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论文大全11篇

社会工作论文篇（1）

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社会工作问世前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急速发展的时期，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大量贫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工业革命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带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的骤增，它也给人们带来了观念上的触动，开始看到了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巨大无比，更坚定了“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的人文主义主张。19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影响，使人们从“权利”（TheRight）这一崭新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也有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希望，英国失业工人因此在1860─1867年为争取权利发动了几次颇有影响的暴动。（古允文，1992）

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继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台了《新济贫法》（TheNewPoorLaw）。许多国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国政府介入和干预济贫的做法（李增禄，1982）。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并没能解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慈善机构间功能重迭、资源浪费和政府介入效率低等问题。

在上述的背景下，欧美先后出现了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的新一代慈善组织，如城市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等。他们设立了专事管理与联络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

早在1893年，美国水牛城的慈善组织协会就对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工作的能力首次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考虑以往由牧师承担慈善会社的工作是否适合，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林万亿，1983）1898年，慈善组织协会为慈善工作者开办了一个六周的暑期训练班；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1919年，“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校协会”成立；1921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了医疗社会工作课程。这也是因为当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教育政策引导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向应用领域拓展，使对慈善工作培训也得以直接进入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促使社会工作追求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发展，以获得在专业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查蒙（Richmond）在1917年出版了她的《社会诊断》一书，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第一本对社会工作系统论述的专著（豪尔，Howe，1987；杰克逊，Johnson，1998；林万亿，1992）。因此一般也认为，《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端。《社会诊断》一书是理查蒙将她在慈善组织协会工作和研究多年所得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诊断”为重心的，经由个案调查和诊断了解致贫原因后再给求助者帮助的个案工作方法。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在这一阶段的早期，社会工作是以热情帮助弱势群体、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社会责任，开始了其职业化的进程。

当时，工业化急速发展的进程造成的贫穷、失业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在社会的组织层面，一批以通过建立社区中心的社会改革为导向的睦邻组织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性需要，提倡居民的自主自觉和互助合作的精神，强调对生存环境的改良，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杰克逊，Johnson，1998；古允文，1992；豪尔，Howe，1987）。它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弥补了因政府干预不足带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较多的仍然是针对个人的家庭服务、儿童福利和犯罪惩戒等辅导项目，一些家庭服务的志愿性机构或精神诊所开始大量聘任受过训练的个案工作者。而社会福利机构对社会个案工作的接纳也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成为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导向，促使社会工作不断完善其治疗性的个案工作方法和技术，以胜任此职业。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状态的出现，大量的工人失业，使原有的社会问题的加剧，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变化。1931年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提出了依靠公共机构与公共资源来缓解贫困的综合利国家计划，用联邦政府协助福利服务体系发展来解决失业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以弥补以往由私人机构解决贫困的种种不足。政府介入福利服务体系的发展后，受过学校训练的工作人员更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位置，福利工作的任职出现专业的倾向。

社会政策的变化打开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他们开始试图超越以个案工作为主的传统工作模式。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的团体工作（亦称“小组工作”）因为将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探讨团体工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对整个助人工作的重要性，并具体运用在帮助退伍士兵的心理适应和解决儿童心理困扰的工作中，发展出了团体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的另一方法，社区工作在社会改革（SocialReformer）与行动主义（Activities）的层面的努力也得到认可，同样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波普勒，Popple，1997）。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这三个原本是独立发展的社会工作方法，在注重理论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与经济空前发展。然而都市化、工业化、高科技及社会变迁，导致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加剧，战后军人的安置问题，黑人暴动，妇女争权、儿童教养、老年安置，等等，新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形成互相冲突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纷纷宣布简称了“福利国家”，于是，一系列解决老人福利，劳工失业，军人服务和积极性救助等旨在全盘改进福利制度的“新探求”（NewResearch）社会政策相继颁布。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开始强调以整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和综合性管理为解决手段。特别是联邦反贫穷计划提出由几个不同的管理机构者联手办理一些大的项目，这些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社会工作专业，同时也强调福利计划在社区的发展和推进。

社会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和家庭，矫治机构和学校、社区开始引入团体工作者。在组成社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个案工作方法难于应付广泛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真正超越了此前由个案工作方法为主导的局面。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不仅在个案工作中，同时在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中也得到充分运用（廖荣利，1987）。反贫穷计划在福利服务实践层面提供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联合契机。1955年，作为大联合标志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成立。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度的经济增长使人们享受到有史以来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与福利服务，但同时也因福利经费的膨胀潜藏着新的福利危机。在美国，由于政府坚持越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及公民权利。

最早的针对危机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是1963年美国约翰逊时代所谓“大社会”运动的庞大计划提出的，它包括了教育、训练及提供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助穷人使之获得自立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削减福利经费、并强调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这与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矛盾。

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冲击，因为受助者的问题已经从一般的物质需要转到对社会环境和基本权利等精神需要的层次，以往关于人的问题的成因的主流性解释[1]和强调个案治疗性的方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林万亿，1995）。

社会工作在自身发展上开始寻求对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突破和选择新的理论立场。社会工作人员开始运用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观点，探讨将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新途径（杰克逊，Johnson，1998）。[2]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增长的急剧变化和不稳定，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由于福利国家理论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计划，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服务，鼓励福利服务私营化。

公众意识形态开始提倡和号召“抑制欲望”、“限制所得”，人们也因此去考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关联，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整个西方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上，又充满了对自助和互助传统伦理的“复古”情绪。在此冲击之下，促进了人对于人与社会自身的再度反思，形成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又促使社会科学领域更多的边缘性和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七十年代已经获得了发展完善”（约翰逊，Johnson，1998），但是受到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不同的理论支持来提出对社会工作的解释，如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生命模式”（LifeModel）就是以行为科学和生态的观念作为专业助人的理论依据。同时，各种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方法，行为矫正取向（BehaviorModification）、任务为本取向（Task-centredApproach）以及家庭治疗（FamilyTherapy）、精要治疗（BriefTherapy）等等，将已有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推向更专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激进社会工作取向和结构社会工作取向，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的目标发起了背道而驰的挑战。。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工作更注重从不同的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和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同时又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日趋全球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多元，而且更是尖锐和复杂化。

社会政策发生的变化是出现多元福利模式。在欧美，福利政策的制定更强调政府与民间在福利提供方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和家庭也要在福利资源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这种福利主张导致的结果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服务减少，而转向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承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即志愿服务和服务的私有化扩大。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顺应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变化，必须作出响应并积极调整。面对福利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专业社会工作也开始接纳“管理主义”，如以“个案管理”、“紧缩管理”等工作取向来建立优质服务，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保持自己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地位，这一取向实际上更加重视了技术化和程序化。同时，为获得社会认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注册制度普遍发展起来。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传统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更为关注存在社会工作之中的文化差异，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在承担“对人与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道德伦理角色（麦萍施，1995；曾乃明，1995）。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工作者正在修正百年来社会工作从事“社会治疗”的形象，更为务实地将社会工作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作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取向结合起来（米齐利，Midgley，1998），探索社会工作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二．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从欧美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过程来看，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相互承接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等等，都在影响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变化：

1．在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一个政策传承机制——社会工作。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主要是通过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体系，即社会工作体系来实现的：政府中有政府社工构成的政府社会工作体系，民间有社会工作团体和社区社会工作者构成的非政府社会工作体系，而后者是社会工作体系的中坚力量。社会工作以其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与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基础的方法论为社会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2．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明显是受到环境制约的。一般来说，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其传承机制——社会工作的变化。当然，社会工作也有其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积极地试图引入当时最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以为己用。社会工作的这种从对科学方法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3．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其成功地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其先谋求的是本身的职业地位，这种职业地位是与其在与社会政策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后才获得的。在职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后，社会工作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包括应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与手段，同时用最新的社会科学历年和方法来武装自己。专业地位的提升无疑也巩固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地位。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服务、健康服务、社区建设、社团管理、家庭婚姻、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出台了不少社会政策，但是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却往往不尽人意。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除了制度设计上有缺陷以外，制度实施中更屡屡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过程中，从政府行政到公众行动之间，缺少了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贯彻和落实社会政策的传承机制。

就中国现状看，目前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体系——劳动、民政、卫生、城建、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准”行政体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来具体运作。正因为在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中间层”，本来这个中间层是可以把政府的行政指令通过专业化的手法和技巧转变为公众的行动的，而现在的工作体系依靠的仅仅是这些行政和“准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明显地与公众行动脱节，也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不相适应。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更多的是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专业来发展，作为在中国社会政策过程中贯彻和落实政策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2001年社会工作教育年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社会工作专业从1980年代后期恢复发展以来，已有上万的毕业生，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专业能力。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缺乏一个明确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工作论文篇（2）

本研究的核心是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的问题。各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表明,学校社会工作要发展,其重要前提是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内部行政系统的认可与支持,找准学校社会工作在教育体制及学校内部的学生服务体系中的定位。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学生工作中的地位问题。在80后、90后逐渐成为大学生主体的今天,大学生的问题日渐多元化、复杂化和棘手化,传统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学生工作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对调查问卷和访谈资料的分析表明,高校现有的学生工作体系的表现差强人意。不仅学生对学生工作的满意度不高,从业人员本身也普遍存在着工作压力大、成就感缺乏、对职业前景悲观等严重问题。相比而言,学校社会工作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宽厚的理论基础和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使得学校社会工作在解决日渐复杂化的大学生问题时,更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更有针对性,也更能适应解决特殊问题的需要。本研究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功能和方法的比较分析,认为学校社会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互补性。

思想政治教育解决的是大学生因动机缺乏而导致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学习...更多动力不足、缺乏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淡漠等,而学校社会工作针对的则是个体因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特殊需要。两者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的栋梁之才。引入学校社会工作既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有助于推动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其结果是双赢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通过大学生成长服务共同体的组建,来实现对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创新。其方案构想是,将现有的高校学生工作体系中的心理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社团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独立出来,与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整合,共同组建以学校社会工作理念为统领的服务与辅导体系。这一体系与现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教育和管理体系联合,形成相对独立的和长期并行的“协调合作模式”,从而搭建起既符合社会工作理念又适应我国现实国情的高校学校社会工作运行模式。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构建了高校学生工作的两大系统并行运作模式,即以学校社会工作为统领的服务辅导系统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教育管理系统的协调合作模式,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高质量、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第二,提出了构建“金字塔型”高校学校社会工作梯队的设想。专家顾问负责专业指导,专业社工人员为学生提供具体的专业服务,而兼职人员主要由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和辅导员构成。第三,提出了在新时期推进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实现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的“双赢”模式,从而使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既能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又有利于增强现有高校学生工作体系的活力。

社会工作论文篇（3）

1.1 界定网络成瘾的流行观点 1994 年,美国精神病医生伊万?戈德堡(IvanGoldber)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心理 疾病,并将它命名为“网络成瘾症” 他给网络成瘾的定义为:又称病态网络使用,是一种冲动性地过度使用网络,并 因此导致明显的社会、 心理功能损害的现象。 网络成瘾虽然表现为长时间的上网行为, 但上网时间的长短不能作为网络成瘾的一个判断标准。 有很多人长时间泡在网上是因 为工作需要,如软件工程师等,而不是由于对某种网上活动不可控制的内在冲动。网 络成瘾的后果基本是消极的。对这一新型心理疾病尚无统一的界定,争议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成瘾是否存在。目前尚无法确定网络成瘾是一种新的瘾症还 是其他心理疾病的一种表征(或者患有某种心理疾病的人更容易网络成瘾) ,但大部 分研究者承认其存在,并且美国心理学术会(APA)已于 1997 年正式承认“网络成 瘾”研究的学术价值。二是对网络成瘾现象的命名存在争议:主要在于是否用“成 瘾”来描述网络的病态使用。有的学者(Davis、Brenner 等)主张使用“病态”或 “依赖性”来命名,他们认为,只有对某种物质(如:药物、)有生理上的依赖时 才能称为“成瘾”;也有一些学者(Young、Keepers 等)认为,没有物质的生理依赖也 可以使用“成瘾”这个术语。三是网络成瘾如何界定: (1)网络成瘾是否只限于网络 过度使用: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网络的过度使用角度对网络成瘾进行界定,针对网络 使用不当或其它形式网络成瘾的界定并不多见, 仅仅考虑网络使用的过度性就对网络 成瘾的有无进行判断可能会出现偏差; (2)网络成瘾是否只限于消极影响:对网络成 瘾的界定依赖于网络使用可能带给用户的心理行为发展的积极影响, 而不仅仅是负面 影响。事实上很多人更多的是受益于网络的使用,如何更好地受益于网络使用对网络 成瘾的界定可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青少年网络成瘾心理行为特点界定

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界定,笔者总结了如下观点: 1、网络成瘾青少年倾向单一。评价标准个体健康发育过程中会逐步建立心理内 部的多维评价体系,才能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挫折与冲突。网络成瘾青少年往往不具 备良好的内部多维评价体系,而是倾向单一评价标准,如单纯以学习成绩、或具体某 个老师的评价、或家长对自己的态度等某个单一标准来评价衡量自己的能力、价值, 从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乃至进一步采取极端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沉迷网络 等。

2、 网络成瘾青少年家庭功能不良网络成瘾者的家庭外人际关系满意度相对较高, 与对照组无显着差异,而差异显着的在于家庭内人际关系。这符合一些临床工作者的 经验,即网络成瘾问题与家庭中的亲子关系问题有密切联系。更有意义的是,研究发 现网络成瘾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常常出现“父亲功能”缺失或不足的现象。所谓“父 亲功能”并非简单是父亲具体人,主要指在教养过程中通常需要的父亲角色与作用, 如规范性、力量性等。在项目组接触的大量案例中,75%以上有“父亲功能”不足甚 至缺失的现象,如单亲(母亲)家庭、幼年父亲不在身边、家长过于繁忙无暇顾及子 女、父亲在子女教育中很少参与等。 3、网络成瘾青少年情绪表达与情绪调控能力不足。心理测评结果提示,网络成 瘾青少年的总体情绪智力并不低,但显示出他们对于他人情绪的觉察能力相对更高。 对他人情绪过度敏感的同时,网络成瘾青少年的情绪表达能力并不够好,也便无法得 到他人很好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他们在现实人际关系中总会遇到困难,常常处于不良 情绪感受中。加之情绪调控能力不足,更加促使了他们求助于网络空间进行缓解和补 偿。 4、网络成瘾青少年生活目的感偏低。<1>网络成瘾青少年相对同龄人缺乏生活目 的,没有明确的方向感。这可能反映出患者对自己缺乏了解(缺乏生活目的) ,同时 也不能够接纳自己。这同样可能是缺乏支持性的成长环境所造

成的 5、网络成瘾青少年有表达、接纳的需要。<2>网络成瘾青少年的人格也表现出自 身的特征。表现出不甘寂寞。一个人无法很好的独处,即无法与自己面对,不能很好 的接纳自我,在现实生活中就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冲突行为与感受。 6、网络成瘾青少年社会支持力度低。网络成瘾青少年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较低, 也可能反映出了家庭关系不良,同时也提示其他社会角色(如学校、政府等)对这部 分青少年的支持力度还很不够,相反还存在不少排斥力量。当支持力量与排斥力量发 展到很不平衡的时候,青少年就会出现严重的网络使用问题。 二、网络成瘾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点

1、注意功能特点。长期使用网络的青少年常常表现出对外界事物的注意力涣散, 同时对网络内容有着特殊而敏感的注意能力,而且很难自控离开网络。外界铃声、他 人的呼喊与呵斥均不能奏效,甚至如饥饿、寒冷等重要的生理感受也不能使成瘾者离 开网络。这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人际交往等社会功能,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早 期视觉注意有明显异化现象。 网络成瘾者的上述表现很可能与人脑信息加工的注意功 能变化有直接关系。

2、 情绪识别功能特点。网络成瘾者有很多的情绪、行为表现,其中最突出的特 点是出现冲动性的上网症状(CompulsiveInternet Use) ,会对网络世界中的某些内 容产生难以自拔的沉迷,一旦上了网精神就较为振奋,且很难自主控制离开网络。同 时,网络成瘾者在离开网络的一段时间后大都会出现焦躁不安、情绪低落的症状。譬 如,因停电突然被迫停止使用计算机,或家长老师的严格介入,被迫离开计算机停止 上网,或者是自己下定决心要减少上网,都容易出现挫败的情绪反应。常出现的不良 情绪反应包括:情绪低落、生气、空虚感等,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心神不宁、坐立不 安等反应。

3、自主神经功能特点。人类的自主神经包括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是个体心 身交互作用的重要神经基础。心律变异性(HRV)可以有效而敏感的反映交感神经与 副交感神经活动特点,可以作为生理心理指标研究网络成瘾者的心理机制。

4、网络成瘾青少年的自主神经功能出现了一定程度改变基础测量时网络成瘾者 的心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的活动显着不相关, 可能长期上网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活动的协调性产生了影响。根据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的情绪理论,情绪体验是对外 周反馈(自主神经活动)进行直接“感知”的结果,故网络成瘾者在非上网状态下情 绪可能因此而感受不良。 1.2 界定网络成瘾的几个指标 网络成瘾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并不是喜欢使用电脑就是网络成瘾。研究者根据不 同的理论测量互联网使用对用户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已经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 但仔细分析已有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存在很多的共同点,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1、它们都是从已往的“物质成瘾”或“行为成瘾”的角度去 界定网络成瘾;2、量表的项目主要来源于 DSM-IV 中的强迫性成瘾的标准,都是围绕 着网络用户的内在心理体验、外在行为问题展开;

3、测量主要是通过某些症状的有无来进行判断,即进行归因式的研究。事实上网络成瘾也有可能是其它身心健康问题 的衍生物,重叠性成瘾(overlapping addiction)可能会导致网络成瘾。单纯归因 式的网络成瘾的界定带有一定行为主义倾向, 可能会忽略一些影响网络成瘾发生的重 要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金伯利?扬教授修订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分为 10 个问题,被试者 在其中 5 个及以上问题中回答“是”才可被诊断为网络成瘾。这 10 个问题是:你是 否过于关注网络; 你是否感觉需要不断增加上网时间才能感到满足?你是否难以减少 或控制自己对网络的使用?当你准备下线或停止使用网络时,你是否感到烦躁不安、 无所适从?你是否将上网作为摆脱烦恼和缓解不良情绪的方法?你是否对家人和朋 友掩饰自己对网络的着迷程度?你是否由于上网影响了自己的学业或朋友关系?你 是否常常为上网花很多钱?你是否下网时感到无所适从, 而一上网就来劲?你上网时 间是否经常比预计的要长? 通过上述指标中结合青少年自我剖析,就可以对网络成 瘾进行针对性的诊断了。

三、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及原因探析 2.1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分布分层 网络成瘾的发生率因研究的时间、方式及人群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近年来研 究显示,其发生率为 6%~14%,成瘾者以男性居多。网民呈现低龄化趋势,网络成瘾 者的主体是受到良好教育的 20~30 岁的人群,主要是学生,还有家庭手工业者及高 薪阶层。国内研究报道,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发生率在 10%左右,其中,大学生为 4%~ 13%,中学生高达 15%<3>。 2.2 青少年网络成瘾所迷恋的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王玉龙认为把所有的网络成瘾者看成一个一致性的群体 是不正确的。不同网络成瘾者参与不同的网络活动,其满足的需要也是不一样的。

根 据不同的网上活动及其满足的需要,大体可以将网络成瘾分为五类:1、网络性成瘾, 这类网络成瘾者主要活动是下载、观看色情作品;2、网络关系成瘾,这类网络成瘾 者主要通过网上聊天形成网友关系, 并把这类关系看得比现实的亲友、 家庭关系更重; 3、网络游戏成瘾,这类网络成瘾者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花在游戏中,并从游 戏中获得成就感;4、信息收集成瘾,这类成瘾者花费大量时间在网上查找和收集信 息,伴随有强迫性冲动倾向和下降的工作效率;5、计算机成瘾,此类成瘾者沉迷于 电脑程序性游戏以致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大部分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属于前三 类。 一般认为,程度不同、类型不同的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其身心 所受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多是 6 个类型的混合体,具体包括网络游戏成瘾、网络 交友成瘾、网络色情成瘾、网上信息收集成瘾、计算机成瘾以及其他强迫行为(如不 可抑制地参与网上讨论、BBS 发表文章、购物、拍卖等活动) 2.3 网络成瘾原因 美国学者金伯利?S?杨认为,在网络交往中有三个特点——“匿名性、方便性和 逃避现实性” ,使上网者易于成瘾。匿名性是指在网络交往中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以不负责任,为所欲为;方便性是指参与网络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很小,只要坐在电 脑桌前, 世界就掌握在 “自己手中” 了; 逃避现实性是指网络用户遇到烦心的事情时,可以不顾现实社会的约束在网上尽情发泄、倾诉。

社会工作论文篇（4）

二、学校接受社会工作行政教育的人懂得更多的人际交往的技巧

只是可能缺乏管理学的知识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所以，如果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人员如果多一些实践经验，基层社区管理人员多一些专业知识，则相得益彰。而且，我国更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者，这也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传统上，我国社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政府对社区有自上而下的监控能力，虽然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的自治性一直没能得到落实。目前，居委会实际上仍然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执行机构。从居民看来，他们缺乏民主意识，很少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管理和建设中来。儒家文化圈内的新加坡和日本的社区管理都具有类似的特征。所以说，我们现在迫切的任务是需要有更多的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一方面，我国很多的大中专院校（有近两百所）开设了（尤其是近几年）社会工作专业，其中都会有社会工作行政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很多城市社区的管理人员接受了长短期社工培训。

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很多大中专院校毕业的社会工作的学生不愿意去社区工作，在我国，这种工作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不够理想。再者，根据笔者带学生去社区实习的经验，学生并不认为社区的很多工作是“值得”他们做的。学生在社区的工作大多是琐碎的杂活，比如录入、整理资料、写黑板报，甚至是打扫卫生。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有可能的话，提高社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水平；其次，鼓励学生从基层干起；第三，让学生尽快地上手其本职工作。从国外经验来看，很多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看好，薪酬较高。密歇根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在1968-1972年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专攻社会行政领域的毕业生未就业率低于3.3%，薪水较高，40%以上的人每年的工资超过14000美元。全美社会工作协会的调查表明，全职的社会工作行政者的年薪超过其他种类的社会工作者，1958年，超过50%的社会工作硕士已经或要申请社会工作行政管理的职位。问题是，社工行政专业教育这种培养目标是长期的，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我国目前社区管理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所以，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一是对现在的社区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位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培训社区管理的干部上面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社区管理者有了理论并进行反思之后，可以成为非常有能力的人。二是推广社会工作职业认证资格考试，使之发动和吸引社会的智力资源。

社会工作论文篇（5）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多依据于自身的差序格局，在这张由差序格局交织的网中，人们更关注的是大大小小的人际关系圈，而非个人。每一个现实的人首先不是单独的个体，而往往是处于关系之中的存在。这种“关系中的存在”与社会工作所言的“人在环境中”的概念不同，后者虽然强调环境的互动与所处人群的影响，但它所关注的仍是个体自身的发展，并把个体自身的发展置于首位。而在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存在发展乃至于生存都是与周围一些个体密切相关的。

杨中芳认为，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着重于通过个人成就来带动整个社会，使其成为一个更能培养个人成就的场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集体主义”下的个人观是着重由成员通过集体的努力来带动社会，从而使个人获益。

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对象，无论是宏观的社会制度还是微观的个人行为，其背后都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由于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存在着不同取向的差异，当蕴含了西方文化价值的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在中国运用时，我们若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指导，极有可能会遭遇中国传统观念的抵触，这多半会让一些社会工作者感到较难下手。

一、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分析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源头可追溯到基督教义，其强调对弱者的爱护就是对上帝的尊敬，对弱者置之不理就是对上帝最大的损害。教义中告诫人们人本性中存在原罪，只要他能尊敬上帝，爱护芸芸众生原罪就可获得救赎。这能使信徒爱人如己。韦伯在《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向人们阐述宗教如何促使人们把勤劳奋斗、禁欲寡欢作为信仰，创造财富为上帝争得荣誉跻身其子民行列作为天职(Calling)，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基督教义以上帝名义在人们中营造平等、博爱、主动关怀帮助苦难之人，也确定了最初的社会工作服务理念的雏形。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主张将个体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个体应有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反对宗教倡导的禁欲主义、出世主义。那时许多启蒙思想家宣扬天赋人权、在民，反对特权、集权和神权，为大众争取参政议政的权利，认为教会中所宣扬的“人人平等”只是口号、欺骗世人的抽象之物而已，现实中并未真正存在。通过人文主义派的斗争，社会工作又深受影响，开始把解决个人问题、满足个体需求上升到绝对高度。

随着资产阶级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突出，无产阶级生活贫困，苦不堪言。此时少数人身体力行的社会工作在社会上最大多数苦难之人面前犹如杯水车薪，因此人们转而怀疑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早期批判主义敏锐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预言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其他古典社会学流派，如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论等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寻求社会秩序和整合，以为个体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由此可得出对个体的高度关注是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核心，这种理念能否适应中国的文化氛围，关键取决于两者能否相互调适。

二、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社会工作从西方引进，若要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开花结果，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真正使社会工作本土化。为此，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其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相通之处。要想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充分开发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相融合，才能有健康而长久的发展。

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尽管三家的思想也存在分歧与争论，但他们亦是可以相互吸收、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与性格的。下面浅谈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对社会工作价值观构建的意义。

(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许多学者一直强调的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儒家给我们民族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的学术系统、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不了解和深知儒家文化，就很难称之为合格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但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笔者认为其与社会工作价值观比较契合的主要有:一是大同理想。《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大同理想所追求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工作的目标是极为吻合的:老人福利(老有所终)，就业服务(壮有所用)，儿童福利(幼有所长)，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社会中的具体目标，正是现在社会工作所致力的，况且大同理想在中国有极为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礼”的思想。“礼”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孔子虽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对社会秩序与规范的高度重视是非常值得社会工作者借鉴和学习的。一般认为，礼有两个涵义:社会制度和仪式。李泽厚提出礼当属周礼，一种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等;一种是上下级、尊卑长幼之间的严格秩序。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礼”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规范，社会若失去这个规范(礼崩乐坏)，就会滋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三是孝道观。儒家认为“士有百行，孝敬为先”，“治身莫先于孝”，非常注重和推崇孝道。孝道观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压力作用，它不但体现了亲情之爱，给老人以心理上的慰藉，同时它又维持了家庭稳定，解决了养老问题。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家庭的变迁，家庭传统的养老功能衰退，家庭的承受能力和照顾功能减弱，社会养老和机构照顾很可能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但不可否认，在一定时期内传统的孝道观念和体制仍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还占主流。就是社会养老和机构照顾也仍然要重视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而不是把老人扔了就万事大吉。因此，社会工作依然要推崇孝的理念，尊重孝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四是人世观。《大学》中载“物格而后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知曾经激励和引导着多少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拼搏和奋斗。其人世的思想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人应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去有所成就;人应对社会和家庭承担责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社会工作的核心是人，而人是社会性的。因此，追求人与社会和家庭的和谐是儒家文化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一个契合点。

(二)道家文化

道家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的系统，把人本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结合起来。提倡“自然与人，天道与人道相通、相类和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虽然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但却提出了政治和谐的理想。另外庄子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万事万物虽然在表面上千差万别，但从它们的根源看，都是基于同一个“道”，又归于同一个“道”，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既然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都没有真正的差异等级，那么人类社会自身中的尊卑贵贱又何足挂齿!人人平等，甘苦与共。而今天我们国家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实现和谐社会是社会工作者的终极目标，对于中国社会工作者来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放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框架中来考虑，是十分必要和有现实意义的。

(三)佛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互补，其中的释就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宗教，而前面所讲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则是一种人文。佛教本起源于印度，在东汉时期传人中国，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佛教认为功名利禄只是镜花水月、烟花泡影，人们如能淡泊功名利禄，也就减少了社会生活中为功名利禄而进行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自然大有裨益。同时佛教提供了一个解脱主义的传统。我们经常探讨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理想，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其中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很多烦恼和痛苦，而佛教的解脱主义理念，就是解脱烦恼、痛苦和生死问题，这正好适应中国人的需要。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关于宽容、接纳的理念，说的就是要求人要善于保持一种海纳百川的心态，能够容忍和接纳诸多困难和痛苦之事，甚至于死。另外佛教主张互助互爱、众生平等的理念。佛教认为父子、夫妇、主仆等甚至于众生的关系是平等的。“扫地不伤蟠蚁命”对缕蚁尚且留一命，更何况是人呢?它要求大家要相互尊重，自由对待，不要相互残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教生命至上的思想，高举以生为本的旗帜，把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把尊重、保护、优化生命作为道德的核心价值。平等的理念是社会工作最重要的价值观，只有秉承平等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因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一般主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如残疾人群体、精神康复群体、吸毒群体、艾滋病群体、低保户群体等，社会工作者没有平等的价值观，就不会去接触这些群体，甚至是鄙视这些群体，更谈不上去尊重和帮助他们。如坟川地震中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即弱势群体，需要大家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走出地震的阴影，重建家园，迎接光明美好的明天。这不仅是每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甚至是世界人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三、中西价值观传统的比较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社会工作论文篇（6）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既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又顺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能够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各级群众文化单位和部门以及广大的群众文化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循和谐社会的内涵及要求，竭尽所能地完善社会主义群众文化事业，建立健全群众文化的相关制度，合理实施群众文化的各项举措。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各部门的群众文化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员应深刻理解并牢牢掌握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及相关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群众文化工作相适应的工作理念。笔者认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掌握以下几方面的常识。一是了解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最早的“和谐”概念应该是《左传•襄》中记载的“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此后，从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礼记》到近代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大同书》都没有停止过对和谐的追求。西方的发展史当中，从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都明确提出过和谐社会，这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深刻理解和谐社会所蕴含的时代特征。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该论述既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和谐，也是一种集基础性、普遍性、可持续性于一体的社会和谐。具体来讲，就是营造宽松民主、畅所欲言的政治局面，化解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矛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人们在公平诚信、安定有序的环境中自由、全面地发展。三是了解和谐社会的根本追求。和谐社会实质性的内涵及根本追求最终归于“以人为本”。人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只有真正体现人的价值，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及社会地位，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及思想道德素质，才能在全社会形成积极进取、团结互助、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其中，群众文化工作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实现和谐发展的行为。了解和掌握了以上三点对“和谐”及和谐社会的基本常识，对于开展和谐的群众文化工作、开创和谐的群众文化事业大有帮助。

二、在群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谐社会

群众文化工作除了和谐理论的支撑外，相应的管理机制、工作流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和谐的群众文化需要社区企业、校园都市、军旅家庭等各个文化范畴的配合。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要紧密结合社区资源、群众活动、基层文化、文化品位等，促进互联网的建设与发展，让互联网成为群众文化建设的内容。争取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与双赢，以便增强国民的凝聚力，进而促进和谐文化的构建。在开展群众活动时，要根据主体要求，多举办一些大中型的活动。例如：定期开展一些展览性的活动、各种文艺汇演、舞蹈表演等活动，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音乐鉴赏能力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八一、十一等归为节日类活动；将港澳回归、抗战纪念日等归为庆典活动；将在露天广场上开展的各种大型表演节目归为广场文化。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还有助于团结合作，营造和谐的氛围。这类活动必须考虑到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风俗习惯所带来的差异，因地制宜，让多样的艺术形式并存，然后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投其所好，打造属于本土的文化品牌，突出作品特色，健全品牌活动，提升品牌效应，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的一大特色。创建优秀的和谐体系，不仅要在健全和谐文化的内容上下功夫，还要从创建文化事业的角度出发，各级部门要在争取相关部门及政府的支持下，利用行业管理及优惠政策，使得艺术馆、文化站、影院、青少年宫等公益性的文化单位之间形成合理的配套体系，建立健全优质和谐的服务机制。

三、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群众文化是对历史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健康积极、充满正能量的文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等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推崇的。在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优越的当下，群众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人们变得浮躁，在拜金主义的影响下，很多人在物欲横流中迷失了自我，价值观、人生观开始扭曲。此时，健康和谐的群众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洗涤了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提醒人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忘初衷。主题积极的群众活动不仅有助于改善人们的文化素养，还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消极的社会行为。公益表演和活动对当地的群众文化活动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期，负责群众文化的工作人员要积极进行实践调查，注重探索与钻研，明确目标，不断发展，让和谐社会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化馆肩负着文化事业与文化结构的双重任务，在公共服务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建设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文化事业能否顺利进行。因此，要注重文化馆的建设工作，从根本上促进解决问题，摆脱困境。另外，队伍建设在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也很重要。提高队伍的专业素养，不仅能为群众奉献喜闻乐见的作品，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构建积极和谐的氛围。这就需要有科学的用人机制，打造一支构造合理、门类齐全、素质较高的专业队伍，以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创造新的局面。

社会工作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整体主义公民意识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范式启迪

“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1958年明确提出的，并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政治社会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政治社会化”提出了种种解释，国内有学者把它们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社会环境论。…尽管其定义存在着歧义纷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大致厘清“政治社会化”所具有的一般范式蕴涵。

要而言之，“政治社会化”在目标和功能上至少有两个层面：就目标而言，它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宣传政治知识、进行政治教育等过程，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维系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和谐。另外，“政治社会化”使个体了解政治信息、获得政治知识、形成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掌握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康、参与的公民人格。正如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所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的实施方式和途径具有浓厚的社会化色彩。“政治社会化”就其生长土壤而言，它只能发达于高度分工的社会体系中，没有高度的社会分工，“政治社会化”就没有多维度的媒介系统。“政治社会化”就其实施而言，无论是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教育的途径还是民众对政治活动的参与，都要借助于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包括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机构、家庭、社团组织、传播媒介等。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施方式，人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象征、政治参与和非政治态度传递。象征是指以某种物体为政治共同体的符号象征，通过对该象征物的纪念、崇拜、礼遇等活动，以培育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神圣感；政治参与是指通过动员、引导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实践，亲身体验政治信念，践行政治规则，从而感悟政治生活的意义，塑造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应有的人格素养，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非政治态度传递是指通过教育、期望、理想、习俗、礼仪、娱乐等形式和手段，不以直接的政治教育为目的而又能实现政治社会化目标的活动。

因此，“政治社会化”范式的核心蕴涵在于改变了传统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在目标上不仅仅把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作为自己惟一的目标，而且也把塑造健康、独立、参与的个体作为自己的目标；不再使政治权力的运行限于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使之与社会实现双向互动；在组织方式上，“政治社会化”通过各种社会性机构实施“或明或暗”的政治教化，使政治教育更具有开放性、公共性，拓展了教育途径，优化了育人环境。因而“政治社会化”使政治不再仅仅是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了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契合的品格。

二、“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现有模式的缺失

市场化改革的根本性推动和计划体制社会的解析，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多元化的整体性变革特征，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不再是单一的、被动的，而是多元的、自主的，国家权力的运行不再是单向和不可抗辩的，而是受约束和可以预期的；国家权力对社会不再是直接全面的控制，而是民主化和社会化控制。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方式，而国家形式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运行必须契合该国具体的社会结构，顺应该国整体的权力运行逻辑。因此，运用“政治社会化”范式，对立基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社会系统中的局限和缺失进行反思是富有意义的。

1．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失衡。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使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先进的革命理论和立场上来，以便步调一致，完成革命任务。计划体制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将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一致的计划上来(国家计划、单位计划)，以便完成上面下达的计划任务。这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具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为了整体，因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这是与我党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切合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价值定位遮蔽了人，把个体当作整体的工具和手段，抹杀了人的个性，压抑人的正当需求，它“不是去焕发人的潜力和能力，不是维护人的个性发展，而是把人的欲望、需求和利益都看作是罪恶的渊薮”(石义斌，2000)。同时，这种整体性的价值定位不能培育独立、自主、负责任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不仅仅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它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个信念崩溃的时代里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因而可以说，公民意识的培育正是我们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3j(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却扼杀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使人们丧失了发挥自己创新能力的愿望，从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不相容。

由于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内容显得单一、狭隘、抽象。虽然有论者提出过思想政治工作要以人为本，要尊重人的需要等等，但由于没有在价值定位上作出根本性的整体矫正，也只能是对思想政治工作作出局部的工具论意义的调适。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国家本位和人本位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只见整体不见个人、只见国家不见公民的特征，很难契合市场社会的内在要求。

2．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过程的封闭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从国家——单位——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单位是核心，国家虽然处于权力的最顶层，但其意图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国家和个人是很少直接照面的，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似乎是遥远的、抽象的，因为个人的利益主要由单位来直接体现和满足，“单位制度既是单位垄断个人生存资源分配的制度，也是国家权力垄断资源分配的制度”。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主要缺失是其封闭性：首先在范围上，能有组织地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往往只是国家机关、公有制经济主体以及国有事业单位，而绝大多数的非公有制企业、中介组织等由于没有党组织的存在，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其次，单位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立足于本单位实际”，换句话说，单位往往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置换思想政治工作的本真使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过程具有浓厚的“单位本位”色彩，国家权力一旦进入单位，就被过滤掉了国家性和公共性。由此而来的第三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是封闭的，即一方面它只指涉具有本单位身份的人，外单位或单位外的人与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培育了封闭、狭隘的“单位人”，这与开放、多元、自主的现代社会要求相去甚远。

3．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缺位。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单位内的党组织作为主要的实施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性质、种类的同质和单一，党组织的建设是普遍化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普遍开展。新形势下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般没有党组织存在，也就意味着缺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机构。另外，即使是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原先党组织承载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剥落和弱化现象。这与这些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有关。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中经济组织的本性，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无非是“开源节流”，一方面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重要方面就是优化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尽可能地去除与经营活动“无关痛痒”的机构和功能。许多企业在进行内部改革中，被裁撤或分流的机构和人员往往是政工机构和人员，即使保留了这些机构和人员，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异，可能让这些机构和人员去从事与企业经营直接相关的广告、策划或文秘工作。

三、“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

1．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阐述的观点，社会团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机械团结，它是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其特征主要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

它明显的客观标志是“镇压的权力”，即对差别性、异质性的强制压抑，“压制法”是这类社会主要的法律形态。二是有机团结，它是在发达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是：社会上个人与群体存在着显著差异；社会分工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完成；专门化分工的结果是人们相互依赖性的增长；法律规制的主要类型是“恢复法”、“协作法”。因此作为社会整合方式之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确认和尊重不同社会阶层及个体的多元利益和价值诉求，其运行路线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而应是回应性与对话性的交流活动。维护我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主导和权威地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使命，但纯粹的居高临下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将会使正确的理论信息抽象化、教条化，增加其不可接受性。只有在确认和尊重不同阶层及个体异质性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基础上，使整体主义与以人为本达致有机平衡，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契合于社会多元的正当需求，其生命力才得以真正焕发，才会获致社会和谐与有机团结的功效，才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品性。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识，型塑开放的公民意识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公共意识，它包括政治上的参与、对所属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法律上的制度认同感、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道德上的自我负责与社会责任感；它还应包括负责任的环境与生态伦理等等。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内容上必须调整到公民教育上来，以型塑公民意识作为自己的核心，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必然要求。

社会工作论文篇（8）

莫勒斯(Morales)与西佛(sheafor)认为，对人提供照顾(Caring)、治疗(curing)与改变社会(ChangingTheSociety)是社会工作者存在的三个主要使命或宗旨(3C''''s)。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社会工作的开展，更多的是强调照顾和治疗的“使命”，很多情况下缺乏改变社会的实际机制。在总结最近几年各个领域社会工作开展情况时，我们发现：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社会工作在进行社区发展、社区服务以及进行弱势群体关怀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与法律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凸现出立法的漏洞，有的凸现出法律运行的具体缺陷……这些问题，于一个单纯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可能是难以解答和进行更深层次讨论的；于一个单纯的法律人来说，又是在书本中很难发现的。当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活动的时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社会工作的建构性检视

(一)定义中的建构性取向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会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2001年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提倡社会转变，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藉以改善人类的福祉。社会工作运用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等理论，在人与环境互动中作出介入。而人权及社会公义等原则乃社会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定义之下，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工作所应该具有的社会作用，而这种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转变社会”和“改善人类福祉”的作用。按照A·T·莫雷尔和B·w·谢福的观点，“社会工作实践由社会工作价值、原则和技术的专业应用所组成，以便实现下述一个或多个目的：帮助人获得有形的服务，对个人、家庭和群体进行辅导和心理治疗，帮助社区或群体提供或改善社会和健康服务，并参与立法过程。”

在这里，莫雷尔和谢福特别提到了社会工作在“参与立法过程”中的目的性取向。此种目的，实际上也即一种建构性的目的，旨在具体的服务和照顾中获得更多的社会建构启示和具体实践。在我们国家，学者对社会工作所做的定义也同样没有忽视社会问题及社会工作的建构性问题。

(二)行动研究理论的视角

行动研究的先驱人物，社会心理学家KurtLewin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要获得理论知识，同时还应该透过行动研究形成社会情境中有效的管理或行动策略，以达成预先设定的变革目标。从理论上来说，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就社会工作来说，(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目标不仅仅是照顾和治疗，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社会变革上。照顾和治疗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的目标，而社会变革则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目标。在行动研究理论之下，实践性的行动研究(PracticalActionResearch)和解放性的行动研究(EmancipatoryActionResearch)对社会工作是十分受用的，特别是其在社会建构目标指引下的具体实践。

实践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发展案主的实践推理能力，经由厘清有意义沟通与对话的条件，生成诠释性理解的知识，这个知识能形成或指导实践的判断。

解放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创造一个有批判性的分析环境，让案主能在完全授权的情况下，超越主观的认知，使获得客观的解放型知识来进行沟通或社会行为，实践进行批判与反思，进一步创造一种可能的改变与进步。而Hart和Bond则将之成为“赋加权力型研究”，指出这种研究与社区发展紧密相关，以反压迫的姿态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研究的目的是结合理论与实践来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研究者协助参与者确认研究的问题，提高彼此相互合作的共识。

在面对具体的案例和案主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基于行动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服务者”、“倾听者”、或救助者。他(她)的“判断”、“反思”将会成为社会建构过程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而且将会对案主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法律问题与社工介入的可能

目前，国外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实务和教学都将社会工作中的法律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来开展。实际上，社会工作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需求评估对立法和政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往往成为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再次，法律的介入可使社会工作的领域更为广阔。

相比于其他问题，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和证据表达问题又是此领域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台湾学者陈慧女指出：法律与社会工作之实务可以在以下领域展开：社会工作的临床评估；儿童虐待、疏忽、目睹家庭暴力之评估；儿童、少年、成人害被害人之评估；婚姻暴力被害人之评估；害、婚姻暴力、儿童虐待加害人之危险评估；儿童及少年监护权、探视权、收出养之评估；少年犯罪行为之评估；老人虐待与疏忽之评估等。台湾大学《实习过程中与法律相关之注意事项》一文中指出：“社会工作者必须对于法院的运作体系有所熟悉，同时也必须知道在法庭上作证时应有何种适当之举动。社会工作实务者与学生必须假定其所撰写之专业服务纪录、个案纪录、个案报告或联络信函等，皆有可能成为法院传票要求检视之特定文件；也有可能是检察官或律师搜集和检视之文件；且可能在法院里当庭阅读之文件。当我们在撰写上述这些文件时，必须相当留意撰写纪录之内容，以及我们如何责成文字上的表达。”其实，这也就是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除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困难，还必须要在政策，特别是司法领域承当更高的社会责任。而这一点，可以说，会对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及照顾儿童法律程序》一文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或进行个案会议期间，如受虐儿童被评估为需要法律保护，应由社会福利署的负责个案社工或警方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所列相关条文处理。相关机构会提供跟进服务。对于不被评估为虐待儿童，但须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个案，而该个案并非其它服务机构的已知个案，家庭服务中心会负责进行照顾儿童法律程序。实际上，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此类儿童保护的案例中，对社工在法律方面的要求显然要更高，而且也更为细化。在美国，1989年的“约西亚儿童虐待案”中的相关事实则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楚的了解。

1982年1月，DSS在知道约西亚遭到父亲的虐待后，工作人员与孩子的父亲进行了面谈。一年之后，DSS又一次接到医生的电话指“怀疑孩子受到了虐待”。而这一次，他们从威斯康星青少年法庭得到指令把孩子暂时交给医院监护。三天之后，DSS特意召集“儿童保护组”开会讨论约西亚的问题，该组由儿科医生、心理学家、侦探、律师、专案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院员工组成。小组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本案虽然最后是由于在DSS是否应该做出救助的问题上产生争议。但在案件诉诸法庭之前和之后的有关争议情况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领域的介入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且，此种“介入”的意义正如对本案提出异议的布雷兰等三位大法官所言：如果DSS的人不能尽责的话，类似约西亚这样的受虐待的孩子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由此可见，社工的及时介入，以及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发挥将会极大地弥补司法程序中的某些空白。

三、专家证人制度概述

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制度产生于14世纪的英国，一直以来都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专家证人是指：对该问题或与该问题相关联的事宜所具知识或经验，能令其对该问题或该等事宜的意见可被接纳为证据的人。②专家证人与一般证人，与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都是不同的，而将几者加以区分将会使我们对专家证人制度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专家证人不同于一般证人

一般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而专家证人可以发表意见。一般情况下，对事实的把握是为后边的推论或进一步证明作准备的，而由专家证人所作的意见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被法官所采纳，对案件产生的影响比一般证人要大。

(二)专家证人不同于鉴定人

首先，主体来源的范围。鉴定主体必须是取得官方资格，或拥有官方承认的某种资格的人。而要取得这种资格，则不仅必须拥有一般人(包括法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而且还往往必须通过某种考试或考查才能够实现。而专家证人的选任范围要广泛得多，只要满足“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意见有助案件解决”等要件即可。

其次，主体选任的权限。一般情况下，选不选专家证人，选择具有何种资历的专家证人，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庭不加干涉(除少数情形下由法庭选定外)。而鉴定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案件的需要则需要法庭介入选定。

再次，主体的倾向性。专家证人由当事人聘请或选定，因此专家证人会作出相对倾向于本方的意见。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浓厚的对抗性意见。而鉴定人往往是中立的，采取的是科学的结论和评判。

(三)专家证人不同于专家辅助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体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各方当事人自行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此条规定类似于专家证人的规定，但又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之规定。之所以类似，是因为此类人员是由当事人申请，有一定的自由选任性。但两者又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很多学者将此条规定中的主体称为专家辅助人。

首先，专家证人提供的是意见，并且是结论性的。但专家辅助人进行的是说明，并且还要有“对质”、“询问”等过程。

其次，专家辅助人必须是在“经人民法院准许”的情况下进入到案件审理过程，而专家证人的选任就要更为自由。

因此，专家证人制度是一种极富特点，并且在效率方面极具优势的制度设计方式。对于完善司法程序、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是颇具意义的。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已经在理论和学术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如何具体的对其加以操作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四、社会工作者何以成为专家证人

(一)社会工作者能称为专家吗?

以艾滋病检测为例，当某案主来到机构，机构会指派其中一名咨询员全程陪同。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提供免费的检测前心理咨询。第二步：提供免费快速检测。第三步：结果呈阳性的话，7个工作日内陪同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认检查。第四步：陪同到疾控中心做免费CD4细胞检查。第五步：CIM细胞低于400的人，陪同到相关医院进行免费体检。第六步：转介并帮助其获得免费抗病毒药物。第七步：提供服药依从性支持。

从整个过程来看，从心理咨询开始到最后的药物依从性支持，整个过程都是在相关的社会工作者辅助和指引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此名社会工作者是最了解案主情况的。而且，不管是到哪一个机构进行检测、体检等，社会工作者都陪同在身边。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具备此方面知识的人，同时也是清楚记录整过程的人。而在其他领域，比如儿童保护、家庭暴力等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更能清晰地记录下发生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一般人所不能发现和记录下的。况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之前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这使他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更为清楚、合理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基本情况。这些记录以及社工的具体分析对于具体司法程序的开展是极具意义的。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的要求

职业伦理是一个专业在实务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对于社会工作这样一个时时刻刻在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来说，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专业职业伦理的建设和倡导，而社会工作在社会建构方面的工作倡导又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指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变迁方面首要的努力应着重于：贫穷、失业、歧视及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公正。当社会工作者必须无决定能力的案主时，社会工作者应采取合理的步骤以保障此案主的利益和权利。社会工作者应采取行动以防止和消除那些源自于民族、种族、国籍、肤色、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状况、政治信仰、宗教或身心障碍所造成的支配、剥削和歧视。《加拿大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伦理守则》指出：法庭许可有裁判权的法官可以命令社工员提供其评估给法庭。当法庭需要该资料时，社工员可以向其解释案主拒绝提供的理由。社工员应该促进社会工作的正义。《台湾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指出：(社工员)应以负责态度，维护社会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增进整体社会福利。阐明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工作应增进社会的一般福利，致力于歧视的防止与消除，确保人人可公平的获得所需资源、服务和机会，倡导社会状况的改进。

应该说，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要求都将社会工作者在法律领域的社会责任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这是符合现时社会工作发展要求的。而且，我们发现，像加拿大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对社工作为专家证人作出了直接性的要求。此种趋势将会对各个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与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临床研究为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Lindemann在1944年CoconutGrove大火后，从事的关于火灾后悲伤反应的研究以及ReubinHill于1949年进行的因战争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与重聚以及家庭压力的研究。危机处理理论关注人在压力事件之下的危机状态，并试图通过适当的危机处遇方式来预防、重建、改善和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如农村社区发展、青少年教育、流动人口知识普及等都是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发式展开。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危机性。而对于像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就医歧视等情形，社会工作就不仅仅只需提供照顾或心理辅导，它需要的是紧急的处理方式，包括向法官呈递个案记录和进行出庭作证，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主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活动对于受到侵害的案主来说究竟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根据危机处理理论：对个人而言，面对突然压力情境及危机事件，人会经历情感失衡、认知失调及表现出相应的生理症状；对于团体来说，当团体共同遭遇危机时，危机会受环境影响而扩散和蔓延。但这些都不能算作病态。通过良好和有效的危机处理，可以增强对事件掌控及因应的能力，减低心理沮丧的强度，在悲伤过后重新建构好心情，有助于对未来事件处理能力之增强。反之，在严重压力失序和创伤后压力失序的状况下会产生对创伤事件之再经验(如梦魇、幻觉)、逃避和麻痹(避免创伤之勾起、远离人群)、过于敏感警觉(过度失眠、易怒)甚至是忧郁、人格失序、人际问题、犯罪行为及自杀。在失衡状态的期间，人会主动寻求生活的平衡与和谐，评估事件之意义，及检视个人生活中可资运用以因应危机之个人与社会资源。当个人受伤的状况升高时，特别会寻求心理上的协助。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在面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各种歧视的情形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的处遇此类的危机。因为，类似于艾滋病感染者这样的群体，他们在受到歧视以后，恐惧和无助将会在群体内蔓延。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变得更加脆弱，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降低个人对压力及无助的感觉，活化社会资源和建构有效因应策略。而在司法过程中，社工作为专家证人的介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活动，它在本质上意味对人之危机的关注和巨大的支持。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支持将会对法律在大众中的普及以及树立法律的权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的理论意义

在这里，我们通过相关的理论建构，试图阐明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一名专家证人，加入到诉讼活动或其他更为广泛的司法活动中。而实质上，这样的一种尝试正是建基于司法本身变迁的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每一个案例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规则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而其后果正如审理Greenv.HudsonRiverRailroadCo.,28Barb.9,22(N.Y.1858)案的法庭所说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只能按照我所发现的法律裁判——我没有特权去偏离源远流长的先例的要求。”这样一种对逻辑机械的运用，势必是片面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而正基于此，这种传统在19世纪末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霍姆斯(Holmes)在其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TheCommonLaw)中指出：法律的核心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布兰代斯(Brandeis)则将社会科学的材料运用在他的辩论摘要(bfief)中，并且得到了法官对这种做法的认可，继而基于该种材料获得胜诉。实际上，不管是霍姆斯理论的阐述还是布兰代斯实践上的尝试，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关注点集中在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司法的作用上。而在我们国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法律的解释和推理也在理论界得到了重视。①那么，此处我们所提社会工作者究竟能在这场变革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一)助益性

社会工作论文篇（9）

所谓社会保险档案，就是从事社会保险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开展社会保险工作的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历史纪录。社会档案的建立无疑有助于社会保险工作及时有效地开展，使社会保险工作的实践活动有据可考。

一、社会保险工作建档现状

随着保险种类不断转变和参保人数的不断增多，多年的保险业务档案资料管理工作量也日渐增大，由最初的几万人到现在的几十万人。社保业务档案管理作为社保经办管理工作之一，保险业务部门要定期做好对参保人员的档案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分类、归档、装订、保管、利用、移交以及摧毁等等一系列工作。它既是增强社保经办过程中质量与科学管理社会保险事业的必要手段，至此一个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作为主的社保工作体系逐步建立、完善起来。

二、现阶段社会保险档案的特点

从形成的范围看，社会保险档案涉及面广，产生和保存由各自的承办部门负责；从动态角度看，社会保险档案中有相当内容信息是不断变化的，应实行一定程序的动态管理；从现有载体看，社会保险档案基本以纸制材料和电子系统为主；从管理角度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还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有待加强规范管理；从利用角度看，社会保险档案无论是宏观方面的材料还是微观方面的材料，一直处于利用的高峰期。由于社会保险初期的建档工作不够理想，其信息共享机制与系统也尚未健全与开通，因而给利用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

三、加强社会保障档案的规范化管理

一是必须用科学发展指导档案工作，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做好新时期的社会保险档案工作。目前，传统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信息网络化要求档案工作尽快实现数字化。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等日益走上档案的前台，因此，必须寻求与其他信息及其他传媒的沟通和连结。学会利用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和高科技手段发展自己，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促进社会保险档案工作快速发展的动力。二是有为才能有位。必须明白，作为和地位是辩证的关系，有作为才会有地位，社会保险档案工作的成效只有通过档案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业务水平才能得到体现，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与希望同在的形势，练好内功，强化自身的同时，以令人称羡的作为，赢得社会保险档案工作在社会应有的地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离不开社会保险档案，当前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会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主管部门，尽快研究制订有关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规章，明确社会保险档案工作的原则。管理体制、机构人员、职责任务等项内容，同时确定社会保险文件材料利用、移交等项具体事宜，以便在建档管理时有所遵循。其次要加强对社会保险建档工作的宣传，营造良好的建档舆论氛围。再次要提高社会保险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组织从事社会保险工作专、兼职档案人员参加培训，培训学习应该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重点学习档案法规知识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按档案业务知识技能，使其以较高的素质，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保险档案工作需要。最后要配合上级社会保险部门，加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险档案信息服务网络和步伐，同时社会保险档案信息网的建设与管理应全国统筹规划，统筹安排并全力做到软件统一，硬件设备配置要求统一，网络之间接口标准统一，数据传递方式统一，以避免重复工作。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深刻领会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实行两个转变；即由被动应付向主动服务转变，由自我封闭向对外开放（保密案卷除外）转变，加大开发档案的力度，搞好规章制度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在工作中，既要发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老黄牛精神”，又要发挥开拓创新、灵活主动的精神，为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作出贡献。

四、加快信息传递，挖掘资源潜力

社会工作论文篇（10）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全球化使得资本、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要素的流动穿越了国界。这种多元的文化要素、信息资源、意识形态观念等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注入到生活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开展工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同化教育，往往片面重视灌输和说教，没有充分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要，也没有尊重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对大学生高度关注和深感困惑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涉及甚少，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到影响。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多为“85后”“90后”青少年，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两种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群体特征：其一，强烈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求新意识；其二，一定程度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偏激。因此，原有的强调传统、单一、刚性、权威理念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已难以适应作为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好奇心强、追求多元价值的大学生群体的需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强调经济理性、利益最大化、竞争等理念，区别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但是，与之相伴的是，原有的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共同体生活结构逐渐解体，“国家—单位—个体”三位一体的结构变成“国家—个体”二元结构，中间力量或组织的缺位，导致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倾向成为现实。同时，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发展格局，又催生出了明显的个体化社会，即一方面鼓励社会大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的经济理性、物化、功利主义等思想渗透到个体之中。原则上，这种个体化倾向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和重视青年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现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对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因此，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追求学生个性发展与受集体主义思维约制的矛盾，个体化、个性自由、主体性、自主性与集体主义原则未能得到整合与超越。

（三）消费社会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和挑战

国际上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已进入消费型社会状态，体现了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受到这股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获取物质消费当作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未必是出于他们对生活的必需，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由于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形塑与生成的重要阶段，他们对这种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和模仿，极大地彰显了其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独特特征。但是，现行的高校思政工作并没有有效回应消费主义体现的对于通过消费所追求和获取的身份认同、群体认同等。

二、优势与因应：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重构

虽然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体系，且后者是传统上占居主导地位的学生工作手段，但是已有很多学者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基础，初步论证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优越性和可行性。本文认为，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回应后者在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背景下所遭遇的困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理念优势。

（一）强调服务学生而非教育学生的工作理念

社会工作自诞生之日发展至今，逐渐从单一的慈善救济功能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科学方法与社会制度。“服务为本”的工作理念是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核心。相较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教育、管理学生为核心的理念，高校社会工作以服务学生为逻辑起点，从而达到育人自育的境界。

（二）强调学生为本而非学校为本的工作重点

社会工作本质上是要重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扮演了重要的福利制度功能，以人为本的福利观念成为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指南。社会工作在看待和介入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时，能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来开展工作，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积极适应高校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以及未来的工作环境。

（三）强调增权赋能而非控制约束的工作导向

增权理论是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核心在于：挖掘个体自身内在潜力和资源，实现个体权力的本来面目，改善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力状态，促进宏观上的人际和谐和社会公正，最终达致社会的平等、和谐状态。因此，在开展学生工作中，社会工作注重整合学生自身及周遭存在的有利资源，从个体、群体、组织层面，协助学生达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

（四）强调学生参与而非消极被动的互动机制

社会工作被视为一项福利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成为行动主体、平等参与、协力探寻和应对服务对象所遇问题。因此，“与服务对象一起”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机制。社会工作在看待学生所遇困境和需求时，强调学生自身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地位，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需求评量、问题界定、方案设计、服务开展与评估等全过程。

（五）强调全面发展而非片面僵化的教育目标

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帮助有需要的个体、团体、家庭和社区，并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促进各主体的发展，发挥其发展。同时，通过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维护社会秩序，发挥预防。高校大学生整体上处于身心发展和价值观形塑的重要阶段，发展性任务是大学阶段的核心要旨。因而，社会工作在介入学生工作时，通过积极整合有利资源、促进学生发展，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全面发展。

三、互构与共生：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逻辑

当前，尽管不少学者呼吁将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以发挥社会工作对高校思政工作的补足功能。但是，他们在强调社会工作向高校原有学生工作体制进行嵌入时，更多地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工作向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强势嵌入，体现了一种专业霸权主义的倾向；二是强调社会工作的单向嵌入，忽视了高校学生工作体制的接纳、主动导入；三是强调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二元分离。本文认为，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实上可以存在融合互构的关系。在学校场域推动思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理念、方法之间的相互体验与功能互构，将为大学生提供有别于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服务体验，有效弥补传统思政模式的不足，回应学生需要，协调和学生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一）理念互构

在传统学生工作领域，常坚持管理型、约束型的工作理念，如对学生思想、道德、行为等方面的评价更多强调学生对于意识形态的顺从、规则的接纳和秩序的遵守。事实上，培养各种规训和服从秩序的顺从者，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教育效果。社会工作坚持尊重与平等、助人自助、服务至上，以及个性化等理念，这些理念本质上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参与平等，鼓励服务对象自觉基础上的自主发展；强调服务，尊重个体差异基础上培养社会主义公民。一些研究也表明，坚持学生为本、尊重学生主体性地位、激发学生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形成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为进一步培养现代化公民奠定基础。

（二）功能互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一系列教育活动，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继而指导他们的行动和行为习惯，以成为教育者所期望的群体。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学生进行政治、道德和思想教化。但是，其在实践过程中常忽视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机制，忽视调动与大学生个体有关的其他系统和资源来协力助推学生发展。社会工作的工作逻辑在于通过对服务对象处境、问题和需求进行科学、客观、系统的评估，与服务对象一起寻找问题解决之道，帮助他们成功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困境和挑战，并积极适应社会环境，即实现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工作之中，注重从学生及其周遭环境来看待学生所遇困境和需求，通过整合学生个人、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等多元系统环境的互动，共同协助学生成长与发展。

（三）内容互构

事实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小学时代就已开始，一直贯穿至大学阶段。学习周期过长，学习内容重复，且与实际生活脱节情况严重。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突破传统框架，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内容体系和多元育人形式。相比而言，社会工作没有一成不变的服务内容，从微观层面讲，它借助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为有需要的个体、团体和社区提供专业；从中观和宏观层面讲，社会工作发挥着评估社区需求、整合社区资源、进行政策倡导等功能。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坚持证据为本原则，通过科学、客观的评估方法，以学生需求为前提，借助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增权理论、抗逆力理论等理论和方法体系，为大学生个体、群体，乃至校园提供内容多样、形式多元的专业服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四）机制互构

现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由多个主体几乎同时开展工作，包括“两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学校心理咨询教师等。实施者存在多元且分化的情况，虽然分工明确，但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协作的实践机制。现代社会工作注重对多元主体关系的整合，强调多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多元主体优势，调动多元主体积极互动与合作。

四、重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土化创新路径

如前所述，尽管在主体、理念、功能、内容和机制等维度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社会工作的介入并不否定其作用与优势，而是尊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调动思政工作相关主体的资源互动与积极合作，以形成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互构格局，共同服务于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

（一）探索和建立主客体之间的平等地位和伙伴关系

在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主体互构，意指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形塑、互相作用以及角色互换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效回应当前挑战并进行创新，需要改变传统上坚守的主客体对立局面，借助社会工作的主客体之间平等关系理念，搭建起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平台，形成师生之间的和谐伙伴关系。只有坚持平等参与和互动，才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效能。

（二）坚持和施行以学生为本的公民教育实践

强调理念互构，意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借鉴社会工作的相关理念，逐渐改变原有的管理导向型工作理念，形成服务导向型的工作理念；逐渐改变消极的教育方式，探寻积极的公民教育方式；逐渐改变将学生视为被动的个体，而将之视为积极主动的个体。唯有如此，才是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的内在前提。

（三）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及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在实践中强调功能互构，意指在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借助社会工作具有的支持、服务与发展等功能定位，强调对学生的无条件接纳与支持，强调对学生的服务供给而非灌输说教，强调对学生的发展性关怀而非病理性治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效服务于现代高等教育目标，就必须从自身功能定位上进行创新和变革。

（四）构建符合学生实际需求与多元整合的教育内容

强调内容互构，意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应该对目前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进行反思和总结，提炼出有效的教育模式和实践经验；同时，应该借助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内容体系，对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进行梳理、扩展和整合，加强对学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责任教育、社会职业与生涯发展教育、多元文化体系和价值观教育。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对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重构与创新，以符合时展所需。

（五）建立多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与良性互动机制

强调机制互构，意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要搭建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网络，包括学校层面、“两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咨询教师、专业课教师、学生干部、大学生等，对于目前多元主体之间分离的关系格局，有必要汲取社会工作在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方面的原则和优势，形成学校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机制，共同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以提升高校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根本目标。

社会工作论文篇（11）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如今社会，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业务的管理和相关的机制，提高我国社会保险业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保险业务工作中的激励作用，将社会保险业务所面临的形势向保险公司所有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讲清楚，并且同时将任务都具体交给他们，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对保险公司所有人员思想的统一，不断增强他们在工作中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从而进一步促使他们自觉地为完成属于自己范畴内的任务，同时向保险公司所有人员讲清楚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要求要的提高，我国对保险公司越来越重视，从而激励保险公司全体所有职工不断增强自己搞好工作的信心；不断向他们贯彻在保险业务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在不断增强本公司经济效益的同时重点还要提高公司的社会效益，激励保险公司全体工作人员要不断加深为人民服务的认识；激励保险公司全体的领导人员要根据保险公司发展的需要，不断提出公司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项目工程，并且不断激励保险公司全体工作人员要积极投身到项目工程的工作中去，团结一致为社会保险公司创造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服务业绩，为社会保险业务佳绩。

1.2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创造和谐社会保险机构中的积极作用

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业务的管理和相关的机制以更好地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如今社会的需求，作为保障人们日常生活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险公司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创造和谐社会保险机构中的积极作用，以创造更加和谐的保险公司，从而确保不断提高其社会保险业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此，保险公司必须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工作人员工作中的解疑释惑作用，帮助他们更好地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思想问题或道德问题，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工作人员工作中的理顺情绪作用，帮助他们更好地调节工作中出现的情绪问题，减少工作人员情绪低落，减少焦虑烦躁等情绪的出现，帮助他们更好地解除情绪方面的疑虑，消极他们不良的情绪化，以更好地减少不良情绪对工作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他们工作的热情，从而提高保险公司整体的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保险公司全体工作人员都关心的热点问题上来，善于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倾向的势上发现潜在的但现在还没有被发现的思想问题，要提前通过预测以更好地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使他们以更加积极的热投身到保险公司的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好地提高保险公司社会保险业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1.3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素质意识方面的强化作用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如今社会，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业务的管理和相关的机制，提高我国社会保险业务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素质意识方面的强化作用，在对工作人员素质意识强化的过程中，要始终继续邓小平理论，坚持向保险公司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再教育，再度更新他们以前那种模糊认识或不正确的认识，纠正他们不正确的工作认知和服务认知，并且于此同时进一步坚定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业务的管理和相关的机制，提高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素质意识方面的强化作用，强化他们的集体主义观念，使他们在工作中要始终以集体利益为重，不可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集体利益，而且在社会保险业务服务工作中要始终坚守职业道德，为此，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的指导工作，使保险公司每个领导人员和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树立起正确的职业道德标准，为此保险公司可以在公司文化节深入开展向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文化活动，从而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要树立起强烈的集体意识，对于自己所工作的保险公司，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使全体工作人员树立起共同的责任感，树立起共同的荣辱感，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在保险业务中要深入群众的服务事项中，切实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广大人民群众为主；对于领导人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以更好地塑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情操，培养他们愿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贡献的工作精神。

1.4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保险公司文化的协调作用

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业务的管理和相关的机制以更好地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如今社会的需求，作为保障人们日常生活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险公司就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保险公司文化可以更好地疏通和改善每个工作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使他们之间可以形成更加坚固的相互信任的情感，形成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服务质量的工作人员之间可以相互负责的道德规范，不断增强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工作中的协调作用，使保险公司在工作中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使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来，不断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变得更加热爱工作集体，工作中以集体利益为重，以更好地为公司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提高公司的社会效益，从而从整体上实现保险公司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保险业务的高服务质量和高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保险公司文化的协调作用，可以更好地从保险公司每个工作人员的个体差异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他们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平时表现可以更好地解决他们普遍存在的工作的共性问题，从而使保险公司可以在公司活动期开展群众性活动以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更好地提高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协调性，更好地提高社会保险业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