关怀，出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依法律的规定，从诉讼当事人间的博弈角度出发，从程序上的引导，从实体上的诉讼风险分析，客观审判案件。这样一来，法官一方面可以在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主张，同时也理性地引导当事人进行分析与博弈选择，充分反映了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当官的人性化引导是在法律的规定下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在实体认定上，在法律程序上，合理引导避免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因信息上的不均等在双方博弈中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充分体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4、人性化引导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

本土资源是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提出的一个法学名词，他在其《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充分论了中国社会背景下推进法治建设必须尊重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与习惯，充分尊重尊重老百姓一直以来形成的对法律的思维模式，特别是中国基层社会历史以来渐渐沉淀下来的法律文化，及相对而言的法律信仰。归结而言，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厌诉情绪。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普法教育及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以后，民众对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还是存在相当部分的老百姓对法律，对法院的敬而远之。因此，基层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一般是循着先相互协商－有威信的人出面协商－社会或民间调解组织的协商－官方调解机构的调解协商－最后才可能去法院解决。在这连续的解决方式中，突出的一点都是协商与调解，而法院解决模式是在不得已才采取的最后的救济途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庸之道，也都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在此基层上的法治建设与司法建设当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本土的法治资源了。而法官的人性化的视角去引导不得不来法院解决纠纷的当事人，就给当事人一个理想的平台，和谐地解决纠纷。合理引导，公正对待，正好体现了当事人的内心追求，在能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又能不至于伤和气，这就是法官人性化引导，人性化裁决的重要价值追求与体现。这样一来，纠纷的和谐解决与司法的权威树立就有机统一了。

三、法官人性化径路勾勒

1、人性化理念

理念是一个人思想体系的内在追求，是个人价值的内在体现。而法官的司法理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属于一种实践理性，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是其行动的指南，是其司法实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然而，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会因每个人经验、个性、爱好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也会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矛盾突出的阶段，因此，法官的司法理念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应从以前单纯的追求司法效率、司法公平公正变成不仅要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重要的是要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要实现良好的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法官的个人理念，法官的司法理念中就必须考虑当事人的正当合理的诉求，必须顾及到当事人的人性化要求，必须考虑当事人的行为理性。人性化的理念就自然而然来地提到法官的必备素质要求之中。

作为法官，直接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体系过程，都是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有效的司法适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普法例子，更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有效方式，都会为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推动作用。因此，法官的理念与追求应该与国家司法的价值要求相一致，就是要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树立公正、为民、和谐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耐心细致的工作理念。具体而言，法官的人性化的理念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是以人为本理念。法官作为裁判者，应多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尊重当事人的正当诉求，并以将心比心的心态去对待当事人的要求。以达到令当事人满意，让当事人信任，让当事人放心的心理状态，从而为法官进行调解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当然，我们所指的以人为本，为当事人考虑要一方面避免对当事人单方面的过于热情，以免有失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追求调解的效果而忽视法律的原则与精神实质，而失去法律与司法的威信。

二是为民服务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就是要司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就是要让司法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民服务，途径是司法，目的是为民。法官本着人性化的理念，处处为民众着想，为当事人利益考虑，在法律的原则规定下，为追求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加以人性化引导，一方面促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确实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也大大发挥有限司法资源的效率，真正做到为更多的民众服务。

法官具备人性化的理念，抱着以人为本，以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中树立起亲切、亲和、人性化的美好形象，为在案件的裁决中，在双方关系的博弈中取得主动，为案件纠纷的有效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

2、人性化裁决

在法官人性化的理念指导下，法官的所有裁决行为也相应的应具有人性化，让当事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心悦诚服。

一、审判行为的人性化

在中国的老百姓眼里，法官是官，与中国传统的衙门一样，因此，有点敬而远之，不可接近。我们提倡司法人性化，就是要让老百姓有事敢来法院，来了法院后能满意而归，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其实这也是当事人的内心追求。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最首要的就是法官的言语及行为的人性化，让当事人能懂，能接受，达到和谐解决纠纷，让当事人满意的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设置以下制度。庭前调解制度、诉中调解制度、裁决前调解制度、风险告知制度等。这些制度我国法院基本上都在实施，然而重要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实施的方式、实施的法律效果与实施的社会效果。这其中，法官的人性化理念与人性化的裁决行为都是关键。作为实施的主体，办案法官是从立案到案件的最终审结，其所有的审判行为都是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思想与行为的，都会为纠纷的解决产生不同的结果。如诉讼的风险提示。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当事人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要及时有效地提醒，从关心尊重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为他们利益的最大化而考虑，这样，一方面对当事人进行了很好的法律知识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提示当事人在诉讼博弈中的思考与诉求。从而就有利于法官从双方当事人的角度去进行调解解决纠纷，有利于案件的和谐解决。

因此，无论是诉讼中的调解还是风险提示，法官都须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从关心尊重他们的诉求考虑，从人性化的理念出发，从而做出合理的裁判行为。让当事人的“心存感激，心悦诚服。”

二、裁判文书的人性化

裁判文书是案件司法程序的最终产品，是法官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法官的素质与价值追求。是当事人纠纷得以解决的确认书，也是当事人对司法态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此，什么样的裁判文书无论是对法官还是当事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最近以来，司法界也提出了要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等。笔者以为，增强说理性目的与价值追求在于让当事人能看懂，能明白，服判并达到满意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要追求人性化的司法价值。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2）

诉讼中的调解与诉讼外的调解有所不同，其主要区别有：第一，诉讼外的调解是指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机关、团体或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性的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的调解，它们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不同于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诉讼中的调解是诉讼上的一项制度，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的内容包括调解的原则、调解的程序、调解书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是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审结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制度。第二，诉讼外的调解，不论是民间调解还是行政调解，调解的主持者只是进行调解活动，不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而诉讼中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行为。诉讼开始后，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进行协商活动，是人民法院的审理活动和当事人协商活动的结合。第三，诉讼外的调解协议不论是否制作调解书，都不是诉讼文书，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过法院确认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般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确认其效力，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由法院记笔录，确认其效力。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适用法院调解。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概述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以下除标题外统称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自愿协调，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又称诉讼中的调解。

上述调解制度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双方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即使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也应属于调解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这一初衷，只是为了顺利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活动则不属于调解。

其次，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可以运用判决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外，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说理讲法，进行劝导，多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互谅互让，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纠纷。

所以，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法院调解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要服从审判人员的指挥。调解活动既可以在合议庭也可以在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下，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2、法院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的全过程

一方面，在各个审判程序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在某一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进行调解。如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可以在开庭前，开庭审理中，法庭辩论结束后随时进行调解。

二、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与诉讼外调解及和解的关系

法院调解是一种重要的调解方式，除此之外，调解还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统称诉讼外调解，它们与法院调解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矛盾，这对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和搞好工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如下：

1、调解的性质不同

法院调解是诉讼中的调解，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调解，它们虽然都有相应的调解方式和程序，并形成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这些调解活动应分别依照人民调解法律规范，仲裁法律规范或行政法律规范进行。

2、调解的主持者不同

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的，而诉讼外调解的主持者则是人民法院以外的民间调解组织，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

3、调解的效力不同

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并送达当事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有权强制执行。在诉讼外调解中除仲裁调解协议与仲裁裁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外，人民调解协议、行政调解协议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和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经过自愿协商，互谅互让从而化解矛盾，终结诉讼的活动，它既包括诉讼中的和解，又包括执行和解两种。当事人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属于诉讼制度，都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具有不伤感情，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当事人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优点，但两者具有明显差异：

1、性质不同。和解是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意活动；而法院调解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但它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司法行为。

2、参加的人员不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动行为，不需要任何组织或第三者参加；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和当事人在一起进行的诉讼行为。在调解中，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居于主持者的地位，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缓和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以使双方公平合理地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3、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和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完全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法院调解协议生效后，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重新或执行的可能性不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又的应当应允。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再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也就不存在重新的可能性。

三、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意义

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和运用调解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提高办案效率

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因而有助于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彻底解决纠纷；这种调解协议送达后即刻生效，不存在上诉问题，这就减少了诉讼程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

（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促进经济建设

民事纠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事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如果纠纷发生后不及时加以解决，也可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通过调解，人民法院向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使人们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生产和工作中去，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砖添瓦。

（三）有利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纠纷

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的过程，以便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从而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达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

四、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守这些准则，才能使调解工作顺利进行，从而及时合法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第88条之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可见，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调解不得违反自愿原则。

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自愿和达成调解协议自愿两方面内容，参加调解活动自愿，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运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达成调解协议自愿，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是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人民法院不得采取强迫或变相强迫的方式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坚持自愿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表现。违背这一原则，往往达不成调解协议，即使勉强达成了调解协议，也难以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的义务内容。因此，人民法院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自愿原则。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活动和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首先，调解在程序上要合法，审判人员主持调解活动，应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其次，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调解协议是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确认或处分，从这一点上讲，调解书和判决书都是对民事争议的一种实体裁断，只有严格遵守实体法的规定，才能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严格审查，对违反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调解协议，不得以调解书予以确认。

合法原则与当事人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始终应坚持的原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自愿是调解的前提，合法是调解成立的基础和调解有效的保证，因此，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搞强制调解，也不能为迁就当事人而违反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进行违法调解。

（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法院调解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进行调解。

所谓查明事实，就是要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双方争执的焦点等内容。所谓分清是非是指帮助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全面公正地划分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应负的民事责任。查明事实是分清是非，划分责任的前提；分清是非是查明事实的继续。在调解中坚持这一原则，既是调解的基础，又可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上述三原则，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当事人双方出自自愿，并由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才能保证调解活动和调解协议合法有效。

五、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程序

调解的程序，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步骤方式。法院调解的过程，既是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的过程，也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因此，调解与其他诉讼程序不可能完全分开，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程序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程序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解开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申请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但调解开始还必须以人民法院接受申请为前提，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调解要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解开始的时间可以是判决前诉讼的各个阶段。

调解活动既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进行，也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进行，并尽可能就地进行调解，这样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不影响当事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能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通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特别授权，可由人参加调解。但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除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外，仍应出庭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应当出具本人的书面意见。

在调解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要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帮助双方解决矛盾，消除争执，早日达成协议。

（二）调解进行

法院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调解程序开始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出示必要的证据，允许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质证，并结合事先收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由审判人员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他们提高认识，消除对立情绪，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为纠纷的解决奠定思想基础。然后，由审判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具体协商，协商的方式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庭外进行。当事人协商时，审判员一般应参加，进行正确引导，必要时可以提出调解意见，供当事人参考。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调解时，也应当一起参加协调。

（三）调解结束

调解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并经法院审查批准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成立；一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虽达成调解协议，但未被法院批准，或者送达前当事人反悔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不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继续对案件的审理。

调解成立应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但有的案件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只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有：

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4、其它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但必须明确，依第二审程序调解成立达成调解协议的必须制作调解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六、调解书的制作

调解书应由首部、内容、尾部组成。

首部，是指调解书的开头部分。首部应依次写明：人民法院的名称、法律文书的名称和案件编号，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当事人应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顺序排列，诉讼人应分别列入各个当事人之后，案由，既案件成立的理由。案由应另起一行，单独列出。

内容，是调解书的核心部分。内容部分应记明：争议的主要事实、调解理由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上有哪些争议以及争执的焦点和各自的主张。调解理由，即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和政策，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公正、合理地作出评判。一般来讲，案情简单，调解协议顺利达成的可以不写调解理由，或者把调解理由与案件事实写在一起。但案件复杂重大的、当事人坚持人民法院明辩是非的，则应写明调解理由。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达成的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是案件的调解结果。协议内容必须明确具体，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尾部，是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尾部应写明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该项的右上方，由审判人员署名，写明签收调解书的年、月、日；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最后由书记员签名。

七、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效力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经法院审查批准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便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诉讼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标志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调解达成协议在实体上的后果。同样，调解成立后，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消灭，诉讼程序宣告结束，人民法院不再对案件继续审理和判决。

（二）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

调解一经成立，表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经彻底解决。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有排他的权威性，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当事人不得上诉

进行调解和达成协议，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调解书送达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当事人不得对调解成立的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调解书有异议的，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四）可以强制执行

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送达后，与生效的判决书一样，要求义务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八、结束语

笔者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民事审判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对认识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民事审判实践中，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要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认识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具有特殊作用。目前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加以纠正。正确认识调解的地位作用，把调解工作贯彻民事诉讼全过程，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防治片面化、机械化、理解和执行自愿、合法原则，从而把调解简单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可能调解结案的，不轻易下判；对不能调解结案的，也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以利于裁判的履行。笔者认为实践中，充分发挥当事人亲友和诉讼人的作用，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初期，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资料

1.刘家兴著《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潘剑峰著《诉讼法与律师》，2001年版

3.柴发邦著《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3）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因此，法院调解是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调解在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受到高度重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解调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②。至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但在该政策的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至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强迫调解。为此，我国在1979年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这项原则进行了修改，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案件，但它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调解优先的基调，实践中仍有大量为盲目追求调解率而产生的强迫调解。因此，1991年4月9日我国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其中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将调解规定在总则部分，避免了审判人员将调解误认为是开庭前的必经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本质。自1991年以来，审判实践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使其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调解制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调解制度本身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如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渐渐显露出重判轻调的倾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虽然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但是，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民事案件，一般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用民主协商的方法和思想疏导方法来解决，存在着进行调解的基础。当事人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益具有任意性，权利主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行使和如何行使，可以自由处分，因而，民事案件存在着调解解决的可能性。从司法实践看，法院调解深受当事人欢迎，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为人民服务，替人民排难解忧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采用调解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纠纷，是保护人民利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坚持和强调法院调解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法院调解的核心是通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促使双方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这样，纠纷解决得就比较彻底，也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协议也能够顺利履行。二是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安定。民事纠纷虽属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及时，也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团结，甚至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定。人民法院通过调解，采取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的方法，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和思想觉悟，平等协商，解决纠纷，能够不伤和气，增强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三是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守法观念，使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人民法院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通过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受到很好的法律政策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使他们了解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起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从而可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③。

二、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调解适用过于宽泛，有失法律严肃性。

一方面，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贯穿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法院调解可以在诉讼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在审判实践中大致可分为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后调解等。另一方面，法院调解无审级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此条规定显示：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级和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也是缓和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方式，但实质上无审级和审判阶段限制的调解隐藏着许多弊端。法院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一审或已经生效判决的错误，而不是为了再给当事人一次调解的机会。如一些当事人当得知判决对双方都不利时，他们可能会合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规避不利的后果。当事人也可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合意一审的判决。因此，只要一审或已生效判决实体正确、程序合法，二审或再审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请，这有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

2、规定调解必须是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这与调解的目的和初衷不符，而且也与处分原则相悖。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若照此来看，事实在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便是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的也不能结案。但我国法律规定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既解决民事纠纷又不伤当事人双方和气，即达到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如果一味地强调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那么就会造成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如果这样，调解的效率和效益也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运用调解迅速、高效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目的。而且此条款规定也违背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的原则，不符合现代契约自由的精神。《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调解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也是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表现。由此，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是调解抑或是判决。即当事人在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及不伤和气的心态，对事实不再调查，对责任不再追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能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

3、自愿合法原则在调审合一模式中的异化。

自愿合法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④。在程序上，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但我国现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在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而法官基于追求结案率或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首当其冲地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以及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在调解过程中由于其身份和地位上的优势，往往会使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调解，演变为在以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虽然有些当事人当时不愿意调解，但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自愿协商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地位向当事人施压，促使调解成功，这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决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合法原则是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也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这也就是说，调解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那么程序上的合法也就无具体标准了。这也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从而导致一些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率低下；尤其是在调审合一的模式下，基于法官的双重身份，更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4、“反悔权”应用的任意性造成调解协议生效时间的不确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可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其并无约束力，只有当调解书被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能生效，在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以任何理由反悔拒绝签收，这就很容易让个别当事人将此做为一种手段不正当地予以利用。譬如，有个别当事人故意先达成调解协议，过后即反悔不签收调解书，以此试探对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底细，揣摩法官可能作出的处理结果。如此反反复复，把调解书当作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造成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借口。我国法律规定，调解书需经当事人本人签收后才生效。因而不能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即使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也存在诸多不便。而且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当一方当事人先签收时，调解书有无效力以及何时生效都不确定，而后一方当事人在签收时就有更多的时间对调解书内容进行权衡利弊，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公平。有很多案件，虽然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调解书很难快速送达到双方当事人本人，使调解协议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民事法律文书“送达难”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5、法院调解的方式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未明确规定诉讼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用的最多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这样便很容易出现“和稀泥”的现象，也让一些徇私枉法者有机可乘，造成一些人情案、关系案，极易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模式的思考

要想改革和完善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现代的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调解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自愿则，弱化法官的主导地位，强化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

现行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所以就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也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并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法官不能以自己的职权身份提出调解方案，法官只作为一个公正、中立和消极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以促进案件调解的成功。一旦当事人不愿用此种方式解决纠纷，案件即转入审判程序。

2、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加以严格限制

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一种体现⑤。如果允许当事人一再反悔，不仅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所以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达成的调解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样做不仅使调解协议有了明确的生效时间，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利用现有的有限司法资源，加强法院对当事人调解的约束力，使当事人注重调解，明白达成调解协议的权利和责任，有效避免当事人滥用调解权和反悔权。

3、缩减诉讼调解的范围

诉讼调解在实际运用中的过度膨胀，是诉讼调解饱受指责和批评的原因。按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调解似乎可以运用于一切民事案件，而且在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都一律适用。笔者认为此范围过于宽泛。建议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均能适用调解，但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人事、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而且调解具有反程序性和流动性，应把它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样才能保持诉讼的平衡而不至于引起混乱，诉讼调解才会恰如其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诉讼调解应仅限定在一审程序中适用。在二审尤其是再审程序中则不适用诉讼调解，因为再审程序一般是由指定的国家机关依法提起，是一种事后纠正程序，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有错必究，才能充分体现其程序价值，因此不应适用诉讼调解。

4、规范调解的进行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重心在庭审上，调解工作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应当在庭上完成。当事人自愿同意调解的意思要表达在庭上，自愿解决纠纷的协议要达成在庭上，对于这“两头”之间的说服工作可以视情况灵活处置，能在庭上完成的尽量在庭上完成；难以在庭上达成协议的，则可以休庭，变换场所，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创造和谐的氛围，做深入细致的调和工作。这样既为当事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提供了较严肃的氛围，又去掉了以往庭下“背对背”调解中存在的弊端。

5、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

调审合二为一是造成违法调解、以判压调、强制调解的原因所在，直接影响到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稳定性，所以应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这样做不仅能提高办案效率，而且能防止案件承办法官不公正、不廉洁现象的发生，保证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确保调解功能的有效发挥。

6、应将“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条款在《民事诉讼法》中删去

在诉讼调解中“事实清楚”毫无意义，怎样才能事实清楚？这只有等诉讼按法定程序进行完毕后才能得出清楚的结论，那么所有调解的案件也只有等到开庭之后方可进行。开了庭，查清了事实，一判即可结案，再进行调解还有多大价值呢？所以，既然自愿原则是调解的首要原则，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当事人想怎样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就怎样处分，这才是自愿的真正内涵，《民事诉讼法》中“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条款已显多余。

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民事诉讼调解存在一些弊端，但它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沈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邱星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

④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7。

⑤《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人民法院报2002.5.3。

参考文献：

（1）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邱星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版。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4）

1、思想不重视，效率低。这与目前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完全分离的“调审分离”的天然缺陷有关。主观上，庭前调解法官对调解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庭前调解，加上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又不完全属于调解法官的审判成果，其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打击；再者，当事人也知道庭前程序的法官完全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加上庭前程序“无非是证据交换”的一种错误认识，对庭前调解没有兴趣。由于上述主观上的原因直接导致其结果便是庭前调解流于形式、效率低下。可以说，认为这种独立性的庭前调解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的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上却往往事与愿违。

2、庭前调解工作基本完全独立于合议庭工作之外，只有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再由合议庭流于形式的合议一下。那么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权，是属于了解案件情况的庭前调解法官还是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掌握裁判权的合议庭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这难道不是庭前调解工作所面临的尴尬？

3、客观上有的庭前程序的法官难于准确把握案情，调解往往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调解”，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出现这些问题，虽然有主观上人为的因素，但同时与庭前调解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所固有的优点应是制度本身的设置能优化和调动各种审判资源，提高效率。因此，对庭前调解程序进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

一、各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的模式。

当前，各国法院的庭前调解制度大体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立式，法院庭前调解程序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解程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式，法院的调审主体不分离，即庭前调解和庭审人员的身份竞合，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庭前的调解工作和庭审工作，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传统调解模式亦不例外。第三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离式，法院把庭前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相对分离出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相对独立的另一种诉讼方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目前在我国庭前调解程序的设立上有些作法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改革绝不是照猫画虎，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传统调审结合式的诉讼调解模式的基础上，融合庭审分离式的一些作法，建立一个符合法院制度改革发展规律，具有本国独立特性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模式。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具有的特性。

1、庭前调解程序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在对构建庭前调解相对独立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似乎忽视了在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机制，案件立案后不分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先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由专门的审判人员负责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这种把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首先，有违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立法意图。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审中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且争议不大的案件，并且规定了较短的审限。其含义是方便审理，提高效率。如果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之前再加上一个庭前调解的程序，再安排一个审判人员进行调解，显然与民诉法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其次，简易程序的案件均是基层法院受理，采取的是独任审判，从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来看，面临法官断层的状况日益突出，在审判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应该设立庭前调解程序，以便充分利用基层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为民。三是，独任审判案件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不复杂，如一些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抚育、探视、扶养等案件，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之间缺少了感情上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产生积怨；还有一些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皆有大概的一个预测。审判人员直接介入案件的调解，主要是从情理的角度去说服当事人，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法官的努力，感动当事人接受调解，而发生以判压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况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由审判员一个独任审理，案件立案后直接交给独任法官，并不否定独任审理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的工作，独任法官尽早介入案件的调解，既符合最高院《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的要求，且与庭前调解的程序并不冲突，又能节省审判资源。综上，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仅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2、庭前调解程序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庭前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体现在调解程序与立案程序的分离，庭前调解是在立案后进入庭审前的一个预备程序中的工作，有的称预审庭。庭前调解工作由预备庭或预审庭法官主持。有观点认为，在立案庭设一个调解机构，专司诉讼庭前调解工作，在立案准备工作过程中或立案后的阶段介入庭前调解工作。这种作法有两个弊端，一是与法律规定的立案审查的七日期限相冲突，在法院受理后到立案的有限期间内进行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设立立案前的庭前调解程序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是立案后由立案庭进行调解与立审分离制度的改革是不相符。目前随着立审分离制度改革的深入，立案登记主义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立案的工作主要是对案件形式上的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登记立案后即按审判流程转交各审判庭，因此，庭前调解其实属于审判庭案件审理的一部分工作，庭前调解程序完全独立于立案程序。同时，随着法院系统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深入，更多的观点认同于庭前调解程序属于庭前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程序。是一个与立案程序和庭审程序相对分离的有其独立性的一个诉讼中的程序。庭前调解程序独立的相对性表现在，其与庭审程序是相对分离的，即调审主体的相对分离。要求庭前调解的法官不能担任同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目的在于，防止调解主体可能挟审判权进行威胁或诱惑，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确保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调解，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

三、规范庭前调解程序的几点建议。

1、从加强庭前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行思想教育，要在政治的高度上理解庭前调解的意义。要让庭前调解法官充分认识到庭前调解工作不仅是一项诉讼解决纠纷方式，而是落实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要通过庭前调解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发挥司法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节、引导和保障作用，化解矛盾和纠纷，为群众办实事，缓解社会矛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准确把握调审主体相对分离的原则，对庭前调解程序法官进行重新定位。

调审主体分离的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意见认为，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情况看，调审主体不应分离。这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但这种调审不分离的观点，既要结合我国法院审判实践又要立足于法院改革的高度来看，才能准确把握。庭前调解程序中调审主体不分离应理解为只是一相对分离，即调解的法官不承办该案件但参加案件合议庭。这样的做法有四个有利：

一有利于提高调解法官和当事人思想上的重视。庭前程序的法官因为要参加合议庭，对审判的质量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思想上会重视。同时，案件当事人因为主持调解的法官参加合议庭对案件的结果有影响，心理上会更容易接受调解。而不会出现有的案件中，当事人觉得庭前程序法官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对庭前调解根本不予理睬。

二有利于合理利用审判资源，使得庭前工作与庭审工作的衔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合议庭在审理，应充分发挥每位合议庭成员的作用，而不能象过去那样合而不审。所以，实行调审相对分离，由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庭前调解程序中的调解法官，能充分发挥合议庭每一位法官的职能。增强诉讼的实效性、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有些案件调解的成功率高低与否，虽与调解法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但与当事人的心理亦有密切关系，有的当事人因没有感受到诉讼风险的压力，更愿意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调解，因为那样“心里有底”，所以漠视庭前程序的调解。而如果是参加合议的其他法官主持调解，当事人调解的心理便产生一定的变化。加上调解法官在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中通过对案件法理的分析，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接受调解对自己是有利的，最终选择调解，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

四有利于保护案件的承办法官。我们现在反对以判压调，而且在很多案件的调解特别是一些与当事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案件中，调解法官可以在调解中通过法理的分析，向当事人预测判决结果提供参考，或对诉讼风险进行提示。但因为该法官不是案件主审法官，也不是审判长，所以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以判压调的感觉，当事人也不会责难承办法官。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5）

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是否适用调解制度存在争议，虽然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调解制度可以适用，但是学界从理论上对这一制度适用的正当性存在质疑，作者认为，司法解释作出可以适用的规定是法律利益衡量的结果，因此深刻剖析这一法律条款背后的法益冲突并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极为必要。

一、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冲突性

1.从诉权理论上看

有学者认为，民事公益诉讼首先是一种民事诉讼，而民事诉讼的调解必须以处分权为前提，而公益诉讼的原告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完全或实体代表，因此说为了避免调解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公益诉讼必须对原告的处分权作出一定限制，因此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不应该具有与被告调解的权利。

2.从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上看

民事公益诉讼不能完全适用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性质的特殊性：目前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案件类型主要是环境保护案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这两类案件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被告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环境侵权或者消费侵权。而无论是调解还是和解都不以案件事实清楚为前提，如此一来，当诉讼双方在公益诉讼中达成调解后，诉讼程序对被诉人的行为没有作出确认，可能只涉及赔偿数额，或者停止侵害等民事后果，那么可以认为这个诉讼程序没有对被诉人的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威慑性的作用，因此说，较低的违法成本使得这一诉讼无法起到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二、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实践正当性

司法解释明定了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制度，正是因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实践需要。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而调解结案无疑是解决纠纷最为便捷、效益的方式。

1.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需要

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能寄希望通过单一途径或单一方式来完成和实现，多元化的公共利益保护途径是完善公用利益保护机制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还不完善，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应该说民事公益诉讼大有暴增之势，因此说，诉讼调解以其高效性和便捷性的特点适应时展的需要，诉讼纠纷的快速解决，并降低了司法成本，符合诉讼效益原则。

2.和谐诉讼理念的指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内在地包含和谐诉讼理念，调解贯穿于诉讼过程的始终，调解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利于公益诉讼纠纷的迅速、彻底解决，诉讼调解有利于息讼，减少上诉、申诉、缠诉等，公益诉讼的原告基于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因此说公益诉讼的结果势必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而快速、高效、公平的结案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有重要作用。

如前文所述，尽管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制度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但是就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就现阶段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处于摸索阶段的现实而言，将兼具灵活性和实效性的调解适用到民事公益诉讼中，一方面可以弥补公益诉讼程序不够完善的现实弊端，另一方面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良性运行提供了广阔空间，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三、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1.建立有限调解制度

上文已经论述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是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中的调解是不是完全照搬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呢？笔者认为，调解制度的合法性和自愿性必须得到严格执行，这是民事公益诉讼调解的前提条件；但是基于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该坚持“有限调解”原则，笔者认为，所谓有限调解原则应当包括：严格限制合理程序的启动时间；严格规制调解适用范围。

（1）严格限制调解程序启动时间。笔者认为审前调解不应当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中，审前调解强调了诉讼的经济效益，但是忽略了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公益诉讼的案件往往比较复杂，如果不经过一系列的法庭举证质证环节，可能案件的事实难以清晰显现，案件的公正处理受到质疑，从而使公益诉讼的真正当事人——社会公众难以信服案件处理结果。基于公共利益的广泛性和社会性，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不能一味地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了诉讼公正，本末倒置。为了防止损害继续扩大，或者侵权行为持续实施，原告方可以申请法院颁发禁止令或申请先予执行，因此说，笔者认为庭前调解不适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减少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社会公益的可能性，实现以程序规制保证实体正义。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6-0118-08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从原来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传统法制转向现代法治、从万能政府转向简政放权、从追求GDP转向环保型可持续发展、从封闭转向开放。而全面推进法治即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转型的基本作业。全面推进法治并非仅仅是实体法规范的建构和实施，相比较而言，现代法治的建构和推进在现阶段更重要的是程序法的建构和推进。程序法的建构和有效实施是与传统法制的主要区别之一。没有发展和完善的民事诉讼法，不能有效地实施民事诉讼法就谈不上现代程序法治，也谈不上法治的发展和建设，广义的民事诉讼法是现代法治程序规范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言而喻，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完善必须依赖于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从民事诉讼法学中汲取理论营养。民事诉讼法学应当为民事诉讼法的建构、完善和有效实施提供理论营养，这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任务和目的。

在不同的时期，民事诉讼法学的任务或重点又有不同。从国外的情形来看，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如何移植，如何正确地理解被移植制度的法理依据，以便正确按照该制度的法理予以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日本社会进入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构架发生转型，法学研究的任务也随之发生转移。其中，民事诉讼法学的任务也转向探讨在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建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程序法规范，注重对程序价值的追求。在其民事诉讼程序建构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为了应对民事诉讼程序在解决纠纷中存在的过于刚性、高成本、长周期、低效率、单一化、单纯形式化的弊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又将其研究任务的中心和重点转向如何提高效率、控制诉讼成本、缩短纠纷解决周期、讲究武器平等、追求纠纷解决的多样化、替代性方面。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例如德国）也有这种变化态势。

再看看原苏联的民事诉讼法学。基于国家对维权性、制约性的法律本身的虚无化，对程序及功能先天的戒备以及法意识形态的对立，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进行批判。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在理论层面研究民事诉讼制度的运用，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其主要任务是论证苏维埃民事诉讼制度特殊性、独创性，从历史阶段论和阶级论论证苏维埃民事诉讼制度的优越性，并反证西方资产阶级民事诉讼制度如何腐化和虚伪。作为一个非现代法治国度的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学的分支或政治经济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政治学。

显然，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既不同于发达法治国家的现阶段，也不同于原苏联解体之前的社会阶段。与国外发达的法治国家相比，在某一个方面，我们可能正处于它们曾经走过的历史阶段，更准确地讲处于混合阶段――法制大规模建构、纠纷形态现代多样、法治观念刚刚启蒙、传统与现代纠结、高新技术日新月异、资信爆炸和泛滥、阶层分化与固化并行、经济发展与环境严重冲突。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什么，这是民事诉讼法学界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个学科不同时期研究任务的设定和描述是宏^的，论述的是一种大的趋势。这种设定不是对学者个人研究兴趣的限制。每个学者会根据自己对这种宏观趋势的判断和自身的研究条件（包括外语工具，本科、研究生、博士教育背景，具象与抽象思维的能力）、学术竞争优势（学术研究成效或社会效应、研究成本投入与产出率）、研究兴趣等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兴趣不同，研究任务的设定就有所不同――有人可能对概念的梳理、制度的历史考察有兴趣；有人可能对制度形成的外部因素――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有兴趣；有人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诉讼制度的关联有兴趣；有人可能对制度实施的现况有兴趣。每个学者个体的研究虽然是个性化的，但往往无法摆脱研究的目的性，而对研究目的的判断很难离开对一定时期民事诉讼法学任务的宏观认知。符合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才有可能是有成效的研究。在建构现代民事诉讼法体系和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大趋势中，注重对过去传统方式的研究虽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民事诉讼现代化的认识，但对于现代民事诉讼法而言，建构所需要的理论体系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研究才更具有积极意义和实际效益。毕竟我们可以从传统中获取的建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传统毕竟与现代具有内在的冲突。

一、民事诉讼法学的任务与时事变迁

回望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革命和政权更替的需要，我们坚决而彻底地废除了过去的法统。基于法统的断裂和法观念、法意识的改变，原有的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法也与过去的法统一起被埋葬。与过去法统相依相随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一同被掩埋于制度的废墟之中，成为旧法统的陪葬品。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虽然也有民事纠纷――主要是离婚诉讼，也有相应少量极其简易化或半隐形化的程序，但在人们的头脑中基本不存在程序价值和程序约束的观念，所以程序也就处于完全虚无化的状态。在没有程序法的状态下，自然也不可能有民事诉讼法学存在的余地，民事诉讼法学及理论继续存封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法制的重建，作为程序基本法的民事诉讼法得以再度重生，民事诉讼法学也如枯树逢春。改革开放之初最紧迫的法制建构任务就是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哪怕是最简单的民事诉讼法，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也需要简单的程序。基于这种急切的需要，已经存封已久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也有了重启的机会，虽然在运用时还需要经过适当的“漂白”处理。在民事诉讼法试行制度过程中，过去的民事诉讼法理论实际上在悄然发挥着作用，因为制度运行必须有相应的解释。不同于革命更为彻底的柬埔寨，但由于受前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传统纠纷解决观念和文化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再生之初并未真正走向应有的轨迹，而是严重地与实体法的精神脱离，与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方向背道，凸显口号式、标语式论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有曲折、迂回，总体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具体制度的建构方面有所完善和发展，但在基本理念、诉讼体制、原则、基本制度的探究和建构方面依然还有提升、匡正、拓展和发展的空间。新时期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民事诉讼法学提供足够的动力，需要通过全面深入研究，为民事诉讼法的转型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实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民事诉讼法学的任务就是阐释民事诉讼法，解答民事诉讼法条的含义。尽管民事诉讼法的条文很少，但也给了民事诉讼法学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当时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而言，从事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的人力资源相当有限，民事诉讼法知识相当贫困。不过由于当时民事诉讼法适用的实践还不能充分反馈，民事诉讼法的适用也不规范，从而客观上减轻了理论解释的压力。

民事诉讼法从1982年试行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从现在的情形来看，民事诉讼法也还没有完成其大规模的建构，这与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情形完全一致。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初步实施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事诉讼法规范建构的艰巨性。虽然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尽量基于民事诉讼法文本予以展开，但实际上司法解释已经创设了许多具体的制度。其中，证据制度部分的解释最为典型。《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部分的条文仅有18条，约1800字；《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证据制度部分有34条，约4500字，其中创设的新制度不计其数，例如，证明责任与分配、自认制度、书证提出制度、证人、当事人陈述保证书制度、证明标准、无需证明的事实范围、公文书证明等。即使《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在证据制度方面已有所补充和完善，但距离建构完善的证据制度还有很远的距离。有些证据制度的建构也是司法解释无法承受之重，例如，关于对证人伪证、伪造证据的惩罚等。甚至连最基本的证据程序都还存在严重缺失。证据提出的程序是什么？证据应当何时提出？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是什么？应当以何种方式、何时公开证据调查结果？对法院证据认定不服的如何救济？以民事诉讼法解释关于书证提出义务为例。关于书证提出义务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了解决因诉讼中证据偏在导致案件真实不能充分揭示，从而影响实质正义实现的问题，明确规定书证为对方当事人所持有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要求书证持有人提交该书证。这一规定的确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仅有简单的一条规定，对于书证提出义务诸多应当细化的规范却没有规定，比如，应当提出的书证的范围？在何种情形下持有该书证的当事人可以免于提出？涉及职业或职务秘密的文书是否应当作为书证提出？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文书是否应当提出？为自己工作、业务和私人生活的文书是否应当提出？在程序上，书证提出申请应当何时提出？以何种方式提出？对法院驳回申请的裁决应当如何救济？法院审查判断的程序是什么？等等。这必将影响书证提出义务这一制度的有效和正当实施。除了证据规范之外，基本的民事诉讼程序也还有许多需要建构的制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事诉讼法仅仅是建构了一个大致的程序框架，框架之中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程序尚未设置。而民事诉讼制度的大量建构就需要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提供理论依据。

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心

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极为类似，民事诉讼法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验主义的，即摸着石头过河，而缺乏民事诉讼理论的充分指导。当我们观念和理念存在偏差时，就必然摸错方向，误人岔道。从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尤其是之后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更突出地表明民事诉讼法理论资源的严重不足。可以肯定地说，现有民事诉讼理论远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解释具体诉讼制度的结构、具体诉讼制度间的相互关系、制度适用的诸多问题。在民事V讼法司法解释制定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充斥着争议和疑义。司法解释的具体制定者发现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许多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当然有的问题是具体制定的认识问题），这说明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还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从表面上看，这些不足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学对具体制度理论研究的欠缺，但实际上是民事诉讼法学对基本的理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缺乏深入的了解。令人遗憾的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资源本身十分匮乏的情形下，大量研究资源又因为政策导向的原因被投入到了规范分析法学、法教义学、法解释学之外，规范分析学者并不擅长的诉讼调解、司法制度、大调解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重要的不是制度建构和规范解释，更多的是实际操作技术和运用。另一方面，这些领域往往与政治形势关联，因此容易陷入司法政治游戏的秀场之中，而使民事诉讼法研究任务发生偏移，学者注意力的转移，导致精神资源――智力和物质资源――人财物的无谓消耗。

以诉讼调解或法院调解为例。诉讼调解是在法院的主持下依照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就纠纷解决达成协议以避免通过适用实体法规范裁判争议。从规范的角度而言，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当事人双方的意愿。法院的作为就是引导双方正确辨识权衡利害关系。在追求调解率的司法政策指导下，诉讼调解成功率主要取决于对双方当事人心理的把握，与诉讼理论没有关联，如果要说理论更多涉及的是实践心理学或临床心理学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经验的积累和运用。国外对调解或和解的理论总结也主要是调解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将大量的学术研究资源投入诉讼调解，为司法政策背书是没有必要的。所谓“大调解”，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事诉讼纠纷裁决的替代形式。原本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虽然也是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毕竟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规范分析之外的社会科学方法，因此，不是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也就不是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任务。并且我国的“大调解”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政治作为，带有很强烈的行政色彩，而且也是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因此大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并没有发挥作用。将有限的理论研究资源吸引到这一政治秀场之中无疑是浪费学术资源。

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因为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司法制度也是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从理论上讲，其也应该是一种学术研究重点。司法体制改革被视为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吸引了民事诉讼法学大量的人力资源。许多关心改革的人也都认为民事诉讼法学界应当积极投入司法体制的改革，并且主张，如果司法体制不改，民事诉讼的改革也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基于政治改革的社会关注度，投身司法制度的研究更具有社会效应，与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相比，可谓事半功倍。与许多民事诉讼法学人一样，笔者也一度将研究重点转向司法制度的研究，关注司法体制改革，但我们没有注意到，司法体制虽然是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不过，在我国特殊的政治架构之下，司法制度与政治体制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司法权的定位和架构涉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诸多关联，不是通过法理原理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领域，常常是政治高于法理、意识高于理性、信仰高于科学、现实高于理想。司法制度的研究更多是实证性的，需要掌握司法的实际运行状态――司法人员、物质资源的配置情况。在司法统计信息没有充分公开、甚至不公开，以及统计信息大量失真的现实状态下，对司法制度实际情况的了解方面，司法机关远比学者更为清楚，对隔离于司法机构以及现实的学者而言，对司法制度的研究无疑是扬短避长。虽然可以通过司法制度的政治性揭示或解释民事诉讼中的一些现象，但对于探究民事诉讼的原理而言，这种研究分属于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学科领域――政治学或法政策学。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人力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形下，将研究资源用于司法制度的政治性分析，无疑分散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注意力，也进一步导致了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资源的紧张。

由于研究课题的政治性导向，大量的课题资源向具有政治性的话题倾斜。在司法的研究课题方面，关于调解和司法制度改革的课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一年社科基金关于司法体制的改革重大和重点项目就同时有三个研究团队分别承担，最终也没有见到这些项目的研究对司法体制改革决策有什么重要的影。人们也不会关注和关心这些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转化为制度建构和制度运用。因为这些研究课题的设置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而非基于学术和制度建构的需要。有些课题作为经验总结无可厚非，但将这些研究转化为一种政治就失去了研究本身的目的性，更加重了司法机关的政治性特征。课题项目的研究是学术性，而实际改革则是对策性。而且由于课题价值指向的诱导性，对命题的肯定已经预设为命题的必然证成结果，导致绝大多数研究者成了命题价值的坚定支持者，无法做到马克斯。韦伯所提倡的价值中立。对调解的研究最终成为对以审判为中心这一基本命题的贬斥，对裁判功能的批判。也正因为这些领域中政治性因素和理念的诱导，大量的研究课题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吸食民事诉讼法学已经匮乏的人力资源和精神资源（导致人们偏离对主要任务的关注），且这些研究又存在相当程度上的重复性，致使研究资源的浪费。而在司法体制改革的研究方面，由于其“天花板效应”，只能通过“变脸”的淫技来满足体制改革作秀的需要。如此总总，进一步加剧了对民事诉讼法制度建构的理论供给短缺。

就民事诉讼法的建构和实施而言，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对民事诉讼基本理念、诉讼体制、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的深度研究，真正厘清我国民事诉讼法建构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架构。例如，我们应当构建什么样的诉讼体制？是否应当坚持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真正要义是什么？应该如何在具体诉讼制度的建构和适用坚持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如果我们对辩论原则的真正要义不了解，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自认制度，所建构起来的自认制度也自然存在先天缺陷或在建构的同时已经被解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自认的规定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再如，我们是否应当坚持公开、直接言辞原则，如何体现和坚持这些原则？是否应当建构既判力制度？如果已经有了既判力制度某些构成，在既判力制度方面还有哪些缺失？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也有赖于我们对民事诉讼原理、原则的深入研究。民事诉讼法的实施必然要遭遇民事诉讼法的解释问题。实施中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何协调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存在法律规定冲突、漏洞时应当如何处理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价值理念、基本原则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事关系已经基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得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民事法律规范也相应变得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由于民事关系的复杂化，民事纠纷的样态也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但由于我们的传统纠纷解决观念――凭感觉、无依据、无规范、靠感性解决纠纷，以及潜意识中的愚民认知，对百姓智识的肆意矮化，导致民事诉讼规范的建构和实施远远没有跟进，程序理念没有到位，依然是粗放式地简单应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忽视纠纷解决的程序正当性。在缺乏实体规范、程序规范以及相应的事实认定和裁判技术能力的情形下，只能靠模糊事实和规范界限的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而大量的调解又试图进一步麻痹、忽略人们对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忽视社会程序规范性、对纠纷解决规则细化和技术化的追求，造就一种规则细化和纠纷解决程序技术的虚无化。由此，也就使得民事诉讼法学完全没有了理论探讨的必要和需求，没有了生长的激素刺激。加之，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人力和财力资源又大量地流入非规范分析的研究领域――调解、司法制度，也就使得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在贫困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不够，民事诉讼实践与民事诉讼理论的隔离，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积累不够，规范分析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形成自创，还没有足够的自信，还必须研究国外发达国家已有的民事诉讼理论构成和具体应用，通过这样的研究来武装自己。但如果片面强调所谓理论创新、本土化研究，必然导致人们对国外理论的排斥与蔑视，缺失应有的敬畏与尊重。我们应该清楚，在法治建设中，我国还只是一张白纸。在没有厘清和了解制度的构成原理、适用环境和条件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借鉴就完全可能画虎成猫，南橘北枳。我国新设的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认为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在没有厘清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诉讼制度的相互关系、既判力制度的作用功能，简单地与原有的第三人制度挂钩必然导致制度的误用和运用的混乱。这些问题源于我们对民事诉讼理论深度研究的缺失，主要根子还在民事诉讼法学自身，虽然也关联立法的封闭性。这使人很容易联想最近股市“熔断机制”被“熔断”的事例。熔断制度引进的失败，不在于熔断原理本身，而在于引进者完全没有弄清熔断机制的运行条件。在民事诉讼法的建构中，我们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三、民事诉讼法学任务与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开放性

改革开放是我国这些年快速发展的成功之道。欲取得大的发展，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学也同样应当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还处于建构的初期阶段，民事诉讼法的实践还没有充分的积累，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理论还远没有达到可以自说自话、自我发展的程度。基于此，研究、分析、借鉴国外的理论尤其是与我国法制和理论具有形式上亲和力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决不可以否认实践和理论的积淀对制度和理论先进性的作用，必须相信人类的进步在于人类智识的共享，相信法治建构原理的普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以经济发展和实力为基础，大国、强国的意识也开始有所膨胀。在意识上由过去的自卑开始急剧地转向自大，并存在走向自闭的态势，由此显示出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排斥心态。在法治建构过程中，这种经济自信加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隔离，使人们开始相信传统文化在法治建构中的自主作用，随之不断强化对国外法治理论的排斥。在民事诉讼法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民事诉讼法领域中与司法制度的关联更容易滋生这种情绪。应当看到，在民事诉讼法领域，与发达的法治国家相比，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还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实施、开放、规范地实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多长时间，因此，在民事程序法治建设方面亦不能有任何封闭自大的心态。在这一点上，实体法如民法学应该是民事诉讼法学的榜样。虽然，民法学在借鉴方面更有优势，而民事诉讼法学受司法制度的牵连障碍更大一些，但是民事诉讼法学应该跟上学习借鉴的步伐，民事诉讼法哪一个进步不与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制度相关？学习、借鉴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后发优势。

国内有一些学者，主要是一些学科“跨界”学者，从“法制特殊”出发，认为所谓国外法治理论（并特别指出系欧陆法系理论）完全不适合中国。笔者认为，这些学者还是对法律制度和理论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不承认法治建构的原理性，以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法律理论中的后现代法学、结构主义法学视角看待法治，强调对法治的解构。这种只有法治解构而否定法治原理和法治建构的做法，对我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伤害，是法律虚无主义的翻版。当然，这也反映了我国法治初创阶段的混沌和转型过程中的方向不明所带来的极度紧张和焦虑。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类文化智慧的共同性和社会规范的普适性。人类法治建设的历史明确告知我们，正是不断的学习和借鉴才促进了人类法治文明，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民事诉讼目的论与诉权论一样一直是近代以来法治国家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起点。近年来，民事诉讼目的论受到了我国诉讼法学界一些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民事诉讼目的多元论、程序保障论、纠纷解决论等观点。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从各现有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优劣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我国当前应该设定什么样的民事诉讼目的的结论，但通过对其反思可以为科学界定民事诉讼目的提供借鉴。

一、多元论之反思

民事诉讼具有主体多元化的特点，而不同的诉讼主体各有自己的诉讼目的，因此对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把握应在坚持以国家（制度设立、运营者）为主体的同时，兼顾当事人（制度利用者）的目的，那么以此得出民事诉讼目的多元的结论似乎理所当然。如新堂幸司教授所言，“如此看来，纠纷之解决、私法秩序之维持、权利保护、程序保障，都可以被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目的论中，应当获得的启示是，在上述分析的这些价值中，哪一个属于决定民事诉讼制度运作方向的基本价值？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价值相互处于对立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在每个具体问题中，应当侧重于选择其中的哪一个价值，并应当侧重到何种程度，就成为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的重要工作。”换句话说，新堂幸司教授的意思就是应在几种对立和排斥的价值中依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随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上进行调整并有所侧重。而依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要求国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时依具体问题之差异对各项价值进行评估和选择，其结果必然无稳定性而使得相关主体都无所适从。并且新堂教授自己也说“将民事诉讼目的作为民事诉讼法理论起点予以论述的实益或效用，在于以下这一点，即将应然民事诉讼制度应实现的最高价值，作为解释论及立法论的指向标予以倡导。”而多元论则不对所谓的最高价值作出选择，而是留待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去解决，这又如何能发挥解释论和立法论的指向标作用呢？此外，持多元论观点的人有些还有别的认识错误，有人就认为，一元论的诉讼目的观选择某种价值作为目的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他非常重要的价值目标，唯有将所有价值目标一并囊括，才能彰显各价值的存在。其实，一元论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将一种价值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时，对其他价值也是有所关注的，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否定，而是按不同序列并存于立法司法之中。因此，笔者坚持民事诉讼目的一元论的观点。

二、程序保障论之反思

程序保障论者认为鉴于诉讼程序本身在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经验和理念层次都表现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倾向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程序保障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因此从批判传统的立场上提出程序保障论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将其设定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的目的实践上不可行。从实践的层面看，在很多时候，即使在程序公开、透明并给予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的机会的情况下，若裁判结果违背客观真实或者违背实体法的规定，仍然不能平息当事人的不满。因为我们是制定法国家，在程序公正之外还有着长期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仓促以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为大多数老百姓不能接受，而为老百姓不能接受的民事诉讼目的又怎能被利用并顺利运行进而实现国家的目的呢？

三、纠纷解决论之反思

纠纷解决论者认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目的应该是解决民事纠纷，笔者认为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理论上，以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一文为例，他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体现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和当事人的民事请求权所追求的诉讼目的的结合，这一观点笔者也赞成，但其紧接着得出“解决民事纠纷作为民事诉讼目的正体现了这种结合”的结论,笔者认为从论点到论据没有令人信服的推理过程，笔者不敢苟同。其在后文中又说，“当事人要求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确认他们的权利，从而获得权利满足的目的‘即是以纠纷的解决为目的’”，其得出该结论的论据又是什么呢？“而法院以审判方式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作出判决即意味着以国家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笔者认为“国家以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只是民事诉讼的一个结果和功能而不能作为最高价值的目的。另外，以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恐怕也太过实用主义了。实践中，不管有没有被意识到，我国当前正是将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此种目的观导致了种种弊端。经济发展、人员流动、社会的陌生化，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导致了各种纠纷的增加，而与之前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的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部分失效，由此导致更多的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法院案件压力沉重，于是所谓“大调解”、“能动司法”等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大调解”、“能动司法”的确切含义。就“能动司法”而言，曾有的和现有的“能动”方式如自上而下提口号、开展各种教育活动、院长自上而下视察、调研、做指导性讲话、在压力下越权选择适用法律、强调司法调解、接访和、自上而下发文件指导办案、自下而上主动做案件请示等。种种“能动”都是在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的指导下产生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司法固有的特性和规律、使司法缺乏了起码的独立性，不符合宪法精神，有损司法权威。因此，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实践中的弊端可见一斑。

有关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内容极广，理论性、实践性极强的课题。将民事诉讼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阐明其目的，应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课题。对于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反思也许并不能正面回答何为民事诉讼目的，但从反面也可为民事诉讼目的的科学界定提供借鉴。

注释：

①②（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③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政法论坛.1997.5.

参考文献：

[1]（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

[2]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8）

一、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目前实行的是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式。除审判程序之外，法院调解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双方辩论终结、依法作出判决之前，法官都可以适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再依法作出判决。由此可以看出，在处理民事纠纷时，法院可以依职权时调时判，在调解和判决程序之间进行转换。法官既是诉讼的裁判者，又是调解的主持者，二者之间的交替进行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这种调判身份同一的现象造成的弊病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和责难。有学者认为调判合一的审判方式不符合现代审判的理念，难以保证司法的公正和效率。因此，始于八十年代末的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也是在充分认识到了传统审判方式的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法院的审判模式由纠问式向辩论式转型，如何平衡审判与调解的关系成为法院改革中的一大难题。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受“着重调解”等方针的影响，民事审判活动重调解轻审判，马锡五式的审判就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强调调解的作用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但是，在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的环境中，随着民事诉讼法的颁布等相关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民事诉讼目的理论研究的进步，法院调解的处境则显得尤为尴尬，法院调解与民事诉讼理念的不协调等弊端日益显现。但不可否认，法院调解为有效的缓解诉讼压力解决民事纠纷，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弥补诉讼的不足或者在某些具体的案件中，调解的优越性不可忽视。因此，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也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和否定调解型程序，而是要在满足社会现实需要，实现民事诉讼所追求的目的和价值的前提下，融合和协调好审判和调解二者的关系。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对民事诉讼任务和目的的规定，本文认为，在审判工作中继续实行调解型程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目前应以审判型程序为主，调解型程序则作为补充，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裁判体系。

二、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学说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形成了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手段，与坚持以解决纠纷为目的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民事诉讼目的论下，诉讼价值观也会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和程序。因此，研究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四种：（1）私法权利保护说。该说最早在德国提出，认为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由法院依照实体法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予以保护；（2）私法秩序维护说。主张保护私权只是民事诉讼在客观上所达到的效果，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整体的需要以及维护自身制定的私法秩序的需要；（3）纠纷解决说。该说是目前日本的通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纠纷的强制性解决；（4）程序保障说。这种学说在英美学者中十分流行，该说认为国家设立诉讼制度是为了确保当事人双方在程序中地位平等，法院应当把诉讼的过程这一本身作为诉讼应有的目的来把握，只有正当性的程序才能获得正当性的判决或者和解。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上四种学说在我国均未取得通说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了民诉的立法目的，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窥见我国是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来反映立法目的的。透过该条的内容，我国民事诉讼的目的既有纠纷解决说的意思，又有私法权利保护说和私法秩序维护说的影子。笔者赞同多元说的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多重性的，并且应当是有层次性的：一是解决民事纠纷，二是保护私法权利，三是维护社会秩序。三者之间呈逐渐提升和发展的关系，处在何种阶段应与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最终追求的是高层次的社会的安定有序，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相一致。在目前我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棘手和现实的问题都涌向法院，社会迫切的需要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处理民事纠纷。当下将民事诉讼的目的定位于最低层次的纠纷解决，符合我国目前国情，也有利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纠纷解决说理论下，调解和判决并存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民事诉讼中判决型程序与调解型程序的关系和协调

法院判决和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各具优势，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笔者认为，首先，调解不能废除，但是必须加以规范。应当对法院调解的程序作出具体的规定，比如明确规定调解的起止期限，在民庭中分开设置审判庭和调解庭，由不同的人员组成，两种程序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其次，调解也不能作为审判的必经程序。在民事审判中，必须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以及能够采取调解结案的情形毕竟是处在少数，并且有些案件不适宜调解，依法作出判决仍然是并且始终是法院的主要工作。因此，在纠纷解决目的论下，应当充分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的原则，法院的结案方式应以判决为主，调解作为补充，将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构建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9）

关键词：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民事诉讼法修订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3－0056－05

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包括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讼标的理论和诉权理论等。尽管学术界一直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非常“尊崇”，但遗憾的是，这些基本理论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构建应该有的“统领”作用。目前，正值民事诉讼法面临新一轮修订之时，学术界已经展开了关于民事诉讼相关制度修改和完善的诸多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具体制度构建时所存在的许多争议，本质上是因为学术界并未对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达成共识；而缺乏基本理论“关照”的制度构建，其基础、价值和目标必然缺乏一贯性和统一性。为此，如何建构我国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并以此来协调和整合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展开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就成为一项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毕业论文网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

1　诉权和审判权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

1868，德国法学家标罗率先提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他认为，诉讼是一个产生着、发展着和消灭着的整体，是在不同的阶段中前进，并一步步发展的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着眼点是把诉讼理解为诉讼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但对于这种权利关系究竟是谁与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则又不同的学说，包括一面关系、两面关系、三面关系和多面关系。其中一面关系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原告与被告的关系；两面关系说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原告以及被告之间的关系；三面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仅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关系，还应当包括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多面法律关系说则认为诉讼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法院与第三人、法院与共同诉讼人、法院与诉讼代表人、法院与诉讼人、法院与证人、法院与鉴定人、法院与翻译人员、法院与勘验人员之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

在上述各学说中，一面关系说“将诉讼当作纯粹的体育竞技，法院只是竞技场的裁判”，过于放任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从而被学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并受到冷落；而其他各学说则至今仍有不同的理论支持者。但是，无论这些学说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却无一例外地认为，法院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民事诉讼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体现为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 论文

2　诉权和审判权关系的辨证分析

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国家公权力解决私人纠纷的制度总和，其公法属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问题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一般认为，公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有效的公共治理来维持公共秩序，但如果过于强调公共秩序的意义，甚至将其视为公共权力或公法唯一的或主要功能，那么公共权利就很容易走向自由的反面，成为公民实现其公法权利的障碍。我国现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长期将审判权作为主导地位，以及长期存在的职权主义模式制度所造成的对当事人诉权保护的忽略已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正是为此，有学者提出了“以权利制衡权力”的命题；还有学者提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公法的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也可以概括为：审判权以保护诉权为目的，而诉权则是制约审判权的根据。其具体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法律制度现代化的要求。回顾20世纪全球法律变革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不同的地域或国度，法律变革的过程、特点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种模式或姿态，法制现代化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表现，而法治则是作为法制现代化过程的基本取向而存在。法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非常重视个人权利，并且强调法律是对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基于此，民事诉讼法必然也承担着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并应通过对作为个人权利的诉权的重视而满足法治的要求。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10）

作为大陆法系的一个传统基础学科，民事诉讼法学在人大法律系成立后就备受重视， 1950-1955年依托民法教研室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 1956年法律系成立了审判法教研室，专门负责司法制度、法院组织、诉讼程序的教学和研究。教学内容以苏联民事诉讼法为主，到1953年后才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在这种边学边教的教学模式下，人大法律系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民事诉讼法学者。1950年入学的杨荣馨、1951年入学的常怡、1952年入学的江伟，此后逐步成长为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并且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当时人大民诉法学的科研重点是翻译苏联学者编写的民诉法教材和著作。例如， 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克林曼著《苏联民事诉讼法概论》、1954年民法教研室翻译的苏联著名民诉法学家C·H·阿布拉莫夫的体系性著作《苏维埃民事诉讼》（上、下）。此外，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民事诉讼中的检察长》、[1]《诉讼当事人的辩解》、[2]《诉权》[3]等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作品，也均系人大民法、审判法教研室组织翻译。其中，顾尔维奇·М·А·所著的《诉权》，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民诉法学界关于诉权理论的认识。

在学习和介绍前苏联民诉法的同时，民法、审判法教研室从1953年起开始收集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后的的司法文件，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诉讼程序参考资料》，先后共六辑。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新中国初期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弥足珍贵，也为文革后民诉法教科书的编写和民诉法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素材。

1978年以后，民诉法学科在经历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后逐步复苏和发展。其首先表现为，以教科书编撰为中心的注释法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80年，人大法律系江伟、范明辛等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讲义》，在人大油印发行，此讲义经试用和修改后， 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分四篇：概论篇、总则篇、程序篇（上篇审判程序、下篇执行程序）、人民调解仲裁和公证篇。本书为承上启下之作，深刻塑造了民诉法教科书的面貌，奠定了新中国民诉法教材和理论体系的雏形，是“开辟民事诉讼法学这门学科领域里作的大胆尝试”。[4]另一方面的表现是，除了常规的教学和科研外，江伟老师所代表的人大民诉法学科在立法上的巨大贡献最值得关注。

1979年，立法机关决定制定民诉法和民法，江伟等老师受邀为民诉法起草小组成员参与起草民事诉讼法典。但因当时民事政策不成熟，民法起草小组提前结束，由此给民诉法起草小组带来的困惑是：在不制定民法的情况下，先行制定民诉法是否可行？起草小组对此有顾虑。江伟随即撰写了《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5]一文，较早地从立法技术层面阐明了程序法的独立性，解除了横亘在起草小组前面的最大障碍，最终促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民诉法典——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诞生。

1990年，立法机关决定对施行了8年的民诉法试行进行首次全面修订，江伟老师再次参加了这次修法活动，并被聘为民诉法修订小组组长之一。这次修改有多项重大突破，其中江伟老师完成的理论研究课题“集团诉讼”[6]被引入法律，成就了1991年民诉法第54、55条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1993年人大法律系申报诉讼法学博士点， 1994年获教育部批准，同年开始招收民诉法博士生。以此为契机，人大民诉法学科由过去的“注释法学”开始转向“理论法学”，在全国范围内开民诉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风气之先。1996年，江伟老师在其影响深远的论文《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中，将大陆法系学者主张的“三论”扩展为“六论”：民诉法的独立价值、民事诉权、诉讼模式、诉讼目的、诉讼标的、诉讼关系、既判力，引起了民诉法学界的强烈共鸣，也成为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民诉法学论文之一。

自1999年开始，人大民事证据法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江伟、王利明老师在各种场合推动民事证据法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1999年人大法学院与最高法院联合召开民事证据法研讨会，拉开了新中国民事证据法的立法和大规模研究的序幕，会议还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论文集《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此后，人大在北京、广州等地还召开了数次高端的学术会议，讨论“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草案”。与此同时，人大民商法研究中心还将“统一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列入中心的重大课题，由江伟老师主持完成。人大师生出版、发表的民事证据法教材、著作和论文对民诉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影响巨大，并且积极参与了最高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制定（江伟、陈桂明、汤维建）。

同期发展迅速的是比较民事诉讼法学。由人大法学院江伟教授主持，范愉、汤维建和傅郁林作为项目组成员，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人大举办了2000年的“中国中青年民事诉讼法学者国际研讨班”以及2002年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上述活动，培训和教育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从事比较民诉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推动了比较民诉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此后，人大比较民诉法学的研究，以汤维建为代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7]既有专著，也有译著，既有国别研究，也有比较研究，对于民诉法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0年以后， ADR的研究成为人大民诉法学的又一亮点。江伟、陈桂明相继编写了《人民调解学概论》、《公证法学》、《仲裁法》、《仲裁法论》等教材著作，承担了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相关课题的研究。此外，参与国家的ADR立法，是人大民诉法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公证法》（江伟、陈桂明、汤维建），《人民调解法》（范愉、陈桂明、肖建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肖建国）等法律的起草制定，均融入了人大民诉法学的立场和观点。

人大在培养民事诉讼法高级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人大毕业的民诉法学子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他们或是高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是各级法院的院长、庭长，或是政府机构的优秀公务员……。尤其要提及的是，人大民诉法学科培养了新中国一流的教师、研究人员，成为全国多个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业务中坚，在民事诉讼法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如北大法学院傅郁林、社科院法学所徐卉、复旦法学院章武生、北师大法学院副院长熊跃敏、湘潭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廖永安、南京师大法学院副院长刘敏、武汉大学法学院刘学在，等等。

值得欣慰的是，人大民诉法学科的教师规模目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梯队越来越趋于合理，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民诉法研究队伍。除了老一辈的民诉法学泰斗江伟老师外，还有入选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并担任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的陈桂明、担任研究会副会长的汤维建等，可以说凝聚了国内民诉法学的一流学者，成为我国民诉法学研究的重镇。学术研究的范围覆盖了民诉法基本理论、民事证据法、民事审判程序、民事执行法、ADR等领域，直接参与了我国民事程序法的立法、司法解释的制定和论证，培训全国各地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既发挥了为全国培养民诉法学人才的“工作母机”的作用，又引领着新中国民诉法学研究的方向。人大民诉法学科的辐射力遍及全国，一个典型例证是：迄今为止，由江伟老师主编的《民事诉讼法》是国内最畅销的民诉法教材，入选为教育部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8]在传播民事诉讼法理念上，陈桂明教授参与了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统一部署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传活动，并且荣获“最佳宣讲奖”，拉近了民诉法与社会的距离。

二、人大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特色

（一）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建构

以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诞生为分界，人大民诉法学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民事诉讼法典的制订和解释。以民诉法的立法为目标，以法条的解释为方法，探究立法本旨，阐释法条精义。第二阶段：超越民事诉讼法典的研究。注重融理论与实践、实体与程序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发掘实体法中的程序规范，探求实体权利的保护对于诉讼程序的特殊要求，关注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学术眼光透视诉讼现象，提炼出符合民事审判实际的学术范畴（如诉讼欺诈、[9]行为保全、[10]诉中监督[11]等）和理论框架。[12]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但尚未完成，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如实证调查、案例收集、类型化分析等刚刚开始。

（二）民事诉讼法学的原理性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注重原理性研究成为人大民诉法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无论是基本理论的研究，还是制度性原理的研究，均有显著提升民诉法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成果。

1.基本理论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13]诉权（裁判请求权）理论、[14]诉讼标的论、[15]既判力理论、[16]程序安定论[17]等元法学的研究，均以民事争讼程序为主要研究背景，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人大民诉法学的相关研究结论，也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主流学说。如裁判请求权的宪法权利说、诉讼标的之新二分肢说、既判力的诉讼法性质说，等等。

2.制度性原理研究。民事诉讼主管理论、[18]审级制度理论、[19]基本原则论、[20]当事人理论、[21]管辖权理论、阐明权理论、公益诉讼理论、[22]民事检察监督[23]等制度原理的研究，都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如关于基本原则，人大民诉法学认为，民事争讼程序、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之间具有不同的程序构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程序参与原则、比例原则、程序安定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构成广义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

还如民事检察监督，人大民诉法学认为，民事检察监督应当定位于“形式化”、“程序化”的监督。民事检察监督不能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构成威胁。检察院可以提起和参与诉讼，根据诉讼的外在瑕疵，可以对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但是应充分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改革民事检察抗诉制度，增设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规定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权利。目前民事检察监督面临从有限监督到全面监督、从实体监督到程序监督以及从诉讼监督到社会监督的制度转向。

（三）民事证据法研究

人大民事证据法学既有体系化的研究成果，[24]也有证据制度疑难问题的专题研究成果。[25]关于民事证据立法的模式与统一证据法的制定，[26]人大民诉法学认为，我国不宜恪守程序制度与证据制度二位一体的旧法模式。证据立法形式上宜采用英美法模式，有总则与分则之别，制订单行的证据法典；内容上则要适当吸收大陆法的合理因素，不仅要规定证据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而且要用主要的篇幅规定证据原则、证据制度、证据规则和证据程序。

关于民事证据制度的目的[27]——“客观真实”抑或“法律真实”的追问，人大民诉法学认为，在立法中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客观真实理念的追求。因为，发现真实是保障诉讼结果正当性的关键。

关于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的抉择，人大民诉法学认为，我国的证据制度既不能采绝对的法定证据主义，也不能采绝对的自由心证主义，应当是两种制度的融合：在证据的收集、整理、审查、认定的程序方面，应主要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例，以自由心证主义为主；借鉴英美证据制度，对证据能力以及证据的证明力方面以成文证据规则的形式做出补充规定。

（四）民事审判程序研究

关于法院调解，[28]人大民诉法学认为，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完善和改进，恢复其本来的机能，而不是淡化甚至取消。具体包括： 1.为调解制度的适用划出案件范围，涉及社会公益的案件不适用调解制度； 2.调审分离，形成“调解在先，审判在后”的程序结构，调解不成再判决，判决作出后、生效前，当事人只可和解； 3.将和解制度从调解中独立出来，使得和解与调解形成二元机制，相敷为用； 4.进一步强调和细化调解自愿原则。

关于审前准备程序，[29]人大民诉法学主张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自足性审前准备程序。基本思路是：在审前阶段设立准备程序，给予当事人充分提出主张、证据的空间，由当事人确定争点，决定审判内容，法官进行适当的引导。其具体设想是： 1.适用范围：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进入审前准备程序，只有比较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才需要进入审前准备程序；进入准备程序的案件由当事人请求，法官决定； 2.改革我国目前以法官为主导的审前准备活动，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为防止当事人滥用审前程序而拖延诉讼，法官可以限期交换证据，决定期日，召开非正式协商会议明确争执点，指导当事人举证，引导双方当事人和解； 3.建立证据失效制度； 4.确立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并立的改革观。

关于庭审程序的改革，人大民诉法学认为，革新庭审程序的要害在于使当事人能够面对面地交锋和辩论，彻底落实对审原则。

关于二审程序，人大民诉法学认为，要协调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的关系，在续审制与事后审制之间作出妥当的选择；建立附带上诉制度，确立上诉利益变更禁止原则。

关于再审程序，[30]人大民诉法学认为，再审程序的功能在于恢复裁判的公信力而不仅在于纠错，不应当将实质性的裁判“错误”作为再审的事由，防止再审程序适用的扩大化。

关于小额诉讼程序，[31]人大民诉法学认为，基于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在制度合理性上的区别，主张在简易程序之外确立小额诉讼制度，即建立小额诉讼与简易诉讼并行的双轨制。在机构设置上，将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改造成专门的小额法庭；在程序适用上，小额诉讼程序应比简易程序更为简便，要点包括：格式化诉状、一次开庭、禁止、限制反诉、简化裁判、一审终审等。

（五）民事执行法研究

人大是国内较早开设“民事强制执行法”课程的法学院校之一，从2005年以来，承担了民事执行法研究课题多项，包括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伟、陈桂明、汤维建、肖建国先后多次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民事执行立法咨询会议，并且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司法解释的研讨。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民事执行法的编制、民事执行权性质、执行体制、审执关系原理、责任财产理论、平等主义与优先主义、财产刑执行、执行救济、执行依据、强制拍卖、执行和解等领域。[32]不少学术观点被立法机关、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采纳。例如，人大民诉法学认为，民事执行权虽然具有浓重的行政权色彩，但归根到底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建立统一的执行体制，下级执行机制直接隶属于上级执行机构，以免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和制约；财产刑执行应当遵循公法上的债权理论、被告人的责任财产理论等基础理论；案外人异议中执行法官的权利判断所遵循的程序、适用的法律、判断标准和效力有别于审判法官的判断，权利判断的性质为形式物权、权利表象，而非实质物权、真实权利，权利判断标准是物权公示原则（有体物）和权利外观主义（有体物以外的其他权利和利益），等等。

注释:

[1][苏]ВН别里鸠根、ДВ什维采尔：《民事诉讼中的检察长》，王更生译，卢佑先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2][苏]СВ库雷辽夫：《诉讼当事人的辩解》，沈其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3][苏]顾尔维奇МА：《诉权》，康宝田、沈其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4]柴发邦、江伟、刘家兴、范明辛：《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前言”。

[5]江伟、刘家兴：《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载《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

[6]江伟、贾长存：《论集团诉讼》（上、下），载《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 1989年第1期。

[7]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汤维建主编：《美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外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版；《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版。

[9]陈桂明、李仕春：《诉讼欺诈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10]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中行为保全初探》，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

[11]汤维建：《论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监督》，载《检察日报》， 2008年11月3日。

[12]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邵明：《民事诉讼法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刘敏：《裁判请求权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桂明、李仕春：《形成之诉独立存在吗？》，载《法学家》2007年第4期。

[15]段厚省：《民事诉讼标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江伟、肖建国：《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7]陈桂明、李仕春：《程序安定论──以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5期。

[18]廖永安：《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研究——对民事诉讼主管制度的扬弃与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20]汤维建：《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刘学在：《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明：《论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

[21]江伟、王强义：《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汤维建：《论团体诉讼的制度理性》，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22]肖建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三国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23]江伟、刘家兴：《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陈桂明：《民事检察监督之存废、定位与方式》，载《法学家》2006年第4期；汤维建：《挑战与应对：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新发展》，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

[24]邵明：《正当程序中的实现真实》，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5]汤维建：《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江伟主编：《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江伟、吴泽勇：《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28]江伟、李浩：《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篇（11）

我国行政诉讼审判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公权不可处分"明确禁止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但调解毕竟是中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加上行政诉讼本身脱胎与民事诉讼,有些案件兼有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性质和特点,使得行政案件的承办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运用协调解决问题,总是尽力地做调解工作.虽然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与其同时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也在不断上升.在这些撤诉的案件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做出原告要求的行为,原告认为目的达到,申请人民法院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从而诉讼就此了解.或在人民法院的默认乃至协调下解决,而使原告撤诉,从而获得法院的准许.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调或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使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不断上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行政讼诉法》施行至今,据有关资料显示,几乎没有哪个人民法院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撤诉的裁定①.在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的方式中,原告撤诉的比例从27%上升到51%②.从一些行政法官的报告中,我国个别地区的撤诉率竟然高达81.7%③.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的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行政诉讼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为何如此高呢显然高比例撤诉的背后是人民法院做了大量的动员息讼工作和协调工作.人民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规定名存实亡.法律对有关撤诉的规定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诉讼中的调解游离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往往在各项利益的权衡下作出撤诉的裁定.于是人民法院只有变相调解,进行庭外和解常被称为协商,庭外工作等;人民法院与原告,被告"合谋"用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了大量的行政诉讼,在撤诉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的随意性很大,这实际上采取了逃避司法审查,进行庭外和解的方法是有悖于法律精神的.有人认为这种人为高比例的撤诉率已给行政审判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危害:表现在(1)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所追求的社会效果(2)法官的公信度下降(3)法院的威信降低(4)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5)影响法官素质的提高④.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明文否定了调解,但事实上阻止不了当事人庭外和解以及实践中高比例的撤诉率,大量的撤诉率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

行政诉讼法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解决途径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深刻的法律基础.

(一)发展的行政诉讼实务为行政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

从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看,调解其实大量存在,基表现形式为和解既通过和解,行政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进而案了事了,实践中这样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从客观上讲,行政诉讼适用调解虽有悖于立法规定,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取行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既然可用调解的方法促成原告和被告双方和解不违反,那么,讳言调解以及将调解结案的方式排斥于行政诉讼法大门之外,是不科学的.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其初衷主要是防止被告即行政机关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而迫使原告放弃其合理的请求.但是,诚如有学者言:事实上,允许调解未必损害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允许调解也不见得能能够保护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⑥.在实践中,我国大部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通过以撤诉的方式结案的,相当多的案件是通过原,被告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而结案,或者人民法院协调后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然后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人民法院的准许撤诉.倘若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那么撤诉率将会自然下降,人民法院可用"行政调解书"的方式或用其他的调解方式来结案,其诉讼功能就会显示出来.据此,一些司法工作实务者认为,由于上面的原因导致原告撤诉,实际上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实施了调解⑦.也有一些学者以为当前由于前述原因导致的高撤诉率已使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成为必然⑧.

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适用,相信也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诉讼当中,并会运用的很好.

注释:

①: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撤诉的思考",《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②:参见杨海坤,朱忠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艰难的原因探析》,裁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孙林生,刑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④:参见罗应鹏《对行政诉讼中法官息讼行为的重新认识及评判》,裁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

⑤:胡肖华著:《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⑥:参见《完善行政诉讼法专家谈》,裁于《法律日报》2005年3月29日.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⑦:王振清主编,吉罗洪副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22页.

⑧:申涛:《关于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探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6日.

⑨:王振清著:《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参考文献:

徐静琳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牧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总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