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大全11篇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1）

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人文精神，不打自垮。” 人文精神的塑造离不开教育，尤其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教育。中央电视台的名嘴——朱军，在做节目的时候曾闹过一个笑话，他在谈话时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件事一度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他没有弄清楚称谓中的敬称和谦称，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笔者所在学校的学生连请假条都写不好，不但不写“尊敬的某某老师”，甚至连“老师”俩字都不写，直接就是“我今天病了，请假两节课”，然后大笔一挥，在落款处签上他或她的大名，前面也不写“学生”二字。远至名人，近至我们的学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了解都是不够的。因此，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并将它作为本校语文课堂教育的补充，是学生在语文基础课业中放松的极好的清凉饮料与滋补剂。

一、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意义

（一）古代文化常识概括了古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适当积累有助于学习文言文，对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有着重要作用。

（二）读史使人明智，古代文化常识能帮助我们吸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丰富我们的思想和知识，帮助我们解放思想、增强创新精神，使我们更有智慧。

（三）古代文化常识了解得多，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通过学习，引导学生关注古代文化常识，如论语、唐诗、宋词或者一些有气节的文人，帮助自己找到方向，培养文明礼仪，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了解古文化常识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

古代文化常识是前人长期生活经验的重要总结，涉及面较广，包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知识性太强、趣味性不够等原因，学生对于此模块的学习积极性不够，导致古代文化常识缺失的现象更加严重。技校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更是认为，“此模块可学可不学”，态度消极怠慢。

二、对技校生古代文化常识缺失原因的分析

（一）学生学习兴趣低，态度不端正。技校学生大多来自于在九年义务教育中被淘汰出局的学生，甚至有的来自于初中没毕业就在社会上四处打工又被家长揪过来接受“回炉”再教育的学生，他们有的是抱着“到技校长身体，学知识无所谓”的心态来学习的。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混张文凭，好找工作”的思想，对课堂上的学习直接由听不懂变为听不进，进而变成反感。学习缺乏兴趣、态度不端正等给高效课堂带来了许多困难。

（二）技校教育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是技校教育发展中的抓手，语文课被划分为基础文化课，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不被重视，甚至提出“基础文化课要为专业课服务好、让好路”的观点，既然从课程设置上看，文化课不被重视，那学生也就顺势不重视了。

（三）一些学生的自我意识呈现功利化、现实化的趋势，古代文化常识知识性太强，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不大，以致学习和生活脱节，因此，学生积极性不高。

三、完善古代文化常识课的对策

古代文化常识作为语文基础课业中补充的“清凉饮料”与“滋补剂”，作用不言而喻，对于完善古代文化常识课堂，本文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可见，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其求知欲望，使其真正体会到“好学之乐”。古代文化常识由于知识性太强，对生活的直接指导意义不大，因此学生都不愿学，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将所学知识和学生实际结合起来，调动学生求学的积极性。笔者曾在教学“天干地支纪年法”时，以算命先生如何算命来导入，这样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了。然后，讲解完再给学生进行示范，让学生利用学到的方法自己计算，这样学生就了解到我们日历中的某某年是怎么推来的。

（二）引进讨论，拓宽思维。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体对话和互学形式，进行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的多向信息交流，以实现教学目的。古代文化常识由于知识性太强，“满堂灌”、“一言堂”的教法都不利于课堂的高效进行。采用讨论法，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挖掘学生的潜力。如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古代，怎么样才可以当官？让学生进行讨论，明确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为我国选拔人才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联系实际，还原生活。学生对自己身边的文化总是倍加亲切，也最熟悉的。在教学中，教师尽量还原古代文化常识，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如古代的学校与书院和我们今天的学校概念是否一致？课程内容是否相同？让学生了解到，我们能坐在教室学习是多么来之不易，今天学习的课程都是千百年来的经验积累的，在教学的同时进行德育渗透，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

在校企合作和毕业生就业实践中，企业和社会反馈的信息更多地强调毕业生的素质要求，而把技能要求放在第二位。语文课在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承载着不小重担，寓教于乐，寓教于人，是我们的追求。古代文化的常识教学要根据古代文化常识的基本特点，将知识的教学贯穿学生的实际生活，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文化常识，提高自身素质，达到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

参考文献：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2）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学习古代诗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有利于塑造他们的灵魂，更有利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但目前，高校的古代诗歌教学充斥了太多的功利性色彩，没有创新，循规蹈矩，使学生丧失了学习古代诗歌的兴趣。如何能让学生感悟古代诗歌的独特魅力，潜心涵咏，品味诗歌的语言和意境，是每一个高校中文教师都必须要专研的问题。

1、强调古代诗歌主动阅读的意义

学生的阅读一般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阅读，一种是主动阅读。被动阅读顾名思义就是被动接受的阅读，主动阅读是发自内心的研究性阅读、创造性阅读。只有主动阅读才能真正地领略古代诗歌的艺术魅力，因为古典诗歌形式精美、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经过反复地吟咏、吟诵，难以充分体会其优美的意境和深沉的情感。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在课内外进行主动阅读。由于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年龄层次、文化层次也不尽相同，对于诗歌理解的目的和感受也不会相同。对于高校课堂，教师不能走中学课堂的老路，也不能满足于做知识的“二传手”，而应该做学生学习古代诗歌的“导航”，给学生的学习指明方向，帮助学生运用文学史、文学理论等知识，将知识变为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阅读的能力。

2、引导学生进行主动阅读的途径

引导学生进行主动阅读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进行系统知识的积累，一方面可以拓展其阅读视野，形成合理的知识体系，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如下的方面进行引导：

2.1背景阅读

正所谓“知人论世”、“知人论诗”，在进行古代诗歌的教学之前，先让学生了解一下诗歌之外的知识如作者的风格、生平、时代背景等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内容的掌握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作品的了解，同时洞察诗歌与历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于谦的《石灰吟》，我们对于谦的生平经历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会知道于谦在青年时期就是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但后来却成为皇权争斗的牺牲品。这首诗尽管是他的早期作品，确是不幸命运的真实写照，诗歌中的一句话竟然一语成谶，可悲可叹。

2.2意象把握

诗歌中有山有水，有别离，诗人对景观的描摹，对人物的塑造，都是承载了自己浓重的思想情感的，这种情感的对象就是意象。一首诗是由一个或数个意象共同构成的，作者通过这些意象来进行人生感悟。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对常见的意象进行积累，以便自己日后对诗歌的阅读鉴赏。如“水”这个意象，它是诗歌中常见的，涵义较为丰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未尝往也”，“水”有着时光流逝，永不复返的涵义；“问君能有几愁，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化无形的仇恨为有形的水，浓重且绵绵不绝：“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情人被江水阻隔，水之于他们是痛苦的源泉，又是精神的慰藉，迢迢江水更是相思之情，挥之不去。学生掌握了这些，那么在主动阅读中就会减轻障碍，轻松的阅读诗歌。

2.3总结题材特征

诗歌根据描写的内容不同，题材也就不同，分为边塞诗、写景抒情诗、咏怀古迹诗、羁旅诗、咏物诗、宫体诗等，这些诗歌抒发的情感各异，但也有规律可循，教师要引导学生适当的总结各种题材诗歌的特征，即抒发的思想感情有哪些，常运用哪些表达技巧。例如咏史怀古诗歌往往是诗人临古地、思古人、忆其事、抒己志，如果是描写统治者，常常借古讽今，讽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昏庸无能；描写某个朝代或国家，常常感慨国家的昔盛今衰，盛衰无常；描写古人，常常流露出对古人的崇拜之情，慨叹自己不能像古人那样建功立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描写古迹，常常感叹物是人非、时光流逝、世事沧桑；还有诗人用自己的理性来反思历史，给予客观的历史态度。咏史怀古诗歌常见的艺术手法有借古讽今、用典、对比、借景抒情、衬托、虚实结合。学生能够有意识的总结归纳这些，对其主动阅读诗歌的帮助极大，见到各类诗歌后能辨别题材，有的放矢的进行阅读，从而提高诗歌鉴赏的能力，亦能激发主动阅读的兴趣。

2.4比较阅读

古人说“观千剑而后识器”，在诗歌阅读中，学生要有比较阅读的能力，有比较，才有鉴别。诗人在创作作品时，都会融入自己的个性，体现特有的风格，为此，可以在思想情感上比较，或在表达技巧上比较；可以对同一诗人的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比较，或对同一时期不同风格的诗人进行比较；可以对不同诗歌学派的诗人进行比较，异中求同，同中得异，这样可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增多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其对诗歌的理解，理清脉络，高水平的鉴赏诗歌。如李清照这位乱世中的女神，她的作品主要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的作品主要表达的是少女时好奇羞涩的情怀，后期的作品则是多表达内心的愁苦，国破家亡之愁与夫死离别之愁交织在一起，使诗歌的基调深沉伤感，“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句是李清照后期作品思想情感最好的概括。

诗歌的鉴赏不是一蹴而就的，教师要合理的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阅读，强化学生多练习、勤阅读，这样才能有所成就，提高自己的诗歌鉴赏水平。“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那么就让我们在诗歌的主动阅读中，寻找诗意、感受诗意。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3）

二、中文学科其他专业教师相关意见述要

笔者安排了一个聚会，对若干其他专业的大学教师进行了集体访谈，包括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理论专业、古代汉语专业、外国文学专业的教师，同样从使用多媒体对教、学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调查。使用多媒体对教的不良影响，意见大致包括:1.G教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记诵之学，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形成了口耳相传和笔墨书写的良好惯性。我觉得，理想的中国古代文学老师应该“满腹经纶”、“腹有诗书气自华”，并能下笔生花、口若悬河的那种。古代文学课堂对于多媒体的依赖，使我感到这种优良的民族教育文化传统将面临危机。2.H教师认为:多媒体教学提升了现代大学课堂教学的高科技含量，使得教学活动高度程序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在掘发意志、通达人情，其基本指向是传达心灵体验。多媒体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类似于“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可能性诗意，而倾向于使教师变成传授古代文学知识的理性工具。3.I教师认为:我想，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与古代汉语课堂有相似的地方。当我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会经常产生“古今悬隔”的文化不协调感。我的课堂经常使用繁体字，当这些繁体字呈现在课件里的时候，我看着看着，会产生一种滑稽感，还是一笔一划板书出来，心里感到踏实。4.J教师认为:汉语古代文学是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蕴涵着民族自信心。而多媒体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着西方先进文明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利用多媒体从事教学时，难免会潜在地有着被西方文明征服的压抑感。而当他们向电脑输入文字时，那种笔画书写的传统会被破坏，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也就难免受到负面影响。使用多媒体对学生学习的不良影响，意见大致包括:1.K教师认为:以前“一张嘴、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教学环境，不致破坏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的整体氛围。但如果多媒体被使用，根据我的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课堂顿时就会出现古今杂糅、难以融合的不和谐气息，这对于学生接受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而言，可能不是个良好的信号。2.L教师认为:与文学理论课堂不同，中国古代文学课堂应该以作品为主，通过教学活动努力使学生“直达作家心源”。这本来就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其间横亘着疏通文字、辩识误解歧解、语言无法传达等多重障碍。现在又来了一堆机器，这对于学生追求与古人“心通灵犀”而言，无疑是令人生厌的干扰因素。3.M教师认为:在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课堂上，如果经常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至少会产生两个明显的不良效果:第一、学生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屏幕，而不是教师，这样教师通过修习中国古代文化而养成的素质和个性，就不容易得到重视。第二、铺展的光电屏幕刺激了学生的眼球，这使得他们的课堂阅读机会远超过手写，长期以降，将导致学生书写能力下降。4.N教师认为:当多媒体过滤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时，教师的个体形象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淡化，其知识权威身份也会部分地让位给机器。而且，多媒体被普遍使用的现象会让学生感到，古代文学只是个别的知识领域，而多媒体则具有公共适用性，两相比较，自然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魅力消退。现在有很多学生不爱学习古代文学课程，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三、中文专业学生意见述要

笔者分散采访了多位中文专业(包括师范类、对外汉语类和商务秘书类)的本科生，包括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若干，他们都上过《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笔者也是从使用多媒体对教、学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调查。使用多媒体对教的不良影响，意见大致包括:1.针对本科一年级课堂的看法:教材上说，从魏晋至南朝，文学史逐渐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我理解，所谓的“文”，就是用语言来华丽地装饰心灵。所以这一时期“说”、“辩”的文化氛围特别浓厚。教师上到这一段时，似乎不必用多媒体。如果教师上魏晋文学课而经常用多媒体，就未得要领了。2.针对本科二年级课堂的看法:类似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样情意深长的唐诗，有必要将文本展现在一个画有送别场面的多媒体屏幕上吗?这可能反映了，教师专业自信心不足，对文字的魅力不够放心，觉得应该用电子图画进行旁释。3.针对本科三年级课堂的看法:有些教师喜欢放一些根据古典剧本、小说翻拍的电影、古装剧甚至电视剧给学生看，或许他们以为这样课堂就生动了。但我们对此未必感激，反而可能有些生疑:教师是否在偷懒?4.四年级学生的整体反思:我们已经不再有古代文学基础课程了，在我们的印象里，多媒体教学让教师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电脑与屏幕，教师在课堂上难得花些时间来瞧瞧我们。使用多媒体对学生学习的不良影响，意见大致包括:1.针对本科一年级课堂的看法:先秦文学作品中涉及到较多的名物，其中礼器尤其令人感到模糊。教师选择多媒体展示一下相关的实物图片，对学习很有帮助。如果实物展示过多，学生是否会感到，这似乎是历史课、文物考古课，而不像是文学课。2.针对本科二年级课堂的看法:据说，多数宋词是可以唱的，比如李清照词。如果教师就根据这一点，配上卡拉OK厅里常用的伴奏带给笔者配乐讲解李清照的《一剪梅》。虽然听了乐曲后学生对《一剪梅》的婉约风格有了一些具体认识，但如果不够清醒的话，学生容易误解为这是宋代的曲子。如果学生足够清醒，就会敏锐地意识到该曲只是仿古作品，而回味李词的兴趣会因此大大降低。3.针对本科三年级课堂的看法:通过电影、古装剧甚至电视剧来学习古代小说与戏剧，也许比较适合于艺术专业的课程教学。文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对象主要是文本，影视作品干扰了学生对文本的钟情，使之与文字、语言与文学书写不断疏远。4.四年级学生的整体反思:回顾一下，用多媒体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也许只是让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感觉到轻松和方便了一些，其效果实际上未必比教师宣讲、笔者埋头记笔记更好。

四、对以上访谈意见的简要分析

对于以上访谈意见，笔者作以下四点分析:1.多媒体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所呈现的负面影响，在其它学科的多媒体教学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早在2004年，美国Educause应用研究中心在300所大学和几家公司的资助下展开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以研究高等教育的教学技术问题。调查的对象包括13所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内容也涉及到大学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的问题，观测和访谈的结果是，大学生们认为，某些使用多媒体技术的教师，比起原来将教学内容写在黑板上，其教学效果要差。［1］Educause应用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在上述“同行听课意见”、“其它专业教师的看法”和“听课学生意见”中也可以得到明确印证。这说明，多媒体教学产生负面影响，是高等教育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者没有必要为此感到特别焦虑。2.古代文学多媒体教学产生负面影响，是新事物成长必然的经历。按照教育界专业人士的界定，近年来盛行的多媒体教学，就是通过计算机、视频展示台、投影仪等设备，将图形、图像、声音、文本、动画等多种媒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将教师的教学内容以直观、生动、优美的静、动画面或声音展示给学生，为教师的讲解提供更为便捷的辅助的教学方式。［2］但是，复杂的机器设备和光电组合形成的眩目图景，对于以“口耳相传”、“笔墨书写”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承系统而言，其必要性何在，至今仍然不能明了。正如“同行听课意见”、“其它专业教师的看法”和“学生听课意见”所述，多媒体教学正在解构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方式，造成了教学主体的不适应性，包括教师对以往教学方式的留恋、学生对新技术背景下教学效果的质疑，以及教学环境和教学氛围的重要变化。可能，多媒体的复合性之于文本、文字的单纯性，是破坏的力量，作为一种推广未久的课堂教学形式，多媒体教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负面影响也许会长期存在。3.从教人员乐于守成的文化立场，增加了中国古代文学多媒体教学的负面影响。关于大学课堂多媒体教学效果普遍出现负面影响的原因，美国Educause中心研究报告指出，“学生认为，教师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技术。”教师对多媒体教学技术不精通，这也同样是古代文学多媒体教学效果不好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同行意见”、“学生意见”中都有完整而明确的反映。在访谈过程中，笔者能够感受到，比起其它专业的高校教师，中国古代文学的同行对多媒体教学似乎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抵触情绪，这导致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太情愿去深入钻研多媒体教学技术。我经常听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同行抱怨说，他们在遇到多媒体教学故障时，是如何地手足无措。而从“同行意见”和“中文学科其它专业教师意见”所反映的情况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同行对多媒体教学的抵触情绪，似乎还隐约地透露出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崇高立场。从业教师的文化认同感不强，这导致多媒体教学对中国古代文学课堂应有的一些优势难以发挥。4.中国古代文学多媒体教学容易产生负面影响，与其课程属性有关。正如业内人士所周知的，中国古代文学是关乎情感与心灵体验的学科，其人文精神的核心在“心”、“志”、“情”、“意”诸端，而理想的大学古代文学课堂，应是师生通过相互交流，理解和贴近古人心灵世界的教学空间。这正如其它专业教师所认为的，“才气充盈”和“诗意空间”应是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的关键要素。但多媒体教学却对中国古代文学课堂形成了“PPT骚扰”:在“同行意见”中，有教师抱怨“机器”对自己的心灵形成干扰;在“中文学科其它专业教师意见”中，也有教师认为堆积在讲台上的“设备”使师生达成“心有灵犀”的期望变得苍白可笑;在“学生意见”中，学习者批评多媒体教学崇尚声像文化的倾向，正在吞噬他们对文字和文本的固有感情。就中国古代文学课堂而言，多媒体教学在形式上显得过于张扬，而情感心灵等内容实质被光电环境挤压，导致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教学原则被打破。可以说，多媒体教学助长了屏幕文化和便捷主义在大学课堂流行，而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特征和固有的人文精神正被不断消解。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4）

由于年代久远、表达方式不一样等各种原因，学生学习古诗文难度很大，突出表现在疏通词义、语义上。通过学习了解古代文化知识有利于古诗文语义的疏通。

《〈论语〉十则》首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理解该语句的意思，把握“朋”字的意思是关键。课本对该语句不作解释，对“朋”字也未注释，因而“朋”往往被人误解成“朋友”的意思。旧注：“同门曰朋。”［1］跟现在说的“同学”“同班”相近。孔子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辞官以后，专力讲学，“弟子弥众，至自远方”，［2］这自然使他感到很快乐。这句话是孔子对他的弟子说的，所以“朋”指的是志同道合的人。

《木兰诗》中写木兰凯旋归来朝见天子，天子“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这句话隐含着南北朝的职官文化与古代货币文化，只有对南北朝时的职官制度与货币有一些了解，才能正确疏通语意。“勋”是南北朝时一种荣誉性的称号，用以赐赠给有勋劳的高级官员。勋的等级称“转”，最高为十二转。勋的每一转都有固定的称号。这里的“强”当通“”。是穿钱的绳索，代指钱。［宋］吕祖谦《木兰诗》注：“强通，贯钱索也。”《辞海》：“，绳索，特指穿钱的绳索。”“百千强”，指很多钱财。了解了这些文化知识后，这句话极言天子馈赐之多，木兰功劳之大的意思便明了了。

王安石《伤仲永》：“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秀才”一词课本未注释，极易产生误解。要正确理解此句的语意，须对科举知识有所了解。“秀才”，在唐宋时是对一般读书人的称呼，跟明清两朝经过县试及格的生员不同，因此，这句话应理解为传给全乡的读书人看，而不是只给某个秀才看。

二、 了解古代文化知识可以辨误

教材不是“圣经”，在教材中存在疏漏或错误是难免的，语文教材也不例外。由于多种原因，语文教材古诗文编写中存在多种疏漏与不当之处。语文教师了解古代文化知识、文化现象可以辨误。只有学识渊博，拿出眼光，辨明是非，才能不误人子弟。

孟浩然《过故人庄》中“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课本注：“就，指欣赏与饮酒。”此注值得商榷。陈小平认为，诗歌是写与老朋友田庄饮酒聊天，没提到赏，这里的“”应当指“酒”，古人有重阳节喝酒的习俗。又“还来就”紧承“把酒话桑麻”来，把酒之“酒”也当指平时难得一喝的“酒”。［3］

周敦颐《爱莲说》一文，在对题目的注释中有“‘元公’是周敦颐死后的谥号”一句。如果了解了有关谥号的文化知识，即知道活人是不可能获得谥号的，故注释中“死后”两字多余。

周密《观潮》中“自既望以至十八为盛。”课本注：“既望，农历十六日(十五又叫望)。”此注释有欠缺。从一个月来说，有些日子在古代有特定的名称。每月的第一天叫做朔，最后一天叫做晦，初三叫做，大月十六，小月十五叫做望。《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鲍照《玩月城西门廨诗》的“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就是指望日的明月说的。近在望后的日子叫做“既望”。由此可见，课本对“望”的解释有所欠缺，当作“农历每月十五日（小月）或十六日（大月）叫望”。

三、 了解古代文化知识有利于激发民族自豪感与弘扬传统礼仪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天文、历法、乐律、建筑、手工艺、度量衡等都曾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在天文历法方面，我国最早用的是王公纪年法。《曹刿论战》：“十年春，齐师伐我。”课本注：“十年，鲁庄公十年”。此例用的就是王公纪年法。王公纪年法是按照国君即位年次来纪年的，一般以元、二、三的序数递记，起至旧君出位为止。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纪年法。《桃花源记》：“晋太元中。”课本注：“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课本注：“元丰，公元1083年。元丰，宋神宗年号。”此两例用的都是年号纪年法。年号纪年法是皇帝年号加序数的纪年法。年号纪年法与王公纪年法不同，一个君王可以只用一个年号，也可以有若干个年号，例如武则天就用了十七个年号，使用最长的也只有四年。苏轼《水调歌头》小序中写道“丙辰中秋”。课本注：“丙辰，熙宁九年（1076）。”此例用的是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一般认为兴自东汉，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到现在没有中断，因此可以向上逆推，知道古代某年是什么干支。

我国的乐律在两千多年前就非常精微。中央台曾举办过“八音盒”节目，所谓“八音”即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王维《竹里馆》：“弹琴复长啸。”刘禹锡《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欧阳修《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诗经两首》：“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几例涉及古代的八音。依《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金指钟，石指磬，土指埙，革指鼓鼗，丝指琴瑟，木指，匏指笙，竹指管箫。［4］

在建筑方面，古人筑墙很早就运用版筑技术。 如《〈孟子〉两章》：“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所谓版筑是说筑土墙用两块木板相夹，两版中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版外用木柱衬住，装满泥土，用杵捣紧，筑毕拆除木柱木板，就成了一座墙了。版筑技术在古代建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直到现在有的地方还用这种筑墙技术［5］。

通过了解古代文化知识不但有利于激发民族自豪感，还有利于弘扬传统礼仪。如古人非常重视“称呼”，古人称呼的原则是：尊对卑称名，卑自称也称名；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后来有人以为称字称号还不够尊敬，于是称官爵，称地望（出生地或住地），例如杜甫被称为杜工部，王安石被称为王临川。此外，唐代诗文还常常见到以排行相称，或以排行和官职连称。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张十八员外”指张籍，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十八，曾任水部员外郎。又如刘禹锡，被称做“刘二十八使君”。再如古人非常重视“拜礼”。拜时要下跪磕头或打恭作揖。《公输》：“子墨子起，再拜。”再拜即拜两次，是古代非常隆重的礼节。向学生解说礼仪等方面的古代文化知识，对学生尊重习俗，养成良好的礼俗习惯，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 了解古代文化知识有利于深入理解文本主旨

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写的是诗人拜访老朋友的田庄，受到了老朋友的热情款待。这首诗的语句看似平淡，实则寓意丰富。如诗的首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课本注：“黍，黄米饭。”据此，“具鸡黍”意为“准备了鸡和黄米饭”，有的书上译作“准备了饭菜”。这样的解释很不到位，没有把主人好客、特意相邀的盛情表达出来。如果结合古代文化知识便会理解得更加深刻。黍是现代北方所说的黍子，又叫黄米。《诗经》里常见黍稷连称，可见黍在古代很重要。在古代，黍被认为是比较好吃的粮食。“鸡黍”典出《论语・微子》：“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后来，鸡黍成为贵菜精粮的代称。因此古代诗文中的“鸡黍”便蕴涵了盛情款待、礼敬宾客的语意。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就将“鸡黍”注为“指农家的丰盛饭食”。由此可见，诗的首句便把主人好客、特意相邀的盛情及主客相得、客人愉悦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中极为精彩的篇章之一。主人公范进是个士人，一直生活在穷困之中。他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年年进考场，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了秀才，紧接着中了举人。这一突如其来的命运变化，引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要想真正理解范进中举喜极而疯是喜剧还是悲剧，必须要对清朝时的科举制度有所了解。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称为庠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在清朝，做了秀才，地位就比普通人高出一筹，见了知县可以不必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对他们动用刑罚，由此可见，他们的地位已不同于一般。了解了这一点，对课文开头写到的“范进中了秀才回到家里，丈人胡屠户便前来贺喜”就很好理解了，也不难理解“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这样的话了。但秀才毕竟只是“功名”的起点，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还不能满足范进求功名的愿望。范进中了秀才后，紧接着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考中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就是会试未能取得成功，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做县太爷。所以课文说范进中举以后，那张乡绅立即来拜“新中的范老爷”，不仅送给范进五十两贺仪银，而且将一所房屋送与范进住，文中又说“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难怪范进听到自己中举的消息，就高兴得发了疯，而他的丈人胡屠户也立刻变了一副嘴脸，吹捧自己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范进中举后，按理说，这么好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却为什么疯了呢？原来这是喜极而疯，他盼望中举整整35年了，到第36个年头他才盼到了中举这件事，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他原来只有一次次考不上的心理准备，他没有想过一旦考上了会怎样。一旦考上了，他脆弱麻木的神经无法经受巨大的欢喜，所以喜极而狂，喜极而疯。从这儿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同时对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巨大的摧残。文中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他喜极而疯的形象，揭露了他灵魂的丑恶，同时通过他的命运反映了世态的炎凉，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了解清代科举制度，对文章主旨的理解至关重要。因此，了解、掌握古代文化知识有利于深入理解文本主旨。

参考文献：

［1］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457.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5）

传统眼学鉴定的主观性较强，常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印象。由于传统“眼学鉴定”的依据是鉴定者的经验，每个鉴定者的专业经验、擅长领域、所处的地域环境等不尽相同，使用的鉴定标准和依据不同，对于同一器物常有不同的意见。以致有人认为传统眼学鉴定不科学，缺乏统一的标准， 是一种主观经验。此外，许多初学古陶瓷鉴定的人，常常感觉古陶瓷鉴定很难。有的人看了不少的书，对古代陶瓷的历史发展、时代特征和各个窑口的特点都很熟悉，但结果却是买了很多的假货，水平仍然没有多大的提高。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的是：古陶瓷鉴定的基本原理与标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一件陶瓷在有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取得一致的意见，真即是真，假即是假；然而在很多的时候，大家却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古陶瓷鉴定的基本原理或本质，简单地说就是真假对比，识真辨伪。古陶瓷鉴定与日常生活中诸如钞票、烟、酒、电器、皮革、印刷品、出版物、衣服等物品的鉴定，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这些不同的物品，我们通常从包装、外观、成色、质地、手感、气味、防伪标记、质量等方面鉴别它们是正品，还是属于伪劣仿冒产品。尽管各种物品的鉴定方法和具体标准不一样，但是任何鉴定活动都是在比较中完成的，即鉴定者在充分认识鉴定对象的基本特征与属性的基础上，确立一定的鉴定指标、标准或要素，然后对照被鉴定对象的具体情况，通过分析、推理和判断，从而得出相应的鉴定结论（图1、2）。

从实际鉴定情况来看，鉴定古陶瓷比鉴定日常生活中的钞票、烟、酒、电器、衣服等物品要难很多。日常中的物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经常接触，并不需要特别学习，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懂得如何鉴别它们的真伪、优劣。古陶瓷鉴定与其他物品的鉴定一样，只有“识真”，才能“辨伪”。然而，由于中国古陶瓷其历史悠久、窑口众多，各个窑口、各个时期的产品五彩斑斓，表现在胎、釉、造型、工艺与装饰上的特点各不相同，要全面认识和熟悉中国古陶瓷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积累过程，其实就是“识真”的过程，通过对各个窑口、各个时期器物的认识，从而确立古陶瓷鉴定的标准，在头脑中形成“数据库”（图3、4、5、6、7、8）。 因而，传统眼学鉴定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它同时又是“科学的”。 许多人常常感觉学习古陶瓷鉴定很难，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数据库”的建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识真”不仅要求掌握各个窑口、各个时期陶瓷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要将实物对照起来，形成直观的印象，不能局限于具体的特征，而是要多摸多看，将器物背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形成自己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用于学习的古陶瓷著作、图录与实物标本，必须真实可靠，否则等于是确立了一个错误的鉴定标准，危害极大（图9、10、11、12）。

古陶瓷“辨伪”的前提在于“识伪”。学习古陶瓷鉴定需要深入市场与赝品打交道，要善于归纳和分析，不仅要熟悉假东西的基本特点和常用作伪方法，同时还要掌握最新的造假动态。我们常说“熟能生巧”，对假东西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即使不知道真东西是什么样的，遇到了真东西，也能感觉到它与假东西不一样，从而将真东西从假东西中鉴别出来。一些初学古陶瓷收藏的朋友，在书店买上几本带彩图的古陶瓷书籍，然后就按图索骥地开始在古玩市场中买东西，头脑中毫无赝品的概念，误以为和书本图录上差不多的东西都是真品，这样买来的东西差不多都是赝品。事实上，传统眼学鉴定，对古陶瓷鉴定者的学识和经验的要求是很高的。只有掌握较全面的古陶瓷知识，所谓见多识广，对历代真、假陶瓷接触较多，拥有较多的实物标本，长期从事陶瓷鉴定与研究，并在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规律和特点，才能得出可靠的鉴定结论（图13、14、15、16）。

在古陶瓷鉴定过程中，常常会涉及古陶瓷鉴定的标准问题。古陶瓷鉴定的标准，即从哪些方面去鉴别古陶瓷的真伪与年代。冯先铭先生在《瓷器鉴定的五大要领》一文中，提出可以从造型、纹饰、胎釉彩、款识和支烧方法等五个方面鉴定瓷器。实际上文章中提到的鉴定标准有八个方面，即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款识和支烧方法。之后的许多古陶瓷鉴定著作和文章，大多都遵循冯先铭先生的体系或略有阐发。冯先生提出的标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在实际的陶瓷鉴定中，由于造假手法日新月异，花样翻新，有的甚至将现代高科技手段用于古陶瓷的仿制，以致任何现有的经验和总结都显得有些不足。事实上，古陶瓷鉴定的标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具有普遍性的特征，经过归纳总结，并经实践检验，都可能成为古陶瓷鉴定的标准之一。

依据笔者近年来的鉴定和研究经验，认为古陶瓷鉴定中比较常用和适用的标准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标准为古陶瓷的时代与窑口特征，包括胎、釉、彩（色料）、造型、纹饰、款识、工艺（包括制作工艺和装烧工艺）、底足、窑疵和艺术风格等；第二类标准为古陶瓷的历史痕迹，包括胎釉的老化、伤残、开片、使用痕迹、保存环境等；第三类标准为器物的新仿作伪特征，包括作旧、臆造、违背历史常识、自相矛盾等。

古陶瓷鉴定的标准虽然较多，但不同的标准在鉴定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正如书画鉴定将鉴定的依据分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主要依据是作品本身，包括作品的时代气息、书画家的个人风格、笔墨特点等，辅助依据包括纸绢、印章、题跋、装裱、旁证材料等。主要依据在鉴定中处于主导地位，是鉴定工作的重心，辅助依据起辅助证明的作用，但在特殊情况下，辅助依据有时也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古陶瓷鉴定的主要标准，同样也是在于器物本身，其中第一类标准，即器物的时代与窑口特征是鉴定工作的重心，是鉴定的主要依据。因为器物的胎、釉、彩、造型、纹饰、款识、工艺、底足、窑疵和艺术风格等是构成器物的基本要素，一件器物成为真品的最基本条件，就是它所具有的时代与窑口特征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古陶瓷鉴定的第二类标准，包括胎釉的老化、伤残、开片、使用痕迹、保存环境等，属于古陶瓷的历史痕迹，即经过一定的历史岁月后在外观和理化性能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它们附属于古陶瓷器物之上，同时由于自身质地、保存环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这类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古陶瓷鉴定的第三类标准，是从仿品角度提出来的，知己知彼，识伪方能辨伪。

在具体的鉴定实践中，不同器物的鉴定要领是不一样的。许多现代高仿品对所仿对象的各种特征都精心模仿，尽力做到一模一样，然后通过作旧制造出各种“老旧痕迹”。对于这类高仿品的鉴定，如果仅局限于器物的某些具体特征，就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得出错误的结论。仿品与真品虽然相似，但它们之间在“细微之处”肯定存在差别，只有经过全面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图17、18）。古陶瓷鉴定最可靠的方法，是从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道理很简单，现代仿品要仿制出器物的某些特征，在某些方面以假乱真是很容易的，而要完全仿制出器物的所有特征，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以假乱真，则很难做到。仿制水平无论有多高，它也是“仿”，在仿制的过程中，会受到客观和主观等因素的限制。客观因素，诸如在材料上难以做到与真品完全一样，在技术上很难完全复原古代的工艺等。主观因素，一是仿制者头脑中有蓝本，因而在造型、纹饰、款识以及艺术风格上虽能做到形似，但要做到气韵生动却很难；二是由于仿制者对真品的认识程度有限，因而在仿制过程中有时忽略真品的某些主要特征，而在有时又人为地夸大某些特征，甚至画蛇添足，自相矛盾，反而为鉴定提供了明显破绽。另外，有的仿品虽然在造型、纹饰、款识等方面能做到与真品一样惟妙惟肖，但是它却缺乏历史的痕迹，因而也较容易鉴别。有的搞收藏的人，抱着明显的新仿品研究半天，指着底足的火石红、花纹画法或土浸、气泡等这些所谓的特征，咬定自己的藏品是真品，正是陷入了只看局部特征不重视整体的误区。因而，在古陶瓷鉴定中，从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是非常重要的。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6）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该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文化思想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之所以还能认识这漆黑的天空，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可见，古诗文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下面我就初中生古诗文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提高古诗文阅读能力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学习古诗文的意义

1、学习古诗文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源远流长。古诗文就像一朵晶莹的浪花熠熠生辉。从晚清的文学一直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处处留着古人卓越的睿智和博大的思想。当代中学生学好古诗文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学好它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2、学习古诗文是增加个人知识积累，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屈原、陶渊明、李白、范仲淹、袁宏道等古圣先贤们，他们构筑起照耀万年、沐浴人心的“精神灯塔”，点缀着历史的天空。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习古诗文，不仅是知识的积累，而且是对学生精神情操的一次次历练。阅读李白的《行路难》就能感悟到对理想人格的追求；阅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能明白他所追求的一种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读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就能了解“反对承袭，主张通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总之，学习古诗文的过程，就是自我精神气质形成的过程。

3、古诗文教学在中考试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课标》对古诗文提出了“诵读古代诗词，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的要求。近几年陕西省中考中常见的古诗文阅读内容文言文阅读和古诗词初步鉴赏两部分，其中文言文阅读分值为12分，一般题型为：1、解释加点词的含义，2、选择题或者判断题，3、翻译句子，4、比较两篇文章的异同或结合文章主旨回答相应的问题。古诗阅读分值为4分，一般题型为：1、描述诗中的画面或意境；2、描述诗所反映出的思想感情；3、分析某词或某句的作用。可见，中考语文试题中，古诗文阅读约占16分左右，占有较大的比重。学习古诗文是学生完成初中学业，应对中考所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二、初中学生古诗文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1、 对朗读训练重视程度不够。

当代初中生除在课堂上学习古诗文外，平时很少接触古诗文。朗读的缺失，削弱了对古诗文语言美、内容美和形式美得赏析，从而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古诗文的兴趣。

2、 学生不重视平时的积累。

在平时对古诗文的学习过程中漠视对实词、虚词和句式的积累、归类整理，更谈不上知识的迁移。从而在应对课外的古诗文的理解往往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从近几年中考后学生答题反馈的情况来看，完成情况很是不尽人意。

3、 学生对古诗文的阅读，整体把握不够，不能很好地理解文

章的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如何提高古诗文的阅读能力

1、 掌握古诗词的基本知识。

古诗词按音律古体诗和近体诗；按内容可分为山水田园诗、抒情

诗、送别诗、叙事诗、边塞诗等：诗歌的表现技巧（表达方式、表现方式、篇章结构、修辞方法），要学好古诗词首先要掌握这些基本知识。

2、加强文言文诵读训练。

《新课标》要求初中生背诵优秀古诗文240篇，中考对古诗文常见的考查方式分为默写和阅读。默写一般为课内诗词或文言文名篇，考查学生的识记情况。如12年中考语文试题第四题经典诗文默写一题有6个小题，其中5个小题都是古诗文默写。所以应加强诵读训练。

3、加强对文言文常用实词、虚词及常见句式的积累。

《新课标》要求“初中生阅读浅易文言文，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注重平时的训练，尽管在中考的试题中，文言文的阅读选文是来自课外，但考查的知识点却是来自课内所学的知识。例如12年中考的文言文阅读语段尽管来自课外，但所考查的题中第2小题及第4小题均涉及到书本中的知识。所以，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加强对文言文常用实词、虚词及句式的积累。

4、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正确的阅读方法。

许多学生在阅读古诗文的时候，遇到读不懂的句子后就不知所措，再遇到把握不准的句子，往往就会对整个阅读失去信心，从而导致对提出的相应问题胡乱选择或凭想象乱答一气，最终导致完成情况很不理想。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保持头脑冷静、心态平和，然后将所给语段认真阅读完毕，先对文章形成一个整体印象。结合时代背景来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把握文章的主旨。同时借助语段下面所给的注释，和上下文的联系来完成具体的问题。

5、对文意的理解应注意一些方法

（1）通假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现象。要理解这些词，必须放到上下文中去理解。

（2）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字字落到实处，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尽量采用直译，译不通再考虑意译。翻译时要注意“留”“补”“换”“调”“删”的方法

（3）殊句式要注意采用现代汉语的语序来翻译。

（4）难译的文章从整体上理解，明确文章写的主要内容，主要事件。主要观点。这样好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攻自破。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7）

说到目前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问题，应回顾一下古代汉语课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改革的思路是很有意义的。

古代汉语课程，是从传统的“小学”的基础上改造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小学”，主要以字形方面的文字学、字音方面的音韵学和字义方面的训诂学这三大块为知识体系的核心，它特别注重于经传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是为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服务的，它一向被看作经学的附庸，称之为“小学”。从知识体系上看，它不够科学和完备，例如缺乏“词”的观念，缺少语法学这一重要的门类；从课程性质上看，它是以文字为对象，而不是以语言为对象的，属于语文学（Philology）而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从课程目的上看，它显得相当狭隘和封建保守。但它注重实用、注重感性认识、注重文字、注重先秦经典，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

到了乾嘉之后，古音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传统的音韵学前进了一大步，同时，由于对音义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开始摆脱了文字的束缚，可以说已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语言词汇领域。训诂学已初步得到了改造。到了清末，由于西洋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古汉语语法学体系，为知识体系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门类，而甲骨学的异军突起，使古文字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突破了以前的说文小篆之学。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标志，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到此，古代汉语课程的五大门类知识――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都已基本齐备了，只是词汇学显得比较单薄而又缺乏划时代的代表作而已。

然而，正当古代汉语课程的知识体系刚刚初步更新完毕，剧变的时代选择了白话文，古文终于被时代所冷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可喜进步。就是对古文本身来说，也未必不值得庆幸，它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和语文素养方面的自身价值，是可以一眼看到的。解放后，悠久丰富的祖国文化遗产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急需批判地继承、普及和挖掘，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现代语文取得了历史地位之后，也急需从古文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于是古代汉语课程也就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应新时代的出路，那就是为培养群众的阅读古书的能力，以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提高群众的语文素养；吸收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推进祖国的语言科学而服务。古代语言虽然已经过时了，但古代汉语课程却成为中学要初步学习、大学要专门学习的一门基础课程。到此，传统的“小学”才真正完全地改造为现代的古代汉语课程。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一代在古文素养上，已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不必讳言的。现在学习古汉语的青少年，古文底子薄，但课时却不多，要求又不低，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今后或许还会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古代汉语课程要特别注重基础和自学能力的培养。起点不要太高，要循序渐进，要精讲多练，关键要有一个适合现代青少年实际的科学的教学计划，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进行量化，有步骤地进行实施。我们认为，目前高校的古代汉语课程和教学，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较大，应当加以改革：

第一，教学计划缺乏量化标准。

培养青年一代阅读古书的能力，当然要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那么具体地说，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字？这些常用字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词？这些常用词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句式？这些句式又是哪些？再精细一些说，应该掌握哪些繁体字和异体字？应该掌握哪些古今字和通假字？应该掌握各常用词的哪些重要古义？应该掌握哪些复音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典故和成语？应该掌握哪些常见的活用的实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虚词？如果宏观一些来看，至少要学习多少种类或篇数的文选？常识和文选的分量比重究竟是多少最合适？语言范围外的常识又该占多大比重？专科和本科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缺乏研究或研究不够，这方面的成果很少见到，这就很不利于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也很不利于测试和检验教学效果。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指导，又需要细致耐心的调查统计，还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第二，有的教学内容重复陈旧。

由于不了解学生和中学的实际，古代汉语课程常有重复学生在中学已学过的内容，例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判断句、被动句等，以及一些文选。还有，本科开设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选修课，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也有相当大的重复。这些地方，要做到知识的合理衔接，就要熟悉学生的现有水平，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分工。

古代汉语课程内容重复陈旧的地方，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材。现有的古代汉语教材，估计不下百种，近年来在编书热的影响下出版的特别多，其中大多是互相转抄，其编写体例、知识内容、章节顺序和文选篇目，甚至例句，常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发展的眼光来批评，就是停滞不前，就是陈旧落后，这种教材之多，说明古代汉语课程的陈旧也够严重了，这也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我们渴望有一种新颖大胆的切合实用的新型教材出现。

第三，缺乏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

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有利于大家充分展开讨论，促进古汉语语法研究。其次，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建立起来，对教学有好处，有利于大中学教学接轨，使青少年减少一些学习上的麻烦，不在一些无谓的名词术语上纠缠，增强实用性。再次，建立统一的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并不会损害学术争鸣和学术发展，它不是僵化的不可变动的教条，完全可以批评，可以再作补充修正。它只是一种教学工具而已，正如一套制服，上班时要穿上它，下班后则悉听尊便。

实际上《古代汉语》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运用所学知识：“借助于工具书和必要注释，阅读文史方面的一般古籍。”所谓“一般古籍”就是类似《古文观止》那种程度的古文，并不是说要能读懂过于艰深的某些古书，如《尚书》、《周易》之类。所以古代汉语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8）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是古人留给我们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指导作用。那么，如何学好文言文呢？

一、学习文言文，首先要多读多记

俗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苏轼也说：“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反复阅读是学习文言文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诵读时要做到：眼观其义，口读其声，耳听其言，脑思其义，把眼、口、耳、脑都动员起来。在教学中，我尝试采用“三步记忆法”，收效明显。即：第一步抓住文章的思想用脑默记，第二步闭目回忆，实在回忆不起来时，就“偷看”一下，第三步迅速反复，多次诵读。

二、学习文言文，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词

古汉语中的文言词分为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两大类，学习文言实词应注意以下四点。

1.注意区别古今词义的异同。有一些词语，文言文中虽然常用，但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词义的扩大。（2）词义的缩小。（3）词义的转移。（4）词义的褒贬色彩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习文言文，必须结合学习文言作品，有目的、有计划、按要求地掌握一批文言常用词的常用义。

2.注意区分古今汉语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占绝大多数，而文言中则以单音词为主。因此，我们在文言文阅读中，不要把文言中的双音节词误认为是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

3.要注意古代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我们要了解关于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方面的知识，要有意识地作好知识积累和整理工作。词义积累多了，遇到多义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选择意义项了。

4.要注意通假字现象。

学习文言虚词应注意以下几点。

1.了解古今虚词的差异。古今完全不同的虚词，我们只要掌握它们在古代的意义和用法就行了。有些虚词，古今都用它，如《六国论》“至于颠覆，理固宜然”中的“颠覆”。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要用分析的眼光去逐字审阅，不要以今律古。

2. 辨析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 文言虚词使用频率高，用法灵活多变，一个虚词往往有多种词性，表达多种语法关系。

3.体察虚词表达的不同语气。古人称虚词为“辞”、“语辞”、“语助”，可见，虚词在表达语气方dm 的重要ntg 。学习文言文，我们要反复吟咏，体察虚词所表达的语气，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

三、掌握词类的活用现象

词类活用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根据语言习惯使某类词临时改变原来的词性和语法功能，具有了另一类词的词性和语法功能。文言文中常见的词类活用现象很多，如名词活用作动词、形容词活用作动词、数词活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名词、形容词用作名词、名词作状语等都是学习文言文中常见到的词类活用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实词的特殊活用现象，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以及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等。

四、注意掌握几种常用句式

文言常用句式和现代汉语的常用句式基本上是相对的，我们主要要掌握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变式句五种句式。

五、掌握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可归结为留、删、补、换、调、变。

“留”，就是保留。凡是古今意义相同的词，以及古代的人名、地名、物名、官名、国号、年号、度量衡单位等，翻译时可保留不变。

“删”，就是删除。也就是在文言文中有些虚词只有某种语法作用，而没有实在意义，翻译时该虚词可省略不译。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一句中的虚词“也”可省略不译。

“补”，就是增补。（1）变单音词为双音词；（2）补出省略句中的省略成分；（3）补出省略了的语句。

“换”，就是替换。用现代词汇替换古代词汇。如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 “愚”要换成“我”，“悉”要换成“都”，“咨”要换成“商量”。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9）

“常平通宝”是我国古钱收藏中最常见的外国方孔古钱。长久以来在有关“常平通宝”铸行的资料里，都说明“常平通宝”是由朝鲜国常平厅设监铸造，故以此命名。很多古钱收藏爱好者，包括一些我熟悉的资深泉友，都对此论深信不疑。朝鲜“常平通宝”得名于常平厅似乎在古钱收藏领域已成定论，但是我国清末民初的古钱收藏家对“常平通宝”的命名另有所议，那时普遍的观点谓“常平通宝”是取常平仓之义。常平仓是中国汉代为稳定粮食供应设立的行政机构，在汉代以后的历代王朝基本成为常设机构。常平仓的作用在于“丰则贵取，饥则贱取”。可见常平仓不但有调节粮食的作用，更主要的还能发挥赈济灾民的功效。常平仓可以看作是农耕时代丰衣足食的象征，所以“常平通宝”及常平厅的命名都取自常平仓之本义。清末民初的古钱收藏家对“常平通宝”名称的理解，可能还在于儒学传统的文化理念。朝鲜自古尊中国为宗主国，历代国君称王不称帝，体现了儒学的精髓：尊卑有序。朝鲜如果以一个行政机构常平厅为名发行货币，未免违背尊卑有序的原则。总之，对“常平通宝”名称理解的不同是传统文化氛围逐渐淡化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朝鲜的常平厅并非是唯一监造“常平通宝”的机构，其他机构如工、户、兵等十余个部门都有监造“常平通宝”的记载。

“常平通宝”在朝鲜铸行时间很长，大约从中国明朝崇祯初年到清代光绪末期。“常平通宝”以版别多、背文繁杂著称，常令收藏者无从择要。现有资料证实“常平通宝”背文有300种左右，版别按日本收藏家统计将近一万种。如何从繁杂的背文和版别的迷宫中理出头绪，不是一蹴而就之功。笔者就曾有此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初涉泉河不久，在集邮市场见到十几枚“常平通宝”，折二和小平都有。当时卖主要价挺高，挑拣的人不多，好一阵才成交了几枚品相好、背文字多的，一枚小平光背“常平通宝”反而无人问津。这一情景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大约过了十年我才从《历代古钱图说》中知道小平光背“常平通宝”是初铸品，可惜再也无缘得见。

又过了几十年，已经进入了新世纪，往昔的情景似乎再现了。我在古玩市场又见到十几枚“常平通宝”，其中有一枚罕见的折二背穿上“全”（如图）。“全”是朝鲜地名全罗道的简称；另一说是全罗道兵营监制。这枚钱是出土品，可是被人用酸性液体浸泡而呈铁锈色，但从文字神韵看一望而知是真品无疑，我毫不犹豫地高价将其收入囊中。背文仅有单字的“常平通宝”，已故前辈古钱收藏家王荫嘉先生，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第二十九期《泉币》杂志发文称该钱为“古渡钱”。为什么叫古渡钱，王荫嘉先生没有说清楚，我至今也没明白，猜测或许是朝鲜文或日语的译音。

“古渡钱”是“常平通宝”中的罕见品。按一般古钱收藏的价值规律，同品种的古钱，一般母钱收藏价值都高于普通流通品。“常平通宝”的“古渡钱”是个例外，流通的“古渡钱”收藏难度远大于一般母钱。古钱收藏爱好者对此不可不知。

一枚“常平通宝”“古渡钱”的收藏，几乎贯穿了我整个古钱收藏生涯，从对“常平通宝”钱的懵懂无知，到参悟古今钱币收藏理念。关于“常平”一词的演变，也让我充分体验了古钱收藏知识的深奥。可以说“常平通宝”“古渡钱”的收藏过程就是一次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责编：丁丑）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10）

（一）理解词语和句式：

（1）理解常见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2）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用法（常见文言虚词：安、但、而、耳、故、何、乎、或、既、乃、其、且、然、若、遂、所、为、焉、也、以、已、矣、于、则、者、之）；

（3）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不同的句式和用法：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

（二）理解文句：

（1）正确把握句子在文中的意思；

（2）翻译成现代汉语。

（三）分析文章：

（1）分析文章的内容；

（2）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二、教学难点、重点

1．怎样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

2．怎样正确把握文言文的文意？

3．怎样分析文言文的内容？

4．怎样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三、教学过程

（一）复习文言文阅读知识，形成自己的知识、能力结构。

Ⅰ．掌握文言词语的特点。

要培养、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首先要掌握、理解、积累一定数量的文言文常用词。

文言文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这和现代文词汇以双音词为主不同。“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政”是“政事”，“治”是“治理”，在读法上也不能连读。“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却看妻子愁何在”，“妻子爷娘走相送”，“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中的“妻子”都是“妻”和“子”的意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中的“卑鄙”，“卑”指地位低下，“鄙”指见识浅陋。“妻子”、“卑鄙”都是两个词的临时组合。一般都是独用的，如“曾不若孀妻弱子”，“位卑则足羞”，“北蛮夷之鄙人也”中的“妻”、“子”、“卑”、“鄙”都是单独使用的例子。

熟悉掌握单音词应注意的几点：

（1）理解文言文单音词的词义，可将单音词与现代汉语中相当的双音词进行对照。如“今齐地方千里”中的“今”是“当今”、“如今”，“地”是“土地”，“方”是“方圆”。“时操军已有疾疫”，“操”是“曹操”，“军”是“军队”，“疾”是“疾病”，“疫”是“瘟疫”。

（2）有的文言词是由两个意义相近的词组成，当它们合在一起运用时，不必拆开解释。但是当它们单独使用时，意义是有区别的，例如“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两京赋》因以讽谏”中的“讽谏”就是“劝谏”的意思。但是在“于是舍人相与谏曰”、“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讽”和“谏”是两个不同意义的单音词。“讽”是“委婉劝告”的意思，“谏”则是“直接劝说”。又如“沾湿”在“长夜沾湿何由彻”句中就是“湿”的意思，但在“儿女共沾巾”，“江州司马青衫湿”，“沾衣欲湿杏花雨”句中的“沾”和“湿”是两个独立的单音词，表示“湿”的不同程度。

（3）联绵词“踌躇”、“踯躅”、“披靡”、“彷徨”、“仓庚”（鸟名），译音词“冒顿”、“大宛”、“大月氏”等是双音或多音单纯词，不是两个单音词的临时组合。

Ⅱ．掌握一定量的文言实词。

从数量上说实词远比虚词多，从理解、掌握的角度说也比虚词难。掌握实词的关键是词义。实词三义就是：古今异义、一词多义、假借义。

（1）实词的古今异义。

语言在不断发展，古今词义有的变化了，有的没有变化。“人”、“手”、“刀”、“口”词义至今没有改变，这是基本词。有变化的叫一般词。一般词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古代有这个词，而现在不用了，如：“朕”、“妾”、“缙绅”等；一种是古、今都有这个词，但字的形、音、义方面有变化，如“履”、“屦”现在说“鞋”，“冠”现在说“帽”；再一种是字形相同，字音也相同，但字义却不同了，例如“去”古代是“离开”的意思（“去国怀乡”，“去亲戚而事君者”），而现在是“到”、“往”的意思，又如“访”古代是“询问”的意思（“穆公访诸蹇叔”，“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今天则偏重于“拜访”的意思。

有些词在古今意义上只有细微差别，这是应该注意的。例如：“购”古代的意思是“悬赏征求”，如“吾闻汉购我头千金”，“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劝”古代的意思是“鼓励”、“勉励”的意思。这类词以单音的居多数。古今意义的双音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单音词的组合。如前文所说的“卑鄙”；一种是双音词如“丈夫”（男子）、“行李”（客商）。这类双音词在古今意义上有显著差别。

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有些基本词汇古今没有什么变化。有些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有的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这类词的词义的演变有以下几种情况：

1．词义扩大。如“江”，古代专指长江，现在泛指一切大的河流；“好”，古代指女子相貌好看，现在泛指一切美好的性质。

2．词义缩小。如“具”，古代表示好坏气味均可，现在只表示坏气味；“让”，古代既可表示辞让、谦让之意，又可表示责备之意，现在后一个意思不用了。

3．词义转移。如“涕”，古代指眼泪，现在指鼻涕；“偷”，古义是苟且、马虎、刻薄、不厚道，今义转移为偷窃。

4．词义弱化。如“很”，古义同“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现在用上“很”字，表示的程度也不怎么高了。

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篇（11）

一、词类活用的定义

现代汉语中，词有定类，类有定职。一个词的词性确定之后，那它在句子中的位置和作用大概就定下来了。例如名词一般作主语、宾语、定语，动词只能作谓语，形容词可以作定语、补语等等。而在古代汉语中，本属某一类的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可以暂时失去它原有的语法特点而临时具备另一类的语法特点，产生另一类词的意义，这种语法现象就是词类活用。

20世纪二十年代初，陈承泽先生首先提出了古汉语“词类活用”之说，并指出“当未分本用、活用之前，应不设成见，先广搜各字之用例，然后参合比较，而得其孰为本用，孰为由本用而生之活用，不当仅于实质上求之也。”[1]吕叔湘先生曾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提道，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2]而郭锡良先生也提出了“词类活用是指词的非经常性的临时用法，它是与本用相对的，本用是指词的经常用法。”[3]三者的说法均指出了词的活用是指词的临时用法，是相对于它的本用而言的。

陈成泽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初明确提出“词类活用”说法之后，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王世征先生在《词类活用辨》中提到：“要正确判断某词是否活用，其前提是必须首先准确把握语词的本义，从而确定其原属词类。如果对某词的本义不确，便会误解其原属词类，而误把词的正常用法看作活用。”[4]他根据几部通行的古代汉语教材，摘取了一些他认为误作活用的例子，进行分类辨析：1.因错解词义误作活用；2.误以词义引申为活用。在此基础上，王世征先生认为词类活用的“本用”可理解为词的本义，而王力、郭锡良先生都没有明确指出“本用”的对象。但是根据他们对文法研究的主张以及词类活用的举例，可以看出他们把“本用”看作是一个词的常用义，而不是本义。

词的本义的确定对于判断词类活用有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词义也随之发生变化，或增加，或缩减。因此，这对中学生正确判断一个词的活用与否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导致了中学课本及辅导资料对相关词类活用解释的问题。

二、词类活用解释存在的问题

1990年至今，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中学教师意识到中学文言文词类活用解释这个问题，并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本用与活用的辨析；对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辨析；对“以今律古”的批评等方面。

（一）对本用与活用的辨析

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许多本为本用的词，常被说成活用。例如，《曹刿论战》中“公将鼓之”的“鼓”字，课本解释为击鼓，名词用作动词。《说文》：“鼓，击鼓也。”鼓本指击鼓这一动作，是动词。因为古今词义的演变，“鼓”由原来的动词（击鼓）演变为名词（指代一种乐器）。这就是词的本用误作活用。此外，《鸿门宴》“沛公军霸上”中的“军”字课本解释为驻扎，名词用作动词。而古代军队宿营，用战车围成屏障，作为临时营房，故“军”本是动词，解作“驻扎”。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张撝之、沈蘅仲、卢元主编的《学生古汉语词典》对“军”的解释义项中明确包含了“驻扎”之义。[5]

根据所举例子，可以看出确定词的本义对判断词类活用有着重要作用。目前，一般用词频统计法来确定词的本用、活用，即陈承泽先生的“广收各字之用例”法。通过搜集各类古籍资料，整理词的所有意义出现的频率，通过频率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确定词的本义。这种方法对判断词的活用与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谢文乾在《古汉语“词类活用”研究综述》（2011）一文中，却认为词频统计法在实际的运用中也遇到了不小的困惑，由于受交际需要、文献性质等的影响，定量统计的结果未必能起到定性的作用，何况以何标准来鉴定高频和低频，也会因人而异。[6]

（二）对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辨析

词的兼类与活用相混淆，这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也较为常见。如《鸿门宴》“范增数目项王”的“目”字在古汉语中，除了名词外，作动词也是它的经常性用法，可以表示“观看、注视”，也可表示“以眼色表态示意”，属于兼类词。在浙江省语文必修（3）中明确指出了，“目”是名词用作动词，指用眼示意。词的兼类与活用的混淆，其主要原因就是古今词义的变化，有些词，在古代是多义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词义逐渐消失；由于词义变化，使一些词所属的词类也发生了变化，在古代是兼类词，现代汉语则专属某类词。两者混淆，模糊了两者的界限，无限制地扩大了词类活用的范围。

关于词的兼类与活用的区分标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词类活用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临时性，词的兼类具有约定俗成的稳定性。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来鉴别何为“临时”，何为“稳定”，因此往往出现相互混淆的现象，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注释“衣冠而见之”（战国策.齐策）时指出：“衣、冠，都是名词用如动词。”而他在该教材的常用词介绍中，“衣”字条下列了两个义项，其中第二个义项为：“读 yi，去声。动词，穿衣。”[7]因此说，正确判断词的活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此外，赵慧霞在《文言文教学中的词类活用之另议》（2005）中认为较可靠的依据还有辞书。辞书对一个词的义项收录尽管有多有少，但已收的每个义项，都是通过概括相当数量的用例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对某些词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活用作另类词而临时出现的新义，一般是不会当作固定义项收录的。[8]

（三）对词的多义与活用的辨析

多义词的每个义项，都是它的常用义，它与词性偶然变化而产生的临时意义是不同的。词的多义性，是汉语词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这也导致了它与活用的混淆。《鸿门宴》“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中的“翼”，教材把它作为典型的名词活用作状语的例子，解释为像鸟翅一样。其实，“翼”是个多义词，在古代不但能指翅膀，也常作“遮庇”、“护卫”解。古代“翼”常可同其他同义词连用，组成“翼卫、翼庇、翼扶、翼蔽”等，可见这并非是词类活用。

误将词的多义看作活用，其主要原因和词的兼类误作活用相似，都是因为古今词义的变化。就如何判断词的多义与活用，蒋绍愚、李建新在《古汉语讲话》中指出：“一词多义指的是一个词具有几仲不同的意义，而这些不同的意义又是比较固定的，是辞典里可以查得到的，而词类的活用则是辞典里查不出来的，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反映出来的。”[9]也就是说，词典义项应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凡在词典中能查到的，就不能视作词类活用。

（四）对“以今律古”的批评

以今律古，即以今人的使用习惯来确定词在古文中的活用与否，这也是影响正确判断词类活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该普遍现象，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关见解。湖北阳新的邓龙华和江雄老师就认为，通行于今的“活用说”有两大缺陷：

1.见一不见二，忽略了汉语言的丰富内涵。“舜在床琴”，这个“琴”一定要对译作“弹琴”，既有“琴”这个实静形象，又暗含“弹”这个虚动形象，是个兼类词。今世学者却说它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只有“弹”义。这是见“弹”不见“琴”，见动不见静，见一不见二了。古人的兼类词本为一体一例，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上给予一个统一的解说，而不应以现代照搬西洋语法的词类为依据强行分解其整体并给以不同的界说。

2.反本为末，不说孙子长得象爷爷，反说爷爷不象孙子。活用说以现代汉语的词类标准作依据，判定“琴”是名词，再拿古人的用法来套，发现不合，说古人在现代的基础上将“名词活用为动词”，把“琴”临时活用为“弹”了。他们没有看到“弹”只是“琴”的一向隐含义，是由双性形象中的一向分立而来的，不以古辨今而要以今律古，反而认为古时的用法不符合现代的语法规范。”[10]

关于词类活用解释的“以今律古”问题，苗启川认为必须摒弃以今律古的浮躁作风，弘扬脚踏实地的探索精神。凭今天的语感去轻言“活用”，用现代汉语的词类系统去套上古汉语的词类系统。正是这种“轻言”和“套”，使得以今律古的浮躁作风弥漫开来。[11]王启明则认为要求学生从已有的现代汉语知识出发，去理解古汉语的词类活用也无妨，只要求能理解文意这种方法不可取。这是只图眼下讲得通、听得懂而不顾及是否背违科学性的作法，应该算作教学中的短期和短视行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12]由于古今词义不断演化，要准确地把握每个词的本用，再辨析其是否活用，必须参照字书、古注以及古文献的使用，“参合比较”，才不至于为“成见”所囿。而赵慧霞认为许多古代的多义词、兼类词的有些词义，在现代已很少使用甚至废弃不用，词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古今汉语的差异，而异点正是古代汉语特殊性的表现。古今对照，目的是认识古汉语的特殊性，而不是以今律古，以现代汉语的表达、结构形式来套古代汉语，硬是把古代的多义、兼类词或者一些词的正常用法说成“活用”。[13]此外，误将词的多义、兼类看作活用，主要原因还是古今词义的变化。如果不去分析词义变化，以现代汉语的“成见”来看古代的词汇，就很容易把古代的一些多义词、兼类词看作单义词、单类词，从而误作活用看待。因此，对待词类活用，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角度，结合现代的语言学知识去解读、判断。

三、结语

综观近二十年关于中学文言文词类活用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1.词的本用、活用、多义及兼类的区分标准至今仍不够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词的本用、活用、多义及兼类的混淆，使教材及相关辅导资料的词类活用解释不够科学与准确。如果词的活用与否只是根据词的使用频率或依据辞书，那其判断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就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因此，这需要专家学者及大家的共同努力，尽可能全面地进行古汉语常用词的普查与整理，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与原则，制定区分词类活用的标准，以供中学教材及相关辅导资料编写者做参考。

2.目前，研究中学文言文词类活用解释的队伍规模仍较小。相关的深入研究较少，研究的普遍程度也较低。就搜集的资料来看，真正研究词类活用的中学老师较少，即使已进行的研究其深度也仍不够。大部分中学老师的研究成果只局限于对课本中某些字词的解释，从多方面的资料来说明那些词是否为活用。缺少进一步深入探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以及消除该状况的解决办法。而这些深入研究、探讨该问题的学者大部分是高校老师。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近距离接触者，中学老师有独特的资源、距离优势。因此，中学老师应利用该优势，加强词类活用的研究，尽可能将真理展现给学生。

3.就如何对待词类活用解释的问题，现有的多数观点大同小异，相似程度较高，缺少深入的探讨与创新的思想观点。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习惯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词类活用，而古今词义的变化则导致了词类活用判断的失误甚至错误。部分观点存在着换汤不换药的影子，就是用新形式来装饰旧内容，其真正的学术价值不高。

4.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不够全面。目前，多数研究者通过广泛搜集各类文献资料，尽可能呈现词的所有意义，从而证明一个词的或用与否。而大量搜寻资料，消耗的时间、财力、人力等较多，同时也不能保证所搜集的资料具有百分百的真实可靠性。而在判断是否为词类活用之前，就得先判断文本资料的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难度。因此，需要创造新的探索思路，寻找可靠的研究方法，增加词类活用判断的可信度。

对于词类活用的判断与解读，我们应当增加自身的古文阅读量，提升古文素养。此外，我们还应当以历史的眼光，站在古代汉语的角度去学习、解读古代汉语，古今对照，慎用词的活用说。

注释：

[1]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王世征：《词类活用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5]张撝之，沈蘅仲，卢元主编：《学生古汉语词典·第3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6]谢文乾：《古汉语“词类活用”研究综述》.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7]王力：《古代汉语·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8]赵慧霞：《文言文教学中的词类活用之另议》，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9]蒋绍愚，李建新：《古汉语讲话》，郑州：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

[10]邓龙华，江雄：《浅谈中学教材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大语文论坛·教学园地，第109-110页。

[11]苗启川：《近20年古汉语词类问题研究刍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2]王启明：《中学文言文词类活用教学的得与失》，新疆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1，第3期。

[13]赵慧霞：《文言文教学中的词类活用之另议》，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王白云.“军”是词类活用吗？[J].现代语文·语文百花园，2004，（7）：45.

[2]王聚元.关于“词类活用”研究和教学的几点反思[J].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7，（2）.

[3]杨立国.词类活用“本用”的界定及词类活用的适用范围[J].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4]丁帆，杨九俊.浙江省高中语文必修2、3、4[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陶晓跃，陆小红张主编.新课标·高中文言文详解一本全（江苏版必修1-必修5）[Z].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6]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周秉钧审订.说文解字今释修订本（上下册）[Z].长沙：岳麓书社，2009。

[7]王力，岑麟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等著.古汉语常用字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