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理论论文大全11篇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1）

2心理教育涵义及形式

心理教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的心理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发展其个性的教育。心理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即“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心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个性的自我完善。其目标为关注个人合理的心理需求，重在提高个人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以塑造个人完善的人格。各类学校积极挖掘本地资源，采用各种形式开展活动，以期培养学生的良好心态和完善人格。心理辅导课是心理教育最有效的形式。它是按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团体心理辅导及相关的理论与技术为指导，以班级为单位，通过各种辅导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培养、训练、提高学生的心理品质、激发潜能，帮助解决学生成长中的各种心理问题，维护心理健康，达到塑造和完善人格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形式。然而在应试的压力下，心理辅导课的课时极其有限，而且学生心理问题解决，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整合。班主任则是心理教育强大的支持力量，而班主任的心育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3心理—道德教育涵义及形式

3.1心理—道德教育现实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在分析学生问题的时候，总是可以发现心理原因和道德原因共同存在。如一起青少年团伙抢劫、案，罪犯均为初、高中生，从这一案件的表层原因分析无疑是道德沦丧，但深层追究会发现，在活泼好动，精力充沛，爱寻找刺激的心理特点之上，再加上道德认识模糊时就有可能走上“街头拦路行凶”。而现在很多中学生自杀案例背后，除了自身的认知偏差、耐挫力差等心理原因，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悲剧发生的根源。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更好地通过知、情、意、行四个层次帮助学生解决人生发展中的问题，于是提出了以心理教育为基础，道德教育为导向的“心理—道德教育”。这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二者的有机联系，其理想状态是二者融为一体。这是一种“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心育德，以德育心”的教育过程。

3.2心理———班会课在“心理—道德教育”理念的引领之下，如何将其应用于实践，并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笔者尝试将这两大教育的实施形式相结合，取长补短，“心理———班会课”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将心理辅导课与班会课相结合的探索。调动班主任的力量，利用班会的形式，融入心理辅导课的理念，实现更好的教育功能。

4积极心理学引领下的心理—道德教育新探索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它认为，并不是在问题产生之后，去想办法解决。而是在问题产生之前，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之中，就去挖掘积极的力量源泉，培养积极心态。新理念的融入，让心理———班会课又有了新意：

1）主题更为积极。相对来说，以前的主题更多的是在班主任发现班级最近的共性问题，或是某种社会背景的契机之后而形成的。简言之，更像是“就问题论问题”。在积极心理学的指导之下，主题可以与问题无关，只是与学生的积极的经验、品质和环境有关就可以成立。

2）过程更为积极。积极心理学注重在过程之中，个体的对于自己的认知，积极的思维角度、鼓励的运用以及最终目标的扩大与生活化。于是，积极的故事激励、事件的真实再现、表扬与被表扬更多地应于课程之中。

3）目标更为积极。与先前的“解决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在课程目标为培养学生更为阳光的心态和积极的品质，体验幸福，品味快乐。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2）

情感才能的理论内涵

关于情感才能，戈尔曼在其《情感才能》一书中提出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和核心观点，其理论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情感才能界定的问题上，萨洛维和戈尔曼等人员然提出这一概念，却未给“情感才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们在描述这一概念时，一致认为“情感才能主要指那些基于社会阶层、神经系统等经历了漫长人类进化过程的因子。主要表现为对自我情感的理解、对他人的同情以及旨在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心理调节机能。”按这种表述，情感才能因素多为先天的，并且是由种族文化积淀所造成的一种“获得性遗传”，而且情感才能是在对情绪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通过对情绪的自我控制来实现对个人心理调节的才能综合。实际上，就其表现来说，就是曾被我们称之为“品质”的性格结构中的情绪特征和意志特征，以及部分的态度特征所组成的表现。

第二，在情感产生的机制问题上，戈尔曼等人引用了传统心理学关于情感机制的理论，认为情感活动产生于脑内的边缘系统区域，并在与大脑皮层中枢协同活动下形成的。欲望产生于边缘系统，而爱则产生于大脑皮层。两者联系的越多，情绪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戈尔曼等人还认为情感才能是依赖成熟的，虽然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在他们脑内就有一扇“神经病学意义上通向机遇的窗口”，即脑内的额前通路，它控制我们对情绪的意识。而这一额前通路需要到青春期才能充分发展起来，这也说明了产生于大脑皮层的自我意识实现着对情绪的控制作用。

第三，自我意识是情感才能的重要基石。该理论认为情感才能对人成功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就是，人能否通过自己的情感才能实现对自己情绪的有效控制，而这些控制得以实现又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人们能否对情绪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要能够敏锐地领悟到自己的“感觉”。这里的“感觉”也就是我们的情绪反应。戈尔曼等入延袭了阿德勒和萨特关于意识对情感作用的观点，认为一旦情感反应进入了意识领域，或从生理角度讲，通过大脑皮层的处理，那么恰当处置情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当人能从消极情绪状态中恢复过来，首先就要对这一消极情绪有充分的自我意识，进而才能产生妥善处理问题的心理讥制。如可以采劝转换到另一种心态，打破主导情绪的消极循环”的心理机制来改变自己的消极情绪。

第四，情感才能的突出表现是对情感机能的自我控制。一个人情感水平的高低，主要表现为对自己的消极情绪进行有效控制。因为人们控制自己情绪的水平决定他们发挥自己智力能力的效度。如果一个人能随情境的变化适当地调节自己的情绪而非自我压抑，并且能在有适宜对象的情况下，以合适的方式表达出被人所接受的恰当情绪反应。那么，这样的表现更容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被人所爱戴，敬仰，也更易从逆境中昂起头，充满乐观，自信，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无疑成功的机率就大大增加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果汁软糖效应，其结果证明，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情感非凡控制力的儿童，长大后往往显得较能适应环境，受大家欢迎，有冒险精神、自信、可靠。相反，缺乏控制能力的孩子成人后，易受挫折、固执、孤僻、受不了压力、逃避挑战，当然也就多半与成功无缘了。

情感才能理论的意义

戈尔曼等人不仅详尽地阐述了情感才能理论的中心主旨，而且还列举了大量的成功人士来验证他的理论，其中有科学巨人、商业领袖、政府要员，以及各行各业小有成就的人士等等，发现他们都具有明显的自我意识、易情感共鸣，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善于控制冲动以及其它一些品质。换句话说，这些人都具有高度的情感智商（EQ）。如果说高度的情感才能是取得杰出成就的先决条件，那么智力（IQ）是否对成功就毫无作用呢？实际上，情感才能理论认为EQ并不是IQ的对立面，EQ与IQ在决定一个人成功的过程中是互补的。同时认为在获得成功的诸因素中，IQ仅占20％，取决于社会阶层、运气和情感因素，其中大多数是情感才能因素。在处理问题情境时，人们运用“情感才能”判断事情，调解心态，同时能运用智力来聚精会神地处理事情。而智力在处理问题时效能如何，又受到情感才能的控制调解。

情感才能与道德教育

综上所述，情感智商的高低与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关键因素，如同智商一样，“EQ”也是个中性词，不存在绝对正确的评判标准。

一个高智商的天才能够运用其才华为他入治好绝症，同样他也可以制造出某种致人死命的病毒；一个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成为世界的罪人。由于缺乏必要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情感才能就可以不加选择地应用于正邪两方面，这就使得我们在培养学生情感才能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教育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人们之所以非常重视孩子的情感才能的培养，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使之成为祖国的栋梁，能用其才华造福于人类，而不是成为人民的敌人。因此，如何在情感才能培养中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了。那么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呢？我国心理学家李伯黍等人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教育模式，为我们更好地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情感才能培养中的道德教育

具体讲，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道德教育工作。

第一，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想。目的在于使学生将获得的道德观念系统化，确立道德信念，成为一个自己所向往的具有道德理想的人。而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是以道德认识为基础的，只有正确的道德认识才能有正确的道德观念，从而对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起到指导作用。因此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德育工作者可以运用心理学基本原理对学生进行道德观念的教育，可以从查询学生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入手，因为在他们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完全相同的，而且与成人的想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只有弄清楚学生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后，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还可以通过学生反醒自己的道德经验，使之能把当前的道德情境与自己已有的道德经验相联系。道德教育工作不可能超越学生道德发展内在规律的制约，只有在学生已有的道德经验基础上进行辨析与内省，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第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人生观、道德价值观和科学的世界观。青少年学生正处于把自我观念的各个方面抽象概括成为一个内部一致性的整合系统时期，学校德育工作者应该善于洞察他们的价值观念发展的特征，采用适合的价值观辨析策略，通过典型人物的人生历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价值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其中道德价值观的作用尤为突出，有人发现学校中的许多问题行为，绝大多数是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所致。因此，了解学生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如何冲突的，以及如何去辨析它们，将有利于学生在面临矛盾冲突的道德情境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人们不难看到，人的行为确实是受他的价值观念所支配的，人总是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决策中行动，这样情感才能的表现也就是在价值观支配下来实现的，从而使情感才能的表现符合正常道德行为规范。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3）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初，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不断的“西化”——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及技术，“为了电脑化而成为讯息中心，而实行了英文教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新加坡建成了以制造业、金融、交通运输、贸易、旅游为支柱的现代化经济结构，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新加坡经济甚是富足，但同时也使新加坡处于“面临道德危机的阶段”。新加坡的道德危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吸毒、色情、嘻皮、离婚、堕胎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二是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怕吃苦，怕脏怕累，不赡养老人，年轻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

（二）传统家庭结构的丧失

在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新加坡重要的社会组织和家庭结构也出现了变化。1965年来在新加坡政府及其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到了八十年代新加坡呈现出一派繁荣和进步的景象。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进展，新加坡社会也出现一种不好的现象，那就是西方的腐朽生活价值观逐渐腐蚀下一代，社会失去坚固的家庭结构，而这又是长期以来促成新加坡社会团结的重要社会力量。要如何消除这种社会现象？李光耀提出：要以儒家思想去抗拒欧美风雨的吹袭，同时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李光耀说：“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的孩子思想还未定型而且还可以熏陶时把儒家思想价值观念灌输给他们，以便这些处事待人的态度能够在他们长大后根深蒂固，终生不忘”。

（三）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根”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少量的欧亚裔人种构成。长期以来，华族人口占了新加坡将近八成的人口比例。新加坡政府认为，儒家伦理有爱己爱人的精神，它不但和各种宗教或文化没有冲突，而且还能够和它们相互融合。“学习儒家伦理，能够使我们尊重各种优良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另据新加坡198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多数的华族是受着儒家思想的主宰，因此，政府认为“如果把儒家思想丢弃掉，等于切除了华人的根”、“儒家伦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华族文化的根源”。据此不难看出，新加坡政府此时推行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根”。

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实施

（一）多措并举，奠定儒家思想教育基础及拟定教学大纲

1982年2月，新加坡教育部正式宣布将“儒家思想”列为中三中四学生必修宗教/道德教育的第六个选修科目，让不想修读宗教知识的中三中四学生选修。新加坡政府在宣布该决定后，便多措并举来奠定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的思想基础工作。一方面，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专门开设陈列橱介绍孔子哲学思想的中英文书籍，并将有关儒家思想的书籍文章编印成书目免费向民众提供，让民众了解儒家思想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号召各社团、宗亲团体协助宣扬儒家的道德思想与理论，加强传播东方传统与价值观念，并尽力保存以发扬中华文化。最受人瞩目的是，新加坡政府邀请海外儒学专家多次到新加坡演讲、开展研讨会、座谈会等，出现了“群儒汇狮城”的热烈场面。新加坡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舆论机构都对这一事件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导，引起了新加坡举国上下及世界多国的关注。海外儒学专家余英时教授、杜维明教授等八名教授先后赴新加坡，通过座谈会、讨论会、研讨会等活动，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多番共同探讨后，初步拟定了适合新加坡社会的儒家思想课程教学范围及纲目。最终由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综合各方意见后提出了一个纲要，并于1983年3月在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上通过。

（二）《儒家伦理》中文教材的编写及推广

《儒家伦理》教材的编撰工作是艰巨的，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除了编写中文版的教材外，还编写了英文版教材，以便学生修读这一科时，可自由选择以中文或英文作为教学媒介。整个儒家伦理教材的编写、推广与应用是灵活、迅速而有序的。部分教材一经编写完成便及时的公开在选定的中学试教，待一套完整教材的编写完成后，便迅速在这些选定的学校中全部推广试教。1983年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首先编写中文版教材，1983年7月，中文教材开始在15所选定的中学试教。经过一年多的实验教导后，1985年开始在所有学校全面推行。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不断收集各个《儒家伦理》授课教师所反映的情况以及在推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并根据新的教学需要于1987年为儒家伦理课程编写了辅助材料。1988年，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总结《儒家伦理》在各学校推行的经验，对1984年出版的《儒家伦理》进行了修订，正式出版了中三《儒家伦理》课本修订版。1985年，中四《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并开始试教。

（三）英文教材的编写及推广

英文教材的编写是在中文教材完成的基础上展开的。1984年，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开始编写中三学生英文版教材。用英文编写儒家伦理教材，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新加坡开创了这个先河。也正因为如此，英文教材的编写具有一定的难度：一方面世界上并无既有的儒家伦理教材英文教材及相关经验可借鉴；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已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如何把古代的传统思想精髓既能准确地翻译成英文，又能让学生易于理解，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挑战。尽管“英文教材的编写困难重重，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还是客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84年上半年完成了编写，1985年开始试教。经过为期一年的实验教导后，1986年，《儒家伦理》英文版教材在所有学校全面推行。新加坡课程发展署在推行儒家伦理英文教材的过程中，不断观察推行效果，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于1987年对其进修了修订补充，并增加了辅助教材。

三、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特色及其对海南国际旅游岛道德建设的启示

（一）儒家伦理教材特色

儒家伦理教材的编写是此次道德教育运动的难点及亮点之一：《儒家伦理》的编写遵循现代课程发展的基本原理，教材的编制不是一次编写出来就“静止”了，而是“动态”的、发展的，结合教材推行的实践，经过长时期的试教，不断地的修订后才完成的；整个教材及其配套资料非常齐全，这些教材不仅包括学生的课本、教师手册、学生习作簿和补充教材外，还包括了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透明软片、挂图等视听教具；课文的编写以适合学生的第二语文程度为原则，力求深入浅出，同时配合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道理，使学生容易领会，并能付诸实践。《儒家伦理》的编写及其特色，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中小学道德教育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一本好的教材能为使用者带来事半功倍之效。海南国际旅游岛在今后的道德教育教材编写中，不妨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这些良好经验，以编写出能够吸引学生兴趣、正确引导学生学习道德教育、实现既定道德教育目标的教材。

（二）“新加坡模式”的“社会工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儒学道德教育，是自上而下、由政府策划和率先推行的具有“新加坡模式”的“社会工程”。“新加坡模式”的道德教育运动由于由政府主导，使得其在施行的时候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能所有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道德教育的顺利实施。笔者认为，海南省政府应该辩证的学习“新加坡模式”的“社会工程”在道德教育方面的经验，学习“新加坡模式”一些好的举措，使之应用于海南国际旅游岛道德建设实践，以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人民的道德水准。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4）

1.主张道德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兼备。面对近代中国的各种危机，曾国藩极力主张和强调道德的救世作用，希望通过道德教育，促使国人立志、扭转与改变社会风气，以此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从而到达挽救国家、振兴国家的目的。除了强调道德教育对于国家危难的拯救外，曾国藩也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对国民自身各方面成长的作用，这在其家书中反映颇多。

2.主张道德教育内容应该囊括公德与私德两个层面。关于这点，曾国藩思考颇多，在个人修身上主张立志、谨慎、讲仁义与刚柔相济等的道德教育；在治理家庭方面，主张家庭成员讲究和睦相处、多读书、勤俭持家等等；在官员选拔上，非常注重官员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员爱民、诚信和德才兼备等等；在社会与国家建设上，强调官员的忠诚品质与勤勉等等。

3.主张内外结合的道德教育方法。曾国藩道德教育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道德教育方式方法问题。关于这一点，曾国藩主张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道德自我修养，二是积极开展道德教化。具体如下：首先，曾国藩非常重视道德自我教育完善，也就是道德自育。关于这一点，曾国藩不愧是楷模，曾国藩日记就是记录其道德自我完善的心路历程和道德认识成长成熟过程的最好见证。在这本日记中，他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自我道德规范的办法，比如慎独、主敬、习劳和求仁，融入了其他学派的道德思想，继承完善了儒家的道德修身思想。具体说来，关于道德自我完善，曾国藩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学会自我反省自己的过错，不断推进自身进步；二是克服各种缺点，抵制各种诱惑。其次，曾国藩也非常强调外在的道德教化。这一点，曾国藩提倡应该通过环境、榜样等等教育办法来实施对人的道德教化。一是环境教育。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认识得也非常深刻，他主张环境好坏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与成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家庭环境对子女成长影响是直接的，为此曾国藩一生都非常注重家教教育，其洋洋洒洒的家书可见其用心良苦。关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曾国藩认为对人的行为和道德影响也非常大，好的社会环境促使人向善向真向美。鉴于这些环境对人才道德教育的作用，曾国藩提出在利用环境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注意两个关键的环节。

一个是教育者要积极创设有利的环境氛围，另一个是道德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自己积极远离不好的环境，主动融入好的环境中去。二是榜样示范教育。关于这一点，曾国藩主张道德教育要成功，首先教育者本人要树立道德的楷模以身作则，时时做好模范与榜样的作用，力求言传身教，用高尚的人格去感化被教育者。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曾国藩一生均躬身实践这一教育方法。三是道德教育要生活化，即是将教育内容与实际生活、每一个人的性情相结合。这是曾国藩道德教化思想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曾国藩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将之移植到对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去，主张在进行道德教化前务必要先对教育对象进行全面的调研，在此基础上研究可行的教育方法。另外，曾国藩还主张道德教育务必要坚持实践教育，将道德教育与生活中人的工作、学习等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促使受教育者在践行中做到真正有效的自省与克己。

二、曾国藩道德教育理论的历史启示与现实价值

由上可见，曾国藩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虽然已经远离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其中包含很多值得我们当今道德建设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1.曾国藩道德教育理论中关于道德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启示我们当今公民道德建设既要有利于公民个人的成长，也要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2.曾国藩道德教育理论中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对当今我国道德教育与建设启示更多，其中齐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启示我们当今的家庭教育应该重视对家庭成员伦理道德和思想行为规范等等约束；修身的道德教育思想启示我们当今道德建设中要积极推行公民的道德自律自育，这样才能真正有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治国的道德教育思想，启示我们当今官员队伍建设务必要强化官员的道德教育，大力提高官员的从业素质和服务大众的意识；平天下的道德教育思想，启示我国当今社会务必要积极培育公民服务国家与献身社会的胸襟，积极推行和谐文明的社会建设。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5）

根据我个人学习《决议》的初步心得，我国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学习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对青少年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的思想教育，这是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好《决议》基本任务的关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动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为标志，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目的；明确农业是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教育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时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基本分配形式，其他分配方式作补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逐步实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以蒸汽机为标志的首次产业革命，以电动机、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并逐步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一体化。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危机和抢夺世界市场而由德国资产阶级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尽管现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较小，但这种制度长期形成的国和国之间的领土纠纷、各民族之间不同的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的地区间的局部战争至今不断，为了从根本上发动战争和制造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领导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中国人民“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知，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就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整个建设过程中，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概括起来就是六轻六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环保；重个人，轻集体；重本国，轻世界”。由此产生少数人富、多数人穷，一国之内和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世界上少数富国强国，借“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对大多数穷国、弱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行经济上的掠夺、将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的双料殖民主义。

为了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现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心，再三强调：我国实行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要协调发展，城乡一起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一起抓。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倡导富国和穷国、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一律平等，引导全人类向和平、发展、进步、繁荣方向前进。

各级各类学校在学习和落实《决议》过程中，同时要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其中非凡要重视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师重教”。我认为，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实行“三个尊重”，这既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又是落实《决议》必须把握的指导思想的要点。因此，要将学习落实《决议》和坚持贯彻邓小平教育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中主要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即要求教育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就等于工业化，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既未区分古代小农经济和现代大农业经济，又未考虑当今世界57.7亿人口中，发达国家只占11.7亿人口，46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80的人口都在农村，假如农村、农业、农民不现代化，这些国家就根本谈不上现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用农村的愚昧、落后创造城市的文明、进步”。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要走城乡一起现代化的新路。中国一直强调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并且再三强调要把加强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从而实现城乡一起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广大农民创办起上千万个乡镇企业，据1995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463万家，总产值5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28，出货值4400亿元，利税3095亿元，从业人员1.26亿人，占全国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实行亦工亦农，就地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来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农业脆弱、农民贫困的状况，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尽快地奔赴小康。现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总结该村经济腾飞有三靠：一靠教育，二靠政策，三靠干部。华西村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在普及高级中等教育。华西村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就决定了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

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思想教育中，要以“育人”为中心、“做人”为主线，来规划和实施《决议》。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非凡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在“三个面向”战略方针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以学校为主阵地，加强家庭教育，优化整个社会的育人环境，从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形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合力，从小至大，逐步养成“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里的好学生”，“社会上的‘四有’好公民”。为此，要注重探究和改进以下五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要善于利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育人”和“做人”的有利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有利因素大致上有三点。一是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长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广大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二是城乡落后面貌正在得到迅速改变。我国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是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状况最好的国家。据统计，中国1978年有贫困人口2.5亿人，经过党和政府实行推广科技的“星火”计划，改良耕作技术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丰收”计划，实行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的“燎原”计划，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减少到目前的6500万人，也就是说，78的人已经脱贫致富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心，最近已下决心，要在2000年前，努力解决剩下的6500万人的贫困新问题，从而使12亿人都一齐奔向小康。三是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正在大力抓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涌现出张家港市、天津市和平区等先进典型，而且还涌现出徐虎和李素丽等模范人物，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今后将随着《决议》的落实，逐步达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全国范围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滑下来的老路。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中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困惑和动摇。这些消极因素，又会对学校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各级各类学校应善于充分利用社会有利因素来克服负面影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使学生能够认真形势，明白道理，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定能成功的信心。

第二，进行“三主义”、“三德”、“三观”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要把课堂讲道理和走向社会了解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要善于利用、国家教委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要让学生看一百部好电影，唱一百首革命歌曲，看一百本好书，参观一百个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项活动。同时，学校自身也因地因校制宜开展校庆活动、运动会、艺术节，升国旗、唱国歌，请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校友作报告、讲传统，收到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实效。切忌“假、大、空”，搞形式主义。

第三，要把校园文化建设和文明城市、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校园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主要指校舍、教室、实验室、图书仪器设备和校园的整个布局力求绿化、美化；软件建设主要指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各种规章制度等精神面貌方面的具体要求。在当前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和教育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来从事校园文化建设。硬件建设力求简单、实用、大方、美丽，软件建设力求高尚、育人、实效。要力求使校园文化建设既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又能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使校园文化建设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起示范功能。

第四，在“三德”教育过程中，要力求做到以社会公德为标准，以职业道德为重点，以家庭美德教育为基础，使三者有机地形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目前，我国12亿人口生活在3.2亿个城乡居民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是整个社会的基层细胞，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就要依靠3.2亿家庭。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顺父母长辈的美德，夫妻双方忠诚相爱、白头偕老、关心保护子女的传统美德，又要具有男女平等、喜好学习、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家庭成员中只有切实做到子女对老人尽“孝”、夫妻双方忠诚相待、父母对子女既爱又教，才能达到家庭美德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有少数男女青年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性解放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克服这种消极影响。

至于说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新问题，人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天下父母皆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良好愿望，非凡是随着独生子女日愈增多，许多年青父母正在按照党的教育方针，配合学校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家教，但也有不少父母对子女成才的期望过高和受到不上大学不成才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家教不甚得法，往往采取加重子女学习负担的方式（如有些学校布置更多的作业，让子女上英语班、计算机班或其他学科补习班等），为使子女能考上重点大、中、小学，忙得不亦乐乎。正如一个人食之过多的东西反而消化不良一样，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有损于孩子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使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就不让孩子参和家务劳动，使孩子变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小姐，这就难于使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许多学校现在都在举办家长学校，引导家长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孩子的心理、生理、喜好、喜好的实际出发，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应该提倡。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校中尊老师，家中孝父母”的教育。现在我国夫妇加一个孩子的小型家庭日愈增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家庭日愈减少，儿孙利用节假日去看望父母、祖父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平时对父母少奉献而多索取，父母故去时兄弟姊妹之间去争夺父母有限的遗产，甚至有人把失去生活能力的父母推之门外而不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不良现象也要在家庭美德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并果断杜绝。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6）

2.道德教育直接教学法的哲学基础。

2.1道德理性的思维方式。

道德教育直接教学法建立在理性权威基础之上，遵循理性的思维方式。理性将人们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以科学的思维改造世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变化确立了理性的最高权威。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理念开创了道德教育的理性主义先河。柏拉图、笛卡尔等人对其继承发展，尤其是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从科学理性扩展到了道德理性。威尔逊认为长期以来阻碍道德教育的“是我们自身的个人偏见、幻想和其他无根无据却又根深蒂固的感情”，道德教育应追求道德理性，像科学教育一样可以通过判断和推理获得理性，这就需要道德教育的直接教学。

2.2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

分析哲学着眼于日常生活或各门学科中的模糊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澄清问题，阐明意义。威尔逊道德教育理论受语义分析学派的影响，把分析概念、定义作为理论建构的前提，在《道德教育新论》中他把分析“道德”“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道德要素”等概念作为核心任务，用一些古希腊文字代表了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提出了道德符号理论。

2.3“普遍规定主义”的伦理基础。

“普遍规定主义”伦理学是当代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黑尔提出来的，威尔逊的分析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对黑尔的继承和发展。黑尔认为，“道德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道德语言、语词及其逻辑规则进行逻辑分析”，强调对道德语言的分析应该兼顾“陈述”和“规定”的双重特点，具备道德判断和道德原则的双重作用。威尔逊在“普遍规定主义”伦理学的启示下，认为只有同时符合普遍性、规定性和压倒一切的形式标准才是道德原则。

3.道德教育直接教学法相关概念的解释。

3.1“道德”和“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

威尔逊从语言分析哲学入手，对道德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道德可以意味着：从某些规范的角度看是有德性的（与‘不道德’相反）；与人的品格相联系（或相对于‘非道德’的那一类事）。”威尔逊所言的道德，是一个处理道德问题的过程，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一种哲学思考。在道德问题面前，会出现公共准则和私人准则的两难困境，我们更喜欢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事，这就需要将个人的合理性让位于道德合理性。道德是一种超越文化的思维方式，鲁洁先生指出：“道德的本质在于它是人探索、认识、肯定和发展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的需要和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道德领域中的答案有时会随着评价标准的改变而改变，但道德始终有其核心内核，因此，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告诉学生所谓的正确答案，而在于培养道德理性。威尔逊的道德教育理论则具体给予人们使用工具的方法，传授执行道德决定的技能。他认为一个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知、行、情的统一，不仅能够做出道德的行为，而且具有正当的理由。

3.2公正与爱。

公正与爱是威尔逊道德教育理论的基石。人们为什么会采取道德的行为?公正是有益的吗?人应成为重视他人利益的那种人吗?威尔逊认为，不论多么简略，作为一种预备，都需要在回溯历史的争论的基础上回答这些问题。他从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论证了公正的合理性，指出公正一方面是外部要求的正当性，即社会规范的价值和好处；另一方面是无意识的内在压力，就是对待别人的一种态度，对他人普遍人性的承认。他认为，仅仅指出公共利益会在原则上给个体或集体以回报是没有用的，因为有些时候（也许很少，尽管不是没有）它们不能使他们得益。因此，我们要问的应是：“存在着为什么一个人应如此受约束的内在（自己感兴趣的）理由，对他来说如此做有益的理由吗？然而哪些理由是内在本质上的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由此，威尔逊指出公正与爱紧密相关，是爱使人们愿意接受某种约束，爱是一种与现实相协调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人保持与现实的联系的方式。哲学家告诉我们很多箴言，但“许多（不是所有）真正的改进只能由别人——那些关心我们，理解我们并愿意帮助我们更勇敢地面对事实的人——来进行，或由他们和我们一起进行。”同时，爱还意味着对他人普遍人性的承认，没有能力去爱的人对任何人和物都不感兴趣或者绝望，也就丧失了对幸福和意义的追求。总之，爱的特定的精神状态弥补了自由世界与责任世界的分裂，实现着现实的自我和价值，公正与爱，责任与关心在道德教育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感情的本质性弥补了责任的枯燥，责任的稳定性规约消解了感情的脆弱。而贯穿公正与爱二者的是理性，是正当的理由。面对道德问题，如何做出选择，归根到底是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对此，威尔逊说：“大多数时候，教育者遇到的不是完全不采用公共准则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怀有爱与恨、自私与利他等混合情感的人。即使我们单独应对的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也不意味着教育他们接受社会规范的最有效方式是借助理性的论证：各种各样的实践和经验几乎肯定是更好的起点。……然而，不管使用多么复杂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使个体最终都能彻底地理解社会规范符合私人利益这一中心要点。”因为人们总会问“为什么我应该是道德的？”这类问题，他需要知道答案，以便维持他的行动，而“那些可以称为‘信仰’或‘希望’的东西——大致而言，就是充分信任社会规范的价值和好处，能够使人们顶着绝望或一个敌对的世界继续追求。信仰一定不是非理性的，希望必须不能被视为是无意义的：这是理论论证的重要之处。”

3.3道德要素。

道德教育不是直接灌输道德规范，而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能力，即所谓的“道德要素”，锻炼学生的道德思考和探究能力，突出道德的自主理性。威尔逊用若干字母表示道德要素，共分为四类。PHIL是通常用“关心他人”“同情”“公平感”和“尊重他人”等术语描述的领域，包括三个子要素，一是具有一个人的概念，二是宣布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道德原则，三是具有支持规则的情感。EMP是通常用“情感意识”“感受性”“洞察”和“同情”等术语描述的领域，包括四个子要素，能识别自己的或别人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情感。GIG是指事实和技能领域，包括具备相关的可靠事实的知识，事实来源的知识以及交流的社会技能。KRAT最为复杂，包括在前三者的基础之上对道德情境的觉察、思考、做出行动以及必要时的转向等。这些道德要素构成了“一个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的评价标准，是知、情、行三者的统一。威尔逊认为这些品质的培养需要道德教育的直接教学。

二、道德教育直接教学法的实践

进行道德教育直接教学，威尔逊认为，首先要建立类似于数学等学科的独立课程，有系统的理论与特定的对象，免除将道德教育边缘化的困境。然后，将学生视为平等者，系统讲授道德相关概念及道德思维，培养学生充分利用道德要素解决道德问题的能力。最后，学校道德教育必须基于两大基础：学术基础和非学术基础，直接道德教学需要与学校的社会性制度安排相结合，例如：创造一个有效的和分权化的“家庭”，提供一种安全感的环境，满足对所有成员的爱，使学生能顺利应对现实生活，这也即威尔逊的“家庭模式”。

1.道德思维的直接教学。

威尔逊将道德教育课程命名为“道德思维”，主张采用直接的教学，指出这种方法是诚实的、专业的、向儿童提供了一种可信赖的东西，有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道德要素，解决道德问题，是学校道德教育中的一种理想方法。直接方法在于使学生理解道德思维本身是门严肃的学科，“作为教育者，使学生完全弄清我们在道德教育上正在努力做什么，以及如何把道德作为一门学科来处理是极其重要的”。这门学科可以为道德问题提供正确与否的答案，为道德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因此在道德领域应该建立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不仅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洞察力和理解力，而且可以实施于行动。教师是道德教育直接教学的核心人物，直接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既要具备解释道德要素的哲学思维，又要有教授道德要素的教学技能。教师的权威地位既反对价值澄清理论中否定教师发表个人观点的主张，又反对传统教学中将教师视为道德典范权威的观点。教师应该在理性权威之下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对待学生，引导学生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向学生展示做出正确行为的思维过程，使学生能够依据一定的规则和标准思考问题并做出决定。

2.家庭模式的实践方法。

道德思维形成的认知能力构成了自律的基础，但是道德思维的直接教学还需要情感的非学术基础。学校是进行教育的主要场所，而威尔逊认为现有学校制度的安排很难满足学生道德教育领域的情感要求，缺乏真正的师生之间以及生生之间的交流，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机构可以为这种道德情境提供最佳场所。威尔逊的“家庭模式”对家庭的人数、成员、家长、分享仪式、场所等做出了特定的安排，采用成功多重性、合作活动和提供“保护”机会等方法形成成员的“同一性”，保护成员的自尊。一个有效的分权化的家庭，从道德情境方面对每个成员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其道德思维直接教学的重要补充，也是其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道德教育直接教学法对我国当前道德教育教学的启示

在我国道德教育直接课程课贯穿于小学到大学教育全过程，包括小学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中学的“思想品德”以及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其中关于公正、友爱、关心、纪律、诚实、守信等这些道德规范都会提及，但又往往被形式化，继而虚化，难以深入，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也因之受到了质疑。同样是直接道德教学，威尔逊的道德思维直接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我们对我国道德教育教学的反思。

1.形成学科系统，提升道德教育地位。

道德教育直接教学的前提是将道德思维作为一门学科，改变以往将道德教学边缘化的状态。从道德教育学科本身来讲，缺乏一个客观的、不容置疑的评价体系，缺乏系统的学科教学基础，它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受到质疑。威尔逊看到了语言和概念对道德思维和道德理论建设的意义，强调对相关概念的语义分析，将道德教育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些概念在保证主体的创造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了知与行的统一，力求塑造真正有道德的人。

2.提倡道德理性，培养道德思维。

道德理性的重要性不容置疑，“道德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用于人类道德行为选择的特殊领域，是道德主体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判断、决策并对象化为现实的能力。”如何培养道德理性，道德思维尤其重要。威尔逊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道德思维的能力，不仅要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要知其所以然，得到的是“理由”而非“原因”。对此，他曾经举例：为了培养学生平等看待关心他人，仅仅说服他们肤色、口音、地位的不重要或让他们习惯于这些差异是不正确的，更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对他人普遍人性的承认，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看待和关心。总之，威尔逊强调把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从特定的价值观转向对道德的判断与探究，实现道德主体内在要求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主体性素质，形成主体性人格。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7）

但是，过往关于叙事的道德教育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实践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比如沈晓敏[2]，而没有系统探究叙事的德育功能的内在机制。本研究试图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脉络下，观照道德认同及其形成过程，并以此检视内在于叙事的对话和协商在道德认同发展中的动态机制。

二、道德认同：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取向的道德认同观源于Vygotsky的理论，认为个体的心智机能起源于社会文化背景并且以工具或符号为中介，个体的发展实则是心智机能的转化，亦即社会实践的形式内化而成为中介行动（mediated action）的形式。[3]在对个体的道德认同形成过程的理解上，Vygotsky与Erikson的理论都认为道德冲突的情境为道德认同的发生和建构提供了机会，但Vygotsky认为，这些冲突源自个体和社会文化历史层面之间，抑或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以人的中介行动作为分析的起点，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因为这些恰恰是为个体道德认同的建构提供了相应助益性的或者阻抑性的资源。

依据社会文化理论，社会过程持续地对个体道德认同进行着形塑和再塑，而个体能动地穿行于诸多社会文化影响之间，如各种组织、社区、团体、社会运动、历史潮流等等。置身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中，纷繁芜杂的符号、声音构建而成宏大而结构化的场域，个体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作出因应，并且与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以及自我感（sense of self）达成妥协。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看到“个体或团体如何与那些支配他们认同形成的宰制性论述（dominant discourse，本文将discourse译为“论述”，下同）相抗争，并以此能动地共建某种不同的自我叙事以及行动形式”。[3]这种个体认同的“共建”机制，Penuel和Wertsch认为在于文化资源或工具有着复杂多样的意涵，是流动且灵活的，非单调而固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某个特定的情境。

“形塑认同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并非某个简单的、一致的整体，而是参差迥异的系列中介的工具（mediational means）。那么，认同可被视为是形成于个体根据特定情境而采择和应用文化‘工具箱’中的某个或多个工具以完成某些行动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看来，认同研究必须开放于那些认同得以建构和表达的多样的情境设定和符号。”[4]

基于此，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个体道德认同探究的聚焦不再是Erikson意涵“认同”——内在的统整和稳定的自我感，而是中介行动——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的行动。这种聚焦的转移允许我们探究个体如何采择和应用文化工具来形成某个认同。因此，社会文化视角下个体认同研究更多地分析、理解和阐释那些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强调某个特定的行动或活动中，个体如何采择和应用某个文化工具——而非那些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情境（比如Kohlberg所推崇的两难故事情境）——进行自我认同的建构。不过，Vygotsky的经典社会文化理论并没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论述，后来者作出相应的理论延展，而其中Bakhtin的对话自我（dialogical self）理论有着尤其深远的影响。

三、道德认同：Bakhtin的对话自我理论

Bakhtin认为语言并非是自足的静态系统，每个论述都具有独立的主体，也拥有自身的价值。论述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中。Bakhtin的对话自我理论源于其对Dostoevsky小说的研究，他提出复调小说（poliphony novel）的概念，认为一本小说不是单个作者，而是有许多不同作者的声音表达不同的观点。在Bakhtin看来，所有的表述同时都是多声道（multivoiced）和对话性的，因为言语行为中存在着两个声音，比如言语者的声音和社会语言的声音（比如某人所用方言的规则、所属职业的规范等），又或者过去的声音和当下的声音等等。[5]复调小说作为自我认同的一个隐喻，形象地展现了个人内部世界中共存的诸多的社会互动，它一方面反映了主体的独立性和内在自由性，另一方面则强调主体的成长性，亦即对话的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因此，Bakhtin及其追随者都信奉“对话”实则是人的具体存在的基本方式。

在自我认同发展中，Bakhtin同样强调是中介行动，而且进一步用“挪用”（appropriate）的概念来说明个体采择和应用社会文化工具或符号的过程。Bakhtin没有采用Vygotsky的广为人知的“内化”（internalized））概念，是因为“挪用”并没有将个体习得的那些文化工具或符号视为静态的或由外在跨界而成为内在的过程。“挪用”强调的是个体主动地参与到持续地累积、熟练和精通使用特定的文化工具和符号。在“挪用”的过程中，他者的声音被允许进入到某个正在进行的与自我声音之间的内在对话过程中。而这在Bakhtin看来恰恰是个体认同形成的关键。

不仅如此，Bakhtin认为个体的意识层面往往同时存在诸多的相互竞争的声音或论述，并对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动施加影响。基于此，“挪用”的过程并非是自然或中立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形影不离的权力关系，或者准确地说，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工具或符号始终负载着特定的权力。这跟Foucault的理论遥相呼应。理解个体及其所采择和应用的文化工具或符号，需要同时将权力及其在特定的中介行动的意涵纳入考虑，因此，这种理解将彰显1）中介工具（mediational means）负载着权力关系的程度以及2）转化权力关系的新的文化工具得以涌现的方式。在教育实践中，对道德中介工具及其蕴含的权力关系的审视，往往预示着创造性的或生长性的道德认同的涌现。比如主流道德论述负载着某种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或集团的宰制性权力，如果落在微博环境——类似于Bakhtin所谓的“众声喧哗”，那么，微博作为新的媒介，可能有助于参与的个体对这些主流道德论述进行解构和再构，而转化或改变了其中原本蕴含的那些权力关系，亦藉此而获得新的道德认同建构的经验或机会。

在Bakhtin看来，个体认同建构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发出个人的声音，而是持续地参与到与他者的对话过程。因此，这与其说是被某个外在权威或真理的诱惑、胁迫或宰制，毋宁说是一个精致的内在的说服过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过程依赖于建构个体认同的那些字词、语言以及论述形式是被分享的以及共有的，分布于参与者之间而非某些个体独享或专有的。正是与这个世界的多元的声音遭遇、并且沉浸其中，个体的声音、乃至自我概念和认同，才得以逐渐地涌现出来。因此个体认同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的品质、属性等，而始终是协商和对话的一个结果[3]。

四、道德认同的发展：对话与协商

基于Vygotsky和Bakhtin的理论，道德认同的发展实则是个体选择性地“挪用”对话场域中的他者的某些字词、语言和论述形式的过程，伴随着从外在权威性的论述形式到内在说服性的论述形式之间的来来回回的协商和对话。而这个协商和对话过程没有简单而确定的结局，因此，发展变化本身实则是无迹可循亦无标准可依。当然，这并非是个被动接纳的过程，因为“挪用”往往处于个体特定的理解和审视之下，而这恰恰为某些新异的或者替代的道德行动和论述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

道德认同的养成和发展，关键不再是简单地告知儿童那些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念，而是营造一个适宜道德养成的环境——提供给儿童那些勇敢的、正直的、恩慈的以及关爱的道德中介工具或符号，因此，叙事的功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诚如Bruner所言，个人叙事是人的认同，故事临摹生活并展示内部现实于外部世界，但同时故事也塑造和建构着叙事者的人格和现实。[6]一个故事通过生活而得以创造、叙说、修改和再叙说。我们通过所说的故事了解和发现自己。但是，这个过程在Bakhtin的理论看来，并非是一个独白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藉由叙事的方式，让儿童进入协商和对话的过程，并且从中汲取抑或“挪用”道德相关的中介工具或符号，进而转化为自身的道德认同。作为动态的机制，对话与协商让个体能动地参与到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中，同时发展其自身的道德。比如Bhatia对印度儿童的道德认同发展的叙事研究表明，在与看护人的互动中，儿童积极参与协商与对话，并且逐渐习得当地文化所奉持的德行概念，那些诸如“正确行为”的指令抑或“背诵诗篇”的行动等，实际上业已蕴含环境中关于角色、地位、社会义务和责任等相关的道德信息。[7]因此，儿童的道德认同发展同样是一个符号和工具为中介的过程，伴随着外在的言说转化为内在的言说，以及外在的对话转化为内在的、静默的对话。

但在具体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强调对话和协商的德育价值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议题。

第一，人的道德机能被视为是文化符号或工具为中介的，教育者需要充分意识和尊重这些中介（比如词汇、语言或论述形式）本身并非单一且统整的，而是彼此之间参差，持续地存在紧张或冲突以及对话的关系，这对个体于特定情境中如何思考、体认和行动有着深刻的影响。比如，在西方文化中，道德教育就常常面对“关爱”与“公正”之间的紧张或冲突关系，而在传统的孔孟文化背景中，道德教育也往往遭遇“孝”与“忠”难两全的境遇，因此，教育者和儿童都必须在其中作出相应的采择和决策。

第二，社会文化理论所谓的中介的工具实则常常是物化的，亦即，那些负载着道德意涵而在文化中流转的声音、语言是存在的。它们可以在大众传媒、教科书、影视节目中得以生动的表征。尽管无从触摸，但它们可以，而且实际也的确是被运用和纵的结果——尤其是隐含某种商业化的色彩。因此，这意味着作为教育者或看护人，在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抱持必要的审视和甄别，这样才可用于儿童进行道德对话时有依有据地抉择——毕竟，教育者和看护人需要怀揣和参照相应的道德准则、标杆或价值，而非如同墙头草一般地摇摆于各种纷繁芜杂的潮流之间。

第三，与第一点和第二点密切相关的是，那些中介的符号或工具并非是中立的，而是与权力关系紧紧纠缠的。比如，在某些文化中，相对于公正（justice），如果关爱（care）的道德论述有着更为彰显的力量，那么，藉由关爱的论述为中介的道德机能则往往被置于某种合法性或权威性的地位。新近的研究表明，道德相关的中介工具或符号所负载的权力关系有着深深的性别或种族印痕。比如，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女性往往被要求更多地表现出关爱的品质，而男性则往往要求更多地表现出公正的品质。因此，儿童道德认同培养的叙事实践中，教育者或看护人需要其对某种道德论述抱持必要的反思和质疑，并依此协助和带领儿童养成其自身的道德批判意识和能力。

第四，道德行动以符号或工具为中介，存在于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但这并非意味着导致传统道德研究者所忧虑的“相对主义”漩涡。面对多元的世界，流转着纷繁芜杂的道德的字词、语言和论述形式，社会文化理论秉持协商和对话的精神彼此相待，因而超越各自画地为牢的相对主义藩篱。比如，在孔孟文化中，“孝”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道德论述，但在长幼相处中，这并非唯一或普世的准则，在别的文化，比如在基督文化中，“公正”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因此，两种迥异但都具有各自合法性的道德论述，需要的并非此消彼长的冲突或压制，而恰恰是彼此的协商和对话，以达致相互体察和理解的融通。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道德认同的生成和发展是藉由叙事，让个体进入持续协商和对话的过程，并且从中汲取抑或“挪用”道德相关的中介工具或符号而最终得以形成。因此，道德教育需要注重叙事的功能。但叙事需要超越传统独白式的叙事（比如简单的说唱或者典颂等），而应该注重内在于叙事的对话和协商在道德认同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与此相对地，道德教育需要构建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其中，符号和工具（尤其是物化的）可以作为有效的要素纳入教育进程，而基于符号或工具中介的道德并非是中立的，而是蕴含着权力关系，因此，道德认同的培养同时需要注重相应的批评性思考能力的培养。教师应该协助学生对某种约定习成或理所当然的道德论述进行反思和质疑，以此打开某种可能的空间或机会——为新的道德论述或权力关系得以形成，为那些静默的或边缘化的道德论述得以听见和关注，为那些弱势的或受压迫的人群得以解放和自由。

参考文献

[1] Hardy，S.A.and G.Carlo.moral identity.in S.J.Schwartz，W.Beyers and K.Luyckx（ed.）Handbook of Identity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 Springer.2011.

[2] 沈晓敏.在对话和协商中提升道德判断和行为抉择能力.全球教育展望.2006，35（8）.

[3] 秦天堂.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叙事取向探究.现代教育科学，2010（1）.

[4] Tappan，M.Moral functioning as mediated action.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06，35（1）.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8）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根据教学质量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目的、作用和要求，对其信息元、信息点做出了改进，并提出了一种信息元能够自动在教学实施体、教学对象与教学管理体三者之间流动的反馈型流动模式，结果表明其信息流动模式可大大增加教学质量管理系统的能动作用，提高其系统的运行效益。

1．信息元的优化设计

一、中学生上网状况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网络对中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影响，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我们在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层次，随机抽样，开展较为广泛的问卷调查及学生座谈会，被抽样调查的学生共260名，调查结果如：在260名学生中有183名占69．8%的同学家里拥有机，其中l50人占57.3%的学生经常上网，从不上网的学生有65人，占24.8%。被问及上网地点的时候，有155人占59．2％的学生在家里上网；在校内与网吧上网的学生各占17．9％和22．9％，学生上网选择的首选文化娱乐方面占45．8％，时事新闻类只占19．8％，游戏类和聊天各占16．4％和14．l%，只有9．9％的学生选择上校园网,许多学生很实在地说：当初上网的目的只是追逐，满足好奇心，但是最终都几乎被互联网上大信息量的优点所吸引。高一有位学生在谈到自己为了解决一个学科的知识问题，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高二有一位学生为了学好生物课上关于激素这一节，在互联网上查了大量有关激素的资料，比较激素的作用，并且查阅了大量奥运会上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事例，说明激素的利弊。从调查中发现，有31.4%的学生是在互联网上获得时事新闻进行学科教育类的学习。学生认为，能从网上“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得到各种知识”、“完成研究性学习”是上网的最大目的。互联网上获取知识的方便、快捷和全面的特点，给学生求知带来极大的方便，网络是把“双刃剑”，在看到网络发挥积极作用时，更为担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家长、教师一谈上网首先想到的是负面影响：网上原始信息良莠不分，势必影响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对自已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产生动摇，进而动摇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网上虚拟化的交流，弱化了学生现实交往的能力，并助长了对虚拟的成就感的追求；长时间上网易导致视力下降和神经衰弱，影响了身心健康成长；等等。网络世界打破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构成了人的第二生存空间——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中，网络主体匿名匿形，主体间的平等、远距离的交往，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对于未成年的中学生的影响尤为重大。一方面，网络世界不仅消除了面对面交往中性别、身份、地位等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赖以产生、提升的基础，使行为规范、伦理道德观念难以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认识、检验。也难以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加以对比，网络世界模糊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由此模糊了人们道德行为规范的是与非的明确界限。

二、如何加强网络德育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对社会成员起约束和团结作用的准则。德育是道德教育的简称，即“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网络德育，是指在局域网或广域网上开展一系列德育活动。这种活动必须围绕德育思想、德育目标和德育内容来开展，它与学校德育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延伸和补充，也是德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德育通过德育课堂、虚拟社区、网上咨询、在线讨论、网上家长学校、网上德育基地等途径来实现学校德育目标。学校网络德育目标除了德育大纲规定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总体的德育目标外，还有网络特色的德育目标，包括网络道德、信息素养、网络伦理、自我管习、网络人格等。网络德育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开放性：网络德育是一种开放性德育。未来的学校将趋于一种没有明显的校园界限，以数据库为中心，通过互联网连通学校、家庭、社会的开放式德育将形成。任何人都可以是受教育者，也可以是教育者。

②交互性：交互性是网络德育的一大特点，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交流，受教育者可以在“网上论坛”或“在线指导”上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大家一起讨论。德育管理者或教育者也可以针对某一专题预先设计好问题与答案，当受教育者访问该专题时，实现人机对话。由于这种交互的不可见性，可以使受教育者说出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是传统教育无法比拟的。

③趣味性：集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和影视于一身的多媒体技术，给我们的网上课堂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乐趣。网络德育使学生变得轻松起来，学生可以通过德育课件来了解德育内容，甚至可以通过游戏来体验。

三、环境下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在网络学科教学中，教师是活动的组织者、设计者、辅导者。其教学思路贯穿在软件的设计过程中，包括拟定教学目标，重组教学，设计启发性提问和变式自测题等。教师在制作网络多媒体课件时要主动考虑如何展示德育内容，使学生既学到文化知识，又受到一定的思想。如数学中的渐开曲线、对称图形，可点击北京立交桥、中华世纪坛、南浦大桥等标志性建筑，用数学美激发学生崇尚的精神。教化学中的氟利昂性质、臭氧空洞、地球温室效应，可虚拟一个灾难画面，唤起同学的环保意识。教钢琴协奏曲《黄河》时，可以组合百团大战、香港回收、澳门回归等画面，让学生感受人民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教师的主导作用除表现在软件制作过程之中，还表现在对课堂教学的组织过程，课堂中的启发引导以及教学进程的调控。

四、开展网上主题班团活动

传统班队活动，通常是班级同学、老师围坐在一起，在黑板上写好主题活动的名称，节目一个接一个演，活动一个接一个按部就班地进行。班队形式一成不变，学生很快就会厌倦，少先队活动因此缺乏吸引力。校园进入了信息，网络文化赋予班队活动新的意义，信息时代特有的工具给单调的班队活动形式带来了勃勃生机。传统的班队活动，往往是由老师一手策划，班干部按部就班，队员在活动中的参与率很低。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的主体性得不到发挥，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大打折扣，活动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传统媒体环境中我们常常感到学生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教育需要设置的情景两者之间的脱节和断层，这也是最棘手的教育难题。随着信息进一步走入我们的生活，网络文化将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层面，为学生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学习空间。在班会的活动中对学生进行的德育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容易的接受

网络世界对于未成年人有极强的诱惑力，他们需要专家的指导，广大未成年人面临着网络化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需要良好的网络内容，需要优秀的网络技能培训，需要安全的上网场所，需要优良的机器，需要体验网络生活，需要社会各界为他们提供网络世界中的阳光与营养。因此，我们既要净化网络内容，严格执行网法，更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网络法制教育，倡导网德，高举之剑，激浊扬清，为他们创造一个既宽松和谐又稳定健康的网络环境。

【】

[1]王健敏道德学习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9）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已经颁布四周年，这一纲要的出台及其实施，对网络道德伦理教育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网络中的道德伦理失范现象依然不容乐观，如一些青少年受网上黄色内容的影响，进行性犯罪;轻信滥交网友;沉迷网络游戏;道德伦理认知模糊，等等。这些都说明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相对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来说，是不相协调甚至是远远滞后的。

“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通常用于远程教育发展研究，表明远程教育的发展趋势正从传统的、被动培训的“供给驱动式”转变为以自身需求驱动学习愿望的“需求驱动式”教育。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是远程教育的一个范畴，这种教育范式的转变同样适用。我国目前网民数量有近一亿之众，主力军是青少年。随着网络技术进一步发展，这个人群将会越来越大，由此决定了网络道德伦理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而当下的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仍然停留在“供给驱动”模式，即为了教育而教育，沿袭传统的道德教育范式，脱离对网络现实的充分分析，如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制度一样，将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与方式，仅在表面冠以“网络”二字的包装，就一厢情愿地灌输给青少年。然而网络德育的良性发展和进行，是应该以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为依托和前提的。有了需求，才有市场。换句话说，要将网络道德伦理教育进行到底，必需明确实施网络德育的“需求”，然后才能施以良方，从过去低层次的“供给驱动”模式向现代教育的“需求驱动”模式转化。

一、网络德育：正确看待“需求”

需求是网络道德伦理教育得以进行的催化剂与助燃剂，为网络德育提供了市场。以需求驱动网络道德伦理教育，首先要明确“需求”，分析究竟是什么需要因素“驱动”着网络道德伦理教育。

1.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

教育以人为本，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广大青少年。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来看，需要经历一个道德伦理结构的重组期。这个重组期突出表现为道德伦理的独立性和道德伦理的动荡性，具体表现为因青年期所具有的自主性(自我教育、自我选择、自我组合为主)等基本特点而凸显的道德的自立性和不成熟性。这说明，青少年的道德伦理认知尚未得以具备、形成，还处在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之中。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网络用户，其精神世界是跟网络信息的交换融在一起的，自然地，网络道德就成了社会道德的在虚拟环境下的真实延伸。对于心智尚处于低级或初级发展阶段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过早地感受到甚或已有了成人化的行为和思想(这在心理学中称为“内模仿”，他们会模仿、效仿成人，而透过网络看到的成人世界，则正成了他们一个“模仿源”，久而久之，不再是单纯的心理历程，青少年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就随着网络世界的跳跃式发展而跳跃式地成长。这种“网络早熟”与其应有的成长阶段不相协调，导致他们不能成功地在网络与现实这两种情境中切换角色，由此产生的相应的网络德育就显得越发迫切。

2.时代与教育发展的需求

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是学校德育在形式上的延伸和程度上的深化。在网络时代里，无论是新兴的远程教育还是传统的学校教育，网络德育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制约着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的模式在改变，相应的德育也应当有所改变。网络时代的学校德育应该是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发扬传统德育的优点，吸纳和借鉴网络的优势，形成新时期的网络德育体系。

3.社会和谐发展的需求

党和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倡导的社会发展和谐观，是一个包含了多元极的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和谐。网络社会也需要和谐。道德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当网络作为现代多元化社会的一个元极出现后，网络环境中的伦理道德自然而然也就成为社会公共伦理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调整虚拟情境下，人与人乃至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也就成为社会稳定和持续地和谐发展的“蓄水池”。

4.网络技术发展的需求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将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利益，相反，会为其所累。人们把互联网称为一个虚拟世界，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在看似虚拟的网络的背后，实际上进行操作的还是活生生的实体—人。技术本身并无正负之分，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技术的使用者，而网络道德伦理正是约束和“互联”这些使用者的纽带，因此，网络技术赖以“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网络道德伦理的正确形成。

二、对症下药:从“供给驱动”到‘需求驱动”

当网络技术发展为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便利与快捷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网络道德伦理的文明与否，也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志之一。网络道德的提高与发展，需要许多相关环节和要素的协同运作。网络德育由“供给驱动”模式逐渐向“需求驱动”模式的转变，应重视如下环节和要素:

(一)学生，“要我做”和“我要做”

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他们的行为都是以一定的需求为驱动的，许多孩子喜欢或沉迷于网络游戏，都是他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反映或者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需求。曾经有社科学者做过调查，发现容易有网瘾的小学生是在现实生活中挫折比较多的，或成绩不好，或人际问题，经常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批评，但是在网络游戏当中会获得成功，从虚拟成功当中，他获得一种做人的自尊。在青少年阶段，道德成长是处在模仿模拟的阶段，他通过模仿来学习别人的行为，形成对事物的认知，而成人不道德网络行为的影响，则会造成他们对网络的片面认识，迷失自我。他们会用在网络环境中感受到的虚拟、失范了的道德伦理准则去衡量现实生活，甚至将其付诸于现实。这就需要让广大青少年认清自己的需求，明白我需要什么，我要做什么。

网络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然而网络环境还是不同于现实情境的，网络德育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的基础上，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掌握思想观点和道德规范，增强对复杂事物的分辨能力以解决道德价值观问题。让青少年学生在虚拟环境下发挥个性、彰显自我的同时，能够以现实的道德标准衡量网络情境中的行为，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遵循社会公共道德伦理准则。所以，要启发和强化青少年自我意识和主体观念，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把正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需要，让他们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自觉地运用道德规范去识别网络环境下自己的行为和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并进行正确的道德评价，这样才能真正地履行包括网络在内的社会道德伦理义务。这是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德育适应网络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教师，“要我教”和“我要教”

学校是进行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重要场所，教师是网络道德伦理教育的实施者和建设者。对于德育，许多人头脑中还存在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观念，特别是网络德育，依旧用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进行，并没有把网络道德伦理教育切实地作为自己的一项需求。青少年在学校没有受到良好氛围的感染，从教师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网络德育因何收效不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学校方面，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学校教育本身发展的需求。作为青少年迈向社会前的“练兵场”，为其构建一个规范的道德伦理教育平台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让互联网丰富的资源扩展学校的德育内容;更新德育的形式、手段和途径;精心设计网络德育活动，发展学生个性;开展网络心理辅导，以及制定符合自己学校的网络道德规范等。学校教育要十分重视网络道德伦理教育，把这项工作摆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而不是为了分数增长忽略了人格成长，让学生分不清现实和虚幻，变成网络中的盲人和智障。

为此，在网络德育一线的教师，要把进行网络道德伦理教育作为自己的一种自觉需求，认识到网络道德伦理不仅是针对学生的，更是衡量现代教师合格与否的重要指标。作为网络技术使用者，教师要有先进的科技道德伦理观，如尊重网络知识版权，不随意抄袭、剿窃他人著作，在网络中与他人交往时洁身自爱等;作为教育工作者，教师要有与时俱进的德育理念，在教育学生前，先要上好自己的德育课，转变观念，以全新的视角，正确看待网络环境中的道德伦理关系，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学生作好道德表率、榜样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进行网络德育的最佳途径是教师把网络道德伦理价值内化在具体的教学中，将知识传播与网络道德伦理素养的培养紧密结合到学科教学中去，亦即要将作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重要内容的网络道德伦理，视为一项“知识与技能”，与其它学科知识在学习和掌握中进行整合、贯穿，并使网络道德伦理教育“过程”化和“方法”化，从而真正地做到“我要教”。

(三)家庭，不要把需求变为障碍

家长，是要求网络道德伦理教育呼声最高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当前青少年网络行为失范现象十分普遍，他们的反应也是最强烈的。但就现有状况看，家长在这方面的教育上，是高需求低效果。究其主要原因，是方法不得当。家庭是进行德育的第一基地，大部分家长面对自己的孩子网络道德伦理失范时，往往采用强硬手段，殊不知德育第一原则是引导。因此，家长在进行网络德育时:

(1)“降低”身份、调节心态，体验在网络环境中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便于发现失范时，加以正确输导，成为青少年正确网络道德伦理观念形成的“领航员”。

(2)与学校和老师保持必要的沟通，及时将孩子的心理动态进行交换，掌握详实的信息，努力构建一个进行网络德育的家校互动平台。

(3)家长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老师”，大人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孩子道德观念的养成。这就需要家长约束自我，为孩子当好模仿对象，而不是横加干涉，并把责任推给学校和社会。

(四)社会，小需求转换为大作为

时下，宣传网络道德伦理的网站、书籍屡见不鲜，并呈上升态势。其实，道德伦理教育的渠道很多，网络中的文化、娱乐、体育甚至游戏都可以成为道德教育的载体。但重要的不是数量的多少，应在于质量和方法的使用。这是因为，传统德育的内容很多趋于教条化，与青少年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吸引不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将死板的说教德育贴近生活，德育内容与方法的形象化、生动化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10）

一、中学教材中的古诗文蕴藏着伦理道德的内涵

1. 仁爱孝悌。这是中华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以爱人为核心，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学说中最基本和最高的德目；孝悌，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是伦理道德的基础。这种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推广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从而形成了亲亲仁民、仁民爱物的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大家族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教材和读本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捕蛇者说》、《项脊轩志》、《祭妹文》等课文，辐射着这种伦理的精华。

2. 精忠爱国。几千年来，是什么力量把中国疆域里如此众多的民族紧紧地集结在一起？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无数内忧外患，几乎濒临绝境，是什么力量使其维系不坠？也正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战国诗人屈原，虽遭排挤冷落，一心报国，甘愿与祖国共存亡；南宋诗人陆游，年近七旬，“尚思为国戍轮台”；巾帼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万里赴戎机”，保家卫国——课文中这些仁人志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感和“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的卫国行动，值得我们效仿和弘扬。

3. 谦和礼让。礼，是中华伦理道德的突出精神。作为待人接物的“礼节”，作为个体修养的“礼貌”，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礼让”，都是人的修养文明的象征。礼之运作，又有“谦和”之美德。中国人自古就提倡谦以待人，虚怀若谷的品德。“礼”之所以流传至今，乃至传到周边国家及海外，是因为它能促进团结，有利于治国。正是蔺相如的豁达大度，包容一切的情操和廉颇痛改前非的精神，幻化成锐不可当的巨大力量，使强秦不敢“加兵于赵”。

4. 勤俭廉正。中华民族历来就以勤劳节俭，廉名正直著称于世。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教导“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宋代司马光以“俭素为美”，平生所为正如他在《训俭示康》中所言“吾性不喜华靡”、“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明代王翱，廉洁奉公，疾私如仇，宁伤夫人不伤法度，此等正气，令人肃然起敬。勤俭廉正是中国人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各种困境中能不断发展，与此是分不开的。

5. 勇毅力行。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惧”。凡有仁德之人，必是勇敢的人。同时，“勇”往往和“毅”联系在一起，中国自古就注重坚毅品格的培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就是对“毅”的提倡和赞扬。文天祥，在元人的百般引诱和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忠贞不渝，舍生取义；谭嗣同，变法失败，放弃出逃的机会，慷慨赴难，杀身成仁。在他们身上，勇毅力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此外，诚信知报，见利思义，尊师重教，崇尚节操等伦理道德，在中学古诗文中都有反映。

二、学习古诗文应帮助学生确立道德观念，陶冶道德情感，磨砺道德意志，从而培养道德行为习惯

1. 确立道德观念。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如果对道德观念缺乏了解，就谈不上道德行为的形成。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发掘和利用课文中所蕴涵的道德观念，从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地进行说理教育。如，《爱莲说》教育学生“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岳阳楼记》教育学生以公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师说》教育学生尊师重教；《涉江》教育学生坚守节操，不随俗沉浮等等。同时，要利用课文涉及的名人逸事进行教育。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

2. 陶冶道德情感。道德情感的培养，是促进人们践行道德义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列宁曾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对于真理的追求。”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法律规章日趋复杂无情，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认为，这种情况需要高情感加以平衡。否则，人人厌烦不安，从而种下人际冲突的新种子。因此，培养道德情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教育理论论文篇（11）

一、教师思维方式的转变及文本解读方式的变化

语文教师思想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作为语文教师，应该率先树立自己的生态意识。教师自身对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尤其是生态文学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才能把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不是只有感性的认识。因此教师必须多读书，广泛涉猎国内外生态文学范畴的著作及最新研究性成果，大量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用一种全新的生态意识去观照中学语文教材，然后在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去贯彻这种生态意识。

二、以教学活动为契机引导学生主动树立生态意识

1.开展以环保为题材的写作训练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环保题材的作文及其他语言表达训练非常多，如“我与自然”、“保护我们的家园”、“生命之水”“拯救地球”等等，教师可以以此为契机，抓住一些典型的习题进行有效的引导，从中不仅可以品味到文字之美，而且使学生对于环保问题在思考中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

如学生写作的节约用水公益广告：

水是生命之源，请大家节约用水。--------王瑜

主啊，让龙王感冒吧，打几下喷嚏吧。----刘诗豪

又如学写中央一台的广告语“我喜欢小草笑、我喜欢松鼠笑、我喜欢爷爷笑。”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还有为保护环境写警示语，如，“我怕疼”、“我们是朋友”等保护草坪的警示语。“共建美好家园”、“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绿色生态”等警示语。

我县地处猫儿山生态景区。猫儿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是动植物的王国和物种基因库，是漓江、资江、浔江的发源地，连接着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素有“漓江的心脏，桂林山水的命根子”之称。我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在学生中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指导学生围绕“保护猫儿山，呵护漓江源”这一主题进行了系列写作，参加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生态文明”“猫儿山GEF杯”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学生均获得了奖项。其中，唐凌云的《绝唱》获特等奖，李星星的《天问》获一等奖。

2.开展以环保为话题的演讲、辩论活动

我校每年都举行纪念“五四”运动演讲活动。今年的主题为：“爱家乡，争做文明小卫士”。通过演讲学生进一步受到教育，增强了热爱家乡的情感，也坚决表示爱护环境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演讲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班曾举行过以“环保”为主题的辩论赛，

辩题一：西部开发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哪个更重要？

辩题二：三峡工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在辩论中既指出三峡工程利国利民的优势，又看到了大坝造成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100多万人大迁移，肥沃的河岸土地被淹没；珍稀濒危物种可能面临灭绝的威胁。在辩论中，学生充分认识到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联系，在不知不觉中确立了生态意识。

3.举行生态文学类读书及摘抄交流汇报会

语文教学离不开阅读教学，除了阅读课以外，我们鼓励学生课余广泛阅读。为了使阅读更有针对性，我们特意给学生规定了阅读几大类别，如经典阅读、时尚阅读、杂志阅读、报刊阅读，就内容分文学类、史学类、艺术类、美学类等，开设了几大专题：亲情、环保、哲理等。其中在有关环保的文学类经典阅读中，我向学生推荐了一些经典的权威著作，让他们摘抄自己喜欢的句子，交流内容与感受。如“当人类自野蛮踏过了文明的门槛时，他从一个混沌的自然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与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渐渐地变得与他相疏远、相隔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