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论文大全11篇

教育体制论文篇（1）

比较教育学是因为“研究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发展”而出现在教育学科这个庞大的学科“族群”中。“关注国际教育发展，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建立起它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当前很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单纯的现象描述居多，缺少文化层面的深刻分析，而且借鉴的国外经验，针对性不强，“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凸现出来。例如谈中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把英国概况、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一番，再说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启示，多是泛泛而谈，使这类文章参考价值甚微。

2.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

对外国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的警惕性，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要给予充分的反省。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把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把用西方理论视角引入论文中的研究视为创新，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试问不研究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怎么可能做出“接中国地气”的好文章来？因此，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准确把握，是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外国教育也存在问题，它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就英国高等教育而言，它的质量世界闻名，可是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2010年12月，英国政府五次上调学费，加之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校外捐赠较少，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短缺，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著名高等学府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学生只有9%，亟待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可见辉煌的成就下也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因此我们在面对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辩证分析，使其在中国土壤里完成“意义转换”。

3.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

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式），还是一门学科的关键支点。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描述，绝不仅限于“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分析，并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得出教育规律的新研究。然而纵观中英两国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发现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多从文献、官方数据中获取国外的教育信息，空想型的思辨文章大量涌现，鲜有植根于国外的教育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出现。众所周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缺乏文化内涵。

4.研究对象较片面。

一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借鉴垄断局面，使得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考察中英比较教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例如，我国对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对非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所，其他大学几乎没有该项目的涉猎；在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上，也多是对巴西进行研究，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较为片面的，未能构建成一个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来保证该学科的多方面可持续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去向何方

教育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化”都是所有探索与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批判吸收外国理论，形成比较教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提高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成熟度，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升：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

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教育体制论文篇（2）

在校学生是青少年的主流，学校是青少年法制教育的主阵地，但在学校教育中，与其他课程相比，法制教育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目前，虽然社会各界都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应试教育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升学率还是家长、社会以至学校自身对教育成果的评判标准，虽然有些学校领导自己也认为法制教育非常重要，但也感到无奈，因为法制教育没有纳入教学大纲，在课程安排上，重视程度上还不够。

缺陷之二：形式简单，教育方法缺乏多样化。

近年来，大多数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法制教育，增设了法制课程，但大多数学校的法制教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且教学方法简单，经常是采取单一灌输的方法进行教学，缺乏直观的教育，使法制教育取不到好的效果。

缺陷之三：标准不一，教学内容缺乏规范化。

具体表现在时间上，没有确定统一的法制课时，有的安排自习课，有的挤占政治课一点时间，有的甚至没有安排法制课。即使是有安排上法制课，在时间安排上也往往视情而定。在教材上，目前尚缺乏成套，统一的教材，除了初中开设的《思想政治》（内含少量法律知识）外，小学和高中均无法制教育正式教材，因而使小学、高中甚至大学的法制教育流于形式。

缺陷之四：质量不高，教师队伍缺乏专业化。

目前绝大多数学校的法制课教师基本上是由思想品德政治课教师兼任，个别学校是由班主任或校长兼任，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又缺乏实践经验，大部分仅依靠自学课本掌握一些理论知识，遇到实际问题，就显得束手无策，甚至解答不了学生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教学质量大打折扣，有的学校虽然聘请了法制副校长或兼职法律教师，但因受课程安排和兼职教师时间、精力有限的制约，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缺陷之五：职责不清，教育管理缺乏整体化。

学校的法制教育由于没有硬任务、硬指标，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责职和目标，形成法制课上与不上一个样、上好上坏一个样的状况。同时，在教育管理中由于缺乏合力，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不能有机结合，学生放学或放假回家后，主要是靠家庭与社会的教育，许多家长对在校生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学校，很少对自己子女进行有效教育，即使进行教育也很有限，特别是对已离开学校而未找到工作的青少年，由于学校管不了，家庭管不好，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来约束，因此，造成法制教育脱节、死角现象突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搞好青少年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它不仅是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同时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如何抓好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种对策：

对策之一：部门要重视。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对减少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各部门及其青少年家长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一个具体的意见，把法制教育列入法制化管理轨道，要设立法制教育专门机构，做到有人管、有人具体抓，同时要加大检查督促力度。

对策之二：内容要丰富。各学校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如播放法制教育电视片，电影和专题广播，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有奖征文，组织模拟法庭，开办法制宣传园地，印发普法小册子，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请政法干警讲法制课，开展学生“带‘法’回家”普法实践活动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法的观念。

教育体制论文篇（3）

教育行政的核心为行政权力结构，诸多的研究者正是从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分配关系着手，分析了集权制、分权制和均权制不同内涵及其优缺点。而针对教育行政体制的形成原因，国外学者认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往往与一个国家的政治革命有密切的关系，而对于地方分权，则主要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二、关于国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势的研究近年来，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和完善本国的教育行政体制，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各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呈现了如下趋势：

(一)均权化为克服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各自的弊端，各国的教育行政正在趋于相互靠拢、相互协调，向均权化发展，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权限正逐步走向合理分配。李帅军认为其主要体现在：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减少了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加强了地方的管理权和学校的自主权;而实行分权制的国家则逐步加强中央权限和影响，将涉及全国利益的教育事业归由中央统一管理。

(二)民主化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民主法治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潮流，反映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就是要加强教育的民主管理，促进教育决策和教育立法的民主化，提高公民参与教育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意识。

李帅军、路文生等学者均从教育行政法治化、建立健全教育审议制度两方面阐述了教育行政的民主化特点。帅相志则将鼓励家长和社区参与学校管理作为教育行政民主化趋势的另一体现。

(三)科学化伴随着管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教育行政管理科学化也日渐成为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趋势。管理科学原理提出：凡事讲求研究以求管理方法客观，执行之前重视计划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同时运用科技或量化的工具以求精准。

基于此，桑新民认为目前许多国家普遍设立了教育研究机构，注重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如老三论、新三论、行为科学等理论对教育行政问题进行研究，谢文全也提到了许多国家通过设置专门的计划部门，制定不同类型的教育计划，在不同范围内实施，并积极将电脑、网络信息技术、统计学、数学以及计量学等应用于教育行政当中，促进教育管理不断走向科学化。

(四)专业化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教育行政专业化要求也日益突出，有些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点：

(1)教育行政机构的专业化。

教育体制论文篇（4）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呼唤已久的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非万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等外部制度的革新，更需要教育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支撑，以及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后盾。我们要改革的不仅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将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落实在人心的改造上，特别是文化性格的重塑上，最终造就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今天整个文化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体制改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辨析

与前几次教育改革不同，此次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最直接的突破口，便是席卷全社会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讨论。虽然人们提供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是学界无一例外认为，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已经发生深刻转型，教育体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因此，改革教育中与先进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体制，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是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便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出现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诉求，并要求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时，会最先反映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以培养出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人才。今天，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要培养现代意识的公民，更要培养出能够具有创新意识的杰出人才。

当然，教育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封闭的改革，它是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制度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教育问题的凸显，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成败受制于新旧文化力量的制衡。新文化为教育变革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引领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趋固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规定、制约甚至延缓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为文化转型提供动力。自从人类开展教育活动以来，教育对保存和传承文化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既保证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教育并不是消极地继承文化。教育往往会甄别、遴选出优秀的文化，并加以传承。教育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而且受教育者本身会发挥创新才能，对既有的文化加以创造和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这种文化选择，教育体制不断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引导社会进步。正如樊浩所说，“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建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造就真正的人，也造就人的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平衡、健全和合理。教育对于意义世界构建的效力及其合理性，就成为教育的文化力量的内在表征。教育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创发源和辐射源，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和文化批评，并充当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自觉承荷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这正显示出教育体制改革对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状况

今天的中国，文化领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精英文化、现代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宽容的、开放的文化生态。认清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更好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文化状况呢？大致而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三重文化形态的建构。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我国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人民素

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培养出具有“四有”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随着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除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各种亚文化也在兴起和发展，使得文化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历次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一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试图寻找根治精神创伤的文化药方。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借助百家讲坛、孔子学院、拜祭黄帝陵等或民间或官方的行为，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人们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思想资源被人们汲取出来，有利于疗治失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是，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政治层面的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经济社会层面的小农意识、保守意识；文化层面的人格依附意识、缺乏创新意识——依然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肆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动荡之后社会普遍的虚无心态，以及商品经济重利文化的冲击，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乘虚而入，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文化的世俗化与商品经济同步而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互惠、实用、重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世俗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2］世俗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中，随着人们对性、欲望、金钱等物质、生理层面的渴求迅速膨胀，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文精神日益衰退，理想、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生活在尘世里，缺乏超越精神和理想情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俗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因素，它肯定人的世俗价值，强调个体的利益诉求，张扬人的生存欲望。世俗文化的崛起，对唤醒被传统文化压抑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制约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双重文化阻力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21世纪的教育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说到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时展的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这种现代公民，既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又具有开阔、开放的国际视野；既需要一定的文化守成意识，又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既具有独立的个体人格精神和文化自觉，又遵守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

鉴于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现实，要切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解决好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文化难题。

一方面，警惕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式的、控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集体的力量，个体应该置身于集体之中。传统文化贬低个人权利，无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扼杀个体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中庸式的群体文化观突出表现在要求学生唯书本、 唯标准答案是从，忽视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种教育专制主义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的，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好奇心，也培育不出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教育改革必须要以新的个体本位文化形态来引导，充分尊重和呵护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警惕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功利主义如今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优，其背后功利式的文化心态，已经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荡涤，绝非单纯依靠教育体制改革便能解决的。像近年来愈演愈烈并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择校热”和“学区房”问题，亦是这种功利观的尖锐体现，它已经深深伤害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平，显

然也无法依靠教育内部的制度调整所能解决的。

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其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固然不能死守精英教育的路数，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任。反观当下的大学，以各种数目字管理教学和科研；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目扩招让大学不堪重负；各种文凭班、老板班让大学沦为钱权交易的场所；为了追求就业率，不惜在就业数字上大费周章。正如著名学者王英杰所说，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行政职务青睐有加，使出浑身解术务求获取，失去行政职务则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生长出大师”［3］？

教育的问题固然是功利观念侵蚀的结果，但是也跟我们的教育理想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以大学为例，一些大学已经抛弃了学术神圣的传统，忘记了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宗旨。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让教育理想和教育传统真正回归，那么，我们再有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是绣花枕头。

当然，上述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教育改革的阻力的分析，也说明了教育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和政策方略的制定者固然有很多美好的理念和设想，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基层教师的参与。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基层教师的文化认同，抑或基层老师的文化素养和理念跟不上改革的节拍，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这将使得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文化矛盾。

参考文献：

［1］樊浩. 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 （4）.

教育体制论文篇（5）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高校需求将持续长期增长，政府不可能完全满足高校这一需求，而采用多元化发展办学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高校发展采用多元化模式可使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得以化解。例如，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兴办高校，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满足不同阶层人民群众对高校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可集中财力用于支持公立学校解决社会公平及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问题，逐步降低学费收取比例，减轻人民群众负担，缓解社会矛盾；多元化办学必然促进招生的多元化发展，给学生们更多的选择机会，缓解由一考定终身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多元化办学可促使学校更关注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使人才培养结构更趋合理化，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多元化办学必然导致办学机制与体制的多元化，不同管理体制与机制下的办学质量、效率与成本的比较，可推动高校向高效、求真、务实、节俭的方向发展，推动整个高校管理上台阶；多元化办学有利于人才的流动与激励，可促进现有公立大学向管理机制与体制的深化改革；多元化办学可促进学校与社会的融合，有利于成果的转化，知识的外延及真正符合市场机制的产学研平台的建设与规范；多元化办学可形成不同类型不同机制下的学校之间的竞争和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总之，多元化办学的目的就是尽快改变现行高校体制落后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被动局面，缓解高校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推动高校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在多元化办学的初期阶段，国家要下大气力创造有利于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给予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可能的话，可以推动多元化教育的健康规范发展。

一、我国高校招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策略

（一）问题分析

1.我国高校招生管理体制一直统一延用单一的分数制

传统的单一分数制导致学生重理论轻实践，进而造成学生毕业就业难、实际工作能力差、没有创新才能，综合能力素质达不到应有要求。学生学有空洞的理论，而没有发明创新才能。拿中国的教育与美国的教育比较，明显存在着两种差异，这就是两国的招生制度和教育模式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才。不同的社会人才产生了不一样的社会效应。

改变传统单一分数制，以人的综合素质评判招生制。一个国家的强盛，源于人才的强盛，国家要在人才培养方面苦恼经营，集思广言，研究出适合人才发展的真正路子或模式。一个学生是不是真有能力，不能只看分数，要结合整体素质，对他的脑力和身体素质、思想品德、潜在的智力发展进行综合评判，这应该成为我们招生录取的条件或管理体制。高校要重点培养部级人才，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人才的培养要设计，要根据不同的人才类型设计适合其发展的可行计划，这应该是人才发展的战略要求。教育的纯理论应该彻底改变，应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紧密结合，相互启发，相互发现新问题，创造新成就，让不同类型的人才在社会不同的角落充分发挥其有效作用。

在2007年3月15日《江苏招生考试报》上副省长何权和省教育厅王斌泰根据教育部部长周济的重要讲话精神，就高校招生管理分别提出了五大要点，为高校招生管理体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从江苏省2008年招生方案我们已经知道，我国的高校招生管理体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说明国家政府已把培养人才的问题放到了战略高度来考虑。分析江苏省2008年招生方案，我们认为是符合当前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当然这还要等到2008年实施后才能证实方案的合理性、先进性和现实的满意度。

2.大学教育让多数学生认为所学不为所用，学校教学与实际脱节

问题的原因是教育界没有与产、学、研结合起来。因此，笔者建议各高校对外积极主动与企业界联合办学，对内采取弹性学分制。高校将大学四年制放宽到6年或更长时间，学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自己决定是采取连修制还是分修制。这不但能提高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的理论与实际的融合性，增强自身的工作能力，使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挖掘和创新，也为就业打开了新的渠道。这种双赢的效果对国家，对学校，对学生都将是一种推动和促进，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改变传统的一些不适时宜的招生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势在必行。

我国高校原有的招生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对选拔真正的人才毫无作用，招生和培养了一大批高分低能既无个性又无专长，又不能创造性地发挥个体特长的人。大家都在一个模式下受同样的教育，这种单一教育方式不适合时展要求。误人之弟的教育，不能激发各个个体的特性，从容他们各自特长的发挥，如何教得真人才。因此，改变传统招生管理体制和教育模式，保障有潜能、会学习、善动脑的人能进入到真人才的摇篮学习深造，是国家的需要。

（二）问题策略

高校招生管理体制的演变发展作为高校招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制于社会发展和个人提升自身受教育程度的需求，又为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所制约。因此，改变不合时宜的招生方式，有利于学校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1.标准多元，质量至上

在高校招生可继续延用相对统一的入学考试模式，统一的入学考试不仅有利于提高考试质量，保证考试的命题、实施、评分、报告成绩等重要环节趋于规范化、标准化，同时考试成绩也具有较大的通用性。

2.高校和考生之间双向互动

对高校入学的各类测验做到经常化，在中学期间准许参加多次考试来保证学业成绩与学习能力评价的客观性。同时，对不到十二年级就申请入学的学生可以早期决定录取资格，对优异的跳级生进行早期招生，也可在学年中期招生，允许校际转学就读或允许被招学生延期入学等。

3.扩大招生宣传范围

高校应当重视招生宣传和咨询活动。可组织校园参观、举办招生信息会、开展大学生晚会和洽谈会等形式，确保学生在入学前接受充分的升学指导，获得大学招生全方位的信息。准备入学的高中生在对他们中意的高校和专业进行访问后再进行选择，有效避免选择学校和专业选择上的盲目性。

4.招生对象不拘一格

招生对象，应包括在校高中生、高中毕业生和各类社会人士，不受年龄、种族、职业、地域与国籍的限制。政府制定各种政策，促使每一个想上大学的人都能上大学。

5.以生为本，全程服务

国家招生政策法规和实际运作规程要充分体现服务于考生、人性化管理的宗旨。关注考生利益，坚持以生为本，并把它作为高校招生管理的理念和服务的目标。高校在招生考试、提出申请之前必须提供周密、详尽、使用便捷的各种信息咨询服务和措施，保证种类考生都有展现自身才华、表达个人意愿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并对考生中的弱势群体有相应的维权规章，设置相应的渠道或机构为此提供专门服务。

6.灵活录取，注重公平

为了尽可能方便申请者，最大限度地满足申请者的实际需要，应广泛招收各类新生。除正常录取管理体制外，还应建立提前决定、提前录取、期中招生和延期注册等高校录取管理体制。

7.建立招生录取平等和公平机制，提高透明度

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它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就拿平等权来说，众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国各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不一致。特别是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发达程度和国家对其教育投入的经费来说，均遥遥领先于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远远高于其它省份，但情况却正好相反。因此，对北京地区考生的高考低分录取的政策相对于其它地区的考生来讲都是不公平的，甚至山东省的几位考生还专门为此诉诸法院。现在，北京地区高考虽改成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它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公平录取问题的办法。

二、我国高校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和策略

（一）问题分析

我国现有的高校教育模式不适应人才发展目标要求。在我国现有的高校模式下，广大学生普遍只是掌握了一些书本的、理论方面的知识，缺乏相关实际工作的知识和操作技能，对经营企业和社会部门来说他们就像是产品的“半成品”。从我国历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看，有相当一部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真正学有所用的太少，而所学不为所用的人太多。学校的纯理论造就了一大批理论专家，但往往这些理论不被实际所接受。所以，教育产业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我所说的教育产业化不是让学校变成产业化而不要教育，我是要学校教育与产业结合起来发展。教育为主导，产业扶助于教育，教育有了产业的支撑必将会如虎添翼，再加上研究，做到教、产、研合为一体，互为贯通，必定会使教育事业澎渤发展，培养的人才也一定会符合社会实际的需要。教育因材施教，更要应人施教。教育模式不应固化，应多元化。要充分考虑专业的特点，课程的要求和学生的特性，以展示教育模式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二）问题策略

1.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的合理分工与定位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合理分工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学校对教师的聘任和职务晋升过多地考虑学术标准而忽略（甚至看不起）实践经验，不能不说是我国教育的一个缺陷。因此必须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的合理分工与定位，特别是有效地建立起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2.重点推进学科的发展

大学应是无功利性的机构，即它不能有太实用的目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以好奇心和纯粹的求知欲为动力，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进行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那些对社会和人类具有巨大价值的发明创造。我国每年的科技成果看似不少，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多空缺，说明原创成果是多么的贫乏。重视学科的发展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有助于提高具体研究层面的创造力和活力，并能因此而提高大学的整体实力。我有一个朋友在德国曾就大学排名问题询问过一些校长，他们的回答是：“我知道哪所学校最大，但不知道哪所学校最好；我可以把我们学校最强的学科告诉你们。重视学科发展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高教发展规律，21世纪如何创新重组研究型大学。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因为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要想办法扶植最优异和有发展前景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待它有名气了，其它学科也会自然而然地上来。如果你确定要把某个专业办成世界一流，那就让每个系都去配合它。这说明‘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学科，众多一流学科的集合就构成了一流大学’。”

3.凸显学术人员的价值

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曾经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的说法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哈佛大学原校长科南特也曾指出：“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一代教师的质量。”在国际上，不论是官方评估还是民间排名，教师质量均是大学水平和声誉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大学建设必须凸显学术人员的价值，尊重学者的学术自由，鼓励拔尖与创新。在政策上，要重塑名牌大学“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的崇高形象，提高其含金量，真正体现学术人员的价值；以人为本，广大教师是学校的真正主人，行政部门要切实做好教师教学、科研的服务工作，在学校内部真正创造出优秀学术人员脱颖而出和广大教师踏于学术工作的机制。

参考文献：

[1][美]D·B约翰斯通.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0:131-135-

[2]甘阳,李猛: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25-130

[3]杨继瑞,孝民:高校产业安全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8:9-14

教育体制论文篇（6）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呼唤已久的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非万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等外部制度的革新，更需要教育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支撑，以及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后盾。我们要改革的不仅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将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落实在人心的改造上，特别是文化性格的重塑上，最终造就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今天整个文化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体制改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辨析

与前几次教育改革不同，此次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最直接的突破口，便是席卷全社会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讨论。虽然人们提供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是学界无一例外认为，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已经发生深刻转型，教育体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因此，改革教育中与先进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体制，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是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便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出现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诉求，并要求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时，会最先反映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以培养出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人才。今天，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要培养现代意识的公民，更要培养出能够具有创新意识的杰出人才。

当然，教育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封闭的改革，它是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制度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教育问题的凸显，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成败受制于新旧文化力量的制衡。新文化为教育变革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引领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趋固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规定、制约甚至延缓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为文化转型提供动力。自从人类开展教育活动以来，教育对保存和传承文化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既保证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教育并不是消极地继承文化。教育往往会甄别、遴选出优秀的文化，并加以传承。教育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而且受教育者本身会发挥创新才能，对既有的文化加以创造和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这种文化选择，教育体制不断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引导社会进步。正如樊浩所说，“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建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造就真正的人，也造就人的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平衡、健全和合理。教育对于意义世界构建的效力及其合理性，就成为教育的文化力量的内在表征。教育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创发源和辐射源，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和文化批评，并充当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自觉承荷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这正显示出教育体制改革对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状况

今天的中国，文化领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精英文化、现代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宽容的、开放的文化生态。认清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更好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文化状况呢？大致而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三重文化形态的建构。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我国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人民素

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培养出具有“四有”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随着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除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各种亚文化也在兴起和发展，使得文化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历次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一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试图寻找根治精神创伤的文化药方。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借助百家讲坛、孔子学院、拜祭黄帝陵等或民间或官方的行为，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人们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思想资源被人们汲取出来，有利于疗治失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是，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政治层面的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经济社会层面的小农意识、保守意识；文化层面的人格依附意识、缺乏创新意识——依然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肆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动荡之后社会普遍的虚无心态，以及商品经济重利文化的冲击，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乘虚而入，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文化的世俗化与商品经济同步而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互惠、实用、重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世俗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2］世俗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中，随着人们对性、欲望、金钱等物质、生理层面的渴求迅速膨胀，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文精神日益衰退，理想、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生活在尘世里，缺乏超越精神和理想情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俗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因素，它肯定人的世俗价值，强调个体的利益诉求，张扬人的生存欲望。世俗文化的崛起，对唤醒被传统文化压抑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制约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双重文化阻力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21世纪的教育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说到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时展的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这种现代公民，既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又具有开阔、开放的国际视野；既需要一定的文化守成意识，又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既具有独立的个体人格精神和文化自觉，又遵守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

鉴于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现实，要切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解决好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文化难题。

    一方面，警惕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式的、控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集体的力量，个体应该置身于集体之中。传统文化贬低个人权利，无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扼杀个体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中庸式的群体文化观突出表现在要求学生唯书本、 唯标准答案是从，忽视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种教育专制主义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的，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好奇心，也培育不出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教育改革必须要以新的个体本位文化形态来引导，充分尊重和呵护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警惕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功利主义如今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优，其背后功利式的文化心态，已经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荡涤，绝非单纯依靠教育体制改革便能解决的。像近年来愈演愈烈并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择校热”和“学区房”问题，亦是这种功利观的尖锐体现，它已经深深伤害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平，显

然也无法依靠教育内部的制度调整所能解决的。

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其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固然不能死守精英教育的路数，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任。反观当下的大学，以各种数目字管理教学和科研；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目扩招让大学不堪重负；各种文凭班、老板班让大学沦为钱权交易的场所；为了追求就业率，不惜在就业数字上大费周章。正如著名学者王英杰所说，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行政职务青睐有加，使出浑身解术务求获取，失去行政职务则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生长出大师”［3］？

教育的问题固然是功利观念侵蚀的结果，但是也跟我们的教育理想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以大学为例，一些大学已经抛弃了学术神圣的传统，忘记了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宗旨。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让教育理想和教育传统真正回归，那么，我们再有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是绣花枕头。

当然，上述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教育改革的阻力的分析，也说明了教育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和政策方略的制定者固然有很多美好的理念和设想，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基层教师的参与。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基层教师的文化认同，抑或基层老师的文化素养和理念跟不上改革的节拍，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这将使得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文化矛盾。

参考文献：

教育体制论文篇（7）

建国伊始，我们面临着建立主义教育行政体制的全新任务。根据当时体制的要求，教育行政体制在历史传统和老解放区的经验，参照五十年代苏联的教育行政体制基础上，建立起了“集中统一、以条为主”的权力结构模式。规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招生分配、教师资格认定都由中央决定，教育经费实行中央统一财政，三级管理。尤其是1953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时，提出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更加剧了教育行政领导权的集中统一。这种模式基本符合了当时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需要。但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容易压制地方政府及个人、集体的办学积极性，容易脱离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造成“千人一面，万人一书”的局面。

1956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8年8月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了“今年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必须改变过去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应该集中精力和贯彻执行中央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综合平衡全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则。”在教育经费筹措及使用、教材编写、学校设置等方面地方拥有一定的自。“各地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对教育部颁发的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教材领导学校进行修订、补充，也可自编教材；过去国务院或教育部颁布的全国通用的教育规章制度，地方可结合当前工作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决定存废、修订或另行制定。”这是我国教育行政权力下放的第一次尝试，对于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适应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权力下放过快过猛，又缺乏必要的、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约束、规范，中央的宏观调控没落到实处，出现乱定指标、乱下命令、滥用权力的混乱局面，致使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1963年，中央根据当时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后出现的问题，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决定》提出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中小学也颁布了《条例》，收回了地方可以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教材的权力，加强了条条的领导作用。这次权力分配的调整，事实证明是有成效的，教育事业得到稳步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权力分配形式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上又回到了1958年以前的模式，且在某些方面有更加集中统一的趋势。

“”期间，教育领域出现无政府状态，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撤消了原教育部，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学校任意被裁减、搬迁、停止招生，学制缩短，课程改变。推行贫下中农管校，大搞“开门办学”。

粉碎“”以后，拔乱反正，中央又重申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回到了“”前的局面。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教育行政权限划分问题重又提出，尤其是近年来要求更加迫切。1985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等设想。1986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一次重申了在教育领域逐步推行简政放权的基本方针。1995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强调“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则。

纵观四十余年我国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变迁的历程，在处理中央与地主的关系时，时而强调中央集权，时而强调地方分权，一直未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合理的科学的职权划分，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局面。而且四十多年权力分配变迁主要侧重于教育教学管理权，在立法、规划、指导、信息交流等方面的职能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如何科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行政权限，优化配置教育行政资源，调动中央和地方双方的积极性已是教育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两难问题。

二、教育行政权力分配类型的比较分析

纵观世界各国教育行政权力划分类型，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型。侧重中央集权型的国家如法国、泰国、韩国等；侧重地方分权型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国家如日本、英国等。总的趋势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实行地方分权制居多，小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平衡的国家实行集权制的居多。随着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原来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倾向于放权、分权，而原来实行地方分权制的国家则倾向于集中、统一。

教育行政权力分配的集中与分散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中央集权制的长处在于：有利于育的目的、方针政策，使国家的整体利益得到实现；有利于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按照国家的某项需要实施重点发展，保证国家的重点人才需要；有利于国家通过行政干预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与控制，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并且有利于保持各地区教育的平衡发展，消除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其弊端在于：一是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缺乏自，限制了办学的积极性；二是整齐划一的目标模式，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培养出的人才不能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三是难于发挥社会、集体、个人的办学积极性；四是机构臃肿，中间环节过多，权责界限不明，行政效率较低。

地方分权制的长处在于：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有利于教育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所需的人才；有利于调动社会、集体、个人的办学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教育事业的不断壮大；同时，还有利于建立相对灵活的学校办学机制，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形成特色学校。但也存在不少弊端，一是容易造成国家整体上“失控”，国家重点需要的建设人才难以得到保障；二是缺乏统一的发展教育的目标和标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可能扩大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三是国家整体上的协调、控制、评价、督导等规范化管理难以实施，行政管理能力削弱。如在美国，教育经费来自于各学区的税款，一些贫困的学区由于资金短缺而面临困境。俄亥俄州有44个学区在1977—1978学年开始之前宣布破产。另有大量学区因增加教育税款得不到纳税人的支持，被迫把课程削减到最低限度，并取消服务和课外活动，解雇教师，砍掉学前项目。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想通过发扬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的长处，克服二者的短处，走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道路。事实上，要实现二者的结合是很困难的事，它有赖于诸多因素的协调与配合。像日本，五十年代以来逐渐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但至今可以说仍在不断改革之中，临教审的第四号报告书一方面指出要“推动地方分权”，强调学校的“自主与自律”，但与此同时，其国家集权对整个教育宏观规划和指导却也毫不放松，我们从其全国性教育立法的不断出台和临教审之类机构对教育改革的权威性指导就可见一斑。为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具有特色的教育行政体制才是完善我国教育事业的必由之路。

三、我国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基本构想

（一）划分我国教育行政权限的基本原则

1.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适应。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基本内涵包括坚持人民政权的性质，注重落实和保障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的实质性权利；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民主的制度化和化。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要精简机构，下放权力，理顺党政关系，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制度。根据这些精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达到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全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有利于促进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处理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必须以上述思想为指导，才能保证教育行政权力划分的正确性。

2.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状况、民族构成、文化教育基础和对教育发展的需求参差不齐，因此，确定我国教育行政权限划分的立足点应该是“照顾差异，共同发展”。根据前述教育行政权力根本类型的比较，我国应以分权型为主导模式。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集中单一型，教育行政体制必须与之相适应，尤其是我国长期受大一统思想的，以及地方行政官员素质不高，过多的分权实际上会造成中央无权，地方滥用权的后果。为此，适当的中央集权也是应该的、合理的。看来，我们主张先以“分权型的集权制”逐步过渡到“集权型的分权制”，最后形成“以法律为基础的分权制”形式。

3.与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相适应。教育的事业是关于未来的事业，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未来的发展。但它投资大，见效慢。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的增加而不是依靠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出现前些年“一工交、二财贸、所剩无几给文教”的局面。为此，在一片简政放权的呼声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教育立法，用规范的、系统的、严密的法律条文明确各级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以法治教，以法促教。否则，教育行政权限划分又会出现“放——乱——收”的局面，造成对教育事业的严重损害。

（二）我国教育行政权力分配之基本构想

教育行政权力是教育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教育方针，依据宪法有关教育条款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主要包括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权，教育规划权，学校设置权，教育教学管理权，人事管理权，教育经费筹措及使用权，教育督导权，教育咨询、权等。教育行政权力分配有两个基本维度必须考虑：一是权力类型，即哪些权属于中央控制，哪些权属于地方掌握；二是使用权限的程度，即中央和地方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权力。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提出教育行政权力分配如下构想：

1.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权。根据我国行政组织法规定，教育政策法规可由全国人大、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教委以及省级和计划单列市的人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制定。重要的、影响大的、涉及全国教育事务的教育政策、法规当然由中央部门制定，涉及地方教育事业的由地方制定，但不得与中央的政策法规相抵触，同时，中央也不要越俎代疱，事无巨细横加干涉。但必须指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主要是中央部门的任务，像日本上至教育基本法，下至课堂规则都由中央部门制定。在我国，虽大可不必效仿日本，但中央可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政策，引导规范地方作出与中央基本一致的决策。

2.教育规划权。教育规划涉及一定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规模、速度和步骤等，包括远景、中景、近景，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中央的教育规划主要是远景、中景和宏观、中观层次的规划；地方的教育规划则倾向于近景和微观层次的方面。但都必须和当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地方教育规划还必须为当地的经济及社区发展服务。总的看来，教育规划权主要在中央，因为教育的事业是未来的事业，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3.学校设置权。《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科学的学制系统。学制系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置、教育形式、修业年限、招生对象、培养目标等，由国务院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根据上述原则，颁发国家学历证书的高等学校设置审批权由中央掌握，中小学的设置权以及非学历教育由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掌握。但应该看到，为了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地方高校的设置审批权，随着时机的成熟，也应该下放到地方。

4.教育教学管理权。这基本上属于教育内的专业事务，应主要由地方和学校负责。学校根据国家颁发的基本学制、课程标准以及学生质量标准，确定招生规模，选编教学用书，拟订进度计划。毕业生的升学与就业主要由毕业生自己决定，学校给以指导与沟通。

5.人事管理权。学校教师与教育行政人员基本属于国家公务员系列，因此，应首先符合公务员标准。其次，中央应确定基本任职资格标准，地方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适当调整其任职要求，但不得低于中央规定的基本标准。教职工的聘用一般应由学校自行决定。

6.教育经费的筹措和使用权。必须打破国家全部包下来的作法，中央在不断增加国拨经费的同时，允许地方通过一定途径，扩大教育经费来源。如地方除开征教育费附加之外，还可以开征其他用于教育的附加费（如高消费税），实行教育的分税制，从而逐步增大地方教育投入的比例，力争达到20—30%，这是分权的基础和保障。所有的教育经费实行财政包干，由地方统筹安排。同时，按照国际做法，中央建立教育经费拨款和援助制度，通过政策倾斜平衡各地区间的差距，否则权力的下放可能导致地区之间更大的悬殊。

教育体制论文篇（8）

唐敖一行路过白民国学塾，听到塾师在教学生学经，大声朗读着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永之兴，柳兴之兴等奇异的句子，茫然不知所云，因为在黑齿国的教训，以为是什么闻所未闻的秘经而佩服得大气也不敢出，后来偷看其书，才发现竟然分别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求之与，抑与之与。原来塾师把字全念错了。也是在这个塾师桌上，还有一本破题，其题目为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学生做的破题为闻其声焉，所以不忍食其肉也；而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也，破题则为一倾之壤，能致力焉，则四双人丁，庶几有饭吃焉！令人捧腹。在晚明以降，此类塾师笑话非常多，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一般人看不起没有能力考取功名、只好狼狈地到各处混馆糊口的落魄书生的社会风气，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童蒙塾师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教学中错漏百出的真实情况。其实塾师读白字，也从侧面反映了汉字（尤其是繁体汉字）认读的困难。西文多是表音文字，见其形就会读其音，也易识其义。汉字的造字方式有象形、形声、指示、会意、假借、转注等多种，到后来，许多字音、形、意已经完全脱节，能准确地读出其音并释出其意已经是学者们衡量彼此学问的标尺，普通人难免张冠李戴，如坠云雾。而中国的童蒙教育，本来就以背为主，圣人都说可以读书不求甚解，何况塾师顽童乎！不管意思如何，死记硬背能够成诵即可，难怪白字先生可以安居塾师之位，谬之千里而不自知。正因为这种只讲究背诵，不讲解含义的教学，使得学生无法了解文句的含义，只好胡乱破题，或照搬原文，或生解词句了。

晚明及清朝还有不少戏谑塾师曲解儒家经典的笑话。在明人殷启圣辑录的《尧天乐》里，记述了这么一则塾师笑话：

宰予昼寝

昔一师喜昼睡，弟子曰：宰予昼寝之意，何解？师曰：我不讲，你怎的晓得？宰者，杀也；予者，我也；昼者，昼时也；寝者，睡一觉也。合而言之，便杀我定要昼时睡一觉也。②

如此曲解人所熟知的儒家经典，自然构成了对塾师极大的讽刺和嘲弄。但也许是塾师明知学生问此句时所隐含的揶揄意味，于是故意曲解经典，反戈一击，使学生哑口无言。笑话自然是夸张的，但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即使是饱学之士，也不敢说自己对经典的解读就是完美无缺的。或是碍于记录和保存方面的不易，中国古代典籍本来就用词简洁、惜墨如金，而写作者和记录者又多推崇《春秋》微言大义，再加上古代单音节词过多，代代传习下来，难免以讹传讹，人们越来越难以明确它们本来的含义。中国传统本来就厚古而薄今，科举考试制度更加深了这一倾向，使得读书人无论是学习还是创作，使用的文字、句法都完全与时代的口语脱节，那么，对于经典的误读，无论是读音错误、破题乖张，还是解读荒谬，都是不可避免了。塾师以误读的内容教育学生，学生以误读的方式理解儒家经典，这样的教育难免走入死胡同。正因为如此，反对使用死去的语言，提倡吾手写吾口的文学革命才会在神州大地上兴起。

对课也是传统童蒙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塾师利用对子来考察和训练学生的写作基本功。《镜花缘》中有林之洋在淑士国书馆对课的趣事：

俺见有两个小学生在那里对对子：先生出的是云中雁，一个对水上鸥，一个对水底鱼。俺道：鸟枪打。他们听了，都发愣不懂，求俺下个注解。俺道：难为你们还是生童，连这意思也不懂？你们只知云中雁拿那水上鸥、水底鱼来对，请教这些字面与那云中雁有甚爪葛？俺对的这个鸟枪打，却从云中雁生出的。他们又问：这三字为何从云中雁生发的？倒要请教。俺道：一抬头看见云中雁，随即就用鸟枪打，如何不从云中雁生出的？他们听了，这才明白，都道：果然用意甚奇，无怪他说诸子百家都读过，据这意思，只怕还从《庄子》见弹而求 炙套出来的。③

明明是胸无点墨的商人林之洋信口胡诌，塾师和学生们却信以为真，大加佩服，以为正合《庄子》风旨，真可谓胶柱鼓瑟、迂腐拘泥了。

《镜花缘》中写有新科才女们的斗草游戏，其实也属于对课中的一种就近取物入对，这种形式虽然有眼前事物，容易启发联想，不过内容仅限制在植物名称上，不但要考察参与者的才思，更要求其有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反而更难一些。对课虽然是创作古典诗词、骈文等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但塾师只重视这方面的训练，却忘了为诗为文更重要的是内容和情感的表达，而只孜孜于形式，可谓舍本求末。有一则流传甚广的关于塾师对课过分死板的笑话：纪晓岚（一说是蒲松龄）幼时读私塾，偷养家雀塞进墙洞里，再用砖头把洞堵上，其塾师石先生发现这个秘密，怪其淘气顽劣，便偷偷将家雀摔死又放入洞中，然后在堵洞口的砖上戏题一上联：细羽家禽砖后死，纪晓岚下课又去喂家雀，见墨迹未干而家雀已死，知是石先生所为，一气之下在旁边续对下联： 粗毛野兽石先生。石先生看到续联大为恼火，手持教鞭责问纪晓岚，怎敢大胆辱骂先生？纪晓岚不慌不忙答辩说：我是按先生的上联续对的下联。请看，粗对细，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石对砖，先对后，生对死。哪里错了，请先生指教。石先生无言对答，只好拂袖而去。④这些以学馆、私塾为背景的笑话，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教育从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都出现的痼疾，它们嘲弄的对象看似是迂腐庸碌的塾师，但他们是传统教育的执行者，是传统文化教育制度的基础。《镜花缘》以及流行于那一时期的这类笑话，以戏谑的手法完成了对传统教育在根基上的消解。

二、灯谜和酒令

以儒家经典或官方经典入灯谜和酒令，也是流行在当时文人阶层的一种时尚。这类雅谑不仅要考察参与者的机智灵敏，更要考验其对于经典的熟悉程度。《镜花缘》中多次写到灯谜游戏，比如唐敖在智佳国，见一家门首贴着一个纸条，上写春社候教字样，便是一家学馆举行灯谜游戏。曾在幼时饱读诗书的唐敖和多九公一时兴起，猜到不少灯谜。商人林之洋读书不精，在猜对了几个用戏曲俗文如腿儿相压、脸儿相偎之类作谜面的灯谜后，兴致勃发，在与经典有关的灯谜面前大出其丑：不但把谜面永锡难老读作永赐难老，更是杜撰经典，使唐敖等人狼狈不堪，只好迅速逃出学馆。《镜花缘》中另一次集中写灯谜游戏则是在众才女科举得中，雅集游园之时，这一次众人现场制打灯谜，全部与经典相关，可见这类雅谜已成当时文人聚会中交游玩乐、炫才斗智的一项极为平常的游戏。《镜花缘》一书中的灯谜与中国传统典籍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1.谜面、谜底均为五经或儒家典籍、经典辞章中的字句：

红旗报捷 打《孟子》一句克告于君

斯已而已矣 打《孟子》一句可以止则止

无人不道看花回 打《论语》一句言游过矣

2.谜面为戏曲词句、俗物、俗语甚至不雅语句，谜底为五经或儒家典籍、经典辞章中的字句：

游方僧 打《孟子》五字所过者化

直把官场作戏场 打《论语》一句仕而优

嫁个丈夫是乌龟 打《论语》一句适蔡

3.谜面为五经或儒家典籍、经典辞章中的字句，谜底为药名、物名、地名等：

橘逾淮北为枳，橘至江北为橙 打一州名果化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打一花名凌霄花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打一药名无根水

此类游戏，无论是制谜者还是猜谜者，必须对中国传统经史子集都十分熟悉，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应用自如。这是考察参与者掌握典籍的程度，又可以对非我族类者进行区分。然而其中许多谜语，却是以误解曲解经典作为制谜的不二法门的，那些死读书、读死书，或者以经典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物来供着的腐儒只怕难以悠游其中。就《镜花缘》所载谜语来说，上述第二类最多，可见这类谜语比较为时人喜爱。吊诡的是也正是这类谜语，不但以大俗对大雅，还进一步将经典带入了传统道德的禁地，比如谜语嫁个丈夫是乌龟，谜底是适蔡，谜面俗不可耐，谜底似雅而实俗，并包含有关王室宫廷为人所不齿的秘史，只有熟读儒家经史子集的人才能制、打此谜，并深刻领会到其中蕴含的讽刺乃至猥亵的味道。能够制作或猜出此类文人雅谜，是雅与俗的分野，而这类谜语又混淆了雅俗的界限，甚至以俗入雅，将经典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镜花缘》所显示的当时的文人聚会中，除了制作雅谜，更会在宴饮时行酒令。当然，读书人所行酒令，自然不屑于掷色豁拳之类的市井俗令，也是炫才斗智的一种手段了。《镜花缘》使用大量篇幅描写众才女飞句，又是双声叠韵，又是宝塔式联句，玩得不亦乐乎，在逞才逗趣中不但可以见到各人对经典的熟悉程度，更能发现其中谁更才思敏捷。如果把众才女一边吟诵官方经典，一边大口喝酒、猛嚼肉丸子的情节，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在卫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对经典的痴迷以至于忽视了生理感受的故事相对照，真能令人起今昔之叹。以经典入酒令，其实性质与雅谜一样，客观上起到了消解经典的作用。

三、女科

教育体制论文篇（9）

随着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文化多元化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不断提升，但是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着部分大学生道德危机和法制意识淡薄的现象，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一、社会发展趋势要求实行一体化的德育与法制教育

大学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未来市场体系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法制化依赖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1］。大学生整体法律素养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我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德育，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巧，形成了整体上正面积极的社会风气。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外一些文化及风气的负面影响也给新一代的大学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造成部分大学生对社会有抵触心理，价值观不正确，过分追求功利目标，道德水平整体下滑。传统的说教式的德育教育在一些年轻人眼中过于古板守旧，需要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突出意识形态的宣传，进行新时代的德育教育。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我们要多关注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发展，从说教的方式中发展出具有生命活力的法制和德育教育。比如在课堂上可以借助社会热点案列，首先上学生小组讨论，各抒己见，教师加以引导，这样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德育和法制教育能够产生最佳的效果。另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德育和法制教育方法，关注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和完善，并结合政治因素进行教育，既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又能灌输法制意识，使学生成长为守法公民。

二、法制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内容呈现出一体性

(一)大学生德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交叉

学校德育是一门系统的科学，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学生施加思想道德方面的影响的活动［2］。高校德育不仅体现在德育课堂上，它渗透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其他教育如美育、体育和智育密切相关，具有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内容除了关注学生的道德发展之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民主与法治观念教育、民族精神与尚武精神教育、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等等。大学生法制教育是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基础，对构建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法制教育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的教育，学习相关法规政策，教导学生自觉遵守法律，理解法的内涵及作用;对学生进行民主教育，让学生懂得民主的真正含义，学会正当行使民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教育学生懂得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辨证关系，更加积极、主动和富于创造性的促进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对学生进行国家根本大法法律的教育，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运用法律最为武器行使权利及保护自己，同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由此可见，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合，具有一体化的内容基础［3］。

(二)大学生德育和法制教育的功能互补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体系中，进行德育和法制教育的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这种课程设置方式体现了法制教育与德育的功能互补性。首先大学生德育教育是进行法制教育的基础。人都能思考有感情，特别是大学生情感意识非常强烈，对于生活中和社会上的事物易形成主观性的认知和看法，从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入手，法制教育才能更容易被接受和学习。其次大学生法制教育是德育教育成果的检验和保障。虽然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都具有一定的约束效力，德育教育的约束范围也比较宽泛，但是法制教育才能体现出现实意义上的强制性，为学生践行德育提供了标准和支撑。

三、法治教育与德育教育一体化的途径方法

(一)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行法制与德育的一体化整合

以人为本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在对大学生进行德育与法制教育一体化整合时一定要注意人本理念的运用［4］。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工作中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正平等自主的原则，激发大学生自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培养未来社会主人翁意识。这样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日后的社会工作中才能更清晰有效地进行规划和执行，并对一些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和风气自觉抵制，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有序发展。

(二)建立长期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教育体制论文篇（10）

一是精选或制作美的画面。如《景泰蓝的制作》课件中，制作者在开始阶段展示了几幅景泰蓝的成品图，在黑色的背景上，景泰蓝制品闪着柔和华贵的光泽，缓缓隐现，这让学生感受到了传统工艺的精髓，受到美的强烈震撼。文字图片的制作也要讲究。文字图片要能体现出“建筑的美”：注重文字的对称、整齐或错落有致；同时应注意文字色彩、字体、大小的变化，避免单调呆板。

二要应有良好的配音。好的配音能适当处理轻重、缓急、停顿、语气、韵律等技巧，具有音韵美和艺术穿透力，使具有视觉特征的文学作品立体化，变得鲜活起来。我们在《归园田居》课件中，用平静缓慢的语调、恬淡悠然的基调、沉稳清晰的节奏朗读全诗，引导学生感受陶渊明重返田园的愉悦心情，以声传情，声情并茂，达到了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三要努力创设情境。“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许多作品传诵不衰、常读常新，就是因为作家饱蘸着自己的思想感情，甚至凝聚着心血和生命。“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读者的学习是“在他所创设的世界中直观自己”。那么怎样在语文课件中架起一道桥梁，沟通作者的创作情感与学生的学习情感，使它们碰撞、交触，从而引导学生感悟“美”的深蕴呢？创设情境。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林黛玉“时时在意，处处小心，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黛玉的这种微妙心理，学生就很难理解，毕竟生活经历相距太远。那么制作该课课件时就要注意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我们的做法是在课件中载入一段录像：越剧《红楼梦》。戏剧中那富有表现力的唱词，很快诱导学生进入角色，从而感悟人物的性格美。

二、运用比较手法，让学生由接受到鉴赏美，陶冶情操。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运用比较映衬，最能显示事物的形象意境美。

在制作课件时，若能把握并突出这一点，就能使学生更好地发现美并受到陶冶。

比较的内容非常广泛，文章的立意、标题、结构、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到记叙的线索、说明的顺序、抒情的色彩、议论的作用乃至文章风格、词语运用、修辞手法等都在可比之列。我们可以纵比。如鲁迅的《祝福》，文中对祥林嫂的肖像描写主要有三次，课件中以图片展示出来，通过比较，让学生清晰地看到这些变化，体会人物在人生路上遭受的惨重打击，进而理解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对人的迫害，鉴赏人物形象体现出的悲剧美。也可以横比。如《群英会蒋干中计》课件中，可以设计一个表格，将周瑜与蒋干在群英会上的语言、动作、神情加以比较，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周瑜多谋善断，豪迈自信；蒋干少勇寡谋，自大愚蠢。在美与丑、智与愚的对照中可品鉴人物的形象美。

教育体制论文篇（11）

2.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潍坊市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来解决：一是城乡之间、县市区之间、不同教育类别之间都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二是教师工作积极性调动问题；三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面临严重的“天花板”问题，职业学校招生难、办学吸引力不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四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难以满足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对多样化、高端化教育的需求等等。下一步，潍坊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必将步入改革的“深水区”以后，更多的是牵扯到教育部门自身利益的调整。要进一步释放和增强教育发展活力，必须切实落实学校办学自，按照“政校分开、管办评分离”的要求，加快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2.1坚持部门监管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健全以人为本的教育服务体系

一是切实加强对教育改革的组织领导。把各项改革措施分解到有关部门，每季度向市政府报告一次进展；将所列改革内容纳入市对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和教育工作综合督导评估。二是完善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挥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的功能作用；强化对相关部门履行教育改革发展情况的监督，保障各级各部门发展教育职责“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三是积极支持培育独立的教育专业中介机构。将学校办学水平评估、校长业绩评价、学生学业监测等逐步交由第三方社会专业机构实施。

2.2坚持政策引领与专家办学相结合，健全实施素质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

一是大力推进教育专家办学。继续深化校长职级制改革，落实教育部门对中小校长的选拔、管理权，实现管人、管事的统一。全面推行学校分层聘任制度。二是改革完善各项促进教师教学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完善教师招聘录用制度改革。首先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建立编制、人社、监察、教育部门核定招聘计划、参与监督，学校自主招聘的教师录用新机制。其次实施名师强教工程。凡引进市级及以上特级教师、教学能手、优秀教师、拔尖人才等，不受编制所限，由人社部门直接办理调动手续。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建立人社部门核定岗位比例总量、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分配、学校自主竞聘的机制。加大学校分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