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大全11篇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1）

【论文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中国都是发展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被影响者。 【论文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工业品出口额不断增加。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企业的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政治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问题，但就目前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计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研究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 （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台湾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根据SPSS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历史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 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领中国企业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11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法律、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自然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方法。目前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2）

一、关注金融危机背后的世界经济转型1.从长周期看，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属于世界产业周期的危机。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会成为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动力与契机。 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二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正是在IT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力结束后，缺乏新的引擎产业跟进，形成产业空洞的背景下，在高科技时期形成巨额剩余的资本开始流向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由金融投资家与房地产商合谋演绎出了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畸形引擎产业：虚拟经济。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产业周期危机，所以，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着力点，不仅仅是金融秩序重建，还有实体产业动力再造。 2.新能源革命的背后酝酿着世界经济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酝酿中新经济有以下三个标志。 一是新能源革命解决了在工业经济模式的框架内无法解决的人类文明难题。能源与环境是制约工业经济模式持续发展的世界难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发现这个难题以来，在持续的探索中越来越发现在工业经济的框架内无法解决。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是从对土地资源的依赖，转向对土地之下的化石能源的开发，启动了一个全新的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则标志着人类又一个全新财富生产模式与生产方式的诞生。 二是新能源将成为引爆一系列新兴产业与新技术诞生的先导产业或龙头产业。人类经济史上每一次技术与产业革命，都是从先导产业发展开始，然后引爆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产品诞生。衡量是否属于先导产业有三大特性：该产业必须是牵动全局的龙头产业，属于全覆盖的普适技术，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目前正在酝酿中新能源革命完全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三是驱动新能源革命的利益驱动机制已经成熟。长期以来，尽管全世界都认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非常重要，但却未能成为各国竞相投资对象。这是因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投资属于财富扣除的投资，属于投资与获利不对称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40多年的积累性发展，支持新能源发展技术（如风电、太阳能光伏与光热）的适用性与经济性开始达到与市场接轨程度。在这次应对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能源与环境一下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竞相投资对象，这绝不是发达国家对保护世界环境的道义水平大幅提升的结果，而是标志着推进能源与环境利益驱动机制开始形成。金融危机之所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契机，就在于经济危机使传统的产业与原有利益驱动机制造成重创的背景下，凸现了成长中新产业的优势，才使边缘化的产业进入政府决策与企业投资的视野。二、奥巴马新政旨在推动经济转型，抢占新经济高地一是奥巴马新政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抢占新经济高地。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把金融危机作为实体经济空心化危机来对待；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复兴美国经济、占领新经济高地的战略性产业来对待。 二是奥巴马新政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与结构调整，而不是眼下的经济增长。奥巴马上台以来，所走的三步棋，都是围绕如何推进结构性变革，强化经济竞争机体，提高竞争力而展开。第一步棋，出台在国会通过总量投资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确立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的复兴美国经济的长期目标。第二步棋，对处在危机中企业进行压力测试，强化美国经济微观组织机能。第三步棋，是经过半年的酝酿，美奥巴马于2009年6月17日在白宫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从制度创新的高度启动金融体制改革，为美国新经济航行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三是奥巴马新政把高科技与生态理念相结合聚焦的生态经济，上升到重塑美国形象与提升美国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在拐点时期，美国勇敢放弃了传统的制造业，把冷战时期积累起来的信息技术转向民用领域，把高科技作为国家战略主攻方向，由此使美国成为90年代高科技经济的最大赢家。具有原创与冒险精神传统的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3）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4）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视角；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书的开篇就宣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其二是它在方法论上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即以精密的方法论来指导研究[1]。他实然是指出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学科意义。作为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汇集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诸多学者，但由于其知识背景的不同导致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明显差异，甚至导致了基本对话平台的缺失，从“类型”与“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实有必要。尤其是对于社会学有独特研究意义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更具有“类”与“形”的区分，即如何从形式和实质上把握社会转型模式的起因、动力、机制、走向及运作逻辑应该是社会转型研究的前提。

一“类”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理论基础

正如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都起源于西方一样，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也发端于西方社会学界的探讨。由于受当时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基础的限制，西方学界一般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摹本来展开社会转型的研究。由此而出发，他们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即从类型的基点出发来着力于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异同，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及风险理论等各种观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过程首先起步于西欧的现代化进程。14、15世纪在古希腊各地由于其生存环境的需要及优越的海陆位置，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当时的希腊社会带来了相当的活力，不仅使古希腊原始氏族血缘组织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与地中海造就的各文明古国、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推动了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对商品的推崇极大地带动了后来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在这种商品理念的影响下，英国于18世纪率先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及美国也相继完成了初次的社会转型而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迅速推动了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并使其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些变化使之成为学术界称谓的“先发自致”类型社会转型模式。

在“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绩效感召及各种压力影响下，自20世纪40年代起世界其它非西方国家通过民族革命等形式而汇入全球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而也揭开了其全面社会转型的序幕，形成了诸如市场为主的、计划为主的及混合型的诸多发展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是在西方模式的启迪之下发端和进行的，也因此成为了被学术界称谓的“后发外生”类型模式。

在理论层面上，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两种类型模式的分析及形成的理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和理论中兴时期[2]。经典理论时期和实证研究时期主要是对“先发自致”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理论转向时期主要是对“后发外生”类型模式的一般分析，而理论中兴时期主要是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社会运作逻辑的探讨。但立论的基础即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即其一，“先发自致”模式是其它后来一切模式的典范和摹本；其二，人类社会的转型是必须的，是进步的标志，而且是一种单向直线性的社会进化。

经典理论时期的社会转型论以孔德、迪尔凯姆、滕尼斯等人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肯定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转型有统一的逻辑或模式，对它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的预见；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转型的要素可以以宗教、道德或技术等为主导，但最终社会的变化都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转型的结果是进步的，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混乱到有序的运动，而且这一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转型的道路是一元的，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快慢之分，其因果机制和变化序列却是一致的，其标准模式就是西方社会。最典型的是各位论者都将“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孔德认为，“人的智力和思想”对社会变迁与进化有着决定作用，他说，人类智力发展具有三阶段的规律，“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的每一个知识部门，都相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3]与此相拌，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相应地经历了会、过渡社会（中世纪）和工业社会（实证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迪尔凯姆一生的学术兴趣在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秩序或整合。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蓬勃兴起，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众多的个人通过何种途径联结成一个整体而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使用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团结”。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经历了“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于“集体意识”，而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是社会分工的结果[4]。滕尼斯虽然持一种非进步的进化观，断定人类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但其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展开，他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即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从“共同体”走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5]。

实证研究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理论贡献是在经典理论时期系列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了对“先发自致”模式内在社会机制揭示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主要以经验成果为依据，寻求对经典的线性一元转型观念的支持。其理论出发点仍是进化论。这一时期的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经典理论时期的观点，转换了研究视角，这表现在力图回避从历史哲学上对社会进化与转型进行思辩性的建构，并尝试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对转型模式进行描述性与实证性的说明。如果说经典理论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转型模式研究为重点，那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则转向较为具体的“先发自致”国家转型过程的描述。其代表人物是属于过渡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和20世纪50年代占据世界社会学霸主地位的帕森斯。作为开创性和过渡性人物，马克斯·韦伯特别关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分析，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起源、发展及动力的解析上。如他利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主要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至少三个方面，即，对理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对官僚科层制的研究。其实质性贡献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倒退、进化中的退化”。[6]帕森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创立了“结构——功能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从帕森斯始“后发外生”国家的发展纳入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的主流（关于这点后文将有重点阐述）。帕森斯从整体入手的思维研究方法突破了其以前的理论研究将社会设想为“传统”与“现代”二极，然后从某个切入点去推演社会进化的过程。但虽然如此，实证研究时期的理论并没有从理念上突破经典假设，即仍然坚持同一种转型终极目标，因此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趋同论和进化论是各派研究者的共同特点。

理论转向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探讨和反思“后发外生”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的社会内在机制问题。最初的转向是肯定转型道路的分化，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先发自致”国家相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西方的“表率作用”被破坏；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后发外生”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许诺”和诱导下，纷纷接受了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方化”和“经济增长第一”的社会转型模式，采取了系列对西方开放、引进外国资本、输入西方科技和优先发展经济的转型战略，然而尽管经济在一个时期内明显增长，但政治社会问题却日益突出，表现为经济上“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政治上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定；社会方面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以东亚为主要区域的“异西方”儒家文明圈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西方学界的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进入批判性反思阶段，相继提出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假说。这些新转型理论在重新审视现代化标准时，也开始对彻底反传统的假定产生了怀疑，因为“后发外生”国家的许多所谓传统社会的要素可能成为支持现代化社会构架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显然，西方标准的现代化范型的神圣感消失了，一种多元的转型模式开始兴起。

依附论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单纯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从“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为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心-边陲”关系是其主要分析框架。但又应看到，这种分析框架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二分法，而自己却陷入了简单的“发达-不发达”、“核心-边陲”概念逻辑中，同时它虽然否定了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即文化方面的内因决定论，但自己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世界体系论曾被称为“抓住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它主要是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只注重单个国家研究的局限，也克服了依附理论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的轻率，它将分析单位界定为“世界体系”，而非个别孤立的国家，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整体，其整体变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展现出来，决定着单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体系内“核心-半边陲-边陲”构成了其动态性的分析维度。但它的视野只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又有其内在的缺陷。全球化理论试图从时间与空间上的全球社会相互影响来观察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模式，对以往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并对全球历史进程作出新的解释。“分化-整合”是其主要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在分裂的同时也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引发着冲突，在实现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特殊化。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着力于从局部的切入点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新的解读。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发展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发展理论对“后发外生”型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新观点，它不再坚持“先发自致”国家的标准样板，而是追求多样性。特别是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理论特别注意文化与价值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成功的重要前提，如对东亚区域国家或地区在转型中维持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在社会转型目标上，仍然保留着“先发自致”国家那种诸如民主、自由竞争、合理的行政管理、个人主义伦理观等方面的认同，也即没有彻底摆脱“先发自致”社会转型模式的桎梏。

在“类”研究方面，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而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普遍缺乏关注。特别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性变化逻辑有所忽视。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都走向了体制改革或转轨的征途。有的国家侧重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有的国家侧重于政治体制的重建，有的则是总体性社会的大转型，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由于这些国家的变革既非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也非从边陲走向中心，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另类转换，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而前述的社会转型模式分析视角或方法都对之没有解释或说明力度。于此，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路径依赖、运作逻辑、社会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就构成了真正的社会转型理论。这种社会转型理论既可以说是前述社会转型理论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研究领域[7]，这种研究促使了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中兴。

从“类”研究的角度出发，西方学界将这种社会转型国家大体划分为三类，即渐进式的中国模式、突变式的俄罗斯模式和混合式的东欧模式。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但也有一些共识：即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也即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8]。在这种共识之下，各国的学者进行了有关“形”的研究。如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撒列尼在其市场转型理论中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问题。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在工资收入方面是相当平均主义的，但在住房和其它社会福利方面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并认为，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能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9]。边燕杰和约翰·罗根1996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和权力持续：都市中国变化中的分层体系》一文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因而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和城市单位制也基本没有被动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政治权力保持了对资源的控制，权力也就得以持续。中国的市场体制就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市场体系中占有优先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倪志伟的系列研究揭示出市场转型会导致权力转移，如1989年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而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即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因为无论是对物资资源还是对人力资源的控制都是从再分配的官僚转向市场。1991年发表的《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在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中国》认为，由于改革并未完成，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仍然起作用，因而政治权力并非一夜之间就贬值的，还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在这种条件下，干部依赖权力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市场里同时得到经济回报。针对学界的有关批评，1996年他又发表了《一个市场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类型的复杂性和权力资本的回报问题。文中他将中国的经济类型一分为四，即内地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沿海的合作主义经济、沿海的再分配经济和沿海自由放任型经济，认为，前三种经济类型中掌握权力的干部会得到可观的经济回报，而在自由放任型经济类型中，干部的经济回报会相应下降[10]。等等。

总之，对于社会转型模式的“类”研究主要在于揭示“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形成了系列宏观理论。正如孙立平教授所总结的，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研究诞生了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诞生了发展理论，而对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研究则催生了社会转型理论。

二“形”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内在依据

所谓“类”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类型研究，即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所形成的种类研究，如前文所述的“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所谓“形”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形态”研究，是指社会转型的形式或表现，如后文将阐释的渐进型模式、突变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类”与“形”的结合构成了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的完整体系。一般而言，“类”研究是一种历史进程，其研究范围包括了所有的人类社会，而“形”研究是一种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特指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型研究，即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专用名词，是西方的舶来品。据现有的资料看，台湾地区的社会学家蔡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为“社会转型”，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11]。在中国大陆，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的是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12]。至此之后，社会转型“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13]，正如李培林研究员后来所总结的“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14]。“模式”一词来源于发展经济学的术语，后被移植到社会学研究，是指“对不同时空下不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经验概括，或曰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组合方式”[15]。社会转型模式是指“整个社会文化的结构的转变”。而对其的研究一般而言本土学者的探讨要深入而且丰富。

对于中国渐进型社会转型模式中国的本土学者主要关注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研究方法上既有实证性的定量、定性研究，也有思辩式的理论概括研究。但在具体的分析点上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从现有的资料看，有代表性的目前就有三种。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围也特指中国、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本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运作逻辑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研究视角[16]。李培林研究员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社会结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中心和突破口。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一发展指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17]。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或者说从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18]。还有诸如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转型所下的三级规定，即事实性规定方面认为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实质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指“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与发展”；结构层次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在社会形态层次下的“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19]。等等。对社会转型的概念定义中心点不同，必然也导致研究的重点及结论有明显的差异。孙立平教授创造性地用“断裂与失衡”的概念围绕中国社会1978年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了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模式体现出三个不同的特点，即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性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由此他至少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中国总体性社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即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表现在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二，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80年代社会资源的扩散使全体民众特别是使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但90年代是资源集中的时代，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正以结构断裂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为社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城乡之间严重失衡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一时；第三，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中国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或基础，合作主义的体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第四，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改革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即非正式制度的生长与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20]。李培林研究员认为，“中国经验”即中国社会转型模式的特点应体现在六个方面：即渐进性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与谨慎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以及坚持对外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21]。郑杭生教授根据其传统与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转型论认为，就中国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的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思想的复苏；还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等。认为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这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22]。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模式“形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于东欧国家“混合型”社会转型模式其本土学者主要是基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市场-再分配”二元分析框架。在分析中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干部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社会地位下降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其它社会资源更为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新机会？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除前文已经介绍的几种观点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如匈牙利学者汉吉斯在其《东欧的替代之路》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骤然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攫取财富的阶级”。波兰学者斯坦尼斯基也用“政治资本主义”概念提出同样的观点，“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23]。这两种观点实际都承认，干部在改革前的体制中所获得的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可以转化为市场中的优势，这样即使在新的市场体制中，他们仍可以保持精英地位不坠，只不过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对于转型路径的分析学界存在着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经承认转型道路选择的高度不确立性，“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我们预先并不清楚稳定政策在没有市场的初始环境中如何起作用”，更可笑的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而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24]”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则重点分析协调机制对于改革模式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存在着四种基本协调机制，即行政协调、市场协调、伦理协调和强制协调。行政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鼓励个人与组织接受协调者运用行政手段做出的决定；市场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和法律上平等的关系，买卖实行自由价格；伦理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的关系，它们既不受行政命令指挥，也不受了利益的驱使，协调是基于互惠和互助，并通过惯例或传统方式确立下来；强制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上级对下级施加一种随意的强力[25]。他认为，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是匈牙利社会转型模式的主要特色。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6]，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打破现有社会体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是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罗斯快速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俄罗斯学界痛苦反思的阶段。面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生产急剧下滑、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和国力急剧衰弱等现实俄学界对西方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巨大怀疑。一般而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过程和四大流派。三个过程主要是以俄社会变迁的历程来划分的，即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体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后进现代化理论阶段和当代的多元反思阶段。社会主体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在前苏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俄整个社会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是尽快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集权向民主的市民社会体制过渡，然而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社会学家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第二过程主要是探讨适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俄女社会学家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她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一模式发展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认为，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简单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她主张后进国家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识选择自我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27]。“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是在纳乌莫娃的启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会学界的资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娅、亚多夫和阿希耶泽尔等人为代表。

所谓“四大流派”是指俄社会学界对俄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的不同认识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们是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扎斯拉夫斯卡娅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亚多夫的“西化理论”和阿希耶泽尔的“文化分裂”理论。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论分为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她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28]。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29]。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30]。

三 比较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揭示

相对于“类型”与“形态”的宏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比较研究有五种表现形式，即通观式比较、局部式比较、衬托式比较、批评式比较和融会式比较。这五种形式的采用取决于研究者知识背景及研究主题的差异，于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而言，局部式比较和衬托式比较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其理论依据在于，其一，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构成了比较研究的科学依据。各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与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不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是不均衡的。综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相互追赶及后来者居上的一幅曲曲折折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前述的“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与“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其三，历史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世界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进程中，大至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社会政策均处于相互联系中，无论是从时空距离还是从纵横的发展历程看都是如此。

运用比较方法的中心主旨是发现和研究比较对象之间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同与异，并探寻产生此异同的原因，即追寻研究主题的本质。一般而言，比较研究在操作层面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以转型模式研究为例，首要的一步便是渐进性模式、突变性模式和混合性模式的个案深入研究。即首先把比较的对象分别作为独立的整体，具体历史地分析其转型模式赖以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如自然环境、地理差别、社会状况等），在充分认识到了某一模式发生、发展乃至衰亡的内外条件及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时间性和地方性的类型。再从转型模式发生的时间差异、空间的阻隔与联系等方面将它与另一转型模式的同类现象进行对比，从而较完整地把握其转型模式特定的基本意义和历史现实特征。这是一种以现象或表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步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建立“理想类型”的概念工具分析方法，即从特定角度和需求出发，将社会转型的各种特征抽象为一系列非时间非地域性的类型，作为进行现象比较的边界清晰的参照点，再根据这些类型来说明某转型模式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并从不同模式的差异中探求更高普遍性的东西；第三步是追寻比较的意义即比较不是平铺直叙、简单地堆积罗列现象，而是为了总结、理论化“中国经验”，换句话说是为了从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求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具体而言，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基础方面有许多相似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而言，两国都曾经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社会跳跃，从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两国都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同西方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两国从国土、人口等方面衡量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不同于大多数中小国家；两国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不同于英美等“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两国在自然资源的总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等资源贫乏的国家；等等。中国与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相比，在改革思路、进程方面有值得比较的相似点。两国都是首先纠正前领导人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坚决停止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航道；两国都是农业改革先行，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从调整生产关系和松绑减负入手。匈牙利是重新组建农业合作社，中国则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制度；两国的改革取向都是要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以取代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两国都提出了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终极目标；等等。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进程等方面有一些相似点，如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休克疗法”的转型策略、政治体制的全面西化等等。

共同性只是为社会转型模式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必要前提，差异性更是展开比较的重要基础。以中俄为例，差异性是明显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理论上说是由转型前的本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指导思想上是由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向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转变；中心工作由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向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社会建设转变，特别是坚持了政体的连续性；经济上由计划经济结构向更为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不是西方国家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社会形态上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及工业社会的转换。如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劳动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从事大农业及发展创造了条件，劳动力的解放又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农村社会分化；同时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形成了系列不同的层次，如对外开放的领域面向全球呈立体交叉状况，开放的内容不仅实行经济技术方面的，而且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等等。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首要的是与其国家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31]。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始终处在两种结构性矛盾复合联动而导致的困境中，内部性矛盾（国家与社会）和外部性矛盾（国家与世界）的特殊结构困扰着转型中的俄罗斯，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发展轨迹；与中国、东欧国家一样，虽然三方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即建立起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但前苏联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始作俑者，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有半个世纪，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已形成习惯，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较高，因而缺乏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内在的动力；前苏联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限定了当时的苏联决策者选择改革道路的空间，导致了前苏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也导致了后期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灾难性后果[32]，等等。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与中国、俄罗斯有些不一样，表现为：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政治巨变，从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这种转变为实施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使得迅速地转变经济体制成为可能；东欧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平等成为其混合性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东欧国家长期以来模仿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虽然有助于其尽快摆脱落后、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及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却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社会指标方面东欧国家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等都有良好的基础；在转型的突破口上东欧国家普遍以有限的私有化为开端，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体制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更多考虑到了其国情的特殊性要求[33]，等等。

诚然，目前对中国的渐进模式、俄罗斯的突变模式和东欧国家的混合模式的优劣武断地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也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上述的三种模式发生与形成的初始条件即共同点与差异点比较无疑为转型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通过比较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揭示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

[1]马尔科姆·沃特斯著，杨善华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学界的一般认识是将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如孙慕天、刘玲玲就认为只有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和理论转向时期。见其《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广义的社会转型定义，另一方面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所发生的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研究。

[3]孔德，《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转引自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02页。

[4]埃米尔·迪尔凯姆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180-219页。

[5]参阅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41页。

[6]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7]孙立平教授认为，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明显的独特性。因此他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特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理论是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极。见其《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8]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9]转自孙立平，《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10]转自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4-336页。

[11]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第66、189页。

[1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3]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4]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页。

[15]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16]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7]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8]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19]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2-433页。

[20]具体参见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及《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文和专著。

[21]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载于《中国社会学学会论文集》，2005年10月。

[22]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23]转引自郑杭生、李路路等著，《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24]热若尔·罗兰著，张帆等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8页。

[25]亚诺什·科尔内，《矛盾与困境》，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孔田平著，《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7页。

[26]潘大渭，《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思考》，《俄罗斯研究》2004年1期。

[27] Наумова Г.Ф. Рецидивирующ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беда, вина, рекурс человека. М. Эдиторал УРСС.1999.

[28] Заславская Т.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Дело. 2002.

[29] Ядов. Социальные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теории, практи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осква,2002.

[30] Ахиезер А. С. Россия：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Мир России.1995г. 1.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视角；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书的开篇就宣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其二是它在方法论上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即以精密的方法论来指导研究[1]。他实然是指出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学科意义。作为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汇集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诸多学者，但由于其知识背景的不同导致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明显差异，甚至导致了基本对话平台的缺失，从“类型”与“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实有必要。尤其是对于社会学有独特研究意义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更具有“类”与“形”的区分，即如何从形式和实质上把握社会转型模式的起因、动力、机制、走向及运作逻辑应该是社会转型研究的前提。

一“类”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理论基础

正如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都起源于西方一样，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也发端于西方社会学界的探讨。由于受当时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基础的限制，西方学界一般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摹本来展开社会转型的研究。由此而出发，他们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即从类型的基点出发来着力于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异同，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及风险理论等各种观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过程首先起步于西欧的现代化进程。14、15世纪在古希腊各地由于其生存环境的需要及优越的海陆位置，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当时的希腊社会带来了相当的活力，不仅使古希腊原始氏族血缘组织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与地中海造就的各文明古国、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推动了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对商品的推崇极大地带动了后来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在这种商品理念的影响下，英国于18世纪率先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及美国也相继完成了初次的社会转型而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迅速推动了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并使其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些变化使之成为学术界称谓的“先发自致”类型社会转型模式。

在“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绩效感召及各种压力影响下，自20世纪40年代起世界其它非西方国家通过民族革命等形式而汇入全球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而也揭开了其全面社会转型的序幕，形成了诸如市场为主的、计划为主的及混合型的诸多发展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是在西方模式的启迪之下发端和进行的，也因此成为了被学术界称谓的“后发外生”类型模式。

在理论层面上，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两种类型模式的分析及形成的理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和理论中兴时期[2]。经典理论时期和实证研究时期主要是对“先发自致”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理论转向时期主要是对“后发外生”类型模式的一般分析，而理论中兴时期主要是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社会运作逻辑的探讨。但立论的基础即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即其一，“先发自致”模式是其它后来一切模式的典范和摹本；其二，人类社会的转型是必须的，是进步的标志，而且是一种单向直线性的社会进化。

经典理论时期的社会转型论以孔德、迪尔凯姆、滕尼斯等人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肯定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转型有统一的逻辑或模式，对它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的预见；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转型的要素可以以宗教、道德或技术等为主导，但最终社会的变化都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转型的结果是进步的，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混乱到有序的运动，而且这一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转型的道路是一元的，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快慢之分，其因果机制和变化序列却是一致的，其标准模式就是西方社会。最典型的是各位论者都将“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孔德认为，“人的智力和思想”对社会变迁与进化有着决定作用，他说，人类智力发展具有三阶段的规律，“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的每一个知识部门，都相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3]与此相拌，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相应地经历了军事社会、过渡社会（中世纪）和工业社会（实证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迪尔凯姆一生的学术兴趣在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秩序或整合。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蓬勃兴起，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众多的个人通过何种途径联结成一个整体而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使用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团结”。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经历了“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于“集体意识”，而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是社会分工的结果[4]。滕尼斯虽然持一种非进步的进化观，断定人类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但其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展开，他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即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从“共同体”走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5]。

实证研究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理论贡献是在经典理论时期系列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了对“先发自致”模式内在社会机制揭示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主要以经验成果为依据，寻求对经典的线性一元转型观念的支持。其理论出发点仍是进化论。这一时期的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经典理论时期的观点，转换了研究视角，这表现在力图回避从历史哲学上对社会进化与转型进行思辩性的建构，并尝试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对转型模式进行描述性与实证性的说明。如果说经典理论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转型模式研究为重点，那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则转向较为具体的“先发自致”国家转型过程的描述。其代表人物是属于过渡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和20世纪50年代占据世界社会学霸主地位的帕森斯。作为开创性和过渡性人物，马克斯·韦伯特别关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分析，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起源、发展及动力的解析上。如他利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主要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至少三个方面，即，对理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对官僚科层制的研究。其实质性贡献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倒退、进化中的退化”。[6]帕森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创立了“结构——功能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从帕森斯始“后发外生”国家的发展纳入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的主流（关于这点后文将有重点阐述）。帕森斯从整体入手的思维研究方法突破了其以前的理论研究将社会设想为“传统”与“现代”二极，然后从某个切入点去推演社会进化的过程。但虽然如此，实证研究时期的理论并没有从理念上突破经典假设，即仍然坚持同一种转型终极目标，因此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趋同论和进化论是各派研究者的共同特点。

理论转向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探讨和反思“后发外生”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的社会内在机制问题。最初的转向是肯定转型道路的分化，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先发自致”国家相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西方的“表率作用”被破坏；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后发外生”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许诺”和诱导下，纷纷接受了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方化”和“经济增长第一”的社会转型模式，采取了系列对西方开放、引进外国资本、输入西方科技和优先发展经济的转型战略，然而尽管经济在一个时期内明显增长，但政治社会问题却日益突出，表现为经济上“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政治上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定；社会方面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以东亚为主要区域的“异西方”儒家文明圈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西方学界的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进入批判性反思阶段，相继提出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假说。这些新转型理论在重新审视现代化标准时，也开始对彻底反传统的假定产生了怀疑，因为“后发外生”国家的许多所谓传统社会的要素可能成为支持现代化社会构架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显然，西方标准的现代化范型的神圣感消失了，一种多元的转型模式开始兴起。

依附论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单纯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从“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为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心-边陲”关系是其主要分析框架。但又应看到，这种分析框架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二分法，而自己却陷入了简单的“发达-不发达”、“核心-边陲”概念逻辑中，同时它虽然否定了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即文化方面的内因决定论，但自己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世界体系论曾被称为“抓住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它主要是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只注重单个国家研究的局限，也克服了依附理论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的轻率，它将分析单位界定为“世界体系”，而非个别孤立的国家，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整体，其整体变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展现出来，决定着单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体系内“核心-半边陲-边陲”构成了其动态性的分析维度。但它的视野只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又有其内在的缺陷。全球化理论试图从时间与空间上的全球社会相互影响来观察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模式，对以往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并对全球历史进程作出新的解释。“分化-整合”是其主要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在分裂的同时也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引发着冲突，在实现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特殊化。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着力于从局部的切入点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新的解读。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发展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发展理论对“后发外生”型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新观点，它不再坚持“先发自致”国家的标准样板，而是追求多样性。特别是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理论特别注意文化与价值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成功的重要前提，如对东亚区域国家或地区在转型中维持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在社会转型目标上，仍然保留着“先发自致”国家那种诸如民主、自由竞争、合理的行政管理、个人主义伦理观等方面的认同，也即没有彻底摆脱“先发自致”社会转型模式的桎梏。

在“类”研究方面，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而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普遍缺乏关注。特别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性变化逻辑有所忽视。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都走向了体制改革或转轨的征途。有的国家侧重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有的国家侧重于政治体制的重建，有的则是总体性社会的大转型，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由于这些国家的变革既非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也非从边陲走向中心，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另类转换，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而前述的社会转型模式分析视角或方法都对之没有解释或说明力度。于此，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路径依赖、运作逻辑、社会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就构成了真正的社会转型理论。这种社会转型理论既可以说是前述社会转型理论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研究领域[7]，这种研究促使了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中兴。

从“类”研究的角度出发，西方学界将这种社会转型国家大体划分为三类，即渐进式的中国模式、突变式的俄罗斯模式和混合式的东欧模式。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但也有一些共识：即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也即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8]。在这种共识之下，各国的学者进行了有关“形”的研究。如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撒列尼在其市场转型理论中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问题。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在工资收入方面是相当平均主义的，但在住房和其它社会福利方面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并认为，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能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9]。边燕杰和约翰·罗根1996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和权力持续：都市中国变化中的分层体系》一文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因而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和城市单位制也基本没有被动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政治权力保持了对资源的控制，权力也就得以持续。中国的市场体制就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市场体系中占有优先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倪志伟的系列研究揭示出市场转型会导致权力转移，如1989年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而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即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因为无论是对物资资源还是对人力资源的控制都是从再分配的官僚转向市场。1991年发表的《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在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中国》认为，由于改革并未完成，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仍然起作用，因而政治权力并非一夜之间就贬值的，还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在这种条件下，干部依赖权力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市场里同时得到经济回报。针对学界的有关批评，1996年他又发表了《一个市场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类型的复杂性和权力资本的回报问题。文中他将中国的经济类型一分为四，即内地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沿海的合作主义经济、沿海的再分配经济和沿海自由放任型经济，认为，前三种经济类型中掌握权力的干部会得到可观的经济回报，而在自由放任型经济类型中，干部的经济回报会相应下降[10]。等等。

总之，对于社会转型模式的“类”研究主要在于揭示“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形成了系列宏观理论。正如孙立平教授所总结的，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研究诞生了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诞生了发展理论，而对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研究则催生了社会转型理论。

二“形”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内在依据

所谓“类”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类型研究，即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所形成的种类研究，如前文所述的“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所谓“形”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形态”研究，是指社会转型的形式或表现，如后文将阐释的渐进型模式、突变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类”与“形”的结合构成了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的完整体系。一般而言，“类”研究是一种历史进程，其研究范围包括了所有的人类社会，而“形”研究是一种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特指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型研究，即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专用名词，是西方的舶来品。据现有的资料看，台湾地区的社会学家蔡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为“社会转型”，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11]。在中国大陆，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的是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12]。至此之后，社会转型“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13]，正如李培林研究员后来所总结的“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14]。“模式”一词来源于发展经济学的术语，后被移植到社会学研究，是指“对不同时空下不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经验概括，或曰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组合方式”[15]。社会转型模式是指“整个社会文化的结构的转变”。而对其的研究一般而言本土学者的探讨要深入而且丰富。

对于中国渐进型社会转型模式中国的本土学者主要关注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研究方法上既有实证性的定量、定性研究，也有思辩式的理论概括研究。但在具体的分析点上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从现有的资料看，有代表性的目前就有三种。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围也特指中国、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本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运作逻辑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研究视角[16]。李培林研究员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社会结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中心和突破口。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一发展指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17]。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或者说从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18]。还有诸如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转型所下的三级规定，即事实性规定方面认为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实质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指“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与发展”；结构层次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在社会形态层次下的“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19]。等等。对社会转型的概念定义中心点不同，必然也导致研究的重点及结论有明显的差异。孙立平教授创造性地用“断裂与失衡”的概念围绕中国社会1978年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了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模式体现出三个不同的特点，即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性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由此他至少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中国总体性社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即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表现在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二，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80年代社会资源的扩散使全体民众特别是使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但90年代是资源集中的时代，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正以结构断裂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为社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城乡之间严重失衡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一时；第三，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中国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或基础，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第四，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改革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即非正式制度的生长与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20]。李培林研究员认为，“中国经验”即中国社会转型模式的特点应体现在六个方面：即渐进性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与谨慎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以及坚持对外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21]。郑杭生教授根据其传统与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转型论认为，就中国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的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思想的复苏；还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等。认为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这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22]。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模式“形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于东欧国家“混合型”社会转型模式其本土学者主要是基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市场-再分配”二元分析框架。在分析中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干部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社会地位下降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其它社会资源更为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新机会？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除前文已经介绍的几种观点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如匈牙利学者汉吉斯在其《东欧的替代之路》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骤然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攫取财富的阶级”。波兰学者斯坦尼斯基也用“政治资本主义”概念提出同样的观点，“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23]。这两种观点实际都承认，干部在改革前的体制中所获得的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可以转化为市场中的优势，这样即使在新的市场体制中，他们仍可以保持精英地位不坠，只不过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对于转型路径的分析学界存在着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经承认转型道路选择的高度不确立性，“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我们预先并不清楚稳定政策在没有市场的初始环境中如何起作用”，更可笑的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而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24]”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则重点分析协调机制对于改革模式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存在着四种基本协调机制，即行政协调、市场协调、伦理协调和强制协调。行政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鼓励个人与组织接受协调者运用行政手段做出的决定；市场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和法律上平等的关系，买卖实行自由价格；伦理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的关系，它们既不受行政命令指挥，也不受了利益的驱使，协调是基于互惠和互助，并通过惯例或传统方式确立下来；强制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上级对下级施加一种随意的强力[25]。他认为，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是匈牙利社会转型模式的主要特色。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6]，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打破现有社会体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是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罗斯快速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俄罗斯学界痛苦反思的阶段。面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生产急剧下滑、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和国力急剧衰弱等现实俄学界对西方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巨大怀疑。一般而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过程和四大流派。三个过程主要是以俄社会变迁的历程来划分的，即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体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后进现代化理论阶段和当代的多元反思阶段。社会主体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在前苏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俄整个社会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是尽快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集权向民主的市民社会体制过渡，然而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社会学家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第二过程主要是探讨适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俄女社会学家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她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一模式发展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认为，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简单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她主张后进国家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识选择自我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27]。“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是在纳乌莫娃的启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会学界的资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娅、亚多夫和阿希耶泽尔等人为代表。

所谓“四大流派”是指俄社会学界对俄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的不同认识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们是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扎斯拉夫斯卡娅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亚多夫的“西化理论”和阿希耶泽尔的“文化分裂”理论。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论分为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她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的制度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28]。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29]。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民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30]。 三 比较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揭示

相对于“类型”与“形态”的宏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比较研究有五种表现形式，即通观式比较、局部式比较、衬托式比较、批评式比较和融会式比较。这五种形式的采用取决于研究者知识背景及研究主题的差异，于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而言，局部式比较和衬托式比较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其理论依据在于，其一，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构成了比较研究的科学依据。各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与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不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是不均衡的。综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相互追赶及后来者居上的一幅曲曲折折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前述的“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与“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其三，历史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世界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进程中，大至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社会政策均处于相互联系中，无论是从时空距离还是从纵横的发展历程看都是如此。

运用比较方法的中心主旨是发现和研究比较对象之间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同与异，并探寻产生此异同的原因，即追寻研究主题的本质。一般而言，比较研究在操作层面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以转型模式研究为例，首要的一步便是渐进性模式、突变性模式和混合性模式的个案深入研究。即首先把比较的对象分别作为独立的整体，具体历史地分析其转型模式赖以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如自然环境、地理差别、社会状况等），在充分认识到了某一模式发生、发展乃至衰亡的内外条件及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时间性和地方性的类型。再从转型模式发生的时间差异、空间的阻隔与联系等方面将它与另一转型模式的同类现象进行对比，从而较完整地把握其转型模式特定的基本意义和历史现实特征。这是一种以现象或表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步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建立“理想类型”的概念工具分析方法，即从特定角度和需求出发，将社会转型的各种特征抽象为一系列非时间非地域性的类型，作为进行现象比较的边界清晰的参照点，再根据这些类型来说明某转型模式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并从不同模式的差异中探求更高普遍性的东西；第三步是追寻比较的意义即比较不是平铺直叙、简单地堆积罗列现象，而是为了总结、理论化“中国经验”，换句话说是为了从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求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具体而言，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基础方面有许多相似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而言，两国都曾经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社会跳跃，从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两国都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同西方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两国从国土、人口等方面衡量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不同于大多数中小国家；两国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不同于英美等“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两国在自然资源的总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等资源贫乏的国家；等等。中国与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相比，在改革思路、进程方面有值得比较的相似点。两国都是首先纠正前领导人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坚决停止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航道；两国都是农业改革先行，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从调整生产关系和松绑减负入手。匈牙利是重新组建农业合作社，中国则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两国的改革取向都是要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以取代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两国都提出了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终极目标；等等。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进程等方面有一些相似点，如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休克疗法”的转型策略、政治体制的全面西化等等。

共同性只是为社会转型模式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必要前提，差异性更是展开比较的重要基础。以中俄为例，差异性是明显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理论上说是由转型前的本本的社会主义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指导思想上是由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向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转变；中心工作由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向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社会建设转变，特别是坚持了政体的连续性；经济上由计划经济结构向更为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不是西方国家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社会形态上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及工业社会的转换。如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劳动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从事大农业及发展创造了条件，劳动力的解放又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农村社会分化；同时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形成了系列不同的层次，如对外开放的领域面向全球呈立体交叉状况，开放的内容不仅实行经济技术方面的，而且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等等。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首要的是与其国家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31]。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始终处在两种结构性矛盾复合联动而导致的困境中，内部性矛盾（国家与社会）和外部性矛盾（国家与世界）的特殊结构困扰着转型中的俄罗斯，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发展轨迹；与中国、东欧国家一样，虽然三方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即建立起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但前苏联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始作俑者，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有半个世纪，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已形成习惯，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较高，因而缺乏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内在的动力；前苏联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限定了当时的苏联决策者选择改革道路的空间，导致了前苏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也导致了后期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灾难性后果[32]，等等。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与中国、俄罗斯有些不一样，表现为：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政治巨变，从一党执政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这种转变为实施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使得迅速地转变经济体制成为可能；东欧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平等成为其混合性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东欧国家长期以来模仿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虽然有助于其尽快摆脱落后、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及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却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社会指标方面东欧国家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等都有良好的基础；在转型的突破口上东欧国家普遍以有限的私有化为开端，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体制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更多考虑到了其国情的特殊性要求[33]，等等。

诚然，目前对中国的渐进模式、俄罗斯的突变模式和东欧国家的混合模式的优劣武断地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也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上述的三种模式发生与形成的初始条件即共同点与差异点比较无疑为转型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通过比较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揭示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转贴于

[1]马尔科姆·沃特斯著，杨善华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学界的一般认识是将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如孙慕天、刘玲玲就认为只有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和理论转向时期。见其《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广义的社会转型定义，另一方面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所发生的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研究。

[3]孔德，《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转引自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02页。

[4]埃米尔·迪尔凯姆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180-219页。

[5]参阅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41页。

[6]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7]孙立平教授认为，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明显的独特性。因此他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特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理论是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极。见其《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8]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9]转自孙立平，《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10]转自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4-336页。

[11]蔡明哲，《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第66、189页。

[1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3]袁方等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14]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页。

[15]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16]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7]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8]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19]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2-433页。

[20]具体参见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及《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文和专著。

[21]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载于《中国社会学学会论文集》，2005年10月。

[22]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定进展》，《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年第12期。

[23]转引自郑杭生、李路路等著，《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24]热若尔·罗兰著，张帆等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8页。

[25]亚诺什·科尔内，《矛盾与困境》，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孔田平著，《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37页。

[26]潘大渭，《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思考》，《俄罗斯研究》2004年1期。

[27] Наумова Г.Ф. Рецидивирующ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беда， вина， рекурс человека. М. Эдиторал УРСС.1999.

[28] Заславская Т.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Дело. 2002.

[29] Ядов. Социальные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теории， практи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осква，2002.

[30] Ахиезер А. С. Россия：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Мир России.1995г. 1.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7）

11月25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将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这个关于中国华商转型发展主题的第一论坛，将成为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与经验的有效平台。

本届论坛在求是杂志社指导下，由求是《小康》杂志社与佛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佛山何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论坛得到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注、支持，和海内外众多知名大企业的积极参与。

沿袭品牌资源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攻坚时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与转型，已成为党和国家共同的重大使命，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途径。

转型发展系列论坛为求是《小康》杂志社下属“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的分论坛，是针对经济社会转型打造的专业性、高规格、高品位、研讨型论坛品牌，资源丰富、影响广泛，集权威性、学术性、互动性于一体。“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经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编委会批准举办，是国家清理整顿各类论坛之后经批准保留、继续每年举办一届的权威论坛，是唯一以全面小康为主题的部级大型论坛。2005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地方党政官员及社会名流等累计数千人积极参与，近百家媒体追踪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确立了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为进一步深入探讨“转型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的理论与实践，吸引各界精英积极开展争鸣和交流，求是《小康》杂志社面向世界，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将沿袭“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的品牌影响和丰厚资源，精心设计选题，周密筹划，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各级党政领导及企业决策者、主流媒体记者等精英人士参会，确保论坛言论、争鸣的独到性和新闻价值，确保相关成果具有切实的实践意义和广泛影响力。

转型中的机遇

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挫，三五年内难以走出危机的影响。美欧日市场的疲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近日接受采访中认为，上述情况固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危机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危机，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危机，采取什么政策来应对危机。

他指出先例，“在90年代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妥善应对，曾经成功地化危机为机遇，面对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只要应对得当，同样也能够化危为机。”

郑新立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至少为我国发展带来难得的五大机遇：首先是扩大内需的机遇，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的吸纳能力减弱，制造一些贸易摩擦，会对我们出口的增长带来一定的阻力，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内需扩大的空间是很大的。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轨道交通，特别是高速公路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和城市地铁的建设。

他提供了一组数字：美国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万公里的铁路，现在拆掉了一些还有20多万公里。而中国到现在还不到10万公里。“如果我们用10年或20年的时间建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速铁路的网络，会把中国统一的大市场紧紧地连在一起。如果重载列车的运煤专线建成，能够把内蒙古的煤运到湖南、湖北，把新疆的煤运到中东部地区，这样就可以解决能源产地和用电负荷重点地区之间的矛盾，大大缓解沿海地区、南方能源短缺的局面。”郑新立说。

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解决城市新“三难”（“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停车难”）方面改善民生的机遇；倒逼机制下，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产业升级的机遇；以及国际并购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同样是在为转型找寻破解对策与机遇，2011年10月29日求是《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1中国转型发展高层峰会”在“长三角”经济核心区域江苏苏州吴江举行。此次也是我国首次以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为主题的高规格综合性峰会。会上著名学者、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谈到了中国转型的七大机遇。

陈文玲认为，目前，转型面临着七大机遇，为我们的企业转型、地区经济转型和国家经济转型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这七大机遇分别是：1.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的7%或者世界银行、IMF预测的8%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有可能拉长10-20年；2.中国的经济将迎来一个消费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有可能在未来十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3.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和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高端产业转移和高端要素重组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外部环境；4.按照国家的战略，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人才总量将从现在的1.1亿增加到1.8亿，增加的幅度是58%，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将提高到16%，这为企业创造重大机遇；5.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可以继续推进，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6.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非常快，但在整个世界制造业中还处于中端和低端。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还要推进，这给企业转型创造了很大机遇。7.人民币的国际化。整个金融制度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会给我们的企业转型升级走出去、国际贸易各方面提供新的机遇。

当有人在为转型的困境与出路感到悲观迷茫的时候，站在研究前沿的经济学家更多看到了转型阵痛中的绝佳机会。一致的是，陈文玲司长和郑新立主任均提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和中国制造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机遇。

作为广东省佛山市举行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重要出席嘉宾，陈文玲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本次论坛上，她还将谈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为中国经济转型向好找寻良策。

转型外在环境亟待改革

除了转型中的机遇，一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破解的障碍。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认为，在转型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身份，履行的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行使的是行政权力；政府作为国有资源和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行使者的身份时，履行的是经济职能，行使的是财产权利。前者是权力，后者是权利，显然不同。

因此，他认为，政府的两重身份和两种职能在政府转型中应予关注。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一方面要以所有者及出资者的身份行使好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又要以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身份行使好公共管理权力。

同样作为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的受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在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俱在的情况下，对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也提出新要求。

面对经济转型，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职能呢？卢中原认为简单讲“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口号不够科学，应该是依托活跃的市场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构建有限、有效、有责的政府。这更适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在卢中原看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政府倡导的，但需要强调，经济转型的主体仍然是企业和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主要行使规划、引导职能，应当把很多基础的体制理顺，推动改革到位，使企业和市场能够产生内在的动力，形成一个高效率，能够持续的增长模式。

“政府应当推进市场的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的监管，包括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等。在微观经济领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同时要强化公益性规制。政府应慎用部门性的产业政策，因为这样的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不公平竞争。”卢中原说。

探索“佛山模式”

佛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它以占全国不到0.1%的国土面积，不到0.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超过1.3%的生产总值。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佛山市以敢为人先的气魄，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78-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6.97%的增长速度，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快、投资环境好、综合实力强的城市之一。

广东的产业500强，佛山占了77个，整体工业占到广东经济总量的65%左右。今年佛山政府提出：到2015年，要把佛山打造成为广东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在十二五规划中，佛山市政府提出要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通过加强招商引资和扩大内需，强化金融、科技、人才对产业的支撑作用，破解土地、环境容量难题，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由佛山历届政府打造的“佛山模式”，曾被全国各地竞相效仿。30多年里，佛山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佛山经济的转型变化和演进，其社会意义巨大，几乎成为中国宏观层面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而在当下，作为财富与智慧积聚之地的佛山，又将拿什么贡献给全国？能否在中国转型的新时期再次奉献全新的“佛山模式”？11月25日，主管部委领导、行业专家学者、企业精英领袖与主流媒体齐聚佛山，共同探索“佛山模式”。

所以，“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在佛山举办，凸显了佛山市委、政府领导对民生的重视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目标，表达了党政领导重视、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尽心尽力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决心，不仅能够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将对其他地方党政领导起到示范作用，从而树立良好社会影响，发挥重要社会价值。

论道转型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2012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仍在增加，影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不利因素仍然较多。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备受考验。佛山模式、温州模式、苏州模式的发展经验哪种能实现更高效持续的发展？那些正面临巨大危机和考验的城市将如何度过困局？那些安稳度过危机、正稳步发展的城市，能够带来哪些转型发展的经验之谈？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如何顺利度过“成长的烦恼”与“转型的阵痛”？

《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表示，“十二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把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党中央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小康》杂志社主办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顺应当前国际形势背景，将就中央有关精神与世界华商发展局势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和准确传达。

本次论坛还将邀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网、中新社、新华网、中国网、新浪网、凤凰网等主流媒体与会报道。

11月25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珠三角工业产业集群的代表——佛山，探寻佛山在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所做出的各种尝试，以此为当下及未来五年面临迫切转型升级难题的中国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之谈。

附：2012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拟邀嘉宾

何厚铧（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洪 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志庚（广东省副省长）

贺 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子学（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高明光（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邓先宏（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葛洪泽（求是杂志社编委）

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周长益（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

陈 伟（工信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

周柳军（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

李建生（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执行主席）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金 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舒富民（《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佛山市领导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8）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 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汪洋（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汪洋（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昉（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 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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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刘建党.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6，（6）：71-74.

蒲晓晔，赵守国.关于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观点述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30-33.

王德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9）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1]。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

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2]。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3](P4)。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4]。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5]。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化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P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

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对于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7]。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9]。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 世纪 60 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10](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性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合[12](P155)。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11]。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入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13]。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价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1]。

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14](P126)。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15]。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价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心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16]。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对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17](P11)。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文化对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18]，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

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20]。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分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P51)。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

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0](P213)。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22](P1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P71- 72)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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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篇（11）

2010 年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会，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批复，“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式成立。国家发改委相关领导表示，这是我国第一个全方位、全省域的综改试验区。在此之前，国务院批准建设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8个“综改试验区”，而以“资源型经济转型”为主题这是第一回。由于山西省长期以来对资源的高强度开采，导致资源利用率较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支柱产业粗放单一、资源枯竭等问题一一暴露，传统经济产业发展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因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转型跨越式发展。

2设计创意产业对实现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的积极作用

“创意产业”理论的奠基者约翰 ・ 霍金斯（John Hawkins）指出15大产业属于创意产业的范畴，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工艺品、设计、时装、电影、音乐、表演艺术、出版、研发、软件、玩具和游戏、电视和收音机、视频游戏。”[1]同时指明创意产业就是让包含创意的艺术或文化形态大规模地直接与市场接触，且产生经济收益。

2.1设计创意产业是提高山西省企业产业附加值的重要动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曾于1985年提出了价值链理论，且从价值链构成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如何才能得到其竞争优势。波特认为每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营销、发送以及对其产品进行辅助的各种活动的集合体。而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转型”理论的杰出专家厉以宁教授指出，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的主力军是优质企业。[2]为此，政府要大力培育优质企业，使它们较快实现经济转型。因此，笔者认为实现企业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是提高山西省企业产业的附加值。在此，我们可以根据价值链理论和“微笑曲线”理论来理解这一问题。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施振荣（Stan Shih），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如果按照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将设计生产销售的过程画一条曲线，那它将呈现出中间向下凹陷的曲线状。设计、研发、品牌和服务等环节，分布于“微笑曲线”两端，是提高产业附加价值的核心部分。而生产和制造环节，即曲线中部是增加附加值较低的阶段。于是，一个“微笑般的曲线”形成了。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一个企业只有不断朝着附加值高的区域挪动，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经营。我们可以看到，微笑曲线一端的设计、另一端的品牌营销都与设计创意产业息息相关。因此，山西省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微笑曲线最低的部分向翘起的两端转变。

2.2设计创意产业是促进山西省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

1）更新山西省的主导产业结构。主导产业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产业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代表着该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或趋势的产业。[3]一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内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更替是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发生作用的关键。选择主导产业通常应依据以下条件，从市场角度来判断，主导产业的未来前景应是广阔的；从技术的创新性与进步性的角度来判断，应该优先发展高技术水平、高文化含量，以及利润贡献大的产业。按照以上标准判断，设计创意产业对于山西省而言，应该是未来主导产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环，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山西实现转型跨越的目标。

2）推动山西省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设计创意产业，首先有助于山西省企业产业升级和结构的调整。从产业属性上看，文化创意产业本身既是生产型服务业，也是消费型服务业，不仅包含了制造、设计、研发、销售等领域的活动，而且包含艺术、文化、休闲、娱乐等消费领域的服务，再加上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融合性、低资源消耗的特点，因而能加速第一、二产业的“三产化”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4]这样一来，设计创意产业在用新的思维方式或新的经营理念满足新的社会需求的过程中，会逐渐成长为一个支柱型的产业，并成为调整与优化社会产业结构级次的先导。

3国内外在设计创意产业方面已取得的成功经验

在设计创意产业推动社会转型跨越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已经迈出了先行的一步。本文以1997年的“新英国”构想计划和我国无锡市的创意产业发展为例进行阐述。1997年，布莱尔首相上台，随即提出了“新英国”的构想，并且听从约翰 ・ 霍金斯的建议，开始大力扶植创意产业。至今，在英国的伦敦，设计创意产业已经超越金融业成为第一产业。设计创意产业已然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英国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英国政府能够将主导性的产业从传统的工业成功的转向了创意产业主要得益于对软要素的投入，包括对教育研发、人才创新的大力推进，特别是设计创意产业这一部分。从1998年，布莱尔首相提出《创意产业图录报告》到2000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超过500亿英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9%，年增长率达到了其他产业的3倍之多。[5]可以说，英国的设计创意产业实践为全球的创意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国江苏无锡市也站在了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高度，把发展设计创意产业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措施，短短几年间已取得卓著的成效。2008年，无锡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超过20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68%，2006～2008年期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22%，远远高于GDP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增幅，形成了以动漫、游戏、工业设计为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格局，成为无锡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5]目前，山西省已经在设计创意产业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作为山西省唯一的部级高新区，省城太原的高新区已经将“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列为五大产业集群之一，以动漫、网络游戏、影视研发设计制作和工业产品设计等为重点发展的内容。可以说，如果山西省设计创意产业能够得到持续良性的发展，那么山西省转型跨越发展的目标也指日可待。参考文献：

[1] 霍金斯.创意经济：如何点石成金[M].洪庆福，孙薇薇，刘茂玲，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张晓刚.论设计创意产业对我国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A].国际工业设计研讨会论文集[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