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论文大全11篇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1）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二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三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3）

创业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化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早在1989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曾经组织过关于创业教育的实验与探讨;1999年,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提出,“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鼓励他们创立、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支出:“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就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大力推进创业教育,新时期培养具有创业能力和企业家思想的新一代创业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一、提高创业者素质,全面促进我国创业者人文素养发展

创业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是实质教育中所提倡的创新教育与创造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化。创业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创业教育从实际出发,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帮助创业者树立创业信心、掌握创业技能、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创新意识及能力等,孕育出高素质的创业者。接受过良好创业教育的创业者,将有能力提高新事业的存活能力,同时也可以弥补创业经验的不足。创业者在接受创业教育中,既能培养培养健全的人格,又能发展知识和能力,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本。这种创业者素质的提高将促进创业者人文素养发展,使得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二、促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调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社会的创业教育水平越高,其社会成员灵活就业、自主创业越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就越好。创业人员发展得越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就越高,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创业已成为一个全球议题,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变化。创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的促进因素”。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一系列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一系列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性变化又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在我国,创业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的情况下,创业教育直接影响创业者的素质结构,并通过创业者的素质结构牵动着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创业教育,大力提倡创新精神,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提高新一代创业者的综合素质,有利于我国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有利于创建更加适宜的积极的创业经济氛围,提高我国在激励的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三、促进高校教育教学体制改革,推动教育新发展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的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倾注于开展创业教育,提高民族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我国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不断的深入,尤其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以创造性和创新性为基本内涵的创业教育的提出和探索是中国高等教育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走向深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标志。创新创业是民族兴盛的灵魂,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缺少创业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无疑就是不适应、不完整,更不能说是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因此,应将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素质教育,以及高校质量工程的基本内容之一,将创业教育置于与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加以推进。同时,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办学模式,以及形成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任务。

四、我国高校目前开展创业教育的特点

1、初步开设了系列创业教育课程

目前开设了围绕创新创业理论、实务、实践三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教育模式出发,逐渐摸索建立创业教育的主干课程体系以及教学大纲。1998年,清华大学率先在管理学院的MBA教育中设立了“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的课程,包括创业管理、创业投资、技术创新等八门课程;北航创业管理培训学院开设了创业管理课程、创业企业设立及研发课程;西南科技大学开设的创新教育与实践、创新设计选修课、创造性思维及训练选修课。

2、教学方法不断完善

许多学校采取了教师讲授、案例讨论、师生互动、角色模拟、基地见习、组织大赛等方法,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研究,力求从探索性学习的“教学六要素”(教材、授课、案例、研讨、项目训练、考核评估)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出满足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主要针对在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课程与教学方法。

3、创业教育教材建设初具规模

从中国教材图书网查询,可查得创业类教材102种、创新类教材237种,涉及国外引进与国内编写两类。2003年前,引进翻译多,此后国内编写多。

4、初步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讨支撑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深入与发展

从1987年起,国内就已经开始创新研究,其中本身就包含和渗透着创业研究,如用GOOGLE搜索,可查询到308万项创新创业课题结果。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06年段可查到创业的文章29680篇,创新类文章247120篇。在中国引文数据库可查到创新类文章17400篇,创业类文章5760篇。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2006年时段,可查到创业类论文560篇,创新类论文5080篇。初步统计,不少学校也建立了相应的创新创业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同济大学等30多个高校建立了创业经济研究与实验中心,或创业研究中心、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等。伴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术研究逐渐热化,国内召开的创新创业教育学术研讨会也初成规模。

5、制订了一定的关于创业教育的管理办法

在教育部推动下,各高校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具有一定规划安排,制订了一定管理办法,如华东理工大学提出了本校《创新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宁波大学提出了创新学分和技能学分认定办法;上海交大编制了《学生创业手册》;中南大学实施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6、建立了创业教育实践教学机构

建立创新创业方面的实践教学机构,着力解决实践性教学与高校现有教学体制有效衔接的问题,构建了教学推动机制。如重庆工学院等15家高校建立了研究生创新创业中心,或研究生创新中心,或研究生创新实验中心。为配合实践教学,清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等100多所院校建立了创业者协会。还建立了专门的创新创业教学机构:北京航空学院创业管理培训学院;厦门大学埃塞克斯创业教育中心等。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培养的任务,坚持对我国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系统探索与研究,为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探明方向,明确具体实施途径;推动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对于高校质量工程的提升,对于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与建设,对于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4）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保险业大有作为。第一，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通过风险管理和损失补偿，为人们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利支持，可以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养老和健康保障，保险可以解决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

一、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1.经济补偿效应。保险是分摊意外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通过向所有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来补偿少数被保险人遭受的意外损失。因此，少数不幸的被保险人的损失由包括受损者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分担。作为一种集合和分散风险的机制，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保险经营技术的提高，经济补偿效应将逐步得到充分发挥。

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重大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人民生命和财产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保险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经济补偿的重任，为灾后重建、恢复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及重大煤矿事故中,保险业及时赔付，有效地恢复了生产和安定了人民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把商业保险作为养老、医疗保障和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据统计，2004年山西省保险业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保险金达到19.7亿元，2005年达到20.08亿元，2006年达到25.27亿元，2007年达到52.5亿元。例如，2004年8月18日，大同合成橡胶集团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生产线遭受严重毁坏。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查勘后，立即支付预付赔款400万元。并于2004年12月24日经公估机构里算后，向大同橡胶集团支付赔款869.59万元，使该受灾单位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2004年10月7日，山西运城虹桥旅行社承办的旅游团发生严重车祸，造成3人死亡、8人重伤、12人轻伤的恶性事故，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支付旅行社责任险赔款125万元。2008年3月9日，阳泉市平定县山西海祥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事故，造成6名矿工窒息死亡。大地保险阳泉中心支公司接到报案后，加大理赔“绿色通道”的开放力度，及时支付保险赔款120万元。

2.资金融通效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业是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筹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具有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特点，内在的投资需求使保险公司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建设资金，而且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保险具有资金融通效应。保险费是预付的，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要在整个保险期内履行，还有损失发生与给付之间存在间隔、历年赔付率波动、巨灾发生的可能性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要提留各种准备金。运用暂时闲置的大量准备金保证保险资金的运动是必要的，投资可以进一步增加收益和增强给付能力。投资收入既是金融市场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保险公司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

保险业通过收取保险费，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建立保险基金，再通过银行存款、购买国债等形式进行资金运用，为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等建设融通了资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支援了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改革顺利进行。2004年，我国各省市保费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保险需求弹性值为1.49%。

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国债、证券投资基金和同业拆借等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的资金融通效应将逐步得到发挥。

3.收入分配效应。保险基金的形成涉及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即感到风险的行为主体（投保人）愿意出钱（保险费）给另一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收到保险费后形成保险基金，当保险人出现保险事故发生损失时，愿意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赔（给）付。这是典型的交换，社会保险的财务及给付机制影响到储蓄与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供求和收入再分配的形成。

二、保险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保险作为现代生活风险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贯穿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险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而且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制度安排，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效应逐步发挥。

1.社会稳定效应。保险公司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要与灾害事故打交道，需要掌握财产的分布和各种灾害事故损失的统计资料，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积累防灾防损经验。减少灾害事故能相应减少保险的给付，从而增加保险资金积累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保险公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宣传并向防灾防损部门投资，把防灾防损作为保险的首要任务。保险赔偿只是分摊灾害事故损失，但整个社会仍受到危害，只有防灾防损才能减少灾害事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投保人投保只是预防万一，他们宁可保险费白缴，也不希望灾害事故发生。可见，保险公司是社会防灾防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

目前我国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保险业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以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创造就业机会，仅通过招收业务人员，就解决了130多万人的就业难题，缓解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效应。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快发展，社会保险费收入和参保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政策，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满足人们大病医疗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们退休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口，保险业报出了一系列商业医疗、养老保险，满足了人们较高层次的保障需要。养老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且可以减轻子女负担，增加扩展家庭效用，还可以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提高收入预期。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解除了人们医疗、养老等的后顾之忧。

3.社会管理效应。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辅助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不断开拓服务领域，保险可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政府可以运用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手段辅助社会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企业风险管理日益成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将更多地依赖于时常化的手段来解决。保险将逐步成为个人生涯规划和家庭保障计划的重要内容。

4.本地化效应。保险业只有融入地方经济，服务于地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山西省各保险公司不断寻找保险发展的增长点和服务地方经济的切入点，从支持支柱产业、服务“三农”、推动责任险等方面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宽保险发展领域。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炭储量为最。煤炭行业是山西经济的支柱产业，安全保障问题又是备受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组建专业性煤炭保险公司。针对各地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和公共责任事故，2004年12月,山西省在采煤行业推动开展煤矿职工工伤保险、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等。2006年11月，山西省开始将商业责任保险机制引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特别是采掘业、建筑业等高危行业，大力引导和鼓励生产经营单位积极投保责任保险，实现安全生产的有效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5）

1.1调查法

培训了从事调查和采访的专门人员近200人。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西部10个省区20000人，回收有效问卷17197份，回收率86%。通过走访、电话、英特网等方法采访了376名有代表性的单位领导、教师、社区体育辅导员。

1.2文献法

通过图书馆、英特网等渠道，查询、翻阅有关专著约50部，论文200余篇，报纸300多份。

2调查结果

2.1体育人口

若将我国7～15岁的在校学生，以及武装力量等当然体育人口统计在内，目前我国体育人口总数约为31.20%左右。这一数量低于发达国家，而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体育人口在15%左右，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性别结构：我国体育人口中男性占62.13%，女性占37.87%。西部地区体育人口中男性占63.3%，女性占36.7%，比例与全国水平相吻合。

年龄结构：我国西部地区60岁以上年龄体育人口占西部总体育人口的29.6%，15～25岁年龄为17.8%，37～47岁年龄为9.6%，48～59岁年龄段仅为3.5%。这与全国体育的“两头热，中间冷”的状态类同（全国体育人口16～25岁最高，61～65岁次高，41～45岁最低），这种体育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是体育人口的理想年龄结构。青壮年人对体育的疏远，既不利于我国劳动力主体的健康状况，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长远的体质改善。

民族分布：汉族在体育人口中占95.28%，共3.963648亿；各少数民族占4.72，共0.196352亿。我国各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8.99%，因此各少数民族体育人口的比例可以说是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实际比例的。我国西部地区是全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在调查中有37.1%是少数民族，体育人口为少数民族总人数的8.5%，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城乡比例：我国全部4.16亿体育人口中城市占55.11%，约为2.292576亿；农村占44.89%，约为1.867424亿。而我们对西部地区农村调查的10934人中，体育人口只有514人，仅占4.7%，因此增加西部地区体育人口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广大农村。

2.2体育行为

调查分析认为，西部地区大部分人群缺乏自觉锻炼的积极性。尤其是中青年人，由于工作忙、任务重，加上没有引导与组织，极少参加健身活动。有些人有参加健身活动的愿望，但是由于不懂得锻炼的方法，缺乏场地器材等，从而影响个人健身行为。据调查，西部地区人民对群体工作的要求和愿望依次为：要求建立配套的体育场所，占22.3%；要求进一步宣传，占19.8%；希望能有专人指导体育锻炼，占15.1%；希望建立健全群体的法规政策，占13.4%；希望进一步开放体育场馆，占12.5%；其它有6.0%的群众对群体工作的要求和希望说不清楚。

2.3体育消费

西部地区大部分人群体育消费意识淡漠。由于受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和传统观念以及经济收入低等因素的影响，“花钱买健康”的观念还未被群众广泛接受。西部地区人们希望承受的体育消费水平大部分集中在年平均消费5～10元和10～20元。超过50～100元的体育消费寥寥无几，其中男性占3.6%，而女性仅为0.3%。

2.4体育场馆建设

我国体育场馆的建设由东向西呈逐级下降趋势。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教委、全国总工会、农业部等单位于1995年11月～1996年10月共同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体育设施普查结果，截至1995年底，我国拥有符合普查标准的体育场地615693个，累计投入372亿元。在体育场地建设投资中，东部地区投资占全国总额70%，而占有大部分国土面积的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额的10%。

3影响原因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发展状况与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3.1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自身积累能力差，体育产业所需的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严重不足，这是制约西部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

3.2市场意识淡漠

长期以来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禁锢着改革开放思路。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存在，传统、保守、封闭的小农意识积淀很深，这是西部地区体育发展落后的思想根源。

3.3物质基础差

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加上改革滞后，因此对体育发展的物质投入明显缺乏，特别是体育场馆建设严重不足，体育设备质量差、数量少。

3.4人力资源缺乏

在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最重要的，丰富的人力资源是体育发展的必要条件。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教育落后，人才流失严重，给社会体育和体育经济的管理与发展带来巨大阻力。

4发展对策

4.1社会体育发展对策

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介绍体育活动的价值与功能，提高人们对体育运动增进健康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使更多、更广泛的群众了解、熟悉并进而热爱参与体育活动。

提高对民族传统项目的娱乐审美性，大力发扬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

增加各级别的民运会、农运会以及非奥运体育项目大会的次数，使西部地区的群众有更多机会参加体育竞赛活动，推动西部社会体育的蓬勃发展。

利用文化使团的出访活动，加强宣传，推广富有特点的民族体育，使西部民族体育走向世界，并以此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4.2体育经济发展对策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强化市场意识，确立体育产业的战略地位。

建立一套完善合理的政府咨询管理机构。合理立法、严格执法，规范体育产业的市场管理。建立、健全开发管理结构，大力引进竞争机制，增强市场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培养一批体育产业经营人才，提高体育产业管理水平，致力于本地区体育资源的存量盘活。

充分发挥民族特色中地域特色优势，发展西部地区体育旅游，把观光、度假、购物、商务活动、娱乐健身融为一体，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强化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体育旅游、体育产品的生产、体育产品的销售形成一条龙，促进西部体育经济的全面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6）

论文摘要：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l,at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通渭县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于2004年被列入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试点项目，经过3a实施，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农户人均纯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基本情况

通渭县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是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实施期为2004—2006年，项目区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气温3～5oC，适宜各类生物生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该地区为石质山地，项目区辖陇阳、北城、寺子3乡，12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为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总面积93．30kmz。完成封禁面积56．25km2．人工补植9Ohmz,人工种草277．5Ohm2,设立封禁工程围栏5km、标志碑5座、标语牌9O个、封育区“四至”边界标志界碑600个；新建管理房3间、示范养殖圈舍150座。布设植被监测点5个、气象观测点1个、径流泥沙监测点1个，选择监测典型农户60户。

2生态修复成效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该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水清、山绿、水土流失减轻，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生物、产业趋于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到项目实施年限末期，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监测区年土壤侵蚀模数由1430t／km。·a降为964．40t／km项目区内农户人均纯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结构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变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为农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饲养殖数量6000多(只)，实现牛、马、猪、兔、鸡、鸽等多元化养殖。各产值机构有了较大变化，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几点启示

3．1科学规划，对位配套措施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运用上，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为核心，依据“源于自然，还于自然”的思想，为大自然恢复其自我修复能力创造条件，对位配置各类措施，以封为主，封禁、补造、抚育、管护并重，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使项目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隔离区，减少或禁止人、畜活动对生物群落的干扰和破坏，促使土壤质量正向发育，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向健康状况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加强组织、建章立制、加大宣传是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

生态修复是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修复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专门成立项目执行领导小组，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权属。制定和颁布有关项目建设的法规及管理制度，对生态修复区林草及其设施的管护管理提出具体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庙会等多场合、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印发传单、公告、宣传画及日历和手册。为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整合项目，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涉及农、林、水、环保、畜牧、财政、扶贫、科技等诸多方面，综合性很强，我们利用中央资金的主导作用和退耕还林草的机遇，深化投资管理机制改革，整合项目资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相互配套，镶嵌实施，达到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资金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在项目建设中，与相关部门在工程实施、科研和监测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合作，全面提升生态修复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态修复进度。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工作机制。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3．4立足实际，政策引导，狠抓落实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

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必须按照“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科学，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坚持川台河谷区发展全膜覆盖玉米、浅山区种植马铃薯、深山区发展畜草产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思路，大胆探索，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潜力，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利益驱动，解决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使支柱产业开发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生态修复，既满足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条件，又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3．5依法监督，狠抓管护是生态修复效益正常发挥的保证

生态修复能力的体现根本在于彻底控制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一切干扰因素和防止水土资源的污染，关键是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封禁成果管护。为此，要采取以下强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监督执法网络。县、乡、村、社四级执法网络组织机构健全，并逐级签订监督管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权、利绝对明晰。

②依法具体落实“三区”划分与“三权一案三同时”制度，严格管理，奖惩兑现。加强修复成果管护。

同时，对水保预防监督执法的检查情况纳入乡镇年终综合考核评比的内容，推行奖励机制，以管促封。使生态修复效益能够正常发挥。

3．6合理布设监测网络，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工作所获取的基础数据，对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及评价意义重大，根据基础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网络，采用实地定点、定时，多方位、多层次、多目标、多样点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着重做好以下监测内容：

①蓄水效益监测。定点观测和统计径流、土壤侵蚀、泥沙变化、流域降水量等数据，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态效益监测。林地监测：采用多样点抽样调查法。草地监测：选用不同草地类型，采用刈割测定生长量等，分析评价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

③社会效益监测。通过布设网点社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以定点观测和典型农户调查结合，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5%。在48771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5%,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占到全国当地总数的46.9%,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3]。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4]。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影响的对策

通过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进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1.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部分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则给部分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现在许多企业感到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因此，劳动保障局要强调提升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执法的同时要做到服务至上。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帮助一些用人单位了解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未雨绸缪，规范用工行为。做到裁员不欠薪，失业有保障，既维护企业利益又保障职工权益；采取积极手段，及时贯彻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市有关“应对危机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政策，如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费率等，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2.保增长，促发展，坚定发展的信心。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我国经济遇到许多困难，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这场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大都对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心理压力增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感到迷茫。在经济困境时，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和采取了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长、促进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应从多方面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使企业度过艰难期，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严惩恶意逃跑企业主、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跨国追责。

劳资双方共渡难关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转嫁危机，防止借共渡难关为由，企业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工人承担。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盈利，企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当经济不景气时，有的企业主为逃避责任而逃跑，把责任转嫁给员工。为此劳动监察部门事先监控重点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要做好预警工作，各级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防范企业主逃跑，使之图谋不能得逞，对逃跑企业主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严惩，起着警示作用。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国家将跨国追究责任。

4.工会教育员工和企业主共渡难关教育。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机下，劳资互信互助互谅，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业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现困难讲清楚，使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措施正确、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有长远的考量，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双输”局面。

5.劳资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个别企业趁机见缝插针侵犯劳动者权益，还拿出“应对危机，无奈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还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试图把法律规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机不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选择的，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无止境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度时艰”[4]?当然应该是后者。金融危机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劳资矛盾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劳资矛盾越是增多、劳资冲突越是加剧越应该保护处于弱势劳动者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冲突降到不至于爆发大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400.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8）

20世纪50年代，有关方面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沿海和内地；60年代，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活跃和深化，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划分方法。主要有：

（一）三大地带。这一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但不同的时期，每个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不同。在三大地带的概念提出之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曾被视为属于东部；内蒙古曾被视为属于中部。后来，人们对此划法提出了很多异议。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三大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逐渐被确定了下来。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8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二）六大综合经济区。包括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三）七大经济区。包括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华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华中（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华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西南（四川、贵州、云南、）。

（四）九大经济区。这里有两种划法方法。第一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黄河中游流域（山西、河南、内蒙古中西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北地区（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等。第二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北部内陆（山西、陕西、内蒙古）、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东部内陆（河南、安徽、江西）、中部内陆（湖南、湖北）、南部沿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部内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等。（五）九个“大都市经济圈”。包括沈大（沈阳、大连）、京津冀（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济青（济南、青岛、烟台）、大上海（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杭州）、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珠海、汕头）、吉黑（长春、哈尔滨）、湘鄂赣（武汉、长沙、南昌）和成渝（成都、重庆）等。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区域的划分方法比较零乱。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官方比较接受的是“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法。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的分析。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为适应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之需，中国区域的划分必须遵循以下九个原则：（1）空间上相互毗邻；（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相近；（3）经济发展水平接近；（4）经济上相互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5）社会结构相仿；（6）区块规模适度；（7）适当考虑历史延续性；（8）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型；（9）便于进行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对照以上原则，可以发现，前面提到的各种划分方法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有的区块过大，不便于深入分析区域差别；有的没有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不便于搜集整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数据；有的没有考虑历史延续性，提出的概念与常识不符；有的覆盖的区域不全，不是完整的区域划分。

根据以上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种种弊端，我们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如下区域：

1.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总面积79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0696万。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结构相近，历史上相互联系比较紧密，目前，面临的共同问题多，如资源枯竭问题、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问题等。

2.北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二市两省。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8127万。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达，在对外开放中成绩显著。

3.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总面积21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3582万。这一地区现代化起步早，历史上对外经济联系密切，在改革开放的许多领域先行一步，人力资本丰富，发展优势明显。

4.南部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三省。总面积33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2019万。这一地区面临港、澳、台，海外社会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

5.黄河中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三省一区。总面积160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8863万。这一地区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地处内陆，战略地位重要，对外开放不足，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6.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总面积68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23085万。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良，人口稠密，对外开放程度低，产业转型压力大。

7.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三省一市一区。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24611万。这一地区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贫困人口多，对南亚开放有着较好的条件。

8.大西北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两省三区。总面积398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5800万。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市场狭小，向西开放有着一定的条件。

二、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

比较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可以从多侧面进行。本报告主要从基本情况、经济总量与结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等6个方面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各大区在地域面积、人口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1）从地域面积上看，大西北地区最大，地域39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大陆）的41.42%；东部沿海地区最小，地域21万平方公里，占2.14%。（2）从人口规模上看，西南地区人口最多，2001年，人口24611万，占全国的19.28%；大西北地区人口最少，人口5800万，占4.54%。（3）从人口密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最为稠密，2001年，人口密度为660人／平方公里；大西北地区人口最为稀少，人口密度为15人／平方公里。前者为后者的44倍。

表1各大区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下同。

（二）经济总量与结构

1.经济总量

从表2可以看出，（1）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最大，2001年，GDP21211亿元，占全国的19.87%；大西北地区经济总量最小，GDP3296亿元，占3.09%。前者为后者的6.4倍。（2）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水平最高，2001年，人均GDP15617元；西南地区人均GDP水平最低，人均GDP4698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3）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4个地区，分别是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的也有4个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4）在沿海地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南北差距。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超出北部沿海地区的43.68%。

表2各大区经济总量

2.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

表3和表4报告了各大区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等方面的情况。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1）第一产业在西南地区的比重最高，2001年，其增加值占西南地区GDP的22.16%；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比重最高，其增加值分别占东部沿海地区GDP的50.55%和40.66%。（2）西南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最高，2001年，第一产业就业占西南地区就业总量的62.75%；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32.05%；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33.16%。（3）虽然从增加值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已退居次要位置，其份额均小于相应地区的1/4，但是，从就业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仍居于首要地位，其份额无一例外地高于相应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其中，有5个地区接近或超过50%，分别是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4）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2001年达52.1%；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为26.8%。前者比后者高25.3个百分点。（5）各大区城市化任务相当艰巨。城市化水平接近或超过50%的只有3个地区，分别是东北、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除此之外，所有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均在40%以下，有些地区甚至不足30%。

表3各大区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2001年）

表4各大区一、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2001年）

（三）基础设施

1.交通运输设施

从表5可以看出，（1）北部沿海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铁路25公里；其次为东北和长江中游地区；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铁路密度仅为2公里／千平方公里。（2）以线路密度为标准，南部沿海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公路536公里；其次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线路密度超过400公里／千平方公里；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公路密度仅为48公里／千平方公里。（3）东部沿海内河航运状况最好，水网密度高，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内河航线177公里；其次为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4）综合起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交通条件最好；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也相当不错；而大西北地区交通条件最差。

表5各大区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公里／千平方公里，2001年）

2.城市基础设施

从表6可以看出，（1）各大地区自来水使用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都不是很高，比重最高的大西北地区也只有63.99%的水平；经济发达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分别只有63.26%、61.72%和47.43%的水平；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比重只有45.44%。（2）各大区煤气、天然气和石油气使用人口的比重都比较低，比重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也不足60%；长江中游、大西北、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的比重尚不到40%，依次仅为38.91%、35.95%、27.95%和16.79%。（3）从相对水平上看，东北、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废水处理设备的负荷较重，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的负荷较轻；除南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各大区工业废气处理设备的负荷都比较接近。（4）总的来看，各大区城市基础设施都不充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表6各大区城市基础设施（2001年）

（四）对外开放

从表7和表8可以看出，（1）无论从进出口状况还是从利用外资状况来看，南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都最高，对外依赖程度也最大。2001年，南部沿海地区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0.42%，进口占41.80%，出口占38.90%，实际利用外资占37.30%，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35.19%；进出口依存度为110.44%，进口依存度为59.63%，出口依存度为50.80%，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3.48%，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0.32%。（2）沿海三个地区即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开放程度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按开放程度高低排序，则南部沿海先于东部沿海，东部沿海又先于北部沿海。（3）如果从进出口和外资利用占全国的比重看，大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最低。2001年，大西北地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84%，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31%，与开放程度最高的南部沿海地区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从进出口依存度看，则长江中游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低。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进出口依存度7.36%，进口依存度3.99%，出口依存度3.37%，和南部沿海地区相差103.08、55.64和47.43个百分点。

表7各大区对外开放基本情况（％，2001年）

表8各大区对外开放基本情况（％，2001年）

（五）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

1.市场规模

从表9可以看出，（1）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市场。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86亿元，占全国的18.72%。（2）沿海三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于其他地区。按规模大小排序，则东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北部沿海又先于南部沿海。（3）北部沿海地区商业和餐饮业的规模最大。2001年，北部沿海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98.9万，占全国的20.51%。（4）大西北地区市场规模、商业和餐饮业规模最小。2001年，大西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0亿元，占全国的2.77%，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7；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15.5万，占全国的3.22%，不足北部沿海地区的1/6。

2.居民购买能力

从表10可以看出，（1）就城镇居民购买能力而言，南部沿海地区最强，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黄河中游地区最弱。2001年，南部沿海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9510.5元，人均消费支出7255.9元；黄河中游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5364.7元，人均消费支出4225.5元，分

表9各大区市场规模(2001年）

别只有南部沿海地区的56.41%和58.24%。（2）就农村居民购买能力而言，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大西北地区最弱。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4303.5元，人均消费支出3032.5元；大西北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1604.1元，人均消费支出1243.0元，分别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37.27%和40.99%。（3）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大于城镇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2001年，八个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方差为0.6158，小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9592的均方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均方差为0.5530，小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0.8916的均方差。

表10各大区居民购买能力（元，2001年）

3.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

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已基本上实现小康。在城镇，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已经普及，各地区差别不甚明显。在农村，一些传统耐用消费品尚未普及。为扼要反映各大区在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上的差异，本报告选择城镇家庭电脑拥有量和移动电话拥有量，以及农村家庭彩电拥有量和摩托车拥有量等项指标进行了比较。见表11。

表中可见，（1）南部沿海地区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高。2001年，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电脑27.5台，拥有移动电话76.4部；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彩电76.9台，拥有摩托车57.4部。（2）总体上看，沿海三大区城乡家庭拥有典型耐用消费品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就城镇居民家庭而言，东部沿海地区高于北部沿海地区。就农村居民家庭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难分高下。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拥有彩电的水平高于北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北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拥有摩托车的水平又高于东部沿海地区。（3）就城镇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大西北地区。2001年，大西北地区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电脑7.1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20.4台；拥有移动电话24.4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52部。（4）就农村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2001年，西南地区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彩电37.7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39.2台；拥有摩托车10.9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46.5部。

表11各大区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台或部／百户，2001年）

4.生活条件

反映居民生活条件的指标很多。这里选择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万人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对各大区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比较表明，（1）大西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多，2001年，达31.1平方米；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少，为22.1平方米，比大西北地区少9米。（2）东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多，2001年，为37张；西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少，为20张，比东北地区少17张。

表12各大区生活条件（2001年）

（六）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

1.投资和财政能力

表13和表14表明，（1）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最大。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前8个月，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21.29%、21.23%和22.96%；大西北地区最小，上述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4.32%、4.54%和5.21%，比东部沿海地区小16.97、16.69和17.75个百分点。（2）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论，沿海三地区的投资能力强于其他地区。在沿海地区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北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南部沿海地区。（3）从财政能力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21.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高于其他任何地区，达1239元。（4）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来看，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差，2001年，其比重只有2.8%。然而，从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最差，人均只有300元，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4。（5）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均小于其人均财政支出。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均有财政转移支付。从人均水平上看，大西北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最多，达999元；南部沿海地区获得的最少，为245元。

表13各大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

表14各大区财政能力比较（2001年）

2.技术开发能力

从表15可以看出，（1）从专业技术人员的绝对量看，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最多。2001年，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占各地区总人数的16.53%。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科技人才总量也不少，南部沿海地区人才总量较少。西北地区人才总量最少，2001年，比重仅为5.19%，比西南地区低11.34个百分点。由于改革以后，民营部门的科技人才不断增多，上述人才总量分布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2）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水平看，东北地区人才最为富裕。2001年，东北地区每万人中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201.2名。其次，为大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区。人才最为匮乏的是西南地区，同年，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127.2名。此项标与前项指标似乎给了人们以相反的印象。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各大区人口总量存在着巨大差异。（3）北部沿海地区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最多。2000年，其研发费用占各大区研发费用的28.87%，超过各大区总费用的1/4。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也比较多。大西北地区的投入最少，2000年，其投入只占1.53%，不足各大区总费用的1/50。（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人才培养能力较强，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弱。2001年，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了16%，大西北地区只有1.53%。在沿海地区中，南部沿海地区人才培养能力最弱。

3.产业能力

表16表明，（1）从工业生产能力来看，1997年，东北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强，增加值占全国的21.18%；东部沿海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强，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22.56%、23.47%和28.10%。东部沿

表15各大区技术开发能力（2001年）

注：a为2000年数据。

海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弱，增加值只占全国的4.23%；大西北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弱，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1.78%、3.12%和1.17%，与制造能力最强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均相差20个百分点以上。（2）从开发区建设情况来看，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比重最大，达28.66%；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达34.02%。大西北地区开发区建设最不理想。同年，大西北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比重只有0.77%，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0.13%，均不到全国的1%。

表16各大区产业能力（％，2001年）

4.商业联系能力

表17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人员往来最为频繁，大西北地区最为稀少。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旅客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18.38%，大西北地区占4.59%，前者高于后者13.79个百分点。（2）北部沿海地区货物运输最为繁忙，大西北地区最为冷清。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0.52%，大西北地区占3.55%，前者高于后者26.97个百分点。(3)北部沿海地区交通工具最多，大西北地区最少。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民用汽车拥有量占全国的比重达22.57%，大西北地区占4.82%，前者高于后者17.75个百分点。

表17各大区商业联系状况（％，2001）

5.经济活力

表18表明，（1）从当前的经济活跃程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2000和2001年，GDP分别增长10.8%和10.3%；西南地区最弱，GDP分别增长8.2%和8.5%；前者比后者高2.6和1.8个百分点。（2）沿海三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强于其他地区。2000年，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三地区经济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表18各大区经济增长（以上年为100）20002001

东北109.2108.7

北部沿海110.0110.3

东部沿海110.3110.8

南部沿海109.4110.4

黄河中游109.0109.1

长江中游108.9108.8

西南108.5108.2

大西北109.2108.6

三、简要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不便于深入分析地区差异，本报告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把中国分为区域，即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

——各地区在地域范围、人口规模和富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大西北地区地域最为宽阔，西南地区人口最为众多，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富庶。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9）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揭示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过计划和市场这些概念，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他们认为，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换是私人生产者的一种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第348页。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10）

山西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最初比较简单，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个别地区在物产中只记录了玉米的名称。乾隆年间，南部的绛县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对玉米的形态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白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1]光绪年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对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内容：光绪六年（1880年）《闻喜县志》记有“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九年（1883年）《怀仁县志》中记载：“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广种）”；在民国时期方志中，才见到如“玉蜀黍……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2]这样一些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比较详细的记载。一、玉米在山西的别称及来源玉米的别称甚多，全国约有70余种，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麦、玉麦、棒子等10多种。在这些别称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围最广，其他别称通行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如表1所示，称“玉米”的地区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县；称“玉蜀黍”的县份在山西全省各个地区中都有，从北部的大同、怀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阳、寿阳，再到南部的岳阳、安泽、翼城、襄陵、沁源、安邑、闻喜、绛县、新绛，都做如此称呼；称“玉茭”的地区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东南部的襄垣、长子、阳城；称“包谷”的地区有清源、文水、河津；称“玉谷”的地区有安邑、芮城；称“御麦”的地区有阳城和新绛；称“玉麦”的有南部的乡宁和翼城；而其他别称只出现在个别县的方志记载中。同治《建始县志·物产》曰“包谷，山陕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记载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现的，这是因为“……谷谱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关西呼蜀黍为稻黍，今山西平阳、汾州诸郡人，余见其通呼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见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别称，因为玉米“其苗叶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称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对“玉秫秫”和“玉茭茭”这两个别称，光绪八年（1887年）《寿阳县志》中这样记载：“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认犹之椒菽同，从叔声而异读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称为“包谷”，大概是因为“结实有皮包之”[8]和“《本草纲目》始入谷部”[9]这样的原因。中国直呼玉米的地区不广，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包谷”是对玉米最普遍的称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别称，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学诚说：“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谓合五而六也。”嘉庆《河津县志》：“包谷一名禹谷”，嘉庆《商城县志》也载：“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称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写道：“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10]玉麦之称，在明清两代多见于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肃、陕西中部、河南等地区，另外，安徽、直隶、山东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为什么叫玉麦？据光绪《名山县志》的解释：“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厅志》曰：“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新津县志》则说：“玉麦，言其粒如麦也”。看来，果实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麦子，是玉麦称呼的由来。表1山西玉米别称及通行县区分布名称|通行地区玉米|（光绪）定襄县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绛县（道光）繁峙县、大同县（光绪）怀仁县、清源乡、寿阳县、闻喜县、盂县（宣统）文水县（民国）昔阳县、岳阳县、安泽县、翼城县、襄陵县、沁源县、安邑县、新绛县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阳城县（嘉庆）长子县（道光）繁峙县（同治）河曲县（光绪）定襄县（民国）太谷县、平定县、襄垣县包谷|（光绪）清源乡、文水县（嘉庆）河津县玉谷|（民国）安邑县、芮城县御麦|（乾隆）阳城县（民国）新绛县玉麦|（民国）乡宁县、翼城县禹谷|（嘉庆）河津县舜王谷|（万历）稷山县棒子|（民国）安邑县表注：括号中朝代系后列府县乡志书的刊版年代。关于“御麦”这一别称的由来，在同治十三年《阳城县志》中这样记载：“以曾经进御，故名”。在两湖地区也有将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为玉米曾经是贡品，而在称呼前冠以“御”字。总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名称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继承了玉米来源地的名称。二、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和途径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到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稷山县志》的《物产·谷属》中列有“舜王谷”，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关于玉米的最早记载，和相邻省份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相比，山西早于直隶，晚于河南、山东和陕西。另外，对玉米有较早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阳城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绛县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庆、道光年间，南部的长子和河津县，北部的大同县和繁峙县在其地方志中对玉米有了比较简单的记载。[11]但是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对玉米的记载却是在光绪乃至民国时期，即使是主产玉米的晋中地区也是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御麦，今潞属广植”，[12]这说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玉米在山西的种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绪年间的大部分县志中都不见有玉米的记载）。根据以上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的先后来判断，玉米在山西省内的传播途径是由晋南和晋北同时向晋中地区推进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明朝末年，晋南的稷山县首先开始种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晋南的阳城县、绛县和晋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种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种植分别由晋南和晋北逐步向晋中地区推广；光绪前期，晋南、晋中和晋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种植，但分布范围狭小；民国时期，在山西大部分县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见到玉米的记载了。从玉米最初传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种植经历了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玉米在山西的种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应与山西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清一代相当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光绪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山西的影响极为严重。据方志记载，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内的任何地区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康熙《五台县志》卷八收录阎襄《饥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饥转徙十之六七，斗米钱数百不得……”；民国《永和县志》卷一《祥异考》载：“（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晋省连遭大旱，永邑更甚……盗贼遍地，饿殍盈野，性命贱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二《大事记》载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饥，民食树皮草根”；民国《万全县志》《杂记》载：“嘉庆九年，夏无麦，秋无禾，粮价腾贵，麦石价银二十五两，人民离散。十年，无麦无禾，饿死、逃亡过半。”所以，在玉米传入山西的最初时期境内各地区就遇到频繁发生的荒旱。这些灾害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或绝收，饥不得食的农民或就地饿死，或流离失所，劳动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损失。玉米虽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长期中要求高温，蒸发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区，灌溉条件好才能生长。山西南北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在农业生产资源及地理条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临汾与运城两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无霜期长，气候较为温暖，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区略强一些，但该地区一直以生产小麦为主，外来作物玉米还一时无法取得主导地位；晋中地区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水利条件一般化，是山西最为普通的产粮区，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供给也相当紧张，每有灾害，人口流失也很严重；与南部相比，晋西、晋北地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条件极度低下，粮食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当地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传播种植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来，迄今二百余岁，中间水旱交咨，在所时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从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灾如光绪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西境内的自然灾害就没有间断过，直到光绪初年发生了“丁戊奇荒”这场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灾害，全省上百个县似乎没有例外地同罹惨祸，山西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计》称：“溯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秋雨伤禾，谷米多黑，则晋灾之始也。至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省南一带，饥谨荐臻，至丁丑，则赤地千里。”[14]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的晋南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然条件远不如晋南的晋北和吕梁地区，就更没有进行玉米种植的能力了。灾害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绝对下降，过半劳动力的死亡和逃移，[15]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光绪前期只有少数县份对玉米做了记载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劝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来到山西，补充了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产量高而稳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适应范围广，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种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普及开来，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处处有玉米了。据研究，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有海陆两路：陆路一自波斯、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海路则自美洲、东南亚至沿海的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这三路玉米传播源逐渐向中国腹地进行渗透并最终融合。[16]从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别称来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肃两股玉米传播源，因为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别称绝大多数都尾缀“粟”字、“豆”字，或带有“芦”字，山西对玉米的别称却不曾有这样的字，而是像陕西一样称为“玉蜀黍”，像云南一样称为“包谷”，或像河南一样称为“玉麦”。这两股玉米传播源相继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别称，如地处山西中部的文水县，在其光绪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标志云南传播源的别称“包谷”，又有标志甘肃传播源的“玉桃黍”[17]；表现之二是这时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罗列多种玉米别称，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18]玉米是如何传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能确切考证。但根据山西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推测，玉米引种到山西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由当时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种子带回到山西，经过本地农民试种获得成功，继而在山西各地推广开来；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开垦荒地的时候，种植了在家乡时曾赖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错，山西的农民也开始种植。关于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情况，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经商以商品的长途贩运为主，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如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全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及新疆的经济活动史料中多有记载：山西潞泽二州是与三吴、越闽齐名的丝织专业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阆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21]“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22]潞泽丝棉织物的染色，对颜料的需求很大，因而丝绵生产又推动了山西颜料商的发展。山西颜料商见于碑刻记载的有平遥和临汾县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经营，所售颜料出自本地，或是贩自四川。日升昌票号前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所贩颜料中，有铜碌一种，出四川省，因自行重庆府制造铜碌，运至天津，以备销售，亦甚获利。”[23]明代，随着山西盐商在国内地位的日益显赫，河东盐销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今洛阳）、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沁、辽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来就参与了西茶市与西番的交易（交易地点在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杨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买茶，让茶商与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25]我们没有发现山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资料，但在张掖、武威见到过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遗址，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能充分说明山西商人在甘肃曾经有过长期的经营活动。四川、甘肃、云南、陕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万历之前先后开始种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与这些省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玉米传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晋商的经营习惯，分号与总号之间在人员和货物上的往来都异常频繁。另外，我们将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最初传入地与山西商人的发迹期、最初发迹地做一比较，发现在时间和地域上两者都相当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对玉米做最早记载的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县志》，稷山在明代隶属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国取得显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1488—1619年），晋南的蒲州、平阳一带则是山西商人最初的发迹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域，为我们的推测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明朝初年开始，山西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远的州县，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当地从事耕耘”，[27]这些州县有隰州、吉州、岚县、岢岚、临县、永和、浮山、岳阳等。光绪六年（1880年）刊《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年代玉米播种面积（万亩）总产（吨）亩产（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麦薯类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注释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产》。

[2]民国18年《翼城县志》，卷8，《物产》。

[3]山西省农业厅农业志编写组：《山西方志物产综录》，1995年，第39页。

[4]同上。[5]同上。

[6]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7]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3，《物产·谷属》。

[8]宣统元年《文水乡土志》，卷8，《植物·第六课》。

[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0]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谷部上》。

[11]嘉庆二十一年《长子县志》，卷3，《物产·谷属》；嘉庆《河津县志》；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1，《物产》；道光十六年《繁峙县志》，卷3，《物产·谷类》。

[12]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3]光绪《增修祁县志》，附李芬《捐赈人名序》。

[14]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11，《艺文志上》。

[15]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7~188页。

[17]光绪九年《文水县志》，卷2，《物产·谷属》。

[18]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9]《阅微草堂笔记》，卷23，《滦阳续录五》。

[20]安恭己：《新修太谷县志序》，见民国《太谷县志》

[21]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6页。

[22]顺治《潞安府志》，卷1，《物产》。

[23]《晋商盛衰记》，太原监狱石印，民国12年，第9~10页。

[24]《明史》，卷8，中华书局点校本七，第1933页。

[25]《杨石淙文集》二，见《明经世文编》（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9页。

[2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9页。[27]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28]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9页。[2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0]民国18年《新绛县志》，卷3，《物产》。

[31]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2]民国27年《平定县志》，卷2，《物产》。

[3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232页。

社会经济发展论文篇（11）

一、××经济发展机遇与优势

1、××经济发展机遇

能源需求带来的发展机遇。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对能源的需求也在急速增加，自20__年以后，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增长速度逐年提高，从总量上看，四年间增长了66703万吨，从增长速度来看，20__～20__，每年比上年增长都超过了13％，说明了我国经济的高度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山西在煤炭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作为煤炭大省的战略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随着全球油价的攀升，煤化工行业出现升温，国内外能源产业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山西。而××作为晋南的中心城市，矿产资源丰富，能源工业发展潜力巨大，其中乡宁县的主焦煤为全国三大主焦煤基地之一，丰富煤炭资源使得××成为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也为××的发展带来机遇。

国家实施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向内陆地区倾斜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由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模式转变。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的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东部因此迅速崛起。9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党和国家又制定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深化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发展这三大战略。20__年3月，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构想，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从国家“中部崛起”的提出，到现在确定清晰的发展路线，形成了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对于内陆地区的山西来说是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山西承东启西，连南通北，自然、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拥有比较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和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是中部地区的典型代表。××是晋南的中心城市，有独特的地理交通优势，位于西安、郑州、太原的三角带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黄河中游地带枢纽，在中部崛起大机遇中无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空间集聚论认为，人才、资金、知识技术等在一个区域内频繁流动时倾向于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内集聚和重组，而这种集聚和重组由依赖自然资源赋予的比较优势转向依靠社会创造的竞争优势。正是由于社会资源的这种空间集聚性特征，使包括××在内的处于东西交汇的广大中部地区相对于本文来源：文秘站 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和对东部沿海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优势。随着国内外产业重组和生产要素转移的加快，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陆续转移内地，实现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工业基础较好，能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相得益彰，劳动力成本较低，只要我们的工作能跟上，完全有条件：在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

区域发展一体化带来的机遇。据有关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大都市圈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间的竞争尤其是城市间的竞争表现得更为突出，经济实力强的大都市和由城市联结起来而形成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在竞争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区域发展一体化有利于资源、资本、市场、劳动力等共享，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属于黄河中游合作区，相对于区域内的发达地市来说，××的生产力相对落后，因此要抓住机遇，尽快融入到这一区域并发挥作用，积极与发达地区合作，壮大本地区经济实力，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

2、××经济发展优势

××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东倚太岳，与长治、晋城为邻；西临黄河，与陕西隔河相望；北起韩信岭，与晋中、吕梁毗连；南与运城接壤。由于地质因素的作用和自然地理特征，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矿产资源优势。××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已经探明的矿产有38种，其中燃料矿产2种、金属矿产12种、非金属矿产24种，在全省11个地市中名列第二。尤其 是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总储量达960亿吨。 20__年，全市原煤产量4766.4万吨，占全省的7.6％；生铁产量为1173.4万吨,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是山西省重要的能源城市。二是交通优势。××是晋南的中心城市，位于西安、郑州、太原三角带中心，具有独特的交通地理优势。已经建成通车的霍侯高等级公路和大运高速把××地区的交通状况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初步形成了铁路、省际公路、省内干道、县乡公路、矿区公路、旅游公路、循环公路及与之相配套的干支结合、纵横交错的开放型交通网络。三是工业基础优势。做为山西能源重工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的××，以煤、焦、铁、电力为四大支柱行业。近几年来，××在化工、轻纺、电子、食品、医药工业、各种制造加工方面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煤、冶金、机械、铸造、电力为骨干，化工、轻纺、电子、食品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四是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悠久的文化历史和特殊环境为其造就了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旧时期时代的丁村遗址、文物丰富的候马晋国遗址、“借问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寻根祭祖园、全国四大名塔之一的广胜寺飞虹琉璃塔、尧庙、小西天、苏三监狱，无一不彰显××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1、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中的支柱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中的能源工业，在全市工业总值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煤炭工业又是能源工业中的重中之重，从而形成了过分依赖煤炭资源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无论产值还是容纳的就业人数，依次是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由提高到降低，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提高。20__底，××的第三产业总值达到194．3亿元，占全地区生产总值的29.51％，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34．91％，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39.06％。由此可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无论所创产值还是劳动力容纳量都小于中东部发达城市，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2、高新技术力量薄弱，人才短缺。在高新技术、人才方面主要有以下方面的不足。一是科技经费投入不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高新技术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就是研究和开发新科技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这个指标在国际上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而××的地方财政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与发达国家及我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从研究经费来看，20__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0．7％左右，山西省为0．1％，而××仅为0．04％。二是人才流失、课题带走、科技人员呈现减少趋势。××科技队伍及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近几年流失现象较严重，科技人员呈减少态势，使本来就缺少高层次人才的队伍更加弱小。三是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①国有企事业单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即71％的人员在事业单位供职，生产经营一线人员严重不足。②年龄偏大，高级专业人才青黄不接，50岁以上的人占到50％以上，40岁以下的仅占约10％；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50岁以上的占到90％以上，40岁以下的仅有约1％。③重工业为主的工程类人员偏大，而外语、法律方面的人才均不到1％。

3、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城市功能有待完善。20__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43.9％，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40.4％，而山西的城市化为43.01％，××的城市化仅为35.76％，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是在资源开发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以资源开发为特点，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重化工和加工工业城市，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尚未形成由单纯的区域生产中心向区域的生产中心、流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服务中心转变的局面。××的功能单一性决定××不能很好地发挥集聚辐射功能，起到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的作用。

4、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市区的大气环境污染属典型的煤烟型污染。从区域分布看，尧都区、洪洞县、襄汾县、霍州市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特殊的地理构造又使得这些污染气体难以扩散，越发加重了环境的污染程度，使空气质量大幅度下降。××的人均水资源总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足全国人均水量的1／4。长期的高强度开采，使得××重点产煤区的地下含水层遭到破坏，出现大片漏斗区，地下水位逐年下降。

三、以邓小平历史机遇思想为指导，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

1、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转变观念，树立参与和开发的强烈意识。思想观念虽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从深层次上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往往是根本的。××人思想解放不够，观念陈旧，市场意识差。一是由于地处内陆，对外开放较晚，受以往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较大，思想僵化，对机遇认识不足。二是参与中部崛起战略，发展××经济的社会思想和意识环境还没形成。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一切妨碍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冲破，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2、大力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区域性支柱产业。实施“东引西进”战略，找准促使××快速发展的新对策，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找到新的立足点。所谓 “东引”，就是利用××农村和农业的资源优势、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广阔的优势，吸引东部和国外的优势农业和资金、技术、管理等向××转移，加快××高传统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拉动农业经济增长；“西进”是指不仅要大力开拓西部市场，更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利用我市的区位优势，加强同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发达地市产品技术、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努力输出我市农产品，搞联合开发及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以提高××农产的市场占有率。

3、推动产业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抓住承接西部地区能源原材料产业发展与东部地区加工业产业扩散的地缘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提高经济在国内区域经济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国家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支持资源型地区发展接替产业为××的工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强化知识、技术的推动作用，力争将××建成以基础原材料深加工、重型装备制造、洁净能源生产为主体，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力强，在我国中部地区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地位的新型工业基地。目前，××的工业化正处在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加速发展的推进时期，搞好工业园区的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工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4、整合旅游资源优势，实现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市区旅游的发展应以“尧文化”、“花果城”、“滨水城市”为主导性特征，形成以尧庙、尧陵、姑射仙洞、鼓楼、铁佛寺为主要内容的尧文化旅游系列。周边县市如黄河根祖文化旅游区：位于市域中部，为省级旅游重点发展区——晋南寻根溯源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项目有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晋国 遗址、丁村遗址及民居、霍州州署大堂、七里峪国家森林公园、舜王坪等。黄河峡谷旅游区：位于市域西部黄河沿岸，为省级旅游重点发展区——黄河风光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项目有吉县壶口瀑布风景区、人祖山风景区、五鹿山风景区、隰县小西天、蒲县东岳庙等。××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享有“华夏第一都”的美誉。应充分认识到本地区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优势，下定决心，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先导产业抓紧抓实。

5、发挥优势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应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提高效益的原则，采用点轴开发模式和据点开发模式，合理调整全市区域经济。以××市为市域中心、侯马市为市域次中心，以中部五个重点县域中心和东西十个山区县城及重点中心镇为增长极点，引导各种生产因素和产业向增长极点、发展轴线集中布局，通过点轴的发展与辐射带动，逐步向网络开发模式过渡，形成中部、东部、西部三个经济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6、合理规划中心城市，完善城市功能。城市是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主导作用，就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建设，把城市建设放在应有的地位来抓。××应以中部崛起为契机，扩大城市规模，发挥经济的扩散辐射效应，成为增长极核，带动周边地区经济产业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全面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