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大全11篇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方面的理论是相协调、相一致的。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大会报告，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生态文明建设以一种显性的、崭新的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012年7月23日在京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1] ”这段话表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快速全面发展的同时，以生态转型的方式来实现生产转型的过渡和改变，在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来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同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物质依托，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追逐利润获取最大化的资本积累，在合理有序的情况下进行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侧面的体现，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生活的物质丰富性得不到保障，这样的生态是一种原始的、倒退的生态；生态文明思想一直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中，指导着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平稳发展，经济发展的物质丰富性又为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将市场经济运行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隐线提高到显线的地位上来，也是市场经济向前迈进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同样具有一致性。在我国，实现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标准，实现人民参与管理的意愿，在政策立法等方面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规范性的、可靠地保障，在政府与人民管理的双向互动中，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直接相关，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也为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就“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的提出而言，刘思华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教授和我的著述中，就使用了生态文明概念，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2]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中国要比国外早十年，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前瞻性和优越性，同时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在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思想，认识资本的本来面目，抵抗社会的物化现象、物化意识，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挖掘生态建设的理论以指导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理论指导和价值诉求。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生态文明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关乎人类能否正常、持续地发展下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亦关乎人民福祉，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之中。在理论层面上开辟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生态学的新境界，是“继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之后，第三个重要战略思想。[3]”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到刚刚落下帷幕的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产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理论发展，体现了理论“三四五”的一个内容上的扩充，具有战略意义上的高度，这是党对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更为核心的把握，这种理论上的提升体现了党中央提出发展对策的能力，在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核心理念，实现了各项发展理论的高度聚合和统一。

从在实践意义层面上，生态文明的建设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全面而可持续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互相改造的一个过程，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时候生产社会产品，自然在改造人的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的演进，在实现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满足人类当前需要的同时又能以最节约的方式对待自然资源，为后代提供一个绿色的发展空间，实现代际公平的延续，发展绿色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建设就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未来的方向和标准，如何完善制度和法规，真正实现人民参与政治共同管理国家时可以打造一个绿色生态的未来，是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社会上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人们都时刻关注生态文明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方面，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生态学的核心思想，从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领域多方面展开研究和讨论，不教条照搬西方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真正站在本国发展的具体立场上，综合本国发展的绿色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中国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在面对经济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资源透支利用、自然灾害陡增的一个生态遭到剧烈破坏的今天，能够将建设生态文明摆在首要位置，既表现了中国有决心有信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发展，又表现出社会主义真正渴求与自然平等对话、和谐相处所做的努力。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建设提出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经由五年的努力和发展，在党的十报告中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单独列出，“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4] ”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在现有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生态发展与民生发展相协调一致。“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5] ”因此，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生产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真正以生产人民需要的物质资料，减少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耗。大力扶持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的产业，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会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有别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以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利润为目标：“为了积累资本，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必须不停地扩张。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会得到支持，而有损扩张的技术就会被排斥。[6] ”而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是以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发展为指导的，是以健全平衡的生态经济为前提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技术的提高有利于资源消耗的控制和资源的高效率使用，减轻自然恢复的压力，将原来的“从产品到垃圾”的单向度的堆积消耗模式转变为“从产品到垃圾再到原材料”的循环可持续模式。

宣传并鼓励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反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从消费中消除异化消费的成分，减少消费社会背景下的符号化生产和炫耀性消费，从消费的角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在现代化普及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文化传媒在行为导向，价值选择中的作用，利用主流文化媒体舆论和大众文化意识的引导，使人们正确认识到实际所需消费的有限性，反思非理性的过度消费，认识到建设生态文明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一件大事，为实现代际正义和代际公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诸多方面表现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不可分割性。

4、小结：领会党的十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整个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下去，真正改善经济增长、政治建设和文化追求，打造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应当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将生态文明的建设扩大到资本主义国家，让全球意识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之所在，将生态区域化发展为真正的生态一体化，打造美丽世界，实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07-24.

[2] [3]本刊记者.正确认识和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研究员刘思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2）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0024-02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起因与经过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兴起了一股“主义热”。时人张口主义,闭口主义,而对现实存在的关于国计民生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火烧眉毛”的问题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尤其令胡适看不顺眼的是当时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也悬起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

胡适忧于舆论界“空谈主义”的偏向,也急于中国的很多“火烧眉毛”的问题鲜为人谈。于是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在引言中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文中提到在宣传“主义”时,不要满足于“纸上的学说”,而要“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等等。而且把“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作为“舆论家的第一天职”。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志先)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蓝公武没有细读胡适的文章,虽然提出了反驳,但偏离论题,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尽管如此,胡适仍在《每周评论》第33号予以转载,并在文章前写道:“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后来还收入《胡适文存》1集第2卷。

是在出京的时候读的胡文,并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整理了他的感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他提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为了回应蓝公武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8月24日)和《四论问题与主义》(8月31日)以及《新思潮的意义》(11月1日)。在这3篇文章中,胡适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因《每周评论》被当局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就结束。

二、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

任何“主义”都产生于特定的情境,外来的“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必须本土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由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一开头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强调“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在后来的讨论中也坚持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脱离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要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当时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主义”的一种,同样存在着文化传播中遇到的一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如何转化为中国形式,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意或无意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就是要处理好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关系。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怎样结合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胡适和都肯定了主义与问题是不可分的。“主义”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联系社会现实,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也少不了学习主义。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而且“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他还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胡适在呼吁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肯定“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同时主义和学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用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但反对下什么药都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

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任何“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然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蓝公武认为“问题”和“主义”二者“不能截然区别”,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即“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但他又说:“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蓝公武的观点基本与一致,但其论述不严谨,有的甚至自相矛盾。

四、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双方的观点都得到了彼此的善意回应,特别是胡适的观点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善意回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论中吸收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关注中国实际问题,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初探索。

陈独秀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起手之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其后他也发表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见解,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适的痕迹。陈独秀指出“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又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说:“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造逋逃薮安乐窝”。而“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椿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青年时期的深有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陈独秀与胡适在他心目中是取代康、梁的人物,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1919年9月1日,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在这个《章程》中,列出问题研究会首批研究的71个问题。在问题研究会的章程中,不仅列出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还特别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3]这个章程明显受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还在接编的《新湖南》周刊上,贯彻上述“研究问题”的精神。

中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如早期理论家瞿秋白在为自编论文集写的自序中说,自1923年回国之后,一直在陈独秀通知领导之下,致力于“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情境的工作”。“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此论断是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与实践的全面总结。

虽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因素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探索,尚不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明确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通过“问题与主义”这场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考虑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有机结合,并开始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耿云志.胡适论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艾丹.“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6).

[5]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再论问题与主义.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07-24.

[8]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4）

第一，旗帜鲜明，成绩显著。这是对杂志的评价。我们知道，从1982年小平同志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命题，到2007年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这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专有名词具体的表述不断地变化，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这个杂志从1995年开始就明确地定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始终把它作为刊名，也始终把它作为旗帜。事实证明，始终高举这样的旗帜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到现在，它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刊名的杂志。难能可贵的是杂志始终抓住这个主题做文章。我认为抓得好、抓得准。这15年来，围绕这个主题，杂志做了大量的文章，组织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成绩很显著。有很多文章被转载、被评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绩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旗帜文章大有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举起来，表明了我们的决心，表明了我们的信念，这方面的实践在继续发展，这方面的理论也在继续深化。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文章可做的，实践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我们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不断把实践当中的经验转化成为理论的成果。这方面北京的实践也好，全国的实践也好，有很多课题可以研究，有很多实践经验可以总结，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包括疑难和敏感的问题。包括一些有深度的问题，都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定会丰富发展，所以我们这个杂志是可以继续做贡献的，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高举旗帜，深度拓展。面向未来，我们衷心希望这个杂志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围绕旗帜继续做好文章。我的建议有三个拓展：一是向实践拓展，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所以实践的源泉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我们理论的源头不在书本上，而在实践中，抓住实践继续研究探讨创新，我们会做出很多好文章来。特别是北京，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也走在国际化的前列，走在现代化的前列。有很多前沿性的问题是可以创造出好的经验为全国做榜样的。二是向世界拓展。我们的旗帜是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不是关起门来称大王的特色，而是和世界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今天这样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要继续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同时要面向世界，既要向世界学习，也要向世界宣传，所以我们的理论不能光是停留在国门之中，要进一步走向世界。既要把我们研究的视野、课题向世界拓展，还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向世界拓展，所以应该说我们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们的理论成果走出去的问题。而我们这个杂志看来是走在了前头，办了英文版，据说办这个英文版很不容易，很多艰辛和甘苦，但是我觉得值，应该办，我们的杂志应该有这样一个眼光、气魄和胸怀，能够在理论宣传方面走在前列。已经这样走了，希望走得更好。三是向前沿拓展。理论研究贵在创新，事实上，我们需要研究的前沿问题很多，在这方面杂志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了很多，但是还可以继续努力，所以我觉得今后在组稿方面，在选择稿件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于前沿性问题的探讨，有所创新和发展。总的来说，希望我们杂志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做好这篇大文章，不断取得新成果。

李君如：我着重就英文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版问题讲几句话，第一，把党的基本理论介绍给国外非常必要。21世纪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可以说古老的中国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几年中国不仅在跨越式发展中经济总量逼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呈现出经济企稳向好的发展势头。人们要了解中国不仅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而且要了解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不仅要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以及具体政策做法，而且要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理论。只有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论，才能知道当代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才能知道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道路成为世界上各种人关注的缘由，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要出英文版的缘由，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这样的介绍是我们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突破。应该讲，我们党十分重视对外思想文化交流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大大加强了，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很多高校出了外文版的报和期刊，但是专门对外介绍我们党基本理论的刊物尚不多，而且直截了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冠名的理论刊物仅此一家，所以对北京市社科联作出这样的决策，我从内心讲是非常钦佩的，这对党的理论工作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去年中央决定加大外宣力度，有很多报刊都要做外文版，包括《求是》杂志，当然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北京社科联不声不响就把杂志英文版干出来了，所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举措，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第三，我想给编辑朋友们提个醒，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杂志尽管都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但是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中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不仅是党的理论研究的平台，而且是党的理论宣传的阵地，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党员、教育干部的阵地，而英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虽然也是理论研究的平台，但不承担武装党员、教育群众这样的宣传任务或者教化功能。它向外国读者提供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信息交流平台。要注意我们做英文版的杂志和中文版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宣传是交流，中文的宣传这个词中已经包含了交流。英文则没有这样的含义。我们平时说外宣，其实是对外交流，不是宣传。而交流这个词没有强制性，你听了我们的话，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甚至也可以完全不同意，这是交流。

对于英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英文版的杂志一是要告诉外国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什么，二是要告诉读

者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是怎么样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的，三是告诉外国读者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正在进行哪些研究，讨论哪些问题。如果能起到这三个作用，我们的杂志贡献就很大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和中国的理论工作状况。

第四。搞好这样的交流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索。在对外思想文化交流当中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但我们对外思想文化交流并不是很成功的，对外理论交流的难度很大，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边办刊、边总结、边提高。要使人家接受你的观点，首先要人家看得进去，看得懂，如果看都不看，怎么使人家接受你的观点呢?这里就有选文的要求问题，文章的选择问题，翻译问题。这需要探索。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通行的翻译法在国外也是让人家读不懂的。所以我们搞英文版要进行探索。试刊的问世就是探索的第一步。因为有了这第一步，就可以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我愿意一起探索，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相信我们的探索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徐崇温：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创刊15周年，我在此谨向杂志社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之所以要热烈祝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15周年，不仅仅是因为它早在15年前的1995年，就高瞻远瞩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来命名自己的杂志，更为重要的是，15年来它一直坚持不懈地把这个名称当做自己的使命和任务，自觉地、精益求精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团结和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平台，出色地、卓有成效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于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的1995年。如果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而为提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根本前提；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话，那么，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定位和界说。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5年创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密切关注和紧紧追随着15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和理论创新，由此来展开自己作为专业性理论期刊的工作。在2008年，杂志社从十多年来刊发的上千篇理论文章中再选出一百篇左右编成上、中、下三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选》，分别反映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五大、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以及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刊载的部分文章。如何致力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创造性问答，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的情况。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是一本专业性理论期刊，刊载的主要是一些理论文章，但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和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认识，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卓有成效地团结和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就必定能够在我们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一重要工作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它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党又提出和确立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如总结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了要自觉划清“四个重大是非界限”：提出了“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提出了“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等等。我衷心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继续团结和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用它来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发挥新的重要的积极作用。

赵曜：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15周年，15年来，在北京市社科联的坚强领导和编辑部同志的齐心协力下，杂志发表了许多在学术理论界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取得了很大成绩。我是杂志的热心读者，我对杂志所取得的每个成绩和进步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国现有杂志上千种，但真正办得好的杂志并不多。一个好的杂志至少要做到如下三点：一是政治方向好，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坚持马列，而不是违背马列。另一条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不是唱反调，排除杂音和噪音的干扰。二是学术水平高，在坚持“双百”方针下，尽可能多地发表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把杂志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至于取舍，关键是看学术水平、文章质量。三是可读性强。可读性强读者才能读，政治方向好、学术水平高的文章当然有可读性，但并不一定可读性强。因为理论文章比较枯燥。还要有一些群众喜欢看的，经过历史考证的有关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方面的文章。此外，也还要有一些和群众关系密切的现实问题和学者们关心的理论前沿问题方面的文章。我觉得特色杂志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研究主题，集政治性、理论性、学术性、现实性、创新性为一体，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做得很好。2008年选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选》基本上都是学术精品，成为我国学术杂志中一个知名品牌和佼佼者。

特色杂志创刊15年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是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各种学派和社会思潮应有尽有，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就会被“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占领，特色杂志发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坚

强阵地的作用。二是党和政府的思想智库。特色杂志发表了许多现实针对性很强的文章，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和建议，对党和政府起到了思想智库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三十年的大发展，出现了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色杂志应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正确方向继续向前发展。如果有条件，建议扩大版面，使每期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

闫志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创刊15周年之际，杂志的英文版试刊问世了，这是杂志今后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也是杂志送给中外读者的一个大礼。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英文版的出版和发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在国际上我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2008年底爆发的这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探索为什么这条道路、这种模式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它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关注的课题，也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课题，而且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方面人士关注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都在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许多人都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有些国家有些政党已经在学习和运用中国的成功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杂志发行英文版，而且也很可能是当前国内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杂志当中的唯一一本有英文版的杂志，我想它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起码有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我们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窗口。外国人可以通过英文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我们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了解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情况，这就会使我们的杂志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有更多的社会效益。

第二，它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平台。我认为，我们要以杂志的英文版发行为契机，以后无论是在我们的正刊上还是在英文版上，我们应该争取发表更多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使我们了解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而开拓我们的视野，推动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第三，杂志的英文版可以成为中外作者、读者沟通和联系的桥梁，我们可以通过杂志的英文版与国外的作者和读者建立广泛的思想交流和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争取能够以杂志的名义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或者国际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坛。中外学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学术交流。

现在英文版的发行为杂志走向世界迈出了一个重大的步伐，但同时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认为它的难度甚至不亚于我们来办正刊，所以我希望在市委宣传部和社科联的领导下，在杂志编辑部的不懈努力下。我们杂志的英文版会越办越好，并且影响会越来越大，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杂志。

夏兴有：今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5岁的生日，我们都是来给它过生日的，所以自然要说一些祝福的话。作为杂志的忠实读者，也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我感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是在我们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诞生的一个非常有品位的社科理论杂志。作为一个读者我感觉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具有开创性。当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北京市率先以这个名称来命名这本刊物，应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反映了当时在政治上的敏锐性和敏感性。紧接着1997年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加以确立。这15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在理论的研究和建树上应该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是具有现实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的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是一项活生生的社会事业，是一个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老祖宗过去没有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和问题，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难点问题，都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和回答。从哲学的层面、经济学的层面、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层面都进行了研究，而且通过举办各种论坛，应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具有现实前沿性的一本刊物。

三是具有学术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身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问题，它主要以专家学者为作者。同时，在历史的层面、理论的层面，包括国际的视角各个方面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实践的学理、学术方面的研究和开掘，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当中，有今天这样的建树、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认为也与刊物的学术品位有很大关系。

四是具有权威性。因为它发挥了首都区位优势。聚集了首都党政军高校、理论界、知识界各个方面高层次的专家学者，权威的研究人员，所以它提供给读者和社会的这些研究成果。应该说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研究当中发挥了很好的先导作用。我觉得我们党在创新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过程当中，在不少方面这个杂志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我也有一点的希望，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杂志应该走好国际化的这条路。伴随着“中国模式”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怎么样能够适应这样一个趋势，作为杂志来讲，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为宗旨、为主要任务，我们怎么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走好这一步棋。不仅要出好英文版，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在内容开掘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怎么样研究“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中国模式”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比较，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手，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从而进一步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刊物未来的一个重大选题。

包心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的特点我觉得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第一，主题鲜明。杂志创办15年来，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做深入的研究和宣传工作，15年几乎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是难得的。第二，重点突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不是泛泛而论。而是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重点问题，有意识的组织重点文

章、组织学术研讨。我印象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探讨，关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讨，都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特别是最近两年来，结合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的任务。突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给理论界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第三，这本杂志内容出色。从内容上看，所编发的文章少有空话、套话，尽量在理论创新上来阐述专家的一些观点。第四，编辑部的同志们视野开阔。特别表现在作家队伍方面，不仅关注权威学者和领导同志的文章，而且有意识地选发了一些学术界的新人的文章，培植扶持了一批年轻人，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此我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提出一点建议。我国的理论界，或者这本杂志以后的任务就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来做一点工作。我认为当前我们理论界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科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这样的任务当然有它的理由，首先是恩格斯100多年前就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来研究它。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社会形态、制度形态，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这个理论、这个道路本身所蕴含的内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这几年一直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引导人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任务迫切地提到我们面前，特别是以下三大特殊问题：一是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凸显的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我认为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用的话来讲，问题前所未有，实属罕见。总书记在几次国际性的会议上用“前所未有”、“实属罕见”这样一些词来概括我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问题，反映了我们的党中央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当前面临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无非是两大问题，一个是民生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而这两大问题不仅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而且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把人民群众的民生诉求、民主期望定位在一个科学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对社会差距拉大等各种民生问题的凸显，乃至对少数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的憎恨，往往涉及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担忧、怀疑、徘徊乃至否定，当然理论界不可能包医百病，靠理论界写几篇文章，就把全国十几亿人民的思想都统一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引导人们思想的工作。

第二个大问题，关于当前中国的改革问题。30年的中国改革毫无疑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但是30年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考验之后的中国，改革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完全作出清醒的回答。理论界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文章，包括我个人，也在思考、研究未来中国的改革问题，尤其是如何把政治体制改革更加科学地、稳定地提到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日程上来。这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第三个大问题，关于核心价值体系问题。我们党中央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样一个理论，现在全党也正在普及，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终结。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想目前的研究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再有，当前理论界面临一些倾向性的认识，我认为也需要进一步统一。现在有两种倾向性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一种“非独立形态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翻版，或者是其他种种“主义”的大杂烩而已。再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论”。我认为把我们的一些临时性的做法，或者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某些做法模式化其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此我提出这么一个粗浅的想法，理论界。包括我们这个杂志，能够更深入的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研究，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在我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进一步搞清楚。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如同当年小平同志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果搞不清楚，势必会带来理论上的模糊、道路上的扭曲，甚至发展前途的隐患。

傅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作为一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专业性理论期刊，15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守专业、权威、特色、严谨的办刊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研究主题，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关注社会热点难点，积极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努力出精品、树品牌，在理论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应该说，15华诞硕果累累，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离不开广大读者作者的厚爱和支持，也凝聚着杂志编辑们的智慧和汗水。下面我简单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第一，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大局，进一步加强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阐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研究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即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0 ― 0042 ― 03

本文探讨的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主要指东盟相关国家和欧美国家在国际公共空间对南海问题公开表明的态度和意见，是南海问题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现已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外交压力和舆论风险，增加了南海问题双边和平解决的不确定性。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南海领土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舆论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已被视为执政要素之一。作为亚太政治的一个焦点，南海问题既是关系领土和资源的实利之争，也已成为关系国家形象、国际道义的舆论之争。目前， 随着南海周边国家和某些大国不断出台南海新政策，南海地区形势发展及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也不断出现新动向。新形势下，中国欲有效开展南海维权维稳，国际舆论是必须关注的因素，亦是可借助的工具。在风险全球化与社会媒介化互相叠加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运用广泛，传播方式日新月异，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日具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和突发性，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迅速出现负面影响和风险。如果应对和利用不当，国际舆论也可成为风险因素，给南海维权维稳带来直接冲击。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要加强研究有关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形成机制，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舆论冲突的根源和动力，为我国有效化解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提供政策选择和智力支持。

二、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具体表现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南海问题一直是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对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双边关系影响极大。由于涉及国家，该问题导致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不时发生海上摩擦或舰船对峙，南海成为亚洲的“火药桶”，损害了中国和东盟国家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和安全合作关系。

南海问题虽然多次升级至军事冲突边缘，但目前仍然主要处于外交范畴，舆论则是主要博弈工具之一。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和东盟国家媒体以南海问题为中心，大量设置针对中国的各种议题，以图通过舆论影响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有些东盟当事国媒体攻击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质疑中国有关南海的九段线主张，曲解中国颁布《海岛保护法》的意图，炒作“中国”，中国形象被抹黑和丑化。这些新闻舆论与外交和军事行动相互配合，试图整合东盟内部意见、争取欧美的国际支持，以图政治上的主动，为侵占南海行为合法化服务。

近几年，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高调重返亚洲，并拉动日、澳、印等国染指南海，南海问题事实上也已成为中美之间绕不开的一个重大议题。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南海问题上已从以前的中立不持立场转向支持偏袒东盟相关国家，如以支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名，策应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国际仲裁；又如，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帜在南海大肆炫耀武力；与此同时，他们凭借国际话语权优势， 不断搅动国际舆论，给中国在南沙岛礁的合法建设工程扣上“军事化”的帽子，制造“中国”的翻版，与一些东盟国家相关舆论一唱一和，对我们施加压力，给我们造成了极大舆论风险。如，据《参考消息》2016年5月2日报道，美国媒体鼓噪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打所谓“羞辱战”，提出对与中国渔船、海警船和军舰纠缠对峙的实况进行录音录像，并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向国际社会展示北京的所谓侵略意图，把中国推向全球舆论法庭，让中国丢面子，以此羞辱中国等。此外，菲律宾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从舆论战的角度而言，也是在南海域外大国支持下策划拼凑的对中国的一次舆论大围堵。以至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国际舆论。

一直以来，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其伴生的舆论风险也已成为南海问题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加强研究，主动谋划，积极应对，将风险消解在损害后果发生之前。

三、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

我们可以将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二是风险管理，下面分述之。

（一）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研究

先从南海问题的研究说起，南海问题涉及国家、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及敏感现状，早已成为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专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大量著述，从各个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了分析解读。〔1〕总体而言，南海问题的研究以法律研究和史地研究为主线，并正逐步实现多学科的融合，传播学即被融合的学科之一，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鞠海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南海问题主张的国际传播战略与国际话语权体系研究”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大项目 “中国南海问题主张国际传播机制研究”，就是这种多学科融合研究的典型。此外还有甘莅豪关于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南海问题的话语分析》、白天依的《国家修辞学视角下的南海争端话语研究--美国介入南海争端话语的实证分析》等，也体现了国际关系学、语言学、传播学融合研究的特色。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新闻舆论已开始引起关注。张昆教授、陈雅莉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南海争端报道为例，考查了两报的主导性框架、意见话语和对华态度，研讨了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2〕王乐萍以菲主流媒体《马尼拉时报》近五年的涉华报道为样本，归纳了其呈现给国内外受众的中国国家形象，并从多角度探析这种呈现角度背后的动因；〔3〕李德霞以菲律宾第一大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为例，分析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 〔4〕叶淑兰对南海问题的中国公众舆论及其对决策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南海领土冲突的国内公众舆论具有“强群体极化”与“弱群体极化”的区别，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性与非理性特征；〔5〕苏莹莹从马来西亚官方媒体的报道解读该国政府的南海政策，探寻有助于我国应对南海困局的“马来西亚因素”；〔6〕吕正韬、曾率通过分析各方舆论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与互动，探讨了南海问题中的媒体作用；〔7〕刘笑盈从国际新闻与外交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媒体南海问题报道的现状和不足；〔8〕周庆安则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研究南海问题；〔9〕刘大勇研究提出了南海问题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的长期策略。〔10〕此外，还有崔晓玲基于南海问题的汉语军事新闻评论的极差研究，以及一些相关的硕博士论文。

国外尚未发现南海问题舆论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但国外在舆论学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多，具有借鉴价值。以往研究对加强南海问题舆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有需要深入改进之处：研究成果基本以零星论文为主，以应用对策研究为取向，没有专著，与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还不够全面，深入而系统，在学术性和应用性方面都还大有拓展的空间。

（二）风险管理研究

如前所述，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本质上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风险之一。因而，风险管理研究应该是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的根基和前提。

早在1986年，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描述了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风险社会”理论。〔11〕

其他代表性成果还有英国芭芭拉・亚当的《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谢尔顿・克里姆斯基的《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等。

中国学者申凡、陈奕认为，社会风险是一种将导致社会既有运行机制和稳定局面遭受破坏的不确定因素，其核心特质为一种导致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共时态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安状态，在历时态上表现为一段持续发展过程。〔12〕

中国近年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的有一批专著问世：如张乐的《风险的社会动力机制》、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潘斌的《社会风险论》、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丁烈云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等。

上述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些涉及了风险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和信息沟通。在大众传媒广泛渗透并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及舆论已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克曾论及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马凌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新闻传媒的风险放大功能得到强化，导致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加以重新审视。庹继光提出，大众传媒理应在风险社会中发挥其社会监测功能。这些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大多从公共管理视角或哲学层面切入，少有论及舆论风险管理，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在学术价值方面，一方面可丰富舆论风险管理理论，为舆论风险管理提供实践资料；另一方面可扩大南海问题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在风险管理、国际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剖析造成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内外原因，提出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治理的相关策略，为打破中国在南海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壁垒服务。

四、如何创新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

首先，如上所述，以风险管理为理论工具，分析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及其对中国造成的舆论风险和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建立舆论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丰富南海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在研究的基本思路方面，可在风险管理、国际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界定，分析国际舆论风险的主要特征，构成要素及其生成机制，并以南海问题为例，剖析造成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内外原因，提出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策略，力图打破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壁垒。

具体而言，可深入探讨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内涵、形态、主体特征、与国际政治关系的互动机制、管理方法等，并结合南海问题的具体情况，对中国提升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能力的指导方针、原则战略、策略技巧、效果把握进行对策分析。

可重点研究我国在南海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国际舆论风险及其对南海问题解决的影响，尤其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东盟相关国家南海问题舆论战略的转型变迁历程和发展趋势，包括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舆论干预、相关国家在岛礁建设中的舆论策略等，特别要关注菲、越等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更替后其南海政策和相关舆论的新变化和新动向。

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我国海洋战略实施和南海维权维稳提供舆论风险管理对策建议。

可采用以下具体研究方法：

（一）案例分析

以西方和东盟媒体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方法和策略，并通过对不同管理效果的比较，归纳出其中的规律。案例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选取欧美和东盟各国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它们都能在数据库中找到比较完整的数据。其次，选择南海问题中的重要议题，如有关中菲南海仲裁、马来西亚南海政策、越南南海政策、印尼南海政策的新闻舆论作为研究案例。

（二）文献分析

舆论风险管理涉及舆论学和风险管理等多个研究领域，可在查阅汇总经典著述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分类和归纳，提出关于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界定，对其内涵、主体、管理方式进行分析，搭建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总体研究框架，并由此深入探讨中国对南海问题所应采取的舆论风险管理策略。

（三）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东盟不同国家，如南海问题争端方和非争端方国家的南海政策和相关舆论，也可对比分析东盟相关国家和我国的南海问题的舆论特征，并采用具有说服性的实例和数据来探讨不同的舆论风险管理对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影响。

结语

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是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风险之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既面临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面临舆论围堵的困境。因此，中国各界学人，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应携起手来，从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角度加强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在南海问题突破国际舆论壁垒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

〔参 考 文 献〕

〔1〕刘中民，滕桂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2〕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J〕.新闻大学，2014，（02）.

〔3〕王乐萍.菲律宾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与动因――以《马尼拉时报》为分析样本〔J〕.传媒观察，2015，（11）.

〔4〕李德霞.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分析――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为例〔J〕.当代亚太，2013，（04）.

〔5〕叶淑兰.南海问题的公众舆论及其对决策影响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4，（12）.

〔6〕苏莹莹.从马来西亚官方媒体的报道解读该国政府的南海政策――以马新社及《使者报》1999年至2013年的相关报道为分析依据〔J〕.南洋问题研究，2013，（04）.

〔7〕吕正韬，曾率.南海问题”中的媒体作用――谈各方舆论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与互动〔J〕.对外传播，2011，（12）.

〔8〕刘笑盈.国际新闻与外交――以媒体南海问题报道为例〔J〕.电视研究，2011，（10）.

〔9〕周庆安.从南海问题看“争端中的公共外交”〔J〕.对外传播，2011，（09）.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6）

上世纪晚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严重危机。一些西方政治家预测，20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终结的世纪，社会主义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在这场大危机中，究竟靠什么才能挽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靠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如果说，在这场危机中，是中国拯救了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拯救了社会主义。

理论创新的轨迹

这一理论创新的巨大浪潮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那时，中国主要面临的是自己国家潜在的制度危机：“文革”把中国社会主义推向了制度存亡的底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高举理论创新旗帜，进行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在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相结合，以极大的努力还社会主义以本来面目。 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没有被消灭。社会主义不仅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中蒸蒸日上，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制度力量影响着、感染着全世界。面对“文革”曾经引起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和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的“颜色革命”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其强大的科学魅力，破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两大危局，坚定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赖，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永

葆青春的动力与活力，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态的新发展。

理论创新连接“两个解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集中起来就是：实现了“两个解放”，人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即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连接这两个伟大成果的链环是什么呢？即实现精神向物质转换的条件是什么呢？正是党的理论创新。

思想解放本身既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但思想解放不等于理论创新，也不等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思想解放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间必须以理论创新作为根本支撑。有的同志说，改革开放30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干出来的，据此贬低、甚至否认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这是不全面、不正确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本身就是发端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原则。它是一定条件下由科学理论派生出来的一种应用层面上的探索性要求。在僵化的理论原则下，“摸着石头过河”是不能允许的。同时，“摸着石头过河”的认识与实践背景，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提出与逐渐形成。没有这个理论条件，“摸着石头过河”就失去方向和意义。

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科学发展以基本的社会实践形态正在中国全面展开。科学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具有了检测我们思想、观念正确与否的强大功能，是衡量我们思想解放的根本尺度。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改革开放，各项工作都应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又好又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实践与创造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创新可以告一段落，或者放慢步伐。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创造，迫切需要我们回答、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既包括规律层面的、也包括价值层面的、还包括应用层面的。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开展认真研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内在逻辑架构和基本内容问题研究。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架构和组成部分作了明确概括，这为我们从逻辑上进一步研究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容，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们的任务是要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观点进行系统性概括。以发展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将是贯穿这一逻辑架构的主线。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领域结构问题研究。经过30年的探索，我们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发展结构的认识，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领域的并行性结构及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有可能、也应当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及其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也给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领域结构留出了巨大空间。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应对、驾驭经济全球化风险问题研究。这是我们多年来研究社会主义、首先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所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全球化经济到来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经济中是相互交融和牵制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觉地纳入全球化经济框架内。事实上，全球经济的变动，包括发展与危机，都深深牵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规律结合起来一起研究。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7）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一、 ——《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二、关系视角 世界结构 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2]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定了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说，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同时我们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研究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而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则大大超过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可见，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经由在中国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3]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而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据此我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会涉及到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14]

（3）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认识和批判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8）

可能缘于贝尔对知识人阅读其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之态度/方式的严重不满，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一开篇就点出知识人可能对待该著之再版的态度：其一，对聪明的人来讲，“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其二，“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然而，面对贝尔此书满篇的知识性堆砌，笔者却并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9）

可能缘于贝尔对知识人阅读其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之态度/方式的严重不满，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一开篇就点出知识人可能对待该著之再版的态度：其一，对聪明的人来讲，“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其二，“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然而，面对贝尔此书满篇的知识性堆砌，笔者却并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3－0057－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明确界定，实质上是对已有几种理论形态的一次整合，整合的理论依据之一是由于几种理论形态主题一以贯之，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方面的观点：

单一主题说。从以往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之后的主题研究情况看，持单一主题说的有三大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理由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就是发展，理由是发展是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整个过程的主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紧紧围绕发展做文章的；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无疑也是发展。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该理论体系的主题，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有的实践主题，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那种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第三类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应该是发展，因为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哪一种理论形态都无一例外地将发展视为中心。

复合主题说。应该承认，单一主题说各有其道理，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共同点是将主题抽象过度，易于模糊该理论的鲜明特色，尤其是忽略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性，因此赞同复合主题说。复合主题说认为，我们党自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便是我们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的客观依据。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1］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个总结，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这样密不可分的统一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的开拓，是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必然遇到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存在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不是无缘无故凭空想象出来的。正是因为问题的存在，思想理论才能够得以建构。关于这二者的关系，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实质时曾经认为：从理论体系的逻辑性来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2］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这种复合主题说应该是更加符合实际的。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走过的道路，其实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主题展开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党从苏联模式中解脱以后，艰辛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了许多正确的认识，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总体说来不是完全清醒的，甚至走了很多弯路，犯了“”那样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冲破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首先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不搞物质文明建设不是社会主义，不搞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针对人们担心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而束手束脚的情况，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重要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作出的重大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指出“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追问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和盘托出，邓小平从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三步走”战略以后，对我国当时僵化的体制进行了反思，稍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那么，对第一对问题的回答是否就此结束了呢？没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以及新时期党的建设等问题上，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其内涵会更加深刻。

发展问题是人生存的终极意义面临的课题，同样统一在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纷繁任务，邓小平在准确判断世界大势的前提下，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我们曾经贻误了多少发展时机，令人扼腕叹息，所以他再三强调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将发展生产力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高度，提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发展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何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对“三对问题”的回答不但是逐步深化的，而且渗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因此，“三对问题”可以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结构内部的关系

复合主题说是不是无主题说？肯定不是。笔者认为复合结构说一方面可以像以上论证的那样，能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过程以“三对问题”的形式展现出来，另一方面还可以清楚地体现出主题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三对问题”构成的主题存在着一个次序问题，这一次序不但由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而且由每一对问题之间的关系决定。

首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是主题的基础。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明显，长期以来的二元城乡结构是客观的发展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预料的，也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普遍性课题，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实践、不断求索、不断验证的时代课题。社会主义是现实，更是运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站在时代的背景下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想象，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为未来开出调味单；二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找到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更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成熟的社会制度，这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一项伟大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必然是一条史无前例的独特发展道路：我们既非重复西方大国依靠殖民掠夺、血腥杀戮、侵略扩张发家的发展之路，也非重复基于冷战时期充当围堵社会主义国家马前卒而接受西方发达国家扶植的东亚小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走的是通过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人民平等、友好共同发展的和平发展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作为主题的核心内容。在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践社会主义显得更加重要，社会主义不是概念和停留在思想层面的东西，它直接体现为实践。实践，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但是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具体的政党来组织协调，起领导的作用。于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就成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要加以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有所表述，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农民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艰苦条件下建的党，建党之初便遇到其他国家共产党所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非常重视从自身的特殊性出发来加强党的建设。在世纪之交，党面对的是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严峻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再次，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回答构成了主题的根本。理论的价值最终是通过指导实践而得到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因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一直在谋求发展，但是对发展的平衡性、稳定性、结构性、有效性、延续性等问题并不是非常了解，以至于曾经走过不少的弯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忽略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盲目追求GDP，而危及人自身的发展，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因此，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提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问题并且探究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3-0005-07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从政治层面解读，也可从学术层面分析。本文试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的我们自己的中国理论。

一、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把握它立论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中国国情：准确判定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这一历史方位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时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一)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应当如何正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为我们提供了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曾从多个角度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按照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把社会分为五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个人独立性形成的过程会经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和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指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问题时指出，它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通过正确引导，从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析虽然角度不同，但根本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即便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却无法跨越生产力水平的局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卡夫丁峡谷”，但却没有充分汲取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果，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仍不发达，民主法制不健全，公民社会不成熟，封建残余未肃清，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现象并存，等等。由此，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确定当今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意义重大，它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点。

(二)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主要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现阶段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要做个“除法”，都会变得微不足道，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仍然是当务之急。其次，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存在着“蛋糕分配”不好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外，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是关键。第三，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第四，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促使人的创造潜能释放、进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空间依然很大。上述问题是“发展”和“发展不足”问题。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人民群众的期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蕴涵着人民群众的期待：在经济层面是富强；文化层面是文明；当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人民群众会日益增长出政治层面的民主需要、社会层面的和谐需要。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人民群众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事业，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实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的社会主义。

上述是中国在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

二、中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解决的问题

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人民期待都会通过“问题”表现出来。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时代只能提出它所能解决的任务。正是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当代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解决三大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由此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三大根本问题在实践中的历史展开，决定了三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上创新的逻辑进程。这三大根本问题不是从书本和伟人言论中引出的，而是来自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人民期待”的把握，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且在解决根本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出来的。

(一)“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与邓小平理论

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影响，过去我们在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个主要教训及其思想根源。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看待社会主义，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任务，结果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礼会主义。由此，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必须关注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首先就是通过解决“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确立起来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首先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要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从认识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政治意义在于，冲破“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改变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由此，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就是大

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这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首要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六个基本内容，而通过改变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逻辑线索，是以思想解放来打破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进而从制度层面推动人性解放。其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集中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在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利益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各种社会阶层都在为创造社会财富发挥作用，我国社会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和多种利益诉求。“市场经济”、“社会多样化”和“各种诉求”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我国上层建筑、尤其是党的执政问题上来，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时代课题的政治表述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重回答了这一问题。首先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能够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为此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包括提高“五种能力”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等。这些基本内容最终提升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包括“党的执政方位论”――“党的建设历史课题论”――“党的先进性建设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四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内容。

由上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逻辑线索：首先确定党执政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性课题，然后与时俱进地从政治上层建筑层面进行自我调整。所集中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与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其使命主要是解决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自觉地把发展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强大结合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学发展观总结并汲取了以往我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十几年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的战略思维，力求解决如何“又好又快”这一发展的根本问题，力求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围绕这条道路提出更为完整的总体布局和行动纲领。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理论(“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一种达到当代中国实践要求水平的理论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是一种指导方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是一种战略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概括地讲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回答为什么必须发展的问题：“核心是以人为本”，回答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回答根据什么要求来发展的问题；“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回答以什么方法来发展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路径就是十七大报告所阐述的。要从两个层面抓贯彻落实：一是实现四个“根本要求”，即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二是实践“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这里，“历史起点及其主题论”――“政治地位论”――“科学内涵论”――“贯彻落实论”，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内容。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推进，都与提出以人为本相关。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要集中回答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

由此可见，三大理论成果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为解决不同阶段的根本问题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三、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所需要的思想资源

解决上述根本问题，需要从哲学上总结、提升和汲取一切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这些“中国经验”总的来讲包括以下内容：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问题：用内外因思维解决改革中“自我完善”与“外力推动”有机统一问题；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结合”问题；以和谐思维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用全球开放思维解决一切优秀思想资源的利用问题。这些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开放特色和创新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一)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问题

在以往形成的热衷于分辨和争论事物性质和名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我们往往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但实际上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姓资”而加以排斥。结果影响了对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吸收。运用功能性思维破除这种“定性思维”，就是既要分辨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性质’’对立，又要看到在当前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要应对各种挑战并能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注重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国家的实力，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许多事物和对象在性质上处在混合和不确定状态。对此，我们既要追问事物的性质，也要追问事物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功用、价值和意义。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功能思维。二者的有机

结合，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突破僵化的“定性思维”的禁锢。实际上，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运用功能思维来解放思想的过程：我们以“实践标准”来冲破“两个凡是”；以“生产力标准”来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冲破“姓社姓资”的抽象思维定势，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种功能思维来解放思想，以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进而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这一经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用内外因思维解决改革中“自我完善”与“外力推动”有机统一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就是要打破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机制，尤其是冲破传统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阻碍，以便从体制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我们十分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革我们自己的命”。由于阻力巨大，“自我完善”还必须借助外力推动。这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社会结构；把缺乏制约的“集权型”权力结构，转变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注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分权型”权力结构；把政府权力至上且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公共权力和民主三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新型结构无疑是有利于人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的。

(三)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结合”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注重解决好“基本面的结合”问题至关重要。所谓基本面的结合，就是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层面的问题处理上注重对立面的统一和结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党运用辩证思维，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把矛盾双方置于一个统一体中，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方向发展，从而克服了形而上学，避免了左右摇摆。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和提出了10个基本面的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四)用历史态思维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是从传统中国社会中演化而来的，传统社会承载的文化传统因子已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就必须接中国之“地气”，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辩证地对待文化传统，从中“提取”具有时代意义的精华。

传统有其“硬体”与“软体”。硬体是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层面，软体是指其文化价值系统。中国传统的硬体已被历史宣告“死亡”，而作为软体的文化价值系统虽几经批判，但依旧心口相传绵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从中离析出在当代依然有生命力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的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是一个以儒家为主干，儒释道三家互补的综合系统，这个系统秉持一种整体的关联性思维方式，注重“整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贵和尚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基本精神为特点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分工与合作使大家成了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多元利益主体间存在着共生共赢的关系，因此在遵守共同游戏规则前提下，“利和”、“竞和”取代了自由经济初期的你死我活的对立性竞争。这些变化印证了中国注重整体和谐思想存在的价值。工业文明以来，在工具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以向自然开战的方式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同时也摧残了自然“母体”，给一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而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给予世人深刻启示，发展不能只注重经济GDP，同时还要注意生态GDP；发展也不能只是“唯我”，还要注意“利他”，更要考虑子孙后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等价值理念，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在经济上实现“利用厚生”、在政治上实现“政通人和”、在思想文化上实现“兼容并包”、在生态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建设上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之境。

(五)用全球开放思维解决一切优秀思想资源的利用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虽然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全面、平等、和谐为发展代价的，因此他在描述未来社会一般特征时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概念，但这些思想原则是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基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情提出的，但它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提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便体现了这一点。

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从“俄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小农经济占优势”这一国情出发，认识到俄国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行不通的。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中看到了二者的统一，提出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家的资金、技术、商业经验和经营管理方式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和人才准备。他提出了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构想，发现新经济政策是结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路。列宁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认为俄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固然不能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有特殊“走法”，等等。列宁对俄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全面反思和取得的成果。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初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且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并“以苏为鉴”，探讨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十大关系，指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要注意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由此，他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法。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

更长的时间。”虽然后来由于对形势判断的某种失误，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正确路线，但他的上述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资源，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协调”与“统筹兼顾”，就是如此。

四、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立足中国同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问题，必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道路”。这一道路可从政治和学理两个层面加以表述，而两种表述所蕴涵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道路”的政治表述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1)一条“基本路线”，侧重于发展路线；(2)一个“总体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侧重于行动纲领；(3)一个“发展目标”，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侧重于发展目的。

“中国道路”的学理表述，我们概括为“一元主导、二基和谐、自主创新”的道路。它包含三层涵义。(1)一元主导。侧重政治原则、根本前提与主体，在中国道路中具主导地位。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政治优势：政府的主导性是中国一个重要国情：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政治信念影响着我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经济体制运行上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党制度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国家政体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为国家权力主体，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历来强调的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不能动摇，不能忽视。(2)二基和谐。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两个基本面”的和谐性结合，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协调、平衡、统筹兼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中国道路既注重整体推进、关系协调，注重综合一切积极要素向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聚集，更注重基本面的结合。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详细展开和阐述的“十个结合”。此外，还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利用人类优秀成果和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共创发展成果和共享发展成果相结合、快速发展和关注民生(又好又快)相结合、社会活力和社会和谐相结合、改革的上下联动相结合、循序渐进式和超越式发展相结合等，也都是强调基本面的和谐性结合。(3)自主创新。侧重致思取向，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动力作用。从邓小平的“走自己的路”，经的“富于创造性”，再到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核心发展战略，都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主观能动性。都在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

五、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外影响

如何看待在中国实践土壤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合理解决，必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理论应充满自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义，体现为对“中国特殊性”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中国走向成功的促进。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汲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优秀成果，同时又立足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发展要求、总结中国经验和解决中国问题。这样的理论接“中国地气”，植根于“中国土壤”，体现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它已经成为团结人民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其特殊性具有“一般价值”，它解决的问题是世界眼光中的中国问题。因而它将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也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这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显示出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或“模式”的独立价值，并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增加了信心，提供了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