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思想教育论文大全11篇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1）

二、电视广告会使儿童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原则为绝对的价值尺度，即主体对客体的评价都是以道德原则为准绳。电视广告中表现的强调自我满足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勤劳节俭的传统价值观形成对立，与中国重视人格修养和修身养性的优秀传统教育观念相背离。当电视广告对物质与消费的极大赞美与儿童无法拥有的现状形成对比，就会使儿童对拥有这些物质产生追求。电视广告对物质消费的过度宣扬直接导致儿童的物质主义倾向，使他们把物质消费当做获得幸福感的途径，而一旦未能获得想要的物质需求就会感到失望，甚至产生自卑心理。电视广告直接影响着儿童的价值观。

物质主义价值观一旦形成，儿童会觉得拥有品牌商品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和奋斗的目标。广告往往对商品赋予一定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内涵，这些意义吸引儿童去购买商品，一些儿童觉得广告介绍的商品都是名牌，拥有名牌商品在别人面前显着很有面子，这其实是潜意识的激起了儿童的炫富和虚荣的心理。在物质的占有与品牌消费的过程中，儿童陷入了攀比和虚荣的陷阱中，吃哈根达斯、坐豪华汽车、穿阿迪耐克都成为儿童间炫耀的资本。久而久之就使得儿童希望拥有名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炫耀，感觉这样能有面子满足虚荣心；反之就会感觉到自卑，丢脸。追求名牌其实就是要追求金钱，因此，一些儿童会将“我长大要成为有钱人”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这就滋生了这些儿童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很可能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为达目不择手段而走上邪路，成为物质社会的牺牲品。

三、电视广告会对儿童思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当各类电视广告向儿童灌输相似的思想道德观念时，这些思想道德观念就在儿童的思想中形成一种文化环境，它所引发的影响会存在于儿童的潜意识中。在广告的多次播出后，影响就逐步加深，慢慢形成一种道德判断的依据。

(一)影响儿童道德判断的方向

电视广告中成人权威的表现对儿童的道德判断影响很大，儿童的判断能力常常受其左右。儿童电视广告中的权威人物经常是家长、老师、专家等社会推崇的儿童榜样，当这些榜样以教育、劝说的形式引导儿童时，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权威形象电视广告能对儿童形成不正当的心理刺激。比如高露洁广告中，所有的小朋友都拿着牙膏说的广告语“用高露洁”“没有蛀牙”，还得到医生叔叔的赞扬时，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希望像电视机里的小朋友一样得到老师的赞许，家长的表扬，这样就很可能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趋炎附势，以换取榜样人物的赞扬。家庭是我们每个人避风的港湾，父母疼爱子女，子女敬爱父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和道德典范。然而，以刺激儿童物质追求为核心的电视广告会导致儿童产生错误的道德判断，以是否满足其物质需求来衡量父母的好坏，这使爱变的不那么重要，物质上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电视广告中可以见到，儿童电视广告中一些表现儿童与父母亲情的画面，往往是建立在父母满足了儿童的物质需求为前提的，这无疑给电视机前的儿童暗示，维系家庭情感的纽带以物质为主，亲情为辅，如果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就是像广告中一样的好妈妈，物质等同于父爱母爱。长此以往，儿童不仅会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思想道德的评判标准也会改变，会使儿童变得唯利是图，这对儿童思想​教育发展非常不利。

(二)影响儿童的社交行为

许多产品广告都把主题定位在送礼的角度，如黄金搭档、酒品、脑白金、核桃露等，广告中反反复复表现出用物质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讨好别人，笑脸相迎，获得好评，将成人世界中人际交往的庸俗一面，阿谀奉承礼品往来的丑恶现象在儿童面前暴露无遗。许多儿童以此认为给别人送礼是为了讨好别人，请求别人帮忙的一种手段，需要别人帮忙就必须要送礼，加上大环境所致，周围一些成人送礼求人办事的表现，许多儿童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久而久之也学会了请客送礼、拉关系和走后门这些歪门邪道，在儿童心理留下了通过物质交换换取利益和友谊的印象。

(三)造成儿童追求新鲜，奢侈浪费的不良道德习惯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7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4.002

“留守儿童”一词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首次出现的词汇。定义留守儿童应考量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数量，是父母同时外出，还是一方外出；留守时间是半年还是一年；儿童年龄是14岁，还是16岁，亦或是18岁。本文采用2004年中央教科关于留守儿童的定义，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的家乡，并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6～16岁）。”[1]中国是一个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全国总面积中比例高，约为64%，集中分布在中西部的一些边远省份。以湖南为例，民族聚居区占全省总面积的17.8%，湖南西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县市、怀化市、永州居住着全省总人口10.13%的土家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落后，缺乏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第一、二、三产业。为了生存，少数民族聚居区劳动力每年大量涌入沿海地区、东部发达地区，被迫将孩子交由其他亲属代管，留守儿童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极为普遍。山寨留守儿童在民族地区山寨所孕育的聚落空间特征注定其在整个社会中居于少数人中的少数地位，注定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有着不同于汉民族甚至其他少数民族族群的特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在单亲监护、隔代亲属监护、亲友监护中思想道德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监护人时间、能力、精力的有限，很多监护人既要忙农活，又要处理家务，还要管理孩子，很难对留守儿童有效监管，多数监护人道德观念落伍，缺乏道德培养的科学方法，也不关心留守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导致留守儿童容易出现道德价值偏离，道德情感脆弱，道德伦理紊乱。二是父母外出引起亲缘教育减少，留守儿童缺乏家庭道德潜移默化的引导。留守儿童的自信心不足，自律性较差，道德意识薄弱。有的留守儿童道德行为失控，经常违反学校纪律，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山寨留守模式必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进行专门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特殊人群的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缺陷。理论层面不仅可以加深对主流与边缘、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解，而且可以从边缘地位的民族山寨思想道德教育的现实状况出发，充实和完善现有的儿童德育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现实层面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客观、全面地了解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客观现实，分析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探讨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背景下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的新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有助于提高整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促进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群体和个体的健康成长，有助于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有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关于留守儿童教育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涉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专门性论文没有。与本研究关系密切的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成果只有6篇，已有成果梳理归类如下：第一，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黄应圣、刘桂平的《农村“留守学生”道德品质状况的调查与思考》认为留守儿童在道德品质方面存在着诸如花钱大手大脚、道德情感缺失、只知索取不去奉献、依赖性强、缺少社会责任感、生活自理能力差等问题。[2]第二，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影响因素。叶敬忠、詹姆斯・莫瑞〔美〕主编的《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一书从社区的层面调查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安全、教育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路径。谷佳媚的《留守儿童思想道德建设的环境优化路径》解决留守儿童思想道德建设的环境问题，需要优化留守儿童思想道德建设的实物性要素。[3]第四，留守儿童德育的教育对策。廖鸿冰的《农村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问题的思考》从教育体系上、家庭教育上、社会职能上对农村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了粗略的建议。[4]国内关于留守儿童思想道德问题的探索性文章数量相当有限，说明社会对其重视程度尚且不足，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专门研究更是缺乏。已有研究比较零散，学术性表达多于实践性描述，理论与实践脱节，多数只停留在基本情况的调查与诊断性的分析层面，研究缺乏留守儿童思想道德问题理论建构，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1.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留守儿童是中国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一种特殊现象，留守儿童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三农问题的衍生。在发达国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中没有出现接受城市的排挤，并没有出现家长和未成年子女之间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现象。但国外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研究却很充分。早在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通过讲寓言故事来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历史上国外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究的较早记载。近年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异常关注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重视和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特征。与此同时，各国也加大对德育的研究力度，如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从比较德育的研究角度来讲，为寻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规律、方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2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2.1 研究目标

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考量思想道德教育的现时状况，分析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特征；形成符合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实际的思想道德教育路径；构建富有实效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

2.2 研究内容

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现状研究。以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德育，其主要包括山寨留守儿童道德认知研究、道德行为研究、道德心理研究、道德意志研究、道德人格研究。

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德育的客观性研究。主要包括山寨留守儿童德育问题分析、德育本土资源分析、德育实践方法。通过全面深入分析，总结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德育方面呈现的客观规律。

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德育的路径选择研究。主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经济状况、社会变迁、传统文化与山寨留守儿童的关系研究；德育目标的选择性研究、基本原则确定、可行性路途研究。

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德育对策研究。宏观上包括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系统性的德育体系建构及创新模式研究；微观上主要包括山寨留守儿童适宜的家庭德育对策，该研究的重点是外出父母与山寨留守儿童德育沟通策略、隔代德育策略、委托监护人的德育育人策略；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因为评价指标是弹性的软指标而难以量化，往往导致学校重视知识的传授，重视智力的开发，重视教学的实践，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学校留守儿童德育对策重点研究针对山寨留守儿童相关的学校德育策略、教师德育方法、德育活动的开展；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社会德育对策研究，重点研究山寨留守儿童生存、安全、发展的保障机制研究；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关心思想道德教育，对道德教育了解甚少，思想道德方面学习意识薄弱，行动上不积极参与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自身道德素质不高。因此自我教育研究重点研究山寨留守儿童积极人格的确立。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法

仔细收集、查阅、鉴别相关文献，在深入比较、分析相关文献后，分析研究文献的侧重点和独特之处，并认识其不足之处，批判性继承文献资料的精华，创新性地发现文献资料的规律，形成本次研究的切入点，获取进一步调查的理论框架。

3.2 问卷调查法

笔者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个县（市） 发放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儿童的德育抽样调查表共5800份，针对贫困山区山寨儿童的生活条件、学习情况、道德认知、心理特点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00%，获得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

3.3 访谈法

笔者在湘西自治州召开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集体座谈会8场，出席座谈会的代表有校长、老师、留守学生、家长、妇联、关工委、教育主管部门等。同时，对留守学生进行个别访谈61人（次），对28个中小学生在家儿童进行了个别访谈。在集体座谈会和个别访谈中，笔者均分类做了较为详实的记录。

3.4 实地考察法

笔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个县（市）的学校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吉首乡光明村小、凤凰县板畔乡鱼井村小、永顺县盐井乡热烈村小、古丈县默戎镇中寨村小、花垣县雅酉镇冬尾村小学、保靖县马王乡大坝村小、龙山县桶车乡义比村小、泸溪县达岚镇车头小学，实地与留守儿童学生、监护家长、学校、村委会交流考察，其间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客观地反映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的真实德育情况，为准确地把握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成长环境，了解山寨留守儿童德育特点，解决山寨留守儿童德育问题，提供了背景材料。

4 创新之处

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是留守在农村的孩子的一部分，与其他儿童相比，有其特殊性。经济层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本身就很落后，山寨经济就更是脆弱，留守山寨的孩子们很大一部分生活贫困，生活上缺乏照顾自己的亲人。加上山寨少数交通不便，父母很少回家，甚至很少与孩子电话联系，山寨留守儿童情感上更孤独。委托监护人层面，往往因为山寨留守儿童的委托监护人文化程度，缺乏德育教育有效方法，家庭德育力量薄弱；社会支持方面，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信息闭塞，各种关爱和服务山寨留守儿童的资源匮缺，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基本上没有相关的少年儿童社区教育组织，使得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思想道德教育在社区教育中尚处于空白。在这些因素以及学校条件较差的综合作用下，山寨留守儿童德育问题凸显。本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之处：

第一，研究视角上，从思想道德教育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山寨留守儿童进行研究的甚少，故选题就内容而言不失为新的研究领域。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德育问题进行的实证性专门研究，详细分析了山寨留守儿童德育的客观情况、问题、特征，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弥补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中的不足。

第二，研究内容上，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问题的应对策略进行了宏观架构及微观梳理，具备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紧扣民族聚居区和山寨留守儿童两大特殊性，通过细致的调查，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形成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些规律性认识，提出了多中心治理模式，不仅表明了一种新的理念和制度安排，而且满足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第三，研究方法上，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寨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注重把理论化、抽象化为特征的传统思想道德教育模式转化为以生活化、具体化为特征的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模式；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说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论证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1]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

[2]黄应圣，刘桂平.农村“留守学生”道德品质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教书育人，2004，（11）.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3）

李普曼的儿童哲学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思考了儿童时期应该开展哲学式的教育，增进他们独立思考的理性能力和想像力，以及说话行动办事等实践能力，李普曼在《儿童哲学》中译本序中指出，“我无意给中国的教育者这样的印象，即哲学似乎已经在西方小学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事实于此恰恰相反”，他提倡儿童哲学的目的在于让“世界各国的教育者现在应该认识到哲学在小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儿童哲学“启迪孩子们的思维”。［3］作为杜威的学生，他认为在杜威之后，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批判旧有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而且要把抽象的哲学对象与社会的具体问题相联系，“在实践方面发展杜威的教育哲学”。［4］正是通过儿童哲学的可能性的深刻反思才能揭示教育根本设计的失误，彻底地破除以往的补救方式，从而产生教育重新设计（EducationalRedesign）的可能性。［5］

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在美国有深远广泛的影响。李普曼受杜威的影响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他求学期间就拜访过杜威先生。根据李普曼自己的回忆，那时杜威先生尽管年岁已高，但是对李普曼的思考很是赞同，使其深受鼓舞。［6］不过李普曼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并不感兴趣，真正感兴趣的是杜威的哲学部分。因为在他看来，杜威的教育学思想虽然理论方面十分充实，但对实践方面的论述却稍嫌粗略，即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中虽然有大量的关于在行动中完成哲学的理论论述，但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实践方案，尤其是在儿童哲学的教育中。因此杜威的教育学思考的不完善启发了李普曼儿童哲学教育的构思。［7］李普曼认为，在杜威之后，针对如何改变教育的弊端所实施的方案都是一些补救措施，而非根本意义上的批评和反思，因此谈不上是重构教育。“要说没有人批评现在的教育，那是不对的。尽管批评者很多，但他们都没有建设性。他们说的都是废话，不知道改正的途径方式。另一方面，辩护者们则把教育失误的真正原因指向文化或社会经济环境”。“因此这两方面的说法只能让人失望，他们的那些补救方案也没出路。每个方案都过度吹捧，空头的售卖，不假反思地让人相信：要走出教室或者回到教室，采用或者放弃技术发明，让家长参与或不让参与，给教师加工资或该多鼓励，设教师助理等等。但却没有深入地想，即便这些补救方案有用，其作用也不过像创可贴一样，对皮外伤有用，但如果真正的问题要是内伤，那就危险了。”［8］因此，在李普曼看来，教育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简单补救就可以解决的，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任何补救方案都只是外在的掩饰或回避问题。同时，没有真正地面对或处理问题本身，恰恰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李普曼认为杜威之后的教育思考在理论上都没有从哲学的深度反思教育的根本问题所在，并且在实践当中也没有具体有效的实施方案。所以李普曼要重新思考并设计教育方案。重新设计教育是李普曼思考儿童哲学的根本动力。

杜威之后，在美国对教育的批判声音更加强烈，批判者普遍认为人们生活在缺少哲学思考的社会，教育所给予的大多是知识，而很少有智慧。受不受教育意义不是很大，教育只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这样的教育使得原本可爱、充满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孩子在上学后渐渐变得消极，没有了批判的意识和理性的思维能力。［9］李普曼认为，“对杜威来说，思维乃是教育过程的核心”，［10］因此，他思考教育问题的直接动机即是提升人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哲学的目的正是培养思维，哲学首先是人们为达到思维过程的完美而设计出的最佳工具。李普曼作为一个哲学教师，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即便是受过专业哲学训练的学生在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上仍是没有很大的进展，这样的失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哲学在教育中没能够完成批判性思维教育，从而提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哲学的批判性，表现在它是一门不断地在问题的根基处提出新问题的学问，而且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固定答案。因此，李普曼认为只有通过改造哲学教育才能真正完成教育方案的重新设计。哲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哲学的表达需要严格的逻辑论证。儿童是没有能力开展哲学活动的。但这种观念正是李普曼批判的前提，他认为只有通过儿童哲学教育才能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有真正的哲学。到了大学再学哲学已经太晚了，为此他要赋予哲学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正是通过具体的儿童哲学课程的构思，李普曼论证了不仅儿童天生就有思考和学习哲学的能力，而且正是这样的探究使哲学的本然表达方式获得了可能，使哲学与教育获得了一个天然的联系。这种对哲学教育的改造，体现在借助文学性的对话以及实践活动完成哲学教育，他称这个过程为“哲学的戏剧化”。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应该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应该是快乐的玩耍，应该是感性的、亲身参与的，而不仅仅是纯知性的。因此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教育是在教师引导下的亲身参与群体探究（communityofinquiry）的结果，它的目标是获得更好的理解和判断的能力。”［11］不仅儿童可以学习哲学，而且正是对如何开展儿童哲学教育的思考真正完成了教育重新设计的可能。杜威的教育思考中很重视培养少年儿童的理性推理和判断能力，李普曼在杜威之后思考儿童哲学教育时，正是把杜威的哲学理念转化到重建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理论实践。通过儿童哲学教育，李普曼真正完成了杜威对于哲学的改造和教育重建的梦想。

根据儿童发展各个阶段理解问题的不同以及能力的差异，李普曼主持编写了关于儿童哲学的一系列课程教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教师辅导用书。他最早写了《聪聪的发现》（HarryStottlemeier'sdiscovery），是五年级儿童使用的教材，被认为是儿童哲学奠基性的作品。“从1973到1988年间，又写了六部儿童哲学故事。《爱菲》（Elfie）是为二年级写的，注重各种宽泛的哲学主题概念之间的区分、联系和比较。接下来的两部是为三、四年级写的。《思思》（Pixie）重在理性的分析能力和哲学语言的表达；而《冬冬和南南》（KioandGus）侧重实践中各种理性能力的培养，为探究自然做准备。《李莎》（Lisa）为七、八年级写的，注重伦理探究；《苏琪》（Suki）适用于九、十年级的高年级学生，侧重美的探究；《马克》（Mark）适用于十一到十二年级的高中阶段的学生，注重对社会和政治的探究”。［12］这些儿童哲学教材在美国数千所学校里迅速传播，并且很快就在五十多个国家的研究者翻译出版。由此，儿童哲学成为一个教育领域中革命性的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3年专门为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举办了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使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有了更为深远的国际性影响，从最初的“发展批判性思维教育环境”、“拉近成年人与孩子之间距离”是真正“重新获得交流反思人之意义能力的机制”，到李普曼之后，“儿童哲学的第二代研究者：从方法研究转向到运动”，［13］在更大的范围实践这一构想。李普曼之后的儿童哲学教育研究，不仅表现为把李普曼原创的儿童哲学教育思想在各自民族和文化的具体环境的教学实践中得以完善，而且表现为把“儿童哲学究竟何谓”这样的根本问题作为研究的一个共通视域。无论是把儿童哲学理解为“儿童如何思考的哲学”（PhilosophybyChildren）；还是欧洲式的“和儿童一起做的哲学”（PhilosophywithChildren）；或者如中国学者刘晓东在《儿童精神哲学》中所认为的“儿童哲学”应包括“儿童的哲学”（children'sphilosophies）、“童年哲学”（philosophyofchildhood）以及“儿童哲学探究计划”（philosophyforchildren）三部分等，都是建基于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育思考之上的。由于对儿童哲学理念理解的不同，他们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教育实践的方式也有不同，有的偏重于用哲学方式研究儿童思维的儿童学，有的偏重于研究儿童思维的哲学特性，还有的偏重于探究实践中儿童教育的方式途径。但无论在何种方式的儿童哲学的探究中，研究者们都认识到儿童作为人生的最初阶段有作为人的最为本真的因素，而且这些特性具有哲学特质，相信儿童在哲学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实践能力（包括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感受能力、交往能力等）在自我学习中会得到增强；都认同儿童哲学教育作为一个理论视域对于教育和哲学原初的共属一体的理解有突破性的意义；思考儿童哲学教育对重新设计教育以及重构哲学具有奠基作用。#p#分页标题#e#

重构哲学：如何进行儿童哲学教育

对于李普曼来说，儿童哲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在教育对象、方法以及内容上的革新。在教育对象上，儿童成为直接的首要对象，教师也同时成为教育对象；在方法上，把苏格拉底的对话方式重新引入教育，开创了群体探究的方法；在教育内容上，他编著了各个阶段的儿童哲学教材和教师辅导手册。

儿童在以往的哲学教育中一直是被忽视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哲学教育认为儿童没有理性的推理论证能力，这在李普曼看来并没有进入哲学教育的真正核心，真正的哲学教育应该是体验重于知识，价值重于推理论证。“哲学的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成年人的兴趣，也不需要用儿童所不懂的专门术语来表达”，“中小学哲学教育的一个全新而又令人鼓舞的结论是儿童完全能够和成年人一起探索哲学可能性”，［14］所以应该在生活实践中重新构建哲学。儿童哲学即是这样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尝试，这不仅具有历史生成性，且与其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连接在一起，与其他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概念与前提也是相通的。受李普曼儿童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儿童不仅“可以进行哲学探究，而且这样的哲学教育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哲学思想的探究追问和方法应该是所有孩子所接受的根本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因为“孩子天生就是哲学家，因此，他们不需要‘被教授’哲学，他们只是需要在这个固定的时期有机会参与哲学”；认为“哲学对于孩子来说太难了”，哲学“没有真确答案”或者“没有进展”而不能开展“权威的研究”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因为哲学可以宽泛地被认为是一种“概念的研究或者是概念的计划”，［15］我们正是用概念间接感知世界的。哲学是一种概念分析与探究。“哲学提供给孩子一个讨论这些概念的机会，如真理等，这些概念包含其他所有原则但却未曾被人们敞开地检验过。哲学同样为孩子提供了一个论坛，在这里孩子发现与他们自己相关的理想生活并通过这样的理想塑造他们每一个人”。［16］因此，学习哲学就是去尝试哲学式的思考，通过认识事物来感受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思考，这样的学习也是儿童生活中的一种游戏，这就使哲学成为一种戏剧性过程，所以，李普曼提倡通过小说或者故事引导孩子思考探究的兴趣。他认为“叙事小说使得哲学更容易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同时显现构成一个探究的时刻。小说中孩子们不停地探索调查，试图发现他们想要知道的含义。”［17］探究过程中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整理所有的叙事要素，这是一种理性的推理能力训练，而最终体验到的是故事背后的道理，如“《丽莎》这篇小说涉及的两个哲学主题即是，连贯一致的必要性和道德问题进行推理时前提真实的必要性。”［18］因此这样的探究与发现包含着从逻辑到伦理的统一，李普曼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构思中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他让儿童做哲学的教育理念。儿童哲学教材的写作，即是运用文学的方式按照一定思维推理的必然逻辑构思故事进行哲学教育的结果，让儿童在与老师一同阅读的过程中领略其中的内涵与意义，感受哲学是什么。因此，“我们说‘教’儿童哲学实际上并没教什么，我们只是让他们在一种精心调整的方式中讨论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如何开展哲学式的讨论”，这是在“做哲学”，“这样的哲学被认为是如何思考的原则，尽管哲学的含义要丰富的多”。［19］

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教材是以对话形式写作的，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对话，每周1-2节课，而且要在孩子精力充沛的时候，课堂时间不能太长，最长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上课时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自由发言，或者相互间独立交流，所有的孩子与老师环坐在一起构成一个探究的群体。老师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和激发孩子思考以及进行批判，不断地深化理解，而非老师主导课堂，以老师所说为对。因此，如何成为一个儿童哲学教育对话中的老师也是李普曼培训的重点。儿童哲学教育是要儿童在情感和认知方面都有所学习和训练，儿童哲学训练即是探究与对话。在文学性的对话中完成一种理性的探究，从而保持儿童的天性。儿童天生就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无限的兴趣，“儿童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都开始于惊奇。实际上，只是哲学家和艺术家像孩子一样每天持续地感受着这样的惊奇，并系统地专业地投身于此”，“如果哲学开始于惊奇，也即是说哲学从一种洞见的反思对话开始并逐渐渗透入生活使之丰富。但这样的转换需要中介，也许有时文学就是使孩子能够实现惊奇和反思之间、反思与对话之间、对话与经验之间的跨越。”［20］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哲学，李普曼的儿童哲学构想在教育实践中回应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诗与哲学之争”，真正打破了哲学的表达只能是抽象的逻辑语言的当代禁忌。开放的对话形式是儿童哲学教育对苏格拉底哲学教育方法的复归。对话是辨证思维和批判思维得以显现的外在形式，在对话中没有确定的答案，通过交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因此对话就像是一个学习体验的实验室。美国当代教育家内尔•诺丁斯（NelNoddings）认为这样的“对话是对理解、同情或者赞赏的一般性探究，可以是戏剧性的，也可以是严肃的，可以是逻辑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可以是指向目的的，或者是指向过程的，但它一直都应该是对原初未确定的某种东西的真追问”。［21］对话是一个思考不断进行的连续过程，思考与对话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要对话就必须思考，而思考是根据对话情境不断展开进行的。在李普曼看来，“一般认为是思考产生对话，而实际上是对话引起思考。人们常常是因进行对话而必须思考”，所以只有在对话中才能真正地推进思考，更好地达到“哲学教室”的目的。［22］对话中儿童要学习提炼自己的观点，并为自己的观点论证，要对他人的观点表达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并学习借鉴从而让自己在对话中受到教育。这样的过程就是儿童思想不断探究，完成自我教育的过程。因此，李普曼说“哲学的核心即是对话”，“这即是为什么教育离不开哲学，哲学也离不开教育的原因”。［23］

这种在教室中开放式的哲学对话与研讨就是一个探究的群体，李普曼认为儿童哲学教育的最重要方式即是要把课堂变成一个探究的群体，这样才能保证哲学训练是在推进思考。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有针对性，即便是同一个主题在不同阶段的探究群体中方式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注重孩子把持和拓展思考的能力与范围，从而能够筹划和主导探讨的过程。每一个探究群体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孩子或者是老师都应保持尊重，不强调谈论观点的对错，不是为了最终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而是强调探讨的过程。因此要“鼓励倾听”，“尊重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学会“轻松、调整和沉默”，感受哲学“是实践性的亲身参与性的活动”。［24］从而让孩子感受“思维的乐趣”，同时感受到“哲学的思辨因素，包括不断地自我更正、对特定条件的敏感把握、思维标准的关键地位，以及面对实际问题的总趋势”。［25］所以，儿童哲学的教学中应该避免专业词汇，鼓励儿童用自己熟悉的词汇进行哲学思考，这样的思考可以是“科学的阐释”（ScientificExplanation）方式，也可以是“象征性的解释”（SymbolicIn-terpretation）方式，或者是“哲学的探寻”（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方式，［26］只有这样儿童才能够探究自身的意义，学会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实践在课堂里开展，它将转化为思考世界和思想本身法则的反思性群体，如果忠诚于同样的探究程序方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群体正置身在较大的探究群体当中，而较大的同样在更大的群体当中”，［27］以至于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实现社会整体的教育重构。#p#分页标题#e#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4）

绿色是自然的颜色、生命的颜色、成长的颜色。儿童绿色教育是“绿色”所代表的教育哲学意义与自然原理相结合所引发并需要实践验证的教育理念。其具体涵义是尊重自然，施法自然，道法自然，并以此为原则构建生命教育、自然教育、成长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教育理论。尊重自然是指尊重儿童的自然本性，并适时体验自然所赋予人类的思维、情感和环境信息；施法自然是将教育方式同自然规律结合起来；道法自然是指儿童在各年龄段进行自我生成构建时的自然导引。儿童绿色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教育本真的探寻、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理论、自然理念下的教学模式、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学理论。

一、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

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意味着：人可以并且也应当认识自己的心灵，而且首先是在心灵中包含着知识和理性明察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将此视作理性自识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 因此古希腊的哲学观将哲学看作是一种与人有关的理性思考。儿童绿色教育根植于教育哲学，它的本质来源于这种与人有关的理性思考。

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从苏格拉底解释神谕开始，突出人的必死性、不完善性和有限性，再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引发西方近代思维的价值取向、观念基础和文化背景，再到最后的人本主义，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可持续等理念的产生。每一个阶段的对人相关的理性思考都是该阶段教育观的理论基础，而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一定方式，唤醒人的身体和精神，引发对人相关的理性思考。儿童绿色教育所引发的与人相关的理性思考表现为：天性不同而引发的不同个性和个体呈现；人的成长主要来源于内在生命力 的主动学习和自我灵魂的唤醒；人的自我生成是遵循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正确定位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人才能运用自然规律，以及利用自然完成教育领域内法则提炼；教育观所体现的教育方式必须符合人的自我生成方式。

二、教育本质的探寻

教育本质的探寻是整合各时期教育学家与儿童绿色教育理论相关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在先秦，孔子不仅主张对学生须“因材施教”，还非常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同样在西方，苏格拉底在向人传授知识时不是强制别人接受，而是发明和使用了以师生共同谈话、共同探讨问题而获得知识为特征的问答式教学法，即所谓的“苏格拉底法”。另外还有老子的“无为”，庄子的“天放”等思想，可以说这些都是儿童绿色教育理念的最初导引。

但真正以儿童为研究对象，提倡绿色教育模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夸美纽斯、卢梭、雅斯贝尔斯、蒙台梭利、杜威、陈鹤琴等教育思想家的观点。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炼“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他说：“现在，很明显，规则，即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艺术中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应当能够、也只能从大自然运转的源泉中借鉴。” 夸美纽斯同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教育家，他在《大教学论》中详细阐述了自然教育的价值、原则和具体实践方式。

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教育应顺应儿童天性发展的自然历程，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他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在《爱弥尔》一书中，卢梭用一个贵族童年教育的案例细致描述了自然教育的内容和具体操方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分析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的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炼了自己的早期教育思想。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的发展。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家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 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我国现代教育家陈鹤琴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他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的、死的，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我们活的书，直接的书。” 学前儿童周围的环境不外乎两个方面：大自然和大社会。自然环境包括动物、植物和各种自然现象，如春天的桃花、杏花、扬花、柳絮，夏天的雷鸣电闪、蜻蜓荷花，秋菊冬雪等。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5）

自然主义教育主张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顺序进行教育，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教育思潮与教育理论。本文主要针对处于形成阶段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分析，阐明夸美纽斯、卢梭及裴斯泰洛齐三位伟大的教育家对自然主义教育的理解，进而引发人们的思考。

一、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化阶段

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是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教育理论体系当中，他的理论起点是自然，他从教育学的高度第一次拉开了自然主义教育的序幕。本文主要研究他在《大教学论》中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夸美纽斯认为教育必须建立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他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要遵循自然的“秩序”进行教育。他在《大教学论》中明确提出，“改良学校的基础应当是万物的严谨秩序”。秩序就是事物的灵魂，它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因此，必须把万物的确切规则作为改革学校的基础。二是要依据儿童天性、年龄和能力进行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考虑儿童的性格特点。他认为教育要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要遵守适当的时机，凡是超过儿童年龄阶段所能理解的知识都不要强迫他去学习。

夸美纽斯的“适应自然的原则”被称为“客观自然主义”。他是从教育学的高度来论述自然主义教育的第一人，使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初步具有理论色彩。然而他的自然主义思想仅仅停留在客观化阶段，未能真正领会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普遍法则，因而使得有些观点不免片面和机械。

二、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观化阶段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自然主义”到了18世纪已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开始转变为“主观自然主义”，促进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卢梭，他所理解的“自然”已纯人本化了，它是指儿童本身，儿童的自然本性。他并不是像夸美纽斯那样强调完全顺应大自然，而是要利用自然规律，回归自然本性，根据儿童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教育，脱离对人的疏忽，培养反封建的“自然人”。他被誉为“教育学上的哥白尼”。他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爱弥儿》中。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教育要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并且要按照儿童自然的天性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不同的教育。二是要保护和发展儿童善良的天性，回归儿童的自然本性，要使儿童的身心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三是要去乡村大自然的环境中去接受自然的教育。

卢梭明确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自然人”。他的“自然人”是相对于“公民”而言的。他的自然人也并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独人，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自然人.

卢梭的主观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了近代教育的新纪元，其核心就是要求教育要遵循儿童生来善良的天性，顺应儿童的天性进行教育。卢梭的教育不仅仅是学自然，更重要的是要遵循人自身的“自然”。这就使得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了主观化的阶段，其对于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心理学化阶段

裴斯泰洛齐是19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非常重视人的天性，要求根据人的天性进行自然教育。但他不像卢梭那样美化儿童的天性，他认为不仅仅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同时教育也要对人的本性加以约束。他是第一个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理论的人。他把自然教育与人的心理发展特点科学地联系起来。这使得教育以更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定义，可见这种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在裴斯泰洛齐这里达到了更高更深的层次，开创了新的时代。经过他的发展，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进入了另一个转折点――“心理学化”阶段。

裴斯泰洛齐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中的“自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指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及其规律，但是更多的是指儿童的天性尤其是其心理活动的规律。另外裴斯泰洛齐并不像卢梭那样认为儿童的本性都是“善”的，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两面性，即低级天性和高级天性。低级天性即动物性；高级的天性则指人所独具的理性。他认为，教育一方面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另一方面也要对人的本性加以约束。因此，为了使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内在能力的发展，他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主张。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显然比卢梭的主观自然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他力图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并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人的心理发展，要求教育必须与人的这种心理发展的特点和心理过程相一致。他具体化了自然主义教育，开启了19世纪欧洲的教育心理学化运动，对自然主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形成阶段经历了“客观自然主义”――“主观自然主义”――“心理化自然主义”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目的各个方面都在一步一步走向科学化，从夸美纽斯到卢梭开始重视追求人本身，从卢梭再到裴斯泰洛齐又进一步按照人的心理发展特点重视人的身心发展。他们都用各自继承和创新的思想，论证了自然主义教育对于时代的意义。所有他们三个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仅都对当时束缚人性、违背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教育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对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2]卢梭.爱弥尔[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M]・夏之莲，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4]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5]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6）

卢梭的政治哲学，他的教育思想，均是坚守自然的结果。特别是于1762年出版的著作《爱弥儿》，对教育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书中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的思想，为教育理论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同时也奠定了卢梭在教育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卢梭大声呼吁“归于自然”，他的自然理想施用于教育，形成了开创时代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重大意义。

一、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涵义

“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卢梭认为，只有当这三种教育的方向一致、又能够圆满地配合时，儿童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他要求后两种教育必须与人们无法控制的“自然的教育”配合起来，也就是与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一致起来，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去进行教育。卢梭自然教育的核心就是强调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点，按照传统与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反自然的所谓教育，干涉或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

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背景

卢梭在提出建立共和国的政治思想之后，他就把青年看成是一项为未来社会培养新型公民的伟大责任。“18 世纪的法国及欧洲许多国家，教会垄断了一切。”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中世纪延续而来的‘七艺’、宗教和古典语文的教学占主要地位。经院式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不顾学生特点的抽象说教、玩弄概念、咬文嚼字及烦琐的形式主义充斥学校教学。更可怕的是，为了培养绝对服从封建统治者的顺民，学校教育采取了各种束缚学生自由、控制学生思想行为的严厉措施。正如卢梭控诉：“欢乐的年岁是在哭泣、惩罚、恐吓和奴役中度过的。他们之所以折磨那可怜的孩子，是为了使他好，可是不知道你们却招来了死亡，在阴沉沉的环境中把他夺走了。”野蛮的封建教育摧残了人性，束缚了人的发展，也阻碍了教育理论的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理论。

三、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内容

《爱弥儿》这部小说以虚构的形式描述了卢梭怎样培养了他想象中的儿子——爱弥儿。为了教育这个孩子，卢梭使他避开腐朽的社会。他把爱弥儿连同一位教师一起送到农村。按照卢梭的观点，只有在接近自然的生活中，人们才能得到适当的发展，及发展其善良的天性。

第一，贴近生活经验，促进身心发展。“生活并不就是呼吸，而是活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才能，以及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存在的本身的各部分。”要尽量让儿童在生活中获取知识，以促进身心发展。卢梭反对滥读书，与其教儿童以不能理解的书而形成虚伪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安于无知。第二，给与充分自由，遵循自然天性。他坚决反对压抑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反对封建的、经院主义性质的强迫教育。“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他认为儿童有其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如果用成人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是愚蠢的事情。第三，按照年龄特点，禁止超前教育。他大声疾呼，“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成人当成人看把儿童当儿童看，儿童能力所能达到的事情就让儿童自己去做，所不能达到的事，就不能强迫去做”。

四、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对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启发

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顺应人的自然天性，崇尚自由、平等和自然，尊重儿童发展的规律，不仅对当时有尖锐批判的作用，对后世的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卢梭在自然教育的思想也曾引起了中国人的重视和研究。“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较早地介绍过卢梭的教育思想，提出卢梭‘尚容情感之要求，特必与情操相统一协调，始合其理想之人格。’受卢梭的教育思想影响较深的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从事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斗争中，曾把卢梭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我国维新教育的目标，并提出关于教育的进行应按照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程序分为不同阶段，以及要重视发展个性、崇尚自然启发、增设美育教育以及提倡女子教育等主张。卢梭的教育专著《爱弥儿》最早的中文节译本，出现在1923年。”

观当下，我国仍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卢梭的《爱弥儿》，不妨也汲取些“自然”，分析我们的教育问题。“高压重负”，学业课业负担过重、心理负担大是基础教育的顽症，在实施素质教育改革时，也下大决心想要纠正，但现实却不令人满意。中小学生一天比一天重的书包，压”得孩子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课余活动。在《爱弥儿》中看到的是一个没有重负，快乐健康的孩子，当然，并不是全面肯定卢梭关于孩子读书的观点，他对于读书内容和作用的“一刀切”和极端化并不是我们推崇的。但我们应注意教育的基本原则是要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主动地学，正如卢梭所言“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在教学中，很多教师大多照本宣科、纸上谈兵，致使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差，独立思考意识薄弱。违背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的教育无益于孩子的成长发展。应借鉴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尊重孩子兴趣和自由的思想，让学生在生活经验中接受教育。

当下，孩子学东西往往都是按照家长、老师、学校甚至社会的要求和导向，很早就让孩子学量的知识，也不管孩子是否理解和有没有能力接受，外在的要求超越了其年龄接受的范围。卢梭在其自然教育思想中，根据他对于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的理解，将儿童的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详细说明了各个年龄时期的教育。这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不能够把成年人认为对于成人有用的知识、品德早早地强加于儿童身上。虽然卢梭的四个阶段年龄分期科学性和各阶段教育内容安排上欠妥，但应注意的是其关注孩子的年龄特征及个性特点，顺应自然天性，崇尚自由、平等和自然，尊重儿童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爱弥儿 [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王天一.外国教育史（上）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7）

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奠基阶段，是整个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自古就有，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从而影响了我国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方向。因此，研究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未来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的方向，从而提升和完善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现状

在古代的学前教育中，《周易》“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倡导重视早期教育。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和一些先进的学前教育的理论和观点，如：蔡元培的“儿童公育”思想。后来，一些先进的学者如陶行知、陈鹤琴积极学习西方的教育观念，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了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大多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理论发展而来的，还存在诸多问题，发展现状并不乐观。

二、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

1.方法论的问题。在学前教育界，还存在忽视或者轻视理论发展的这种情况。这种对理论的反感，对于学前教育的理论和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学前教育就是研究幼儿园里的现实问题，这就忽视了幼儿园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层面的研究，忽视了幼儿园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研究，也忽视了历史层面的研究，这种忽视直接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学科建设。2.古今的问题。认识“古”有利于认识“今”。我国古代的学前教育有许多理论和思想对今天的学前教育也起到支持的作用，例如，《周易》《礼记》中的重视早期教育的思想。虽然传统文化为当今的学前教育带来了许多正面积极的因素，但也存在许多负面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读经运动，当然不可否认里面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儿童读经运动所宣传的“记忆”理论和“填牛”理论，弘扬的只是传统教育学中的糟粕，儿童读经运动将儿童单纯看作文化传递或文化上传宗接代的工具，因而儿童成了传统文化祭坛上的牺牲品。3.中西的问题。受到西方学前教育理论的影响，我国的学前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改变，但是在吸收国外学前教育理论精华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糟粕，从而出现了许多不良的儿童教育思想，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观念也随即产生。4.发展方向的问题。儿童中心论是现代教育思想的内核，作为现代教育基本立场的儿童中心主义，应该是难以撼动的。然而，有许多教育学者总想把儿童期缩短，将成人的知识经验硬装进去，儿童最终深受其害。儿童中心论的立场，是儿童教育思想现代化过程中的主线和基本立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接受这一立场，中国儿童教育理论研究就无法与人类的儿童教育思想宝库相对接，就无法从这一宝库中获得珍贵的思想资源。

三、我国学前教育理论的未来发展建议

1.古今融合，古为今用。我国古代的学前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如贾谊的“及早教育”、朱熹的“儿童教育是基础”、陶行知的“强调儿童早期教育的必要性”等。因此，我们应该在学习和研究西方国家的学前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同时，不能忘记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家给我们留下的先进的文化和思想遗产。应当将古代的思想积极融合在现代的教育理论中，并将有利于我国儿童发展的理论加以运用，古今融合，古为今用。2.中外融合。当前，国外的学前教育理论，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的发展是比较先进和深入的，值得我国的学者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应该在综合和了解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之下，联系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积极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吸取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的时候，要避免照搬照抄、形式主义。应当将国外精华的部分与我国实际相对接，中外融合，形成本土化的学前教育。3.加强对学术研究的重视。我国学前教育在学术研究上是比较欠缺的，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于实践结果的研究。然而我们应该认清的是，只有理论和学术研究成熟和完善起来，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才能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因此，相关学者尤其是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应当重视对理论的研究和学习，适当地将理论和实践积极衔接，从而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虽然我国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不足，但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学前教育思想，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必将探索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的学前教育理论。

作者:赖新丽 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8）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西方教育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它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力图在教育理论上走科学化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认识教育本质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思考。夸美纽斯与卢梭站在各自的时代背景，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西方教育史上开创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高潮，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夸美纽斯与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1　教育遵循自然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他第一次从教育学的高度拉开了自然主义教育的序幕，他提出要培养身体、智慧、德行、信仰几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深刻地批判了旧学校的种种弊病，指出中世纪旧学校的根本错误在于违背自然。改革教育，必须在各方面都要遵循自然。因此夸美纽斯提出了“自然适应性原则”，他试图从自然界中探寻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并运用这种规律来指导教育实践，他的教育思想和一系列教育原则都是遵循自然的主张，都是以“教育适应自然”原则为核心。他认为，教育适应自然原则就是要研究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规律办教育。人有感知万事万物的才能，只要服从自然，人就能获得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夸美纽斯所提出的自然适应性原则，是对中世纪神权思想的一种抗争，希望把人从教育神权下解放出来，使人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让・雅克・卢梭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爱弥儿》是反映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卢梭认为当时的封建经院主义的教育是人为的，“归于自然”的教育是让儿童远离嘈杂的城市社会，15岁之前都需要在农村接受教育。教育应回到自然，适应自然，乃至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然教育、事物教育、认为教育三者培养起来的，只有这三种教育完满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教育遵循自然天性，就是要求儿童在自身的教育中取得主动的地位，无需成人的灌输、压制、强迫。他继夸美纽斯之后再次提出并强调了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

2　教育遵循儿童身心发展

夸美纽斯相信在宇宙万物和人的活动中存在一种共同的“秩序”，这一秩序保证了宇宙万物的和谐发展，而教育也是有自身的秩序的，所以要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来进行教育。他详细地研究了儿童身体发展的过程及条件，在《大教学论》和《母育学校》中提出，儿童的教育应当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教育应符合儿童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教学自始至终要按照学生的年龄及已有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不应该违背儿童的自然天性的发展。教师只是自然的仆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他的责任在于培植，不是在变换……假如他发现了某门科目对于某个学生的天性是不相合的，他就绝不应该强迫他去学习，要让每个人都“顺着他的天性倾向去发展”。

卢梭的“自然”主要是指一种事物保持其本来面貌、原始倾向，不受外界干预，非人为的意思。他的自然教育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教育要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二是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使身心得到自由发展的教育。他坚决反对压制儿童个性、束缚儿童自由的封建教育，反对经院主义性质的封建教育强迫儿童服从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权威。他认为，儿童在生长发展过程中，有其节律性、阶段性，而教育的自然适应性要求教育应适应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考虑其年龄特征，适应其本性实施。

二、夸美纽斯与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1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目的不同

夸美纽斯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为永生做准备。教育的现实目的是为现实的人生服务，培养具有“学问、德行和虔诚”的人。他认为人类灵魂和看得见的世界是神的双重表现，并且密切相关。宗教思想始终贯穿在其教育实践中，他认为教育就是要将人引导到德行和纯洁中。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提倡舍弃今生幸福、经受虐待折磨，遗弃死后进入天堂，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夸美纽斯指出，教育的初步价值就是在于对上帝的忠诚和敬畏，热爱生命，珍惜今生的幸福，充分利用现实的人生，这才是最好的为永生做准备。他反对那种粗暴的教育方式，认为那是摧残儿童，是不可取的。他主张采用良好的方式来教育儿童。在强调教育为来世做准备的同时，他又很注重现实的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有理性的人，这是他对于教育目的的论述自相矛盾的地方。

卢梭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自然人”“自由人”。他认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要由教育赐予我们”。他还从天性、环境、教育的角度论证了教育要适应自然的必要性。“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情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在这三种教育中，自然的教育是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是某些方面才能由我们决定的，只有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加以控制的”。抛开宗教成分，卢梭深刻地揭露和猛烈地抨击了封建教育和经院学校对儿童的摧残，第一次维护了儿童的权利，所以，卢梭在夸美纽斯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对自然主义教育的目的也更明确。

2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象的不同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教育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他这一思想被称为“泛智教育”，也就是说，夸美纽斯的教育对象是全部人，他认为一切适龄男女青年都应该进学校学习。就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卢梭认为穷人是不需要接受什么教育的，原因在于穷人们能够从自然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接受应有的教育，能自然地成长为人，因此卢梭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子弟。所以，在教育对象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将卢梭的教育对象视为“部分人”，那么夸美纽斯选择的教育对象就是“全部人”。夸美纽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泛智教育”使所有的人通过教育这个途径而获得全面的知识，并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使每个人都获得人类全部的知识，这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的蒙昧主义，提倡认识客观世界和发展科学的时代精神，以及广泛发展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

3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各阶段年龄划分的不同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把人从出生到成年分为四个阶段。婴儿期(1～6岁)在家庭中设立

母育学校，培养婴儿的外感官，使身体和四肢得到锻炼。儿童期(6～12岁)在每个村落设立国语学校，培养儿童的内感官，如想象力、记忆力等的训练。少年期(12～18岁)在城市中设立拉丁语学校，培养少年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青年期(18～24岁)在每个王国或每个省设立大学，培养青年的协调性和意志力。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根据自己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设想了教育的四个阶段。幼儿期(0～2岁)是成长和教育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体育和保健，其实施的方法是母亲亲自喂养自己的孩子，主张让幼儿自由活动，反对束缚，培养儿童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不宜过早地养成儿童的习惯。儿童期(2～12岁)这一阶段又称“理智睡眠期”，其主要任务是发展儿童的感官，训练儿童的感觉，具体是对儿童的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及第六感官进行训练，这一时期可以采用“自然后果法”并适当掌握一些道德观念。青年期(12～15岁)的主要任务是智育和劳动教育，在智育上，主张选择有用、实际、有益于儿童理解的知识。在方法上，卢梭是让学生在实际活动中自觉自动地学习，反对啃书本，反对长篇大论的口头解释。劳动教育要求培养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得到思想陶冶。青春期(15～20岁)的主要任务是道德教育和性教育。儿童由农村回到城市进行道德教育，让儿童了解社会，培养他们善良的情感和意志，卢梭注意到了知、情、意、行几个方面，方法上不主张道德说教。

三、夸美纽斯与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产生异同的原因

1　时代背景

夸美纽斯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他是欧洲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教育家，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新时期的第一位教育家，是西方教育史上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他意识到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需要会有所不同。宗教对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影响无疑是最深的，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和主教，使得他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也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意味。在他的著作中，对基督教的基本信条都进行了很完整的表述，因此，夸美纽斯的教育是丢不掉宗教色彩的。一方面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崇拜自然的态度，夸美纽斯引证自然来反映对违背自然的“禁欲主义”和摧残儿童的经院主义教育；另一方面，肯定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样受着普遍规律的支配。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当时的法国正兴起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启蒙运动，可以说卢梭的成长伴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展开的一场反封建斗争。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全国居民按社会地位划分为三个等级。统治阶级利用天主教会和僧侣在思想上麻醉人民的意识，延伸到教育领域就是法国教会掌管当时的教育，进行着残酷和灭绝心智的教育，完全忽视了自然的规律和儿童的生长天性。学校的课程以宗教神学为核心，要求心育高于脑育，德育重于智育，教学方法也是强制性地向儿童灌输宗教信条和传统偏见，实施严酷的纪律。

2　理论基础来源

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新教派的民主主义和宗教精神、培根的经验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深受宗教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的双重影响，夸美纽斯把“神道”和“人道”结合起来反映在教育理论上，就是既皈依上帝又强调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秩序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他这种宗教与科学并存的矛盾，反映出夸美纽斯力图使17世纪的教育从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转向现实的美好愿望。但由于受当时科学发展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限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人与自然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他的著作《大教学论》中所提到的“自然规律”并不是模仿自然秩序得出的结论，而是他本人和前人长期教育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因此，他只能牵强地将人类的教育活动与自然现象进行类比，使其理论显得有些机械性。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主要来源于自然、事物、人为，与夸美纽斯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相比显得灵活些，他提出的自然主义教育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经院主义教育，而不带宗教色彩，在《爱弥儿》中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培育人，使人类自然本性中的自由、理性、良心得到回归，详尽地阐述了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自然进程，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能力和器官的自然发展，尊重儿童的倾向、兴趣、需求，使儿童得到自然和自由的发展。我们可以认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是主观的、理性的，而夸美纽斯的自然主义教育却被认为是客观的、机械的。

四、启示

夸美纽斯作为一位新旧交替时期的历史人物，其思想仍有些局限性，如他的教育思想仍受宗教观的束缚，但在教育史上他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在夸美纽斯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针对经院主义不顾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强迫儿童死记硬背的教育事实，提出教育应归到自然，适应自然。两人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的背景虽有些不同，但两人都阐明了“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天性”这一道理。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9）

1.教师对儿童文学缺乏了解由于很多儿童文学作品是以儿童的思维创作的，成年的教师往往对儿童文学缺乏兴趣，很多教师仅仅根据教参资料对儿童文学的作者、年代等等基础信息进行学习，并没有采用儿童的思维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认真的阅读理解，因此，教师往往只对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具备成年人思维的理解，对儿童阅读这篇文学作品的感受缺乏了解，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用成年人思维理解出的成熟理论对学生进行讲述，不利于学生的理解，也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一些教师没有对语文教学课程中的儿童文学进行认真阅读，仅仅根据教师教学材料中的定义，制定自己的教学方案，使得教学过程充满了理论性定义，缺少教师的真实理解。

2.教学方法陈旧儿童文学是一种充满丰富想象力和趣味性的文学作品，在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中引进儿童文学，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学识，启发学生的想象力。但是，很多教师却没有根据儿童文学的独特属性更改教学方法，很多教师在儿童文学教学中，采用与其他语文教学课程一样的教学模式，使儿童文学的独特意义难以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实现。一些教师并没有给予学生在课堂上表达自我见解的机会，仅仅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将教参资料中的理论性言论对学生宣讲，使得学生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不能被教师所熟知，教师无法对学生正确的见解进行鼓励，也无法对学生错误的理解进行更正，严重降低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一些教师没有将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和创新意识当作教学工作的重点，仅仅将儿童文学的内容和价值对学生进行灌输，没有鼓励学生对儿童文学中的问题进行质疑，也没有组织学生对儿童文学故事进行续写，使得学生单纯地认为儿童文学是不可置疑的神圣作品，降低了学生质疑权威，坚持真理的信心，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案

1.教师要加强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教师不能仅仅对成年人思维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进行学习，也要尝试着用儿童的思维对儿童文学进行理解。首先，教师要切实认识到，儿童文学并不仅仅是幼稚的文学作品，许多儿童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不亚于成年人的文学作品。教师要对儿童文学的价值进行认真挖掘，以便获得对儿童文学深刻的理解。另外，教师要尝试着以儿童的思维阅读儿童文学，以便教师把握学生对儿童文学的理解，选择学生易于接受的语言对学生进行儿童文学教育，使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课程中的价值真正得到实现。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10）

关键词：儿童文学；学前教育；美育功能；美学知识；美学修养；审美心理；完美情感

学前教育又称“幼儿教育”，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作为教育中基础的基础，学前教育更要认真贯彻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因此美育自然成为学前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美育”，是指关于审美与创造美的教育，亦称“审美教育”或“美育教育”。即通过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的审美活动和理性的美学教育，使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对于美的欣赏力与创造力。美育对于改造人性，改造社会，造就全面发展人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均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

而儿童文学作为学前教育中美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又发挥着独特的重要功能。为此，笔者结合个人几年来学前教育的研究与理性思考，对儿童文学在学前教育中的美育功能这一重要命题，发表若干意见，以作引玉之砖。

一、普及美学知识

儿童文学在学前教育中的美育功能，首先是它普及美学知识的功能。

美学作为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审美意识，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德国著名美学家黑格尔称美学为“艺术哲学”，即从哲学高度与深度来研究艺术。

而儿童文学作为文学之一种，属于“语言艺术范畴”。儿童文学又包括童话、童谣、儿歌、儿童故事、儿童戏剧等等，是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表演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总称。因此，可以说儿童文学与学前教育是互相对应，互相匹配的。

儿童文学首先可以在儿童中普及美学知识，即以具有浅显易读、适应儿童心理需求、内容与形式生动活泼，并溶知识性、思想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炉的特点，是向少年儿童进行美育的重要手段，首先以普及美学知识为基础与前提。

这些美学知识主要有：什么是美、美的特征、美的作用、如何审美、审美理想、审美感知、审美意识、审美意象、审美享受等等，都是美学的基本知识，也是进入美学大门的金钥匙。例如学习儿歌，就会懂得诗歌的韵律美、形式美、音乐美、形象美等许多美学知识。又如阅读儿童剧剧本，也可以懂得戏剧艺术的动作美、冲突美、情境美等许多美学知识。

二、提高美学修养

儿童文学在学前教育中的美育功能，还体现在它的提高美学修养功能上面。

儿童文学以其独有的审美特征，提高少年儿童的美学修养。

其一是文学的广阔性审美特征。儿童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以语言为媒介，来表现现实生活，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有最大的容量和自由。文学还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内在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等。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联想力、想象力、注意力、判断力、情感力等各种美学修养。

其二是文学的思想性审美特征。儿童文学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可以培养儿童健康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心理，有助于培养儿童的美学修养。例如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就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形成巨大的震撼力，可以使儿童们培养起痛恨资本主义社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的思想感情，从而奠定最基本的美学修养的根基。

其三是文学的结构性审美特征。文学具有鲜明的结构美，正如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所说：“单是一个结构，即大厦的构造，就足以耗尽作者的全部智力活动。”[1]儿童文学的结构美也是十分鲜明的，例如许多儿歌都是偶句一段（或两句，或四句），句式多半是“三、三、七”或“五五”、“七七”等，具有格律美与音乐美。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培养儿童的美学修养。

三、健全审美心理结构

美育之所以在整个教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是因为它可以培育和健全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人们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艺术活动作为人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能够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2]

儿童文学可以极大地培养起儿童们的艺术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艺术创造力等各种审美心理能力。特别是形象思维，又称为“艺术思维”，以联想、想象为思维的主要形式，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四、培养完美情感

儿童文学在学前教育中的美育功能，以培养儿童的完美情感为重点与亮点。

情感在审美心理中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中外许多美学家都认为，审美心理是注意、感知、联想、想象、情感、理解等多种因素的统一体。然而这诸多的心理因素究竟是如何在审美心理中统一起来的呢？它们并不是机械地相加，也不是简单地堆积，而是通过情感作为中介，形成了有机统一的审美心理。具体而言，在审美的心理活动中，主要是一种情感活动，既以注意与感知为基础，又与联想和想象密不可分，通过理解因素在感性中表现理性，在理性中积淀感性。

所谓“情感”，是指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应形式，是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的一种复杂的心理反应，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态度。“情感就其内容而言是极其多样的……换句话说，人的情感的根源在于极其多样的自然和文化的需要。凡是能满足已激起的需要或能促进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事物，便引起积极的情绪状态，从而作为稳定的情感而巩固下来。凡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或是可能妨碍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事物，便引起消极的情绪状态，从而也同样作为情感而巩固下来。”[3]

情感作为人的高级精神活动与审美活动的要素之一，不仅是人所特有的，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与民族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情感又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革命导师列宁才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4]

参考文献：

[1]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p429；

儿童思想教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05-0003-04

收稿日期：2014-02-28

作者简介：李润洲，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教师教育研究。

儿童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儿童，而不是相反。倘若仅仅看到儿童的特殊性，而无视儿童作为人的共同性，那么儿童的成长就失去了根本与方向。况且，无论儿童多么特殊，他们都是人。对于这一判断，反对的人恐怕不多。因此，要想透彻、全面地理解、认识儿童，首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人是什么，从人的视角来看，儿童是什么样的。

一、儿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一看似简单、浅显的命题却是相对新颖的观点。说其简单、浅显，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看到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的具体之人；说其相对新颖；是因为“具体的人”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上，为了提升人的存在价值，众多的思想家在谈论人时给出的大多是抽象性阐释，诸如“道德人”、“理性人”、“自然人”、“符号人”等等。这些形态各异的“人”固然有很大的差异，但都是通过理论思维对人的某一共性的抽象，直到1970年，保罗・郎格郎在其《终身教育引论》中才将异彩纷呈空心式的“人”统称为“抽象的人”，并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人”的概念，认为“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1]。

历时地看，抽象的人具体表现为“精神性的抽象的人”、“自然性的抽象的人”、“工具性的抽象的人”等。比如，无论是“道德人”，还是“理性人”，都强调了人之为人的精神性。此时的儿童通常被视为“小大人”或“成人的雏形”，认为成人具有的特性，儿童也应该具有，以成人的教育方式对待儿童，而无视儿童身心的独特性。自文艺复兴开始，崇尚自然成了时代的潮流，儿童的自然特性受到重视，以夸美纽斯、卢梭为代表，人们重新发现了儿童，倡导要把儿童当成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在现代科学主客二元思维的范导下，虽然人们重视了儿童的特殊性，但这种儿童的特殊性依然是抽象的。比如，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认为儿童的发展可分为感知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0-2）、前运算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2-7）、具体运算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7-11）与形式运算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11-16）；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认为的首先发展可分为前习俗水平（Preconventional Level）、习俗水平（Conventional Level）与后习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Level）。很显然，在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看来，教师只要遵守了这些儿童认知、道德的发展规律，就能教育好儿童，而不必关注一个个具体的儿童。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往往把儿童视为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当做一个人，从而使儿童蜕化为“工具人”。

共时地看，教育之具体人之所以被抽象化，与教育的存在形态也密切相关。可以说，在个别教育中，教师眼里的儿童都是一个个的具体人。倘若离开具体人之儿童的学习，教师的教育将毫无作用、意义可言。但在班级授课中，教师面对的就不是一个个具体儿童，而且一个儿童群体。此时，教师的言行将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儿童，而是针对某一儿童群体，而每一个具体的儿童在教师眼里逐渐地变成了一个个符号。夸美纽斯在创设班级授课制时，就是立足于人共同的“自然本性”，这才把“教授术”类比为“印刷术”，认为在教授术上，“代替纸张的，我们有心灵尚待印上知识符号的学生。代替活字的，我们有教科书和便利教学工作的其他工具。墨水由教师的声音代替，因为把书上的知识送到听者的心灵的是教师的声音；印刷机就是学校的纪律，它使学生赶上工作，并且强迫他们去学习”。在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地监视，因为我们决不能全然相信孩子们的勤勉与天真。我们必须使他们时时处在我们的监督之下”。而“凡是超出了正轨的学生都应该通过谴责唤回理性与服从的大道”，“如果劝告没有效力就必须惩罚”。[2]在此情境下，儿童听话、顺从就变成了“好学生”，而个性张扬或扰乱教学秩序就变成了“坏学生”。可见，在班级授课中，儿童不仅是抽象的，而且不允许有个性化的行为，最终使具体的儿童异化为单向度的“知识人”或“工具人”。

因此，为了使儿童教育有儿童，就不能仅仅知道儿童的共性，抽象地看待、认识儿童，而且要直面具体的、富有个性的儿童，看到儿童的个别性和差异性，正如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给教师的首条建议所言，“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3]；不仅仅掌握儿童认知、道德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要关注具体儿童的认知、道德发展的特殊情况；对待一些儿童的不良言行，就不能仅仅采用监督、制止乃至惩罚等简单的手段，而且要深究其不良言行背后的原因，并根据原因做到对症下药……面对具体的儿童，教师要做的事情也许很多，但最应该做的或许是记住儿童的名字，因为在记住儿童名字的同时，一个个具体、鲜活的儿童形象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二、儿童是完整的，而不是割裂的

实事求是地讲，凡是运用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探讨儿童，就不仅使具体的儿童抽象化，而且使完整的儿童割裂化。因为，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是“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4]。即是说，对象性思维的核心特征是“限定”，这种限定表现在理论陈述上就是人为地从某一视角阐述某一研究对象。具体到对人的研究，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都研究人，但其各自的视角却各不相同。比如，教育学以人的可塑性为立足点，心理学以人的心理现象为对象，社会学关注人的社会行为，经济学以人的经济理性为根基，人类学则强调人的动态发展……由于人为地“限定”，对人的洞察、阐述通常就被锁定在一个维度上，从而使“完整的人”呈现出割裂状态。当然，理论地阐述人所造成的抽象化和割裂化，也与理论的本性密切相关。从词源上看，“理论”最初来源于希腊语，是动词“theorein”（观看）的阴性名词形式。因此，所谓“理论”无非是“观看”所得，这样，理论地研究人，无非是从某一视角“观看”人所获得的观点。而“观点”，形象地讲，“即观察者所居之位”。在“观看”人时，“观察者不能无所居，而随观察者所居之位之不同，其观察所得亦不同”[5]，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正因为各种有关人的阐释的视角局限，各种关于人的学说就难免发生冲突与对立。比如，人性之善与恶的论争，人之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论，人之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争鸣等。

诚然，由于人并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而且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因此，把握、洞察人的本真，就离不开理论思维，只是要清楚地明白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的局限，在探讨人时，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把握人之相反相成的两种特性，洞察“人的完整性”。其实，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割裂的人的观点，也有“完整的人”的观点。比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就为我们描述一个用理性统领激情、欲望之完整人的哲学王。马克思则提出：完整的人就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6]。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则详细地描述一种完整人的形象。在他看来，完整的人是“身体完整与内在情感的同一”、“主体权利和道德责任的同一”、“个人自重与社会尊重的同一”。[7]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也指出：“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就是对教育基本目的的一个广义的界说。”[8]但是，现实的教育却处处表现出割裂的迹象。比如，重教书，轻育人，把教书与育人割裂开来，忽视儿童道德人格的养成；重认知，轻情感，关注儿童知识的掌握，而无视儿童知识学习的情感体验；注重儿童学习的结果，而无视儿童学习的过程，等等。

为了培育完整的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课程目标上，已确立了“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指出“‘三维目标’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因为“任何学科的构成总是包含了知识、方法、价值这样三个层面的要素：其一，构成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体系；其二，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体系背后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其三，该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背后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9]。在课程设置上，为减少分科课程对人的发展所造成的视野局限，目前许多学校正在积极探索各种课程整合的形态，诸如组织主题探究性学习、创设综合性活动平台等。比如，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组织一个年级的学生围绕具有开放性的大主题――“大话四合院”、“水”、“眼睛”等，将主题研究课排进课表，打破了固定的班级授课制，全年级学生重新划分小组，走进社会大课堂，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究，鼓励学生采取自己喜欢的方式，对探究过程及结果进行记录、分析、整理、交流，为学生提生创意的舞台。[10]在学习方式上，探究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日益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趋势，从而使儿童有机会直面真实的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的各学科知识，使自己在认知、道德、情感、意志、体力等方面获得整体性的发展。

三、儿童是生成的，而不是预定的

人是什么？的确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历史上，虽然众多的思想家试图揭示这一谜底，并给出了诸如“理性人”、“道德人”、“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等众多的答案，但由于有些思想家囿于二元对立的理论思维的局限，而无视人的历史生成性，且总是试图探寻一个永恒的答案，从而使其得出的答案不是使人的形象抽象化，就是把人的形象割裂化。而印度狼孩的发现就足以证明，所谓的“理性人”、“道德人”、“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等都只是人基于自我成长的需要、通过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所生成的存在，并不是人先验地拥有的预定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理性人”、“道德人”、“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等，虽然揭示了人的部分属性，但人的这些属性并不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而是人在历史发展中生成的。

人之所以是生成的，而不是预定的，全在于人是一种特殊性存在。人的这种特殊性至少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在自然生命上，人是一种非专门化的未完成性的存在。人的这种非专门化的未完成性是指与动物相比，人在出生时各种器官并未特定化。“人没有像动物那样的天然毛发层或皮肤去对付恶劣的天气，人没有锐利的攻击器官去获取事物，人没有适应快速奔跑的肌肉组织去逃避意外的伤害，人天生的本能缺陷使婴儿绝对软弱无力。”[11]人的自然生命的这种非专门化的未完成性也就意味着自然并没有对人做最后的限定，而只是把未完成的人放在世界中让人自己来塑造自己。其二，在精神生命上，人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存在。人没有单一的本性，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主动性和被动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等互相矛盾的因素总是纠结在人身上，人经常在“是其所是”的同时，也“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从而使人的本性总是充满了矛盾性。[12]人的这种相反相成的矛盾性所构成的人性张力，使人总是行走在成为人的路上。其三，在现实生命上，人是一种学习的动物。人之所以能够“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能够不断地超越、提升自己，靠的是持续不断的学习，离开了学习，难以想象“力不如牛，疾不如马”的人能够自立于世、生存下去，更不用说不断超越、提升自己了。人之所以是理性之人、道德之人、社会之人、文化之人等，也是仰仗人的学习。离开了人的学习，人的理性、德性、社会性与文化性等就会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而古语“活到老，学到老”则不仅表明人要终身学习，而且一语破的地点出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人是生成的，而不是预定的，也就意味着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然而，在现实的教育世界中，有些教师却以“为儿童好”的名义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使儿童没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儿童拥有的大多是教师强求儿童完成的各种各样的学习任务；有些教师却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某些儿童，认为某些儿童是“朽木不可雕也”，看不到儿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有些教师却习于用一种人的形象来要求、评价儿童，认为听话、驯从就是好孩子，学习成绩好就是好孩子；有些教师则固守于一种教育方式，把儿童的发展强行纳入自己预设的轨道，对于脱轨者不是批评，就是惩罚，而不愿尝试多样的教育方式，为儿童的个性发展开辟道路，等等。这些不良教育现象之所以盛行，从儿童观上说，就是无视儿童是生成而不是预定的”这一规律所带来的顽疾，从而使儿童教育预设有余，而生成不足。

概而言之，倘若教育是人的教育，那么在儿童教育中，就应以人的方式对待儿童，把儿童视为具体的、完整的、生成的人，并基于具体的、完整的、生成的人来筹划教育，而不能基于那种抽象的、割裂的、预定的人来设计教育。形象地说，具体、完整、生成之人的教育，不是整齐划一的工厂生产的流水线，而是百花齐放、各种植物自由生长的植物园。具体而言，把儿童视为具体之人，儿童教育就应切入每个儿童个人的生活史，就不能机械地套用抽象的儿童发展规律，而应关注不同儿童的差异性和个别性。把儿童视为完整之人，儿童教育就不能仅仅把儿童单纯当做一个认知者或情感人或道德人，而应综合考虑人的认知、情感与意志；就不应仅仅开展分科的学科教学，而应基于现实的真实问题进行整体学习，让儿童在问题探究的整体学习中体验到人的认知、情感与意志的内在统一。把儿童视为生成之人，就不应把儿童的发展强行纳入某一预设的轨道，而应关注儿童教育的生成性，使儿童的学习成为精彩观点的生发；就不应仅仅要求儿童被动地做这做那，而应给予儿童尝试乃至犯错的机会，让儿童在尝试、纠错中实现自我的主动发展。

参考文献：

[1][法]保罗・郎格朗.终身教育引论[M].周南照，陈树清，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87-88.

[2][捷克]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34-235.

[3][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杜殿坤，编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

[4][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84-85.

[5]张岱年.真与善的探索[M].济南：齐鲁书社，1988：69.

[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5.

[7]赵琰.霍耐特“人的完整性”理论简析[J].哲学研究，2011（4）：37-42.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95.

[9]钟启泉.“三维目标”论[J].教育研究，2011（9）：62-67.

[10]柳夕浪.课程整合：为儿童的意义创生而动[J].中小学管理，2013（5）：4-6.

[11]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93.

[12]贺来.论人与哲学的内在循环关系[J].学术月刊，1999（7）：23-28.

Children as Human Beings

LI Run-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