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传统道德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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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态学中，“生境”f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向人们诉说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芽”。

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风凰县．那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过，20岁后他才到北京求学．然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于是。童年静美的生活记忆．故乡淳朴的民俗风情．一齐涌出沈从文的笔端湘西的淳朴民风和秀美的山水风光造就了其阴柔内向，酷爱幻想的气质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对“乡下人”精神的张扬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人性”的赞扬和对“城里人”的讽刺沈从文经常自诩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以与城里人相对照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笔触和传统的情操同“现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一点既不同于艾芜的边地作品．也不同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纯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朴的怀恋。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通过个人的哀乐而达到人类之爱的企图不正与道家“自爱”与“爱人”精神如出一辙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推却不了．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沈从文认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重自然源于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孩童时的沈从文很顽皮．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部书中吸取养分沈从文的自传里就说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而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岁时．沈从文成为一名军人军人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篇（2）

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国民生活中的发展。201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2016两会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道：“应分学段有序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现在就开始着手。”作为一位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发展它。

当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如今不少学生在自身素养方面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不利于他们长期持续发展。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块巨大的宝藏，可以丰富内涵，开阔眼界，巩固知识，培养文化素养，提高道德修养。在将这一巨大的宝藏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授给学生的时候需要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

1.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启发诱导的方法主要用于教师实施教学时，对于本身没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课本，要用积极诱导的方式使学生感兴趣。

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主探索的欲望。在传授有关道德知识的时候，可以运用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或者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这种故事或问题必须贴近儿童的实际生活，能够很容易被儿童体认，这样会使儿童原有的认知结构产生不平衡，然后通过努力将其同化或顺应，让他的认知结构重新达到平衡。这样激发其动机以产生学习行为，最终习得道德知识。这一过程中要让儿童自己发现问题，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老师要更加贴近其生活，提出各种问题和故事，使其内心产生矛盾冲突。这样有利于儿童道德阶段的向前发展和儿童推理能力的发展。

2.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在拥有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沉淀的古国――中国。由于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教授时必须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要按照它应有的次序交给学生，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知识。

循序渐进是由孔子提出，经其弟子孟子继承发展，之后又被朱熹纳入朱子读书法中的。孟轲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进程过于迅速，势必影响实际效果，致使消退也快。他通过“揠苗助长”的寓言告诫人们：必须懂得教学是自然有序的过程，人们应当关注并促进教学过程的实现，但决不能用“揠苗”的方式助长，否则“非徒无益，而有害之”。

十七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在著作《大教学论》中，明确提出教育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他要求教授学生的知识应该是系统的，教学的进行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夸美纽斯要求学校“自始至终，要按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的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指导”。

3.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

从学与行的关系来看，学是手段，行是目的，行比学更加重要。即学以致用，学习如果不能应用，那么学得再多也没有意义。学习道德更应该是这样的，知道社会道德规范，就要体现于生活实践中。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不是抽象的学问，而是需要学生通过学习把它付诸实践的一门学问。其目的在于促使传统文化对社会、个体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潜移默化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要结合行动，将其内容运用于实践是学生深刻理解知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荀子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以行为为最终目的，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追求的是对学习者从外到内的影响。教师在实际教育中应该注重引导学生身体力行，注意发挥知、情、意、行的整体功能，对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使四者相辅相成。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这四者需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有效实施教育教学。要注意儿童在身心发展过程中的顺序性、阶段性、差异性、不平衡性，在选择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时候都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在选择教学方法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师要尽可能营造真诚和谐的环境，充分利用儿童原有的好奇心引导儿童自己主动探索、自主学习、自主解决问题，从而感知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并注意引导儿童把已获取的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间接经验体现在实际生活中。最终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公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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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被世人称作“经济学鼻祖”和“现代经济学之父”，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同时还是一位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花其全部心血，留给后人两本传世杰作《国民财寓的性质和原凶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

一、对道德情操论的解读

《道德情操论》开篇第一章：论适宜感，提到，“人，总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些本性促使我们关注他人的命运。不管一个人是善是恶，皆会因为本性作用而关注他人的命运，会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痛苦。” 文中也提到：因为我深深理解你的痛苦，明白你的情绪，所以我心生怜惜之意。作者所说的同情不具有是非判断的意义，是中性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谴责或者称赞。

斯密从同情开始着手，然后谈到可敬可爱的美德。“那些为了维护自尊、体谅他人而努力保持镇静，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做到处变不惊的人，他们高贵得体的风度总是令人难忘”。“人性的至善至美，就在于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在于克制我们的私心，培养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情操”。

审慎，审慎的人总是严肃认真的学习他需要的一切知识，了解他想了解的东西。他们始终是真诚的，谈吐也许并不犀利、富有机锋，但绝不会令人反感。他们具有坚毅不拔的勤勉品质，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的享乐。亚当斯密认为，审慎是一种比较受人欢迎的人品。

仁慈，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一种习惯性的同情，人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互相间的同情就越强烈，反之，越淡漠。慈善好比是给建筑物增添光彩的装饰，并不是支撑建筑的栋梁，正义却是支撑人类社会这座宏大雄伟建筑的中流砥柱。

正义，违反正义法则的人，内心一定觉得羞耻、恐惧和痛苦挣扎。他意识到他人的厌恶和憎恨时，他也不知不觉地厌恶和憎恨自己。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正当合宜、慷慨仗义，那么他会为自己的有点满足。所有的情感合在一起，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赞美和其他回报。

节制，是我们的美德之一，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对身体欲望的克制。审慎之德会把这些欲望限制在健康和财富能容纳的范围内，而节制则让它们优雅合宜。情绪过分激动会被看作脾气暴躁或意志薄弱；情绪过分微弱则会被认为是心灵萎缩，麻木不仁。“我们对于客观对象产生的各类情感，只有遵守中庸之道，才是合适得体的，也才为旁人所接受。”

二、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

“同情”与“侧隐”，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同情是人固有的天性。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孟子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认为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同时孟子还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品质，都是“我固有之也”。

“合宜”与“中庸”，《道德情操论》提到：“如果我们的同情与当事人本来的情绪完全一致我们就认为这种情绪是合宜得当的”，“从观察感情与他人是否一致，来判断我们感情表达的是否恰当。”“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处世待人的方法和道德实践的原则。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去除偏激，选择恰当的处理问的方法。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不多不少，恰到好处。《道德情操论》的“合宜”，和我国儒家思想中的“中庸”有相通之处。

“仁慈”与“仁”，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它源自对他人合宜和情感的肯定认同。孔子要求“成仁”，孟子要求“取义”，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 “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

责任是道德的核心。《道德情操论》也提到责任这项美德。中国历来重视责任教育。孔子的“当仁不让”，孟子的“舍我其谁”， 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道德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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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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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起源于三皇五帝，在经历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大融合后，及至汉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文化逐渐成为其主流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就是儒、释、道文化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体，而其道德理念则是这种共生状态的最高追求。

时至21世纪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人和社会转型的愈加剧烈，国人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其中既有社会制度层面的，也有个人生活层面的，但究其根源，实乃东方与西方文化传统、现代与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之冲突所致，并由此在国内各个领域掀起了一场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其中，众多学者用不同视角对中国浩瀚渊博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传统作了正本清源式的诊释，希望能够重新找回改良社会、抚慰民众的信心和力量。在此大背景下，本文选而择其一，仅从其道德理念层面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当代道德文化的衰落

清末以降，在经历了“西学东渐”“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一系列大争鸣、大讨论后，国人似乎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尊崇和拜服，转而向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寻找救世之道。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缘和各种中外思想的博弈，从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精神均在几十年的大融合、大碰撞中被一一冲击、压抑、解构乃至遗忘。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道德文化开始进人信仰、理念全面式微的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无法无天”，胜者为王、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众多国人的思维。于是乎，一些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道德的勇气和能力，在他们心中似乎只剩下利益多寡的博弈而无半点义与不义之别;于是乎，在我们身边似乎只能看到胜者、败者及其羡慕者、嫉恨者的此消彼长，却很难再发现知耻者和悔恨者;于是乎，要求他人言说和遵守道德成为一种展示权力的手段，而拒绝羞耻和言说道德则成为人们自我保护的不二法门;于是乎，几乎所有关于道德的话题都毫无保留地指向他人而非内心，原本发自内心的道德感成为日益稀缺的体验，传统道德理念正不断丧失其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领地。

道德文化缘何会在这个曾经以重视道德著称的文明古国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社会体制变革、东西方文化冲突等多个角度考察，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道德理念与信仰的缺失与国人对传统文化及其道德理念的盲目拒斥密切相关。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其道德之维

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外事”(《劝学篇》)，此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即西方文化更注重个体行为实践的合理、合法与有效性，惯于追求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看重为自身的思想言行找到本源的精神根基和理念寄托，进而追求“天人合德”的精神境界。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的内在觉悟和身心境界的提高，其本质就是一种道德文化。而宏大的道德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仰望星空”的精气神，正是国人活在世上的一种姿态和尊严，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境界和气质写照。正如老庄所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孔孟追求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和佛家向往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种厚德载物的视野和气魄成就了中华民族一个个道之、德之、道德之楷模。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

如前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充满着宏大的道德理念，“道”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握着国家、民族、家庭乃至个人发展的方向，左右着国人的思维言行。老子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国人对于“道”的追问和向往都限制在神玄、博大、形而上的境界之中，而身处世俗的人则只能从心灵深处景仰、参悟而无法言传。正因为此，在传统文化中总是强调“道”与“天”齐、“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特别向往“天人合德”的和

合境界，且为国人追求崇高的道德理念预设了思想规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述而》)，“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老子》第三十四章)这种语境中的“道德”之理念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又源于对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的信服:“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人必须“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第二十一章)、“诚于中，形于外”(《论语·子路》)，不断内省自己的言行，进而追寻更高的道德境界。

对于“道德”的敬畏是国人生成其世俗道德理念的基础。在国人心目中，“道德”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道德之人会受到天道之庇佑，不道德之人也会因天道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意。正是由于人人、事事、时时以“道德”为尺度，国人的反躬自省、克己复礼才有了依据，道德理念才能得以践行无阻。

四、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德理念的世俗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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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继续教育专项课题“医药卫生学校‘仁道’师德养成实践研究”（2012-JJ-007）。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21-02

道德生成论，即道德是怎样生成的？它是关于道德主体自身德性以及外在道德规范如何形成的理论。是学术界一直讨论和研究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论著对此作专门论述，有相关讨论也只是散见于各种作品之中。本文主要就道德主体自身德性形成理论的研究作综述。

一、道德生成的决定因素

古人探讨过人性孰善孰恶的问题，善恶本身就属于道德的研究范围。所以对道德生成的研究，可追溯到对“人性”的争论上。中国历史上有“人性本善”说。从道德角度上，学术界把这一观点称为内求论。它主要以儒家为代表，如孔子、孟子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善良的，道德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的内心修养，人们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修成善良之心，即存心养性。在西方，与“内求论”相类似的有遗传决定论、自然成熟论、预成论等，他们认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代表人物有：霍尔、弗洛伊德、马斯洛等。

另一个观点是“外铄论”，即强调外部环境和后天学习教化形成道德。主要代表是墨家。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人物也是外烁论的主要代表。在西方，与“外烁论”相类似的有“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洛克以及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等，他们认为人的心灵犹如白板，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人涂抹，道德的形成也主要靠外在的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控制、矫正。

二、道德生成的影响因素

王海明教授详细分析了道德与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的关系。从而提示出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对道德的影响。学术界也有大量作品分析了学校、家庭、社会等对道德生成的影响。

韦勇的《韦伯经济伦理的道德生成机制及启示》一文指出，韦伯认为只有拥有道德信仰，才能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的良知，在经济行为中，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同时指出经济基础、事业基础、心理基础、信仰基础四个统一，促使人们愿意遵守道德。

包德敏，何晓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道德生成浅析》分析了市场经济对青年道德生成的影响。指出：青年道德在大事件中得到体现和弘扬；在反思中得以提高和升华；经济发展是道德素质发展的基础；文化育人是道德素质提升的关键和支撑。

暴占光的《大学生网络生活中道德理性判断与生成策略》一文，分析了网络对道德生成的影响。要求：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培养学生道德评价和道德认知能力；实施校园文化推动，提高学生道德自律和道德意志水平；推进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增强学生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意识；树立先进典型示范，优化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理解是道德理解的基础；基于信息的接受是道德认同的过程；信息再次传播是道德实践的社会表现方式；社会责任意识生成是道德生成的最终价值。

白元凤的《关于道德环境与道德主体性生成之关系的思考》一文指出，道德主体性的产生和不断提升是道德环境的必然要求。道德环境是道德主体性生成的认知基础。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道德人格的真正形成是对人内在心性的提升，是人性与社会的有机协调和统一，是个体幸福和社会良序的和谐。同时，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彭根来，靳红的《论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几个要求》指出，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有人性化、规范化、阶段性、主体性等四个方面的规律和要求，所以，人性化发展要求承认其个性与差异性；规范性发展要求确认其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阶段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相对性；主体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主动权。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的生成受道德自身特点及道德生成规律的影响。

三、道德生成的路径

孟子从“人性本善”为起点，提出了人内心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善端”，如果人们不断地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善端，并在实践中不断躬行就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

英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彼得斯提出了个体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规则遵从阶段；自律实现阶段。

皮亚杰作为伟大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把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分为三个阶段：前道德判断阶段、他律道德判断阶段；自律道德判断阶段。

著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把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种水平、六个阶段。三种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六个阶段分别为：服从和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相对论者的快乐主义定向阶段、好孩子定向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定向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阶段、普遍道德原则的定向阶段。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个体道德的形成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认识到社会公共意义上的伦理范式即公德。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意识，最终形成道德实践的过程。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寻求道德的自然基础；按人的自然性不断推演出道德原则；最终又归于自然的境界中，达到一种永无止境的升华。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了道德人格形成的过程与机制，第一阶段：产生道德需要――产生内在驱动力；第二阶段：形成道德认知――外在价值刺激与内在思维相互作用；第三阶段：主体道德认同――个体接受外在价值刺激；第四阶段：社会道德内化――道德自我同一性建构；第五阶段：个体道德外化――形成完整道德人格。

四、道德生成的方式、方法或生成途径

学术界普遍认为，道德的生成离不开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说教模式、生活体验模式、说教与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说教模式是一种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用外部的力量灌输给受教育者，强迫受教育者接受。生活体验模式，主张由受教育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自己所能理解与可接受的体认、感悟与化通，从而表现出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高度尊重。

王海明教授在品德的培养方法上，提到了言教、奖惩、身教、榜样、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八种。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基础和最终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思维方法；“修身为本”、“知行相须”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途径。“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后觉效先觉”、“反省”自律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同时提出当前道德建设应：重视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实践性；逻辑推演；榜样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朱慧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孟子道德生成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在进行道德教育方面提出：道德认知和实践相结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贯彻全面性和层次性教育。

程建坤的《道德生成模式：训练，教育，交往》提出，训练：形成道德行为习惯；教育：固着道德信念；交往：实践道德规范；“训练―教育―交往”模式，汲取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体验模式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涵盖了以“道德知识传授，道德判断能力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说教模式的合理成分。

程肇基的《体验学习：青少年道德生成的基石》：“人的道德成长是在解决道德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道德问题的解决又是在情境冲突下知、情、意、行的体验过程中所发生的”；品德作为个体的稳定心理特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体验学习建构生成的。因此必须让青少年在体验中学习道德。

王志义的《孔子的教育与人的道德生成思想》一文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六种善德：仁、知、信、直、勇、刚；六种恶德：愚、荡、贱、绞、乱、狂。文中指出孔子善德生成方式是好学，孔子恶德生成方式是不好学。所以他认为道德的生成途径主要是“好学”。

阳德华的《生活路径：促进青少年真性道德生成的适切之举――从知、情、意、行的角度》一文认识到了生活路径的重要性。得出：生活现实为青少年检验道德知识、发展道德认知能力提供了原生态环境；生活路径是青少年体验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的最佳途径。

另外：刘惊铎的《道德体验论》一书，重点研究了道德生成的重要途径：体验。王健敏的《道德学习论》一书分析了学习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霍翠芳的《论道德在实践中生成的教育意蕴》一文指出，道德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实践。刘万路，乔红丽，祝娟，杜刚的《道德在对话中生成》一文分析了“对话”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河北师范大学李海的学位论文《学校道德自律教育研究》从另一个侧重分析了道德生成的途径：自律。指出，道德自律教育的内容：社会道德规范教育；道德责任感与耻感的培养；自我辨析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自我监督与控制能力的培养；自我道德评价能力的培养。道德自律教育的方法：价值辨析法；情境感受法；践履法；慎独法；对话法。道德自律教育对教育者的要求：树立现代德育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道德自律的表率。

五、现有研究的意义与不足之处

综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道德的生成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不可否认，在道德生成论的研究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表现在：（一）在某些问题研究上还不够深入、全面、系统。（二）关于道德生成论问题虽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触及，但至今仍然没有专门的论著。（三）研究的角度上，大多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教育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道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更多的应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四）研究的对象上，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很少有学者研究成年人的道德生成问题。（五）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道德生成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道德生成问题的研究。

总之，道德生成论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待更多学者的充分重视，有待更深入、具体的研究，有待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我们期待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毛伟.当代大学生道德生成研究[D].海南：海南师范大学，2012.

[2]宋义强.道德人格生成论[D].重庆：西南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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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人生理想等，都处于支配地位。经过一代代的传承，传统的思想文化已经牢牢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如何借鉴、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资源，教导大学生如何做人、怎样做事，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一出现就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教导人们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道德教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我国十分丰富的宝贵遗产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对道德教育理论有过丰富、生动的论述，见解深刻，其中所蕴涵的一些内容，正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因此深人学习和挖掘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对于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i传统思想文化的思想教育价值

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道德修养等内容，还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i.i以国家为主体，强调整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的献身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成为人们所推崇的道德品质。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了中国人爱国、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和对国家、民族、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一优秀传统要进行认真研究，在大学生的教育中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终身报效祖国的理想，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1.2以仁、义为本，强调“仁爱”和“忠义”

“孔曰成仁，孟日取义”。孔子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仁”和“义”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如果“仁”是爱人的话，那么“义”就是助人;如果“仁”是博爱的话，那么“义’‘就是广利:如果“仁”是尚慈的话，那么“义”就是豪举。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木主义原则，体现了人与人相爱互尊、团结和谐的人道精神。这一传统美德对于我们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正确处理矛盾，仍然产生着积极作用。

1.3提倡“孝道”和‘憾恩”，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视孝道教育，重视家规和家训的国度。“百善孝为先”，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孝道”教育。孝敬父母、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格守的传统美德之一。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孝道文化便是社会最重要的猫合剂”。为此，当今弘扬孝道文化要从落实家庭孝道上着手，建立和谐家庭，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尊重老人、尊重父母的社会风气。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孝道教育和感恩教育应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孝敬父母是做人最基本原则。从一个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就可以判断他对别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 1.4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身体力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文化把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系统，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实践。加强个人自身的修养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要“善养浩然正气”，‘旧三省吾身”。孔子提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孟子讲“养身”、“养性”，明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都特别强调道德实践，认为这是知善、行善并达到成贤成圣的关键。加强大学生的自身修养，培养大学生高尚的情操就要从这里着手进行，从这些传统思想中寻找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方法和途径。

2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必要性

2.1是提高学生的基础文明水平和道德水平的需要

多年来由于人文主义的不被重视，加之西方一些外来思想的不断涌人，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们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冲击，良芳不齐、泥沙俱下，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一些学生缺乏应有的修养和情操，思想空虚、颓废，对社会缺乏社会责任感，功利色彩浓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因素，如爱国、礼貌、孝敬、刻苦、自强、天下为公等精髓，唤醒他们心中的热情及其积极的部分。

2.2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需要

随着中国加人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的思想进行西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学生的精神境界、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思想阵地，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引导全学生、教化学生，激起他们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培养他们分辨良荞的能力。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定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2.3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需要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通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的积淀而保存下来的历史精华，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底，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遗传基因”，如果缺乏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就很难有一种广阔的境界和胸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要发展就必须将理论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互补，才能更好的解决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才能有助于大学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和培养。

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措施

3.1开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课程

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们进行学习。了解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精华，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使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其中的辩证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他们的思辨水平。

3.2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在学校内开展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目的的校园文化活动，将对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的学习、实践列为重点并贯穿在一切活动之中，以一种潜在的作用影响着学生，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着重大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人学生生活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让学生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显得尤为必要。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有利于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人和内化。

篇（8）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诚与信并未过多在一起使用，但诚与信是诚信的两个维度。诚作为一种内心的品德诉求，意味着对自己内心的忠诚，澄明自我的内心。诚信最先表现为一种人的内心状态，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诉求，也是一种内在美德。这种内在的美德使人与天相通达，并且是承受天命的基础。

作为人，不能狂放而不直率，糊涂而不老实，愚昧无知却不讲信用，如果做不到诚信，弄虚作假，就谈不上做人之道。在儒家思想中，注重修身，努力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因为身体力行，信守承诺，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

二、当代大学生青年诚信缺失表现

1.考试作弊，无羞耻心。对这种行为的纵容与无视，助涨了很多高校的不良风气，更有的学生为了能够考试过关，不惜找路子、托关系、打招呼，希望老师给高分等现象。

2.简历造假。这一现象在当今人才市场广泛存在，这是高校部分学生诚信缺失的延伸，是诚信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一方面是部分青年大学生的诚信道德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环境给予的压力，使得一些学生迫不得已，但是迫不得已并非充分理由来解释这种造假行为。

3.人际交往中传递不实信息。作为“90后”的大学生，网络等虚拟世界已经成为大学生们的生活必须，在这个虚拟世界形成的众多不良交往习惯，必然对现实生活产生特殊影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同学之间的交往不真诚，做人不诚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不一，言行虚伪。

4.学位论文，课程作业抄袭。随着多媒体的普及与传播，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浮躁。目前大学生中，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教师布置的作业和论文不是仔细查阅资料，认真钻研，而是东拼西凑，从学术刊物上整段地摘录，或从网上下载几篇稍做变动，更有甚者将整篇文章全部据为己有，论文中的数据造假现象亦比比皆是，这表明大学生普遍不重视毕业论文的撰写，缺乏诚实的学习态度。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学校教育一直是重理轻文，无论是文科教育还是理科教育，都无视人文教育、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大学生的整体教育模式，除专业课之外，大部分时间在学习英语、考取各种职业资格证书，极少有人会自觉学习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来提高个人基础修养，更不会有太多学生去静心反思个人的道德行为、伦理诚信等问题，同时高校缺少了人文教育、道德精神的培养即高尚人格塑造等全面教育模式，流于表面文章，没有深入的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

1.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商业化过于浓厚。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关于“课程与文化：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上，曾批评当前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于弘扬过程中存在着的商业化现象。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既要和商业化寻找合作的机会，但也应当和商业保持一定的距离。

2.文化传播的功利化，使得学生接受时染上功利色彩，对诚信丧失信心。由于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中出现严重商业化现象。在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对社会资源配置有着重要作用。而这一问题使得人们误认为追求私利是一个社会最好的利益。

3.文化贫困化造成优秀传统文化失去公信力。学生只看到商业化、功利化、贫困化，使学生对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文化失去信心，未能从内心达到一个合理的认同。

篇（9）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权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主权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主权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篇（10）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无数中华儿女，更是初中学生思想教育取之不竭的重要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初中学生思想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对提高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初中学生思想教育的积极作用

有利于培养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对祖国充满热爱、忠诚的感情及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情感。初中学生将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要任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会成为鼓励初中学生将来参与祖国建设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更有利于初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林则徐等历代爱国英雄身上体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有利于培养初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许多初中生是在父母的宠爱下成长起来的，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动不动便对社会不满，怨老天不公，缺少社会责任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启迪人们将为国为民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值得初中学生学习，不但要有强烈的爱国义情感，更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体现出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有利于培养初中学生的道德情操。当前许多初中学生没有道德感，以自我为中心，缺少仁爱之心和感恩之心，骄傲自大、心胸狭隘，屡屡做出违背道德标准，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文化素质低下，道德水平不够。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对于道德情操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利于培养初中学生的意志力和自强精神。由于特殊的成长背景，初中学生中的许多人缺少吃苦耐劳的毅力，独立自主性差，甚至出现了家长跟到学校照顾起居的可笑场面，培养初中学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自立能力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柞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不强者不达”的自强精神，恰恰是中国初中学生身上缺少的品质。

有利于培养初中学生刻苦钻研、不断创新的精神。时代需要文明，时代呼唤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分不开，万里长城、都江堰、圆明园、四大发明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初中学生如果能够将这些文明和精神继承，那么在世界未来的发展必将是不可阻挡的。

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对初中学生思想教育的新途径

1.营造校园文化氛围

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们应该在学校营造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沐浴在文化的气息中，成长在文化的熏陶下。任何一门传统的文化艺术都是高雅的，不仅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还会弥漫在校园的每个脚落里，因此，在校园里创设一种文化艺术的氛围与之相适应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楼墙壁都是坚实冰冷的水泥砖墙，为使墙壁生动起来，我们可以对墙面进行创意，如将学生的书法、绘画作品进行装裱，把名人名言悬挂于墙上，让师生感到赏心悦目。

2.编写传统文化教育校本教材

校本教材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弘扬的基本载体，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重要环节，其宗旨要体现中华民族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价值，并结合地域的传统文化资源，突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可以向每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学生所需，可以开发书法课、楹联课、围棋课等校本课程。通过校本课程的研发，促进学生个性潜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个性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拓宽学生知识面，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

3.开展各种实践活动

篇（11）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现代法律要求研究的对象。对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尤其是儒、法、道三家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这无疑也是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面向法制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

一、中国传统法律起源概述

(一)中国传统法律源于何时

一是认为起源于五帝时代。如《管子·任法》有：“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皇帝之治也，置法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二是认为起源于夏代。这种观点是基于公共权力的设立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学说。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利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三是认为起源于商代。我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的殷墟甲骨资料推定，汉字出现于商代，因此中国传统法律也应当源于殷商时期。例如，陈顾远认为，“《中国法制史》之始页，惟有断自殷代”。

四是认为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现代法律被定义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我国传统法律起源的时候，从国家的起源作为探索点。我国古代法，早在黄帝时期就已见端倪，《皇帝李法》作为法的胚胎已孕育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母体之中。

(二)中国传统法律何以产生

关于中国法律何以产生，目前学术界还存在比较多的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刑起于兵”和“源于祭祀”这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刑起于兵。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使军纪、号令成为规范；战争促进了最早的审判制度；战争促进了惩罚手段的诞生。二是认为源于祭祀。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逐渐制度化，进而固定为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洞悉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以儒、法、道三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对以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特点这篇文章中有必要对这三家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儒家法律思想

“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人的道德发展为基点，论证了因人的道德成就而形成的道德等级的合理性，设计了“圣、贤、民”的道德等级秩序，并说明礼教是实现这种等级秩序的主要途径。当然，这种等级秩序是以服从于道德成就最高的‘圣人王’为归宿点的”，强调王要修德，以德市民众归顺。他论证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汉代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并且为后世“纳礼入律”奠定基础。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学派创始人是管仲。在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依法治国”。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在成文法运动中，法家学派的首要思想是经济，并且全面否定西周的立法、反对原先的政治结构。

在法家学派观点中：人性本恶。所以在法家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视预防犯罪，主张统治者应当通过赏罚安把人民纳入法治轨道。商鞅说：“民之性，饱而求实，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利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悉以论自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之所禁，而不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第二，法家提倡依法治国。所谓“依法治国”，最早有管子提出，他认为“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韩非子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主张。第三，以刑去刑。商鞅说：“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三)道家法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