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研究论文大全11篇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1）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2）

随着研究生队伍的迅速壮大，研究生管理和人才培养如何与时俱进、迎接挑战，如何摆脱传统思想和管理模式的束缚，如何定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这需要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变革的脉搏，认真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管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开辟新途径和积累新经验。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特点

1学校对研究生教育管理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在明确分工的前提下，互相协调，互相促进。校、院两级管理应体现简政放权，责、权、利明确，减少中间重复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2、各级管理均应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文件，依法治校，按章办事。

3、研究生处代表学校对全校研究生教育实行统一管理，负责规划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制定校级管理文件，检查和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协调各院工作；代表学校统一对外，负责接洽教育部、省教育厅等政府部门的业务工作。

4、各院(部)实行院级管理，在学校文件规定的权限内，负责本院研究生教育管理。在教育部、学校有关文件指导下，可自主决定本院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和管理文件。

5、各院(部)可积极与企业、事业单位洽谈合作培养研究生事宜，积极发展横向合作，扩大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影响。若企业、事业单位与学校签订协议，须经研究生处同意。

6、院(部)级管理遇到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或处理事务有争议时，或者涉及到其他学院关系时应报研究生处审定并协调。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迈入了快车道。研究生招生数量的急速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强烈冲击着传统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培养方法。研究生部(处)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学籍、论文、学位、德育和学生管理、导师管理、学科建设等工作以及受理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工作。而部分中小规模研究生培养单位，由于研究生规模小，管理部门直接负责课程安排和直接管理学生，实际工作中，研究生部既是职能部门又是教学单位，囊括了相当于本科教育的教务处、学生处及部分院、系的职能。目前，我国各高校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所呈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

1管理意识较强，服务意识较弱。目前，我国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者的思想意识仍受传统的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他们大多传统管理意识较强，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服务意识薄弱。主要表现在：家长意识浓厚，凡事以领导者自居，对广大研究生的要求视而不见，一切工作以对上级负责为标准等等。

2管理模式单一。高校一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管理模式使研究生管理工作者满足于应付上级布置的工作，疲于日常管理工作。难以有精力去思考如何增强管理的主动性、有效性。

3德育工作、后勤保障未完全纳入学校统一的服务管理范围，造成协调工作量大、工作效率低。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大，生源构成更加复杂，研究生德育工作亟待加强。而多数情况是学校召开的有关会议，研究生主管部门却不能参加，学校和上级的一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会议、文件精神不能很快传达到研究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开展。

4部分高校研究生的管理质量令人担忧。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及研究生教育的总结性成果，其质量直接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学位论文质量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源优劣、课程设置、导师水平以及教学管理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学位论文质量。尽管许多高校实行中期分流制度、研究生论文外审制度、答辩时要求先期若干篇，且对发表刊物有具体要求等，但缺乏可操作的有效考核办法，常常出现无论证、无研讨、无监督和无评估的“四无”状态。

三、做好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措施

对于研究教育管理工作而言，不仅要做到管理系统的优化，还要做好管理人员的合理配置。因为管理工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管理对象中的各种不同情况和管理过程中各个不同环节，都需要管理人员去掌握研究，管理干部在这些活动中既是指挥者、组织者，又是具体实施者，所以管理人员的素质对于高效地实现研究生教育管理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新形势下我国做好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对策应包括：

1健全管理体制，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人是管理的核心要素，要使一个系统稳定而又有活力，必须输人动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动力。因为，对人、财、物的管理都是要通过人去实现的，而对管理人员的管理关键是充分调动垒体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这一点，一是培养好，二是使用好。

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人员，必须是在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工作作风和业务能力等方面都是较好的人员，这样才能适应这种机制灵活、内容复杂的高层次管理环境，才能随时做出灵活的反应，使得这种高层次管理工作得以经常开展。为此，相关部门应该做到；第一，引进合格的、不同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第二，对现有管理人员加以培养提高，组织他们学习现代管理的科学理论，学习计算机管理技术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管理能力等。同时，对管理人员的任用应合理适当，利用每个管理人员的专业特长来积极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另外，还要举贤用能。知人善任，使每个人都明确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对每个人的工作赏罚分明，重在奖励。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职务晋升及家庭、子女等问题，让研究生管理部门的人员，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劲往一处使，形成合力，发挥管理的最大效益。

2协助研究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扩招后，研究生就业竞争明显加剧。职业前途成了所有研究生密切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要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人生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对决定其职业生涯的主客观因素的分析、总结和测定，确定研究生的事业奋斗目标，帮助研究生选择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职业，从职业生涯规划、求职礼仪与技巧、工作能力与拓展、自主创业等方面协助研究生高质量地择业、就业和创业。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3）

教育行政的核心为行政权力结构，诸多的研究者正是从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分配关系着手，分析了集权制、分权制和均权制不同内涵及其优缺点。而针对教育行政体制的形成原因，国外学者认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政治革命有密切的关系，而对于地方分权，则主要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二、关于国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势的研究近年来，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和完善本国的教育行政体制，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各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呈现了如下趋势：

(一)均权化为克服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各自的弊端，各国的教育行政正在趋于相互靠拢、相互协调，向均权化发展，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权限正逐步走向合理分配。李帅军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减少了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加强了地方的管理权和学校的自主权;而实行分权制的国家则逐步加强中央权限和影响，将涉及全国利益的教育事业归由中央统一管理。

(二)民主化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民主法治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反映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就是要加强教育的民主管理，促进教育决策和教育立法的民主化，提高公民参与教育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意识。

李帅军、路文生等学者均从教育行政法治化、建立健全教育审议制度两方面阐述了教育行政的民主化特点。帅相志则将鼓励家长和社区参与学校管理作为教育行政民主化趋势的另一体现。

(三)科学化伴随着管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教育行政管理科学化也日渐成为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趋势。管理科学原理提出：凡事讲求研究以求管理方法客观，执行之前重视计划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同时运用科技或量化的工具以求精准。

基于此，桑新民认为目前许多国家普遍设立了教育研究机构，注重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如老三论、新三论、行为科学等理论对教育行政问题进行研究，谢文全也提到了许多国家通过设置专门的计划部门，制定不同类型的教育计划，在不同范围内实施，并积极将电脑、网络信息技术、统计学、数学以及计量学等应用于教育行政当中，促进教育管理不断走向科学化。

(四)专业化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教育行政专业化要求也日益突出，有些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点：

(1)教育行政机构的专业化。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4）

随着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到来，教育形式、教育手段发生了变革，出现了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络教育为主体的现代远程教育形式，给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对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及其特性的研究，是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远程教育经济分析、政府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远程教育机构发展决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结合教育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研究成果，从各层面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成本概念进行了梳理，界定了现代远程教育相关成本的涵义，并从教育成本研究目的、划分标准、成本性态等不同角度，对远程教育成本进行了分类，设计了远程教育系统成本的计算方法，建立了相应的成本计算数学模型，为进一步研究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奠定了基础。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概念(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概念。教育成本概念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的。1958年,英国研究教育经济学学者约翰·维泽在出版的《教育成本》专著中计量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教育经费的变化情况，首次提出了教育成本概念。从维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把教育经费视为了教育成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1963年出版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提出了“教育全部要素成本”概念，他认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和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两部分,其实质上是教育的货币成本和教育的机会成本。对此，笔者将其称之为广义教育成本。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较大成就。虽然大陆学者王善迈、靳希斌、袁连生，中国台湾学者盖浙生等一些代表人物对教育成本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归纳总结来看,都认为教育成本的本质是提供或接受教育服务时所耗费资源的价值量。在这个成本概念中，不考虑教育的机会成本。依照我国学者对教育成本的一般性定义笔者给出了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即指在网络环境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多种媒体资源进行教学和提供学习支持服务或接受该种形式教育服务时所发生的资源实际消耗价值量。在这个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中，笔者注重的是“资源实际消耗”，即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物化劳动价值量和活劳动价值量实际消耗的货币形态表现——货币成本，较之我国学者提出的教育成本一般概念更为具体化，笔者称之为“狭义远程教育成本”。(二)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模式。会计成本是指针对一定核算对象、可用货币计量的成本费用。从会计的角度讨论成本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是谁的成本，二是成本是否可计量。狭义远程教育成本依然是一个笼统宽泛的成本概念。从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看，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是个人、教育机构、国家（政府）和社会，讨论研究教育会计成本时应针对某一教育成本承担主体而言，即个人教育成本、教育机构成本、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目前我国远程学历教育机构与普通学历教育机构有所不同。在管理体制上，它是一个“二元交叉管理系统”，一个教学服务网络结构体系。在这个教学服务网络系统中，一方面，各级层是分别独立的法人单位，人、财、物受地方行政部门制约，另一方面，在教学资源、教学管理、教学支持服务上形成了教学管理网络系统，系统各个层级之间存在资源共享、相互支持服务的关系，也即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因此，其教育成本承担主体具有系统成本承担主体特点。现代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宏观上是指整个远程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货币成本,也即整个远程教育系统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总成本；微观上，远程教育会计成本是指构成远程系统的各教学单位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子成本。系统总成本等于构成系统的各子成本之和。本文所讨论的远程教育成本均是指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二、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分类(一)按成本支出与成本核算对象的关系,可将远程教育成本分为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教育总成本。直接教育成本是指为对某一成本核算对象（如某专业、学生、课程等）提供直接教育服务而发生的支付费用的总和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5）

教育知识管理是运用信息技术对来自教育资源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序化，通过知识的获取、存储、共享和应用，提高知识的使用率，实现知识创新，在价值上实现个人和组织的提升，以促进教育的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目前，在知识管理领域根据知识管理的两个维度：人和技术提出了两种策略，分类编码策略和个人化策略。事实，知识管理的组成要素：KM=（P+K）S，包含有四个内容：人、技术、知识和分享。因此，在现状研究基础上笔者把教育知识管理的维度扩充为四个，即：人、技术、知识和文化，由此构建了四维的教育知识管理策略

一、以技术为主的策略

技术在教育知识管理整个流程巾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知识的编码、存取依赖于信息技术，知识的获取、共享和交流也要借助技术手段和工具进行设计实现。因此，技术是教育知识管理的重要维度之一。以技术为主的策略主要体现在编码上，因此也称为编码化策略，它是指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把知识与知识开发者分离开来，使知识独立存在，再按照一定的标准编码并存储于知识库或资源库中，以实现人与编码知识的连接，便于组织成员的共享或随时反复调用。具体策略如下：

1、制定编码标准

编码标准便于对知识进行统一编码，给知识的存储和访问提供方便。如：对知识的编码格式做统一的要求。使不同的知识工作者在编码时都能做到有据可查，有椐可依。

2、建立分类标准

教育知识的范畴很大，因此应该对此进行非常详细的分类，按照类别进行编码存放，以便实现快速访问。

3、编码简洁化

在对知识进行编码时，力求做到剔除多余信息，将关键知识经过精心编码储存在知识库中，使教育组织中的成员能够方便的获取并利用这些精简的知识。

4、促进隐性知识交流

隐性知识的转化需要借助一定的信息技术，适度投资于信息技术，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便于组织中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以技术为主的策略使所有成员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存储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知识生产者接触，使得知识可被反复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二、以人为主的策略

在教育知识管理中，人是最关键因素，不仅仅因为人是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内生力量，更重要的是教育组织产品本身也是人一人才。在知识的转化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在社会化阶段，人们通过师传生受的方式传播隐性知识，人的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阶段技术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在知识的组合阶段，人们应用知识进行知识创新和教育创新，这一阶段人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人为主的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生产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进行共享，信息技术的作用只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具体策略有：

1、提供多种交互方式

知识与知识生产者不分离，为进行知识共享必须和知识生产者进行交流，因此要提供交流的环境。目前常见的有面对面交流，还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在线交流，如聊天工具、论坛、留言簿等。

2、交互工具简单实用

交流工具应该是给人带来方便，如果过于复杂无论是教育者和学生都可能对此失去兴趣，造成交互不利，影响教育知识管理的实施。因此，在交互工具设计时应以简单实用为准则，提供方便快捷的交流方式，促进知识的流动。

在这里知识并未被编码，知识是在交流与实践中发生转移的。为了让该策略行之有效，需要建立网络系统，扩大交流的范围，使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视频、论坛、博客等形式进行交流与共享。

三、以知识为主的策略

知识是教育知识管理的客体，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教育知识管理的核心就是促进知识共享和创新，知识创新就是知识转化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以知识为主的策略就是促进知识转化的策略，具体有：

1、从教育行政的角度促进知识转化

通过教育行政引导资源积累和配置，它可以从激励、培训制度以及设立教育知识管理的组织结构来促进知识的积累及知识资本的有效互动，提升知识的价值。建立平衡高效的组织激励机制，一般从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那些为知识转化作出较大贡献的个人、团队和部门进行相应的物质或精神激励，促进知识的流动和转化。切合需求的高质量培训，可增加成员的知识存量，提高成员的经验技能，因此组织必须为成员提供持续不断的培训和学习机会，让他们有能力不断获取知识并创造新知识，丰富组织知识资源。同时设立以知识校长为首的组织结构，各负其责，实现合理、有效的知识转化。

2、构建知识转化的价值和规范的组织文化

“认知影响行为”，组织要想鼓励成员进行相互之间的知识转化，就要从整个组织的认知入手，建立支持知识转化的价值和规范的文化氛围。组织文化和知识转化联系得非常紧密。组织文化是决定知识转化是否能够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同时文化问题也是教育知识管理中最难处理却又必须处理的问题。建立有利于知识共享气氛的组织文化，由文化驱动知识转化。

3、加强合作与科研兴教的意识

知识经济时代，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开展科研活动，它不但代表了组织的科研水平，也意味着组织的知识水平。科研活动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一个科研任务需要多种不同的技能，围绕每项任务建立相应的科研团队。在团队内，各种具有不同技能的教职员工被组织起来，运用各自的特殊才能完成特定的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成员要分工合作，完成共同的项目。通过合作研究一方面可促进组织向民主、合作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成员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有效地实现知识的交流、共享、转化和创新。因此，合作与科研兴教可以有效促进知识的转化，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化，而且更有利于实现知识的创新。

四、以共享文化为主的策略

在知识管理要素中，知识分享处在指数级的位置，表明了分享型的组织文化的重要性，组织可以通过创建适宜的组织文化来强化和推动知识获取、分享、应用和创新的程度和速度。因此，在教育知识管理过程中，共享的组织文化也是重要的一维，经研究笔者认为构建共享文化的策略有：

1、创建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就是通过组织成员不断学习而达到改革组织本身的目的，学习和工作同时进展，且两者统一。教育组织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可以促进内部知识的流通、隐性知识的外化、知识的共享，从而提高教育者和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形成有利于知识共享和创新的组织文化。

2、建立教育知识管理系统，营造共享环境

面对面的交流非常有局限性，为不受时间、空间和人员的限制，教育知识管理系统是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因此，建立教育知识管理系统，提供多种知识获取和交流的方式，不但可以实现显性知识的共享，还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交流工具，实现异地、异步，与陌生人的知识交流。

3、简化教育组织结构。使共享渠道畅通

传统的组织管理结构等级分明，信息传递慢，在低层和高层人员沟通上存在很大弊端，无法真正实现共享。因此，设计简单的组织层次结构，利于教育组织中成员的沟通，从而形成开放型的组织结构。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6）

一、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会计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1.教育管理理念较为落后

教育理念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对自身所从事的教学活动所持有的态度和观念。所有的教师尤其是拥有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对自身在教学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等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且这种教学看法和见解（教学观念）会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从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现状可以看出：职业院校的教育理念依然比较落后，以此落后理念为基本指导的教学方法必然会和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特点之间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因此，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教育管理者有责任引导教师不断更新教育观念。

2.会计教育培养目标设定模棱两可

我国会计学学会教育改革研究的会议上明确指出：“高职是职业培训，本科是素质、能力的培养，即前者是专，后者是通”。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高等教育模式，其存在的价值是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换句话说，高等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对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培养，确保学生对会计理论知识和基本体系能有一个初步的掌握，为学生成功步入工作岗位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两者的共同培养才能走好高等职业教育这条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职院校会计专业培养目标的设定与在本科和职业教育方面的设定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区别，模棱两可，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

3.教学方法手段单一

现在我国高职院校会计教学模式中常见的教学模式依旧是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虽然这种模式非常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灵活掌握局面，有效管理课堂秩序，但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对知识的应用与检验能力非常差，同时也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学生在对知识的重难点进行掌握的过程中总是出现偏差，影响整体的课堂效率。

二、高等职业院校会计教育管理改革的基本对策

1.全面掌握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价值观同等性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只要能促使人以自身条件为基础得到个性发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教育就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一点我们需要向西方的职业教育学习，他们尊重每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在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因此，在新时期，要想从根本上树立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促使企业管理者和教育管理者能树立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的价值观，国家有必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制定相关的法律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或创建激励人才培养的方案。

2.准确设定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具体是指学校培养的人才在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业务能力、身心素质等方面应达到的标准。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是否准确、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内容的选择及具体的教学安排与实施之间有联系密切。所以，我国的高职院校教育管理者应以明确的教育理念为基础性指导，制定符合高职定位要求的人才培养目标。具体来讲，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会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必须和本科教育、中职教育有明确区分。其最终定位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一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全面掌握现代会计准则、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国家财经法规，胜任会计核算、管理、监督等具体工作，具有较强职业技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会计人才。

3.鼓励教师深化启发式教学

高等职业院校会计专业教学主抓学生的动手能力，但与其他专业的不同之处是，本专业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因此，在整个会计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对理论知识的讲授不仅不能跳过，还必须详细。但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究竟该选择怎样的方法，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现在比较受人们关注和认可的是“启发式”教学。通过抛出问题、学生思考并解答问题、教师点评到最终的综合运用，“启发式”教学基本成了课堂教学方法中的核心方法，但具体应用过程中，“启发式”教学运用得还不够深入。如教师在抛出问题对学生进行启发时，只是进行了句式的转变，学生对此问题感兴趣的程度非常低，导致启发式教学变得机械化，形式主义非常严重。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会计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时要深化“启发式”教学方法，如抛出的问题尽量与学生日常生活相联系，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与学生课堂参与质量。

作者:付媛媛 单位:潞安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宪杰,李相然.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大学生就业互融的改革实践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0(3):9-11.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7）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8）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便开始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银行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定义是“对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对私立教育的补贴”（世界银行，2001）。在我国，与这一口径相对应的统计指标应该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但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经费，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国的数据，“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此外，为了简便起见，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将采用国际横截面数据和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影响公共教育经费投资比例的因素，并对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做出预测。

一、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

（1）1978-1989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时高时低，呈现不规则变动。

（2）1990-1995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持续下降。

（3）1996-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稳上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以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因此粗略地看，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但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算术平均，其过于简单，缺乏性，因此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预测

影响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即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较高的国家未必就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各级教育的入学率衡量），反之，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未必就有较低的可能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我们将采用两种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

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影响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一些学者以人均GNP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找出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各项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和国家为：1961-1979年，38个国家（陈良焜等，1988）；1980-1985年，40个国家（陈良焜等，1992）；1986-1997年，54个国家（岳昌君、丁小浩，2003）。这些研究使用了相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即线性-对数模型：

（模型1）

Yi表示第i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i表示第i个国家的人均GNP。

我们将运用最新的数据对已有研究加以拓展，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能根据200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上述研究相同，我们仅仅使用了大国的数据，因为大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便于同中国进行比较，而且统计资料比较齐全。所谓大国的标准是：2001年人口在1千万人以上的国家（世界银行，2003）。按照此标准，我们使用了57个国家的数据，包括14个高收入国家、8个中高收入国家、15个中低收入国家和20个低收入国家。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是Eviews软件。

(1)使用57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模型1对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估计值为0.3408，其含义为：人均GNI增加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增加约0.0034个百分点。在以往研究中，斜率系数的估计值分别为：0.792（1975-1979年，陈良焜等，1988）；0.84（1980-1985年，陈良焜等，1992）；0.4069（1986-1997年，岳昌君等，2003）。我们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是显著的（p<0.01），而且小于以往研究的结果，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57个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力减弱了。

(2)使用中等收入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根据这57个国家的数据（表1），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越稳定，国别差异越小（表现为变异系数越来越小）。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数字特征表明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已趋于稳定。由此我们认为，对于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把高收入国家考虑在内，很可能会低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速度。考虑到今后十多年内，中国仍将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着重关注在这一收入类型国家中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趋势应该更有现实意义。

表1：57个人口大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2001年）

中位数（%）均值（%）变异系数N

高收入国家4.84.810.1614

中等收入国家14.14.070.3723

低收入国家3.13.700.5520

所有国家4.14.120.4057

1：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

针对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的估计值表明：在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每提高1%，公共教育支出比例提高0.013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要比考虑全体国家时大得多。

(3)对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

为了预测今后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发展变化趋势，首先应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根据最近一项研究的结果，中国2002-201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5%（中国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另一项研究则认为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20101-2020年为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我们认为，后一项预测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长7.5%，2011-2020年人均GDP年增长6.5%应该是可能的。

2001年我国人均GNI为890美元，假定2002-2010年人均GNI年均增长7.5%，2011-2020年年均增长6.5%，则2010年人均GNI将达到1700美元，2020年将达到3200美元（均为2001年价格）。

根据57个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95%、4.07%、4.18%和4.29%，这一结果与岳昌君等人（岳昌君、丁小浩，2003）的结论非常接近。根据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23%、3.70%、4.12%和4.54%。

2001年，57个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6418美元，23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2707美元。从预测的角度看，给定的解释变量的值越接近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预测结果越精确（古扎拉蒂，1995）。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使用哪一个模型，对于2015年和2020年的预测结果应该更为准确。

2、.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还可以从教育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的国际比较，来分析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我们假定，一定的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相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这一支持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共性或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我们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和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水平，并据此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1）201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在2004年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给出一个基本估计：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55%-6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5%-30%之间。由于我国已经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目标的国家也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所以我们只分析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的关系。在初中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5%-60%之间时，大致相当于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0%的水平。根据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首先考虑只选择人口大国，但发现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口大国数目太少，导致结果缺乏说服力。因此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考虑在内（该书一共提供了20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将这些国家和地区按三种情形分组（三个组的国家有重合）：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8个（克罗地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第二组有24个，第三组有2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29%，中位数为4.4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2%，中位数为4.45%；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1%，中位数为4.90%。

观察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较大（特别是第一组和第二组），说明同一组别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中位数更为合理，即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该在4.40~4.90%之间。

（2）202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是，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在80%-9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5%-45%之间。根据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5个（克罗地亚、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泰国和智利），第二组有25个，第三组有1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48%，中位数为4.3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96%，中位数为4.50%；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70%，中位数为4.30%。

同样地，我们根据中位数进行预测，则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在4.30~4.50%之间。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根据国际上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来进行预测，则我国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2020年还要高。这一结果与前一部分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得到的结果不尽一致，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应该越高的一般认识完全不同。但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接近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时期，是教育即将到达顶峰的努力极限时期，这一时期对公共教育经费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占GDP的比例也达到最高点。另外从个案考察，也可以发现教育发展水平高而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相对较低的现象。如韩国与意大利比较，前者2000年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78%，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8%；同年后者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4.7%。这些现象说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数量关系，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3.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财政供给能力也是影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或支出占GDP比例的数据，我们无法对这一假设做出具有说服力的检验。但是，我们对11个可获得数据的高收入大国的分析表明，人均GNI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并无显著性影响，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是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并且仅仅使用这一变量就能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样本总变异的50%以上。在收集到更完整的数据之后，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我国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图1所示，1978-1989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呈现不规则变动，因此我们只对1990-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采用模型1，以人均GDP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我们把焦点转向财政供给能力，发现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如出一辙：即1995年之前持续下降，此后持续上升（图2）。于是我们以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二者之间呈现简单线性关系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应采用模型2。

（模型2）

Yt表示第t年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t表示第t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根据1990-2003年的数据得到样本回归方程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我们对模型中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发现尽管两个时间序列各自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因而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计量是无偏的、有效的，t检验和F也是有效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将提高约0.6%。

我们估计2004-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约25%；2011-2020年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2020年达到30%。这样，根据上述样本回归方程就可以推算出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3.46%、3.94%、4.18%和4.39%。

四、结论

1.利用不同变量（经济水平或财政供给能力）得到的预测结果相差不大，但和利用变量（教育发展水平）得到的预测结果差距较大（见表2）。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即在利用经济变量预测时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而在用教育变量预测时仅仅采用了简单比较的方法。其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因而从不同角度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就会得到不同结果。其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偏高，因此用教育变量预测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高于用经济变量预测的结果。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衡量的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供给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我们认为用经济变量来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更有说服力。

2.在国际横向比较分析中，我们采用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在经验分析中，我们采用了财政供给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并相应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后一种方法更为理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固然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但财政供给能力（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公共教育经费最终来源于财政收入，一个羸弱的财政体系不可能为公共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如前文所述，对高收入国家的数据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但要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还需开展进一步的。

3.如果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在使用数据时应该尽可能涵盖所有收入类型的国家（即采用57国数据）。但如果目的是进行预测，那么我们认为应该使用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其原因是我国已经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可以不考虑低收入阶段的情况，而排除高收入国家可以避免因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趋于稳定造成预测结果偏低。

4.综上所述，我们以财政供给能力作为主要预测依据，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认为如果我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那么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达到4.5%的水平。

表2：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预测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

国际比较研究

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NI（美元，2001年价格）120017002330320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57国数据3.954.074.184.29

23个中等收入国家数据3.233.704.124.54

解释变量：教育发展水平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580-9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3530-45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4.4~4.94.3~4.5

中国经验研究

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

财政收入占GDP比例（%）202527.53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3.463.944.184.39

参考

UNESCO（2000）WorldEducationReport2000.

陈良焜等（1988）“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国际比较”，载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良焜等（1992）“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载秦宛顺等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兴红（2004）“合理调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江苏商论》，第4期

古扎拉蒂（1995）《计量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中译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教育部财务司（2005）《教育经费统计资料》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性别与全民教育：跃向平等—2003-2004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9）

适应未来发展确定新时期培养目标

当人们回顾本世纪一百年教育的发展，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21世纪的时候，发现教育的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能力很重要，发展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更重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关注最多的是知识，中小学教师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只有很少的教师（不到10%）意识到人的情感、价值观、个性、创造性更重要。这不是教师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的课程、考试评价制度、社会的价值追求造成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决不是换一套教科书，也不是课程内容的调整，而是一场教育观念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整个改革涉及到培养目标的变化，课程结构的改革、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课程资源的开发、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师资培训以及保障支撑系统等，是一个由课程改革所牵动的整个基础教育的全面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首先确定了新时期的培养目标：即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强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确定这一培养目标，正是基础教育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也是基础教育承担提高全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历史重任的具体落实。

体现义务教育的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着按照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课程内容的思路，即学科——课程——科目，中小学课程基本是若干个学科的浓缩。在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时，力求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注重的是所编内容是否符合学科知识体系，逻辑是否严密，某一个知识点在本学科中的位置怎样，是否为下一个概念的学习打下基础等等，而较少考虑学习内容对学生是否是基础的、必须的、恰当的，对于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基础知识的把握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是终身发展必备的，如何根据儿童的发展需要，从教育的总体目标和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去设计和把握课程内容，应当依据怎样的课程观和知识观构建学科教学内容，成为本次课程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在分析现行义务教育课程现状时，一些专家指出，基础教育肩负着双重任务，即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人才、为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但长期以来，人们较多关注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而忽视了后一项培养目标。因此，课程目标的确定和内容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是选拔人才及少数人进一步深造的需要，而较少考虑大多数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直接进入社会、从事各种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无从谈起适合每个受教育者终身学习和发展的需要。由此带来了课程设置和内容编制上的一系列问题，如内容过多、量过大、程度过深、过难。这种对于课程目标认识上的误区，与另一种观念是直接相关的，即以高难度和增加学习内容来保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义务教育课程的性质。课程专家通过反复讨论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义务教育是国家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的基础教育，应提供均等的就学机会，课程应适应儿童发展的不同需要，保障儿童法定的受教育年限。国家课程标准应当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是绝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第二，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今后的发展和从事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不是精英教育、选拔教育，因此，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该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扩大、拔高。第三，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的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应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

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求知、开发智力无疑是教育的一项根本任务，但不是唯一任务。课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应当通过课程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所达成的共识。

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将课程功能的改变作为首要目标，力争使新一代的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刻分析了基础教育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鲜明地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对于在基础教育领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环境意识等具有重要意义。此次课程改革，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整合，体现了新课程的价值追求，每一门学科课程标准都是按照这三个方面构建的。各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编写，都力争体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整合。

课程结构：从整齐划--走向多样化，从分科走向综合，合理设置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体现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结构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改变了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九年一贯整体设计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设置综合课程，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我国现行中小学课程，由于门类过多，强调学科本位，课程内容缺乏整合，从而导致课程内容繁、难、多、旧，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且，学科课程占绝对主导地位，忽略了其他类型的课程在学生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均衡发展。课程缺乏弹性，难以适应不同地区发展的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现行课程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减少学科门类，对具体科目之间的比重进行了调整，在保持传统学科的同时，加强了旨在养成学生科学素养和实用技能学科的地位，使科学、综合实践等学科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并且将课程的设置与管理分为三级，从而形成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并行的课程结构。通过结构的调整体现出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选择性。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中的语文、数学等传统科目占据了较大比重，与日本、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国的课程计划比较不难发现，我国语文、数学、社会等科目所占的比重高于日、韩两国，而科学、体育与健康则低于这两个国家，而且没有综合课程的科目。新课程计划分别将语文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24%降至20%--22%，将数学由原来的16%降至13%--15%，并对其他传统科目所占的比重进行了适当的下调。同时，将下调后积累下来的课时量分配给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课程，使综合实践活动有了6%-8%的课时，地方和学校课程有了10%—12%的课时。显然，此次课程科目比重关系的调整，折射出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想，即重点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德智体美等方面发展的要求，保证学生和谐、全面发展。

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关注儿童生活经验，反映社会科技发展最新成果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实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与适应性。

多年来，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学生有限的九年时间里，究竟学什么最有价值？成为本次课程改革关注的焦点。在制定新课程标准前，专家组成员首先达成共识，义务教育是为每个学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因而它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应当是基础的、有限的和具有发展性的，不能被任意拔高。而且，义务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学习打基础的教育，不是终结性教育，因而课程要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地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义务教育的性质和时代的要求，重新确定了哪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学生终身发展必备的，重新界定了新时期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概念，如英语的基本能力、信息意识与能力也应成为当代公民必备的素质等。

在每一门课程标准的制定与教材编写上力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适当降低难度，删除了原有课程内容中偏深、偏难的部分，使课程内容呈现出简洁、明了、有条理和新颖的特征。其次，增加了与学生和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部分，使课程内容更加具体、更富有生活气息。如在体育与健康中增加了保健和健美的内容；综合实践活动中安排了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劳动技术、探究性活动等内容。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确立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学生自主、探索、发现、研究以及合作学习的机制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如何掌握知识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学生学会学习作为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为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保证学生自主性、探索性的学习落到实处，此次课程改革首先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使儿童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在课程中获得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新课程标准通过改变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使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并能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接受、探索、模仿、体验等，使学生的学习变得丰富而有个性。另外，设置新的课程，强化探究性和实践性的教学目标，倡导新的课程形式，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实际的、主动探究的学习环境。

与此同时，新课程对学生如何掌握和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予以关注。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学习的结果，而忽略了学生是通过什么样的学习方式和策略来学习的。死记硬背、题海训练得到的高分，掩盖了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因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必须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关注学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知识的，是死记硬背背会的，还是大量做题练会的，还是通过自主探究、发现，在解决问题中学会的。无论是用哪种方法学会的，从试卷上看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获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不一样，导致了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收获是不一样的，而且对学生终身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不一样的。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课程在我国新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综合实践活动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技术教育。按照新课程计划，综合实践活动占总课时比例的6%--8%。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不是其他课程的辅助和附庸，而是具有独特功能和价值的相对独立的课程形态。为学生生活经验的获得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形成开辟了渠道，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种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体现对知识综合运用的新课程形态，它既适应我国当前进行素质教育的要求，又呼应世界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

为什么要设置综合实践活动？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其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进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加强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必要的通用技术和职业分工，形成初步技术能力。

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结构上的重大突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的诞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现代新课程观念的形成。它表明，课程是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而不是孤立于生活世界的抽象存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那种把课堂看作唯一受教育的场所，把书本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来源，把教师看作是唯一的知识拥有者和权威的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重视生活中、工作中和实践中的学习。

综合实践活动是由国家设置、地方和学校根据实际开发的课程，国家着眼于宏观指导，地方和学校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规划具体活动方案。综合实践活动以活动为主要形式，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在“做”、“考察”、“实验”、“探究”、“设计”、“制作”、“想象”、“反思”、“体验”等一系列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以学生为核心，主要围绕三条线索进行——学生与自然的关系；学生与他人的关系；学生与自我的关系。

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

未来的中小学课程将出现一种新课程——综合课程，这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鲜明特征。

根据新课程计划，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小学低年级设置品德与生活、语文、数学、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小学高年级思想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外语、综合实践活动、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主要包括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外语、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与社会（或历史、地理）、体育、艺术（或音乐、美术）以及综合实践活动；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走课程综合化的道路，这是本次课程改革在课程结构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

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使学科内部的分化更加精细，另一方面，也使学科之间进一步交叉综合。专家预言，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整体化趋势是当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21世纪将是不同领域科技创造性融合的时代。课程要反映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并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就必须纳入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知识，而只对原有分科课程做一些细节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应重新整合学科知识，加强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等，是学校教育亟待加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分科课程中难以综合体现，因此，课程的综合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科技综合性加强的必然体现。

设置综合课程，不是增加一门新课程，而是通过综合课程的开设，改变课程观念，推动课程改革，改变单一的学科本位的模式，形成一个包括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在内的新课程体系。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科，最终目的是使每门学科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得到最好的发挥。

树立全新的课程资源观，学生应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

从本次课程改革的B标来看，要改变过于往重教科书、机械训练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倡导学生动手实践、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就必须开发和利用校内外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

过去，对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认识不够，一方面是有教育意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未纳入教育资源范畴，其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教师、学生和家长不知道从哪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对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由于学校教育体系的封闭性，资源拥有者缺乏为社会、为教育服务的意识，不了解学生需求和教育规律，造成各种校外教育资源闲置浪费现象十分突出。

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价值，与传统教科书相比，课程资源是丰富的、大量的，具有开放性的，它以其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和学生能够亲自参与等特点，给学生多方面的信息刺激，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活动，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愉悦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陶冶情操，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是传统教科书所无法代替的。为此，在每一学科的课程标准中，都开辟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一节，为学校教师利用课程资源提出具体建议，教师在执行新课程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发挥课程资源的作用，使各种资源和学校课程融为一体，更好地为教育发展服务。

调整现行课程政策，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以适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纵观各国课程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成鼎足之势。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存在着差异，完全用大一统的课程设计和一刀切的要求，显然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学生发展的需要。因此，本次课程改革妥善处理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既体现国家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又为各地发展留有时间和空间。在新课程计划中，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的开发被提到日程，逐步将一部分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学校，让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更多的参与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机会。这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级课程管理的基本模式是：国家制定课程发展总体规划，确定国家课程门类和课时，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宏观指导课程实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对课程的总体设置，规划符合不同地区需要的课程实施方案，包括地方课程的开发与选用；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次课程改革重新划分了国家、地方、学校课程在整个课程计划中所占的比重，收缩了国家硬性规定的成分，在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弹性，让地方和学校真正拥有选择的余地。按照新课程计划，地方、学校课程占总课时数的10%--12%。这一决策的实施，将会改变“校校同课程、师师同教案、生生同书本”的局面，适合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利于调动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办学更有特色，学生发展更有特长。

改变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的功能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10）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建设强大国防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使命，是每一个公民的历史职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把战争向信息化形态推进，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又一次军事变革。新军事变革对各国国防建设提出新要求，根本在于国防人才的培养。我国在这次军事变革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国防人才的培养，因此军委提出了军队生长干部要逐步走开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从更大范围选拔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地方院校学科门类齐全、资源丰富，具有培养国防人才的优势。近年来地方院校采取多种形式，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探索出成功经验，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地方院校国防生招收培养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与军队签约培养国防生的地方院校已达117所，在校国防生近7万名，已有3万名毕业国防生补充到我军各条战线。[1]第二，报名参军入伍学生数逐年增加。据南方日报报导，从2001年2000余名大学生入伍，到2009年将有13万大学生进军营，年度总量扩大了近60倍教育管理论文，部队的每一个班排都将有大学生士兵。第三，地方院校国防教育工作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把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纳入到法制轨道，为国防教育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地方院校依照法规，逐步开展起国防教育工作。

经过多年的摸索，地方院校在培养国防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国防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提供了智力保证，加快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在总结地方院校培养国防人才培养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地方院校在对全体大学生国防教育，提升大学生整体国防素质上还存在欠缺，突出表现在：

1.地方院校部分大学生国防价值观淡薄

为了解大学生国防知识掌握情况，我们随机对某专业的大一和大四学生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能全部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学生仅占40.1%，说明地方院校虽然开展了国防教育，但大学生的国防知识并不十分丰富论文格式。少数学生把学好知识和早日成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而为之奋斗，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公民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薄弱，个人主义盛行。在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的社会和家庭教育背景下，学生缺乏对应有的公民责任意识的共鸣，因而不能认真地接受国防教育。在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调查中， 31.6%的同学认为最值得尊重的职业是军人，占比例最大。但当询问“如果你有机会从军或国家需要，你是否愿意参军”时，只有18.7%的同学选择了很愿意，有35%的同学表示比较愿意，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占17.7%；当问及“是否考虑过毕业后到军队或军工行业去就业”时，考虑的占43.5%，没有考虑的占56.5%。从调查结果分析，当今大学生国防职业价值观淡薄，应该得到加强。[2]

2，高校国防教育管理机构、保障机制不健全

自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后，高校国防教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从基本的军事技能训练到专业的国防知识教育，极大的提高了地方院校大学生的国防素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管理机构不完善，保障机制不健全。有的高校在武装部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国防教育教研室，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及任课教师，但有部分高校根本无健全的、专业的、职责明确的国防教育管理机构，造成国防教育流于形式，消减了国防教育效果，达不到为国防建设培养后备力量的目的。此外，许多高校认为地方院校毕业生不会有多的学生从事国防事业教育管理论文，因此没有必要在国防教育中投入过多的人力和财力，造成地方院校缺少军事理论课教师和国防教育经费。地方院校军事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也遇到一个尴尬的情况，由于多数高校缺乏国防教育相关的学科，很难引进高水平的军事理论课教师。引进少数军事理论课教师，由于缺乏开展科学研究的条件，工作热情下降，影响教育效果。

3.国防教育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

目前多数地方院校国防教育形式为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教学。军事训练集中于一段时间内进行，要完成规定的科目及政治教育，工作量偏大，而且由于高校招生规模较大，军训人数多，军训内容大都约定俗成，运作方式凭着老感觉、老思维、老经验在进行，所以军事训练形式上难以突破，使得学生感到军事训练枯燥，盼望早日结束。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地方院校应肩负起历史使命，通过国防教育推进地方院校国防人才培养工作。依靠教育的特殊功能，达到改变大学生国防素质的目的，增强大学生为国防服务的意识，推进全民国防教育的开展，力争为国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国防人才。

1．从国家安危高度强化大学生的国防职业价值观

首先，各高校在对大学生的专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时，很少进行国防职业价值观的教育，造成大学生普遍产生国防行业地域偏僻、生活艰苦的偏见，致使地方院校大学生国防行业就业比例偏低。因此，应结合国防教育，大力开展国防职业价值观教育，逐步让大学生树立起投身国防、建设国防、现身国防的职业价值观念。其次，当代大学生是中国80后的一代，出生于和平时期，成长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期，多数学生为独生子女。他们缺乏艰苦锻炼，更由于没有经历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造成危机感较弱，甚至缺乏。因次，有必要结合国防教育提升他们的忧患意识，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大学时代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与强化的关键时期，要结合国防教育，逐步扭转他们的自我意识、利益观念，树立起以爱国主义、奉献牺牲精神为核心的国防职业价值观念教育管理论文，为国家培养更多国防中坚力量做准备。第三，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淡薄使得他们对国家安全有关概念掌握不准确，对国家安全工作不了解，认识片面，有部分学生不清楚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承担什么义务。又由于大学生成长环境的影响，使得部分大学生追求享乐，拜金主义思想盛行，奢靡之风日盛，使一些大学生居安不思危，社会责任感不强，警惕性不高，客观上起到削弱国防意识的作用。外国敌对势力很有可能抓住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淡薄的弱点，进行思想渗透。因此，也有必要从国家安危、人民幸福的高度强化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树立起正确的国防职业价值观，克服享受的思想。[3]第四，大学生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是未来现代科学技术的拥有者。他们走出校门后，接受一定时期的实践磨练，定能成为行业的技术骨干，他们的言行举止将影响周围的的一批人，因此他们国防观念的强弱将能对全民国防带来影响。

2．建立职责明确的国防教育管理及保障体系

国外地方院校形成的从国家到高校自身完善教育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非军事院校的军事训练，属于国防后备力量动员体制的组成部分，由军方直接负责。在英国，国防部预备役局在全国数十所大学中设立了陆军军官训练团、海军训练中心和空军飞行中队，分别负责所在地区几所大学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宣传工作。[4]

为保证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的顺利开展，各高校要单独建立职责明确的武装部或国防教育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学生军事训练、军事理论课、日常国防教育活动开展的管理工作论文格式。地方院校要落实国防教育教师编制，选配好国防教育课教师，搞好国防教育教师培训进修和职称评聘工作，努力建设一支热爱国防教育事业，年龄、职称、专业结构以及生师比较为合理、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国防教育师资队伍，以满足国防教育工作的需要。地方院校应主动与地方部队沟通联系，争取地方部队在军训教官的选拔、培训和派遣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地方教育和财政部门要搞好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经费预算，加大对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经费的支持力度；各地方院校要把国防教育经费列入到学校教育经费中给予保障。[5]

3．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工作

发达国家组建专门的训练团队对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是地方院校进行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除了开展以学生军训为主要形式的国防教育外，还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相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在国防教育的方式上下功夫。[3]目前我国地方院校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停留在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课上，完成这两项“规定动作”就认为完成了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缺少“自选动作”。地方院校可以发挥团学组织的作用，成立国防类社团教育管理论文，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建立国防类社团可以在学生中开展自我教育，拓展教育形式。开展主题鲜明的国防教育活动，避免单一的灌输式教育形式，可以增强教育效果。国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单靠上几节教育课和听几次报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广泛、深入，持久上下功夫；坚持把国防教育纳入到高校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到教学的总体规划、纳入到素质教育计划中去。

面对新世纪，拥有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大的财富。国防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国防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离不开国防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地方院校应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自身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对学生的正面引导，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关注并且投入到国防建设中来，真正地做到不辱使命。新的世纪，新的征程，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将要迎接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虽然总体趋势是和平的，但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火此起彼伏，国际社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地方院校要切实担负起历史使命，不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人才，而且应加强国防教育，培养更多、更好的国防人才，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马鹰，黄家富.国防生招生10年回顾：菁菁校园砥砺军中利剑［N］.中国教育报，2010-11-11(3).

[2]眭国荣，黄丽侠.工科大学生国防意识的现状分析及思考[J].淮海工学院学报，2009，7(1).

[3]师雷宏.中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比较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湖南：中南大学，2006.

[4]张纪光.国外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对我国普通高校的启示[J].安康学院学报，2008，20(1).

教育管理研究论文篇（11）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生背景

1.1就业的压力凸显普通高等教育的缺陷

高等教育的扩招，加快了大学生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化，但传统高校仍沿用精英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的学生缺乏实践和操作能力，脱离社会的需求，导致严重的供需失衡问题，这种传统的精英化教育理念在当今的大众化形势下也越来越受到争议。正视现实才能改变现实，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国务院公布的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显示，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率有所下降，统计严峻数据表明：“2009年本科生包括传统精英教育的本科生就业率比2008年降低了6个百分点，2008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比2007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麦可思于2008年的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本科生应用、创新能力欠缺的事实，“调查显示全国自主创业的学生仅占全部毕业生的1.2%，其中，高职生占1.8%，一般本科生占0.8%，而最低的是211高校毕业生，只占0.6%”从这一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本科尤其是重点本科学生的培养质量，在实践性和创新性方面仍很欠缺教育管理论文，相比之下，强调实践性的高职教育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1.2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较高的应用型人才，而我国目前的本科人才培养定位于重学术性的，侧重于理论研究，培养出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动手能力较差，这是导致本科毕业生就业反而不如高职毕业生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来看，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除学术研究型和高职技能型以外，大量的、更迫切的是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教育部2001年5号文件《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提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社会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的需求将更加迫切，高等学校尤其是地方高等学校，要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科学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合理调整和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应用型学科专业建设，积极设置主要面向地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经济建设输送各类应用性人才。”这意味着普通高等教育要提高自己的转化能力，延伸职业教育的培养理念，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促进应用型大学教育体系的形成。二、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意义

2.1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是缓解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出路

人才供给质量和供给类型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吻合度最终决定着人才的社会适应性，很多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而社会急需人才的岗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种结构性的失业问题是人才培养定位与社会适应性的矛盾造成的。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是缓解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出路，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有效途径。普通本科高校的过度扩招，导致大学生数量快速增长，不但培养质量难以保证，而且社会也不可能需要太多的研究人才，只有抓住时机，推进改革，将一批就业困难的高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才能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窘境论文开题报告。

2.2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不但需要大批科学研究人才，而且需要无数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当然，应用型本科院校也有科学研究，但必须是应用研究，是面向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研究，要解决的是科技成果怎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而不是在文献资料中搞纯粹的研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教育管理论文，科研的成果不在于有论文多少，而是发明专利有多少、产学研合作有多好、技术服务能力有多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科研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应用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并利用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积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对地方经济、科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提升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层次，提高办学水平。大而言之，应用型本科院校也要积极进行科研，抓好科技源头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高等院校的重要作用，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其使命，也是发展的前提。

2.3发展应用型本科是提升职业教育层次的根本出路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从现状来看，职业教育仍然是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只有高度重视，提升职业教育层次，加强应用型本科建设力度，从根本上扭转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的观念，将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力举措。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应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技术、职业三者的结合；二是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提高。概括而言，“应用型人才”主要是应用知识而非科学发现和创造新知，应当承认，社会对这种人才有着广泛的需求。这种人才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培养过程，同样也反映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相比之下，研究型大学要承担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尖端技术研究和开发任务，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宗旨则必须以地方或行业经济发展服务。

三、加快发展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对策

3.1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也应同普通高等教育一样根据不同的学习年限而有多个学历层次，至少应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在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专科层次。我国目前对本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操作层认识都普遍不足，这一问题在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内涵之后应予解决。一方面可以将部分科研突出的高职院校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另一方面可以将部分科研实力较弱的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这样既填补了应用型本科发展不足的空缺，又从科研的角度区分开应用型本科和普通高校。尽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定，存在很多争议，但职业教育侧重实践，普通教育侧重学术，是大家的共识，以科研作为区分标准，是较为合理的。

从整体来看，应合理控制各层次招生规模教育管理论文，构建中职-高职-应用本科-专业学位硕士-博士职业教育系统性职业教育体系。要实现职业教育的贯通培养，实现中职毕业可以读高职，高职可继续攻读应用型本科，应用型本科可继续攻读专业学位硕士，极少数精英人才甚至可以接受博士层次职业教育，在培养多层次职业人才的同时，有力的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破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3.2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质量

要把握教学实践的创新步伐。在培养目标上，应用型本科培养的是知识的应用人才，要求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在知识的构建上，应用型本科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系统和科学性；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用型本科更偏重理论，兼顾实践教学。虽然当下时髦的“创新能力”是几乎所有高校学科专业都会提到的要求，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创新能力。应用型本科院校首先要立足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观念，建立一支具有创造能力、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保证在向学生传授课本知识的同时，把最新的科学成果以及获得这些成果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以唤起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追求论文开题报告。

构建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是当前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工作的重点，长期以来，高校引进师资的标准，往往是以学位为主导，高校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中青年教师大多是研究型或学术型人才，普遍缺乏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经历，缺乏职业意识，这就使得教育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大部分教师没有机会接触社会，实践方面相对薄弱。尽管有不少职业院校适应形势提出培养双师型师资的想法，往往因现实障碍而难以实现；相比之下，引进兼职教师不失为一条捷径，兼职教师都有着相当长时间的企业工作经历，而且能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及技术改进等方面的最新情况与学生所学的内容紧密、及时地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学以致用。但外聘兼职教师需要相关制度支撑，比如要有足有的待遇吸引社会精英来做兼职教师，上课尽量安排在兼职教师容易接受的时间段（比如双休日）进行等等。

3.3重视人文素质教育

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除了要具备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更需要较高的人文素质。但我国教育过分强调培养人才专业知识和技能，忽视人文素质和个性发展，这是我们从小学都开始存在的教育问题，但大学有必要尽量改善，让学生在走向社会之前教育管理论文，培养一点兴趣爱好，具备一些基本的人文修养，最好再有点创新精神。教育的目的要让每个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唯有自由的心灵才能产生自由的、富于创造性的人才，所以自由是大学生命的首要原则。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要营造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能够塑造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敏锐的想象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素质，具有这样品质的人，也正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