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论文大全11篇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1）

地理教育在未来社会中到底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地理教育改革与整个社会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地理教育改革到底应该怎样突破、怎样深人？对此人们都有点徘徊不前，拿不出一个具有强烈说服力的意见来。我国地理教育改革在沉思，地理教育改革徘徊在十字路口。

（－）地理教育改革中贯彻"三个面向"的反思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新技术革命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形势，站在国家民族未来命运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高度，提出来的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十几年来，地理教育的改革和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冷静的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地理教育在贯彻、实施"三个面向"中，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如地理社学内容陈旧、部分内容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实际需要、地理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落后、学生知识能力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尤其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还远远不够。另外，地理教育改革缺少必要的理论指导，时常处于观望、等待甚至盲动、不知所措的状态，对社会的变化缺少必要的反应能力，地理教育理论对地理教育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缺乏分析能力和评价能力。地理教育理论与基础地理教育的教育教学实践缺乏联系与合作，地理课程内容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教育理论与地理教育实践和地理专业知识尚未能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教育理论与地理学科知识体系"两张皮"的现象仍然存在。

因此，要正确、深刻地认识与理解现代地理教育的待征，就必须突破旧的思维方式，自觉地从“三个面向”的战略高度和统揽整个社会发展的视野中去认识把握地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脉搏。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学观、质量观等素质教育新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用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二）地理教育价值观的时代思考

时代的变革与理论的深化将一系列重大实践与理论课题摆到地理教育研究者面前：什么是地理教育价值？什么是地理教育功能？地理教育目的、地理教育功能、地理教育价值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地理教育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符合时展的地理教育价值观？……这是当前实现地理教育价值、不断提高地理教育效益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当前我国地理教育实践与理论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和必须闯过的难关。

现代地理教育所追求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追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道德等方面的价值，而且十分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价值。但是，不少人一提到地理教育的价值，往往更加注重其间接的、外在的价值，即地理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价值，而对于地理教育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价值，却相对地忽视。这表现在许多学校的地理教学中，注意让学生掌握具有实际意义与职业意义的知识与技能，而不注意地理教育活动本身对于学生身心尽可能完美发展的深远意义；注意地理教学内容的实用价值而相对忽视其训练学生心智的价值。尤其近年来，由于一些人对教育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作了片面的理解，因而在专业设置、学科课程开设、以及学科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倾向，市场上要什么，教师就教什么；社会上刮什么“风”，地理教育就下什么“雨”。这样的地理教育在突出为当前经济建设服务所需要的学科知识技能教学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学生身心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地理教育自身的特殊规律性。

现代化的地理教育，必须把促进学生自身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心，除了对学生有统一的知识技能教学要求外，应非常重视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努力发展学生良好的个性，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爱好。现代地理教育应该深入认识与把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主动地考虑到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恰当地组织地理教育活动，提供多种有利于发展学生潜在才能的学习锻炼机会，使学生在极富个性化的地理教育活动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优势与特长。同是在教给学生必要的基础知识过程中，重视教会学生收集与掌握各种新知识与新资料的方法。教育学生懂得怎样摒弃旧思想，如何获取新的思想。

二、未来地理教育改革的展望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间的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信息的交流起来越快速，世界各国互联网的建立，缩小了地球的距离，世界变得起来越小，为地理教育现代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展望新世纪，地理教育改革将是势在必行，我们要在改革中创造出未来地理教育的蓝图。

（－）转变教育思想，更新观念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先导

教育是未来的事业，需要有预见性、超前性，教育观念的转变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无论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我国经济的转型，对地理教育改革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都对地理教育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要求。目前，地理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不够理想，各方面阻力仍然很大，困难也很多，有相当多的

问题，属于思想认识和观念方面的。必须摒弃旧的观念，树立新的观念。必须以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为先导。 地理教育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如何面向新世纪，是每一个地理教育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更需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推进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探讨和研究。当然我们要防止那种远离现实、空对空的纯学术研究的倾向。地理教育改革要进一步深化，要有突破性进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阻力，亟需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上不断更新，克服重硬件、轻思想，重近用、轻长远“急功近利”的倾向。如果思想观念上理不清、把握不准，就不可能知道地理教育改革该如何深化。教育仅靠学习过去、重复再现已难以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地理教育必须强化"面向未来"的观念，以创新为主要特征，并且逐步取代重复和再现。

一种面向新世纪，以培养具有全面综合素质人才为主要目标的素质教育观正在形成。在教学思想上，摒弃把学科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观念，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素质教育；摒弃单纯传授具体知识的观念，强调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实践技能、创新能力和道德品质的综合培养和训练；摒弃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强调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技术进行双向教学，使学生学会学习，具有自学和充分利用信息的能力。这些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将对下一个世纪的地理教育改革具有导向作用。

（二）构建崭新的地理教育理论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关键

教育理论研究演进到当代，应该说已完成了有关教育基本“观察”材料的搜集，并且从由夸美纽斯开始的对教育现象的系统概括与归纳也臻于“完整”或“全面”。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如果想在原有认识框架内来寻找突破口是徒劳无益的。教育理论研究态势必然地要走向一种新的整合，以求得对教育认识的全新突破。21世纪地理教育改革要想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首先去致力于形成严谨的关于地理教育的概念与原理体系，构建崭新的地理教育理论是地理教育改革的关键。一旦形成了这种体系，本身便酝酿着地理教育理论的一场大变革。这一点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前十年的研究“热点”和“关键”，并经此突破口而带动整个地理教育改革向着纵深发展。

本世纪以来，教育学的发展很不尽如人意，“地理教育学”则显得更为滞后。今天，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所重视。我们的地理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经验水平，更不能醉心于陈腐观念的炒作。地理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到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文化传统等各方面，必须依靠开展地理教育科研，从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出发，进行系统的艰苦的探索。

随着我国繁育改革的蓬勃发展，地理教育改革中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亟待研究解决。而地理教育研究远远落后于教育改革的形势，它必将影响我国地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地理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必要同时也有可能从理论形态、思想体系上去讨论研究地理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地理教育改革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并由此构建地理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由于我国广大地理教育研究者思维空间的拓展，地理教育研究正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由纯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由孤立的静止的线性研究转向整体的动态的立体研究，正向健全的完整的地理教育学的科学体系迈进。

（三）加大地理教育内容改革的力度

现代科学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所接受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从国外若干国家的改革设想看，主尽是打破学科中心主义的课程和内容结构，实行学科综合、知识和自力的综合，以实现教育内容的整体性要求。美国《2061》计划就反映了21世纪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全新框架，在各种课程改革设计中，学科的严格界限将被整体组合的课程所代替；在重视"显形"课程的同时，还十分重视"隐型"课程的作用等等。尽管课程和内容的架构有各种不同的设想，但从学习者一一21世纪新人的整体素质出发做出改革设计，这是共同的出发点。我国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学校在进行不同设计思想的实验，并吸取国内外有益的经验，规划我国未来的地理教育内容和议程体系。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世界共同探讨的热点问题，其目标是：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更新地理学科教学内容，建立现代地理课程体系。在改革中必须处理好传统内容与现代内容的关系，知识与能力培养的关系，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实现从“教师主体”向“学生主体”的重心转移；从“知识中心”向“方法、动机、活动、经验中心”的重点转移；从“教师中心型”向旨在自我教育的"环境活用型"的重点转移。要改革地理教材和教学，要删减陈旧、繁琐的教学内容，吸取现代科技成果，开阔学生的视野。要教会学生最基本、最核心的知识，在掌握必要文化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获取新知识的学习方法和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不断补充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2）

国有资产是国家依法取得和依法认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它包括3种资产：（1）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2）国家以拨款等形式收入到行政事业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3）资产性资产，即具有开发价值的国有自然资源等。国有资产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近来，伴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大，使这一地区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有资产转型、债务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对现有的国有资产产权管理机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结果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一、 国有资产流失的几种形式。 近年来，造成中西部地区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复杂，流失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诸如在一些非法转让、租赁、不合理的评估国有资产或对国有资产产权的非法变更、交易等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为达到均有利可图的目的，采取串通的方法，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而当事人双方对此种情况，绝对不会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法院又无法启动司法程序主动进行干预，自然形成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空白”，凡此种种。总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8种：（1）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善和滥用经营权；（2）股份制企业产权混乱；（3）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出现的脱管失控；（4）处理资产和转让产权中的收益流失；（5）因逃避债务和税费造成的流失；（6）经营管理人员失职、渎职造成的流失；（7）因贪污贿赂、挪用、盗窃私分、侵占等犯罪行为造成的流失；（8）因有关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当行政行为造成的流失。 二、 国有资产流失的追偿对策。 1、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解决目前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国有资产因产权职能不到位和产权市场行为不规范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必须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产权登记、产权界定、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等一系列有关产权约束机制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企业、单位全面承担对国有资产的保值责任，促进有关职能部门对其分工监督的企业建立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 2、完善司法追偿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所谓司法追偿是指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依照法律程序行使检察权、审判权来确认、保护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完整性，使国有资产所有权恢复原状的司法活动的总称。司法追偿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参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作用。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其立案管辖的案件中主要的追偿途径有两种：即刑事追偿和民事追偿。刑事追偿主要是依法追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渎职、徇私舞弊等犯罪行为；民事追偿包括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支持诉讼和原则，对侵害国有资产的民事行政侵权案件，支持国有资产管理者或所有者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等，而审判机关受理的确认明晰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的案件，保护国有无形资产的案件，以及依照法定程序宣布侵害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解除非法的民事偿付关系，从而责令长期无偿占有、使用国有资产者赔偿国家损失、返还财产、依法追缴非法所得等追偿途径。 3、追偿国有资产的法律问题。 （1） 明确国有资产流失中的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归责。所谓归责，就是行为者对行为产生的结果负责，并对损害的结果给以救济。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是它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没有具体的代表者和具体的责任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须明晰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来增强司法机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性。 （2） 增设侵犯国有资产的新罪名，完善刑法的调控机制。刑法是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国有资产流失进行司法追偿的有力武器，刑法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刑罚的严厉性。刑法的调控范围直接关系到司法追偿的有效性。为此，在刑法调控上，要运用刑法规范法人的行为。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途径是法人财产权，法人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则直接表现为法人对国有资产的支配不当。因此，刑法应进一步扩展或增设侵犯国有资产的新罪名。在刑法调控力度上，对侵犯国有资产的犯罪，扩大罚金的适用范围，如没收财产等，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者在财产方面无法再占国家的便宜。 （3） 赋予检察机关对侵害国有资产案件的提起民事、行政诉讼权。对侵害国有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民事、行政行为，检察机关应当有起诉权，要求法院撤销或宣告此种行为无效，用以纠正违法、追偿损失。以便更加有效地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的势头，保障国家财产的安全，使其不受侵犯。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3）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4）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着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着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 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 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5）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着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着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6）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著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上文已经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学科自身及其研究者层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反思，由这样主观、客观两个维面来审视其研究现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学科自身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理论语境里展开研究工作的。由此，应该说，没有自己的确切的范畴的学科是不能也不可能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即使有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资源，由于西方的理论、思想、学说是在西方语言的系统构架内生成和展开的，显然，由不中不西的现代汉语去统摄西方的资源而力图建设一门学科，在一定的程度上看，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也许有人会说，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著述很多，也不乏体系性的成果，然而，持这种观点的那些人是否认真地反省过，一种脱离自己的特定历史时空的民族共同语的理论工作对于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对于现代中国民族的生存体认和生命情怀是多么粗暴地歪曲，多么残忍地“肢解”！从研究者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工作者各自进行一种无原则的自说自话活动。这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不会为他们确立一系列的共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这种没有围绕共同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展开的不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工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是没有任何助益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会阻碍甚至破坏一门学科的建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只会模糊理性意识，误导理性思维，耗损理性机能。因此，面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应该坦然地承认，其理论工作的展开正处于一种不得要领且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由此心态及其所获得的认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系统展开才有了理论上的先验的基础和原则。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第一情况，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从理论上讲，是有实现的可能的，尽管几率甚低，但是，在现实里历史上的的确确存在过，即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先于相应的文学实践而以纯粹理论的方式形成，尔后随之引发具体地实践这一文学理论（观念）的文学活动。基本上，这种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某一种哲学思想滋养出一个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哲学思想、美学理论所确定的范畴系统的基础上，文学（艺术）研究者由此引申发挥出一整套文学（艺术）理论，再是文学（艺术）研究者、创作者以此为创作的理旨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浪漫派及浪漫主义运动则是自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美学理论（诸如“天才”，“审美的非功利性”等等思想[4]）始，经席勒、费希特，至谢林、施莱尔马赫、辛克莱尔、诺尔格等浪漫派哲学家把自我、直觉、情感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5]P8-9的基础上，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文学（艺术）实践的理论观念导引着具体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从由文学理论引发文学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像西方文学理论那样的理论资源、理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也不可能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之辙，同样也不会引发相应的文学实践。简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是不谐和的，背离的。

三、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话语创建

经过上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状态的确认和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描述及其内外缘由的深层剖析，现在理应尝试着为寻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提供一个理论的可能。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路向理应是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现当代中国的语言是现代汉语，一个独立且完整的语言系统，是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展开的语言根基。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只能且只应该由现当代中国文学真切地表述出来，从文学的层面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语范式、范畴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在现代汉语里展开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有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汉语是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情怀是独特的，因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话语也只能是新的。质言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即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

于此，走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的困境的路向则是创建一套自己的独立且完整的话语体系，简言之，话语创建。

“一个学术口号能否取得学术实绩，一方面在该口号所隐含的学理是否精深，另一方面则在于参与讨论的学者是否找到了进行学理探讨的理论平台。”[6]P124笔者以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即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真诚地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由此展开话语创建的理论工作则是为进行学理探讨寻找到了具有奠基性质的理论平台。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本文力图从语言本体论的视阈确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无语”状态，并以此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的最应该踏实地努力的最根本的方向；第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话语创建是思维展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是一项复杂且庞大的理论工程，本文限于论题的边界，还有诸如话语创建的理论原则，模式建构，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衡量标准等等系统的理论阐释没有展开。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2]赵志军. 语言本体论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话语[J].河北学刊，2005(1)

[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7）

关键词：吴文藻；社区研究；“中国学派”精神；启示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的关键性人物。吴文藻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热情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之上，更表现于他毕生为此所做出的大量实践工作。为此，吴文藻被社会学界称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亦被李培林先生称为“社会学中国派的奠基人”（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些都是当之无愧的。吴文藻1929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3年开始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书。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类学调查和社区研究方面,吴文藻是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

一、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应用的误区

李培林先生在他的《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界,社会学在教学和研究上有两种趋势:一是很多社会学家热衷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二是用当时英美社会学通行的社会调查方法来描述中国社会。”

李培林的意思十分明确，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界已经陷入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盲目应用的一个误区。广大学者希望运用自己的“洋知识”来救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抛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抛开战时中国的复杂国情等等，而单纯试图将已有的事实与西方理论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误区。

对于这一点，吴文藻在当时是清醒的。他清晰地看到：中国学者若是想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首先要寻找一种有效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构架,才能用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科学的研究理论框架？怎样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吴文藻十分迫切地希望找出这一条社会学中国化之路。

二、社区研究之路与“中国学派”的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文藻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他带领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青年学者，在云南昆明建立了燕京-云南社会学工作站，并希望以此为基地贯彻中国社会学者建立比较社会学的设想。

经过对西方各派系社会学理论的苦苦思索，吴文藻提出了他的“路”――“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社区进行研究”。他认为这就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吴文藻借鉴了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

吴文藻对自己的“路”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而他眼中的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除此之外，吴文藻还对“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在他看来：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更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换言之,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会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

吴文藻提出的这一条“路”归结起来说就是将“社区研究”作为核心议题，同时将人类学整合入社会学。李培林先生认为，吴文藻的这个社区研究理论框架奠立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基于吴文藻在社会学中国化之路上做出的贡献，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将他所领导的学术团队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在吴文藻的领导下，形成了众多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以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分支以及其学生林耀华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学派”的两大分支，对“中国学派”的发展起做出了突出而有力的贡献。

三、“中国学派”精神及其启示

吴文藻这样阐述社区研究的意义：“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

他本人在推行社区研究的过程中,除了亲自到蒙古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还另派研究生到一些乡村作实地考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此可见,吴文藻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是紧紧围绕中国问题的实际而构建的。

我将吴文藻及其“中国学派”在贯彻社区研究之路时所体现的精神称为“中国学派”精神，这种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1.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早在孔德之时，社会学的先哲们就已提出“实证”的思想，即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因此，无论当今的社会学理论如何发展，我认为实践或者实证都是应当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的。

在吴文藻创立社区研究方法之前，中国的社会学者事实上已经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隔离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吴文藻带领的“中国学派”走出了这种误区，走向了研究实地。他们使学界的方向重回“社会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这种“方向上的回归”给当代研究社会学的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在任何时候，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都不应该脱离社会学研究实践。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无论是何种社会学研究课题的提出都需以理论知识为依靠，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便很难提出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也很难保证调查研究在一条科学、顺利的路途上进行。其次，光有理论也是不行的。缺乏数据支撑的理论是空洞而没有说服力的，一个再严谨的理论方案若是没有实践调查的检验，都是无法被认可证明的。同时，我们会在“实证”的过程中发现理论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从而对现有的理论做更好的修正，使之更加适应实际情况。

简而言之：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共同发展才可以取得真正的发展。

2.“活”的社会学理论

“中国学派”适时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中提取中适合中国的部分，并进一步依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改完善，从而提出一套对中国“对症下药”的社区研究方法。这样的做法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理论仿佛有了生命，“变装”来到另一个国家，然后新生。

这对当代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社会学理论绝不是死水一潭，所有的理论模型框架都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变成适合特定情况的“新理论”。只有当我们将社会学理论这样用“活”了，它才可以发挥更好的功用。

这就给了当代学者一个非常广大的研究空间：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相关研究。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笔者在学习社会学相关理论的短短两年中，虽尚学浅，也知道我们更多地是在学习西方社会学大家的“原版理论”。确实，我们可以在这些理论中获得启发，但它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性却是较低的。我们更希望学习到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以后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还是在于服务社会，具体到中国社会学者，就是运用相关社会学理论实践知识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因此，我呼吁广大中国社会学者可以在研究世界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使之变“活”――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一些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具有中国实际社会意义的理论。

3.对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自信

这最后一点是我所受的最大启发。

且看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界，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差距之大不言而喻，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在我们看来已经到了一个“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实际上也反应了他们对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不自信――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发达到足以进行独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必须依靠西方的先进理论为支撑。

这时，吴文藻不动声色地行动打破了这种被动。

吴文藻率领他的学生开始建立社会学工作站，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展开社会学研究――他们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研究之路、从而为中国社会做出些贡献。

结果呢？结果是他们找到了作为今后中国社会学研究理论基础的“社区研究”之路，同时以其不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肯定，被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我是这样理解这其中的道理的：作为学者，只要除去身上的浮躁之气，秉着一个简单的信念，克服困难，认认真真地做自己的研究，他都会有所成就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但只要学者们真的希望为中国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并且可以克服各种困难，他们都是可以做到所谓“成功”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是想来的，也不是等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来的。

反观今天的社会学界，西方理论依然处于“帝国主义霸权”地位，但以史为鉴，中国学者还要被这种“霸权”吓住，畏缩不前吗？

因此，我想说的是：中国学者有理由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研究保持自信！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我们的前辈都可以凭借对祖国和学术研究的一腔热情取得耀人的成绩，那么在各方面条件都更加完备和成熟的今天，我们难道还不能在中国本土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吗？

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的自信，并且有所作为。笔者希望，在21世纪，会有新的“中国学派”诞生！

结语：读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漫漫长路中的所思、所行，对当代社会学界的启示是极大的。本文仅为笔者一人所感，还望可以引起更多的思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00）

参考文献：

［1］ 吴文藻.吴文藻自传［J］.晋阳学刊,1982,(6).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国传播学的系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华人学者着眼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当代现实，发掘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现象与观念，意图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这在中文新闻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或“传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华人学者就围绕“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开论争，赞成与反对对立，实践与反思并存，争鸣之声至今不绝，这使其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几乎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也是中国传播学30年来苦苦摸索以求发展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传播学的中国化

早在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就已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遗产。首次论及“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及其内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余也鲁。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他认为，“文化与传统若不同，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传的观念、原则、型式也随之而异。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中应该可以找到中国的传播理论。”余氏不仅从议题设置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与范式，并且进一步探索它的取径与步骤，就如何在中国历史与传统中探寻传播理论提出了“十二个入口”。〔1〕余也鲁的呼吁成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先导。在大陆，“传播学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会议形成了对待这一外来学科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2〕，该会议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题涉及中国传统文学、哲学、历史、语言、民俗、人类学、经济等多个领域中的传播现象，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这一标题意味着，中国学界开始正式有组织地展开中国传播学的本土研究。同一时间在厦门，还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正式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3〕这一系列传播学会议对“传播学中国化”议题的确立有倡导和推动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这种学术努力的成果。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1988）是国内第一本传播学中国化的专著。此后，中文传播学界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著述，专著如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1994）、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张立伟《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1998）、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2003）及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2005）等；论文如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邵培仁《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等。这些研究基本属于余也鲁提倡的研究路径： “回到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传播观念，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传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偏重于传播理论的中国化。此外，“传播学中国化”还有另一种路径：“着眼当下”，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针对当代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传播问题提出新观点，这种研究更关注传播应用的中国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传播学界更是不胜枚举。

简言之，“传播学中国化”是华人学者倡导的从传播视角研究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观念，一方面“将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所出现的传的现象、事件、思想进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寻求特殊性，并提炼出来，作成规律、原则，甚至理论”〔4〕，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理论，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展开研究，提供传播策略，解决传播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新的传播理论。前者以古代中国为主，后者以现代中国为主，在两者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传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论范式，彰显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顾理论的普遍性，以期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合法性与可能性之辩

“传播学中国化”在提出后，并未获得国内学界的一致认同，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其特殊性，把传播学仅仅视为一种方法，仅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免有些片面和狭隘〔5〕，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陈力丹，他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普遍性的一面，“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不宜简单地将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传播观点，视为是传播学的‘本土化’”〔6〕，这两位学者是对“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质疑。然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非客观规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传播语境、传播主体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传播载体等与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笔者更同意李金铨的观点：“西方传播学理论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经过国际层面的考验，终究还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论层面。”〔7〕换言之，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中，源自西方脉络的传播理论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现代化理论”以及受其影响的国际传播学经典之作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以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模式强加于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诸多批判。祝建华也以自己的研究经验证明，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受众和效果理论，对于个人主义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会或许并不构成太大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的受众及效果却有“隔靴搔痒”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政经体制和媒介环境。因此，与西方传播理论一样，中国的传播经验及其模式观念无疑也具有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传播学的中国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学术意义。

对社会科学理论持普遍性的观点，不仅容易忽视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加之西方理论不可否认的强势地位，使一些学者对中国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产生疑虑。如李彬曾指出，传播学中国化面临着西方霸权的困境，当人们从传统文化中总结传播学的本土特色时，实际上早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与框架预先设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却无一例外地属于舶来品”，这时“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9〕确如李彬所言，传播学从概念术语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国传播研究为宗，中国传播研究无论方法还是理论都随着美国式传播研究亦步亦趋，不乏以西方理论设定中国的传播议题，或以国内的传播现象附会西方的理论概念，实乃削中国实情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因此李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因噎废食。真正的“中国化”，是从具体国情出发，将中国社会的传播经验摆在首位，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传媒变迁中的真问题，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思考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契合传播实情的学术语言与研究典范。如上述《无形的网络》即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独特的语言文字与非语言传播媒介、家族、社团等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体系及其传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传播观念，并从传播视角总结了三种社会化传播结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社会―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的立体图式〔10〕，在西方传播经验之外展示了新的传播模式，而并无对西方传播概念与理论生搬硬套的痕迹，诸如此类的研究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径。

三、全球在地化：从在地经验到全球理论

在上文中，无论是传播学中国化产生的缘由背景，还是围绕该议题展开的讨论争议，实际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问题，或曰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地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的年会上，中文传播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文传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顾”的专题讨论。会议组织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议书中总结了中文传播研究的问题：“随着中文传播学术圈的扩展，人们对其在国际传播学界中的地位及贡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有学者在质问西方理论对中文传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学者则批评中文传播研究缺乏理论性。问题是，我们还将偏安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带多久？”〔11〕边缘化是当代中文传播研究的学术境地，也是传播学中国化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因此引出的问题是，地处边缘的传播学中国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两者的关系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由各种基于在地经验的研究构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传播学而言，全球化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由于学术霸权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格局。然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理论仍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其解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需要在理论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经验的验证。二是具有更广涵盖力和解释力的全球性传播理论，这是传播研究中的高阶创新。它必须基于地方性理论之间的比较，在互动对话中抽象出更宏观的理论范畴及体系。对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关系探讨，主要在这两层涵义中展开。

首先，在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趋势下，作为在地经验研究的中国传播学，不再可能如中国传统学术一般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它与西方传播理论不是两套互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相反，欧美传播研究作为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应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参考资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展开。这种吸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现实，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决中国传播问题，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关的社会与传播理论，学习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意识、思路和方法论意识，以之来活络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现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具体传播经验而非西方理论预设出发直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得出历史契合性的传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论建构，从某个角度，它们又能与西方传播理论形成有效的比较，才有可能“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2〕笔者以为，对西方理论的化用不着痕迹、润物无声，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由于传播学的中国化过于强调的是一个‘化’字，也就是化他为我，或者仅仅是把他人的东西改造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这就很容易把思维的重点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国文化土壤和现实基础的原创性追求。”〔13〕一方面，这是将理论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创无疑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终极目标，但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创并不意味着由于“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他者、自我独创，而是转益多师，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铨所言，“先要钻进去学人家的东西，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14〕，否则“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又如何可能？从现实的角度，中国传播学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译介、研究和自创的历程，原创本就是基于译介学习、研究应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传播研究的中国化虽然基于地方经验，但无法摆脱先在的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而单独发生，只有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场域中，不断接受内外的激发和挑战，才能持续发展并具有跨文化对话的全球性意义。

其次更重要的是，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进一步关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论升华。以往的学界讨论和实践主要注重内向的自我研究与理论建构，在方法论上缺乏与西方理论比较对话的全球视野。这首先取径于“文化间际的交互参引”〔15〕，基于第一层关系，中西方传播经验与理论构成不同文化间的交叉互映，由中国化而来的传播概念、方法与理论，一方面用来彰显民族特色，同时也用来“攻错”，即“两个文化之间在相关领域上有所对应，但是对应之间是不一致的，这种差异可以提供相互观看的斜角，也就是透过他者文化与母文化的不一致，产生母文化的问题意识，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成为思考的对象，并藉着他文化的错位观点，对母文化的物象化过程进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机制”。〔16〕“攻错”是母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间的过程，一方面深化对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双方在“错位观点”的烛照下进一步存异而求同。这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学术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触不可及，但像比较文学等其他比较研究一样，在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对比攻错是可行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对中学的研究始终在与西学的比较与发明中，差异性和共同性并举。与之同理，提倡“传播学中国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传播的独特现象与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强调特殊性而忽视进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图从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中文传播的现象出发，探究重大的传播问题及其内在理路，随着抽象思维拾级而上，自然到达理论的层面取精用宏，此时或者形成原创性的理论与西方平等对话，或者在与西方理论的互映中探求联系、互补融通，从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传播学中国化”只是中文传播研究的起点，方向是国际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经验充实传播理论库的普遍性，与西方理论展开平等比较与对话。只不过这是在地化与全球化辩证关系的终极目标，在当代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尚无研究真正达到这一层面。

四、结语

传播学的中国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识传播自西向东、由中心向边缘的走向，加之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和学术自主意识不言而喻，其中焦虑与自信并存；另一边，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科伦（James Curran）等呼吁的传播理论要“非西方化”。〔17〕在这种你情我愿中，传播学中国化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从地方走向全球，从追随西方亦步亦趋到以我为基自主对话的重要路径，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意识。在当代中文传播学界，香港一些学者已经在上述第二层关系中展开耕耘和尝试突破；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则倾向于向内看，主要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传播现象与理论，试图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而对当代中国传播的研究多为归纳与提出观点，尚未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传播理论，整体上仍处于第一层关系中。因此，未来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论视野，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实现在地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统一，实现知识生产的全球在地化，而“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才具有更深层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美〕宣伟伯.传学概论〔M〕.余也鲁，译述.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译者代序.

〔2〕邵培仁.传播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17.

〔3〕明安香.中国新闻年鉴〔M〕.北京：中国新闻年鉴社，1994：141.

〔4〕余也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总结〔C〕//余也鲁，郑学檬.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288-291.

〔5〕徐耀魁.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6〕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J〕.国际新闻界，2002（2）.

〔7〕〔14〕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J〕.传播研究与实践，2014，4（1）.

〔8〕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J〕.新闻学研究，2001（68）.

〔9〕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J〕.现代传播，1995（6）.

〔10〕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后记.

〔11〕Wang，G. Chinese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Z〕// Panel Proposal Submitted to the 2000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Planning Committee.2000.

〔12〕钟元.为“传播研究中国化”开展协作――兼征稿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13〕郝雨.浅论传播学的中国化与原创性〔J〕.当代传播，2008（1）.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9）

从20世纪末到 目前 ，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 学习 、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 历史 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 内容 ，并在大的 政治 气候和 时代 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

二、如何看待 中国 当代文艺学学科的深层 问题 ?

失语症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其实都反映了当代文艺 理论 的困局。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局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当代文艺学学科内部构架的失衡问题。

当前文艺学学科的三大基本构件中，文艺理论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存在着不和谐。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文艺学建设的重点不在文学理论上，而在文论批评史上，中国古代文论史和西方 现代 文论史取得较大的实绩，超过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与文学理论脱节，独立行走。这种情况表明，文艺学学科中，作为主体部分及文论史和批评基础的文学理论处于话语权缺乏的尴尬地位。

这种学科内局部失衡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文学理论既对中外文论的 历史 和现实缺乏审视、 总结 、概括、吸收，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现实状况关注、参与不够，因而文论史和文学批评这两个部分就与主体部分的文学理论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吸收，也使文学理论缺少新的生长点和强大的活力。

所以，文艺学学科的深层问题在于其中文学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由此既缺乏吸纳传统文论并实现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又缺乏吸纳当代新的西方文论并加以中国化的消化能力，还同与文艺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文学、文化批评有所隔离，因而造成文学基本理论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中的降格和孤立。造成这种现象的除非学术原因外，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于缺乏现代性的视野。事实上，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突破，除了在学术界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外，我主张应该有多方位的新的突破，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个多方位的突破包括文学本质论的突破、文学创造论的突破和文学接受论的突破。就文学本质论的突破而言，新世纪文论已从反映论文学观进入价值论和主体论文学观，又达到文学审美意识论的高度，已经形成了突破。但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对中外文学创作的新鲜成就和经验关注较少、总结不多，尤其是在创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手法面前束手无策，更谈不上理论的提炼、概括和对创作的指导，理论与创作实际严重脱节，从而沦落到许多作家认为理论可有可无的地步，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话、画论名著，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都与当时的文艺创作紧密联系，因而获得了理论的生命，有些至今读来仍觉得大有深意。这对我们当代文论的 发展 和推进是很有启示的。再就文学接受理论而言，也存在着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我们当前面对每年正式出版1400多部的长篇小说和绝大多数小说少有读者问津的尴尬局面。巨大的 经济 利益和 社会 效益之间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都迫切希望得到理论上、特别是现代接受理论的回答。而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要充分认识到，文学理论上的全方位突破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建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几声呐喊和尖刻的几篇批评就能奏效的。相反，当代中国文论走出困局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或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文论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

总之，我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局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所有文艺学学者共同下功夫，走自己的路，努力在文艺学学科三个部分互通、互动、加强交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才能够达到对文学基本理论的全方位创新和突破。

三、当代中国美学有无自己的传统?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当前文艺理论、建设、学术意识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中国地理学论文篇（11）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独立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独立,“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革命的武器。

    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并成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欧洲新古典主义发生于17世纪,其历史任务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规范成为其基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它除了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外,还突出了两个要点:其一,革命理想性,即用本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现实,表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体现更高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其二,意识形态教化性,即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学的倾向性、革命性、典型性置于真实性、批判性、创作个性之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属于特殊的新古典主义——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形成了文学大众化倾向。苏联文学理论为了革命的需要,提出文艺大众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学也开始深入探讨大众化问题。从形式上看,大众化问题讨论似乎延续了五四平

    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政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革命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  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毛泽东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革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革命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解放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毛泽东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