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传统文化大全11篇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1）

一、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应当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品格,充溢着现代创新精神。农村传统文化是农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产物,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演变而演变,并在创新中不断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因为创新首先是一种生活,对农民而言,是他们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观察生活的一种视角、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体现着农民始终执著的生活热情、辛勤劳作的品质、热爱家乡的传统美德、对于理想生活的渴望,所以,农村传统文化创新是永无止境、没有穷尽的。农村传统文化创新就是对自身的自我“扬弃”,是在文化的“人本性”无形引导下进行的自我批判和否定,并在批判和否定求得对农村传统文化的新的认识和新的升华。

二、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又叫做原理精神,就是干什么事情都要追求根本,求得最根本的原理,是人类在探求真理过程中必须具备的一种高尚品质,反映了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在农村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是以不自觉的形式存在着,且十分匮乏。原因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形成的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影响下,农民多重人伦,轻功用的文化观念,宣扬保守,以遵循守旧为荣,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只有通过从外部输入先进文化,才能激发其成为以自觉方式存在的精神。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诸如文化“三下乡”活动等,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引导农民积极投身于探索世界奥秘和追求真理的科学实践及认识的活动。通过这些积极的方式向农民灌输先进文化的活动,逐步培养农民崇尚科学的习惯和思维。总之,融科学精神于农村传统文化中,使之成为农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不仅是惠及农民的重要举措,而且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的工程。

三、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传统的精髓,其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是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人文精神展现人们的气质和价值取向,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传统文化就要着眼于现有文化环境和农民的审美情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优者而用之,对一切的新思想、新文化兼容并收,融会贯通,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特别凸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注重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潜移默化的教化、熏陶、陶冶出农民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优良素质,使之转化成当今农民积极向上的意识,不断强化农村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品质。

四、和谐精神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2）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它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领域起着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是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要抓好新农村建设。

一、传统文化精神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与传统文化有直接的联系，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都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

1.传统文化建设推动着新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下，生产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农村人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宽裕，而失去了生产发展和生活最基本的保障，新农村建设也就失去自身发展的方向及发展的根源。要想加强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培养高素质的劳动生产力，在广大农民群众的能力和素质下，新农村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但是，目前农民群众思想观念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科学文化素质还有待提高。所以，在新农村文化的建设中，我们要强化农民的素质，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从而达到强化新农村建设的目的。

2.传统文化建设是新农村精神文明的推行剂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是乡风文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乡村的整体形象，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以及人际关系等都是乡风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我们要在建立好乡风文明的前提下建设好传统的精神文明，使得农村社会风气得到净化，为农村人民迎来良好的生活环境，为农村人民的精神需求带来有利的保障，另外，在激发农村人民精神力量的同时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事业，不仅能够强化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可以促进农村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大大地推动了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二、传统文化精神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以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以智慧的结晶为导向，最终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多年而不衰，使得我们伟大民族具有奋发向上、自力更生、不畏牺牲、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文化精神的核心及源头，我们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

1.要建立集体主义精神

传统文化的灵魂就是我们所要建立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较多民族的地区，要加强民族文化沟通与交流，使各民族之间能够融合的发展，在地域辽阔且人口稀少的地区，我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要做到相互帮助，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让他们能够亲如一家地生活在一起，构建出重情重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农民群众的集体参与下来满足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才能使广大群众具有凝聚力，然后团结一致地构建好我们的家园。另外，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有“铁人”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闯关东”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精神文化传统及文化内涵。还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要有不畏劳苦的思想理念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

2.以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

例如，在我国的黑龙江省，它有10多个少数民族组成，分别有赫哲族、鄂伦春族、满族、回族、朝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传统文化。此时我们在建设新农村文化的过程中，就要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传统文化优势，并做到及时借鉴这些精神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包括语言文化、传统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民间传说、手工工艺技能等，组织和建立起各民族相互学习和交流的空间，建立民族文化资源库等一些有利于民族之间的活动，使少数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文艺创作、影视、出版、科研、文化旅游、艺术制作等各个领域全面铺开，并激发他们保护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他们的责任心，明确他们应尽的义务，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优势特长下，完善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从而使得农村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生活的品质越来越高。

三、大力打造和地域特色相符合的旅游和文化产业

在打造城市化建设的同时，有很多人喜欢去乡村休闲旅游和度假，这样就推动了我们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然后，结合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色，打造出各具特色的旅游自然景观，让更多的旅游者能够很舒心地度完整个假期，并且还可以了解到当地的民族风情，这样一来可以使很多偏远山区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下尽快地富裕起来，使得农村人民可以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提高其农村人民的实际收入，使得新农村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好，有效地为农村人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以及独特的异地风情。

四、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农民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首先，要让农村人民在建设新农村时获得主观上的认同，然后再去组织实践。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下，使得许多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可是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受到农民群众的重视。往往会出现一些较为低俗的文化。因此，我们在建设新农村时，要尽可能地组织一些有意义活动。

因此，我们要加强新农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从而使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能够小康化。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3）

（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建立和谐氛围

传统的和谐文化十分重视“仁爱、贵和尚中”的理念。也就是说，利用传统和谐文化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能够启迪和引导农村村民在人际交往上做到以和为贵，不挑事端，宽容和理解他人，并主动化解社会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村民能够建立互爱互助的友好关系，减少和避免打架斗殴等影响文化建设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宣扬和谐文化，互助和谐的文化氛围得以建立，村民的修养和村风的建设质量都能够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

（二）有利于树立廉洁风气，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传统和谐文化当中，“廉政观、廉洁奉公”等理念，能够让村干部树立廉洁奉献的精神，让他们自觉抵制贪污腐败行为，减少并逐渐杜绝农村地区依靠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的现象，提升村民对村委会和村干部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进而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让村干部更好地投入到新农村文化建设活动当中。

（三）有利于提升村民涵养，打击不正之风

传统和谐文化当中的“忠信、自强”理念，能够帮助村民培养醇厚朴实的品格，鼓励村民通过自力更生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不仅有利于纠正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不正之风，还能从现实意义上提升村民的综合素养。此外，传统文化中“民本”理念，能够引导村民关注民生、关注社会，鼓励村民树立奉献意识，进而让村民更主动地参与到新农村文化建设当中去。

二、在传统和谐文化视野下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对策

（一）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传统和谐文化当中，“以人为本”理念强调和注重尊重个性，充分挖掘个人的潜能和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然而，当前不少地区的新农村文化建设都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农民很少参与到文化建设事业当中去，因而他们普遍对文化建设活动缺乏了解和热情。

因此，在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事业当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农村村民的主体作用，调动他们的创造热情和积极性。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和村民会议，让村民了解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进程和建设活动，让村民就当前的农场文化建设现状提出自己意见和看法，鼓励村民通过自主探寻、合作探寻，找到解决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困境的方法和对策，以更好地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形式，打击农村“黄赌毒”盛行的不良风气。

（二）推广“礼乐”观念，加强村民思想道德建设

“礼乐”的和谐理念讲究提升人的内在道德修养，让个人在自我反思和自我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因此，在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宣扬传统美德和普及科学知识的方式，破除农村的封建迷信，帮助村民摆脱小农意识，增强集体观念和互助意识；与此同时，鼓励农村村民继承和发扬诚实守信、勤劳勇敢的良好品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致富思源，回报家乡。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建设实践活动，例如“农村联谊会、红歌比赛、优秀村户评选活动”等等。通过将和谐文化的理念融入到这些涉及面广、参与人数多的活动当中，让村民加深对和谐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了解，进而不断加强村民的思想道德修养，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

（三）丰富农村文化形式，树立文明村风

一方面，我们可以组织农村文艺宣传队，在宣传党的政策法规的同时，加强宣传农村的传统的和谐文化。在引进更多的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的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和谐文化，对村民进行正确的引导，既要剔除农村固有的封建迷信思想、“黄赌毒”盛行风气，更要防止村民沾染拜金主义思想、自私自利等风气，帮助和引导村民正确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不被纸醉金迷的乱象所迷惑。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4）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着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着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土地改革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 。新中国“土地改革”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土地改革“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土改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着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着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Cultural Tradition 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 The author suppose a theory about culture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agriculture from 1949 to 200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overnment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reach a success in policy and system arran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cul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1。

余恩海：《中国农民的理性》，　《社会科学论坛》，2002，12期。

〈战略与管理〉，　2003，1期。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页

王思明：〈 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5）

1、民俗文化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底蕴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落脚点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坚持农民的创作主体地位，才能避免民俗文化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乡土作为创作的空间，孕育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从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中来，又与现代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俗文化代表着特定地区的历史文化，受自然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集中体现了当地人的性格气质和审美内涵。它深深扎根于当地人的命脉和日常生活中，涵盖了序化及伦理的规矩，囊括物质和非物质的层面，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

2、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所在和应有之意

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体现着广大群众精神生活的富足，每逢佳节，那生机勃勃的文艺演出，举手投足间展现出的悠悠古韵，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热情。例如扭秧歌、踩高跷、舞狮子、赛船耍灯、唱莲花落等民俗表演，寄寓着人们对喜乐生活的向往，凝结着民众的审美和艺术积累。繁荣发展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将有力地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有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乡村主流文化阵地，浇筑起新农村建设的灵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此外，“生态文明”亦在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得以发扬，民间传统文化倡导自然、人、社会的和谐相处，是我国农村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和谐的理念参照。

二、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现状

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中的文化挖掘、继承发展和保护工作，需要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一些独特的民间传统习俗正在逐渐地消亡或异化，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也令人十分担忧。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显得后劲不足。

1、社会认知观念偏差

表现在对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知不足，把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看作是临时性任务，缺乏长期工作的各项准备。或者以所能产生的地方经济效益为出发点，指导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开发工作，忽视文化自身的传承和革新。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应以改善群众认知观念为突破口。

2、价值评判标准失衡

在现代文化和物质文明的影响下，商业文化呈现出强势的垄断地位，导致保护和创新民间传统文化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各地政府往往以经济效益作为民俗文化的价值评判和取舍标准，带着膨胀的功利性目的，无节制地开发有限的文化资源，导致民间传统文化的自我调试和更正空间不断缩小。

3、传统文化后继乏人

民间传统文化历来仅在某一区域及人群中传播，特别是一些民间传统技艺，基本相传于少数的艺人巧匠之中。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农村青年一代多选择外出务工，受都市文明吸引，对难度高、学时长、收入不稳定的传统技艺兴趣低，这一现状，致使根雕、剪纸、刺绣等传统工艺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

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

1、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主体性作用

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源于农村，反映着农民生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群众之间继承和传扬，因此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确立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性。首先，要引导农民了解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自觉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自觉担负起民俗文化传承和革新的使命。其次，促?M农民思想解放，培育开放性意识。如克服狭隘的小农思想，开展多样化、开放的社会交往，自觉融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大潮中来。最后，培育农民创新性意识，发挥农民的创造力，塑造创新品格，提升农民的文化自信。

2、创新文化传承和保护机制，形成文化自觉

推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多种手段建立有效的文化保护机制。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为做好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设立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好传统建筑、历史街区，以及民间风俗习惯、传统手工艺和生活方式等，确保文化生态环境的完整和谐；第二，健全文化保护的工作和领导机制，落实国家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做好各地区的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展览宣传及公益性活动；第三，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氛围，形成农民与专家共同努力的文化自觉。充分吸纳专家的研究成果，协同完成宣传、展示、普及等相关工作。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来自于行政部门的强力监管，是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应充分调动地方政府职能，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制定保护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确保工作在计划下稳步推进。此外，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事，监督保护条例的执行，提高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法制化水准，才能做到对民俗文化的依法保护、合理开发。最后，科学评估文化资源，采取分级保护。将民间优秀文化收编于保护名录之中，鼓励社会力量协同政府参与保护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

4、注入经济活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6）

在广大农村，文化具有集约、分散、多层次的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作为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纽带的文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特征丰富多彩，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而很多具有传统意义的体育文化，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更显弥足珍贵，更应加以传承和发展，使其内容更加健康，形式更加丰富，使民族文化发出耀眼光芒。

一、农村体育文化的内涵

农村体育文化，是以年龄段来划分人口对象，通过体育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来提升人民身体素质，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农村体育主要通过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以及竞技体育的形式加以落实，作为其重要分支的农村体育文化是历经岁月沉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认知、思维、情感、态度、价值及追求的角度反映农民的精神世界和个性特征，在内涵上包括体育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形式[1]。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取得显著成绩，文化建设大繁荣的背景条件下，传承与发展农村体育文化的意义更加深远，既能为居民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又通过积极健康生活环境的营造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形成完美融洽的人文环境。

二、农村体育文化发展概况分析

相比其他组织活动，农村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呈现出明显地域特色，具有浓郁的本地化气息。以广西南宁市的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看，在每年大大小小的80多个节日中一共有300多项体育活动，主要包括竞技类、娱乐类、表演类、舞蹈类及节会类五种，其中壮族、瑶族、苗族分别有130、40、30个体育项目，这些活动经过岁月的沉淀，传承着历史文化的精髓，至今延绵不息。然而，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为人民的相互交流提供了物质保障，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农村体育文化活动，在传承和发展中也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2]，使得当地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除此之外，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还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农村体育场地和基础设施的匮乏，农村居民的体育锻炼意识不强，农村体育活动的组织不力，农村体育活动的总体消费较低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足。对此，也需要加以积极引导、协调，方能促进农村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传承与发展农村体育文化的构想

1.坚定信仰，传承历史文化

信仰，既是对正义的信服与尊崇，又是对负面妖魔的恐惧，并将其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信仰追求在发展中逐渐内化为人们的内心意识，并通过节日活动的形式加以体现，以此实现精神满足与内心安宁，在岁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诸如祈神求福、丰收节庆、驱魔祛病、婚恋生育等节日活动，并在节庆日中欢呼跳跃的进行各种肢体活动，这也是节日体育活动的发展雏形[3]。在这些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仰，如福文化、祖先、阴阳、五行、自然、动植物、偶像、英雄以及各种神灵鬼怪，通过诸如春节、端午、清明、中秋等节日体育活动，将这些文化信仰进一步升华展示。其中，在我国诸多节日体育活动中，端午的“划龙舟”更具典型特征。通过举办这一活动来缅怀纪念我们伟大的祖先屈原，随着时间发展与环境的变化，划龙舟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体育娱乐活动，而是承载了更多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文化大繁荣的背景条件下，各种文化思想之间不断碰撞，使得农村体育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但是对于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诸如信仰之类的实质内涵应加以保持，保证其纯正性，并能做到历久弥新。

2.排除束缚，体现时代特征

作为提升以及丰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传统体育文化除了继承传统，更应重视发展，及时排除束缚其发展的制约因素，以适应时展需求。结合上述问题的分析，我们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1）积极建设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基础设施，如结合本区域体育活动的类型特点，规划选择一些较少使用的场地，通过政府统筹规划，人民群众群策群力，积极参与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进行场地建设并购买相关体育器材，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场地和设备支持；2）加强组织宣传，提升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由于农民生活工作习惯具有分散性特点，开展相关活动需要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规划协调，引领该活动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活动的正常开展，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参与支持，对此也需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如通过村委宣传栏、广播以及入户走访的形式向村民普及体育健身常识，增强其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在相关活动开展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3）在传承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融合时代主题特征对传统农村体育项目加以因地制宜的发展，坚持小型、多样、业余、因人、因地的自愿原则，将文化活动与生产劳作相结合，着重发展体现新时代新农村精神风貌，并与地域特征相协调的特色体育项目。

农村物质经济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农村精神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着重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在阐述农村体育文化相关概念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其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一些发展建议，旨在有效促进文化大繁荣背景条件下农村体育文化工作的更好开展。

参考文献：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7）

一、土家族优良的传统文化

土家族是三峡库区移民中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土家族传统文化表现在土家族民俗文化、伦理道德文化、风俗习惯、宗教等各项社会活动中，是土家族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精华的历史积淀，反映了土家族人民的心声、愿望和要求，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这些优良的民族特性在土家族悠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被土家儿女代代相传，并且发扬光大、推陈出新。

(一)热爱祖国

在土家族传统文化中，一直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有一股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极强的向心力和内在凝聚力。“明代嘉靖年间，土家儿女背井离乡，到东南沿海清剿倭寇，并获剿倭平寇卫国‘东南战功第一’的称号”。在近代历史上，土家族人民继承和发扬爱国传统，勇于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陈连升、罗荣光、温朝钟、黄玉山等都是爱国英杰。在解放战争中，土家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土家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这些都体现了土家族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光明磊落、富于集体主义精神是土家族人民千百年来世代承袭的淳朴古风和崇高美德。土家人在发生矛盾时，“以和为贵”、“和气值于金”的原则使得邻里之间和气安宁。在土家山寨的公众社团，即“邀会”中，土家人依靠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把自己民族群众组织成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民族。“山上打肉，见人有分”是“梅山会”的古规，诸如“土地会”、“清明会”、“姑娘会”等活动体现了土家族人民淳朴的古风中的和谐面貌。即使在当今社会，这些依然存在于土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三)诚实守信

土家人认为讲情义、守信义是做人的原则，“为人之道，以情义为本”、“情义人品重千斤”。在土家族村落，有很多良好的传统风俗习惯世代承袭。形成了很多不成文的村约，大家都自觉遵守。如集体防盗匪、防野兽、防山火等定有村约；本村人受到外来欺负，全村人要齐心协力捍卫本村利益，也是村约；在农事生产上，土家存在的村约还相当严格；土家山寨村民如果发生纠纷，因土家族历来朴拙淳直，惧管怕讼，所以一般由族长进行调解、仲裁，“做客莫落后，见官莫上前”，或者由发生纠纷的双方赌咒发誓，自行调解。这些村规村约，虽然在当代被社会主义的新风所取代，但很多富有民族传统道德的，却仍在世代相传。

(四)崇尚礼仪

尊师爱教，尊老爱幼，崇尚礼仪是土家人追求的美德。土家族与人交往，都很讲情礼文明，注重和珍惜民族声誉。对人称呼，无论亲友长幼，“尊敬”二字为先。在家族生活中，土家人特别重视讲古传谱和家族家风。逢年过节，祭祀等活动时，长辈们都会向家人讲礼仪道德。重情节、礼行、讲友好、尚文明，是土家人人生的四大礼仪。土家族在其一生中的生活和社交活动之中。礼仪较多。但重要的是诞生礼、成年礼和婚礼、寿礼、葬礼。“这四大礼仪所举行的仪式活动，既有社会特征，又有信仰特征，他们把土家族传统的人生观和吉凶祸福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多样、多重的民俗结构特点，而且还长期地支配着土家人的社会生活及信仰生活，这四大礼仪是土家族礼仪之风的集中体现。”

(五)民族审美情操

土家族在各种节日活动中，总要以歌舞相庆。跳丧、祭祀、农事、喜庆是土家族歌乐中最有民族特色的，在这些民族活动中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如“撒尔嗬”、“摆手舞”、“毛古斯”、“哭嫁歌”等。土家族的民族审美情操除了歌乐歌舞外，还集中表现在土家族传统的织锦上，“西兰卡普”绚烂多姿，每种花纹图式都反映了土家人独特的民族魅力和审美情操。

二、三峡库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党和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文件精神中明确指出，在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传承民族精神，发掘、弘扬民族文化。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与培育文明道德风尚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外流，进城务工的年轻一辈成为受异族文化冲击的首要对象，民族传统文化随之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文化传承断裂现象。在这些情况的逐年演变下。道德伦理问题，其子女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培养问题等等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人们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差异与变化势必给新农村建设带来影响。所以对于移民新区这样的基层社区有必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剔除如、扰乱村社治安、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建设健康文明的村社生活。

(二)弘扬与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问题

三峡库区的各民族都有着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三峡工程的进行。相应的都有保护机制，但仍存在着众多忧虑，如土家族语言。土家族有语言而无文字，语言文化靠口传心授代代传承，“彭英明主编的《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第二章《语言文化》中说：‘在570多万人中，现今操土家语的只有42万多人”’根据《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一书的论述，我们可以究其部分原因，有现代化教育因素、劳动外流、市场因素、城市化与现代传媒等。土家语的濒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家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文化变迁危机，但是我们要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步的角度客观地看待，关键是要保护及时得当，同时要尊重土家群众的意愿，了解土家人在文化转型中的各种因素，不能采取强制性的、不符合实际的“一刀切”的文化保护措施。

总之。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持。所以必须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加强移民聚居区的农村文化建设，并将其形成一套科学的、长期的文化机制，有力地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并与之协调共同发展。

三、如何弘扬库区民族传统文化

党的新农村建设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充分表明，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不仅是要发展农村经济，更要同步建设新农村文化，改变当前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匮

乏现状，从而保证农村经济的持久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建设库区和谐文化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如在土家族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中，“热爱祖国、团结和合、邻里安宁、尊师重教、勤劳忌懒、节俭致富、诚实守信、尊老扶幼”是土家族社区的行为风尚。在歌舞文体活动中，“摆手舞”、“毛古斯”、“新春舞狮”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在土家族葬礼中的哭丧、婚礼上的哭嫁，有助于人们心情的宣泄，加强亲情关爱。各种民间手工艺品奇特的构思和丰富的审美情操，表现了土家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观念。这些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仍然是衡量人们道德素质的重要尺度。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思想资源。当前库区应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发展乡、村级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建立综合性的乡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保护、发展和培育少数民族特色表演艺术，支持民族特色艺术表演团体建设。开展大型民族特色文化艺术活动。继承不是墨守成规，对体现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资源，必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新的时代精神，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焕发新的生机。

(二)发展库区民族文化事业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与文化事业建设的同步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政策要求，也是地区人民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客观需要。三峡库区的主体少数民族是土家族和苗族，弘扬土家族、苗族的传统文化，其关键是要打造民族品牌，民族品牌是民族文化的标志，凝聚了本民族的智慧和特色，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晶的载体，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本质所在。

第一，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土家族的标志性舞蹈“摆手舞”，内容健康、古朴典雅、形象优美，在各种文化艺术节上一直是大放异彩；土家族的织锦“西兰卡普”。以其严谨的结构、精美的工艺、绚丽的色彩、多样的品种著称于世；土家族的“哭嫁歌”，被称为“中国式的咏叹调”；土家族的吊脚楼是中华建筑文化的重要源头，在中国的建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土家族打击乐“打溜子”是土家族人民独创的民族音乐，《金鸡出山》、《喜迎火车进山来》曾获国内外的好评。对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我们不仅要保留浓厚的民族风味，而且要日益创新，形成有质量、有内涵、有规模的世界级品牌文化。

第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生态区的保护，重点扶持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广大农民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力量。在新农村建设中，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遵照国家的相关政策，首先，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其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管理保护结合起来。最后。要把政府重视引导与群众的自主作用结合起来，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保护，群众的自觉性和热忱努力，还应重视从少年儿童抓起，进行社区乡土传统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让他们从小热爱土家族文化。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8）

1序：灾害造成农村巨大损失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0级大地震，世界震惊。四川省汶川、北川、青川等10个县、市灾情最为严重，严重受灾村庄多达3700多个，大部分村庄90%以上的房屋倒塌，乡村 自然 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生产生活设施损毁严重（.cn/）。

1.1农村设施损失巨大

地震造成农村建筑物与基础设施大量损毁，例如四川彭州龙门山镇宝山村，14座小水电被毁，5座度假宾馆倒塌，56位村民死亡失踪，608户房屋倒塌；四川茂县凤仪镇坪头村农民房屋全部倒塌；四川北川县东溪沟村农民房屋全部倒塌，新规划的农家乐 旅游 和观光农业化为泡影（.cn/）。此次地震还波及甘肃省陇南、天水、平凉、白银、武威、定西、庆阳、甘南、临夏等9个市州，其中甘肃省距离震源相对较近的陇南市灾情最为严重（/）。

1.2传统文化损失巨大

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文化损失，物质文化中尤其以建筑文化的损失最为突出，特别是具有羌族特色的建筑——碉楼和羌寨损毁惨重。四川省汶川县古羌王遗都萝卜寨，具有4500年 历史 的羌族村寨文化遗产民居全部倒塌；汶川的威州地区、雁门乡、龙溪乡、克林乡、绵篪镇五个乡镇，传统的羌族民居里没有一栋完好的建筑（/）；四川理县桃坪乡桃坪羌寨，3座著名的古碉楼出现裂缝，楼尖部分垮塌，2000年历史的羌族村寨民居全部倒塌（.cn/）。地震波及甘肃省陇南市的5个藏族乡震情非常严重，两万余名藏族人受灾（/）。非物质文化损失也非常惨重，北川县文管所保管的馆藏文物已全部被毁（http://culture.people.com.cn/）。

1.3次生灾害损失仍在持续

地震的瞬间威力令人瞠目；而另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威胁——次生地质灾害将长期侵蚀灾区农民的家园和生存环境。北川、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高半山地区地质灾害首当其冲，这里同时又是大量宝贵的羌族聚落的聚集区。鳞次栉比的羌房碉楼也许经历地震屹立不倒，但随着雨季的到来，难逃被泥石流、山体垮塌淹没的噩运。即使村落本身地质环境尚安全，其生产要素——土地、沟通外界的生命线等等也有遭地质灾害破坏的危险。当代技术可以加固山体、坚韧的羌人也许可以在悬崖上开辟出土地、勇敢的工程人员可以反反复复抢通道路，但在长期存在的地质灾害面前，为了几百人云中栖居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就将难以接受。这是愚公也拗不过的事实，在自然凶猛而漫长的毁灭力面前，“人定胜天”这句话完全没有意义。

2灾后重建任务势在必行

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灾难（/pubnews/）。众所周知，灾后重建工作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当然，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强调，要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等方式筹集灾后重建资金，加快灾区恢复重建（http://finance.aweb.com.cn/）。

2.1物质环境建设势在必行

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农村物质环境的重建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民居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保障灾区民众在最快的时间内安定生活与恢复生产，是需要并重的物质环境建设目标。在针对农村居民安定生活的民居建筑恢复重建过程中，活动板房的建设对于他们来说既不适用也不 经济 ，在原有村落或者原有民居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修缮、加固、维护、改造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途径。当然，对于那些被彻底摧毁的村寨，可能还要涉及到村寨新址的选择与新型村寨的规划设计，同时涉及到民居建筑的设计与建设。在针对恢复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中，道路 交通 与电力供应等是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统筹安排的，而农业机械与生产工具等设施则需要因地制宜，逐村逐户分别对待。

2.2精神家园建设势在必行

在物质环境建设的同时，受灾区域精神家园的建设必须同步进行。一方面，灾区民众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抚慰。另一方面，灾区农村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羌族与藏族，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是需要关注的，诸如村寨宗教活动场所与装备的恢复重建、民居建筑中佛龛与祭祀设施的恢复重建等。这样，不仅可以让灾区村民重归原来的生活传统，同时让他们可以重建生活的信念，进一步重振民族文化。

3传统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物质环境的建设，还是精神家园的建设，都必须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物质文化的保护也许是非常显见的和具有共识的，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可能不容易落实，所以更需要加以关注。

3.1物质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羌族传统村落与农宅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包括在村落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聚落形态体系与建筑体系。村落从组织肌理、空间结构到建筑的布局形体、装饰细节往往具有完美的和谐感，并与所处环境有机共生。这种体系是村民长期文化认同的载体，是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最适应环境最安全的人居形态。此外，羌族建筑特色鲜明，特别是羌族碉楼与石砌民居，充分体现了羌族人民的智慧，是值得保护的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村寨的保护可能面临两种挑战：一是无意识的影响——即指各种社会力量为了帮助灾区农民尽快安居，而建设脱离原来村落与原有传统的村寨及民宅，或者在原来村寨中置入大量异质性内容，导致建设性破坏。二是价值观的扰动——即村民自己在外来文化与外来资金的影响下，不满足于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且盲目引进外来的建筑类型进行建设，导致村落体系的破坏。上述两个方面，都是造成物质文化方面的“次生灾害”。通过长期深入研究，试图把握地方聚落的结构和部分文化内容，并在新的建设中予以继承，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如何在体现灾后重建迫切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对传统体系的扰动是值得思考、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

3.2非物质文化保护非常迫切

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羌族宗教文化、礼俗文化、服饰文化、传统节日、民间 艺术 、生活方式等等。同时，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族语言、文化均靠年长者口授身传来传承。会羌语的长者、通晓羌族 历史 文化的“端公”等对羌文化的记述和传承至关重要，所以，羌族文化的保护，首先是人的保护（http://culture.people.com.cn/）。

3.3传统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3.3.1村落建设缺少技术力量

大量 农村 地区传统民居建造手艺高超，但建设 现代 建筑方面技术力量薄弱。成本不低、结构不合理的新农宅比比皆是，在这次灾害中损毁惨重。但统一的技术标准在农村地区并不适用。各地、各村、甚至各户农宅的地理环境、 经济 条件、风俗习惯都有很大区别。一刀切的工程技术要求部分农民无法承受。如何以低成本植入专业技术力量协助农宅建设，是个艰巨的课题。也许通过调研制定因地制宜、成本不同的技术导则，以及明确政府监督负责的制度，比编制技术标准更有意义。即使制定技术标准，也必须尽量体现地域、成本的多元性。

3.3.2村落重建工作具有长期性

地震改变了大量村落的宜居性，不少村落将处于地质隐患的长期威胁下。迁移安置不宜居的偏僻村落，需要长期的努力，工作量非常巨大。

3.3.3村落重建工作具有复杂性

受灾农民自救能力很弱。地震不仅夺走农民的家园，还毁坏大量耕地。多年的积累就攒下一栋农宅，瞬间消失后要重新奋斗，但是连耕耘的土地也没有了，重建家园的难度可想而知。灾后村民生存来源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灾后村落重建工作比通常的村庄规划考虑的层面更丰富，比如应重视生产用地规划、村庄产业 发展 策划、村落社会调控、村民就业培训与安置问题等等。

4保护传统文化的规划途径

灾后农村恢复重建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保护，既是迫切的工作，又是长期的任务。量大面广，内容复杂。如果将本文的上述思考落实到重建规划工作中，可以根据工作层级，将保护途径简要梳理为以下方面：

4.1协调生存环境与人类活动

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第一步是保护灾区居民的生命。在规划工作中，保护人员生命体现在对聚居点生存环境容量的 科学 评估、异地重建聚居点的合理选址方面。无论是原址重建还是异地重建，都需严格保证聚落人口规模和资源利用强度处于 自然 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尽量避免灾害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承载力的确定需综合考虑聚居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敏感度、资源条件、生产要素水平、地质隐患、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4.2保护村落社会单元

灾后重建的一个现实的规划难题是，大量人口（尤其是高半山村落中的少数民族村民）由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需要迁移。村寨传统文化与聚落社会共同体关系密切，离开原有社会单元，分散加入新型社会环境的居民，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和传统记忆。因此在迁移人口的决策中，除科学选择聚居地、理顺管理体制外，还应尽量保持移民的社会单元完整，整村或几个临近村落共同迁移，并在新居住地按原有社会结构建立社区。

4.3坚持居民为主建设家园

许多传统文化价值突出的聚落是在长期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发展形成的，具有突出的系统性。这类聚落系统与专业规划人员通常面对的研究对象差别巨大。在聚落系统物质实体现象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或宗教精神，这些内容专业人员用规划逻辑根本无法理解。因此在具体聚落规划和建筑设计中，最佳的保护传统文化途径，就是坚持当地居民为主体，按照地方的意匠建设家园。充分发挥传统工匠体系的作用。专业人员仅在保障公共安全、建立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牵涉现代建造技术时发挥主导作用。

4.4传承村落传统文化

多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灾区大量聚落承载着羌族、藏族等多类型的传统文化。在重建规划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实体的保护，还应为传统文化的发扬提供条件。比如在规划中整理相关文化资料、倡导地方工艺与思想的 教育 与传承，鼓励传统风俗庆典活动等。但要警惕的是，这些努力应以强化传统文化生命力为核心目标，而不是形成特色 旅游 产品追求市场效益。后者有可能导致传统聚落变成一个“大布景”，把韵味深刻的传统活动变成满足陌生人猎奇心理的表演，反而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真实价值。

5结语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9）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60-02

近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但从总体上看，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转型，以传统孝文化为文化根基的家庭养老在当前农村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逐渐呈现衰弱的趋势。面对“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浪潮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保障基本缺失的现状，解决好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弘扬传统孝文化，发挥农村家庭养老的优势。因此，研究如何弘扬传统孝文化，对于传承民族先进文化，维护广大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为责任单位，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由家庭负担起对老人赡养的责任和义务，为社会分担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责任。完整的家庭养老包括物质供养、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研究家庭养老问题，需要从这三方面来考察，进而试图弘扬传统孝文化，发挥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优势，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一、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功能呈现弱化的趋势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转型，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不断向城市流动，“空巢家庭”日渐增多，导致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下降。另一方面，现代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以及老年人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都使家庭养老的负担越来越重。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的冲击，家庭责任观念、家庭义务观念等都在不断淡化，使部分年轻人不愿承担养老责任。总之，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功能日渐衰弱，家庭养老这一养老模式在农村正面临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1.“奉养”观念淡化，子女不赡养老人的情况存在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形成负面影响，赡养老人的观念日渐淡薄。部分年轻人过分强调自我，忽视赡养的义务，形成从社会到家庭“重幼轻老”的趋势。有代表性的是甘肃榆中一农民生有五个儿子，五子推三阻四，不赡养老人。原因是“一父五子嫌子少，五子一父嫌父多”。还有某农村一老人向儿子讨要生活费时，被儿子和媳妇一顿棒打之后，撵出家门冻死在路旁。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农村，类似虐待老人的事例不在少数。从中可窥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比较常见。

2.家庭养老的社会化削弱了农村家庭养老的日常照料功能

养老的社会化趋势，使子代向亲代提供资源的数量和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表现在农村部分老年人有社会发放的固定养老金，减少了对子辈经济供养的依赖，其次，子女的尽孝方式将由直接地供养、照料向间接地供养、照料演化。这种养老的社会化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社区中购买养老服务以尽孝。如家庭料理、家庭理疗、全日制看护、日托、临托等。第二，社会支持、赞助老人在社会养老机构中养老的尽孝方式。部分老年人经济独立及自主意识的增强，自主选择到社会养老机构养老。同时，由于家庭规模的缩小，空巢老人的增多，也愿意到社会性的养老机构中集中养老。

3.“精神赡养”仍存在一定真空，不少老年人缺少精神慰藉

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内容与其他群体不同。“年轻时重事业，年老时重家庭”，老人年迈体衰，家庭成为其人际关系的中心，家庭的天伦之乐，是老人最主要的精神慰藉。他们希望得到子女更多的关心、爱护和尊敬。希望与子女进行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供养，更多的是家庭亲情与精神慰藉。一项关于湖南、江西、新疆三地的农村家庭养老的实地调查结果显示：46.5%的人认为老人吃得饱穿得暖就算是尽孝，而53.5%的人则不这样认为。这表明有近半数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老人除了有物质需求之外还需要精神上的慰藉。这种“精神赡养”的真空状态，极大地影响了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

二、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的最主要方式

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在这种“未富先老”的现实情况下，家庭养老仍将负担起历史的重任。而且家庭养老的内在优势也已为西方国家的正反经验所证实。这便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石，是农村养老的最主要方式。

1.家庭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物质上的重要依托

较之西方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目前，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资金、制度，人才等各方面都还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是难以得到彻底解决的。显然，那些暂时无力领取养老保障金的绝大部分农村老人的物质供养仍离不开他们的家庭。

2.子女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该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家庭成员有“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大多数资料表明，需要生活照料的老年人95%以上居住在农村。即使比较富裕的农村老年人住在养老院，仍离不开家庭，也需要家庭成员在生活上的照料。

3.绝大多数子女仍然比较关注父母的精神需求

家庭是人们情感的归宿和生活的港湾，家庭在为老年人提供主要的精神慰藉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除了温饱外，年迈体衰老人对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更多希望在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中安度晚年。而且，代际“反哺”“老吾老”等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已深入人心。家庭对于绝大多数子女来说，是一种牵挂、一种责任，他们会在百忙之中，“常回家看看”，让老年人能够得到情感满足。从关于湖南、江西、新疆三地的农村家庭养老的实地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46.5%的人认为老人吃得饱、穿得暖就算是尽孝，而53.5%的人则不这样认为。这说明尽管有近半数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老人还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但值得欣慰的是绝大部分人认为精神慰藉是家庭养老的重要功能。

三、弘扬传统孝文化，发挥农村家庭养老的优势

孝文化是“孝”和“文化”的集合体。《文化词典》认为“孝的文化是古代文化的一种范式。它是指孝的观念、规范以及孝的行为方式的总称，是关于处理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关系的理念与行为规范”。“孝”本是一种客观的个人或家庭行为，无文化可谈。但这种行为一旦融入民族的观念系统，囊括了孝的观念、孝的内涵、孝的准则、孝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等，就演化为一种特定的文化。

1.加强孝德教育，使孝观念深入人心

目前农村为数不少的老人处境艰难，拒不赡养、虐待甚至遗弃老人的现象屡屡发生，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极大地冲击，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道德素质的高低。因此加强孝德教育，使孝观念深入人心，是提高老人生活质量的道德保障和必要手段。首先，必须重视学校教育在孝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加强青少年的孝德教育，使青少年从小树立良好的孝德观念，道德意识。其次要加强社区孝德教育，使农村青年正确理解孝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将道德内化为自觉行为。树立正确的孝德观念是自觉承担父母养老的前提。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合力作用，使孝德代代相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

2.弘扬孝文化精华，为“居家养老”奠定文化基础

《礼记》指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勿辱、其下所养。”意思是说，“奉养”是小孝，“敬养”才是大孝。这种传统孝文化提倡孝养父母，认为奉养是孝的基础，敬养才是孝的本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养老出现社会化趋势。但社会养老只能保障老人的物质生活，而无法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这就需要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方式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居住在家中养老，养老资源除由子女、配偶和自身供给之外，还需社区或社会服务人员来协助解决的养老模式。它在减轻家庭养老经济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养老质量。在农村构建居家养老的养老保障模式，挖掘孝文化资源，加强舆论宣传、法制建设，形成有特色的孝文化资源。同时也要带动社区进行家庭道德、人际关系以及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10）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至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议题正式提出。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之时到现在，一直处于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的历史可谓正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成功地实现中国化、大众化，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缘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传统文化具有某些内在的契合性，找到其契合点就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所以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充分挖掘和利用优秀农民传统文化，与时代进行接轨并赋予其新内涵，服务于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户县农民画的发展很好地将中国农民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借鉴意义。

一、农民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和推广，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深邃变简单质朴，由深刻变群众喜闻乐见，由抽象变形象具体，让科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生动的社会实践，成为广大党员普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强大思想武器。[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以及自给自足的小私有生产所有制中，造就了保守与革命、坚韧与软弱、朴实与自私等并存的特点，具有矛盾性和多样性，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初始传播过程中便遇到了问题。

“任我们说的天花乱坠，而且他们总是耳过风等于没有这么一回事的样子，并且有许多青年农民认为我们是发了疯”[3]即马克思主义在初始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农民的自我解放意识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逐渐觉醒。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环境得以改善，农民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归属。目前，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改变，农民的精神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由于中 国农民传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滞后性，在较长的时间里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尤其农民受小农生产方式的影响，其保守价值观的现代化变革缓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还是相对较弱，难以转化为其自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仍影响着广大农村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户县农民画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迪

（一）户县农民画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契机

户县农民画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在陕西关中地区传统的剪纸、壁画、年画、刺绣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孕育而成，7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因特色鲜明户县先后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户县农民画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以热烈绚丽的色彩、寓教于乐的主题、简洁朴实的笔触和贴近百姓生活为特点，充分反映了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新农村的新气象。因其浓郁独特的乡土气息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走进了国内外的艺术殿堂，成为陕西省金字招牌以及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四大农民画之一。

党的十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并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其大众化的实现无疑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要求。2014年以来，西安市把公益广告户县农民画作为提升城市道德内涵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户县农民跟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具体要求，立足实际并不断创新，将其文化品牌户县农民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社会各界关注和广泛好评。《爷孙仨》 《耕读传家》 《粒粒盘中餐》 《幸福路・中国梦》这些民间艺术作品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出发，宣传了现当代的道德文明精神，百姓喜闻乐见、接近生活、有地域特色。同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扩散与传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传统文化实现了完美融合。

（二）挖掘农民传统文化的特色部分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恩格斯曾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与历史紧密相连，与文明同进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要在长期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中国农村实现大众化，必须与中国农民传统文化在形式内容上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文化特有的表达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易于也更乐于接受、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这种结合并非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消解，也不是异域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创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生命形态，二者合则两利，离则两伤。[5]如此，既可以汲取中国农民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并得以发扬，也可以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简单来说，户县农民画的发展便是借鉴、继承、吸收了中国农民优秀文化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出了农民易于接受、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充分体现了大众的实践需要，抓住了农民群众的本体地位，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有章可循的，有其实现途径。

三、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一）内在驱动力在于满足大众需要

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既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6]所以，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考虑人民大众的需求，贴合民众实际并深入农民生活，与农民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真正实现化大众，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浮于表面以及口号式的宣传。而最根本有效的方式即运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理论变成易接受理解的接地气的语言，那么普及宣传就成为首选。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同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积极挖掘运用贴近群众生活与实际的载体，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推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二）前提条件在于政策引导以及基层领导干部建设

基于我国农民传统文化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推进的过程中除了广泛的宣传普及，依靠物质的力量进行改变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利用政策引导、体制创设和环境塑造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先进文化，将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创造性逐步引导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另一方面要推进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建设。因为一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出身于农民，在将马克思主义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方面具有优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不断进行着吸收和内化，同时对农民进行理论的教育和宣传，来回切换于主体和客体的角色。所以，要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干部就应率先学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知识讲座和理论讲解，让农民深入了解国家的涉农惠农政策，组织丰富多彩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文艺表演，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潜能，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内容内化于心，潜移默化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

（三）关键在于利用农民传统文化培育人民群众的价值观

如今，我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还不是很协调，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也不是很同步，若农民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很难有政治参与意识和话语权。农民朴实的价值追求有时仅仅表现于和谐的家庭和邻里关系，稳定的收入和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所以要依据农民的实际，切实采取措施保障农民权益，解决农民的现实性问题，让农民实现梦想、成就希望，从而积极培育农民新的价值观。另外，农民也应积极内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农民传统文化优秀成分，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正如户县农民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中，老百姓结合农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充分表达了老百姓生产方式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价值方面的追求，实现了优秀的农民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结合。（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 33 页

[2]何毅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N].人民日报，2009-10-27（07）

[3]邓美英.农民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求实，2013（08）

农村的传统文化篇（11）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40-02

一、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

（一）黑龙江省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构成

传统文化精神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黑龙江省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根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黑龙江人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其基本构成如下：

首先，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过去很多迁客骚人被发配边疆，为黑龙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风俗，所以中原文化是整个黑龙江文化发展的源头。黑龙江文化发展始终以中原文化为样板，并把学习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为自己的文化追求。这种情况不仅在古代如此，而且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各种移民浪潮的出现，黑龙江省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更加明显。所以，黑龙江文化精神是在传统文化精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含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素，如中原文化的勤劳勇敢、爱国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感召和凝聚着我们要自强不息，这些要素在黑龙江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和核心作用。

其次，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原生文化。黑龙江是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所以黑龙江省的少数民族文化占有独特资源优势。黑龙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蒙古、达斡尔、朝鲜、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柯尔克孜、锡伯族等民族居住地。这些民族的文化形态，在发展中不断交融，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这些民族在建设家园、征服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历史，也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发扬和传承下来，并为黑龙江的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内涵，其主要特点是粗犷纯朴的人格、强悍进取的精神和追求奢华的行为取向。这些内在精神都已成为黑龙江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最后，以俄罗斯文化、朝鲜文化和日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外来文化。在近百年中，黑龙江文化的发展都是与外来文化的侵入和融系在一起的。这里既有俄罗斯文化的逐步扩张，也有日韩文化的冲击和渗透。如19世纪以来，黑龙江省受到了俄罗斯文化全方位的影响。俄罗斯文化的传入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食品、服装、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黑龙江人们的生活习俗，并且在哈尔滨留有很多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这种文化传播增添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多样化和艺术性，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黑龙江人的生活内涵。

（二）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系

首先，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源泉。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具有广泛的群众根基。将 “中国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俄罗斯等外来文化”等内容注入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能够增强农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激发他们进一步投入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热情，塑造农村文化新风尚。

其次，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对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合理扬弃。黑龙江省的传统文化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既有适应时展需要的文化精髓，也有落后于历史时代的粗陋文化，广大农村是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首先要鉴别传统文化的良莠，只有积极汲取优秀可用的传统文化，合理抛弃封建糟粕，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构建繁荣昌盛的新农村文化。

二、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探析

（一）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引领新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圣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多年而不衰，正是在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奋发向上、自力更生、不畏牺牲、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黑龙江文化精神的核心和源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黑龙江省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

首先，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集体主义精神是黑龙江传统文化的灵魂。黑龙江省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种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再加之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以及生产经营中的互帮互助，形成了重情重义、亲如一家的集体主义精神。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农民群众的集体参与，因此需要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形成凝聚力。其次，以艰苦奋斗为要点。艰苦奋斗是黑龙江人一贯的作风。由于历史上黑龙江是一个资源丰富但却少人开发的荒芜地带，是艰苦奋斗的北大荒人用自力更生的“铁人”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闯关东”精神造就了今日的北大仓。如今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仍然要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的精神传统，不断充实新农村文化建设内涵。最后，坚持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素有自强不息的进步史，黑龙江人一贯秉承了这种精神传统，在荆天棘地的荒芜之所开发出了物产丰富的粮食重地。农民朋友就是要保持这种不畏劳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文化传统依然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和亮点。

（二）以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

黑龙江省主要有赫哲族、鄂伦春族、满族、回族、朝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均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优势。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既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优势，也要及时借鉴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优秀成果。这里包括语言在内的口传文化、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关于自然和宇宙的民间传说、传统手工艺技能等，展开对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追溯和学习，建立民族文化资源档案、以及省市县三级保护名录，使少数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文艺创作、影视、出版、科研、文化旅游、艺术制作等各个领域全面铺开，动员农村居民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负起责任和义务，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配套，发挥黑龙江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优势特长，丰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提升农民朋友的生活品味。

（三）以外来文化艺术品格提升黑龙江农民素质建设

文明无法以单一的色调存在。黑龙江异域文化的渗入使其呈现出多样性。黑龙江地处中国的边陲，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事件、异域民族的混杂，其地域性格显然有别于中原及南方各地。黑龙江的文化精神对俄罗斯文化、日韩文化均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学习。黑龙江省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结合农民实际，开展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活动。例如，保护和学习俄侨文化、犹太文化，挖掘朝、日等国文化；在适当的时机组织观看国外电影文化，了解宗教文化、文学、音乐舞蹈文化、戏剧戏曲文化，从而在生活方式、礼仪社交、风土人情等方面感染和丰富农民朋友。具体在实施过程中可以结合地方实际和历史传统充分发扬外来文化的积极作用，提升农民素质和品格，让他们在参与中接受教育和熏陶，从而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品位。

三、发扬黑龙江传统文化精神，加强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

（一）制定可行的文化发展政策，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

在经济建设中，素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说。正确可行的文化政策可以引导人民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进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推进。对此，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应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积极引导农民，形成一套奖励机制。由于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如民歌、舞蹈、手工艺等由于长时间无人问津，很多都在不知不觉的消失，因此，不仅要鼓励传统文化活动，而且要对传统艺人给予积极支持，大礼振兴传统文化艺术。第二，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文化设施是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和载体，也是新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群众自助为辅，完善农村的艺术表演设施和场所、以及学习阅览设施和体育运动设施。第三，在积极建设文化设施的同时，还要对原有的文化设施、古建筑和外来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修缮和保护。在黑龙江省农村有很多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和民间文化遗产，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积极传承和保护。

（二）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民始终是主体。精神文化建设不同于物质活动，只有农民在主观上积极认同，才能乐于践行。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精神文化建设却相对落后。当健康的文化生活缺位时，难免使一些低俗文化乘虚而入。所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适时开展一些健康的、有益提升农民素质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宣传活动、传统文化学习等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符合当地群众审美情趣的传统文化活动。如东北秧歌、二人转、健身操比赛、国学普及、黑龙江六大精神传承等活动，让农民朋友在参与中充实内心、陶冶情操、增强凝聚力。

（三）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制，拓宽筹资渠道

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实践证明，一个地区在经济建设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其产品的附加值就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所以，在文化建设中投入资金，并不是无利可图的。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资金短缺问题主要应通过以下渠道获得：首先，政府积极扶持和投入资金开展文化活动，形成良好的娱乐氛围；同时，带动文化企业自身扩大积累，运用股份制、金融信贷等资本市场，加快建立多元化投资主体；另外，还可以在提高农民朋友认识的情况下，鼓励农民自筹资金，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让人们认识到只有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不断提升精神生活的质量，方能达到生活的新境界。

（四）大力打造和地域特色相符合的旅游和文化产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在节假日选择乡村休闲旅游和度假，这就为农村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黑龙江省可以结合传统文化特色，打造出各具特色的旅游自然景观让旅游者能够选择或是参观古村民宅的农家游，或是结合地方实际游览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等。很多偏远山区因为旅游产业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不仅发展了文化事业，也积极促进了农民增收。这不仅有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也为农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