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论文大全11篇

中国地理论文篇（1）

研究中国伦理文化史，《论语》是一个错不开绕不过的话题。这部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孔子言行和对话提炼和编撰的著作，涉及到为人、交友、孝道、政治、教育、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往往看似随机而发，却又寓意深刻。学习中国伦理文化史首先要了解孔子《论语》的重要地位。

一、《论语》以它核心的“仁”的里念以及其关于人性和德行的学说，为中国后代的伦理学发展树立了标杆

孔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比较系统的道德学说的人，《论语》既延续了前代的伦理文化，让我们对其有了更多的了解，又创建了一个新的伦理流派，影响深远。说起孔子的伦理学思想，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的“仁”的思想，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具有很强大的价值和力量，是做人的根本。

那什么才能够算是“仁”呢？很多人曾经向孔子问起这个问题，孔子有着不同的回答。比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比如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子张问仁），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哪五者呢？子张追问，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为什么孔子对于“仁”有这么多种回答？为什么孔子的弟子们也不能很好的理解“仁”到底是什么？只因为，这个“仁”里面，有太多的内容了。作为孔子的核心理念，“仁”是一个非常高的为人的标准，“刚毅木讷，近仁。”――刚强、坚毅、朴实、木讷，这四种品德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可是在孔子看来，也只是接近于仁。一个能够真正做到“仁”的，恐怕唯有君子圣人。因此，时人问起孔子当时一些著名人士和孔子自己的弟子是否做到了“仁”，孔子都给与否定的答复。

怎么才能够做到“仁”呢？孔子告诉我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推己及人，实行忠恕之道，才是实现“仁”的方法案子。同时，在重视人民的孔子看来，为民谋福，当之无愧也是“仁”的表现。

为什么说孔子《论语》中“仁”的理念对后世伦理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影响呢？因为从这里开始，树立了人性善的思想，成为后世的主流。而如何做到“仁”，如何提高到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孔子的言论为后世打开了广泛的思路。

二、《论语》涉及众多方面，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伦理学体系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伦理学著作

《论语》勾勒出一个包含为人、孝道、政治、教育、礼乐等诸多内容的体系。下面仅就孝道、政治、教育的伦理思想简单讲述一下。

孔子非常注重人的个人品德，“仁”无疑就是他的最高的要求。而在《论语》中，孔子非常不吝于描述他对“孝”的重视，他认为，一个重视孝道的人，是忠厚老实的，必不会犯上作乱；一个重视孝道的国家，必定秩序井然，人人安居乐业。对于怎么做到孝道，孔子自有他的一套观点。他认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并不妨碍他的治国安邦的思想熠熠生辉，。孔子十分注重人伦纲常，他回答齐景公如何治国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治理好国家，是要讲究秩序，看重个在其位的。孔子还很重视君王自身的道德操守。他认为治理国家“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而一个优秀的君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为政要爱民护民。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孔子反对战争，更反对让没有训练的人上战场，他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也盛赞为民谋福的行为。他认为“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教育上，孔子被同志盛赞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家”，最著名的最受推崇的莫过于他“有教无类”的思想。也正是他的有教无类，在《论语》这部传世著作里，有很多他的教育思想，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更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说明了教育侧重于德性的教育，品行的树立。

三、《论语》塑造了一个鲜活的道德楷模

《论语》通过小人和君子的比较，树立了君子的美好形象，《论语》妙就妙在它不止于此，还树立起了孔子的圣人形象、孔子的弟子们的贤能的形象。而这两个形象不是飘渺的，而是很鲜活的，让人忍不住循着他们的道路前进。

孔子在当时就具有很高的声望，据《论语》看来已经被称为“圣人”。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他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与日月呼？多见其不自量也。”孔子深信“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是对于后来人为仁向善的莫大的鼓舞。

七十二贤人的贤，并不是没有瑕疵，相反，《论语》中屡次见到孔子对他们的批评，甚至孔子直言“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可是，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做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盛名，让后人知道，毕竟人无完人，就算某些方面稍显不足，只要有突出的才能或者高尚的道德修养，也能够做出一番卓越的成绩。

《论语》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作用无法替代，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伦理学著作，还是一部鲜活的伦理教科书。通过对君子小人的辨析，通过对著名人物行为的褒贬，通过孔子对学生耐心的教导，我们都能够看到并了解孔子的善，并忍不住日三省吾身，忍不住将他的善融合为自己的善且去践行它。《论语》诞生之后，有兴有衰，而毫无疑问的，两千年来，尤其是汉代之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赞同孔子或者反对他的，都受到了《论语》的巨大影响。《论语》中的伦理思想，也随着时光，融合到中国人的血脉中去，体现在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来。我们说起的中国伦理思想，很多时候，追根溯源，就是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

虽然，在近代以来，《论语》及以其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我们应该看到，《论语》中固然有些封建落后的思想，但这皆是因为它成书于两千多年前，当然会有历史局限性。而《论语》中的很多思想，现在依然能够很好的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它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依然是无法取代的，而且，它正对我们新时代的伦理建设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中国地理论文篇（2）

一、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是时展的需要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经济地理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区域经济活动与生产布局，研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经济地理一般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各高职院校商贸、财经类专业开设，从其教学内容看，主要包括我国地理位置、资源、人口、工农业生产布局、商业、交通运输、旅游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综合性增强，人文地理知识的比重大，这就决定了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优势。钱学森教授指出：“地理科学是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一大科学部门，是人类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在意识和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成为全社会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然而，由于高职院校自身的特殊性，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人文素质教育尚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不少学生行为不文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人文素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在高职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努力挖掘地理学科的人文因素，加强对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也是地理教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中国经济地理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内容

1.爱国主义情操教育

爱国主义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之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品质，党的十也号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经济地理课的许多章节都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我国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和对国土整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了解，使学生深化对我国国情、国力以及国策的全面认识，进而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目的。如在讲到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时，教师就要给学生讲清楚，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多么重要。而我们国家在20世纪末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2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的奇迹。另外，由于我国有典型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我国种植农作物的界限是最靠北的。我国植物种类繁多，在历史上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讲授轻工业地理时，教师要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手工艺品生产的精湛技艺和悠久的历史，四大名绣、四大名锦、文房四宝、三大特种手工艺的生产早已名扬四海，它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通过上述内容的讲授，教师让学生了解并感受到我们祖国的伟大，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2.环保意识教育

地理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提高地理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是新时期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地理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现代工业由城市到乡镇遍地开花，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较晚，许多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因缺少基本人文地理知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急功近利，往往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当前，环境、资源、人口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建立生态、低碳、环保经济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展之路。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重点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布局，这些部门与环境关系密切，有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例。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典型环保案例的讲解，指导学生重点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状态及治理措施，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责任感，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能运用地理科学观念，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理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关注全球命运，树立关心全球的责任感和伦理观。

3.可持续发展观念教育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协调与优化控制人地关系，而协调人地关系正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可持续发展是地理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经济地理教学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国际环境教育的要求。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这就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较好的素材，通过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定、人口政策、环保政策，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更加积极地参与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

三、经济地理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方法

1.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渗透于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之中

教师应把人文素质教育与经济地理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地理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中挖掘教育素材，寻找素质教育与地理知识教育的结合点，把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例如：结合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讲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环境、资源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的讲解，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我国许多煤炭生产地利用塌陷地建起了湿地公园，这样既合理地利用了空间，净化了水质，也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业。在讲农业地理时可结合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桑基鱼塘发展生态农业的例子，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教育。教师必须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注意学习、注重积累，及时捕捉新的知识、信息，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在经济地理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教师要恰当地选择课程资源，如教材、电影、多媒体课件、录像、图片等，丰富课堂教学。教师要自始至终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要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能自觉维护社会公德，能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2.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社会实践之中

经济地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许多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教师要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周围所见所闻的事物联系，同当地和祖国的生产建设联系，同国内、国际时事的热点、焦点联系。如：通过社会实践、春游等活动，让学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新旧道德观的碰撞中，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借以了解乡情、国情，认识自然，使学生感悟人口剧增、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造成的不良后果，引起他们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地理伦理道德观。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在课堂上进行有关地理问题的讨论和演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参与社区环境与发展的考察、植树造林、清除污染等各种环境保护活动，使学生受到实际参与的教育和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学内容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要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3.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课外活动之中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经济地理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在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经济地理知识竞赛、举办经济地理墙报、举行地理演讲等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地理人文素质教育。针对日本政府对我国上演的购岛闹剧，以及我国在南海维护等问题，教师可以举行“爱我海洋国土，保卫我神圣海疆”主题报告会等，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结合每年的“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校园网举办低碳、生态、环保、循环经济等专题讲座，开展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进行野外考查、旅游、社会调查等，通过多种渠道丰富学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既增长地理知识，又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地理论文篇（3）

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是近年来在 中国 社会 学 研究 领域被认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色联系密切且使用频率较高、 影响 较广泛的概念”，1这一概念随着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 农村 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 发展 》在国内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在国内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 一，内卷化的概念、内涵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 经济 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3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 问题 。”4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 现代 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并延着杜赞奇的思路，探讨国家政权的变迁问题。杜赞奇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地方国家政权是内卷化了的，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国家经纪人体制，完成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6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相对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 英语 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 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因此，“现代化”可理解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 理论 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种主流发展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 总结 和归纳，尽管从它诞生之起就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并且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际进程中

中国地理论文篇（4）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

一、中国地方戏“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秉承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审美观照，蕴涵着独特自然生命的艺术范式。它反映在音乐艺术上则强调一个“和”字，即要综合“五声、六律、七音、八风”诸种因素以及，清浊、大小、短长、疾综、哀乐、刚柔等生命情慷。为此，“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则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方式存活于戏剧王国。诸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以及“天”、“地籁’.、“人籁”等艺术生命理念的诊释和体认，而其间最为典型化的审美表征就是“和”的文化折射。由此，从审美价值取向的角度观之，“和”可谓是华夏地方戏美学期待视野的终极目标，即“天人同构”是我国传统地方戏精神所追求的最佳境界。

儒家文化强调音乐能反映世人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却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倡导形式与内容须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稚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郑卫之声”等民间俗乐，故“恶郑声之乱雅也”。《乐记》云:“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言地方戏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悄受到外界事物的激荡，“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乐情篇》云:“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盖言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而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而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由此，儒家的地方戏理论体系:首先充分肯定了戏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价值。然在戏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应放在第一位，而戏曲艺术形式的“美”却放在次位。同时，审美主体视戏曲艺术为一种认识真理和穷极人生的最佳途径。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比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由此观之，天下太平则礼乐并行，礼乐乃王政之本。对地方戏而言，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必然要跌入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尘世之中。于是.天在此时，变成王的代表，王者，即天也;而人，亦王也。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中，到孔子这里，通于“天、人”的“乐”，完成了与世俗的成功结合。

道学文化却倡导“天人和合”乃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超载客观世界的审美之境，形而上的追求是它的宗旨，其最典型表征就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生命境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关涉到戏曲就是。

“大音希声”的美学哲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而“无为”即是“道”，然则“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成物之“母”。庄子则从崇尚自然的角度主张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抒发胸臆、娱乐人心。即戏曲美的最高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追求音乐能摆脱“礼”的束缚而合乎自然以及人的本性。由此，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概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推崇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然老庄的戏曲美学只是在逻辑上摒弃世俗之“礼”的内容，而作为中国地方戏美学的历史演绎却无法回避“礼与乐”的现实关联，即表征为以儒家为代表的戏曲审美思想对戏剧之“和”的世俗化与现实化的生命擅变。庄子《缮性》阐释了道家最具特色的戏曲美学观:“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一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即称“道”恬静而无为、自然适性而淡和，故学道者以此为要，即可得真智和真性情。而礼乐同样应以“道”的恬淡平和、自然无为作准则，“中纯实而反乎情”，惟此音乐才能保持人的“纯朴”之性或免遭异化，方能使世间无君子小人、等级上下之分，人人平等，社会“一而不党”，不谋私利，无尔虞我诈，使人保持“天放”的本真性灵，从而使生命个性获得充分自由的拓展。闻一多称庄子为“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美”又在后现代思想家“追逐那无家的潮水”的“流浪者的思维”中找到了知音。。可以说，庄子主张戏曲音乐源于大自然且是自然本身性情的自由抒发与生命体现，具有天然素朴的本真品格，如此的地方戏方是“道”的音乐，更是“天人合一”的大美至乐。可见，庄子以自然无为的审美人生方式，对束缚人性解放和钳制平等自由的等级社会、政治异化哲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社会追求的炽热之情，也是“思想与文学、哲学与诗的奇妙的化合二。

佛教文化则为世人重新认识世界以及自身与社会的解放给以博大而深刻的启迪，使戏曲音乐、艺术和人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超脱。为此，禅宗所崇尚的“悟”乃特指那种与众不同的、非逻辑的甚至非理性的直观思辨。禅学认为要认识自我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本质就必须涤除支配世人日常生活的思维习惯，去寻找一种新的认知途径。禅者的“顿悟”正如白云禅师诗褐所体验:“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外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正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所描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坦言一种豁然开朗的欣慰愉悦。可以说，《坛经》吸纳了印度佛教的“中道”范式，察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一如”的思维原则，拓展了“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方式，它可谓是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思维模式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心理文化的集中写照。它融汇印度佛教的“空、有二宗”及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心性之学”，顺应着华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需求，从而构筑了一种以心性理论为核心的崭新的心理生活样式。其特质是: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认知上，以彻底的中道原则，超脱了人类心理生活的一系列对立的心理生活观念，提倡“即众生而成佛”、“即烦恼而成菩提”、“即无明而成智慧”、“不舍生死而人涅架”的“超越精神”，并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实践上，采取“顿悟”的方法，达到“自在解脱”、“无用之用”的“自由境界”。为此，惑能认为“悟”就是一种自在解脱的心灵状态，即所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识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味自在解脱”。它阐明了悟后之人在心灵上任运自在，于万法不取不舍、不离不染，即人伦日用之中而超脱于世俗偏执之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来去自由”的了无滞碍，此悟后光景实是世人尊崇的一种不著意、不计度、任运自在、一切放下的开悟解脱的自由生命的心灵妙境。

二、华夏地方戏“夭人合一”艺术理念的生命情韵

中国传统戏曲张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认出炎黄子孙的情感、意志、力量、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民族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景观，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神，透视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情感天地。因此，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文明硕果。由此，华夏戏曲音乐艺术就本能地透射出中国哲学的精神理念。究其根源，概因国人的心灵秉性之中除了具有玄妙超越的潜能之外还具有一种务实平常的天生气质。中国古代哲学体认着玄远、幽渺、神思以及切近、平实、实践的生命情趣。

中国地理论文篇（5）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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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论文篇（6）

国有资产是国家依法取得和依法认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它包括3种资产：（1）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2）国家以拨款等形式收入到行政事业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3）资产性资产，即具有开发价值的国有自然资源等。国有资产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近来，伴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大，使这一地区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有资产转型、债务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对现有的国有资产产权管理机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结果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一、 国有资产流失的几种形式。 近年来，造成中西部地区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复杂，流失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诸如在一些非法转让、租赁、不合理的评估国有资产或对国有资产产权的非法变更、交易等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为达到均有利可图的目的，采取串通的方法，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而当事人双方对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法院又无法启动司法程序主动进行干预，自然形成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空白”，凡此种种。总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8种：（1）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善和滥用经营权；（2）股份制企业产权混乱；（3）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出现的脱管失控；（4）处理资产和转让产权中的收益流失；（5）因逃避债务和税费造成的流失；（6）经营管理人员失职、渎职造成的流失；（7）因贪污贿赂、挪用、盗窃私分、侵占等犯罪行为造成的流失；（8）因有关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当行政行为造成的流失。 二、 国有资产流失的追偿对策。 1、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解决目前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国有资产因产权职能不到位和产权市场行为不规范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必须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产权登记、产权界定、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等一系列有关产权约束机制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企业、单位全面承担对国有资产的保值责任，促进有关职能部门对其分工监督的企业建立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 2、完善司法追偿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所谓司法追偿是指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依照法律程序行使检察权、审判权来确认、保护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完整性，使国有资产所有权恢复原状的司法活动的总称。司法追偿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参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作用。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其立案管辖的案件中主要的追偿途径有两种：即刑事追偿和民事追偿。刑事追偿主要是依法追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民事追偿包括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支持诉讼和原则，对侵害国有资产的民事行政侵权案件，支持国有资产管理者或所有者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等，而审判机关受理的确认明晰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的案件，保护国有无形资产的案件，以及依照法定程序宣布侵害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解除非法的民事偿付关系，从而责令长期无偿占有、使用国有资产者赔偿国家损失、返还财产、依法追缴非法所得等追偿途径。 3、追偿国有资产的法律问题。 （1） 明确国有资产流失中的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归责。所谓归责，就是行为者对行为产生的结果负责，并对损害的结果给以救济。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是它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没有具体的代表者和具体的责任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须明晰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来增强司法机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性。 （2） 增设侵犯国有资产的新罪名，完善刑法的调控机制。刑法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司法追偿的有力武器，刑法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刑罚的严厉性。刑法的调控范围直接关系到司法追偿的有效性。为此，在刑法调控上，要运用刑法规范法人的行为。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途径是法人财产权，法人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则直接表现为法人对国有资产的支配不当。因此，刑法应进一步扩展或增设侵犯国有资产的新罪名。在刑法调控力度上，对侵犯国有资产的犯罪，扩大罚金的适用范围，如没收财产等，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者在财产方面无法再占国家的便宜。 （3） 赋予检察机关对侵害国有资产案件的提起民事、行政诉讼权。对侵害国有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民事、行政行为，检察机关应当有起诉权，要求法院撤销或宣告此种行为无效，用以纠正违法、追偿损失。以便更加有效地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的势头，保障国家财产的安全，使其不受侵犯。

中国地理论文篇（7）

鉴于思想和理论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对其他领域的概念范畴的恰当借用往往能够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这种借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理论的创新,这一点正如库恩本人对“paradigm”一词的创造性使用一样。本文所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范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这种提法的学理根据在于以下两点:首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形态在晚清发生了一次巨变,由此萌生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批评与古代文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断裂,使得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呈现出“革命性”的特征,中国现代文论的这种历史和逻辑上的特征在结构上类似于库恩对科学史上的断裂性变革的理解,在库恩那里,“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因而,科学史与中国现代文论史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的结构相似性,使得范式一词在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论通约性;其次,按照库恩的理解,相对规则、标准来说,范式对于一定时期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优先性的约束也就是说,对于一定时期的科学史层面的理论研究来说范式具有首要的导向意义,范式代表着一定时期的科学共同体共同拥有的对世界和研究对象的信念,它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规定了把握和研究对象的规则,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范例性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可以说范式先验地规定着、并且现实地描述了某一时期科学史的“基本面貌”,对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史来说,正是作为“文学研究共同体”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者所共有的文学观念、相关的批评方法、批评话语、以及作为典范的研究者及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构建了中国现代文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机制,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根据提出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这一概念。

毋庸置疑,谈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范式必定绕不开“现代”一词,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是以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为背景的,中国的现代历史首先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现代转型。从政治层面讲,中国现代史是经历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民族图强为首要任务的政治革新史;从文化层面看,中国现代史则是一部学习现代西方、批判中国封建传统的文化转型史。关于中国现代史开端的时间划分问题,不管是定在晚清、1912年、1919年、还是1949年,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变,这次巨变所产生的时代断裂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史阶段,历史分期只是通过时间的划定来标示其逻辑阶段的,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西方思想界界定西方现代史的“现代性”问题所关涉的历史分期上。中国现代文论的时间分期既要参照中国现代史的时间划定,又要有自身的划分依据,在这个问题上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按照库恩的理解,科学史上的科学革命不是累积性的事件,与科学传统的突变式的断裂标志了新的科学革命的时间界限,其中起标志作用的就是新的科学范式的产生。同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相对中国传统文论也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型,其转型的依据和时间界标正是新的文学理论批评范例的产生,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国文论的现代分期就必须依据这种新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现代范例的产生时间来划定。

二、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

按照库恩的说法,新范式的产生与新范式和已有范式的断裂是同步的,因而新范式产生的节点往往凸显于历史的断裂处,正如地标作为不同地域之间区分恰恰标志了这些区域的界限一样,中国现代文论的标志性范式应该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新的文论批评的“区域相接处”寻找。按照这种考量,中国现代文论的标志性范例毫无疑问地定位在王国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上。王国维是第一位引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研究和批评中国文学的学者,他善于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来提出中国文学的新问题、发现和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材料,其文学研究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境界。王国维是用现代西方观念和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奠基人,他的创造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标志着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断裂,开启了被称为现代文论的新的文论形态。王国维开创性的诗学实践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共同体的共同的信念、观念、价值和方法,其诗学实践无疑为中国现代的文学批评树立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把中国现代文论的标志性范式选定在王国维的诗学实践上,凭借这个立足点,能够更清楚地管窥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本质特征。上述的论断也是符合库恩的范式概念的内涵的,因为“库恩的其他的和潜在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把范式构想为范例:即具体和共享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们有助于引导科学家以可还原为遵循普遍法则的方式进行思维。”

库恩对“paradigm”的转借保留了其原初的内涵,即范式也意指范例、典范,被科学共同体共同承认和遵循的信念、价值、规范正是通过典型的研究和实践范例来体现和传授的,因而库恩十分重视科学和科学实践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范式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范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来说,正是王国维的开创性的诗学实践为现代文论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不能绕过的个案研究的典型,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特征通过这个典型的案例而被本质性地例示出来。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践为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借助这个范例我们获得了能够“一叶落而知秋”般地管窥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立足点。参照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本文把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界定为: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共同体(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专业或非专业实践者、文学概论教学工作者、文学家、文学读者等等)共同遵守和信仰的(区别于中国传统文论的)一整套世界观和方法论,亦即从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活动。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既包含对文学的形而上的、批评观念的、规范教条方面的“现代性”地把握,也包含体现着上述观念内涵的具体文学批评的现代式研究和批评的操作程序。借鉴库恩对“paradigm”的理解和定义,并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的史实,体现于具体的文学理论批评活动中的中国现代文论的范式可以被表述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为中国现代文论共同体共同信守的文学观,这是从世界观、本体论的层面对研究对象的信念和观念上的把握;第二,中国现代文论共同体共同采用和遵守的文学批评方法,这是从方法论层面(理论的、规范的层面)对文学的把握;第三,为中国现代文论共同体共同约定和使用的语言表述和理论术语,这是从语言、符号的技术操作层面对文学的把握,这个层面可以视为对第二个层面的具体化。下面我们通过对王国维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从上述三个层面来透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范式,借此揭示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的某些本质特征。

三、现代的文学观

文学观是从文学本体层面对文学这种人类文化现象的把握,是以理论性的思考和话语表述对“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何”之类的问题的回答,这种把握与回答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对“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何”之类的问题回答,必然意味着在“世界”的背景之下为文学活动的存在做一个界定,“文学是什么”只有在世界的“是”(存在)中才是其所是。反过来看,“文学是什么”的另一面是“文学不是什么”,“文学不是什么”的区分以否定的方式定义了文学的本质,然而这种与文学自身所是的不断区分必然生成一个“世界”,即是说只有在世界的背景下才能进行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分。正因为文学观是从本体论角度对文学的观念性把握,文学观在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者文艺美学体系中都占据着首要的地位,从理论角度看,对“文学为何”的本体论解答奠基了文学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文学价值论、文学作品、创作、接受等等层面都是对文学观的理论再现,这些层面的理论基础都在于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王国维的文学观典型地例示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第一个层面———现代的文学观念,这是从世界观层面对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规定。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曾表述过一种截然区分于传统文论的文学观,这种观念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自身独立于载道、政治、名利等方面的自身价值,兹举《文学小言》第三则的内容为例: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錣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放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玄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錣的文学之记号也。

对王国维的上述文学观,我们只聚焦他的文学观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在形态上表现为印象式、直觉性、感兴型的特征,但这种形态上的特征并不能否认中国文论的逻辑体系。不同的中国文论形态必定拥有属于体系自身的文学观,文学观的更替是文论史的常态,言志、缘情、载道等等变迁都是中国古典文论内部的演化。因而这里的问题不是王国维与中国古典文论的文学观的表面区分,而是探讨究竟是何种本质性的断裂使得王国维的文学观典范地例示了现代的特征。事实上,中国古典文论也有自己的非功利性的文学观(如著名的“声无哀乐论”),因而倒不在于无功利性的因素,真正标示了《文学小言》中的这种文学观的现代性特征的是:这种文学观体现了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文论思想的交汇,其中的“游戏说”“平息欲望”等观念明显来自于康德和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然而,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比如,对于刘勰的美学巨著《文心雕龙》来说,谁也不能忽视佛学在其中的重要影响,那么又是何种原因赋予了王国维的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文学观以现代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西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现代性”一词,要知道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从晚清向现代过渡的阶段,思想、文化、学术、政治、经济、制度、器物等各种领域对西方现代性的接受,正是中国近代历史向现代变革的根本途径和表现特征。在美学和文论的领域,这种“现代性”就体现在王国维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接纳和改造上,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典型代表,不论启蒙还是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思潮都是思想现代性的标志。与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科学思想的交流,赋予了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以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王国维的文学观是属于现代的,这一点揭示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在文学观上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的这种在西方现代美学、文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学观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小言》里,也鲜明地体现在《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中。对于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来说,王国维是从西方美学和文论角度实现观念变革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学者,而这种在接受与借鉴西方现代的美学和文论基础上完成的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体现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在世界观上的特征,新的世界观决定新的文学价值观,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词的品评一样,“词有境界者为最上”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现代式的文学观。这不仅仅是王国维个人的理论特征,其所折射的是整个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特征也正奠基于此,在这个方面可以说王国维的文学观体现并引领了中国文论在文学观念上的现代形态。

四、现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

文学观是对文学这种研究对象的观念把握,这种把握决定着我们指向、对待文学的途径,对于文论实践来说,是文学观决定着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方法。对于中国文论现代范式来说,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必定带来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上的现代转换,这种逻辑上的演进,正是中国文论现代范式的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其表现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方法上。王国维通过引进西方现代美学、文学观念来改造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由此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层面完成了文学观念上的现代革新。在方法论层面,通过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上的新问题和新材料,王国维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其在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层面上的创新,奠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现代模式。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在理论形态上往往呈现出直觉、印象式的、非体系性等特点,虽然这并不否认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美学确实缺乏思辨、形式逻辑和科学上的自觉,诚如王国维在对中西学术特征的比较上所做的断语: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ciousness)之地位也。

对于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来说,虽然也有刘勰《文心雕龙》这样的“体大虑周”之作,但是,即便是《文心雕龙》在概念使用和命题的表述上也缺乏应有的形式上的思辨和逻辑特征,按照王国维的理解,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缺乏思辨、科学上的理论自觉。出于这种认知,王国维主张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辨精神来补充和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王国维在其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中就成功地实践了这种学术主张上的革新。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一改传统研究的索引和考据之风,用西方现代的哲学美学思想来阐释红楼梦,渗透于其中的学术分科意识和用悲剧、人生来关照小说文本的方法,都典型地体现了王国维对其方法论层面的学术主张的实践。《文学小言》《人间词话》的体系和结构安排,围绕核心概念和命题,按照逻辑层次展开并表述其理解和评价文学的方式,关于文学类型的新的分类方式等等,都体现出了强烈的思辨精神和科学意识,这是王国维在研究方法上引进西学改造中国学术的比较成熟的例证。在后来的《宋元戏曲考》中,我们能够看到王国维的这种现代式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更为成熟的实践形态,《宋元戏曲考》翔实的材料、精审的考证、严谨的校勘与辑轶,体现了王国维深厚的中国传统考据学的功底,但决不能忽视融合其间的西方逻辑学和新的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事实上,正是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和改进奠定了王国维文学研究的成功。通过引进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进而在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上借助西学改造中学、借助中学改进西学,王国维实现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方法论层面的现代转型。这使得王国维成为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潮流的奠基人,这种方法论上的革新开创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在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折射了中国文论和文学批评的现代特质,西方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渗透伴随着中国现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的整个现代进程,塑造了中国文论方法论层面的现代品格。

五、现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

对于中国现代文论来说,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与批评方法的现代转型构成了其范式现代性的主要方面,但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研究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在新的批评术语及其表述上。只有通过新的批评术语及其表述这个语言符号的技术层面,中国现代文论才最终完成其现代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现代式的批评话语的生成标志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诞生。在对中国现代文论和中国古典文论的形态做比较研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批评和文论话语的表述层面,之所以说中国古典文论重直觉、印象、感悟等等,中国现代文论批评重科学、逻辑、系统等等,主要的依据就在于二者在批评术语和文学理论概念与命题表述上的区分。虽然命题和理论语法才是文学思想和文学研究方法在话语表述层面的真正体现,但是批评话语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及其存在形态的标志则体现在一些基本的概念、术语上,无论是对于思想史还是对于思想家个体来说,其思想形态或者理论体系最终会在语言表述层面浓缩为一个或者几个基本概念、范畴。因此,王国维创造性地使用的批评术语为我们揭示出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第三个层面———中国文论的现代范式的话语层面。

中国地理论文篇（8）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着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着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 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 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国地理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TU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3）21-0113-01

在岩土工程学领域中，水工环地质以及岩土工程学理论的形成，最早是从相对比较分散的水文地质和工程理论中结合发展与延伸形成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日益成熟，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的理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相关的理论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的理论体系，在岩土工程施工与建设中发挥着巨大指导性作用和意义。根据目前已经形成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来看，完整的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理论内容主要有，水文与工程地质理论、环境水文与环境工程地质理论、岩土工程地质理论、生态水文与工程地质理论、生态岩土工程地质理论等，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理论技术，在岩土工程施工建设中具有相对广泛的应用实现，并且各理论技术的相互结合应用现象也比较突出。本文将对于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进行分析论述。

1 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

1.1 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

对于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分析，要从世界性的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形成和我国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形成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概述。而世界性和我国的水工环地质核心理论包括水文地质核心理论、工程地质核心理论、环境地质核心理论。首先，世界上水文地质理论的出现和形成，是以19世纪50年代中期达西定律的建立为标志，发展至今，水文地质理论的形成建立已经有100多年的悠久历史。而在我国水文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在解放之前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方面都是空白，后来随着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地质学院的成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别才在我国首次进行建立和实现，并且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建立初期使用的教材是前苏联教材，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有了自己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教材，并逐渐的发展成熟起来。其中，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是科学技术找水理论，到80年代逐渐转移到地下水开采上，后来随着地下水开采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在面临国家经济发展与地下水资源消耗过大的情况下，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环境问题的产生，我国水文地质的核心理论正式进入到了生态环境水文地质阶段中，当代的水文地质理论应用也全面的进入到了水资源科学调配以及管理、利用发展时期，并且形成了水文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技术量化以及社会的以人为本良性循环理论系统。其次，世界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并且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我国工程地质学理论随着大型工程建设需求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工程地质的勘查，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与发展需求，得到飞快发展，并且在工程地质理论与实践水平上，逐渐进入到世界前列。最后，环境地质核心理论的形成，世界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环境地质同步。

1.2 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分析

世界岩土工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次发展大浪潮。其中，第一次发展浪潮是岩土工程的出现，它的时间比较早，达到数十万年；第二次发展浪潮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第三次浪潮则是以太沙基土力学名著的发表为标志；最后，第四次浪潮是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下出现的。我国岩土工程地质核心理论形成最早以改革开放后为起始，主要将岩土工程与工程地质环境相互结合，实现生态岩土工程形成基础上，与水文地质学以及工程地质学、岩体力学、土力学等结合学科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

2 水工环地质及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应用与发展

1）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中，水文地质理论体系最早形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主要是以地下水资源寻找技术为核心理论，并且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工农业发展以及现代建设、重点工程项目服务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和贡献。目前，我国的水文地质基础理论比应用技术发展要快，整个理论体系分为三大类型，即标准规范和手册类、标准教材、行业学术理论的研究刊物等。并且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水文地质学理论与技术也在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开创与发展成果。在水工环地质理论体系中，工程地质理论体系最早是应用在环境地质研究中，而环境地质学理论成果是以适应工程地质为主。

2）岩土工程地质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应用，与其核心理论形成几乎同步，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它是工程地质学与水文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实际应用主要是以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应用到工程建设的各个领域为主，随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技术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3 结束语

总之，水工环地质与岩土工程理论体系对于工程建设尤其是岩土工程施工建设具有极大的影响与作用，进行其应用与发展分析，有利于促进在岩土施工建设中进行应用，对于岩土工程建设发展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新强，牛振波.论当前我国水工环的现状及实现水工环地质新突破的办法[J].魅力中国，2009（29）.

[2]姜志良，韩晓敏.切实提高水工环技术水平使其更好服务于矿产勘查[J].中国科技信息，2011（9）.

[3]谢万兵，肖刚.关于矿区水工环地质工作对地方产业发展作用的探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12）.

[4]杨亲民.太原市1：5万水工环地质综合空间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J].华北国土资源，2009（1）.

中国地理论文篇（10）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著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著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国地理论文篇（11）

地方文献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是地方文献研究状况的集中体现。我们首先从建国四十年来我国地方文献研究论文的分期统计（表一），并在此基础上勾划出各个阶段地方文献研究的特征。

表（一） 地方文献研究论文分期统计（1949-1989年）

年 限

1949-1965

1966-1976

1976-1989

篇数

11

94

占总量（%）

10.5

89.5

注：材料来源1949～1980年以华东师范大学所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1980）和南京图书馆所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49～1980）为依据：1980年以后，主要以《全国报刊索引》、《图书馆学文摘》以及各主要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为依据。

1．1949～1965年

这个阶段主要围绕地方文献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地方文献如何为读者服务，以及地方文献的书目索引工作等问题展开讨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如何以地方文献为科学研究服务》、罗焕文《省地方文献的组织》、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参考研究部《我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蒋完奎《大力积累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工作服务》、赵平《积极做好地方文献工作，更好地为农业服务等文。这一阶段地方文献研究的另一特征，就是注意对地方文献工作进行初步的理论总结。例如，杜定友先生1957年在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市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上，讲述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简要地介绍了地方文献的范围、收集、分类、编目、使用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个讲稿是我国第一份关于地方文献工作比较系统的理论总结，也可以说是我国地方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一阶段还十分注意向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翻译了一批论文。如《“地方文献”这一概念的内容》、《苏联的东方文献工作》、《图书馆地志文献工作方面的几个问题》和《书目部的地志文献工作——库尔斯克省图书馆工作经验介绍》等文，对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2. 1966 ～ 1976年

期间，我国地方文献研究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3．1976年以后

1976年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文献研究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据不完全统计，1976年至1989年十三年间，我国共发表有关地方文献的研究论文94篇，占整个四十年地方文献研究论文总数105篇的89.5% (如表一所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显示出如下的特征：

（1）对地方文献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做好地方文献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发表了一批论文。如任宝帧《关于省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几个问题》、甘肃省图书馆《加强地方文献工作为本地区四化建设服务》、方文真《地方文献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这些论文对我国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地方文献工作如何为编史修志工作服务进行了探讨，发表了柳成栋《图书馆如何在配合地方志编写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文。

（2）集中对地方文献的收藏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如高树榆《谈谈搜集地方文献中的几个问题》，在介绍地方文献收集重点和方法的同时，比较早地提出了地方文献必须同时具备地方性和文献资料性这两个本质特征。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陆泰安等《关于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发掘和利用》、王仁富等《谈谈“地方文献”的搜集》、莫少强《漫谈地方文献征集方法》、吴乔生《谈谈地方文献的征集和收藏工作》等，这些论文主要介绍了地方文献收集的重要性、方法和范围等方面。

（3）对我国地方文献书目的历史沿革和地方文献书目工作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加强，扩大了地方文献研究的范围。例如柯平《地方文献书目研究》（硕士论文）、李德山《地方文献书目简论》、樵夫《地方文献目录初探》、刘子明《高似孙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等文，对我国地方文献书目的历史沿革作了一些探讨。陈加《地方文献书目工作论略》、刘志磊《试论地方文献书目》、唐国英《加强广西地方文献书目工作，努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效益》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地方文献书目的作用以及地方文献书目工作进行了探讨，拓宽了地方文献研究的范围。

（4）对杜定友先生的地方文献研究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发表了卢中岳《杜定友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业绩与评价》、罗屏《杜定友论图书馆建设和地方文献的探讨》、刘毅《杜定友对地方文献的研究与实践》等，这些论文通过对杜定友先生有关地方文献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全面考察，探索其学术思想和工作方法，丰富了地方文献研究的内容。

（5）逐步摆脱了工作经验的描述，开始加强地方文献的理论研究。发表了骆伟《论地方文献》、《论地方文献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论地方文献的特点》以及于乃义《地方文献简论》、韩朴《关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基本理论的几点探索》、罗智华《地方文献工作之我见》等一系列论文，对地方文献与地方文献工作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地方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

（6）地方文献等研究开始引起重视，1987年中山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创先开设了地方文献课程，并招收了“地方文献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历史系也于同年招收了这一方面的硕士研究生。

二、我国地方文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建国四十年来，特别是步入八十年代以后，经过广大地方文献研究者的辛勤耕耘，我国地方文献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地方文献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工作经验的总结描述，缺乏理论的升华。我们可以从下表进行分析：

表二 我国地方文献研究论文的分类统计（1949-1989年）

论文分类 收藏 整理 书目 利用 工作 理论 其它

篇 数 45 10 8 9 18 8 7

%

42.9 9.5 7.6 8.6 17.1 7.6 6.7

注：同表一

从表二的分类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文献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工作经验的叙述和总结上。例如，发表有关地方文献收藏的论文达45篇，占全部研究论文的42．9％，而地方文献理论研究的论文仅有8篇，占全部研究论文的7．6％。此外，对地方文献工作发展趋势的研究更是空白，有些文章虽然也谈到一些理论问题，但往往饱含浓厚的经验色彩，充满明显的描述特征，理论论证十分脆弱。再次，有关地方文献收集的论文主要涉及收集的途径与方法，而对地方文献收集的特点、原则等一系列理论性的问题几乎没有涉猎，这也是地方文献研究中缺乏理论升华的又一重要体现。

2．对地方文献开发利用，尤其是新技术在地方文献工作中应用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研究，是我国地方文献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之一，虽已有所研究，如李敏《地方文献综合开发利用的设想》、徐大平《关于西北地方文献资源联合开发的构想》以及莫少强执笔的《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促进地区出版物资源共享》等。但据表二，这方面发表的论文仅有9篇，占全部论文的8.6％，这表明，地方文献开发和利用的研究，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地方文献工作存在着“重藏轻用”，传统工作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现象是一脉相承的。

3．地方文献研究分散，不注重吸收他人研究成果。据抽样统计，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通讯》、《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广东图书馆学刊》等21种图书馆学期刊，在1985～1988年共发表有关地方文献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论文共45篇，其中附有引文（注释或参考文献）的论文有8篇，引文比率竟仅有17．8％，远远低于图书馆学论文的引文比率29．8％，而引用外文极少，只有2条。自引率也极低，说明地方文献研究还远未自体系。这些情况表明，地方文献工作者在将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形成学术文献时，不注重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尽管他们与图书情报工作者一样，被称为传递情报信息的尖兵，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情报吸收能力，这与地方文献工作中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是息息相关的。

三、我国地方文献研究的发展方向

从我国地方文献研究的状况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文献研究正处于从工作经验的描述和总结向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展。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强调以下几方面：

1．在马列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地方文献基础理论的研究，确定地方文献领域中的一系列科学概念，评估地方文献学的学科地位，探讨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加强地方文献学同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目录学、方志学、教育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完善地方文献研究体系，拓宽地方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积极吸收国外地方文献研究的成果，丰富我国地方文献研究的内容。

2．实现地方文献研究从工作经验型向理论指导型的转化，巩固和加强地方文献理论与工作实践的联系，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注重研究地方文献工作中的规律性问题，不仅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我国地方文献工作的经验和存在问题，而且必须加强对地方文献工作发展趋势的研究，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体系，减少或避免我国地方文献工作实践的盲目性。总之，只有开展理论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地方文献工作的水平；而地方文献的理论研究，只有面向实际，才能有效地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3．重视地方文献方法论的研究，大力加强对我国地方文献工作现代化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提高我国地方文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