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论文大全11篇

中国历史论文篇（1）

   经过一段时光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联系当前我的所见所闻，的确有很多感触，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英明，真切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好，国家的实力一天天比一天强。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屈辱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痛。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然后是一个个的不平等的条约，最后的《辛丑条约》彻底把中国打入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制度，之后又是军阀混战，至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才彻底改变这一局面。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在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各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这样100年过去了，但大家都就应清楚;

   历史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选取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也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透过学习，我深刻的体会到我党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得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发动，在动乱的年代为人民开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等一批元帅运筹帷幄，再无数个不眠夜的灯下统领大军为百姓作战。工农红军从1928年起，不断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结合了不怕死的爱国战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一切只为革命的胜利。最难忘的是红军的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横渡金沙;

   铁索桥在险，同样能够征服;

   饥寒交迫再苦，同样能够忍受。是的，我们牺牲了很多的战士，但是我们最终以一支部队的名义克服天险，走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路程上，只要回首长征就点燃了一种精神，照亮了一个民族，我觉得，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长征将会是一首精神之歌，不断唱响耳畔。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翻开中国近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有多少屈辱、又有多少抗争。180多年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鸦片打开了古老中国沉重的大门，从此，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财富任人掠夺、文化任人摧残，人民任人宰割。面对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现实，多少爱国志士梦寝难安、一代一代，前赴后继地寻找富国强兵之路。但旧时代的封建士大夫不可能拯救中国，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的无限憧憬，只能是一场空梦;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能拯救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仅仅三个月便夭折，黑暗仍旧笼罩着中国，“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儿?人民的希望又在哪里?在无数的漫漫长夜里，人们盼望着、等待着。 终于，在一个杨柳轻拂的七月，从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天际升起的朝阳。历经沧桑的祖国，如同沉睡的雄狮，在您耀眼的光芒下，猛然睁开了双眼。秋收暴动的长缨，八一起义的枪声，井岗山头的号角，万里长征的战歌，是伟大的党啊!我们亲爱的母亲，您高擎镰刀斧头的旗帜，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遵义会议的曙光，抗击日寇的胜利，西安事变的调和…… 您用超常的智慧，挽狂澜，拯万民，定国运……国共的几度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工农红军的改编等等…处处显示您：博大坦荡的胸襟与酷爱和平的真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我们的红色政党，您以非凡的魄力，率领百万雄师，过大江，追穷寇，缚苍龙，把五星红旗升起在祖国的上空。 是您带领中国人民扫荡了土豪军阀，赶走了日寇列强，覆灭了蒋家王朝，焚毁了一切专制和腐朽;是您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天下，从农村到城市，从弱小到强大，以无数先烈的英勇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是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缔造了不朽的红船、井冈山、长征、抗战、延安苏区等红色革命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忠报国、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政治本色，为当代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开创美好未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难忘98抗洪魔，03抗非典，1.25南方冰雪，3.14打砸抢，5.12汶川地震和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等灾难，是党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天灾人祸。事实雄辩的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最爱国，中华民族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是一个冲不倒、压不垮的民族。 建三峡，修大坝。办奥运，世博会。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澳回归，神舟飞天，航母下水等，从南沙到北疆,由陆海到天空,都彰显出大国、强国的形象与风范。 “反四风，照镜子。打老虎，拍苍蝇。”严肃党规，严查违纪。在查处xxx、郭伯雄、徐才厚等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中，不论职位高低，您决不手软。党风廉政、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打赢脱贫攻坚，聚焦乡村振兴，是您光辉的旗帜，指引着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人民的生活才能从饥寒交迫到解决温饱，再到逐步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中国才变得更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光辉奋斗历程让世界瞩目，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即将实现。 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100岁的生日。作为一名党员，今天我们重温党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荣，才能去伪存真。不忘本，才能更好的传承先辈志。党员的责任在肩头，使命在岗位，奉献在本职。我们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积极适应发展新常态，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努力争先创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对广大干部群众学好党的历史，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全面开启伟大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艰辛奋斗和曲折探索为叙述脉络，深入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正如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全面地学习党史、了解党史、用好党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在，更好地面向和开创未来，为新时期新征程写下“精彩注脚”。

中国历史论文篇（2）

2转变教师传统教育观念

2.1重新定位教师角色

在教学的过程中，从某种角度来说，教师角色的扮演，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成败。因此在新课该的理念要求下，需要我们转变教师的角色。

在传统的教育观中，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学生不能也不敢有“创新”；学生只是观赏者。新课程强调“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追求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价值观。历史教师必须要把课堂当做是师生交往和互动的平台，积极的倡导和推动在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2.2加强建设，拓宽知识

历史教师知识结构的水准将对历史课程改革的成效产生显著的影响。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展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内容更多也更深。如《历史II》“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个专题，“新课标”要求通过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本史实，概括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再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认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还要通过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这个专题从涉及的历史知识到运用的思维方法和指导理论，都是比较深奥的。这些更多更深的内容就需要教师自身学科知识的拓宽。

3改革教学的呈现方式

高中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责无旁贷，教学中应有所侧重，“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才能“栓住”学生的注意力，赋予教学活力。如：对外开放的大潮，拓宽了中外交流，无庸讳言，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也随之而来。有人在分析历史时，说什么列强的侵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化良机”，将屈辱说成是“一种必要”，崇洋的沉渣重新泛起。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充耳不闻，我们要有针对性地重温帝国主义侵华史[4]，着重说明中国贫困的根源是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密切相关的，要“重复历史的真理”，端正认识。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如“新文化运动”对旧教材中评价新文化运动前期成就进行了删除，而设计了一道课后习题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评价，并建议学生通过翻阅资料和文章加以分析得出答案，它的设问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类似例子有许多，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采取多种教学手段，积极倡导学生参与式、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引导学生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智力和能力。当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教师要明确要求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注意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及把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是否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作为衡量的标准。对社会热点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成果平台，使学生通过展示成果享受成功的喜悦和体会自身成长发展带来的悄然转变[5]。

中国历史论文篇（3）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

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中国历史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04-01

《中国文法要略》（以下简称《要略》）成书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文法革新运动后出现的一部汉语语法学力作。它打破了模仿西洋文法的旧框框，致力于探索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及规律，在中国语法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问世，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革新探索时期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本文拟用历史的眼光，从学术角度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价值，努力摆脱偏见，对其成功之处进行充分肯定。

一、“动词中心”说和动词“向”的提出

所谓“动词中心”是指在进行语法分析时以动词为中心的一种观点和方法。这种语法分析方法己成为当代多数语言研究者的共识。《要略》可以说是提出“动词中心”理论的先声之作。《要略》把单句分为四种：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其中叙事句是“最常用的一种”。对于叙事句，《要略》指出，“这类句子的中心是一个动词”。又说，“拿叙事句来说，既是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重心就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凡动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关涉的各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明白，都可以称为‘补词’”。这些看法，可概括为“动词中心”说。

基于这一观点，叙事句的基本格式为“起词（动作起点）—动词—止词（动作止点）”，指出，起词和止词“这两个名称都是跟着动词来的，没有动作，就无所谓起和止。”之后，《要略》着重讨论了两个方面：（1）是否凡是叙事句都有起、动、止这三个成分；（2）这三个成分的次序是否都是“起—动—止”。通过详尽描写，《要略》勾勒了叙事句，即动词谓语句的句型系统。

关于动词“向”的概念，《要略》指出：有些句子只有“起”是因为许多动作只和一个人或物发生关系，所以有起词而无止词。“例如水的流，花的开和谢，以及行、止、坐、卧、来、去等等动作都是只有一个方向，没有两个方向的；说得更确切些，这些动作都是停留在起词身上，不投射到外面去的。”动词的“向”或“配价”的研究是现今语法界的热点问题。1978年熙先生在《“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引入了国外关于动词“价”的理论。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这一理论渐趋成熟，也己成为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在追寻这一理论源头时，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外语言学界。也有学者认为：“80年代初我国汉语语法学界兴起的关于动词‘向’的研究热，是舶来品和本土根的接通或殊途同归的结果”，“中国传统语法有一条粗壮的根，这就是重视语义分析和主张‘动词中心’说”。它的突出代表可以溯源到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等著作。

二、转换分析法的运用

熙先生在《汉语语法丛书》序中说：“《要略》应该说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关系的先驱。”在上卷“词句论”里分别讨论了句子和词组、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变换关系。尤其是句子和词组之间的变换关系，其中有些观察是相当深入的。《要略》发展了传统的转换分析法，广泛地使用转换分析法来论证汉语的基本句型。

《要略》认为“大概说来，相同的几个概念，可以配合成句子，也可以配合成词组；所以一句现成的句子大概可以改换成一个词组，大多数的词组也可以改换成句子。”《要略》设专章来讨论句子与词组的变换，从结构类型和语义性质上讨论了句子和词组的种种变换关系，指出哪类句子可以变换成词组，哪些句子不能变换，说明变换的条件和规则以及不能变换的理由。如书中指出，叙事句一般都能转化为名词性词组，而存在句、领属句和判断句则不能转换成名词性词组。还指出，带指人的“补词”的叙事句转换成词组时必须补一个代词复指成分“他”（你送花给一个人你送花给他的人）。

变换分析是一种有极大潜力的方法，可以揭示隐性关系。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句子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隐含的，缺乏显露在外的形式标志。根据这种特点，变换分析法便成为非常有用的分析手段。通过变换可以把隐含的关系显露出来，以便清楚地观察语句构造的类型和特点。例如：

水流流着的水/流水

她质问她的质问

星月光明星月的光明

老牛拉车老牛拉的车

以上各例，从显性角度看，都是“附加关系”，但从隐性角度看，它们又有不同的语义关系：①是动作和系事，②是动作和施事，③是事物和状态，④是动作和受事。可见，运用变换能够使我们显性结构，看到其隐藏于内的种种语义关系，从而揭示句法和语义间的联系。

三、完整的“表达论”体系

吕叔湘在《重印题记》（1982年）中提到：“语法书可以有两种写法：或者从听和读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形式（结构，语序，虚词等）为纲，说明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或者从说和写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意义（各种范畴，各种关系）为纲，说明所赖以表达的语法形式。”前者是“从外到内”，后者是“从内到外”。《要略》第一次实践了对汉语语法“从内到外”的系统描写。

《要略》的“表达论”部分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材料丰富、分析细致。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表达论”设立了多种“范畴”和“关系”。如“范畴”下设：数量、指称、方所、时间、正反、虚实、传信、行动、感情等。“关系”下设：离合·向背、异同·高下、同时·先后、释因·纪效、假设·推论、擒纵·衬托。并从逻辑的角度（即以语义为纲），把各类范畴、各类关系联系起来使整个“表达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略》的论“关系”部分可以说是表达论的精华。这部分把表面上似乎不同的各种关系，用意念上的联系、程度的差异、着重点的不同几条线索串连起来，构成了一个逻辑上有密切联系的整体。

这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表达论体系。它以很强的实用性和体系的完整性，为《要略》也为汉语语法学史增辉不少，给今后的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四、对比研究的提倡

中国历史论文篇（5）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中国历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3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047-02

收稿日期:2010-01-08

作者简介:刘翠(1984-),女,山东临朐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从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200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这表明,国家已经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把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不一样的。每一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都有着不同历史阶段的烙印。

一、近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运动。梁漱溟和晏阳初关于中国乡村的思想理论中有的直到今天仍然符合当前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这些关于中国乡村的有积极意义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乡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认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 [2] “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2] 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农村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被破坏,而新的文化精神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他主张以孔子儒家思想和儒家精神来进行改造和建设,立足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农村社会的改造。

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他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四大病害“愚、穷、弱、私”,即文盲率高、生活水平低、体弱多病、自私不团结。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的四大教育手段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方式相结合,以对农民的教育改造为核心,进而对整个农村进行综合治理改造。晏阳初的以平民改造为核心的乡村改造理论对于乡村文化建设中培养农民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

建国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机遇。此后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指导思想都是全新的,这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把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的文化观

的文化观念是中外两种不同思想观念碰撞融合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最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首先论述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 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唯物辩证关系原理,科学地分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 在这里,明确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还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方法问题。他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4] 对于外来文化,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学习、接受外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5] 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点,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邓小平的文化观

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战略目标,其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重要内容。邓小平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首先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 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7] 邓小平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创新。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中文化开放的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要大胆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充分利用国外发达国家的一切进步的东西为我所用。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7]

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对我们当前进行的乡村文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当前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理念的提出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8]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正义公平、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9]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8]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和谐社会的建设,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社会文明的发展,又离不开文化建设。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既要重视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更不能忽视文化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8]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农村和谐文化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加强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要内容的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科学、法制意识,加强对农民的现代化观念的教育,推动农民的观念变革。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加强对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引导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观念,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保障农村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5-12-12(1).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22.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709.

[4]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

[5]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4.

中国历史论文篇（7）

二、1949~1954的5年间是中国限制避孕和堕胎的阶段

我赞成国外几位学者的意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单独划为一个阶段，时间应该是1949心1954年。不过，这一阶段概括为“限制避孕和堕胎一放任人口生育”较为准确。这个时期，对节育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方针，根据有三:

1.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该《办法》指出:“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之生命，禁止非法打胎”。能影响孕妇生命的疾病、发生流产，为保障孕妇生命须先打胎，骨盆狭窄、难产或剖腹产二次以上者、孕妇身体衰弱足以影响儿童抚育者、患神经病者，方可打胎。凡合乎打胎条件者，也“必须本人丈夫同意并签字”，而且须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经机关首长批准。凡未经批准而打胎的，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分别给以处分②。

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颁布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妇女有重症肺痔病、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贫血或其它足以影响生命的疾病者，妇女因骨盆狭窄、畸形、难产或其它原因剖腹生产二次以上者，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年逾10岁，如再生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凡违反本办法，私自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及实行手术者均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办法》规定，药房出售节育药具，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核准，未经批准的店铺摊贩一律禁止出售节育用具。购买节育用具者必须持有医师的证明，交由药房按照限量出售。凡违反规定的药房，卫生主管机关将予以适当处分。

3.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认为“这与国家政策不符刀。可见避孕药具受到严格限制，国内不生产，也不准进口避孕药具。这些限制，开始只在机关部队执行，后来逐渐扩大到社会上去。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8月，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指示卫生部改正查禁避孕药具的通知条款，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④。政务院也批准了卫生部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但是由于卫生部没有改变限制节育的思想，这个《办法》一直没有下达，直到1954年7月20日才正式发文实施(后来，卫生部曾对拖延发文的问题做过自我批评)。这样，从解放初至1954年末，就形成了长达5年之久的限制节育的历史。这种限制避孕和堕胎的方针，同“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思想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在百废待兴的解放初期，党和国家集中力量于诸多政治、经济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制定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194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六评白皮书》的文章，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⑤。这话针对艾奇逊认为中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谬论而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从人口学角度看，这矛疑是一种把人口看成单纯生产者的形而上学观点。然而这作为有极大权威性的言论，自然成为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限制节育的理论根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把人口不断地迅速增加看做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①，也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指导思想。苏联政府奖励多子女母亲的做法，在中国受到推崇。卫生部长李德全在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上，曾详尽地介绍苏联的做法，并说“这个卫生工作的万向，是保障人民健康的正确方向②。人民政府出于对人民生活和健康的关心，对多子女家庭采取照顾的办法。如按人口多少分配住房，对多子女生活困难的职工给予生活补助，实行供给制的多子女千部，雇用保姆可以照顾，工厂给生孩子的夫妇津贴或发几尺红布，对一胎多婴者给予奖励，等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起了鼓励人口生产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党和政府并没有制定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而只是对人口生育采取放任的态度。

三、1955年中国进入了提倡节制生育阶段

中国限制节育何时终止?终止的标志是什么?有三个可供考虑的情况:一是1954年7月20日，卫生部《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二是1954年n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三是1954年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这里，卫生部的《办法’》，虽然，也确定“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但仍做了“节育手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等多种限制性规定。这个《办法》只是意味着卫生部的指导思想有了转变，还不能由此确认它是中央整个方针、政策的改变。当年11月10日的《通报》，是改变限制节育政策的一个标志。它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但亦不公开宣传”‘’，“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鲁，不加限制”多关于人工流产，也有条件地予以肯定，结扎输卵管，则规定“应严格根据医学上认为必要时才能施行。”⑧这里虽有诸多限制，但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一文件的同下一个重大举动时隔不久，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刘少奇主持召开的节育座谈会及其在会上的讲话，表明了党和政府从限制节育到提倡节育的根本转变。刘少奇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傲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他系统地论述了节制生育的必要性，明确了适当节育的方针，提出了推行节育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一“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他高屋建板，批驳各种反对节育的论调，宣布:中国不搞“母亲英雄，将来也不搞，可能永远不搞”④.座谈会后，有关部门组织了节育问题研究小组，提出了节育的办法。中央于1955年3月批转了卫生部的报告，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⑤。这是中央正式批发的第一个关于节育问题的文件，是一个新的起点。关于1955年后这一段如河概括，我赞成日本若林敬子女士的提法，即“节制生育的初期阶段”，或叫提倡节制生育时期。我认为，需要把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计划生育同节制生育有联系也有区别。节制生育或称生育节制，是19世纪初叶形成，以后被各国广泛应用的概念。“生育节制(旧irtheontrol)通常指利用种种避孕方法(Contraeeptives)制止生育”⑥。就这一方法而言，计划生育同节制生育并无差别。其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生育是全社会范围人口再生产的计划调节(可调高，也可调低)，节制生育是从家庭利益出发的家庭生育计划。计划生育的计划性，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人口生育计划上，体现在为完成人口生育计划而制定的生育政策和措施上。严格的胎次政策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为执行胎次政策，实现人口生育计划，需要政府的统一指导，也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所以，严格的胎次政策，全社会的人口生育计划，政府的统一指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计划生育区别于节制生育的主要之点。据此分析，中国50年代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而是提倡了节制生育。马寅初先生曾提出过计划生育的建议，同志也讲到过计划生育的设想，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提倡节制生育这一阶段何时结束，以何为:标志?国外的几位学者都划定在1958年归月，国内的学者则有1957、1958、195马年几种看法。我认为，1955年开始的节育活动，在1958年初实际上就波取消了。1957年，反斗争扩大化，使一批主张节育的人口和社会学者受到打击，节制生育被戴上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节育活动受到严重冲击。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说“要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t’/又亿人口，十亿人口也不怕”。这就完全否定了节制生育的方针，也是对他本人1957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的主张的否定。在这种取消节育思想指导下，虽然1958年上半年局部的节育活动还在继续，在全局上已经停下来了。因此，这个从提倡节育到取消节育的转变，应该是始于1958年初，直到1962年末，这一阶段经历了整整5个年头。

四、60年代应视为节制生育时期

总理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会议上提出了节育问题。他强调“要公开宣传节育”，并指出“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这年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一文件指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①。这个文件的发出，是天折了的节育活动再次兴起的标志。对此，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只是多数学者把1962年以后概括为“计划生育重新展开时期”、“计划生育初步推行阶段”或“计划生育普及时期”，却值得研究。我认为，60年代也同样不具有计划生育的特征。尽管当时中央发了计划生育指导性文件，1963年前后也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有的地方叫节制生育委员会)。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怎样的思想意图，而在于实践及其效果。(1)该时期中央和地方都没有人口生育计划，也没有保证实现计划的具体政策和措施。(2)多数地方只是一般号召和提倡，而不是有组织地推行。:(朴当时的提法是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实际上主要是抓了城市。全国只有河北省在城乡普遍展开，还有若千省在少数部分农村展开.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大多数农村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就不能说是开展了计划生有。(4)从效果上看、60年代除城市出生率有所降低外，农村一直持续着高水平出生。因此，全国出生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高于50年代矿50年代人口增长率为1.98%，60年代为2.21%，总和生育率50年代为5.88，60年代为5.68，相差无几。从实践及其结果来看，中国60年代同国外节制生育活动有些相似。60年代的情况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只开展节制生育是控制不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应当说明，中国这个时期的节育活动，其意义同国外推行的节制生育以及解放前某些人提倡的节制生育，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60年代的节制生育除了为家庭和个人幸福考虑外，更多的是考虑减轻国家负担，使国家早日富强，正如同志所说:“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过去我们仅仅限于讲要关心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教育，这还不够，还要看到国家的负担很大。”

五、七八十年代为计划生育普遍开展时期

70年代，中国进入了计划生育时期。此期，在全国范围有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有了降低自然增长率的指标要求;各级，政府普遍建立了指导机构，“农村也要计划生育”代替了“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的提法，免费供应避孕药具，人口出生水平也逐步下降。进入计划生育时期，从何时算起?以何为指标?有的认为是1970年，有的认为是1971年。197。年初，总理就讲计划生育问题，‘在197。年2月和斯诺谈话，也谈到农民节育问题。以1970年为起点，并无不妥。但是我仍倾向于从1971年算起。理由是:(1)1970年刚刚结束的动乱时期，全国各项工作尚未走上正常轨道，多数地区计划生育机构宋恢复，多次讲话未得到落实;(2)1971年3月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的指示，专门讨论了计划生育工作，并由卫生部等部门起草了《关于做好计划生有工作的报告》。1971年7月国务院51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这是一个对全局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件。由此，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7。年代末，计划生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把控制人口增长提到了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在1979年12月巧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总理陈慕华提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党政领导对计划生育更加重视，生育政策更加严格，各项工作抓得更紧，计划生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然，80年代计划生育的道路同样不是笔直的，也有曲折和反复。如1984~1986年就是一次反复，虽然这种反复和历次反复的形态不尽相同。

六、解放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波折，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

中国历史论文篇（8）

20世纪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伟大的辉煌：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提出、确立、运用、普及，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二是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的提出，构成了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开始了我们党第三次历史飞跃。第二次、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经受了前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大益折大转折中，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同我当年共同经历、共同体验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没有觉察、领悟或者意识到正在进行的“飞跃”一样，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体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还未完全意识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这是因为：一是历史发展迅速，以至使人们还未来得及思考、审视，认识这一飞跃；二是理论研究滞后，没有及时总结升华并进行大力阐述这一飞跃；三是我们像古人所说的有久居芝兰之室，久闻不知其香：充分认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和重要思想确立的意义及其内容，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把建设有中国芋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一要看是否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积聚长久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二要看是否产生了伟大的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三要看是否以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在全党进行全面的广泛的思想教育，使之统一全党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围绕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创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七大确立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思想。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只有苏联模式，而这个模式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困惑，我们党和人民经历了曲折和痛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一个难解的理论和实践之结。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历史阶段的定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无限活力，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又是一个积聚长久的问题。虽然，党的二大制定的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但大革命后右倾机会主义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把此扭曲了，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走上了曲折道路，直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建设指明方向，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党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曾经经历过建设“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以及通过所谓“”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建设党的曲折和失误。邓小平十分注重党的建设，提出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提出了党的干部“四化”的要求，极大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党的监督。但当时，他所面临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而把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交给了他的接班人，并作了政治交代：“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加上党的干部整体进入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延伸、深化和发展，同时又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使命、主要任务、主要原则、实现途径等方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重要思想，成为指引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使党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尤其是“十五大”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及改革、稳定、发展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都是有创新性的，但党的建设是管总的，党的建设搞好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高瞻远瞩，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形成了新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涵盖方方面面，可以看出，重要思想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看是不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还要看是否用新的理论在全党进行广泛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极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执政水平。我党的，用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普及，为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的灵魂奠定了基础。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全党通过“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和农村“三个代表”思想教育活动，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党的宗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极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素质。

事实雄辩地表明，我们党正在进行经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飞跃是突飞猛进，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历史前进的状态。列宁指出：“渐进性是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③从渐进性到飞跃，既需要长时间的蓄势准备，又需要具备历史条件，既有序幕又有高潮。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为序幕的；而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完全可以看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同前两次飞跃一样，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序幕的拉开，也经历了长时间蓄势准备。党的十五大高高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科学论断，确定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动。以后，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正气，要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反复强调党的干部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中央部署在圭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大大提高了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执政能力。江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又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的建设攀上了一个高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反复指出，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在新世纪立上了新的座标。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也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一方面要打破旧的体制的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扩大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引进资金，另一方面又要同国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进行斗争。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淘汰落后的旧产业和行业，一部分职工要转岗，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要冲击部分人的利益。各种矛盾及冲突更加尖锐，维护旧体制的思想和作风还会为之推波助澜。我们要继续不懈地改革发展，又要协调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直面并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驾驭复杂局面、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其次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在新的世纪，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竟然在一部分党员甚至领导干部中成为问题。影响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及信任，使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潮流、经济环境面前迷失方向，加上国际不断地发动对我进行和平演变攻势，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自由化，少数党员、干部也对党的纲领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共产主义丧失信仰，对党失去信心，对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产生怀疑，甚至违法违纪，贪污腐化，堕落蜕变，一些党员干部修炼就是证明。还有。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新老交替的重要阶段，经过长时间党性锻炼的老同志要退下来，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党的干部中一部分人存在着思想僵化，信仰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漂浮，特别是腐败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党与群众的联系需要大大加强，这些都是党在新世纪必须作出回答的。是渐进所不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靠飞跃来实现，需要理论创新。

再次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社会改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沉重地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使社会主义明灯永远光芒四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把党建设好。把党建设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新考验，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载起历史重任，探索、总结一套搞好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个重任要求我们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中，不能顺序渐进，而要实现飞跃。

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直至获得真理；从实践抽象出来的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每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理论总是在其形成和飞跃过程中及其之后，不断地经受实践检验，而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是真理。

中国历史论文篇（9）

人类最初用物与造物的活动便意味着工程活动的开端。我国古代的工程极具特色，气势与艺术兼并、工程与自然结合，无不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思想［6］，积累了丰富的宝贵实践经验［7］，由此萌发了朴素的工程管理。

1.1工程管理思想

古代工程在设计时遵循人的主观感受，以人为中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如皇家建筑中的龙凤雕饰，以“吉祥如意”为主题的“福禄寿喜”装饰等，以现实生活为依据，重在抒情，偏重对理想美的追求［6，8］。另外万里长城的“因地形，用险制塞”，园林艺术的借景抒情，宫殿建筑的风水尊崇，帝陵建造的布局等，无不体现了对自然规律、法则的遵循，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我国古代工程建设同样成功实践了系统整体的思想。例如都江堰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十分合理，通过鱼嘴分水、宝瓶口引水、飞沙堰溢洪，形成一个完整的“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的分洪灌溉系统。长城则是以整体性防御体系为目标进行设计和建构的，结构上实行“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施工上借助地形，就地取材，并且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烽火台，形成快捷的信息传递联系体系。古代工程中还实践了优化的思想。例如，宋代水工高超在黄河治堤工程中创造了“三节下埽合龙法”，由于龙门水深流急，最后的合龙又是堵口工程成败的关键，但通过长度约100米的埽进行了几次合龙均未成功，于是提出将60步(约100米)的埽分成3节，每节20步，彼此用绳索连接，先下第一节，削弱水势，压到底再下第二节，然后再下第三节，如此省力的优化方法终于巧合龙门，成功堵住决口［9］。

1.2建设组织管理

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民间工程建筑规模较小，建造与管理相对简单，均是采用建造者自营的方式，由工程建造者自主负责资金、材料与图纸，并集建筑设计、施工与管理于一身。政府工程(如官式建筑、王室建筑等)则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建造费用涉及国库开支，因此需要设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比如，我国古代的工官制度，这是一种为王室、宫廷、宫府服务的官营土木营造事务的制度［10］。工官制度采用集权管理的方式，是一种严密的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理方式，可以保证规模巨大的工程在短期内按照预期目标完成。工官制度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实施，朝廷或各级官府派员进行筹划与监工，其中工程建设负责人由朝廷、官府或军队领导人担任，并成立临时管理机构，工程竣工后即撤销。奴隶社会时期，工官是管理工匠的官吏，掌握着工程的几何知识与测量技术，是工程建设的主持者，如周朝设置了“司空”、“司工”之职。封建社会时期，工官不再专指某个人，演化为掌管营造事务的官署的组成部分，并且其职能不断进行调整，并愈趋完善，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征工征料、制定规范标准、组织生产与管理等于一身。如秦代设“将作少府”负责土木营造事务;汉朝负责营造事务官署的长官为“将作大匠”，初期长安城的规划设计及建造则由汉高祖的将作大匠阳城延担任;隋朝以后设“将作监”，并设“工部”，负责的长官为“将作监丞”、“工部尚书”，其中新都大兴城的规划与监造由隋炀帝的工部尚书宇文恺担任，另外著名的《营造法式》是由宋徽宗的将作监丞李诫编修完成;清朝取消“将作监”，保留“工部”，另设“内务府”，掌管坛庙、官署、苑圃的营造事务。

1.3实施过程控制

古代工程建设有其独特的标准与程序。最早的一部工程技术专著《考工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制度，包括王城规划以及版筑、道路、门墙和主要官室内部的标准尺度等;北宋元丰年间的《筑城法式》总结了各种防卫工程的经验;元代所著《河防通议》针对堤坝、水闸的技术、材料、工具等进行了详密规定;《营造法式》对不同类型的房屋做出了统一规定，并提出“分工专其业”的主张，提出10多项专业分工，分门别类地由各专业操作者来完成各项具体工程［9］。古代大型建筑的兴建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需要精心策划与安排才能保证工程顺利完工。例如孙子兵法中提到“庙算多者胜”，则是指国家进行大型工程建设时需要运筹帷幄，缜密地组织与安排［7］。在长城的建造过程中则采用各种办法克服困难，人们在难以行走的地方排成长队通过传递的方式运输材料，冬天泼水结冰后减小摩擦以推拉石料，深谷采用“飞筐走索”的方法牵引材料，不仅节省了劳动力，也大大节约了时间［3］。《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举而三役济”的事例，即北宋时期丁谓负责重造皇宫时便事先进行了计划与组织，在皇宫中开河引水，通过人工运河运输材料，同时用开河挖出的土烧砖，工程完工后再用建筑垃圾进行填河。在质量安全控制方面，古代工程也很有特色。《吕氏春秋》中记载了战国时代吕不韦对产品质量的关注，规定在产品上“勒工名”，对操作者“以考其诚”。长城修筑时同样实行了责任制管理，通过石刻碑文记录每次修筑的位置、长度、高度等，还刻有督理官员的官衔与名字、石匠、木匠等的名字，根据记载来追查相应责任;还设立了质量验收制度，要求在一定距离内用弓箭射城墙，箭头未入墙即合格，否则返工重筑。北宋时期木结构建筑匠师喻浩修筑高达360尺的木塔时，每修一层便设置帷幕遮挡，避免施工落物伤人，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古代大型工程结构复杂，资源消耗大，重视工料消耗与费用计算，并形成了一定的方法。《营造法式》中针对各工种的材料使用进行了统计，并作为定额基础便于用工用料［11］。《儒林外史》记载青枫城城墙工程修筑时则分人工费、材料费进行核算，判断其是否多估冒算。清朝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中记载了许多工料计算方法，并制定了详细的料例规范———《营造算例》，设置了专门负责工程估工算料和编制预算的部门“算房”［7］。

2工具化阶段:近代工程管理

近代工程管理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的时期。鸦片战争后，我国传统的建筑生产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7］。清朝后期工部被撤销，工官制度随封建制度一同消亡，同时西方工程建设方式引入我国，引起了近代工程管理的变革。

2.1机构设置

鸦片战争后，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广州、福州等城市逐渐表现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程生产方式特点，尤其是上海最为典型，其租界的建筑管理方式及制度影响了后续国民政府设置工程管理部门组织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拟定。不同于古代的工官、工匠和民役组成的组织结构层次，中国近代建筑管理方法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特色且初具雏形。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在租界召开会议并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后改为市政委员会，即工部局，主要负责城市建筑工程管理工作，包括制订、修改相关建筑章程，审批建筑设计图纸，核发建筑许可证，负责审查营造厂开业、审查工程开工建设经营，以及对违章建筑的管理，并负责建筑师审查。工部局下设工务处，主要负责租界的一切市政建设、建造管理等工作。租界的这种市政建设管理体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被全国许多城市效仿，北京、天津等城市纷纷成立了工务局。

2.2制度建设

民国初年受西方城市建设体制的影响，各个城市都设立了近代市政机构，颁布实行城市法律法规，进行城市改造，启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我国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清政府于1909年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一次从行政管理上将“城”和“乡”区分设置，即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制度的开端。民国时期，市政机构设置逐渐形成［12］。1921年颁布了《市自治制》与《市自治施行细则》，并且受近代西方“自治城市”理念的影响，强调城市行政体制中立法与行政的分离与制约，形成了自治会、市政公所、参事会的市政机构设置。以北京古城为例，其城市建设和管理及城市各项事业都是以一整套的法律规章为前提和基础的。1933—1935年为北京市政正规化时期，其间颁布了市政建设法规22项，房地产建设法规6项，道路交通建设法规7项，建筑业(承包工程、工程招标、购置材料等)建设法规4项、环境卫生建设法规5项［13］。其中城市建设工程包含城市道路修建、城市交通建设(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新型城区发展(如城南地区的新兴城区)。经过长时间对城市建设管理及相应工程技术的探索，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全国性建筑管理法规———《建筑法》，之后又制定了建筑行业管理规则《建筑师管理规则》、《管理营造业规则》和技术规范《建筑技术规则》，同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政府建筑管理机构体系，在中央为内政部营建司，在省为建设厅，在市为工务局(未设工务局的为市政府)，在县为县政府。

2.3实施方式

古代由于社会分工简单，工程建设由业主自营，工程设计、施工与管理均由传统营造工匠担任，工匠既是设计者又是施工者。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我国打开国门，西方近代建筑对我国传统营造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出现了建筑师，主持建筑设计的同时还参与建造，直到17世纪出现专业建筑师，并开启了正规的建筑教育方式。西方的建筑师随着西方建筑方式一同进入中国，逐渐打破我国传统营造工匠集设计者与施工者于一身的方式，发展成为专门的设计群体，与施工分离开来。早期仍是西方建筑师带领我国建筑人员进行设计与施工，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派往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打破西方建筑师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带动了我国院校建筑教育体制发展。西方专业建筑师负责设计与监督、承包商负责施工的方式影响了我国的工程实施，打破了我国传统工匠制度，逐渐形成了作坊式经营方式，成立了营造厂(即工程承包企业)，并投入到近代建筑市场招标竞争中。1880年川沙籍泥水匠杨斯盛开设了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创立的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其中固定人员较少，一般有厂主、账房、建工、估价员等，因此，工程中标后，与业主签订合同后，再层层分包、转包，最后由包工头临时招募工人完成。针对营造厂的开设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与担保制度，由工部局进行资质审核，最后向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营造厂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相应的资本金、代表人学历、经营范围、承接工程规模均有相应规定。随着营造厂承包工程的成功，如1893年由中标的杨瑞泰营造厂承建的江海关二期大楼是当时规模最大、式样最新的西式建筑，我国企业家开设的营造厂也逐步形成规模，出现了张裕泰、余宏记、江裕记等营造厂。西方近代建筑方式的引进不仅仅包括专业建筑师、工程承包方式，还有工程招投标模式。1864年西方营造厂建造法国领事馆时首次引进招标投标，对此我国最初并不适应，直到1891年江海关二期工程招标只有杨瑞泰营造厂一家投标，渐渐地被国内营造厂商所接受，1903年德华银行、1904年爱俪园、1906年德国总会和汇中饭店、1916年天祥洋行大楼等都是有本地营造厂中标承建。20世纪初，工程招标投标程序愈趋完备，其中招标文件、合同条款、标签会议、评标方式、履约保证金制度等与现代工程类似甚至有相同之处。

3科学化阶段:现代工程管理

现代工程管理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大量基本建设工作，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及“”时期(1966—1976年)。这一时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财力办大事，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所采取的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模式与做法推动了工程管理实践的发展，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兴起也为我国工程管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1976年至今)，我国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科学技术进步，建设管理体制发生一系列变革，项目管理理念与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5］，使工程管理理念趋于科学化、方法趋于专业化、价值趋于多元化。

3.1工程管理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采用建设单位自营、基建处、工程指挥部等建设组织模式。由于建国初期设计和施工力量薄弱且分散，主要采用建设单位自营方式组织工程建设，即建设单位自己组织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自己购置施工机械和采购材料，集建设与生产职能于一身，自行组织工程项目建设。基建处模式则是由各行政部门(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以及一些工程较多的单位设置基建处，进而负责具体工程实施，而这些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常规性的行政管理。1958年之后，出现了工程指挥部模式，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针对具体工程项目成立指挥部、筹建处、办公室等，将建设与生产职能分开，由工程指挥部负责建设期间的设计、采购、施工管理，竣工后移交生产管理机构负责运营。由于指挥部是临时组建，随项目成立而组建，随项目完成而解散［14］，可能存在只有一次失败教训而多次成功经验积累的弊端，但这种模式依靠行政手段有效协调各方面关系，调配工程项目建设所需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材料设备等，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和“三线”工程建设等发挥了积极作用。1996年，参考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和企业法人的设立原则及模式，国家计划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使得我国建设组织模式从传统模式走向了项目法人模式。计划经济特色的工程指挥部模式逐渐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规律，与项目法人模式的结合保留了原有决策、指挥的优势，同时能够确立工程的责权利关系，保证工程的投资效益和应有成效。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越来越复杂，以项目法人模式实施工程管理越来越不能满足对工程管理专业化的需求，结合我国国情，出现了项目法人+项目管理咨询公司的组织管理模式，是由项目法人担当业主，仅针对工程项目提出建议和进行重大问题决策，由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为业主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常见的PM模式(ProjectManagement，项目管理服务)、CM模式(ConstructionManagement，建筑工程管理)等都是项目法人+项目管理咨询公司的一种组织管理模式。另外，代建制是针对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建设、监管、实用”多位一体的弊病应运而生的一种模式。早在1993年厦门便开始试行将市级财政性投资、融资社会事业建设项目委托给一些有实力的专业公司，由其代替业主实施建设管理，可谓我国“代建制”的雏形。1998年重庆、青岛等城市开始推行试点工作。2004年我国正式批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所谓代建制，是指通过设立专业的建设机构，(或提供咨询服务)建设单位负责有关工程项目建设的前期和实施阶段的工作。截止2005年12月，我国约有4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先后试行代建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上海、深圳和北京开创了符合自身城市特点的代建制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工程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单一的资金筹措方式和融资渠道无法满足工程建设需求，需要综合采用多种筹资方式，从不同渠道筹集所需建设资金。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试点和采用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建造－运营－移交)。进入90年代，我国政府开始重视BOT模式，选择更多电厂、自来水厂项目作为BOT模式的试点工程，进一步推广试点。1995年1月，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颁发《关于以BOT方式吸引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同年8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电力部和交通部联合颁布《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保证试点工作有序进行。21世纪初期，我国开始出现大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公用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项目，即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给予某项目而相互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如2002年8月，深圳打破市政公用设施的政府垄断，将能源集团、燃气集团、公共交通集团等国有企业以招标方式转让部分股权;同年9月，成都市政公用局将6条公共汽车线路的特许经营权拍卖，有偿转让国内公共汽车线路。2003年浙江省17家民营企业组建5家投资公司承担杭州湾跨海大桥，利用民间资本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省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民间资本的意见》，并明确指出沿海铁路、火力发电厂等工程将继续吸引民间资本。2008年北京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的建设运营模式同样采用PPP的特许经营模式，此外2009年北京地铁四号线和2011年深圳地铁四号线也分别采用PPP模式。此外还有许多优化和创新的项目融资模式被采用，如PFI模式(Private－Finance－Initiative，私人主动融资)、ABS模式资产证券化)等。

3.2建设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推行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建设工程监理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等一系列建设管理制度。(1)招标投标制。1979年，我国首先在部分地区的建筑安装市场试行招投标制度。1983年6月，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了《建筑安装工程招标试行办法》，在工程建设领域实行招标投标承发包制度。1984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明确指出“大力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制。要改革单纯用行政手段分配建设任务的老办法，实行招标投标。”同年我国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工程建设领域实行招标承包制。198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共同颁布了《建筑工程招标投标暂行规定》。1992年，建设部颁布《工程建设施工招投标管理办法》和《招标投标公证程序细则》。1999年9月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于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2)合同管理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市场面临激烈竞争，要求改进与提高工程管理水平，工程合同管理逐渐引起重视。FIDIC合同条件在1982年的鲁布革水利工程、1984年的京津塘高速公路等工程中的引入与应用体现了我国工程建设合同管理的发展。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同年12月，国家建设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即各类公用建筑、民有住宅、工业厂房、交通设施及线路、管道的施工和设备安装的合同文本。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工程范围的扩大，合同管理制度在工程实践中得到推广与应用。(3)建设工程监理制。1988年我国开始试点建设工程监理制，1996年末建设部《建设工程监理规定》，标志着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开始逐步依据国情建立工程建设监理制度。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建筑工程监理制度”，使建设工程监理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全面推行阶段，从法律上明确了监理制度的法律地位。2000年底，建设部《建设工程监理规范》，使工程建设监理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4)项目法人责任制。1992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责任制的暂行规定》，要求从1992年起，新开工项目和进行前期工作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项目原则上都实行项目业主责任制。1996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颁布《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要求国有单位经营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必须组建项目法人，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即将原来的项目业主责任制改为项目法人责任制，规定由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偿还债和资产的保值增值等实行全过程负责。3.3学术与教育工程管理的重要地位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确立的，其学科地位也是随着工程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得到认可。发达国家工程院均设有与工程管理相关的学部，如美国国家工程院电力与能源体系工程学部、电子工程学部、经济学学部、教育与研究政策学部等12个学部都设有管理子领域，且在美国国家工程院、瑞典皇家工程院中与工程管理相关的学部院士都多达200余名。工程管理的发展是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各产业工程师的共同贡献。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由企业界院士和学术机构院士构成，法国科学技术院由来自工业领域的工程师组成，英国皇家工程院同样由杰出工程师组成。此外，早在1852年成立的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CE)的设置机构覆盖建筑工程、机械工程、交通工程等领域;1979年成立的美国工程管理学会(EM)主要负责“工程管理知识体系”的编写、修订等工作，其中《工程管理知识体系指南(GuidetotheEngineeringManagementBodyofKnowl-edge，EMBOKGuide)》已修订至第3版，主要出版物还包括《工程管理手册(TheEngineeringManage-mentHandbook)》。国外工程管理的含义定义宽泛，从国外工程院学部的设立、院士的构成以及专业协会的侧重等就反映了这点，并且十分重视工程管理的理论和实务研究。我国工程管理学科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工民建管理或土木工程管理，到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工程管理的认识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校便设立了工程管理专业。1989年，教育部将“建筑管理工程”和“基本建设管理工程”正式列入由其第二次修订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1993年，教育部将“管理工程”和“房地产经营管理”正式列入由其第三次修订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1998年，教育部将原本科专业目录中的管理工程(建筑管理工程方向)和房地产经营管理以及原本科专业目录外的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和国际工程管理4个专业调整合并为工程管理专业，并设置于管理学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一级学科下［15－16］。2000年中国工程院正式设置工程管理学部，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工程管理学科地位认同的重要体现。从2007年至今，中国工程院成功举办了七届“中国工程管理论坛”，针对和谐创新、科学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主题进行了广泛征稿与深入研讨，不仅促进了我国工程管理学术交流，更推动了我国工程管理理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此外，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在“十一五”项目资助中设置“G0118工程管理”代码，并在《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列出“面向大型工程建设的集成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G0118)”重点资助项目计划，围绕我国大型工程建设展开深入研究。2010年，中国工程院提议并委托高等院校进行学科论证，由此批复设置了工程管理硕士(MEM)专业学位，旨在适应我国现代工程事业发展对工程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

3.4理论与方法

20世纪50年代，我国科学家钱学森结合国外航空航天科技的研究实践及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出版了《工程控制论》并推广应用于工程技术领域［17］。这一时期逐渐诞生了系统工程、一般系统论等思想。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提出的适合我国的系统论、控制论等推动了我国许多重大国防工程的顺利实施与发展，尤其是在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中的运用，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20世纪70年代，以系统科学为对象，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我国科学家开展了大量学术研究，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被誉为中国系统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18］。20世纪80年表的《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代表了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随后钱学森集中系统学的探索研究，1990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正式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及处理这类系统的综合集成方法论。20世纪60年代初，华罗庚教授深刻领悟和引进CPM(关键路径法)和PERT(计划评审技术)，同时结合“统筹兼顾”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起名为“统筹法”。1965年2月，华罗庚带领学生进行试点，得出“统筹法必须应用到一次性项目”的宝贵经验，然后在西南三线推广统筹法，取得良好成果。1965年6月，华罗庚发表《统筹方法平话》，同时在北京、南京等地组织统筹法学习班，做了许多试点推广工作;同时，其注意到国际上出现的最优化方法，由此提出“优选法”。1970年3月，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同年4月华罗庚向国务院部委领导介绍统筹法和优选法，随后在上海炼油厂试点双法，工人们运用统筹法使酚精炼扩建工程工期从30天减为5天，运用优选法使军工用的605降凝剂凝固温度从摄氏零下38度降到41度，并在电子、化工等各行业推广双法。1972年起，华罗庚组织“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到各地进行大面积推广，从1972年至1985年，小分队共计到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工矿企业推广双法，掀起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可见，系统论与双法为工程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1世纪以来，工程管理理论有了新发展，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方法值得借鉴，如工程哲学、协同论、创新管理、人本管理、知识管理、集成管理、并行工程等在工程管理实践中成功应用，大大促进了工程管理理论的发展。如2002年，科学、技术与工程“三元论”的思考带动了工程哲学的探索，对工程赋予哲学内涵［19］。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工程有了新的要求，和谐、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要求落实到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营等过程中，做到工程与自然和谐共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同时，信息技术、系统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等大大提高了工程管理效率，如预测技术、决策支持系统、数理统计、实证研究、行为实验、微观建模、计算仿真等方法的应用解决了各种复杂的工程管理问题。

中国历史论文篇（10）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1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学院的徐怀书记一起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回观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一句毛主席的词在脑海中浮现“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不容易的，走过的路程更是艰辛的，在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满目苍痍，饿殍满地，内有军阀连连混战，外有帝国主义炮火轰打，但是，为了解民众于倒悬的党的创始人们，伟大的革命先烈们，顶住了重重压力，于1920xx年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走过了92年的光辉历程

   在这92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救国之路，成成败败，经历了许多坎坷，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的前辈从没有放弃过，就算只剩一丝希望，也要用尽全身的力量把它握紧，直到胜利的光芒洒落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无不证明了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建国初期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和谐发展的中国。

   面对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从1949年建国到20xx年中国从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成功，从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穷二白到今天成功承办了奥运会、世博会，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令世界瞩目。回顾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党的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党的建设性始终是贯穿党的建设的一条红线。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开辟了中共特色的革命道路;当时党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直至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今天我们的中国人民在xx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阔步前进。

   今天我们作为新生代的大学生，学习党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以学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学习党的历史就是为了汲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借鉴历史，解决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毛病。

   水是生命之源，上产之要，生态之基。而共产党与我们来说就如同水一般的重要

   我们的党至今已走过近92年历史了，已经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执政60多年的世界最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目前我国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多年发展速度为世界第一，这一切主要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及时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虽然还没写成，但是，我是这一时期的全程见证者、党的政策受益者、国家建设参与者，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幸福安康，因而我将坚定不移地永远跟着党，并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绵薄之力。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2    党是什么?党是温暖的的太阳，照耀着我们;党是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党是母亲的手臂，关爱着我们;是党给了我们温暖，给了我们自由，是党创造了这么一个和平安宁的幸福时代。

   当我们看到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就会想起那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我们唱起庄严的国歌，就会想到革命先辈们为了胜利而浴血搏杀的场面;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__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读来，我依然如此自豪，如此骄傲——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

   这一切的一切，你们有没有想过，是谁给予的?是谁创造的?这一切都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是那些为了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的革命先烈们创造的。他们不怕牺牲，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战场上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当然，祖国的强大和和平，同爱国主义者的奉献与付出也是分不开的。詹天佑设计修筑了我国第一条铁路干线;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不畏艰辛远渡重洋回到了祖国，为祖国奉献一生;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等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还有无数无名英雄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

   党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党对我们的关心无处不在。记得那是__年的一个冬天，鹅毛般的大雪跟着呼呼的北风翩翩起舞，村支书通知我们大家去村学校的礼堂开会。等我和爷爷赶到礼堂的时候，礼堂黑压压的一片，早已是人山人海。我感到异常吃惊，开会可从来没这么热闹过，便问爷爷这是怎么回事。爷爷告诉我说是区委书记洪天云伯伯要到我们村来。记得当时洪伯伯讲了很多话，虽然很多我已忘却，但有一句话就像他人一样，至今仍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说：“党是你们的依靠，有事随时可以找党，党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们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人眼里都禽满了泪水。是啊!党给予我们的是在太多太多。她是黑夜的火把，雪夜的燃煤，大旱后的甘霖。她总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默默地帮助着我们。

   掩卷长思，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要在伟大的妈妈——中国共产党的怀抱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将来报效祖国，报答妈妈。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年轻，更加强大!

   党啊，亲爱的妈妈，我们永远爱您!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3    在最近的党史学习中，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党的辉煌岁月有了更深的认识，在那个风雨飘摇、社会动荡、民族危亡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浙江嘉兴的红船上，从建党初期开始只有13名党员，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9000多万党员的超级大党，就像当初走的路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他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斩荆斩棘，勇往直前，开辟了波澜壮阔的道路，最终克服了重大苦难，成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已经深入亿万国人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百年的岁月，毛主席兴奋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鼓励所有中华孩子为美好的明天奋斗。今天的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人民富强的新历史使命，回顾历史，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宗旨，展望未来，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伟大的复兴。

   作为有6年党龄的党员，我为自己作为共产党员感到骄傲。我记住初心使命，实践合格党员标准，履行职务，立足岗位，努力工作，学习业务技能，以党员先进性和示范性表现率，不断提高自我思想政治素质，承担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和使命，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保护中国铁路高质量发展。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心得体会4

   透过近段时光阅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让我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

   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一个个辉煌和奇迹的经验与智慧。中国共产党93年来的光辉历程，60多载的执政实践，充分说明我们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经过党史学习，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更加热爱党，更坚定跟党走的决心。下方谈谈自我的学习体会。

   一、与时俱进的精神伴随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成长历程说明，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党的发展壮大。

   二、优秀的共产党员队伍是党完成各项使命的重要保证。

中国历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08 ― 02

在历史朝着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世界化和经济世界化是相伴而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新全球化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文化日趋多元化。任何现象都有双重作用，文化全球化既为我国文化的创新注入了新因素，秉承“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实现文化大融合，让中国的文化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世界。同时，文化全球化也给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带来了阻碍，为推崇“和平演变”政策的国家实行文化渗透和扩张带来了契机。中国在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文化的激荡。中国如何能够以最佳的姿态去迎接大国文化输出的挑战，实现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是当前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双力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与传播，相互碰撞与吸收。

（一）文化全球化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世界历史形成过程时就鲜明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是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方面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他们也在这里直接地指出了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世界化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并肩前进的，只是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程度、时间有所不同。全球化是以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起点，尤其是在大工业革命开始后伴随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而产生的。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比文化全球化凸显程度较高。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人类的生活、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在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互联网的影响下突破空间限制、发生重大改变。这个阶段文化全球化浪潮进入人们眼帘，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并驾齐驱之势。

（二）文化全球化是满足利益诉求的进程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人们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

第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从资产阶级角度来说，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在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是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的方式推动历史的世界化。伴随着生产、消费世界化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利用一切野蛮、粗暴的手段在各国民族和地区推行自己所标榜的文明，旨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4〕。从无产阶级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5〕。无产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直接对立的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解放，共产党人必然竭力地在世界各地宣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扩大无产阶级的联盟，通过暴力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二，国家的利益需求。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对外进行交流的职能。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利益的共同点，也存在利益的互斥点，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合作和竞争的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化朝着各个领域渗透。在历史世界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要想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现代信息化的社会中，文化的较量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全球化自产生之日起就被赋予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机遇

从外国文化流入中国的角度看，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文化都具有差异性，具有优劣之分。因此，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能起到文化融合互补的作用，在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汲取营养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世界文化接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运用来自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思想，提出了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时期，西方文化以媒体、交通、网络通信等为载体进入中国，其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文艺视角、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等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活力。

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随着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文化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性的竞争力。谁能在文化发展上站稳脚跟，谁就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直起腰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同时彰显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儒家思想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向世人宣传着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高尚品德。中国新兴的夫人外交也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端庄典雅，极具亲和力的国民风貌，给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处理好中外关系添上了有力的一笔。中国正在盛行的反腐败浪潮，与他国建立的联合反腐机制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政府铲除毒瘤、整顿党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向世界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本性，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好评。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

首先，外来文化对本国社会习惯的消融。在传统节日方面，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逐渐冷淡，西方的传统节日如万圣节、情人节、圣诞节日益闯进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圈。在“食”方面，中国的美食对于最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吸引力低于国外的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在“住”方面，中国房屋的构筑大多以小洋楼的模式出现，逐渐“西式化”。在“衣”方面，韩流、欧美风、日系列款式占据主流，中国的传统元素日渐消失。

其次，外来文化改变着国民的社会心态。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试图通过语言文字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迷惑中国人民的心智。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更加融入世界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战略轰击着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以达到用文化渗透、侵略的“和平演变”方式瓦解中国的目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西方国家以先进的媒体、通讯等工具为平台向中国传播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准则。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体育、教育、旅游、宗教、哲学等各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

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整合、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的策略

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式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提高我国文化的竞争力。

（一）整合中外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提升，我国想要屹立于世界之林，首先要实行中外先进文化的强强联合，推动文化创新。文化的多样性既源于本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也源于不同民族间文化的碰撞燃起的新火花。每一个国家的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都是良莠不齐的。我国既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有选择性的学习、吸收外来文化，最终实现“洋为中用，推陈致新”。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6〕。全盘否定外来文化的“左”和全盘肯定外来文化的“右”都是错误的。我国必须要警惕、避免这样的危险，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文化全球化进程中。

（二）扩宽渠道传播中国优秀文化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指外来文化的流入，另一方指本国文化的流出。我国想要在文化实力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既要求文化上的创新，也要求创新文化上的传播，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我国需要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紧跟时代步伐，扩宽文化传播的途径。第一，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可通过微博、微信、QQ等大量新型开放软件，以人民群众为传播主体，向全球宣传中国文化的精华。第二，我国可组织权威的专家学者讲解本民族的经典文化，拍摄有关中国先进文化的电视剧、电影和纪录片，并在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在重要期刊、杂志的版面定时刊播。第三，我国可在外交方面通过国宴、领导人的言谈举止、夫人外交等细节展现中国优秀的文化。此外，我国也可通过民间团体组织、旅游、交通、商业活动等其他方式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

（三）警惕文化侵略、维护文化安全

我们不得不承认，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历程中形成、积累了许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经典文化。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警惕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上演成功。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增强我国文化主导力，构筑文化安全防护墙。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按照十报告中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以各种形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础，旨在增强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抵御不良思想的能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课堂教育、期刊、学报、央视主流媒体等传播媒介，专家讲座、社会论坛等交流形式，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内化为大众的信念，付诸于实际行动。在向大众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需强化他们对文化渗透、侵略的认识，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以我国文化的主导力、国民意识的抵抗维护本国文化安全。

〔参 考 文 献〕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