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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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

长久以来，在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的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完善和发展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对于经济制度的理解都仅仅停留在表面意义之上，没有把握其实质上的真实意思，有时还会和其他经济制度混淆，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1]。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意义和本质特征，对于国家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都是十分关键的。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具有科学合理的社会化发展目标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较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经济水平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现代化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分工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当前的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确和细化[2]。另外，对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讲，跨部门甚至跨国家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根据社会的发展形势及时做出反应，从而有利于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发展，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生产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经济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制度，因此，设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目标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下，国内和国际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3]。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不变的经济制度也难以适应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之中。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是在继承和批判原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运用辩证主义的思想对原有经济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4]。也就是说，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与当前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由此可以预见，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未来的社会制度经济理论一定会具有较大的差别，并且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社会制度相适应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发展的整体形势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水平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整体形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5]。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况，所以，要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因素。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到21世纪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所以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既有的经济理论做出适当的变通，从而使其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为了更好地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提升服务，使经济理论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在此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以公有制?橹魈宓木?济发展形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发展实践中，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有经济来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公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公有制资产的发展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走向[6]。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也说明，公有制经济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支配地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从而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其制度价值。在当前形势下，公有制经济既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资产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经济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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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领域中,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但是,这种看法近来受到了挑战。1995年,美国心理学者哈里斯(J.R.Harris)在美国颇具影响的杂志《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长篇综述,阐述了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较小,并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1]。然而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是否也同样适合于我国文化背景?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基本观点

(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麦考比(E.Maccoby)和马丁(J.Martin)以大量有关父母对儿童影响的研究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两个可能的观点:其一,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较小;其二,在同一家庭里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孩子。然而,许多发展心理学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麦考比和马丁的第二个可能的观点上,第一种可能的观点却没有得到重视[2]。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对麦考比和马丁提出的两个可能的观点进行考察,并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否定家庭环境影响的重要性;1998年,哈里斯又出版了《教养的假说》一书,批判和否定了教养的假说――父母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家庭环境是儿童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更为详尽地论述了群体社会化理论[3]。

(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1.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没有长期的影响

(1)儿童的社会化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哈里斯认为,传统的研究以“教养的假说”为基本假设,没有考察父母是否影响儿童就直接研究父母如何影响儿童,这在理论上有根本的缺陷[4]。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即在一种情境下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表现在另一种情境之中。具体地说,就是儿童在家庭内的习得行为与其在家庭外的习得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儿童长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为系统逐渐取代、超越家庭内行为系统,最终成为其人格的后天习得部分。所以,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影响,家庭外环境才是儿童社会化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2)进化论的观点。哈里斯还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儿童为什么易于丢弃人生头几年所学的东西,倾向于喜欢家庭外的情境超过家庭内的情境。第一,家庭环境极有可能不是儿童度过将来时光的场所,为了生存和发展,儿童必须学会如何在家庭外成功地行事,他们必须脱离家庭形成联盟。第二,由于基因的影响,儿童与其父母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随着环境影响的扩大,这些相似性再增加就会使儿童非常像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家庭就缺乏充足的变异,这样就会使得生态学上家庭个体成员的数目和变化减少,降低至少一个孩子可以存活的可能性。这是人类作为物种进化和生存所必须避免的。

2.同伴群体是影响儿童人格发展的主要因素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对儿童人格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是儿童的同伴群体。

(1)同伴群体内的同化与分化。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就发生在同伴群体之中。在同一群体中,并存着同化和异化两种现象,共同影响着儿童人格的发展。当群体确认明显时,群体内同化与群体间对比最易产生,群体确认在其他群体存在时变得很突出。群体认同多数成员认同的规则,一旦某个成员不遵守这种群体规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直到改正为止。这种因同伴群体的强制作用而产生的行为一致性对人格的发展有长期的影响。此外,除了这种同伴压力迫使儿童遵守规则,儿童出于群体确认参与群体的愿望也十分强烈。正是这些同化现象使得同一群体的儿童逐渐相似。当只有一个群体存在时,群体自身的特性并不突出,群体成员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非相似的成员,这时则易发生分化。由于分化的作用,同伴群体的成员在另一方面则更不相同。在每个群体中,儿童个体由于统治力量和人缘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等级地位,这种群体内等级地位的高低会对儿童人格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不受欢迎的孩子通常自尊心很低,这种感觉会持续一生。与此同时,同一群体中的儿童通过社会比较,能提供关于自己优势或弱势的信息,从而明确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种社会比较,加大了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作了预测,影响到儿童的人格发展。

(2)文化通过群体过程传递。儿童的社会化主要通过文化的传递机制进行。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第一,父母并不直接将文化传递给儿童,文化从父母同伴群体传递给儿童同伴群体。第二,只有在被大部分群体成员分享并支持的情况下,儿童在家中习得的行为才被传递到群体,来自于非典型家庭的儿童不会把家中的行为传递到同伴群体中。第三,通过选择和拒绝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创造,儿童的同伴群体创造自己的文化[5]。因此,对儿童个体来说,文化的传递要通过儿童同伴群体的过滤。

总之,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因素。

3.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有没有长期影响

哈里斯认为,成对关系和群体关系受两个不同心理模型影响。因为这两个关系形成时间不同――成对关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对群体的认同则晚得多;它们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情感――成对关系对个体而言只会产生一些强烈的感情,只会引起行为的短暂变化。真正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长远影响的是同伴群体关系。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研究情况

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观点――“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的挑战,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而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认为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没有长期影响,这里是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看成了成对关系。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如全家一起去一个陌生地旅游时)可能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家庭不是一个群体。而在我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西方国家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密切很多。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较早地鼓励孩子独立,到18岁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断绝了经济联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我国的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几乎伴随一生,不仅一直关心子女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而且会关心孙子孙女的生活及前途。哈里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在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印度文化下强调家庭群体或社会群体的重要性,而不强调个人的重要性[2]。可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是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的。那么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人格是否有长期的影响呢?由此本文考察了一些我国有关家庭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

2000年,刘金花等人通过对上海市五所高校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与家庭生长环境的关系[6]。其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了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有重要影响。2005年,李慧民、许波等人抽样调查河南省高校1100名在校大学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和自拟学生家庭基本情况问卷进行测评,探讨了家庭经济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的影响[9]。其研究结论是,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着重要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只是一个方面,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2008年,郭俊伟、杨德兰等人采用问卷法对60名暴力罪犯人员和60名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对照研究[8]。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及父母教养方式失当可能是造成犯罪青少年人格偏差的重要因素。2009年,傅一笑、蒙华庆等人采用横断面设计进行双生子研究,探索了遗传和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的影响[7]。研究结果提示儿童个性主要受遗传因素决定,但家庭环境中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父亲的养育方式、健康的家庭功能等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也可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年,肖三蓉和徐光兴通过用家庭环境量表和中国人人格量表对855名青少年学生进行测试[10]。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家庭亲密度和组织性是影响男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而家庭道德宗教观是影响女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

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可见,基于我国的研究,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及大学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从我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个体影响的重要性,那是不是说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就没有价值呢,或者说可以忽视同伴群体的重要性呢?

为了考察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同伴群体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1998年,国内学者陈会昌等进行了研究,发现从初一到高二,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权威影响定向到接受同伴群体影响定向的转变趋势。由成人担任主试和同龄人担任主试对中学生的判断力有一定影响[11]。这个结论部分证实了哈里斯群体社会化的理论。2000年,我国学者廖红、陈会昌采用情境故事判断、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和访谈法对495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32名中学生进行了群体访谈[12]。研究结果表明:(1)在“告发同伴错误行为”、同伴中流行的“暗语”、穿同伴中流行服装和听同伴中流行的音乐四个情境中,从初一到高二的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群体影响的转变趋势。各情境中,从初二到高一年级是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影响的一个敏感的转变时期。(2)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学生对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判断表现出一种水平的演进,起先是在服从权威的水平上,然后逐渐向回避不良后果水平转变,第三种水平表现为工具性地处理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协调社会关系的水平。(3)同伴交往较多的青少年,大多表现出外倾、人缘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等积极的个性特征,表明同伴交往与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发展有重要的相互影响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家庭对个体没有影响或是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很小,这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群体社会化理论虽然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结论,但哈里斯本人并没有运用该理论进行过实证性的研究,其他西方研究者也没有对该理论进行过验证。因此,这个理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研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也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论证。当然该理论的提出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它为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拓展了社会性研究的范围,也让我们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重视家庭对个体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影响,这样才有助于儿童的人格发展和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陈会昌,叶子.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述评[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17,(4):48-52.

[2]J.R.Harris.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J].Psychological Review,1995,102,(3):458-489.

[3]徐湘荷.儿童犯错,谁之过?――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04,6:4-6.

[4]李萌,周宗奎.儿童发展研究中的群体社会化之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9,(3):42-46.

[5]徐轶丽,桑标.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新认识――哈里斯(J.R.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及其评价[J].当代青年研究,2003,3:13-19.

[6]刘金花.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与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2,(4):5-9.

[7]傅一笑,蒙华庆,李涛等.遗传与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影响的双生子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1):34-39.

[8]郭俊伟,杨德兰,杨艳等.青年暴力罪犯人格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08,33,(3):349-351.

[9]李慧民,许波.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5.9,(4):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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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秋瑾如是说。

于中国，从古代起便一直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女性从一出生便注定开始一生管理家中琐碎事物的命运，同时兼顾了生育哺育后代的义务。若是哪一家的女人能干精明，会持家过日子，便会受到邻居周围亲戚的羡慕和赞叹，但对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追求自我价值并没有正确合理的引导，确实是社会舆论导向的原因，也是中国男权社会制度下根深蒂固的弊病。现代中国禁止缠足，禁止查询胎儿性别，使男女拥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一系列保障女性的权利，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法律系统的完善进步，现今的确是应当努力争取女性权益的时期。

一、男女的不平权性

然而无论怎样先进的思潮蔓延进入日常生活，大多数的人还是未能逃离传统思想的禁锢与束缚，尽管已接受现论和高等教育的熏陶，内心还是缺乏与之对抗争取权利的信念，或觉得无关痛痒，或认为习以为常，甚至早已接受默认。最常见的，如果某个用人单位的招人启事上写着“仅限男性”，大家都会见怪不怪，顶多感慨一下“女人找工作就是难！”真正的，切实的追求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已经刻不容缓，又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呢？现代意识的觉醒以及权利的争取才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正是在争取与运动，协商与妥协，求同与存异中，社会愈加多元、丰富和美好。我们追求的已不再是过去求温饱的日子，而是更有品质，拥有更多精神内涵的生活。

可是，这绝非小众的发言和想法，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是阶级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男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阶级分化是根源，女性受到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领域双重的不公平对待。推动男女平权，并不是单纯为了女性的解放和崇高，而是为了改变积压已久社会对男女认知的偏见，为了追求更加平等的两性关系，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另一观点认为，生理差异是男女无法平权的原因。生理上的差异，形成思维的环境因素影响，这些客观因素的确无法忽略，但这却非无法追求平等的借口。有人认为，是因为女性力量的弱化和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才应该去保护女性，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利，但并非如此，要求的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平等的权利，并不是特权。

二、国内外对男女平权的认识

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女性是承担家务劳动的，而这份劳动是无偿的，这份劳动的存在保证了资本全球流通时降低人工成本的可能性，比如一个家庭，有女性作为家务劳动提供，可以减少饮食、衣服、清洁等人工，也就保证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工资的最低控制，不需要更多的钱，工人家庭也能也能生存下去，因为有女性的无偿劳动，这些工人阶级家庭里的女性不单单只承担家务劳动，而且还要外出工作，也就是说往往承担着双重压迫和剥削。

现代社会也大量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而且十分严重。就业不平等就是性别歧视的常规现象。2014年11月安徽大学经法研究中心《我国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到：96%应届女毕业生存在女性就业歧视问题，61%应届女毕业生曾亲身经历就业歧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巾认为，关于现在女性在就业当中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有时候很难做到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女性进入用人单位后，大部分单位对于女性的权益保障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但问题出在进入单位之前。在最佳生育年龄婚育是多数人的主流观念，可用人单位要考虑员工的稳定性和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就会避免录用正值婚育年龄的女性。而他们通常不会直接用这个理由拒绝一名女性，这时，想要维权就变的很困难。”李巾表示，现在只能希望用人单位提高包容性，包容女性的正常生育需要，能够换位思考，这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还有就是普遍的催婚问题，八成以上女性网友表示被家人朋友催过婚。多数人则认为，女性超过25岁没有稳定恋爱对象，超过28岁没有结婚很难遇到优秀的伴侣。作为有经济独立能力的女性，虽然心里不愿意承认，但无奈接受现实，中国女性的青春期很短，择偶要抓紧时间。婚后的财产独立问题，是否买房买车换工作，如何做出合理的财产分配，这些女性是否有绝对的发言权。其实，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婚姻、就业这些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方面，很多隐性的性别歧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相比之下，是否看起来走在这项运动的前列的美国，又是否实现了男女平等呢？很轻易地就可以找到例子，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白宫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工资的77%，而且这个差距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不断加大。在《少年时代》中扮演者帕特丽夏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后举行的新闻会上，她进一步表达自己对男女平权问题的关注：“我们应该关注平权问题。一般来说，女人年纪越大挣得越少。贫困孩子多数都来自单亲母亲家庭。我们跑到全世界去宣传男女平等，但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却做不到这一点，岂不让人笑话？两年前一位大法官在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说：在美国，女人并不享受平等权利，因为当初写宪法的时候并没有这种说法。虽然今天我们常常觉得美国已经男女平等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1963年起颁布实施男女同工同酬法案，但直到今天，同工同酬的美国梦离很多美国人，特别是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有一段距离。在娱乐行业可以达到85%，广告业和人事管理部门的男女工资基本一致。

三、男女平权问题的初步探讨

那么我们是否又落后他们呢，也不尽然。吕碧城，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虽不如张爱玲、萧红有名气，但她是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的民国奇才女。吕碧城别具一格：“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吕碧城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一生追求者无数却终身未婚，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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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社会主义？它不仅与空想社会主义有别，与资本主义有别，而且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发达社会主义也有很大区别。了解这些区别，才能更明确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发展的根据。

一 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方法论

1 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最深刻即无片面性弊病的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形态的辩证法。它是由三大规律和诸多范畴按其内在联系而组成的科学体系，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和动力。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两种态度，即量变和质变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由矛盾引起的发展，即由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前进运动。由于唯物辩证法是从自然界和社会本身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由于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内在本质及其规律，所以它必然成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的方法论。

2 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唯物辩证法做指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纷繁复杂，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异常丰富的矛盾统一体。要对它进行研究，必然要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它是以什么性质和特点存在的？它运动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特殊根据是什么？它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它有哪些发展规律？等等。这就需要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它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相互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的这些特征为我们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3 只有借助辩证法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科学

应当肯定，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为亿万人民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所证实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终结人们的认识，而是进一步开辟了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应当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我们对这个发展过程的许多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只有借助于唯物辩证法，才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

二 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1 全面性原则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由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多系统互相作用而构成的整体大系统。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不要忘记这一系统与其他系统地联系；也就是说，应从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复杂联系中把握各种现象和问题。同时，应尽可能地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方面：既要研究其经济系统，又要研究其政治、文化系统；既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又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既要研究历史发展，又要研究现实状况以及发展趋势；既要研究经济基础，又要研究上层建筑；既要研究本国的建设实践，又要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的发展；既要研究成功的经验，又要研究失误的教训；等等。

2 发展性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初级阶段。我们应当用发展的观点去考虑各种现象和问题。因此，要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即：要研究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体制的发展形式；研究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与社会的变迁；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尤其要注意研究我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要研究我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研究我国社会阶级矛盾或阶层矛盾的发展；研究我国社会利益群体矛盾的发展；等等。只有依据事物发展的辩证特征，端正我们的认识并去指导研究过程，才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研成果。

3 实践性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在其发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课题都带有实践的。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当遵循实践性原则。大力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实践活动。调查提供了研究问题的可能。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才能提供认识所必需的信息和资料。社会调查的实质就是我们逐渐掌握社会生活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社会现象和探讨社会规律的过程。同时，我们还应当自觉地将研究成果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逐步补充、修正、完善和提高。

4 具体化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的灵魂，也是我们研究时应遵循的原则。比如，要具体研究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研究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具体问题：工资问题、劳动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再如，要具体研究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不同类型地区的发展规划与步骤；等等。其次，研究方法要具体。我们应当从特定的角度研究某个具体问题。只有遵循具体性原则，才能避免大而无当，才能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其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优越性，都源于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人们单凭感觉往往是难以全面认识和把握的，而需要通过社会的现实表现和发展状态才能有深切的体会。所以，社会主义本质只有愈充分地反映和体现在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展示位世界的发展状态，人们才愈容易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才能愈能认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恩格斯作过这样的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有可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剖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及其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沿着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是我们今天进行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M］.第38卷，第1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第181页

［3］ 李杰.历史进程与历史理性——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M］.人民出版社.2010

［4］ 张艳玲.论「以人为本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科学发展观［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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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

（一）行政与行政体制的含义

行政：所谓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门组织为了实现公共的利益和目标，以公共权利和法律为基础，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内部自身事务进行的管理和活动的服务活动。

行政体制：行政体制又称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内部中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从国家的层面看，是指行政机关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的划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狭义行政体制的内容包括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四个方面。本文是指狭义的行政体制。

（二）文化与文化体制的含义

文化：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能力、习惯的总称。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里是指狭义的文化。

文化体制：所谓文化体制，是指文化领域内各种文化组织所赖以设立及运转的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关系的制度体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规系统和文化组织系统两大部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结构化表现形式，是执政党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二、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历程

按改革进行的时间特特征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相近，改革的内容相关性也很大。说明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

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同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从以上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历程来看，两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联系。

（一）行政体制改革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在不间断的进行，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之中。文化体制与行政体制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悄然生长。伴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

不同的行政体制运行下产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迎请荷兰执政者威廉与玛利亚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先后制订并颁布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确立君主立体。英国没有成文的完整的宪法文件，因此为了巩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限王权和自由平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当一国需要发展的时候，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撑还要“软件”的指导，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软件”，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正海能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内因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行政环境。简单的说，行政环境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总合。这些要素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会的、自然的；还有国际的、国内的。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论认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矛盾同时产生，并相互消长，随着矛盾的消长，事物也随之不断变化。行政体制进行变革的时候会带动落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变革，当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先进的思想理念时，行政体制中的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变革。可以说文化体制的变革促使行政体制的转变，而行政体制转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化体制。因此，可以认为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又彼此消长，不断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不断加速人类社会向文明迈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蔡涓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86-87.

[2]邓凡.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18-19.

篇（6）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观

1、传统的儒道释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从儒、道、释入手，它们彼此交融、相互吸收，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向前发展。

首先是儒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先秦诸子时期的儒，也就是所谓的“孔孟之道”。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儒家讲求的是“秩序”，长幼有序，尊卑有致，男女有别。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儒家的宗法、礼乐制度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作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忠”、“孝”观念使得伦理和政治趋向于一体化。

不仅如此，儒家还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孔子在《礼记・大同篇》中提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社会福利思想，提出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的主张，为整个封建时期社会福利的建构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的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和精神有许多的共通之处。

道家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道德经》中描绘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与西方许多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很一致的。道家的社会福利观融入在它的政治观点之中，是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统治者不能对人民进行过多的干涉，社会本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的良性运行。

然后是佛家思想。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将佛教的社会福利观总结成如下几点：一是慈悲心。这是佛教教义的基础。二是布施之心，这是慈悲心的具体行动。三是福田思想。所谓福田，是指能生长幸福的地方，布施功德之后在这里聚集成佛果。四是报恩思想。尤其在中国和日本，都十分注重报恩。五是众生平等，佛家尊重一切生命。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很多与西方的宗教伦理相一致的东西来了，所以社会工作到中国，不得不关注这些。

古代中国在这三种主要思想的彼此交融和相互作用之下，将一个庞大的“帝国”治理的能够像一部机器一样正常运转。

2、《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格局的总结

到了近代中国，这片沉静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大动荡”，礼崩乐坏，变法改制的结果是西学东渐成为历史潮流，中国的本土社会学家开始研究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生的《乡土中国》。

书中为我们展示出的这个乡土社会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也是理想形态。这种“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性”、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礼治”、长老统治的无讼社会、对血缘和地缘的重视等等，费老在书中为我们展示的其实是儒道释交融了几千年之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在以何种方式生存发展。

而这其中对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总结指出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最基本形态。在中国，“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展开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如何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开展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缘起于西方、发展于西方的学科和专业，在引进到中国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现实国情的不同。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道路。

笔者认为，在诸多与社会工作相关内容的本土化之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的本土化。伦，即人际关系，中国人交往、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截然不同，这就要回到上述内容中去，找到中国人真正需要和适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首先，西方人是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思潮，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而是压抑、忍让、服从。严于律己、舍生取义、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的“以人为本”的。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基本理念，帮助开发案主自己的潜能，让他们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尊重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完全要求他们采用西方的个人中心的思维方式去行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工作模式。

其次，西方社会中“家”的概念比较淡薄，不像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本位”思想，这由此导致中国人同西方人的求助方式完全不同。西方人遇到困难会直接去找律师、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而中国人肯定是先找亲戚、朋友、同乡等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群，也就是“差序格局”中所描述的“石子荡开的水纹那样扩散开来”的形式，这使得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开展具有很大的难度，很多时候要“自己去寻找案主”。王春霞老师曾撰文指出：“西方社会工作一般是从有需要者的求助开始的，而在中国则可能相反。由于人们的消极求助心理，助人活动大多从助人者的主动行为开始，那种等人上门求助的模式在中国可能会使真正必要的社会工作变得被动。”

第三，中国人对地缘关系的注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乡土特性”的影响持续至今。上文中提到过，中国古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社会，“由于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耕制度，且人们久居不迁，使得地缘成为联系人们强有力的纽带。”正是这样，使得中国人的求助和助人行为都表现出重地域的保守性，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具有普遍性。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待人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伦”。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自然会更加乐意向熟人求助，而对陌生人则要相对疏远。社会工作需要感情的投入，但是中国人的感情投入有一定的界限，也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第四，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使得“情理法”三者相互交融，所以，古代中国的“长老”们不需要懂法律也可以将村庄治理的很好。社会救济多在道德层面以人们的口耳相传来实施，但是西方社会几乎是一个以法律为根基运行的社会，社会工作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法律社会所发展起来的。抓住了这一特点，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就应该将“情理法”三者结合，如果单单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的难度将会很大。

第五，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是“乐善好施”的，但是儒家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又使得他们的助人和求助行为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之内，诸如“家丑不可外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说法。传统的中国人很少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犯罪的行为讲出来或者找人给他们提供专业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要循循善诱，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不断调整的。

到了现当代，我们的文化中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哲学内涵，社会工作也要注重它们对整个社会和国民所产生的影响，由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带来社会工作相关内容的变化和调整。

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就是为了有一天它能够消失，我希望这一天能更早到来。

【参考文献】

[1]（日）道端良秀.中国佛教和社会福利事业[Z].姚长寿，节译.2009.

篇（7）

主管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广东省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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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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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6开

国际刊号：1004-2938

国内刊号：44-1034/C

邮发代号：46-169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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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传播错位与研究补齐

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篇（9）

专业社会工作是西方社会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端，而中国的社会工作起步较晚、水平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20世纪上半夜专业性质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大学里开始讲授社会学、社会服务等课程，一些大学师生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同时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救亡图存在中国大地上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虽然这些活动因为战争等的原因这些实践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它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仍有重要意义。

第二，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模式形成阶段。在30多年计划经济与“单位体制”实行时期，政府通过其代表者——各种社会组织和单位，并通过国家干部以行政程序与手段向人们提供生存资源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从而形成了靠行政框架解决社会问题的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模式。

第三，80年代中期以后，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宣传、提倡与初创阶段。1979年国家决定恢复社会学，社会工作课程作为应用社会学也在一些大学恢复起来。随着“政企分开”改革政策的推行和政府、群众团体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民政等部门对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提高，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化的要求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大学等学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这样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开始起步、恢复，与其同时民政等部门对干部进行在职培训，讲授社会工作内容，从而形成了以往的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加快，各种“适应性”社会问题的出现只能由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框架内去解决，这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非政府渠道”解决方式，使得社会工作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其主要推动因素有以下几方面:人们依靠亲属群体解决困难的手段日益弱化;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力量在逐渐增加;体制改革带来社会服务的职能回归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某些社会层面的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恢复、发展、壮大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

二、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现状

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偿社会变迁损失、修正市场失败、追求社会公平和改善人类福利的重要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也是资本主义谋求社会控制的重要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类需要。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拥有跨越社会制度、民族国家和文化价值的普遍适用性，意味着社会工作同样适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是普世性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转型期，社会转型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冲击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失范现象比比皆是，越轨行为屡见不鲜，社会整合、社会秩序、社会管理成为头等重要大事，这些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也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人生活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居民生活由温饱迈向小康，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基本需要内容与层次发生结构变化。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处境下，全球化福利处又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增加了新动因。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工作通则接轨，如何与国际社会工作界交流合作已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在消除贫困、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弱势群体基本需要，在追求平等、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现阶段社会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方面，社会工作概念的专业理解与社会理解充满歧义，专业形象卑微低下，专业教育呈超常态发展，但是毕业生缺乏清晰的就业市场，专业地位无从谈起，社会工作“理所当然作为”与可预期的兴旺局面并未出现，形成社会需要与社会工作发展本身严重分离的奇特现象。

第二方面，社会福利组织员工年龄老化、知识陈旧、专业化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大批受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客观上难以进入福利机构，主观上不愿进入福利机构，形成了福利机构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工作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

第三方面，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于“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的社会工作机制，几乎大部分应当由社会承担的职能和责任都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包办，而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仍然以内部利益为主要取向，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办社会”，大量事业单位更是自成一体“事业办社会”，导致大量社会福利资源滞留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内部，社会福利机构缺乏走狗的资源现状——福利资源短缺、福利资源的单位占有、福利资源的行政配置。

第四方面，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同旧体制、旧观念及旧工作方法之间的矛盾，专业社会工作水平的低下不能适应社会工作带来的挑战;缺乏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专业教材专业师资缺乏;理论建设滞后，经验不足，庞大的社会工作体系还没有建立，等等。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仍然面临着无法改变的困境，它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职业，而真正的社会工作实践者更是寥寥无几;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尚处在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同时更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挑战，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整合所面临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的发展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方面的成绩已开始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但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与信任感的建立，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已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与未来新世纪的变革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无路从理论基础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显得相当薄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张力，即它如何看待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存在已有百年历史的社会工作经验，如何看待中国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历史传统，如何判断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的需要。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严谨地面对社会工作在国际层面发展上所经历的过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理解过去，理解中国现阶段发展社会工作的制度环境与面临的问题，着眼于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三、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路径

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与实践范围具有独特的界定，社会工作领域与实践内容界定取向有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根据现有社会工作实践，结合国际社会工作现状，范围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教育、社会改造、社会调解、社会服务、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领域;

二是社会工作时间包括社会救济、福利保障、民主改革与精神文明、注重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解决社会问题;

篇（10）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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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1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91-02

一、“新左派”思潮概述

“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为基础思想理论，以平等与公平为价值核心的理论思潮，它认为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贫富分化、社会失范等问题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新左派”认为平均主义应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基本选择[1]。在上世纪末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新左派”逐渐引起人们关注，但目前这一概念却未得到普遍认可，却已被普遍使用。“新左派”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制度创新”的道路，应该从传统社会主义中汲取经验。汪晖是被公认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汪辉，韩毓海、李陀、崔之元、陈燕谷、刘康以及美国人德里克皆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新左派”认为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对传统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造成了社会专制，“新左派”认为启蒙主义虽然将“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目标，却忽视了对社会平等问题的关注。“新左派”文学史观指的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性”、“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等新提法重新理解革命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并对这种文学持高度肯定态度的一种文学史叙述观念。[2]“新左派”文学史观将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及左翼文学、包括50―70年代文学定义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借用了后现论、后殖民理论以及西方理论对革命文学进行了重新包装，毫无疑问，这包装是理想化了的，这使“新左派”文学史观有了相对开阔的理论视野。“新左派”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也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局限性。

二、“新左派”思潮的意义

（一）对“新启蒙”思潮的有力反省

众所周知，“新启蒙主义”思想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霸权话语”，压抑着其他文学批评话语。“新左派”批判性地审视和质疑了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这使得80年代文学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启蒙话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在“新左派”那里，“新启蒙主义”存在的问题有：启蒙话语中的知识者和大众的关系问题，主流启蒙话语和其他话语的关系问题，启蒙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等[3]。此外，“新左派”还关注中国文化和学术如何建构的问题，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在80年代被遮蔽、未曾进入学术视野的诸多问题，在“新左派”的反思中被再一次问题化。

（二）对当下问题的高度重视

“新左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改良态度，希望关注和改良弱势群体状况。“新左派”的如是主张是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高度重视，“新左派”敏感地意识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城乡差别扩大问题、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问题，也正是看到现代化带来的这一系列现实问题使得“新左派”对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行了反省和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使“新左派”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者。其对市场经济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底层大众的关怀，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新左派”思潮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但从人道角度去审视它，它能关注现实、彰显人文精神，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左派”思潮的局限性――对50―70年代历史的过度肯定

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直接借鉴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而避开了“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内容。“新左派”则重新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那段历史，重新看待和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意义。这无疑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是“”以来，人们第一次用非厌恶的态度看待50―70年代的历史，用非厌恶的态度谈论“左派思想”，而用相对中立的态度看待时代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对50―70年代这段历史的态度评价上，“新左派”表现出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但同时，也显示了过度肯定的局限。

正如上文提及，“新左派”对当前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问题即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因而，一些“新左派”人物对晚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加以肯定和赞扬，他们认为，晚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心是真正地“平等”，进而认为，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在当时意义非凡，也可以为后来的改革提供借鉴。这种对历史的片面肯定存在的问题便是，由于政策决策失误，人们在建国初和“”期间所遭受的灾难被轻轻地抹掉了。郑润良在《“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一文中，这样表述和批评“新左派”对50―70年代文学过度肯定的问题：一些学者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还原历史文化和文学语境，而远离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具体文化语境，这种远离的陌生感在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新鲜和刺激”的同时，却使他们在定位中国当代文学史时，采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简单的逻辑，他们试图用一种公允的态度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但却又一次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4]这一批评可谓鞭辟入里，很好地呈现了“新左派”批评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

回顾“新左派”思想及文学批评，我们能感觉到“新左派”对历史、对“”、对启蒙的反思已不再单单是一种反思的态度，更多地表现出对“制度创新”资源的找寻，时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某些要素被他们重视，诸如所谓的“平等”、“独立”及反抗殖民侵略，这些要素被他们发现并作为理论资源用于当下社会批评，但问题是他们在过分重视这些“平等独立”要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彼时由专制主义导致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这种简单的单向度的反思甚至倒退到了“新左派”自己一再批评的80年代“新启蒙”思想的思维方式之中。“新左派”试图用本国社会主义资源对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其中蕴含着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倾向[5]。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复杂性，对待历史也应有科学的、辩证的、认真的反思态度，不可否认，“”历史给有些人留下了伤痛记忆，所以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就应更为警惕和小心。但对这一历史的简单肯定无疑会避重就轻，它不应是同情当下弱势群体、批判现实所依据的反面例证。虽然“新左派”所持的对现实不妥协的批判立场值得肯定，但其对历史反思的主观性态度，不是科学的学术态度。

参考文献：

[1]萧功秦.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A].公羊编.思潮：中国的“新左派”及其影响[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4]郑润良.“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3][5]赵黎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6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