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的价值大全11篇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1）

一、破产债权的概念

新破产法对于破产债权的概念在行文和立法体例上,都是对旧法的颠覆,而且新破产法在破产债权的范围规定上也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重新认识破产债权。

新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实质意义上的破产债权, 反映了破产债权的实质,即破产债权是基于民法上的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及其他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请求权,并不是由破产法新承认的权利,也不是基于破产原因而产生的债权。形式意义上的破产债权和实质意义上的破产债权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破产债权。[1]

笔者认为,新破产法相对与旧的破产法体系而言,在破产债权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上,采取了更为科学的概括式立法模式,这是适应了现实发展需要的。只要是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我们都将之归为破产债权。

二、破产债权的申报

(一)破产债权申报的概念

破产债权的申报是指债权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后,依法定程序主张并证明其债权,以便参加破产程序的行为。它是整个破产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并行使权力的前提。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或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即使是实质上的破产债权人,也不能依破产程序获得债务清偿,更不能行使破产程序赋予的各项权利。破产债权的申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破产债权人的命运。

(二)破产债权申报的相关难点问题

破产债权的申报是一项程序制度,在具体的法律施行过程中,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亦是申报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本文主要讲述申报的如下相关难点问题:申报期限以及逾期申报的处理。

1.申报期限

债权的申报期限系指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债权人向法院或其指定的机构申报债权的有效期间。关于申报期限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两种:法定主义和法院酌定主义。法定主义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债权申报的期间;法院酌定主义是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债本文转自权申报的期间。[2]关于债权申报期间的确定,国外立法大多采用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主义模式,即债权申报期间的长短,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在法律限定性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如《日本破产法》第142 条规定,法院应于破产宣告同时确定债权申报期间,但其期间应自破产宣告日起两周以上四个月以下。

笔者认为债权申报期限的确定涉及公平与效率问题,也即涉及两方面相互矛盾的价值选择:一为债权的保护程度;二是案件处理的速度。确定较长的申报期间无疑对债权的保护更为有利,但有可能延误破产程序的正常进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严格的法定主义所确定的法定期间为不变期间,在防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其期间的不可更改性却无视破产案件的繁简差别,既有可能因案件本身的重大、复杂而使法定期间显得过短从而有损债权人利益,也有可能因案件本身十分简单而使法定期间显得过长从而延误破产程序的尽早终结。与此相反,完全的法院酌定主义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且有可能与破产案件的繁简程度相互匹配,但有可能产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3]这或许正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都采取折衷的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体例的原由所在。

也或许基于以上考虑,我国新破产法也采取了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主义模式,新破产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笔者认为,这是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把握好这个决定公平与效率的度。

2.逾期未申报的处理

(1)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的性质

要理解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的性质,必须首先对债权申报期限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诉讼期间,是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为诉讼行为应当遵守的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没有完成某项诉讼行为的,可以认为当事人自动放弃某项诉讼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可见,诉讼上的期间不产生形成或者消灭实体权利的效果。就债权申报期限的法律属性而言,本质上仍是一种诉讼期间,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在性质上并不会产生消灭债权人实体权利的法律后果,其丧失的仅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与地位,失去通过破产程序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的资格,以及破产程序以外一般诉讼上的胜诉权。[4]所以,笔者认为逾期未申报的债权理应得到救济。

(2)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权利救济

我国旧《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破产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放弃债权处理。这一规定造成了实践中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不应本文转自丧失实体权利,对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报债权的应当定性为自然债权,对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其债权与申报前的债权性质相同,应当给予相应的权利救济。目前中国的破产案件中,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获取清偿的比例极低。如果仅仅因为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剥夺他的受偿权,对债权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况且债权人未及时申报的原因在现实中是千差万别的,并不是所有未申报债权都是由债权人过错造成的。[5]因此,对于他们有必要进行权利救济。

我国新破产法第56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笔者认为法律在规定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救济措施上应考虑到下面几点:在适用范围上,只能适用于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导致未及时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包括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要求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导致未及时申报债权的原因在于,债权人自己是自己权利的最好保护者,如果债权人明知债权申报的期限而故意不去申报,等到分配财产时再去申报,无疑会打乱整个破产程序的进行。如果不允许此类债 权人补充申报债权,那么会有失公平。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自然包括在内。对未放弃优先权的担保债权人,如果不允许补充申报,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债权这一实体权利,而且也使债权人设定担保物权的目的落空。因此,也应当允许他们补充申报债权。

在补充申报的期限和费用上,如果补充申报发生在债权调查日之前,则不会发生债权的调查费用问题。因为,这种费用若不由其承担而由同样没有过错的破产债务人负担(实质上是由其他债权人负担) ,显然不合理。而且,补充申报制度的期限应界定为破产财产分配前,若在分配完毕后仍允许补充申报,会损害破产程序的效力和稳定。[6]

以上是本文对于破产债权的申报制度的一些探讨。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建立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破产债权申报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蒲淘,李世成,钟雪飞.破产债权问题研究[N].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07.

[2]赵万一.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23-350.

[3]王艳林,朱春河.破产债权的申报与调查制度研究[N].河南大学学报,2001;35-37.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2）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领域，其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规范性，民事诉讼的过程与结果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民事诉讼的价值主要表现为，通过民事诉讼来对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的积极满足或正面满足。探讨民事诉讼的价值也就是分析和解释民事诉讼的原则、程序应该蕴含和表现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民事诉讼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依据什么样的准则来进行评估和考量。

民事诉讼价值是哲学上价值关系的现实体现，其观念的形成也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为前提的。具体说来，民事诉讼价值关系就是在诉讼价值主体的诉讼活动中，诉讼价值客体本身的存在、特性，具有与诉讼价值主体的需要和诉讼目的相一致、相符合的性质。在程序价值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程序价值主体把自身的诉讼需要外化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法院的职权和程序的行为，有主程序自己的属性和功能，为有价值的东西，从而形成一个特定的需求和满意度。

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联合作用的范畴，它拥有较为严格的规范性；同时，民事诉讼的过程与结果具有一体性，所以民事诉讼的价值应包含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表现了在诉讼程序方面所具备的独立价值；而其实体价值主要是体现在达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方面。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事实上也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即民事诉讼对诉讼主体的合理需要所应该达到的积极满足或正面满足，也就是探讨与阐释民事诉讼原则与诉讼程序之间应该蕴含和表现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民事诉讼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要依据什么样的准则来进行评估。

二、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价值

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便是程序公正价值，公正也就是民事诉讼中程序的正义，它是民事诉讼的首要和最高价值目标。公正性既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根基，也是所有民事诉讼活动的起点和结局。笔者认为程序公正应该是分为多个层次的：

（一）纯粹的程序公正。纯粹的程序公正就是所有的依据要以程序要件为准则，而只由程序做出的结果，在其他系统中是不存在评价标准的，纯粹的程序公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当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二）完善的程序公正。完善的程序公正是某种合乎公正的标准在程序以外出现，它确定了程序的最终设置，也就是真实的事件能否通过设置民事诉讼程序来重新展现，从而准确适用实体法。从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来看，程序公正对结果公正仅起到保证作用，而非决定作用。

（三）不完善的程序公正。不完善的公正是通过诉讼程序的不完善性表现出来的，即程序要件虽然具备完整性，但我们还是不能避免发生错误的结果，因此要想全面实现结果公正，就必须综合其他的相关评判要素。

三、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价值

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体现在民事诉讼裁判结果的公正价值。法院和法官希望通过民事诉讼的过程公正来达到某种理想的裁判结果，而这种理想结果就体现在结果的公正性方面。而且，只有反映真实的争执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依据，才能体现裁判实体公正价值的要求。

（一）争议事实。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争议事实才是实体公正的首要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只能由当事人和法官的证据来重现争议事实，主要遵从二个方面的原则：其一是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通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举证、质证活动，有利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支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二是法院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原则，这是发现客观现实的有利手段。

（二）自由裁量权。一般情况下，法官要对某个存在争议的案件进行系统地、全面地分析研究，从而得出对这一案情进行裁判的合理处理方案，这体现了法官对法律的正确适用。然而，在具体研究与裁判过程中，法官享有一定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利经常会导致法官肆意妄为，甚至无视法条的严格规定，形成错误的、严重的法律后果，阻碍了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加强对法官的管理和领导，让法官严于律己、严格遵守法律，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

在不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行使其必要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裁判结果的公正。从而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公正价值。

四、程序公正价值与实体公正价值的内在关系

一般来说，要想产生贴近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就要首先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就是当事人能够平等享有权利和主张利益，充分地表达自身的诉讼请求、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并就此进行辩论，以达到还原案件事实的目的。

在诉讼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事实体法规定的裁判标准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形式是相互影响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法院裁判内容是由它们共同决定的。根据民事实体法做出的判断必须在正当的程序中做出，否则该判断将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是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作用的结果，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协作，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了实体权益并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通过正当程序体现的，在充分保证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当事人能够平等享有权利和主张利益，充分地表达自身的诉讼请求、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并就此进行辩论，使法官能够公正审理并做出公正判决。换个角度来看，这是实体价值反作用于程序价值的表现，这种反作用力使人们在新的层面认识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推动人们对程序价值产生积极需求。

在现如今的形势下，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的同时也要注重实体公正，让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才能有利于提升人民法院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从而实现对司法公正的追求。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3）

[作者简介]倪云，宜宾学院法学院讲师，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法学硕士，四川宜宾644007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106－04

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频发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导致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及时保护进而产生严重后果的案件频繁发生，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度为各界所聚讼。学者们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主张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实际上，一项法律制度是废除还是保留，在于该项制度是否有其适当的价值，是否适合本土的法律氛围，法律制度运行之中，能否较好地实现其价值目标。因此，必须对一项法律制度的价值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贸然加以废除，将使法律的目的难以实现；或是勉强建构起“形式上”完备的法律制度，也绝对不可能实现设立该制度的价值目标，司法实践运作中也必然出现问题。因此，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和探讨，从价值层面折射其理论光芒，以正确指引立法，是非常必要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价值研究现状述评

研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论著颇为丰富，但鲜有专门研究附带民事诉讼价值的论著，有些论著仅附带提起。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公正效益”价值论。郑高键教授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价值为公正和效益。其中公正价值又细分为三：有助于查明案情，准确认定事实；法官将被告人的赔偿态度作为认定其是否有悔罪表现的酌定量刑情节；有利于及时、全面地保护被害人合法利益。而效益价值分为两点：具有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的价值；具有修复被损坏的社会关系、维护稳定的社会效益。

2、李万忠则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价值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公民、法人和国家、集体财产不受侵犯；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邵世星和刘选教授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五个意义(价值)：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利于正确处理案件；利于保护公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避免诉讼上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保障实体法的实现。

4、王永臣教授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六个意义(价值)：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积极赔偿；有利于减轻被害人的诉讼负担；避免法院重复工作；有利于揭露犯罪；体现了惩罚犯罪的彻底性。

应当说，上述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研究作出了努力，但仍显不够全面和深入。对刑事价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研究还应该从功能的角度出发。人类的理性活动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目的和手段。目的是活动主体在观念上事先设定的活动的预期结果，它必须通过人运用手段进行法律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方法、工具、途径，是在有目的法律实践活动中人与法之间的中介。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研究离不开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且是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统一。

二、刑事价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性价值

有学者研究指出：法国等国家对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视，源于对私权保障的重视以及对民法典至高无上地位的推崇。在立法上，对某一行为既涉及刑事责任又涉及民事责任的，法律就直接规定因刑事犯罪产生的私权救济问题直接适用民法。《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过错”是民事责任的基础，而根据犯罪的证据，可以直接推定“过错”存在。《意大利刑法典》第185条规定：“根据民法，任何犯罪将导致赔偿之债。如果犯罪引起了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损害，不法行为者应根据民法的规定由对其行为负责的人予以损害赔偿。”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在民事途径与刑事途径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更体现了刑事诉讼立法对私权的周全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之初，民事法律尚不发达，民事权利的保护难称完善，连所谓“私法”的称谓还屡受批判，私权利的保护还没有完全获得正当性地位，尤其是当其与公权力放到一起时，更加难以与之并驾齐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可以说超前性地确立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试图让因犯罪行为受到侵害的被害人“依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使其权利能够得到照顾，不能不说在当时对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见，我国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这既是民事诉讼的本质所在，也是本制度的立法追求。同时，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不但触犯了国家的刑事法律，应当受到刑事法律制裁，而且往往又使国家、集体财产以及公民个人财产、人身、精神等遭受损害。因此，犯罪分子还应对被害人负民事赔偿责任。国家既然承担着保护公民的职责，当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犯罪侵害时，除了及时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外，也应该迅速采取有力的措施救济受损公民的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而作的制度设计。借助于国家公权的行使充分有效地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自然是其核心价值，其他一切价值都要以该项价值为中心，至少不能干扰该项价值的实现。

三、刑事价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附带民事诉讼也因为自身独特的“附带性”而产生相应的价值意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工具性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可以由一个法庭，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对于民事原告人来说，可以在刑事诉讼中，就刑事、民事两种案情一并加以陈述，就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处理一并提出申请和要求，并且可以对刑事、民事两种案件一并进行辩论。这就避免了分离审理时，当事人参加刑事诉讼后又要参加民事诉讼的麻烦，而且，法律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不收取诉讼费用，这无疑也减轻了被害人的诉讼负担。对于刑事被告人来说，可以通过一个法庭的审判同时解决两种案件应负的责任，避免了因一个犯罪行为而受两个法庭、两种诉讼程序的审判。对于证人、鉴定人、诉讼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来说，也可以避免参与两个法庭、两种诉讼程序所带来的讼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民事问题，可以把两次诉讼活动简化为一次进行，既节省时间和人力，也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免予讼累。”同时赋予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的选择权，要求民事赔偿可在刑事审判结束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充分地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因此，对当事人来说可谓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2、体现法的效率价值。诉讼活动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活动，随着犯罪数量的不断增加和犯罪手段的日益隐蔽，同时由于正当程序理念下诉讼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司法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诉讼成本，以期投入相对少的司法资源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就成为各国在构建诉讼制度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当代社会，除了公正之外，效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是否科学与文明的另一重要尺度，世界各国一般都将诉讼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而追求。”与此同时，人们对诉讼效率和诉讼成本高低的评价，事实上与人们对程序设计评价有直接关系，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的界限只在于程序设计是否科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的正是设计者追求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考虑。“这样做的好处是使用同一管辖、同一证据、同一诉讼资料、同一审判组织，一次查明案情，可以提高办案效率，避免重复，节省费用。”

3、体现了法的安定性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置为刑事被害人主张民事权利提供了一个搭乘公诉之“便车”的机会，将民事诉讼并入刑事诉讼无疑可以使被害人省却重复投入，减轻相当的诉讼负担。更重要的是，公诉机关承担了案件事实大部分的证明责任，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仅需就损失及与此相关的诉讼请求进行取证即可，证明责任大为减轻，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更为方便有效；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在公诉过程中获得被害人的支持与帮助。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可以使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均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并一体化地加以解决。对被告人而言，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其改造，实现刑罚惩罚与教育及预防犯罪的功能，同时对社会具有一般预防的功能。对被害人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其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更易得到妥善解决，如果其损失得到了实际弥补，也会作为从轻情节对被告人的量刑产生积极影响，这样一来，又有利于化解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避免报复行为和过激行为，防止出现因遭到犯罪侵害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产生新的问题。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尽快地将因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和平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法的安定性价值。

四、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废的理性选择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4）

本章所讨论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构成问题，主要限定在审判程序和活动领域。关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传统民事诉讼法学认为是诉讼目的论、诉权论和既判力本质论。［1］然而，笔者认为主要包括：民事诉讼价值论、目的论、诉权论、诉讼标的论、法律关系论、既判力论，这六大理论含涉民事审判程序和活动的主要或基本内容。

民事诉讼价值直接关涉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民事诉讼目的涉及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或设立的，价值论和目的论是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出发点，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中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地位，其他基本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论和目的论基础上的。价值论和目的论的研究可以为民事诉讼其他基本理论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理念，并且如果在价值论和目的论上获得共识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不仅如此，价值论和目的论的研究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进行构建提供基本指导方向，也为法官处理诉讼问题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民事诉权是将民事纠纷等引进民事诉讼程序的权能，所以说民事诉权论是关于民事诉讼出发点的理论。当事人行使诉权之时，应当向法院明确诉讼保护的对象或范围（即诉讼标的），为法院判决的对象或范围（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可见诉讼标的论在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民事诉讼的内容是各诉讼主体依据其诉讼权利义务实施的诉讼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诉讼法律关系，这些诉讼法律关系体现了法官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反映了民事诉讼（制度）的特质（或诉讼模式）。民事案件通过正当程序的审理而做出的判决一旦确定，即意味着该案件审判程序的终结，所以说既判力论是诉讼终结点的理论。

（二）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发展简史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在强调私法至上的历史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私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只是从实体法的角度认识和考察民事诉讼问题。于是，在民事诉讼价值方面，单纯强调民事诉讼（法）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而漠视其独立的价值；在民事诉讼目的方面，过分强调民事诉讼（法）对实体法权利的保护（私权保护说）；在民事诉权方面，主张民事诉权是一种私权（私法诉权说）；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方面，将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视为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诉讼标的和既判力方面，采取旧实体法说。私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事诉讼法学，漠视了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及其公法性，严重扭曲了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权的扩大和强化，以及公法及其观念理论的发达，民事诉讼也被人们看作是解决私权纠纷的公力救济方式或机制，民事诉讼法是独立于私法的国家法和公法，人们开始接受诉讼法一元论的诉讼观，从诉讼法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民事诉讼的理论、制度和具体概念问题。于是，在民事诉讼价值方面，突出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在民事诉讼目的方面，强调民事诉讼（法）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纠纷解决说等）；在民事诉权方面，主张公法诉权说；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方面，主张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具有公法性；在诉讼标的和既判力方面，采取诉讼法说。

但是，诉讼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事诉讼法学，只强调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忽略了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合理关系，没有从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联结点上来认识和考察民事诉讼问题，从而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起诉行为、诉讼和解等能够同时产生诉讼法和实体法上的效果，或者同时具有程序和实体因素或性质。

（三）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意义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著名法学家竹下守夫先生曾对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言：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是发展民事诉讼法学和制度之基础，所以中国应当尽快和充分讨论和丰富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从比较法学的角度来看，关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及其体系化问题，在德国、日本等诉讼制度和理论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已经不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有关论著不断还有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其基本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化过程已经完成，其研究的重点已更加注重于从法社会学、法哲学等角度来研讨民事诉讼问题。［2］

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水平比较低下，这主要表现在：（1）就各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不够深入；（2）由于研究视角的非一致性和非合理性，使得基本理论体系内部相互冲突；（3）基本理论的研究脱离了现代法治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我国的国情，对解决我国司法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缺少合理的理论指引。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弊端的产生，主要有：

首先，从理论学科的角度来说，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直至今天，人们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并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民事诉讼诸多具体问题的偏误认知，以致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合理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起来。

其次，从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来说，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导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具有诸多局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理论准备不充分。为顺应和促进我国政治民主文明和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情势和满足解决日益剧增的涉外民商事诉讼的需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急需完善。那么，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探究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则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

最后，从民事诉讼实务的角度来说，严重阻碍了我国民事诉讼的正常运行和司法改革的顺畅进行。先进合理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具有正确指导民事诉讼实务和司法改革的作用。在我国民事诉讼实务和司法改革中，许多法院各行其是，人为追求新奇的做法，严重背离了法治统一性的要求和司法的基本原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认识和偏误理解。

（四）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视角

第一，从新时代要求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向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和运作机制及其赖以建构的理论框架和基础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并且大量的改革措施亟待从理论上加以评价和论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晰从新时代角度来确立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思路和拓宽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进路。

第二，从人文关怀和法的精神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我们认为，强化民事诉讼问题的人文性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民事诉讼作为国民寻求公力救济的主要途径，关涉国民合法正当民事权益的保护以及通过解决国民之间民事纠纷还国民以公平与和平的社会秩序。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民事诉讼制度当中蕴涵的人文精神和法的精神的追问与诠释，实为非常必要之事。

第三，从宪法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社会，宪法要求以正当程序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并维护着法律和判决的权威性和正当性。民事诉讼法严格遵从宪法的精神原则规范，是对宪法的具体实践。因此，欲建立现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构架则必须在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的框架内进行。

第四，从民事诉讼（法）独立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民事诉讼（法）具有自身的独特的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现代社会和现代诉讼中的表现，则应被纳入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视域。如何从民事诉讼（法）独立价值的角度来考察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或者说如何通过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来揭示和张扬民事诉讼（法）独立价值，则是我们应当明确和坚持的思维基点。

第五，从现代诉讼观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摆正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是合理建构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体系的前提。现代诉讼观不同于以往的实体法一元论和诉讼法一元论的诉讼观，强调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我们应当从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联结点上来考察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民事诉讼法学的诸基本理论之间可达成高度统一，有助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内部的和谐；在制度层面，将共同营造出民事诉讼制度内部的和谐与统一；在实务层面，有利于民事诉讼制度适用上的统一。

「注释

［1］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153页台湾，三民书局，1984.

［2］参见江伟、邵明：《中国民事诉讼法学》，载罗豪才、孙琬锺主编：《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431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二、 民事诉讼价值论

（一）民事诉讼价值概述

自诉讼法与实体法分离以来，诉讼（程序）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就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诸多法哲学学者开始以价值研究为中心构筑自己的学说。

我国传统法律中现代意义上的正当程序要素和意识比较淡薄。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诉讼制度，然而在理论和观念上，正当程序的意义和价值仍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直至现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认识和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现行民事诉讼法仍流露着对程序独立价值的轻视。因此，有必要探讨民事诉讼价值问题。

讨论民事诉讼的价值，首先是指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原则、制度和程序本身所包含和体现的价值，其次是指在民事诉讼诸价值发展冲突时，应当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取舍和评价，亦即价值标准问题。美国学者庞德正是在这两层含义的结合中谈论法的价值问题的，他指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是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1］

美国有学者认为，一般的法律程序应当体现如下诸价值：程序的参与和控制、程序的合法、过程的安定性、人道主义及个人的尊严、个人隐私的保护、当事人合意的尊重、程序的公平性、程序的法定性、程序的合理性、诉讼的及时性与终局性。［2］

我国有学者认为，法律程序的价值目标包括：公平、效率、民主、效益、真实、人权等。这些目标可被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诉讼结果有主要影响的价值，此为实体价值，如真实、效益等；二是对诉讼过程有主要影响的价值，此为程序价值，如公平、民主等。民事诉讼价值是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的统一，两者是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的。［3］

还有学者认为，程序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其要素有：程序规则的科学性、法官的中立性、当事人的平等性、诉讼程序的透明性、制约与监督性。程序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确保利害关系人参加的程序，以及程序主体性地位的建立。［4］

也有学者指出，程序公正的实现决定于三个要素：冲突事实的真实再现、司法者中立的立场、冲突主体合法愿望的尊重。至于诉讼效益，是因诉讼成本过高和国家司法力量难以满足社会高效解决纠纷的需求而产生的，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的关系问题。影响诉讼效益的因素有：诉讼周期的长短、诉讼费用的多少、诉讼程序的繁简、裁判结果的公正度等。［5］

我们主张，民事诉讼的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内在价值）

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要求，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等。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既包括民事诉讼立法或制度上的公正和效率，即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也包括适用上的公正和效率，即个案审判或诉讼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亦即将立法或制度上的公正和效率适用到具体案件的审判之中。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既适用于单个民事诉讼案件的评价，也适用于对国家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评价。

1.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观念萌芽于英国，于13世纪的《英国大宪章》中得以正式体现，并且其中包含了明确的正当程序思想。程序公正观念经历了从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到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演变过程。根植于英国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构成了程序正义的最基本内容。18世纪以前，“自然正义”这个概念常常与自然法、衡平、最高法和其他类似概念通用。近代以来，在实践上，“自然正义”通常表示处理纷争的一般原则和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因此常常被称为“诉讼程序中的公正”），其具体内涵是：（1）任何人不能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nemo judex in parte sua）；（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audi alteram partem）。［6］

程序正义观念被美国法接受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及第十四条正式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法律程序可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程序性正当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前者是对联邦和各州立法的一种宪法限制，据此，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都应符合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的要求；而后者则是对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的规则，它要求用来解决利益争端的法律程序必须公正、合理。正当法律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较完整地体现了正义的基本要求。其中，程序性正当程序体现的是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其所表达的基本价值是程序正义。［7］

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程序公正或正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那么，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哪些呢？

（1）法官中立原则。这是保证审判公正的根本之一。“中立”首先是指法官在诉讼中处于超然地位。其超然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法官同纠纷事实和利益的非关联性。即法官“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争讼”，法官对与自身或其亲友等有关的案件应予回避。其二，法官应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中立者。在政府和公民的人格平等的现代文明社会中，法官作为正义的宣示者和维护者，对政府和公民的正当利益都应公平地予以保护。其次，“中立”意味着法官公平地对待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不能因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等因素对争议者产生偏异倾向。不过，使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仍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同样恶劣地对待当事人显然不是给他们以正义，所以法官应当明确当事人是权利主体，和自己一样具有平等的人权。纵然现代社会没有“天赋”的权利使弱者得到优先考虑，但是基于实质正义的要求，在制度及其实际运作中应给予弱者一定程度的保护，赋予他们行使权利、实现正当利益的便利条件。对于当事人中的弱者，法官应给予较多的良知关注。但是，应当明确，法官对弱者过多偏护时，可能人为地改变法律来适应弱者，从而破坏法律的必要刚性，而不能达到公平。因此，法官对弱者的“偏护”是有限度的，“偏护”值应等于诉讼强者的优越条件所能产生的诉讼能量与弱者的差值，即法官为弱者提供与强者平等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或便利条件，以求弱者和强者一样能顺畅地行使诉讼权利。［8］

（2）当事人平等原则。皮埃尔。勒鲁在其著作《论平等》中说道：“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司法判决的正当性资源之一是让当事人在平等的环境中进行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不仅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而且是“衡量一种程序是否公正的基本标准”。在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平等武装”理念，原告和被告只有以平等或对等的诉讼权利武装自己，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赢得诉讼，才是公正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相同或对等的诉讼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意味着平权。权利的行使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因此必须赋予当事人以行使诉讼权利的平等手段和机会。同时，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还要求各方当事人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以及承担实施相同诉讼行为所产生的相同的诉讼法效果。如上文所述，当事人平等原则还应当同时强调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平等维护。

（3）程序参与原则。基本要求是：其一，必须对当事人进行有效的程序通知，使得当事人能够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即接受程序通知权）。其二，当事人必须拥有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的参与机会（如提出事实证据、进行辩论的机会）。在英美法中，程序参与原则被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的原则（opportunity to be heard），其涵义是，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民事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这一要求体现了外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的内容。［9］ 如果从权利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要求也体现了当事人程序参与权或诉讼听审权的内容。

（4）程序公开原则，即审判公开。在“判决型”程序结构中，由于举证责任制度的功能，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基本上是由当事人提供的，当事人之间围绕着事实和证据展开攻击和防御，即双方当事人面对面的所谓“对席辩论”就成为程序的主要内容，这意味着“公开审判”在正当化上的决定意义。［10］ 审判公开不仅包括形式上的公开，而且包括实质上的公开。审判公开不仅包括对群众和社会的公开，而且也应当强调对当事人的公开。公开审判是一项原则性的规定，其例外必须由法律明确做出规定严格其适用范围。

（5）程序安定（可预测性）原则。如上所述，程序安定性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11］ 司法的形式性要求，法官在形成程序过程中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能按自由裁量方式形成程序。司法形式性的作用在于，使当事人能够对程序做出预见或预测。为此，民事诉讼法必须对案件管辖、审级程序、事实调查、证据提供、缺席程序、期间送达等程序事项，做出一般性、明确性的规定。同时，法治国家原理要求以判决确定力制度实现法的安定性。由于程序的安定性、司法的形式性与个案解决的灵活性、妥当性处于对立状态，所以有必要强调在一定范围内维持和保障程序的安定性和司法的形式性，同时还应在程序中适当做出灵活性规定（比如在小额诉讼或特定的诉讼中，容许采取形式更为简化的程序类型）。

2.诉讼效率

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或节约当事人和国家等的诉讼成本。诉讼成本是指国家或法院、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等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的总和。诉讼或法律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但是减少或节约诉讼成本是国家、当事人等始终如一的要求，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各类案件和各种程序平均占用司法和诉讼资源也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问题。

我们不主张诉讼效益的提法。诉讼效益是关于诉讼成本（投入）与诉讼收益（产出）之间关系的范畴。人们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诉讼效益问题，诉讼效益的提法，很可能让人们误认为民事诉讼是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事实上法院裁判的价值是很难以经济收益来衡量的。

那么，如何提高诉讼效率呢？首先，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周期。其次，建构公正和合理的诉讼程序。建立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以实现证据的集中并确定案件争点，其间可以进行和解或调解，若不成则及时进入初审诉讼程序，实行集中审理［12］ ，案件若在初审中获得公正解决则将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再次，注重合理运用诉的合并程序制度，一项诉讼程序中尽可能解决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或者多个纠纷。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5）

关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各都持有不同的看法。罗素认为：“关于‘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4]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5]美国新实在主义者培里说：“价值是欲望的出项”，[6] “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具有价值的。”[7]即欲望和兴趣决定价值。前苏联价值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这是，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需要的东西。”他还说：“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段的人们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作为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的那些物、现象及其特性，也包括规范、目的或理想的种种观点和动机。”[8]他用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80年代初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开始研究价值问题，并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学者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或积极意义。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价值的不同界定还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合目的性；价值是人类所赞赏、所欲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等等。

前述观点上的分歧与多态反映了学者们在对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分析上述观点，我们仍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对于价值的本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共识。一是在价值的研究中首先须确定相应的价值主体和客体。因为价值是一个关系的范畴，永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种事物好不好，有无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人、一定的主体而言；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其价值往往不同，如果没有主体就无法作出价值判断；同样如果没有客体，主体就失去了价值评价的对象。正是由于主客体的这种关系，才构成了价值这一范畴。二是价值兼具一元性和多元性。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作用不同，主体作出的价值评价就不一样，所以价值具有多元性；而同一客体对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评价是一致的，所以价值又具有一元性。由此，在进行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研究时，首先要明确程序法律价值问题；其次，要弄清楚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范围问题；再次，要弄清程序价值的内含问题等等。

二、民事程序价值要明确的问题

法哲学家倪正茂指出：“法律价值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法律与自由关系、法与权利、法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把法律价值的法理研究与哲理研究加以区别。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的存在意义、目的和作用等问题。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到新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把法的价值说成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享有的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权利、秩序、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属于法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范畴。严格来看，这属于法理学探讨的范围。”[9]只因为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长期合流，所以在倪正茂著的《法哲学经纬》中的《经篇》中才把这些学派作为法哲学观点来看待。从而我国法学研究者论及的诸多概念，“应作为法律价值的法理学概念来看待。诸如法律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秩序价值’等等，是很难列入法律价值的法哲学范畴的。”[10]

倪正茂又指出：“法律价值的哲理探讨，所要解决的则是界定法律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作出哲理结论。在不同世界观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会有不同的结论。唯心主义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表达以‘善’为中心的上帝的旨意，或表达作为宇宙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理性’精神，或显示存在于某个国家的‘绝对理念’、某个民族的‘绝对精神’。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或启示经济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或调整社会关系等等。孰对孰错？对者为何而对，错者为何而错。”

在不同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也会作出不同的结论。形而上学考察的结果，就会象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所说的那样，就会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或把法律价值当成一成不变、从来就有、传之永久的固定的东西。辩证考察的结果，就会从整体的角度、有机地、综合地、系统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并从法律价值的历史发展加以论述，把法律价值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种永恒变化的过程。

可能是出于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与哲理探讨的不同，有人认为，‘从理论层次看，法律价值论属于哲学价值论的一个分支。’这样，问题又回到法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去了。如读者所已了解的，笔者不同意法哲学为哲学的分支，当然也不会把法律价值论当做哲学价值论的分支来看待。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从哲学价值论得到启示，从而展开法律价值的哲理探索工作。“

这里须明确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所针对的主体不同于民事诉讼主体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是能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者。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存在着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之分。而关于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关系，存在着等同说与区别说。目前区别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从而成为一种通说。即认为，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诉讼主体同时可以享有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18]区别之处在于诉讼主体具备不同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没有诉讼主体的参加，诉讼将无法进行；二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的发生、变更、终结起着决定性或重要的作用。[19]由此可见，根据通说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诉讼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中，诉讼主体的地位要比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更重要一些，可以说，是诉讼主体者，必定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而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者则未必是诉讼主体。

这里还须明确的另一个概念是程序主体。目前，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辩论中，使程序主体的概念凸现出来。所谓的程序主体问题实质上的解决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谁应居于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即法院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资料是否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应否受当事人主张之约束等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中的通说认为，应当赋予或恢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法院（法官）或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诉讼资料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必须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必须始终处于中立的地位，不能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民事程序主体的权利。

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又不同于前述的三个概念，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都只涉及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的主体，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则不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主体。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存在价值，而且对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某些主体也具有价值，比如社会、公众等。只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等程序之中的主体与程序的关系要密切些，因此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主体。另外，由于价值既有一元性又有多元性的特点，就使得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进行研究时，既要认识到它的多面性，也要认识其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其价值所显现的单一性和稳定性。

对诉讼程序价值问题的关注，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已逐渐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细枝末节的就事论是，对体制建设及理论体系的精美或完善化境界的一种追求已使学者们注重高屋建瓴式的理性探讨，这也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思维学法学家的一种定式，即由具体到提象，善于并热衷于将对某事物的认识抽象化、理念化。这种追求溯源的研究方向是好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抽象的理论因其抽象而模糊不定、变幻莫测、实在难以把握，那么如果连所要研究的抽象范畴本身的含义都没有搞清，则理论的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也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因基本理念的错误而影响实践的正常发展。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6）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民事诉讼目的论与诉权论一样一直是近代以来法治国家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起点。近年来，民事诉讼目的论受到了我国诉讼法学界一些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民事诉讼目的多元论、程序保障论、纠纷解决论等观点。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从各现有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优劣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我国当前应该设定什么样的民事诉讼目的的结论，但通过对其反思可以为科学界定民事诉讼目的提供借鉴。

一、多元论之反思

民事诉讼具有主体多元化的特点，而不同的诉讼主体各有自己的诉讼目的，因此对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把握应在坚持以国家（制度设立、运营者）为主体的同时，兼顾当事人（制度利用者）的目的，那么以此得出民事诉讼目的多元的结论似乎理所当然。如新堂幸司教授所言，“如此看来，纠纷之解决、私法秩序之维持、权利保护、程序保障，都可以被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目的论中，应当获得的启示是，在上述分析的这些价值中，哪一个属于决定民事诉讼制度运作方向的基本价值？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价值相互处于对立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在每个具体问题中，应当侧重于选择其中的哪一个价值，并应当侧重到何种程度，就成为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的重要工作。”换句话说，新堂幸司教授的意思就是应在几种对立和排斥的价值中依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随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上进行调整并有所侧重。而依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要求国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时依具体问题之差异对各项价值进行评估和选择，其结果必然无稳定性而使得相关主体都无所适从。并且新堂教授自己也说“将民事诉讼目的作为民事诉讼法理论起点予以论述的实益或效用，在于以下这一点，即将应然民事诉讼制度应实现的最高价值，作为解释论及立法论的指向标予以倡导。”而多元论则不对所谓的最高价值作出选择，而是留待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去解决，这又如何能发挥解释论和立法论的指向标作用呢？此外，持多元论观点的人有些还有别的认识错误，有人就认为，一元论的诉讼目的观选择某种价值作为目的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他非常重要的价值目标，唯有将所有价值目标一并囊括，才能彰显各价值的存在。其实，一元论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将一种价值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时，对其他价值也是有所关注的，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否定，而是按不同序列并存于立法司法之中。因此，笔者坚持民事诉讼目的一元论的观点。

二、程序保障论之反思

程序保障论者认为鉴于诉讼程序本身在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经验和理念层次都表现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倾向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程序保障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因此从批判传统的立场上提出程序保障论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将其设定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的目的实践上不可行。从实践的层面看，在很多时候，即使在程序公开、透明并给予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的机会的情况下，若裁判结果违背客观真实或者违背实体法的规定，仍然不能平息当事人的不满。因为我们是制定法国家，在程序公正之外还有着长期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仓促以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为大多数老百姓不能接受，而为老百姓不能接受的民事诉讼目的又怎能被利用并顺利运行进而实现国家的目的呢？

三、纠纷解决论之反思

纠纷解决论者认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目的应该是解决民事纠纷，笔者认为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理论上，以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一文为例，他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体现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和当事人的民事请求权所追求的诉讼目的的结合，这一观点笔者也赞成，但其紧接着得出“解决民事纠纷作为民事诉讼目的正体现了这种结合”的结论,笔者认为从论点到论据没有令人信服的推理过程，笔者不敢苟同。其在后文中又说，“当事人要求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确认他们的权利，从而获得权利满足的目的‘即是以纠纷的解决为目的’”，其得出该结论的论据又是什么呢？“而法院以审判方式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作出判决即意味着以国家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笔者认为“国家以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只是民事诉讼的一个结果和功能而不能作为最高价值的目的。另外，以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恐怕也太过实用主义了。实践中，不管有没有被意识到，我国当前正是将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此种目的观导致了种种弊端。经济发展、人员流动、社会的陌生化，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导致了各种纠纷的增加，而与之前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的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部分失效，由此导致更多的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法院案件压力沉重，于是所谓“大调解”、“能动司法”等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大调解”、“能动司法”的确切含义。就“能动司法”而言，曾有的和现有的“能动”方式如自上而下提口号、开展各种教育活动、院长自上而下视察、调研、做指导性讲话、在压力下越权选择适用法律、强调司法调解、接访和、自上而下发文件指导办案、自下而上主动做案件请示等。种种“能动”都是在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的指导下产生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司法固有的特性和规律、使司法缺乏了起码的独立性，不符合宪法精神，有损司法权威。因此，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实践中的弊端可见一斑。

有关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内容极广，理论性、实践性极强的课题。将民事诉讼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阐明其目的，应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课题。对于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反思也许并不能正面回答何为民事诉讼目的，但从反面也可为民事诉讼目的的科学界定提供借鉴。

注释：

①②（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③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政法论坛.1997.5.

参考文献：

[1]（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

[2]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7）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权利文化;民事诉讼目的;社会关系

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封闭性社会迈向开放性社会、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迈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型政治统治模式迈向法治型政治统治模式的剧烈社会转型。执政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化解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附带性社会风险和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进而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因此，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原因就在于法治恰恰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模式，通过包含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内的司法过程来化解社会矛盾并实现社会公正，是法治最根本的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时期以案件的形式汇集到司法机关的社会矛盾，大约90%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商)事纠纷。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所指出的那样:“从司法实践来看，人民群众反映司法不公的很多意见又集中在民商事诉讼活动中。”［1］之所以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出现这个问题，除了民事案件情况相对复杂，审理难度较大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论本身的理论定位。“将民事诉讼的目的作为民事诉讼法理论的出发点来加以议论所具有的实用性，在于主张将民事诉讼制度应实现的最高价值奉为解释论、立法论的坐标。”［2］(P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民事诉讼目的论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不同论者持有各不相同的理论主张，且相持不下，“纠纷解决说”无法取代“秩序建构说”，“私权保障说”也替代不了“程序正义论”。这种研究现状，客观上不利于指导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也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盲目和紊乱。因此，在理论层面探讨民事诉讼的目的，重构出一种既能够反映民事诉讼活动规律，又能够适应并且助推当下中国治国理政战略布局要求的民事诉讼目的论，不但能够丰富诉讼法学理论本身，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重构当下中国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内在理论语境

法治建设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法的目的，将国家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在观念上的主观预设，转化为社会现实。这种预设是国家按照其自身的政治需要，并以立法者对法的固有属性的认知为基础的。在这种理论视域中，民事诉讼目的作为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逻辑起点，反映出立法者根据各种民事诉讼主体的需要、对民事诉讼固有属性的一定认识和基于此认识对不同诉讼主体需求的平衡所进行预设的、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而民事诉讼目的论，与民事诉讼价值论、民事诉讼模式理论一同构建了民事诉讼法学的前提性基础理论框架。对民事诉讼目的进行理论反思、定位和重构，既规定着民事诉讼的方向，也在客观上为民事诉讼法律提供“指导方向”和价值定位［3］。重构当下中国的民事诉讼目的论，必须要考虑重构民事诉讼的根本理念及其目的之间的定位和选择、各种立法目的之间的内部层次结构以及其内部逻辑衔接等。首先，分析重构当下中国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理论语境，必须意识到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一种立法者预先设计的有关诉讼结果的应然模式。立法者所确立的民事诉讼目的，不仅是民事诉讼立法的起点和终点，也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内在要素和终极目标。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目的在形式上是主观的，是主体关于自身活动的趋向目标，也是对自身行为结果的一种预设性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或许与客观的行为结果保持一致，或许与之偏离。具有形式主观性的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与否，必须依赖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途径，并受到其实现途径的制约。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本质上也是一个以司法实践为中介，从主观预设到客观实现的过程。与此同时，还要认识到，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一个既稳定而又动态发展的概念。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由于特有民族性格、文化品质、伦理价值观念的差异，民事诉讼法的直接目的是不尽相同的、变化发展的。例如，在奴隶制时期及封建制时期，各国民事诉讼的目的更多的是纠纷的解决，而在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资本主义法治国家，更注重诉讼程序本身的正当性。所以，赋予民事诉讼目的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内涵，对于当前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重构当下中国民事诉讼目的论，应当注意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的多样化，这决定了民事诉讼目的的差异性。事实上，不同的诉讼主体由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不同，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必然有着各不相同的需求。作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首要主体，国家更多地是考虑如何通过民事诉讼活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从而维护私法上的秩序，最终追求作为法律价值层面的安全与秩序。而民事诉讼活动的当事人参与民事诉讼，更多的是为了通过保护自身的私法权利从而保护自身的利益，最终体现的是对公正的追求。立法者在制定民事诉讼制度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不同诉讼主体的需要，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这也是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在预设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的要求和体现。正如江伟教授指出，“民事诉讼目的并非仅仅是法院审判的目的，同时也是程序主体(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目的。立法上应充分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选择权，其民事诉讼目的应当‘合当事人目的性’”［4］。所以，界定民事诉讼的目的，既要考虑作为立法者的国家的目的，也要关注诉讼主体的当事人之目的。当然，关注民事诉讼目的的“合当事人目的性”，并非否认民事诉讼法的国家意志的本质。民事诉讼目的应当“合当事人目的性”，要求立法者必须考虑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的需要以及对所有民事诉讼主体需要的平衡，并以此为基础预设民事诉讼的目的，最终上升为国家法律的形式。但是无论如何，预设和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立法者。其次，具有差异性特征的民事诉讼目的，具有多层次性。如前所述，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具有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因此，诉讼目的也具有多重性;另一方面，对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不同理解，也会对民事诉讼目的产生不同的认识。事实上，民事诉讼目的具有结构性和多重性，这是诉讼价值多元化的反应。一般来说，人们是基于自身的某种需要来预设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不可否认，通过民事诉讼制度来保护私法权利或解决纠纷，或者是保障诉讼程序和维护私法秩序，均是民事诉讼法的内在价值的体现。但是这种价值仅仅是法作为工具意义上的价值，即法的工具性价值。然而，法理学认为，法自身的价值，不仅仅指法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法律自身也具有特定价值。将法的目的又称为法的价值目的或价值目标的学者，本质上是把法的工具性价值当成法的全部价值，这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正是由于民事诉讼制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同时还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以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存在层次性。事实上，立法者对民事诉讼的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本质上规定了民事诉讼法律的目的。民事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民事诉讼制度的自身价值和程序本位主义得以体现的过程。正是由于法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法的目的存在高低层次或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之分。就民事诉讼而言，通过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民事纠纷的解决、私权的保护和私法秩序的维护，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对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是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这些目的所反映出的价值，是工具性层面的价值;而民事诉讼活动中所体现的民事诉讼法律所内涵的公正价值，也随之得以体现。这个过程就是民事诉讼法展开了对其自身价值的追求。民事诉讼对其公正这一自身价值的追求就成为了民事诉讼制度的高层次目的。

二、民事诉讼目的论的重构:特殊社会关系的回复与整合

国内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目的的讨论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且研究的范围以及研究的结论并未在整体上超越国外诉讼法学界(特别是西方诉讼法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而现有的几种主要观点也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以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海德(Windscheid)等人提出的私权保护说，认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稳定而有序的统治，原则上禁止公民通过自力救济来维护其私法上的权利。但是该学说往往忽视了诉讼程序的运作，忽视了诉讼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护，损害了诉讼的程序利益，也增加了诉讼成本。同时，私权保护说并没有意识到实质权利与请求权的性质差异。而奥斯加•标罗(OskerBulow)提出的私法秩序维护说认为，当事人是否具有真正的实体权利，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民事诉讼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诉讼，消除这种实体法律关系上的不确定性，达到维护国家预先设定的私法秩序的目的。然而不难发现，此学说容易造成国家对诉讼当事人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行使的不当阻碍和干预，忽视程序主体性原则赋予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这与法治国家的宪法精神是相违背的。日本学者兼子一主张的纠纷解决说则强调民事诉讼的目的正是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但是，该学说脱离了实体法上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也忽视了程序自身价值及其利益的维护，有违宪法对私人权利与利益保护宗旨之嫌。另外，英美学者偏好的程序保障说认为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原则，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各项诉讼权利，力促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法院中立局面的形成。但是同时也忽视了实体法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也是立法者创设法律的目标之一，因而片面地定位民事诉讼的目的。另外，民事诉讼的搁置理论更是质疑对民事诉讼目的的本质进行研究的实际意义。事实上，人们难以对民事诉讼目的达成统一的认识，不如搁置此探讨与争议。在批判上述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基础上，笔者试图通过权利文化的分析进路，来重构一种民事诉讼目的论。之所以选择权利文化为分析进路，是因为实现公正是司法的首要任务。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①。而在2014年12月，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作为治国理政的战略新布局，“四个全面”是执政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指导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战略方向和举措。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战略举措。其中，法治既是核心，又是重要抓点②。法治要获得有效的推进，关键在于具备一套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来保证法律公正和有效地实施。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实现司法公正也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障。而对于公正是什么的问题，《美国百科全书》指出:“公正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它不取决于人们关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也不取决于人们对自以为公正之事的实践，而是以所有的人固有的、内在的权利为基础的。公正就是建立个人权利同他人(社会、公众、政府或个人)权利的和谐关系。由此可见，公正首先是以权利为基础的。”［5］借助对权利的法文化分析所得出的有益结论，笔者提出不同于以往学界关于民事诉讼目的之各种学说的观点，即:民事诉讼的目的，是通过民事诉讼活动，重新整合、回复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原有的特定社会关系。对当事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私法秩序的维护，均是特殊社会关系重整的法律效果。从权利文化来看，权利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权利是立法者所规定的法律主体享有的一种资格地位和能力，凭借这种地位资格和能力，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从事或者不从事某种行为，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契约的约定要求其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究其本质，权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③。因为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伴相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没有义务的权利。当人们基于法律而获得某种权利时，实际上就已经在权利主体与其他义务主体之间塑造了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或者权利人不受他人非法干涉。权利只有置于一个社会关系的语境中，才生成其内涵和社会意义。人如果是相互隔离而存在，就不享有任何权利。“他只能在进入社会之后才拥有权利，因为他进入社会就和其他的人们发生了关系。鲁滨逊在他的孤岛上就因为他是孤立的，所以没有权利，当他和人类接触到一起的时候才取得权利。”［6］(245)正是因为如此，在权利文化看来，权利是法律所认可的、以法权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而这种权利则是包含着某种特殊利益的存在。权利的赋予，是为了实现权利人的自身权益，即利益的实现。因此，权利可以进一步认为是包含有特定利益的人际特殊关系。在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下，整个国家法律所建构的就是以权利义务为形态的人际关系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秩序。而法律(尤其是诉讼法)的功能，就不仅在于维护这种包含特定利益的人际关系，并且还在于当这种人际关系遭受破坏后对其恢复，其效果则是保护纠纷当事人的权益，维护法律秩序，最终实现公正这一永恒的社会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这种特殊社会关系，不仅是内含实体利益的实体法上的关系，也是内含程序利益的诉讼程序法上的特殊社会关系。这种程序法上的特殊社会关系，就是以程序法制度所赋予民事主体的各项诉讼权利为表现形式，其根基是对诉讼程序价值的追求和对程序利益的保障。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针对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民事诉讼主体于诉讼程序上所形成的内含诉讼利益的特殊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或整合，这样，可以在保护诉讼利益的同时，维护诉讼程序的有序性，以实现程序法的权利与利益。通过民事诉讼而使当事人的私法权利受到保护，特定利益得以实现，私法秩序得以维护，纠纷得以解决，实质上都是内含特定利益的社会关系通过民事诉讼得以重整或回复的法律效果。这种特殊社会关系的确立，根本上也就实现法律“定分止争”的目的。创造并维护稳定的、符合正义要求的社会秩序，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就要求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通过各自的直接目的来实现此根本目标，并且展开对民事诉讼高层次目的的追求。一旦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原有的这种特殊社会关系被非法扰乱甚至破坏时，一方面，当事人的特定的实质利益将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原有的私法秩序也必将受到破坏。所以，有必要通过民事诉讼活动，重新回复或调整民事主体之间内含特定利益的社会关系。这种对特定社会关系的回复与重整，实际上就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任何民事纠纷的解决，都是民事诉讼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回复与整合，这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整合，不仅保护和实现了诉讼当事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所享有利益，也在客观上恢复了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原有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高鑫．专访杨克勤:强化民事诉讼监督依法维护司法公正［N］．检察日报，2014-03-11．

［2］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章武生，吴泽勇．论民事诉讼的目的［J］．中国法学，1998，(6)．

［4］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J］．现代法学，1996，(3)．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8）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或申请。

就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

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

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超级秘书网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9）

近年来，程序的价值问题不仅逐渐成为我国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1998年9月26日，李鹏委员长在内蒙古考察工作时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严格遵守程序法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保证。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要从立法和司法解释方面采取措施，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1]在哲学领域中，价值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价值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以至于到现在很多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其中包括价值的本质、价值评价、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都使从法哲学的角度对程序价值的研究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2]我国法学界另一种观点称：“法律哲学是介于法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与方法。”[3]由此可知，法哲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将哲学上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法学理论相结合而进行的，是法学理论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认识论基础。法哲学与哲学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哲学领域现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哲学领域研究的拓展。所以，在开始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之前，先对哲学领域中相应的价值研究成果作一番回顾与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各都持有不同的看法。罗素认为：“关于‘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4]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5]美国新实在主义者培里说：“价值是欲望的出项”，[6] “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具有价值的。”[7]即欲望和兴趣决定价值。前苏联价值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这是，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需要的东西。”他还说：“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段的人们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作为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的那些物、现象及其特性，也包括规范、目的或理想的种种观点和动机。”[8]他用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80年代初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开始研究价值问题，并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学者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或积极意义。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价值的不同界定还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合目的性；价值是人类所赞赏、所欲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等等。

前述观点上的分歧与多态反映了学者们在对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分析上述观点，我们仍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对于价值的本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共识。一是在价值的研究中首先须确定相应的价值主体和客体。因为价值是一个关系的范畴，永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种事物好不好，有无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人、一定的主体而言；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其价值往往不同，如果没有主体就无法作出价值判断；同样如果没有客体，主体就失去了价值评价的对象。正是由于主客体的这种关系，才构成了价值这一范畴。二是价值兼具一元性和多元性。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作用不同，主体作出的价值评价就不一样，所以价值具有多元性；而同一客体对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评价是一致的，所以价值又具有一元性。由此，在进行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研究时，首先要明确程序法律价值问题；其次，要弄清楚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范围问题；再次，要弄清程序价值的内含问题等等。

二、民事程序价值要明确的问题

法哲学家倪正茂指出：“法律价值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法律与自由关系、法与权利、法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把法律价值的法理研究与哲理研究加以区别。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的存在意义、目的和作用等问题。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到新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把法的价值说成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享有的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权利、秩序、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属于法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范畴。严格来看，这属于法理学探讨的范围。”[9]只因为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长期合流，所以在倪正茂著的《法哲学经纬》中的《经篇》中才把这些学派作为法哲学观点来看待。从而我国法学研究者论及的诸多概念，“应作为法律价值的法理学概念来看待。诸如法律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秩序价值’等等，是很难列入法律价值的法哲学范畴的。”[10]

倪正茂又指出：“法律价值的哲理探讨，所要解决的则是界定法律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作出哲理结论。在不同世界观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会有不同的结论。唯心主义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表达以‘善’为中心的上帝的旨意，或表达作为宇宙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理性’精神，或显示存在于某个国家的‘绝对理念’、某个民族的‘绝对精神’。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或启示经济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或调整社会关系等等。孰对孰错？对者为何而对，错者为何而错。”

在不同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也会作出不同的结论。形而上学考察的结果，就会象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所说的那样，就会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或把法律价值当成一成不变、从来就有、传之永久的固定的东西。辩证考察的结果，就会从整体的角度、有机地、综合地、系统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并从法律价值的历史发展加以论述，把法律价值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种永恒变化的过程。

可能是出于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与哲理探讨的不同，有人认为，‘从理论层次看，法律价值论属于哲学价值论的一个分支。’这样，问题又回到法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去了。如读者所已了解的，笔者不同意法哲学为哲学的分支，当然也不会把法律价值论当做哲学价值论的分支来看待。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从哲学价值论得到启示，从而展开法律价值的哲理探索工作。“

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理论的研究，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杰罗米。边沁发起的。在19世纪早期，边沁即开始了对证据和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了有关法律程序价值的一般理论，并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程序法的价值目标以及功利原则对法律程序制度的作用等问题首次进行了分析。[11]从那时起，关于法律程序价值的研究开始逐渐升温，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断出现。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和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由此产生了关于程序价值性质的第一分类，即工具性价值与独立性价值之分。其中前一种观点又可具体分为三类：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以及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把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标准推到极致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法律程序只是用以确保实体法实施的工具，也只有在具备产生符合正义、秩序、安全和社会公共福利等标准的实体结果的能力时，程序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实体法应当（首先）被制定出来，否则程序法将毫无意义。”[12]实体法的唯一正当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13] ”程序法的最终有用性要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除大量实体法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否则程序法就无法实现同一目的。“[14]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基本上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立场，仍然认为程序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手段和工具。但与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它认为在追求程序的工具性价值的同时要兼顾一些独立性的价值。这些非工具性的目标有两个：一为无辜者免受定罪的权利；二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由此对法律程序工具性价值的追求给予了一些非工具性目标的限制。这与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相比无疑有了一些进步。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详尽地阐释了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问题，为人们评价和构建法律程序提供了又一个独立的价值标准。认为一项法律程序应确保受判决结果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诉讼各方参与到审判活动中来，成为程序的控制者而非诉讼客体。无论是否有助于实体法目标的实现，法律程序都应当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法律程序具有的价值是独立性的而非工具性的，从而形成一种与程序工具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是由西方经济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代表人物是波斯纳。从本质上讲，该理论属于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也坚信”审判程序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某一外在价值目标的工具，“[15]只不过这里的”外在价值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福利或提高经济效益。关于程序价值的性质问题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有的学者将前述程序的独立价值称为程序的内在价值，认为程序的内在价值指的是即使并未增进判决的准确性，法律程序也经维护诸如公正、尊严和参与等等价值性的东西。它是不依赖于判决结果的。即程序价值在逻辑上与直接成本处于相同位置，是来自于程序本身的，使人感到满意的东西。[16]还有的学者认为，程序主义实际是涉及对法律程序自身正当性的判断，它实际上是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与法律程外在价值即功利性与工具性价值是相对应的[17]，由此又出现了对程序价值性质的另一种分类，即将程序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这里须明确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所针对的主体不同于民事诉讼主体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是能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者。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存在着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之分。而关于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关系，存在着等同说与区别说。目前区别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从而成为一种通说。即认为，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诉讼主体同时可以享有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18]区别之处在于诉讼主体具备不同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没有诉讼主体的参加，诉讼将无法进行；二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的发生、变更、终结起着决定性或重要的作用。[19]由此可见，根据通说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诉讼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中，诉讼主体的地位要比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更重要一些，可以说，是诉讼主体者，必定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而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者则未必是诉讼主体。

这里还须明确的另一个概念是程序主体。目前，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辩论中，使程序主体的概念凸现出来。所谓的程序主体问题实质上的解决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谁应居于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即法院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资料是否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应否受当事人主张之约束等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中的通说认为，应当赋予或恢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法院（法官）或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诉讼资料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必须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必须始终处于中立的地位，不能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民事程序主体的权利。

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又不同于前述的三个概念，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都只涉及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的主体，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则不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主体。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存在价值，而且对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某些主体也具有价值，比如社会、公众等。只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等程序之中的主体与程序的关系要密切些，因此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主体。另外，由于价值既有一元性又有多元性的特点，就使得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进行研究时，既要认识到它的多面性，也要认识其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其价值所显现的单一性和稳定性。

对诉讼程序价值问题的关注，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已逐渐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细枝末节的就事论是，对体制建设及理论体系的精美或完善化境界的一种追求已使学者们注重高屋建瓴式的理性探讨，这也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思维学法学家的一种定式，即由具体到提象，善于并热衷于将对某事物的认识抽象化、理念化。这种追求溯源的研究方向是好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抽象的理论因其抽象而模糊不定、变幻莫测、实在难以把握，那么如果连所要研究的抽象范畴本身的含义都没有搞清，则理论的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也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因基本理念的错误而影响实践的正常发展。

如前所述，价值是什么或者价值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到现在仍无定论，因此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就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在民事诉讼理论界有一种观点是把价值等同于价值目标。关于价值目标的问题，在90年代初期曾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那么价值目标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学者们的相关论述。传统法理论-法哲学几乎一直将正义（或公正）视为法律的唯一价值（目标）或功利价值。[20]依此推演， 审判的公正性当然也就是审判的唯一追求。[21]这里，价值目标实际上的含义就是一种最高追求或最终追求。另有学者将此称为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范畴，并认为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范畴是指人们对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和运行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衡量民事诉讼制度最基本的标准。[22]因此，可以说价值目标指的就是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目标、要求或标准。价值范畴、价值目标、价值要求等提法虽与价值沾边，但实际上含义迥然不同。价值最主要的是指一种实际所产生的效果，并得到了相关主体的相应评价。从动态的角度讲，价值是事物所具备的功能；从静态的角度而言，价值指的是事物能发挥的作用。而价值目标、价值要求等提法重点在后一词语，价值在这里主要起修饰词的作用，其可替换为最终的、理想的、抽象的等等形容词语。由此可见，价值目标与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是说二者是毫无关联的，谈到了价值，就必然要涉及价值评价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怎样才能使价值更大、更高，这是价值目标解决的问题。而这个价值实际上有多大、多高则是价值评价解决的问题。价值是什么与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价值之间的区别是确定的，这种确定具有绝对的意义。关于法律的价值，学者沈宗灵这样论述到：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23]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民事诉讼法所促进的价值，实际上和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同义。[24]民事诉讼法的目的， 是指人们在设计民事诉讼制度，要求或期望该制度达到的目标。目的从另一角度讲，就是追问人们设计和建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最基本的理由或需求。[25]关于民事诉讼的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关系，有人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是从民事诉讼的目的中衍生出来的，并由它所决定，又落实到民事诉讼模式中去。[26]此说的合理与否暂且不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与民事诉讼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密切性却不容忽视的。一般来讲，人们会根据一定诉讼制度与设定制度本身的目的之间的相符程度来判断该诉讼制度或诉讼程序价值的大小与高低，即符合预定目的诉讼制度或诉讼程序的价值较大；反之，则较小，甚至可能为负价值。这并不是说价值就是完全主观性的，随主体的目的而转移变动的，因为尽管目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是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但目的的设定与实现必须以客观需要为前提，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设定也是同样的，人们不应随便地设定不现实的目的。更何况民事诉讼法程序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种客观存在规定了它的目的性。主体的主观评价仅仅是对作为客体、作为对象的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已。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也应如此理解-这种价值，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其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却是客观的，作为价值实体也是客观的。就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及运行而言，由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要求是：国民的意志是决定法应该如何形成及继续发展的原动力，国民才是抉择如何组成、运动司法制度的主体。[27]那么，对某一民事诉讼制度或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大小的判断，就应当从程序的主体即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这其实也是民事纠纷的私权性所决定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却是社会、公众作为主体，他们也具有相应的评价标准，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不管用什么技能评价，最终民事诉讼程序内在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依据，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的有用性是一切评价的原初依据或根本基础，这是不能忽视的。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10）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民事诉讼法》在此次修改中亮点很多，小额诉讼制度就是此次修法的亮点之一。基本条款设计即“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将小额诉讼制度引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既是对国外先进民事诉讼制度的借鉴，又结合了目前我国法院办理民事诉讼的现实制度需求。本文拟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制度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价值及其完善进行分析，以求对小额诉讼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一、小额诉讼制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特点

1.成本低、效率高。诉讼成本决定当事人是否提讼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从国外小额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来看，法院对在该程序下提起的民事诉讼一般只收取少量的诉讼费或不收取费用，而且由于案情的简单，双方也不需要聘请律师以及进行鉴定等，由此则免去了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因此，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能够以较低的诉讼成本获得司法裁判。 由于程序的简化，案件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得以解决，司法资源也得到节约。在有限的司法资源前提下，更多的纠纷得以解决，提高了效率。

2.特定的适用范围。小额诉讼程序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债权债务纠纷，而且诉讼标的额较小，具体限额由法律做出规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3.程序简便灵活。小额诉讼程序一般都在基层的法院按常识化方式进行。具体体现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如书、答辩状等可书面方式、可口头方式，开庭、休庭时间灵活，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可让原被告直接对话，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等等，这些简便灵活的方式目的就是通过灵活、简便的手段迅速解决纠纷。

4.注重调解。法官在办理小额诉讼案件时，其自由裁量权较大，在审判与调解一体化的情势下，法官能够更加主动地介入诉讼，积极进行利益衡量，引导、规劝促成当事人和解，弱化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在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赔偿建议。

（二）可能存在的问题

小额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但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小额诉讼制度都存在一些问题，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第一，关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公民以平等的权利享受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小额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接近司法资源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在节约当事人成本的前提下，保证了实体权利的实现。但是，小额诉讼程序在公正与效率的排序中，选择了效率优先。与普通程序相比，该程序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程序的不完整性，弱化甚至排除了当事人的某些权利，如上诉权。

第二，法官容易滥用自由裁量权。小额诉讼案件的特点以及追求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使得法官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则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官的权利在立法中的扩张，在实践中更容易出现自我膨胀，这种现象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埋下伏笔，尤其是在法官的业务水平和道德素养普遍不被信任的情况下， 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勾结司法腐败而导致司法不公。

第三，容易诱发滥诉。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初衷从当事人角度来说主要是以其简便、快捷、高效的优势，提供一种更加经济的司法救济途径；从法院角度来说，这种程序的设置能够缓解案件的繁多和程序的复杂带来的压力。但是，当诉讼变得更便宜和更快捷时，许多人可能会因此而易于提讼。

第四，关于程序救济问题。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在我国现行二级审判的程序体制下，很明显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简化。虽然从效率方面来看，审级的简化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但简化的程序并不能保障在该程序下决不出现判决上的差错，因此，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还需要立法完善。

二、小额诉讼制度应然与实然价值分析

（一）应然价值

现代化法治国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应当保障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公力救济。法治社会中，不管争议涉及的标的额大小，当事人都有诉诸法院以求公正裁判的权利，通过国家的司法救济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一种真正现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是司法能有效地为所有人接近，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所有人可以接近”。对于涉及利益较大的权利争议来说，当事人未求得公正的司法裁判而愿意适用相对复杂的普通程序或者建议程序，也愿意为此承担较高的诉讼成本。但对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轻微权利争议而言，当事人可能会因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成本过高而理性选择放弃诉讼。显然，这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提供司法救济的基本预期。民众不同的司法需求，决定了国家提供的诉讼程序保障须兼具两方面内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因其程序保障与救济的完备与精确而更可能实现实体公正，但当事人必须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忍受漫长的诉讼周期。对小额、简单案件而言，当事人则更愿意以最低诉讼成本，达到通过诉讼程序快速、便捷地解决纠纷的目的。因此，充分实现当事人所期待的程序效益，显然这就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应然价值。

（二）实然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近些年来民事案件急速增长，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公民之间小额的民事纠纷，更是有让法院应接不暇之势，法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何在现有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保障公民能够利用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通过诉讼途径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小额诉讼制度逐渐成为共识。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引入的小额诉讼程序，但是，从条文规定来分析，其实然价值的考虑更多的则是缓解基层法院压力，而相对弱化了该程序所应当具有的更高效地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深层次价值。

（三）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价值评价

纵观国外小额诉讼制度的发展，其主要价值在于“赋予当事人更加便捷的方式进入诉讼，国民可以更加容易地利用诉讼制度保护受到侵害的小额债权，避免因程序繁琐与费用巨大而被剥夺诉权，法院也不因诉讼标的额过小而放弃保护当事人实体利益的程序努力。” 所以，设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初衷在于让国民能够平等地利用国家提供的司法资源，拉近司法与民众的距离，让司法在更加大众化、亲民化程序设置中实现权利保护。但是，无论是理论上已有的关于该制度的论述以及法律规定的修改，我国建立的小额民事诉讼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的程序减负和分流，或者说重点在于减轻法院的负担。由此看来，在小额诉讼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价值定位存在偏差。

三、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

从《民事诉讼法》诉讼法的修改来看，小额诉讼程序与原有的简易程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作为一项新的民事诉讼制度，其自身还有待不断的成长完善。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涉及新的小额诉讼制度的条文仅有两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适用该程序的法院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二是简单的民事案件；三是案件的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四是实行一审终审。一项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小额诉讼程序的顺利实施并准确实现其设立初衷自身尚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在案件受理的方式，法律文书准备及送达，开庭方式、时间，审理程序或方式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篇（11）

一、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概论

要研究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就必须研究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法学理论看来，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具有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具体实现过程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却常常处于冲突状态。惩罚犯罪带有强烈的国家强制的色彩，而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弱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不当侵害的威胁。此时，宪法的价值就得以彰显。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最高法的形式设置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可以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底限，从而约束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人们才可能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有深入的认识。

二、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域外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了解宪法价值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和承载，不妨先从西方的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验来进行考察。

从西方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的精髓在于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它以宪法这一国家的最高权威形成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并通过的政治运作而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则是限政和保权，其核心特征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尤其是将国家和国家机关的行为和制度设置置于宪法的框架下运作，从而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在条件下限制政府权力，也就是要求政府表明如何行使权力，一种制度如何操作，才能体现正当性。而尊重和保护人类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是作为一个正当政府的最主要条件。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涉及到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因此与宪法联系更为紧密。西方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实施中的宪法”和“行动中的宪法”，可见刑事程序制度对于宪法的重要性。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更加紧密地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上改变，尤其是文明发生重大变动，对刑事裁判形式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对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以及如何惩罚这些行为的影响，更加迅速、更加深刻。

除了思想和学理层面外，西方国家和从制度层面上，从宪法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角度作了规定。各国宪法都重视刑事诉讼程序特别是刑事诉讼制度，相应地作了规定。据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对刑事程序中就有关于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个人权利行使的规定。各国有88％的宪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如辩护、与证人对质等权利；80．4％的宪法涉及到公民私生活，特别是对住宅以及个人生命保护问题；66．9％的宪法规定了人身自由和人身保障权。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不得控告和拘留任何人。”1791年法国宪法对此予以确认。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第1条至第20条，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法治国家程序原则，即程序法定原则。《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具体表现为正当程序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些规定，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82年宪法的体现

就我国而言，从历史上来看，1979年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缺憾，其重要原因在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不完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充分体现了1982年宪法的精神。概括来看，如(1)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性质和指导思想的规定，关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的性质、目的、宗旨、任务和基本原则的直接依据；(2)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规定，也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工作路线；(3)宪法关于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和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的决定，是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或者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限和程序依据；(4)宪法关于陪审制度、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都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和制度；(5)宪法关于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如公民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权提出控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申诉，以及对公民的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等，是刑事诉讼法中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根据等。

此外，刑事诉讼法的一些条文还直接反映了宪法的规定。如根据宪法第35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把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着国家权力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机关互相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刑事诉讼法第7条)。根据宪法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赋予参与刑事诉讼并行使着控诉权的检察机关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权力，并确立了“检察监督”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8条)。宪法第12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5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