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宏观经济分析大全11篇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1）

通过查找相关资料，我们获得了近几年国内GDP的相关数据，2010年GDP值401,513、增长率17.8%、第一产业40533.6、第二产业187383.2、第三产业173596。2011年GDP值473,104、增长率17.8%、第一产业47486.2、第二产业220412.8、第三产业205205，2012年GDP值519,470、增长率9.8%、第一产业52374、第二产业35162、第三产业231934、2013年GDP值568,845、增长率9.5%、第一产业56957、第二产业249684、第三产业262204。近几年我国GDP在稳步上升，但受全球经济影响，增长率有所下滑。我国的GDP的增长主要由1三大产业组成，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偏大，虽然第三产业在近些年发展迅速并扩展较大，但由于起步时间较晚，许多法律和体制上还有缺陷需完善。至今，第二产业仍是我国的主导产业，它与我们日常的基本生活关系密切，发展较为持久和完善，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会是重点发展产业。由于环境的破坏，高科技生产企业和环保型项目更具有发展潜力。

（二）通货膨胀

近几年，我国通胀率持续增长，各种物价指数均在上升。物价的持续上涨会导致生产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会因此而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居民消费和工业生产者购进的价格指数都处上升趋势，2011年工业生产者购进、出厂价格指数虽有所下降，但幅度低于居民消费指数上升的幅度。物价上涨，会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市场需求的减少进而导致企业产量、销量都下降，即使工业生产者购进、出厂价格指数有下降也很难居民需求下降这一大缺口。所以，企业要寻求新的方法来改善这一状况，技术改进、产业链调整、新产品研发、市场需求调研、营销策略改变等都需要考虑。虽然物价上涨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下降将会导致人们大量货币用于购买实物产品，来保证自己的生活和财产保值，而对于股票的投资将会减少，外加上股票市场的持续低迷，所以对于实物生产企业来说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三）利率

宏观角度看，利率的变化不仅能反映出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还能体现市场经济的变化趋势，有助于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预期判断，微观角度看，当利率降低后，投资者就可以以较低的资本成本获得资金并投入生产和发展。受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之后，为减小经济危机冲击，银行在之后逐年调高了贷款利率，以此回笼社会上资本。同样，利率的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企业贷款的成本升高，利润减少。但是，在2012年开始，利率又缓缓下降，这是因为经济危机后，国家经济在慢慢复苏回升，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银行调低了利率，鼓励企业加大投资生产，创造利润，银行从而也能获得收益。所以，在这个时期，对于投资者可以说是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四）国家政策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鼓励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2009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得若干意见》，指出要进一步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重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推出更多扶持政策，减轻企业负担。2010年，国务院发文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民间的闲散资本通过民办的金融机构聚集起来，再贷给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解决了融资问题。此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民营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对其支持是正相关的”，各种好的政策颁布，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新的希望。此外国家对环境的不断重视，对于高科技生态环保企业无疑是很好的会。

（五）投资者心理

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五年之多，当时崩溃的经济正处于慢慢恢复阶段，但是，恢复的时间和速度却是比较漫长的。由于遭受了重创，国内的股市并不十分乐观，大多数的证券走势都是停滞不前并还有下滑趋势，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不足，纷纷保持观望态度，而这恰好给实物投资项目带来契机。资金只有流动起来才会带来收益，面对证券市场的不景气，投资者心理产生变化，对实物投资将会更有兴趣和期望，从而带来机遇。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2）

（一）动态相关性的度量方法

动态相关系数是针对一系列的白噪http://声随机变量而言的，rt～n（0，ht）可用den haa提出的var估计方法，ht是方差－协方差矩阵，ht=dtrtdt，由此可以导出rt=dt-1htdt-1，其中的rt就是动态相关系数。

k.h.liow et al.为了研究公开交易的房地产证券市场，就曾使用garch模型来估计房地产证券市场收益率的条件波动性，用mv-dcc模型估计动态条件相关性。并且估计条件相关性的数据即是条件波动性的数据。并考察了条件波动性是否具有时变特性。

在使用dcc系列模型估计动态相关系数之前，有专家提出判断恒定相关系数是否合意的方法，因为如果恒定的相关系数能良好的描述经济序列的情况，那可以不用动态相关系数。tse于2000年在garch模型中引入了lm检验来验证，jim lee（2006）的文章就是采用的这种检验方法。首先对收益率数据进行常数相关性检验。

本文利用交叉相关系数公式计算动态相关系数，交叉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计算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1）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交互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 (2)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二）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其中股票指数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简称为sz）作为代表，它利用在沪市上市的全部股票包括a股和b股计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国债指数也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国债计算的上证国债指数（简称gz）做代表，它于2003年1月2日起对外，可以反映国债市场价格综合变动情况。企债指数同样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企债计算的上证企债指数做代表，如此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国债指数和股指的编制起始日期较早，而企业债券的编制日期较晚从2003年6月9日开始，因此本文的数据从2003年7月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因此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同时也可以跟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

（三）动态相关性实证结果

检验发现，在四个时间段，波动出现了异常，推测市场相关性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引入结构断点检验。

资本市场间的相关性更低，因此分散风险的能力也就更强。通过看回归系数，可以判断出经济周期对相关性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可以表示两列经济序列的周期性，从国债和企业债券的相关系数曲线图可以看出，系数大于零的顺周期和系数小于零的逆周期交替进行，大概一年半为一个周期。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与企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波动性十分相似，只是后者的幅度稍大。三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一季度后都变大了，国债市场和企债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与其他两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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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趋势是相反的，波动幅度也较大。

二、影响资本市场间动态http://关系的宏观经济因素

（ 一）宏观经济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因素很复杂，本文尝试从国家调控的角度和以往研究的基础出发，选择相关的经济因素做分析。我们分析后认为，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共同因素可能为利率（ll）、货币供应量(hb)、汇率(hl)、宏观景气预警指数(jq)、居民消费价格指数(jm)、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fdc)等，故本文将其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引入模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及与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的目的，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利率采用的是金融机构1年期的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使用的是m2准货币，汇率是对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采用的都是环比指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和汇率相关性为0.5，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的相关性为0.644，货币供应量和汇率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利率的关系为0.7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为0.46，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为0.644，相关性较高。

（二） 理论模型的设定

(3)

是三个资本市场两两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估计值，fk，t-1是宏观经济变量的一阶滞后值，ρgq，ρgs，ρqs分别代表国债和企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企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

（三）实证结果

本文用动态相关系数对各个宏观经济因素做回归，下面是相关的系数表和拟合程度。

通过实证发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对三个资本市场两两间的收益率相关系数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宏观景气预警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企业债券之间动态相关系数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汇率、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有影响作用；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五个因素均对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有影响，实证证明了影响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因素更多，这二者的信息流通渠道宽于其他两个市场之间的。

三、 三个市场动态相关系数的结构断点检验

（一） 结构断点检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迅速对各国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拟对股指、债指、企指收益率三者的动态相关关系分别做结构断点检验，来具体量化宏观经济变动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同时在对资本市场收益率动态相关关系进行检验时，分析国内因素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结构变动的影响。

闫鹏、杜子平、张勇曾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som）神经网络的聚类功能对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的相关性进行了变结构点的测定，同时利用了时变copula模型对变结构点前后相关性过程分别进行了建模。

结构断点的单位根检验也可以检测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断点。单位根检验根据序列类型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随机游走、随机趋势、退势平稳、趋势非平稳。adf检验和pp检验是非常常用的检验单位的方法，但是实验证实这两种检验在样本有限的条件下检验效果不理想，同时perron（1989）对结构突变的考虑使单位根检验就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现在，将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的错误就称为“perron现象”，但perron仅考虑了结构突变点已知的情况，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开发了在结构断点未知的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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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下面将按照结构突变点未知情况，采用递归检验编程来考察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突变点。

（二） 结构突http://变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对于水平值或者趋势存在结构突变的过程来说，如果不考虑这种突变，直接使用adf统计量检验单位根时，将会把一个水平值突变的退势平稳或者趋势突变过程错误的判断为随机趋势非平稳过程。这样无疑会导致检验功效降低、发生判断错误（把退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

1、结构突变点已知的单位根检验。如果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点已知，用虚拟变量adf检验式来代表结构突变，检验的零假设是时间序列是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单位根过程，备择假设是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检验用临界值从perron(1990)中查找。

2、结构突变点未知的单位根检验。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通过抽取子样本的方法不同提出三种检验结构突变点的方法：递归检验、滚动检验和循序检验。递归检验通过相应的adf值与临界值的比较，判断原序列是否为带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循序检验判断序列是否发生均值突变和趋势突变。三种检验方法得到的都是一个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值的序列。临界值可以在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的表1、2中查到。

差分平稳过程代表的是频繁的随机的微小变化的积累，而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代表的是一种间歇发生的持久的猛烈变化。li xiao ming（2000）从结构变化的角度对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动态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实际经济序列是差分平稳过程，则政府主导的结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改革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会轻易被其他的随机冲击淹没；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是趋势平稳过程，则只有比较巨大的冲击，如改变经济基础结构的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才是有效的。如果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却被误判为单位根过程，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递归检验

递归检验样本分段，2003.07~2005.04,2003.07~2005.05,…,2003.07~2011.02.第一个子样本容量是22，从2003年7月起逐月扩大子样本范围。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adf检验，检验式为：

lngqt=ρlngqt-1+μ+αt+βlngqt-1+μt(4)

adf（k）表示adf检验值，其中k,(k=1,…39),分别对应于每一个递归子样本。把adf（1），…,adf(39)分别对应于2005年4月，…,2011年7月份，如果有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在递归检验中，如果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为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

从图2可以看出，由图可以看出，曲线有处于临界值以下的点，说明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结构断点。

从图3可以看出，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不存在结构断点。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3）

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理论上来说，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

第一是满足需求，特别是贫困人民的需求。它的必须条件就是完成经济的长期、平稳、高效率的发展，它的充足条件就是把人口的数量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以内，这样呢就可以使它呢可以满足劳动力增长的需求，又不会让尤其是贫困人们的需求感到有压力。

第二是清除极端。在满足当代人或后代人的需求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会存在着资源的日益减少与环境的日益恶化的问题，清除极端的必要条件是不断探索与扩大非再生资源，不断提高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力，其充分条件则要求尽可能地节约利用资源，积极治理与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平等共享。要求各代人之间与同代人之间实现资源的平等与公平分配、良好生态环境的平等与公平共享。其必要条件是建立与资源的持续供给相适应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其充分条件是制定相吻合的政策与法律体系。

可持续发展就是求得达成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且维系新的平衡，要求支撑人类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基础具有持续性，以满足不断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和发展，迫切需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以，可持续发展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经济增长的正作用，最大程度的限制经济增长的负作用，达成真正程度上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

二、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的经济统计分析

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是由相关的企业组织，根据许多的可行性研究资料，使用科学的决策手段，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将不同投资项目或投资项目的不同方案进行估计预算和确定，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全过程。投资项目的决策是投资项目过程中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决策是否正确，不单单关系着项目以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严重的是可能的对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企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进行投资也就变得及其重要了。

企业投资项目的分析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即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和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

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仅仅从企业角度出发，对项目内部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分析来确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不涉及投资项目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损益，因此，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就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分析评价一个项目的决策方案，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目的是对投资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以确定投资项目的实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较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更具有意义。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从整个社会角度出发来考察、研究、预测和评价投资项目对社会的贡献，以此决定项目的取舍，它既要考虑直接经济效益，也要考虑间接经济效益，从多方面评价，所以也就更有利于企业的不断成长和社会的持续性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分析评价一个项目的决策方案，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更加有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

三、实施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在制定投资项目决策时，应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综合的进行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处理好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的之间两者的关系。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企业论证投资项目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估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研究、预测投资项目对预测的社会目标所作的贡献的大小，所以当投资项目符合国际或地区产业政策、企业限于分析能力可通过咨询有关研究机构予以解决，而相关的政府机构应积极的予以相关的帮助。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要在目前已经习惯了的、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强不确定性的分析，充分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经济数学所提供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去为企业制订各种决策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去为企业在一定的风险下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在一定利益下承担尽可能少的风险提供有依据的保证。

结语：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4）

1关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具体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经过两种知识体系发展而来，即统计学知识体系以及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两个知识体系的相互融合，并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资料，得出科学的国民经济运行，并对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非常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主要将其重心归纳为国民经济，并将统计指标划为关键点，以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对经济进行分析探讨；第二阶段为国家经济审核体系完善期，核心经济指标确定，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得到优化；第三阶段为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相辅相成阶段，形成新局面。上述内容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分别占有地位，其职能依次为分析过程的关键内容与重要基础、对研究问题做出定性认识以及统计局在年初做好上一年度的经济统计分析。以上三个工作内容能够解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并科学预测经济发展态势，针对经济制度或者运行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建立。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逐渐增多，在促进经济预测准确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2.1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因素导致缺乏创新思维

受到工作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其缺乏统计过程的创新思维，统计分析方式较落后，在分析时不能很好的遵循统计原则，使得统计分析结果存在误差。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统计分析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但实际运行时，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特征，导致构建出的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准确预测经济趋势。

2.2市场机制被弱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步入到了高收入的阶段，实行投资补息、国债技改等政策，扩大了投资规模。但与此同时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没有上升的迹象，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一种下滑的趋势，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力被弱化。

2.3出口难以为经济增长起到大的作用

自从2012年以后，净出口已经没有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贡献率，相关文献显示净出口不仅没有带来增长甚至还出现负贡献率得现象。分析其原因发现是由于出口量以及进口量减弱，且都出现衰退迹象。在这种条件形式下，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内需，只是从当前来看，投资消费的增长速度跟以往的年份比起来明显放慢了步伐，影响着出口、跨过企业的积极性。

2.4消费需求低迷且国民收入分配悬殊较大

很多居民收入主要是用来消费可增长平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民收入悬殊较大、资源分配非常不合理，其收入增长跟政府收入增长比较起来要慢，所以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很协调，因此供需矛盾突出。

3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建议

3.1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劣势，其主要劣势为融资困难，在贷款项目上存在较大阻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经过简化银行贷款手续流程及降低银行贷款门槛，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与资金支持。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制度体系为中小型企业出台科学的发展优惠政策。帮助中小型企业制定适合其发展的方案，不断推进其发展，引导其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深化中小型企业生产模式改革不仅助于企业的发展还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融合多种统计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基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传统的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大数据的特征的发展趋势，因此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对经济信息进行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融合多种统计方式，进一步加深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的掌握和了解程度，提升统计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以便更加及时地预测经济发展态势。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5）

引言

立足于大数据时代之下，传统的经济管理理论受到了此起彼伏的质疑与挑战，现代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所谓“宏观经济”，即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体活动，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状态，其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战略阶段、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经济制度与市场体系、财政预算、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劳动就业水平与失业率等。为此，对其相关面展开分析与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 宏观经济政策下微观企业行为的现存问题

企业行为的另一说法，即是企业活动，是企业为实现创造价值和利润等企业目标的经济活动，通过企业行为可体现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也将以此作出相应反应。而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对企业的业绩及价值评估上缺乏相关研究。客观而论，每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国家多数都会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促使危机稳定下来，不同行业经济回稳及业绩改善的先后顺序不同，掌握不同行业在各发展阶段的轮动顺序非常关键，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匮乏。将一个指标量化到企业未来业绩及价值预测上是很困难的，因此难以通过系统分析某个企业的业务特点、经济指标或者行业指标等进行对企业业绩与价值进行评估判断。以“广船国际”事件为例，相关人员对这一船舶制造企业进行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国际贸易活动及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对造船企业未来业绩有直接的指示作用；而为了预测“广船国际”的未来业绩，则需要对其相关指数的近期波动进行预测；由此，投资商会寻求专业的宏观分析师协助，对指数的波动进行分析，从而预测经济未来走向及对不同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上述并不能说明宏观分析师就拥有投资商需要的全部信息，因为投资商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只会部分性参考到宏观分析结果，且宏观分析结果也难以量化到企业具体业绩评价及每一价值评估当中。而实际上，投资商也更为关注伴随着经济周期而产生的行业轮动问题。

（二）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尚不明朗。以我国股市为例，央行利息变动对股市的冲击力通常都是“立竿见影”的。通常央行加息政策后的首个交易日，由数以千计上市公司组成的股市股指大多数将会发生下跌现象，因此，央行加息会引起股民的强烈反应，觉得加息是国家降低企业价值的措施，由此对政府做法非常不满。实际上，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明朗，也不明确，个中具体原因与影响等仍需进一步研究。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主要影响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随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逐渐呈持续上升趋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是极为特别的。但是，在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与税收收入增长不匹配，税收增长缓慢。因此，国家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开发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藉此提供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分析渠道及管理手段。据2015年5月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都正面临着一场变革，即意味将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步入一个新时代。

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宏观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等用以干涉企业的微观行为，而国家作为宏观政策的主体，其政策制定是有目的的活动，以期通过强制性干预企业行为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基于此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密切，且两者相互影响甚深。例如，银行基准利率如进行调整，则势必将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同理，基准利率上升也将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由此企业发展战略则将出现缩减融资和投资等决策。简单地说，即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作用的影响，并最终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研究及经营成果。然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并非空穴来风、无风起浪，其会以企业微观行为，例如企业将面临的发展环境或是发展状况等作其决策的先决条件。

三、调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构想

（一）切实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率。纵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当国家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企业也会同期减少投资，以便在经济紧张时可以灵活应对，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货币政策效率不高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在多方面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另外，宏观经济政策变动也将对企业的资产定价与折现率、投资与筹资产生带来直接的影响，使得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状况适时做出反应，以迎合经济政策的变动。

（二）严格执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越来越大，仅靠经济改革已举步维艰，已经难以收到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效果，因此需要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化改革是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保障，现代企业应该将民主政治作为发展自由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如南斯拉夫在20世纪后半世纪实施的“工人自治”模式最终失败，其原因之一是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不允许企业自治与竞争；再如施韦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实施的前提必须是在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

（三）确保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间的稳定。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点，即在于有否体现公平思想。对此，应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和谐。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经济效益，所以，在保证利益流入的前提下，必须兼顾公平，将效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社会再次分配上，重视公平原则，以缓解社会层阶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难题。

结语

基于上述可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都是变量，宏观经济政策可对企业微观行为产生影响，企业行为也会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而微观企业行为的变化又会引发宏观经济政策新一轮的调整，二者合力共促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作者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参考文献：

[1]王盼.基于经济因素的上市发电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J].财会通讯，2013（33）

[2]伍中信，张娅，张雯.信贷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3（03）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6）

统计应用作为数学的重要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被收集并且通过一定方法在系统中存储，重要策略被记录，并应用于其他领域。随着数据恢复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的逐步集成，大数据的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在财务管理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当今全球化的压力和经济市场的激烈竞争，使用财务管理的统计整合是提高有效管理效率，优化资源分配和科学行为的有效步骤。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数据集成和财务管理水平运用了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在建立大规模数据的经济增长政策时，技术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大数据统计分析的作用正在增加，其在管理中的用途正在进一步扩大。显然，加强对经济发展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的使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管理效率非常重要。

一、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运用的意义

为响应市场环境和公司治理内容的变化而促进使用公司治理统计数据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方面发展有若干规律。为了寻找有关经济发展的规律，强大的数据分析技术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非常重要。一方面，大数据分析统计数据用于从宏观经济发展行业收集数据，对相关行业信息进行实证分析，并调查行业发展和行业问题。使用SPS，Stata和其他数据分析软件，中国拥有最重要的发展法；同时，发现工业发展规律，规范工业发展，开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很重要[1]。

（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1.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当前，业务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压力主要归因于国内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化以及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加入的外国公司的影响。公司必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大众市场信息的统计分析将调整生产和管理策略，并为业务发展的战略调整作出有效的决策。2.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诸如运营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企业资源管理等相关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统计分析方法来对丰富的业务操作信息进行分类和汇总，为业务管理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同时，企业需要不断满足产品和服务生产方向的政治要求。由于需要与相关部门合作，例如运营财务管理、规避财务风险，因此需要建立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以提高决策效率[2]。

二、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运用

利用大数据的统计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宏观经济发展政策，对促进行业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如何获取有关复杂数据管理的重要信息，在业务流程和管理方面为公司制定有效的决策是重中之重。关键在于掌握财务管理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并使用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来分类和提供业务流程管理，隐藏的规则以及来自异常数据点的大量信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管理人员需要制订正确的决策计划。本文主要讨论宏观经济应用管理领域的统计数据分析方法，以及业务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管理的六个方面。如：

（一）宏观经济方面关于宏观经济产业的运作和发展有若干规律。为了找到宏观经济发展方法，统计分析技术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查潜在的经济危机很重要。当前，不仅学者，业务经理也开始了解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并开始通过统计分析来发现工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学习工业发展的原理。为了找出答案，我们选择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采取措施提高工业发展效率。

（二）企业运营管理方面通常，在日常工作程序和工作相关领域中存在某些特定的业务管理和操作规则。另一方面，通过将统计信息应用于业务的运营和管理，公司可以通过分析大数据的统计信息来获得规律。这将帮助公司节省一些资源，避免重复的任务并节省公司的业务资源。如果该政策是从科学的统计评估阶段得出的，则情况与正常情况不同的企业高管应仔细考虑潜在的风险。

（三）企业营销管理方面企业需要建立大型数据管理系统来收集有关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交易信息。因此，消费者的热点必须与受管理的信息系统对齐，以使其隐藏在协同交易信息中。确定消费者对需求的偏好并确定消费者需求。公司的主要产品和服务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运作，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替代市场上的非反应性产品和服务。同时，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企业领导者可以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并为消费者创建新的热点[3]。

（四）企业财务管理方面应用管理统计信息。它通过审查有关生产过程和运营的统计数据（尤其是财务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帮助评估相关活动，例如商业投资。财务管理是开展业务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对于减轻公司的财务风险和提高公司资源分配的效率至关重要。通过统计分析对商业经济数据进行分类和分析，可以为高管、投资者和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的决策信息。

（五）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将统计应用于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并使用统计分析技术结合公司业务管理部门的特征，选择适当的方法来提高效率。人力资源管理很重要，人才基本上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在部门保留相关的人力资源是业务发展的关键。回归站评估法用于预测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动态分析法用于根据状态预测人力资源的变化。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大大提高业务资源的效率。

（六）企业风险管理方面使用统计分析技术对业务流程中的大量业务信息进行分类和分析，发现隐藏的规则和数据差异。重要的是，业务主管需要进行预测，做出正确的决定，解决事件并发现潜在危险。意思是如果统计数据分析有些奇怪，则需要找出业务流程中具有的某些规则，因此业务主管需要寻找更多异常条件，尤其是财务管理，要注意关注状态的变化。另一方面，对公司财务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是公司规避财务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

三、完善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在经济

管理领域运用的措施在本文中，我们将了解如何从六个方面分析大数据的统计数据：宏观经济活动、业务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人员。这被认为是财务管理数据大规模统计方法的一种改进。必须在三个方面进行现场应用：

（一）社会宏观经济层面尽管存在宏观经济法则，但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于缺乏安全可靠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法则的分析则一直被认为是伪科学。大数据分析技术提供了探索宏观经济法则的机会，大数据技术使用数据创建系统，而使用许多信息技术的科学分析是宏观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一步。特别是，某些行业使用行业信息和对经济趋势预测的全面分析来帮助识别和克服复杂的工业发展挑战，可以提高宏观经济发展效率。

（二）企业经营管理层面在公司上载和数据受限的情况下，企业很难优化管理功能以提高性能[2]。由于业务经理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受到限制，因此很难断定业务开发操作和管理流程是否存在问题。统计分析技术可用于计算和评估每个关键决策或业务战略适合性的有效性。如果由于大数据分析技术而导致预期的数据销量存在矛盾，该公司可以调整其总体战略并进行业务变更以优化管理理念。

（三）行业与行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无论是快速消费品行业、食品行业还是大型公司，其经营理念和经济结构在公司治理方面都存在根本差异。统计数据分析技术使公司能够了解整个行业的消费者需求的性质，分析社会经济状况，能够了解共同的业务条件和业务发展情况，并优化或区分劣质产品。在某些情况下，此更改是提高产品价格的高级更改，如果消耗量和消耗品减少，则可以降低产品价格。产品必须能够升级以满足顾客需求。产品行业、食品行业或大型行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理念和财务结构，还在进行公司管理。但是，各个行业的业务方向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换句话说，公司开发了产品的功能并使产品的功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对于公司而言，通过优化生产结构并提供更多定价和功能来说服更多消费者也很重要。

（四）企业财务管理层面财务管理贯穿公司治理的整个过程。公司财务管理非常有效，但是存在诸如财务管理的巨大风险之类的问题。对公司财务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是防范财务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公司需要管理其日常收入和支出，并进行大规模会计处理。企业可以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监测财务管理功能并确保标准化业务的财务安全。利用统计分析技术和大数据，公司可以预测潜在的市场和行业风险，以提供最佳解决方案，还可以提供分析大数据的方法，可以跟踪异常并快速发现异常。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7）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8）

一、引言

在企业行为中，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并且该行为的决策以及制定都是从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因此当外部的宏观环境产生变动时，企业就会根据环境变化，通过改变自身的一系列行为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具体来说就是企业会通过缩减开支等方式，应对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以此来减少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指的就是企业在创造了利润，以及对股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企业员工、消费者以及社区的一系列责任。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不再将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在生产过程中应该重视企业员工的价值，并且关注企业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因此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就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企业应该在其所能影响的范围内，尊重并支持对国际社会做出维护人权的宣言。第二，在生产过程中，不包庇、不隐藏侵犯人权的行为。第三，禁止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行为。第四，切实有效的废除童工。第五，杜绝在用工或者是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

三、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1.宏观经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企业的一系列行为必定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我国的研究人员对此也进行不少研究。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企业资本结构与宏观经济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并且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存在一定的反周期现象。此外，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包括实际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因素与我国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具有一定关联。

2.宏观经济对信贷风险的影响

根据具体事例可知，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就是信贷风险。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呈现出了顺周期性的现象。同时，还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因素的持续影响下，企业通常都会更加重视自身的经济效率，并以增加自身权益为主要内容，从而忽略了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应对经济风险的方式，就像商业银行在面临宏观经济影响时，为了保证自身的贷款额度，而放宽对贷款质量的要求。

3.宏观经济与企业进出口行为

在企业的进出口贸易中，影响其增长率的宏观经济因素有许多，比如：第一，国民经济的收入情况，以及外汇收入的情况等等。通常来说，从国外进口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的经济收入，而外汇收入的增加会使国内的出口商增加。第二，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化以及国外商品。假如国内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那么价格优势就会在国际市场得以凸显，出口量就会增加。反之，如果外国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则国内的进口量就会增加。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因素可以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进出口行为。

4.宏观经济因素与市场价格

在金融发展中，股票市场价格作为金融指标之一，宏观经济因素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宏观经济因素进行细分，从而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生产者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货币供应量以及制造业采购

指数，然后对以上几点进行透彻分析就可发现上述指标都与股票市场价格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同时，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的价格指数、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值等相关变量对股票市场的收益都具有不利影响。而国民生产总值、企业景气指数以及城镇居民经济收入等变量对于股票市场的收益具有积极影响。此外，不仅是股票价格，对于产品市场价格而言，宏观经济因素对其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5.宏观经济对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企业行为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宏观经济因素不仅对上述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的“股权债务”也有影响。在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的融资偏向于“股权-债务”；而在宏观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融资便会偏向于“债务-股权”。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的一系列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且影响程度并不一致。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使整个产业进一步提升，甚至还有可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从我国的企业行为来看，大多数企业更愿意通过以缩减成本的方式来面对危机。这是因为我国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仍处在发展阶段，并且对此并没有详细的了解，因此从发展角度来看，我国企业应该对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9）

二、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理论假设以往关于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影响的研究，大多是以发达资本市场中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先天性所有制歧视，那么，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宏观经济环境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否会有类似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是否存在差异呢？近些年来，中国对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但资本市场固有的缺陷仍然存在，从资本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这些缺陷可能会导致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呈现出异质性经济周期特征。就股票市场而言，中国建立股票市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资金短缺问题，而不是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种制度设计缺陷导致了一个特殊的后果：“上市”本身成为一种稀缺的融资渠道，甚至成为大多数企业融资的首选。许多实证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Gao，2000；黄少安、张岗，2001；Weietal.，2004）。同样，由于所有制偏好，无论是首次公开发行，还是增股、配股，国有企业都享有优先权。就股票发行的时机来看，市场择时理论认为，当股票价格被高估时，企业一般会利用投资者的热情选择发行更多的股票（Stein，1996；Baker&Wurgler，2002）。企业股票价格与宏观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在经济上行时，企业股价更有可能被高估。据此我们推断，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中国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股权融资来调整资本结构。相比于股票市场，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企业债券，很多企业都是通过银行信贷获得债务融资。中国的金融体制具有典型的“金融抑制”特征，即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人为压低利率，造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Mckinnon&Shaw，1973）。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不到20%，而8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国有部门（卢峰、姚洋，2004）。可见，债务融资的可获得性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衰退时期，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受到极大的制约，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甚至因此而破产、倒闭。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第一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设。H1：具有国有股权性质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方向是反经济周期的，但其调整幅度是顺经济周期的；民营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无论是调整方向还是调整幅度都是顺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往往存在一个目标资本结构。一些实证调查也发现，企业的决策者（尤其是财务总监CFO）都会寻求一个目标资产负债率（Graham&Harvey，2001；Brounenetal.，2004）。那么，在特定的内外部环境下，企业资本结构如何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呢？Hovakimian（2001）、DeMiguel（2001）、Fama等（2002）最早构建了两阶段动态部分调整资本结构模型，这一模型在很多研究中得以应用，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本文将基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构建动态资本结构调整模型。从企业财务报表中可以发现，资产负债率都是动态变化的，不管这种变化是由外部因素引起，还是由企业内部因素造成，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与内外部环境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企业内外部环境能够形成一种“回复力”，即当企业资本结构偏离某一水平时促使其回复到平衡状态，就说明存在目标资本结构，这种“平衡状态”就是目标资本结构。我们认为，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会形成一种“回复力”，促使其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由于企业内外部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回复力”应是动态的，因此，上市公司目标资本结构也是动态调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企业目标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过程中，宏观经济环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具体而言，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较易获得外部资金，其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会较快；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较难获得外部资金，其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就相对较慢。据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设。H2：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动态目标资本结构，其调整速度是顺经济周期变化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速度与其受到的融资约束存在很大的关联性，通常情况下，受到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其资本结构不能快速地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而没有受到融资约束或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其资本结构能够较快地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融资约束状况，但二者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讲，当企业的实际资本结构无限接近于目标资本结构时，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可能很慢，甚至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不能真实反映融资约束程度。因此，要想用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来反映融资约束程度，首先必须弄清楚何种类型的企业可能会受到融资的约束。从资本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如果某种类型的企业向其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比平均水平慢，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类企业受到了融资约束。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与其规模有关，大型企业一般不存在融资约束或融资约束程度较低，而中小企业往往存在较强的融资约束（Almeidaetal.，2004；Christpheretal.，2011；KennethSChanetal.，2012）。还有一些学者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与其所有权性质紧密相关，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受到了更多的融资约束（Poncetetal.，2010；祝继高、陆正飞，2011）。中国的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其在规模和所有制方面均受到一定的歧视，企业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期，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进一步加强，并致使一些企业倒闭。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第三个有待检验的假设。H3：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国中小企业面临较强的呈反经济周期变化的融资约束，而国有股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融资约束。（二）模型设定与以往两阶段动态部分调整资本结构模型不同，本文将基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来构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考虑到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取值位于［-1，+∞］区间，本文将基本模型设定为：ASLi,t=XTTobi［tα·Macrot+β·Xi,t+εi,t］（1）其中，XTTobit(Z)为面板tobit函数：ASLi,t=ZZ>-1ASLi,t=-1Z≤-≤1式中，ASL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Macrot为t时期的宏观经济变量，Xi,t为企业i在t时期的企业特征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为了对假设H1进行实证检验，我们首先将总体样本分为“具有国有股权性质的企业”（国有股比率大于0）和“民营企业”（国有股比率等于0）两个子样本，然后对这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考察。中国的国有股权改革具有渐进性特征，子样本中企业的股权性质在不同时间段会有所不同，故我们利用基本模型（1）分别考察两种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方向的经济周期性。此外，为了进一步探讨两种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幅度的经济周期性，在基本模型中，我们用宏观经济周期虚拟变量替换宏观经济变量，从而有：ASLi,t=XTTobi［t准·DMacrot+β·Xi,t+εi,t］（2）式中，DMacrot为宏观经济周期虚拟变量。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周期，系数准的绝对值反映了其对资本结构调整幅度的影响。如果企业的实际资本结构就是目标资本结构，则资本结构无需做任何调整；如果实际资本结构高于目标资本结构，则应向下调整，反之，则应向上调整。我们认为，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类似于弹簧振子围绕其平衡点的振动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能够产生一种“回复力”，能在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某一平衡点时促使其回复到平衡点，就说明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并且这一“平衡点”就是目标资本结构。为了验证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存在性，我们在基本模型（1）中加入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一阶滞后项，从而得到：ASLi,t=XTTobi［tα·Macrot+β·Xi,t+γ·ASLi,t-1+εi,t］（3）其中，ASLi,t-1为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γ为上一期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对本期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系数。如果γ<0，说明上一期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对本期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具有负反馈作用，即存在一种“回复力”，能促使其回复到平衡状态（目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也就表明存在动态目标资本结构。在后面的经验分析中，我们将对模型（3）进行估计，并且重点关注γ的符号。为了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动态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影响，我们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宏观经济周期虚拟变量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的交叉项，从而得到：ASLi,t=XTTobit［α·Macrot+β·Xi,t+γ·ASLi,t-1+θ·DMacrot·ASLi,t-1+εi,t］（4）其中，θ为宏观经济周期对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作用系数。当企业处于不同的宏观经济周期时，θ的取值如果不同，就意味着宏观经济周期对企业动态目标资本结构的收敛具有差异性影响。在经验分析中，我们将对模型（4）进行估计，并且主要关注系数θ。为了检验融资约束与企业规模的关系，我们按照企业规模大小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两个子样本，利用模型（3）分别对两个子样本进行估计，并将估计结果与总体样本估计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哪类企业受到了融资约束。对于融资约束的周期性特征，我们将以“中小企业”子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对模型（4）进行估计，从而检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经济周期性。为了进一步考察国有股权性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我们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所有权性质虚拟变量，构建了如下模型：ASLi,t=XTTobit［α·Macrot+β·Xi,t+γ·ASLi,t-1+λ·Soet·ASLi,t-1+εi,t］（5）其中，Soet为所有权性质虚拟变量，具有国有股权性质的企业Soet=1，民营企业Soet=0；交叉项系数λ反映了国有股权性质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方面的差异性。我们在后面的经验分析中，将以“中小企业”子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对模型（5）进行估计，并且重点关注系数λ。

三、变量与数据

（一）企业资本结构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中国股票市场存在股权分置，流通市值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其股权价值，如果用市值杠杆来衡量资本结构，将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为了尽可能地保证客观性，本文运用账面杠杆来衡量企业资本结构，即资产负债率（L）=总负债总资产×100%。根据资产负债率，我们计算得到资本结构调整速度：ASLi,t=Li,t-Li,t-1Li,t-1。（二）企业特征变量除了资本结构，我们还利用多个变量来衡量企业特征，如表1所示。（三）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在经验分析中，我们将用多个变量来衡量宏观经济环境，如表2所示。（四）数据与样本本文经验分析中所采用的名义GDP、GDP指数、股票筹资额、通胀率和企业债券发行额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2年），其余原始数据来自于锐思金融数据库。本文选取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时间窗口为2001~2011年。在研究样本中，我们剔除了金融类、ST、*ST及PT类上市公司，最终得到由820家上市公司9020个有效观测值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

四、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一）企业股权性质、资本结构调整与宏观经济周期中国企业的股权性质存在很大的不同，为了考察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周期特征，我们将总体样本分为“具有国有股权性质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子样本，对这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分析是从资本结构调整方向和调整幅度两个方面展开。如前所述，由于国有股权性质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不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因此，在对国有股权性质企业和民营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方向进行经济周期性分析时，我们分别采用股权扩容规模（Ss）和信贷规模（Cs）作为衡量宏观经济环境的指标，对基本模型（1）进行估计。在考察两种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幅度的经济周期性时，我们引入宏观经济周期虚拟变量（DMacro），对模型（2）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从资本结构调整方向的经济周期性来看，对于国有股权性质企业而言，其资本结构调整与股权扩容规模（Ss）呈反向变化关系（系数为-2.8142），并且其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不等于0。此外，盈利能力、企业规模对国有股权性质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也有显著的反向作用，而有形资产比率、股权集中度、股权流动性对国有股权性质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其资本结构调整与信贷规模（Cs）虽然呈反向变化关系（系数为-0.0781），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同样，盈利能力对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也具有反向作用，而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资本结构调整幅度的经济周期性来看，宏观经济周期虚拟变量（DMacro）系数的绝对值表明，不管是国有股权性质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都呈现出顺经济周期特征，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由此，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国有股权性质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方向具有显著的反经济周期特征，其资本结构调整幅度具有不显著的顺经济周期特征；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方向具有不显著的反经济周期特征，其资本结构调整幅度也存在不显著的顺经济周期特征。（二）目标资本结构与宏观经济周期为了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目标资本结构以及宏观经济周期对目标资本结构有何影响（假设H2），我们使用总体样本数据对模型（3）、（4）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模型（3）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ASLt-1）的系数为-0.0646，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不等于0，说明上一期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对本期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具有显著的负反馈作用，存在一种“回复力”，能促使其回复到平衡状态，即存在目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进而说明存在动态目标资本结构。回归结果还显示，宏观经济周期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是顺经济周期变化的：在经济繁荣时期，公司资本结构更容易获得调整；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资本结构不易得到快速调整。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文献是吻合的（Hackbarthetal.，2006；Drobetz&Wanzenried，2006；Douglasetal.，2010）。从模型（3）的估计结果中还可以看出，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反之，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就越慢。其原因在于，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融资决策过程中的分歧就越小，各方越容易达成共识，资本结构也就越能得到快速调整。此外，模型（3）的估计结果还显示，企业规模和发展机会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具有较为显著的反向作用，说明规模越大、越具有发展机会的企业，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规模越大、越具有发展机会的企业，其资本结构越接近于目标资本结构，因而不需要对资本结构做过多的调整。为了进一步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动态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影响，我们对模型（4）进行了估计。从表4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除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DMacro取值为1）之外，宏观经济周期虚拟变量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的交叉项（DMacrot·ASLt-1）系数虽然都大于0，但其随着宏观经济的上行呈递减趋势。另外，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ASLt-1）的系数为负值，反映了其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宏观经济的上行，宏观经济周期因素对企业向动态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抵消作用逐渐减弱。这意味着，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更快；在宏观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明显放缓。以上的分析证实了假设H2，即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动态目标资本结构，并且目标资本结构收敛速度是呈顺经济周期变化的。（三）企业融资约束、宏观经济周期性与股权性质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角度来看，如果某种类型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比平均水平慢，就说明这类企业受到了融资约束。已有研究表明，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通常会面临融资约束。为了实证检验中国中小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我们分别利用“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两个子样本对模型（3）进行估计，并将估计结果与总体样本估计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判断中小企业是否受到了融资约束，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ASLt-1）的系数都小于0，并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不等于0，说明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都存在动态目标资本结构。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子样本的估计结果与总体样本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大型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平均水平和中小企业的收敛速度，而中小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不仅慢于大型企业，而且明显慢于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国中小企业确实存在较强的融资约束。为了进一步考察宏观经济周期和国有股权性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我们以“中小企业”子样本作为分析对象，分别对模型（4）和模型（5）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除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DMacro取值为1）之外，宏观经济周期虚拟变量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交叉项（DMacrot·ASLt-1）的系数均大于0，但总体上呈递减趋势。由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ASLt-1）负值系数反映了其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宏观经济的上行，宏观经济周期因素对中小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抵消作用逐渐减弱，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呈现出顺经济周期的变化。另外，由于中小企业存在较强的融资约束，其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实际上反映了其融资约束程度，即收敛速度越快，融资约束程度就越低；收敛速度越慢，融资约束程度就越高。因此，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呈现出反经济周期变化的特征。由表6模型（5）的估计结果可知，国有股权性质虚拟变量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一阶滞后项交叉项（Soe·ASLt-1）的系数为正，说明中小企业的国有股权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向目标资本结构收敛的速度，也就是说，与民营中小企业相比，具有国有股权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然而，从统计的显著性来看，不同所有权性质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融资约束差异性并不显著。中小企业的国有股权性质不仅没有在减少融资约束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似乎与预期相矛盾。其原因可能是，具有国有股权性质的中小企业实际上处于“夹心层”：一方面，由于规模歧视，其不能享受所有制带来的融资优越性；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国有”性质，其不能完全像民营企业那样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融资，由此导致了融资约束程度偏高。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10）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企业筹资的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足够的资金支持是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最基本的保障，而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现状下，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如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席卷全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我国很多企业融资困难，甚至导致部分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企业惨遭破产，可见，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到我国企业的融资发展，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部分企业筹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弊端。

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以利率为核心的调控机制，政府如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放出更多的货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就会更加多样化、贷款渠道也会更加顺畅。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虽比不上计划经济政策那样明显，但政府进行的很多宏观调控政策都会给企业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指向性影响，促使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紧跟宏观经济走势 创新企业发展战略

宏观经济是企业发展的指向标，未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面对日益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不断推动企业战略转型，促进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

（一）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态势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要想做好自己的企业，首先要成为宏观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分析家，同时保持自己企业的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要灵敏。

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与国内宏观经济态势，依靠冷静而理性的分析，确保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降低企业风险。为此，企业重大决策应尽量集体进行，吸收有关人员的参与决策，这是确保企业决策科学性的有效途径。比如，青岛著名品牌海尔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海尔总裁张瑞敏就敏锐的嗅到了多元经济的新气息，从单纯制作冰箱，逐渐扩展到洗衣机、冷柜、酒柜等其他产业，大大扩展了其影响力。海尔从最初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今天全球家电第一品牌，与历代经营管理者的与时俱进、紧跟宏观经济形势不无关系。

（二）结合企业实际，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当前宏观经济态势下，企业应注重联合重组，走集团化发展之路。美欧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调整和大重组的新动向。为此，企业应结合企业实际，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发展大势，突出强强联合，在联合重组中优化自身结构，走集团化、集群化发展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态势，如黑龙江省的哈电集团就是在与国外企业的兼并重组中趟出了新路子，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此外，现代企业还应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形势，注重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走创新发展之路。创新是新时代宏观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现在和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市场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认可和支持，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依托于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推动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三）不断与时俱进，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要想促进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就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永葆青春活力。比如，传统的医药化工企业对环境污染较大，但在建国之初，国家将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了第一位，那时的医药化工企业高度重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产量，以满足日益庞大的医药消费需求。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认识到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再提倡牺牲环境式的经济发展，此时，具有前瞻性的很多医药化工企业积极顺应宏观经济走势，高度重视提高技术含量，严格控制污水污气的排放，比如通过对甲基多巴等产品的技术革新，大大降低了废污的产生，有效的保护了环境，促进了医药化工企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紧跟宏观经济走势，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坐标定位，创新企业发展战略，自觉趋利避害，抓住宏观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企业宏观经济分析篇（11）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7-0018-08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现状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加明显。中国之所以会受到金融海啸的不利冲击且影响程度逐步加深，除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目标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在当前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导致转变步伐十分缓慢，为了加快转变的进程，必须将潜在的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在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一套能够有效地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潜在风险的风险控制系统。只有如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才能降至最低，转变进程才能升至最快。

一、控制风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

根据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以及对1995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回顾，有如下基本判断：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于5％，衡量通胀率的CPI指数不高于5％，对外贸易经常项目中的逆差控制在2％以内并且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失业率不高于4.5％，通胀率不高于4％，贸易逆差控制在1.5％以内并能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仍然可以运行良好。因此，如果将上述指标看做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重要风险约束条件，由宏观经济运行能够达到上述目标来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选择、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显然它们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比较宽松的界限，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还可以再快一些。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为何如此缓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第二，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的最重要可量化指标。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形成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晋升锦标赛”。现行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显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轻视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因此，地方官员对于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一个地区的失业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关系到政绩，而且较低的失业率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政绩，较低的失业率还有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也是地方政府官员所追求的目标。地方政府除承担本地区行政事业经费、文教卫生支出和其它支出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支出，其中前两项支出具有刚性，政府必须解决，而最后一项又直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相联系，对政府官员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格外重视本地区的财政收入。然而，关注经济增长、失业、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却不太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它需要的时间太长，一届地方官员大概任期4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实现晋升目标，必须进行能带来短期明显政绩效果(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保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恰好能够更容易实现这一点。既然维持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可以维持原有的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财政收入，而在任的短期内“动大手术”则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地方政府自然没有激励去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缺乏风险分析导致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根源在企业。中国企业粗放程度高，若维持粗放型生产方式，虽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净利润都不高，但至少可以发放工资、计提设备折旧；若粗放型企业迅速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短期内，工人会失业，机器设备会遭到淘汰，甚至企业可能直接关闭。面临来源于企业的微观风险，地方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本地区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地区竞争力减弱以及地方官员政绩在现有绩效考核制度下受到不利影响。面临企业的微观风险演变为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中央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国际竞争力减弱，从而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稳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担心导致它们在制定和落实试图推动转变步伐的政策时都会试探着进行，企业的担心导致它没有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并且这些试探性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委托关系而“寸步难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委托机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与企业的谨慎策略恰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形式和大小不够了解。如果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政府就会更明确地知道促进转变政策应有的力度，而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试探”。

基于以上的理解，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伐，可能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改变绩效考核机制；第二，有效控制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改变绩效考核机制是很多国内学者提出过的政策处方，但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涉及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情况，超出本文研究范围。基于此，在现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下，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就成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为了有效控制风险，须率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地区(尤其是各地区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企业密集的城市)、不同行业(特别是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行业)、不同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分别进行风险溯源；找到风险源头之后，采取定性方法对潜

在的各种风险加以识别；然后，采用定量方法对各种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最终，生成一个蕴含大量信息的风险排序。只有通过这样的风险分析，才能够让中央政府给出更为确切的转变步伐临界值，才可能构建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有效控制风险，最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那么，中国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具有什么特征?

二、黑匣子：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及其局限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工具作用下的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实际上把宏观经济运行系统看做是一个黑匣子(如图1所示)。政府在匣子的一端输入政策变量，在另一端得到运行结果。虽然从政府向黑匣子输入政策变量到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结果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判断运行的实际结果，但政府其实有一个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值，也就是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理想经济增长方式。政府根据输入的政策变量组合(包括政策变量的选择及各变量的取值)与运行结果的变化值，来决定下一次的政策变量组合，即根据反馈结果来调节政策变量，这样就形成一个动态反馈的调节系统。

现行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实际上是反过来进行的：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组合所影响的宏观经济目标超出了政府的期望值，政府就可以改变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以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风险限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政府在实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时，必然是首先选择一些易于实行的政策，使之影响包括了关键产业和问题突出的地区的整个国民经济黑匣子，然后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当这些政策有效，而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又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政府将在下一个时期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或者推出新的政策，再来观察这些政策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进一步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力度；如果用由宏观经济目标衡量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则减轻政策力度，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目标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会产生宏观经济风险，但由于这种风险实际上是直接由政府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引起的，而这些政策工具又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因而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政策的组合和力度来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根据输出值的反馈来调节输入值的风险控制机制。

虽然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但由于：(1)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例如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2)政府会根据一定时期宏观经济中急需处理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些目标之间有所侧重，因此，尽管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多目标的特征，政府仍然能够依据目标之间的联系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策选择。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率目标通常不会低于8％，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为9.45％(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992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15％；进入2000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21％，失业率不能超过5％，通货膨胀率不宜超过4％，国际收支很难容忍总体上的逆差，更不可能容忍较长时期的逆差，如果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导致出口大幅减少而进口迅速增加从而形成贸易逆差，则政府也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和进程。因此，在多个宏观经济目标(即目标体系)的条件下，政府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政策选择；即使因为多重目标下的政策选择空间不大，政府也可以通过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来选择政策。此外，对于两个不属于宏观经济目标但又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财政收支状况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也同样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当财政收支状况严重恶化、金融市场风险快速提高，超过了政府认为的社会承受值时，以社会稳定为更高目标的中央政府就必然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其风险控制系统与上述完全相同。

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是：(1)政策制定有一个时滞，即从政策制定到最终影响各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达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所经历的时间，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在传导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中央政府认识时滞(搜集信息)和行动时滞(制定并执行政策)，而外部时滞是指企业微观决策的时滞和改变生产经营活动的时滞。如果政府根据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时期的政策，本身就会造成宏观经济风险。(2)可能导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关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即中央政府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从而影响政策的可信性，使此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其它政策难以推行。(3)由于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制定的政策很难兼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差异，而我国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产业差距都很大，因此，一项缺乏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就没有实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相当一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少用工，辞退工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运用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风险。

三、中央与地方协调：基于风险分析的风险控制系统

由于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对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基于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在实践中必然会因为时滞而产生预料不到的结果，加大执行政策的风险，引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而使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或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或因急躁冒进而酿成恶果。第二，建立一个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可能的。只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加入决策前的风险分析，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控制，就能避免现有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包括两个相互协调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是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一个是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一)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2所示。这一模式最大的好处是，由于首先进行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才选择政策组合、政策力度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这实际是在事前控制了风险，从而可以避免由于政策的时滞，而延误控制风险的最佳时机，避免出现政

策的结果开始在现实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宏观经济风险可能已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具体而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　重视政策选择前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中央政府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主要产业以及作为产业空间存在形式的地区，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这些产业和地区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主要产业和主要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和各个地区。

2　政策措施的控制和调节更为精准。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了解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主要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主要产业部门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关系；了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了解了由于产业存在于地区而地区依赖着产业所导致的地区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了解黑匣子的内部构造和联系机制，政府就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根据经济中主要部门和主要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别制定，从而进行精准的控制和调节，避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情况。在打开黑匣子后，政府可以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国民经济中主要行业中失业率的影响从而得出对各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失业率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某些重要产品(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等)价格的影响，从而对价格水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产生的影响；除了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目标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即金融市场风险。

3　具有多级反馈功能。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对经济中的产业风险和地区风险分别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综合两种风险的交互影响，与可承受的风险进行对比，然后修正自己的政策组合和实施力度，再次对政策的风险进行分析，直到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一种风险的细化和可能影响的模拟，建立一种宏观风险的反馈式评估系统。

如果说中央政府缺乏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有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地区性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地方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更多的担心，因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和消极的态度，只是迫于节能减排目标而选择某些政策。为保证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能够在地区得到落实，除了中央政府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各地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二)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推动者，而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宏观运行的风险程度来适时调节政策组合及力度，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可控性，但对于被动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状况是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很难改变其外部环境，而是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自己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之处是，地方政府并不用过分担心经济的波动(除非这种波动严重影响到经济中的就业)，也不会过分担心价格水平，因为在地区间市场壁垒已经消除的今天，地方政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来水和城市交通的定价之外，他们的经济行为已经很难影响当地的价格水平。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用担心对外经济状况，除非本地区是明显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也不会太在意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产生的金融市场风险，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非常在意财政收入状况。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整个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这些政策，所以中央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而对于地方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所影响的市场都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在追求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此，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与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同。其次，由中央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而有意识调控的宏观经济，对地方政府来说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3所示。

图3显示，该系统能根据外部环境和中央政策的变化来及时考虑政策种类、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力度，并通过主要产业分析而及时评估出政策风险，进而调整政策使之保持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之内。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已成为既定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当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本地区的主要产业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本地区这些产业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本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

此外，应该加强中央与地方风险控制系统的有机协调。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应该包括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将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子系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和分权体制下这种观点就有了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它们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三是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政府所不知道的许多信息。基于这三个原因，不能简单地把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看做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子系统，而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强与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协调，努力使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服务，甚至努力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否则，就会出现地方政府不积极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情况，

或者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

四、控风险与促转变的政策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现状，现阶段中国要通过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如下政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一)注意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的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探索，政府已经逐渐明确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节能减排。根据这样一个政策思路，可以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风险控制的重点。

首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虽然第一和第三产业都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第二产业中的问题最大，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内部的关联度高，由节能减排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极大，因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产业风险源就是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须要重点控制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六大行业，因为这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总量的70％，无论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还是不久必然推出的能源及其他资源价格改革，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影响的就是这六大行业。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特别为制造业提供基本条件，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产业风险会通过六个产业扩散到整个制造业，进而扩散到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控制好六大行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了宏观经济中的产业风险。

其次，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密集的地区。虽然中国各大经济区都存在“两高一资”产业密集的地带，但总的来看还是中部地区这类产业偏多，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注意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不是从大的经济区域或省级行政区，而是从城市层面看，不少城市就属于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和低效益的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政府继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城市中的许多企业就面临关闭的可能，进而为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城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高风险地区，因而需要高度重视。

(二)全面防范各类宏观经济风险，但重点是防范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率，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很高，即使采取比较严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一，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会产生过大的宏观经济风险，至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带来的其他风险，例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特别是“两高一资”密集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降低出口产品中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但同时也会减缓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体上看，它对进出口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它有可能加速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能源和资源处于投入产业链条的上端，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下游一系列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加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则会使财政补贴的负担不断加大，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继续运用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最终也能够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资源配置效果不如放开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更有效率。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中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风险将显著加大，这是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