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论文大全11篇

教育思想论文篇（1）

1.1.1“礼”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礼”包含了自远古以来对人的行为的各种社会性的规范。就其本质而言，“礼”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性形式。因此，“礼”成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没有“礼”就不成其为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礼的制度“，礼”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礼制的教育中，也有丰富的体育内涵，这充分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孔子不但讲“礼”，他还极为重视“仁”。在他看来“，礼”是人的社会性的外部形式，“仁”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根基。他在《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失去了仁的“礼”是没有意义、价值的，它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形式。那么，如何来提高人的内在本质的修养，孔子认为应加强对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其中也谈到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加强对学生道德礼仪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培养更高素质、更全面的人才。

1.1.2“乐”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以行“仁”为个体所能有的最大的快乐，因行“仁”而体验到这种快乐，获得这种快乐，这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在《里仁》篇中，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孔子对“仁”与个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实现的关系最为明确的说明。孔子认为，把这种“乐”和“仁”的思想应用于教育活动当中最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学累了，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体育活动项目，不仅可以锻炼身心、增强体质、陶冶情操，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共同进步，培养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充分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这种“寓乐于教“”劳逸结合”的思想对我国几千年来甚至是当今社会学校体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1.3“礼”和“乐”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孔子“六艺”教育中的礼和乐，既包含了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礼射，乐中的乐舞，则是更接近于体育。孔子教育实践中的礼、乐、射、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一起进行的。《礼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活动的“六艺”，就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致不能胜任学习而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除“藏”、“修”之外，还得“息”、“游”，即学习生活要有张有弛。《论语•述而》亦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息于六艺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教化”，就是凭借礼乐对人们从思想品德到身体技能进行全面的培养和训练。它既能让人健身习武，陶冶心情，愉悦身心，又重在练习，使人在练习中掌握技能而达到休养身心的目的。这就是孔子以“六艺”为教的意义所在。总之，孔子的“礼”“乐”“仁”思想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乃至当今社会的学校体育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培养全面人才方面，影响非常之显著。

1.2重视“成人”之教育“成人”是孔子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新概念。当他的学生问起怎样才算“成人”时，孔子说：“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概况性地列举了藏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高尚品德，卞庄子的勇猛果敢和冉求之艺，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上是“成人”了。“知”“不欲”“勇”“艺”即“成人”必备的条件和素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与体育密切相关了。“文之以礼乐”是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孔子说的“仁”“知”“勇”，大抵相当于萌芽时期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准备去从政或做官的知识分子应该“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做人不能像有专门用途的器物，只具备某种单一的品格或技能，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

1.3注重“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体育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西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的作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观点，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客观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儒家思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也就是教育的全面普及性，是指无论学生的贫富贵贱，聪明或者愚笨，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来源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教育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的权利，给予每个人成才的机会。“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增加了受教育的群体和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更多人素质的提高。这两大思想同样在现代体育教育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主要以学生为主，结合他们的运动兴趣爱好进行教学。他们当中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家里比较贫困，聪明或愚钝，都应当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样对于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1.4儒家思想能够为学生创设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1）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为学生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彰显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尊重学生的发展要求，解放其个性，促进其人格的完善。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当中，能够有效地摆脱传统教学思想对其学习行为的禁锢，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自主学习，使学生的自主思维与自我意识得到有效的发展。而这种有指定性的自主选择的学习行为，能够有效地修正与填充学生自身素质体系的建构，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净化教学环境，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的进程。在传统教学思想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氛围，凸显出强制与无奈，对于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损害，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不仅引发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抵触情绪，更容易导致学生不良学习行为的产生。因此，营造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能够有效净化教学环境，使得传统的教学思想消极因素得以消除，为学生创设和提供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而这种净化的教学环境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同时，更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与发展。（3）增进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构建师生友好关系。和谐是建立在双方之间彼此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和谐教学的环境，能够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之体验与感悟来自于教师真挚的情感付出，进而对教师产生尊重与信任，促进师生之间关系的改善。和谐教学环境的营造，一方面能够彰显师生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师生间的芥蒂，达成彼此间的心灵交融与情感互动。全新的师生间关系的建立，能够有效烘托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教学整体目标的实现提高保障。

2儒家思想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消极影响

2.1重文轻武的思想制约着体育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体格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仪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文人的地位很高，加上科举选士，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重权术轻武备，视武学为下品。这种固定的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深层意识积淀下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和思潮。体育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手段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教育性和教学性，体育教育是以体育教学为主要途径。而体育教学则是体育教师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体育知识，掌握技术和锻炼身体的双边活动。它强调的是一种“双边活动”的过程。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其思想和行动决定着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坏。由于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学校领导者对体育课不重视，体育教师也得不到重用，极大地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大大降低。

2.2男尊女卑思想制约着女学生参与体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家思想对女性是比较轻视的。《礼仪》中有“妇女有三仪”“三从四德”的枷锁完全束缚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越轨，就会遭到谴责。宋明理学片面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鼓吹“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七出”的条律，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实际的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女生这一弱势群体往往不备受教师的关注，常常被忽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女生没必要运动这是符合常规的，更不要说要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去教授学生，这就极大的削减了女生对体育课的兴趣，甚至对体育课产生抵制的情绪，逃课的现象时有发生。

2.3“礼”作为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的个性发展“道之道，齐之以礼”，“寓德于体，以礼行体”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把德、礼的观念植于体育伦理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体育思想历来注重人伦道德的培养，其发展无疑会相对的集中于道德的方向。如果我们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来看，重德轻体的观念是基本准则，重视身体方面的修行往往是一种思想的潜能，只能流行于形式上的提倡。学校体育教学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养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培养和促进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2.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家思想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这样的思想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于冒险、改革创新以及对于理论的创新。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都不是很成功，每当提出一个新的教学改革方案，总是尝试在几个点，而且实施不了一段时间就停止，这与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思想紧密联系，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用它来解决一切当前面临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应是最佳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现代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学校是学生学习和受教育的良好场所，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我们应尽量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

教育思想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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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教育思想论文篇（3）

赵君陶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她为革命办教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中国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的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实践

赵君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家，而是革命家和教育家的结合。因为她是革命家办教育，是为革命建设培养人才、储备力量，因此在办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党的革命路线、革命方针和方法。同时，她在办学校过程中，又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掩护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有意识地团结学校周围四邻，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赵君陶来到重庆，在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鉴于战时保育会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非常重视保育院的人事安排。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战时保育会实施党的领导，也便于党的秘密工作，决定选一些优秀党员到保育院担任领导职务，因此选中了赵君陶。在发动高潮中，赵君陶坚持执行党的隐蔽政策，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并坚持办保育院达7年之久，培养了近800名“难童”，不但救了“难童”的性命，而且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者、建设者。革命造就了赵君陶这个无产阶级的教育家。

只有紧紧抓住她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这一显著特点，才能科学地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赵君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实质和灵魂，才能正确评价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赵君陶教育思想之精深，教育理论之深刻，不经过深入的研究是不能把握的。赵君陶丰富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她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赵君陶教育思想不是沿袭过去旧的教育思想，而是在办无产阶级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长期办学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同时，也吸收了过去一切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因此，赵君陶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珍贵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从赵君陶办革命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她的教育思想

赵君陶办教育贯穿了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长达几十年之久。赵君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办学经验丰富多彩，是党的教育思想的成功实践者。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和总结。

1、创办幼保特殊教育

赵君陶在重庆远郊土主镇任第三保育院院长。保育生是抗战时期从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中抢救出来的，小的二、三岁，大的十几岁，男多女少。由于失去父母和家庭，心灵受到很大创伤，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这种孤独生活造成了他们特殊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保育院不仅仅要教而且要养，不仅管学习，还要管生活，因此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家，教师既是老师，又是妈妈。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其特殊的办学形式。赵君陶根据客观实际尖锐地指出：必须不断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推行“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和民主办院的方针，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手脑并用的小工人、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教人的小先生，反抗日本侵略的小战士，即“四小”学生。赵君陶在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后认为：保育院的孩子有资质优秀的，也有愚劣的，出身背景亦不相同。但实践证明：教育的力量使他们都进步着、改变着。战时保育院已经开展了有教无类的神圣教育事业。“我们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注意了解他们特殊的本质、心理和兴趣，寻找培养他们的方法，知道他们不仅需要深厚的同情，周密的关切，而且需要知识。我们的任务不能择人而教，必须因人施教，必须从培养习惯入手。”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赵君陶崭新的教育。

2、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促进工农干部知识化

中国革命胜利了，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党中央作出了培养干部的决定。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决定以速成的办法培养经过革命战争和各项实际锻炼的先进人物。中南教育部成立了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小组，赵君陶任副组长（当时她是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处长）。赵君陶认为：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选好领导和教师，她为了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亲自到中南三省一市选教师。她还十分重视教材，她在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抽调许多高水平的教师，组织起来编写教材。她注重改进教法，主张教师互相观摩、交流，相得益彰。她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保证他们用心学习。因为工农学员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多，于是把原来定的三年毕业改为三年至四年毕业，体现了赵君陶实事求是的精神。她教育学生要尊重教师。她还风趣地说：他们把知识交给你们，这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了。

1953年，赵君陶调到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各项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为了迅速提高工农干部的素质，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热潮，专门培养工农干部。赵君陶被调到南开大学速成中学任职。南开大学和速成中学师生知道要调来一位老革命、老教育工作者，非常欢迎。

赵君陶的教育很有特色。她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速成中学既有普通中学的特点，又有其自身特点，既要速成，又要系统扎实地掌握知识。她认为若不扎实，谈不上速成。因此，这对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针对这种情况，赵君陶和教师、学生注意共同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赵君陶采取老师指导，老师学生共同讲，老师总结的办法，以老师为主，启发了学生的思想，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赵君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主张通过讨论共同提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育研究会。

赵君陶特别注意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她组织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观摩学习、跟班听课和老师一起备课、上课、辅导、实验、修改作业。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习和掌握速成中学教学方法的特点。她要求青年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研究。她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3、创建北京化工学院，培养高科技人才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化工事业未来发展的需要，陆定一指出：现在国务院只有化工部和轻工部两个部没有自己的大学，希望尽快办起来。赵君陶被调到化工学院工作。当时建立学院是三无：一无宿舍、二无师资、三无物资。但经过赵君陶的努力，终于办起了北京化工学院。她长期办学，既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又坚持师资队伍的建设。她亲自抓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思想政治品德好、业务水平高、热爱教育事业，通过努力，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深受好评。群众评价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好领导。

三、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特点：改革、开拓、创新

赵君陶出生在20世纪初——一个时代大变动、中国社会大变动、家庭大变迁的时代。从小就受到变革思想的影响。她的父亲赵登之从内地和外地的商业活动中觉察到时代在发展，认为若自己的女儿不上学识字，将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她二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使她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五哥赵世炎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常来信鼓励她跟上时代的步伐。赵君陶在时代、社会、家庭的影响下，到上海、北京求学，立志要学好知识，当一个好教师，为改造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为她后来参加革命、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赵君陶一生为革命办教育。她的教育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大胆创新。

1、不断改革传统的旧的教育制度，实行民主办学方针

抗战时期赵君陶在重庆办保育院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类型。赵君陶为了把孩子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大胆地提出了要不断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男女，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行爱的教育。她坚持用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她十分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倡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2、建立科学管理制度

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出效益，管理就是用最少的投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赵君陶在管理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既无相关理论指导又无实践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在保育院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行政、总务、教学、社教、改进大纲等，经济由院长统一管理。当时保育院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来之不易，一分一厘都要节约使用。但必须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赵君陶特别重视研究伙食营养问题，对体弱有病的孩子特殊照顾。最先大家是吃饱，后来是吃好。保育院的孩子个个茁壮成长。

管理也是一种教育。过去我们对行政事务工作只注意他本身的作用，而认为与教育无关。其实管理也是一种教育，如对教职员工的职务分配、工作考察、严肃的工作作风等是对儿童最实际、最优良的活教材。是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教育，对此，赵君陶提出让学生参加管理。这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大胆突破，是群众观点在管理中的体现。

3、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办学的关键

赵君陶认为办教育最关键的是选好领导，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为此她对教师首次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思想政治品德好；二是业务水平高；三是热爱教育事业。为了建立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她不仅亲自到各地进行选择，而且还把教师送出去培养，并在教学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师资水平。

4、首倡成立教职员教育研究会

为了满足大家集体反省，互相砥砺，改正彼此错误的需要，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成立了教职员教育研究会。在集会中定下了互相观摩、互相批评、提出问题共同讨论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教职员工达到了互相学习、互相批评的目的，提出的困难问题也就在会上及时解决了，从而达到了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综上所述，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丰富多彩的。其核心和灵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开拓、大胆创新，为共产党办教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无价之宝，我们后人要百般珍惜。

参考文献：

教育思想论文篇（4）

二、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学生进行教育

在数学中到处充满着辩证的方法和思维，中学数学的教学大纲指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明教学的内容，这样学生既有利于学习基础知识，学生又有利于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数学的教学中可用以下几点来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1．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数的扩充、代数与几何的结合，某些定理、推论的推广，发展的观点由此得到体现。

2．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在数学当中，面可以看成点线运动的轨迹，旋转体也是平面图形运动的结果，直线是向两边无限延伸的，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强调这些，使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辩证法中运动的观点。

3．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正数与负数、有理数与无理数、实数与虚数等，这些不同的概念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加与减的转化，乘与除的统一，乘方与开方的互逆，在教学中强调这些数学规律，让学生从中接受到矛盾与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观点。

4．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于教学中，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与实践，同时在数学教学中，也要加强对学生数学精神的培养，加强德育的渗透，让学生领悟到数学中的辩证关系，从而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教育思想论文篇（5）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其在治国中的重要。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就须处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关系，这也是借鉴《论语》意义所在。随着经济发展，利己主义倾向抬头,社会主流价值观倾向于经济中心论,物质意识被强化,经济发展与经济收入成为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全部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重视和借鉴《论语》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仁学”思想重在在于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仁”是《论语》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仁”是做人的根本，只有确立“仁”这个做人的最高准则，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交往的秩序：与人为善、与人为爱。

（一）什么是“仁”？

《论语》开篇就阐明“仁”的根本立足点。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孝悌是“仁”的根本立足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指向个人品质、家庭伦理和治国平天下的有机统一，这个意义上仁的“孝”“悌”是整个儒家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石。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这是对自己行为的约束，也确立了个人行为准则：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子贡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③这是对他人行为的要求，也是实行仁的方法：推己及人，这里“以人为本”超越了个体自身，波及到整个社会关系之中。“仁”要求个体在行动时要从自身与别人两方面约束自己，也就是实行“忠恕”之道。这是《论语》思想的基本原则，树立了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④就个人性格来说，必须刚强、坚毅、执着；在行动上，必须语言谨慎、质朴、正直。从反面来看，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在这里“说”和“实际行动”脱离，内心缺乏正直、诚信。只有具备这些心理品质，才有可能孝悌、实行忠恕之道，也才能实现真正的“仁”。

（二）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论语》“仁”思想，贯穿“人本理念”：人与人之间非工具而是目的，是人的内在价值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是以仁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人。这一思想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

“忠恕之道”启示就是人与人之间首先要克制自己，做人做事以诚信为本；对别人要团结友爱、宽容大度,个人要具备与人为善、团结他人、宽容他人的品格，并且将两者有机结合。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学生的为人处事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都有借鉴意义。

《论语》对个体价值取向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状况作为出发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须能了解大学生当前生存状态：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心理层面。更主要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肩负的使命，在思考自己的同时将思考他人、集体、社会有机的结合起来。具体教育中，须重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积极沟通、交流，努力把引导人、教育人、改造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机结合起来。

二、“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

《论语》通过对“仁”的深刻挖掘，在政治思想上就是“为政以德”，即以“仁”为核心的“德政”主张。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就是说，国君用品德教化治理国家，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泰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使众多的星辰环绕着他。国君只有具备“仁”基础上的道德，实施德政，才能够成为众星共之的核心。

那么，有德之君如何实现被“众星共之”呢？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提拔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安置到邪曲小人的上面，老百姓就服从了；反之，老百姓就不服了。在这里，孔子仍强调个人须具备优秀的品质、正直的品格。但这是不够的。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⑥将德政扩展到和个人优秀品质、孝顺父母、慈爱百姓结合起来，这样，德政就扩展到社会中的每个人，德政是每个人的政治。

大学生是即将走向社会的不同类型的人才，教育体制的原因使其缺少深刻的文化内涵，往往以工具化的眼光处事，缺少长远性的战略眼光，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有所欠缺。所以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须重视以下问题：

必须重视“孝悌”思想，这是为人的基础。《论语》“孝悌”思想是超越时代、超越时空的。当前利益多元化导致人们价值取向多元化。在追求利益同时，能否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需每个人思考。大学生在与人相处、参加社会实践中，难免出现价值取向冲突。当前大学生诚信问题给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论语》“仁爱”“忠恕”思想提供了方法论上启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应积极挖掘《论语》有益思想，重视和理解“孝悌”思想的指导意义。

大学生须培养“正直”、“诚信”、“责任感”、“理想信念”意识。当前由于文化的多元化，各种亚文化侵入，瓦解了部分大学生的做人原则。价值取向也出现不良现象，这都是在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论语》中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培养及不懈追求给我们的启示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⑦“学”指什么呢？如仅理解为学知识是不妥的，也不是孔子思想所在。联系《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一词古代两种含义：一是"博学"；二是相对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所以，孔子这里所谓“学”，是指“明明德”的“大学”。人的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是后天习得的，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学习知识不是目的，在于对光明正大的品德弘扬和追求，努力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从而“止于至善”。

由“学”到“仁”，道德品质由抽象转为具体：家庭伦理、个人道德行为及个人道德追求。在《论语》中，主张对个人道德品质追求须有一个学习体知过程。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⑧可见最重要是树立对“仁”的态度，回归到对自己的要求、规约。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致力于如何提高自身道德水平，将其视为不懈追求的过程。孔子赞赏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⑨的精神。归结起来，在个人道德修养上追求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正是当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应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在困境中锤炼道德品质，发展自己。

总之，《论语》蕴含深刻的为人、修身、治国思想。充分挖掘其有益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借鉴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中，继承《论语》精髓，在创新基础上将其应用于人的道德品质、文化素质以及完善人格培养，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意蕴的基础上健康前进。

注释

①⑦《论语·学而》.

②《论语·颜洲》.

③⑨《论语·雍也》.

教育思想论文篇（6）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界定，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主要存在以下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第一种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这种观点认为，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是一个体系，是由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组成的多侧面、多层次的规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诸要素、诸成分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第二种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分广义和狭义来解释，“根据规律的定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可以得出，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是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并经过高度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中最根本的规律。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现象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固有的、必然的联系。”

第三种观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矛盾为出发点，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即由教育者的主体期望同受教育者客体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指由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趋势50。

由于人们的立足点以及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且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明确，所以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界定很难达成完全共识，但是相对而言，大家比较认可的是，从规律的定义出发引申出来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诸因素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本质的现象。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有多少相互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或矛盾，就有多少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存在。”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究竟有哪些，对其如何进行分类，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学术界已对此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并形成了多种观点。有的学者直接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并做了层次划分；有的学者则从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描述，有的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角度来描述；也有的学者并没有直接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而是从其他方面思考，间接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一)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概括

张蔚萍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可以概括为依据人们思想、行为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党的事业的需要来确定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目的任务、教育内容、方针原则、方法艺术、改进创新、队伍建设和组织领导，以保证无产阶级事业胜利进行。尽管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但是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思想政治工作演变和派生而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能代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概括

有些学者并不是讲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进行了概括。王建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有三条，即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辩证统一的规律；协调自觉影响与控制自发影响辩证统一的规律；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的规律。陈秉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包括社会适应规律、要素协同规律、过程充足规律、人格分析规律、自我同一规律。张耀灿、陈万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三大规律：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层次的划分

有的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进行了层次划分，如李玉深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有外部与内部规律之分，外部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政治所决定，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发展相适应，并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服务；内部规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本身的规律，即灌输、疏导、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黎群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有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之分，基本规律就是主体思想与客体思想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规律；具体规律有两类，一类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部非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另一类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外部事物相关联的规律。陈成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为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一定要适合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状况的规律，简称为适应超越律。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很多，具有全局意义的有三条，即双向互动规律、内化外化规律、协调控制规律。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服从与服务于社会发展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是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协调和控制多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规律；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的规律；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相统一的规律。”51还有的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预期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是方向目标可控律、主体客体认同律、规范影响选择律、事理统一增效律、需要行为引导律、内化反复渐进律。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视角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思考和研究越来越深入，其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宽阔，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放在哲学领域去研究，有的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有的学者则分析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等等，现归纳如下：

（一）从哲学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有的学者从哲学视角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关联的实在内容，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首先和主要是在哲学生成过程中形成，它跟其他规律一样是人类的认识对象；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生成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认识活动，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和发现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诸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或必然联系，即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践行和表象。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哲学品质主要有三点，在本体论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诸因素之间的固有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它具有客观性；在认识论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人脑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固有的本质联系的理论抽象，它具有主观性；从辩证逻辑学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联系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二者同构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完整的科学的认识。从哲学领域研究，得出结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系在哲学那里就是这样被建构起来的:作为世界观意义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诸现象之间的本质关系或必然联系和作为方法论意义存在的由这种本质关系或必然联系所得出的认识结果——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从哲学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我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角度，有利于我们更好、全方位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二）从全球化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有的学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视域中，人和社会、人和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呈现出新关系质态，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应与时俱进，遵循自身特殊的规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特殊规律主要包括四点，第一是动态平衡规律，即在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球与植根本土张力之间以“现代化”为支点保持的一种互动平衡。第二是和而不同规律，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是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冲突与融合的矛盾发展过程。第三是开源引流规律，即一方面挖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优秀的、能够与现代文明相衔接的东西，将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更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用当今全球思想政治教育之优秀成果丰富、扩展、淘洗、提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第四是整合超越规律，即本土思想政治教育在与全球思想政治教育交流中互补共生、综合创新、批判构建，形成自己富有生机的个性特色，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起到规范社会活动、调整人际关系、升华人格境界之功能。

（三）从特定层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有的学者通篇谈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规律，如有的认为“情感互动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教育双方的信息传递也是双方情感互动的过程。采取适当方法积极引导情感互动,在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作用。”有的学者专门对“适应超越规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适应超越规律就是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既要从受教育者的现有思想政治品德状况和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出发,又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社会实践的时代要求促进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状况不断完善的规律。有的学者则重点谈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等等。

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运用

尽管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可以认识规律，可以正确运用规律。如果遵循了规律，按规律办事，那么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按规律办事，违背规律，那么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如何遵循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学术界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教育思想论文篇（7）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1.官学衰退

最初的礼乐教育都属于官学。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其原因在于王权的散失，使社会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学还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范围。东周以后，官学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已经随着文化学术的转移传到了民间，民间有了更多的通晓官乐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文化没有消失，反而传播更加广泛。

西周可谓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官学中，礼乐教育虽仍是主要内容，但与西周的礼教相比就没有那么系统严格了。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官学中乐师、乐工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他们的音乐传习构成的那一部分音乐教育，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其音乐技能也更加高超。这一时期的师旷是乐师的代表，师旷在琴的演奏方面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间流传着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发展，音乐教育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就连宫廷中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学的性质。乐师教授的对象不再只是贵族子弟，且乐师有的也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官私两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学兴起

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陈旧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以强欺弱，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此背景下，各国需求的是适应新形式发展的管理人才，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养出本阶级的人才，所以他们要改革，私学承担了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士”成了促使私学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进一步扩大了私学的规模，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道路。相对于官学来说，私学的音乐教育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教学方式也更加灵活，音乐教育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私学的兴起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更多阶层的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教育。在西周，官学受教的对象只是王孙贵族，而私学受教的对象则很广泛，既有服务于宫廷中的专业乐人，又有文士阶层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私学具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活动，传教的方式则是设学教徒，其目的是传授技艺和提高文化素养。

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音乐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的便是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加以传授，他认为“乐”是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整体素质的体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所谓“乐”不仅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在《礼记·仲尼燕居》中，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利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方针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礼乐、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应和“礼”积极配合，共同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孔子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在孔子看来，音乐作为陶冶人、感染人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一定要统一，外在的艺术形式应服从于音乐思想内容本身。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他认为韶乐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他极力推崇韶乐。

孔子把这些音乐思想融入到教学中去，使音乐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他重视“乐”，但不是为“乐”而“乐”，而是通过乐对人们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调节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乐教”的主张。他把音乐有意识地贯彻到诗、礼中去，把乐教与诗教、礼教结合起来，甚至把乐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孔子认为人们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只有进一步实施乐教人们的修养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方针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乐的教育，培养出了如公孙尼子这样的音乐家。公孙尼子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在这本书中公孙尼子提出，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了教育人们“平好恶”，使人们成为统治阶级所需求的人才。这一音乐思想的提出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兼收百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系统的，其音乐思想在《乐论》中有详细记载。荀子肯定了人们的日常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人类感情所需要的，因为音乐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能够教化人的内心，还能教化政治，从而达到“和”的目的，这一点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主张用音乐引导人，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他发现音乐能起到感动人心，陶冶性情，使社会关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他实施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所论教的内容也是“雅颂之声”。在音乐教学内容上，荀子主张学习雅乐，因为“中和”为礼乐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而“不淫”就是“平和”，这就是他的“中和”音乐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

荀子对音乐很重视，但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认为推崇音乐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修养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在音乐教学中所论教的内容是“雅颂之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音乐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音乐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观及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现阶段，更是要“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受重视不够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音乐教育者而言可谓是任重道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德育紧密结合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以规范教育与审美教育为一体的音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强调对音乐尽善尽美的追求，注重音乐对审美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思想对于进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品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当代音乐教育发展中绝不能忽视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注释：

①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吴晓明.浅谈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参考文献：

专著：

［1］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2］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

［3］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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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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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晓明.浅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教育思想论文篇（8）

2高校显性德育与隐性德育的不同特征

高校显性德育具有外显性、直接性、灌输性特征。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均是直观显露的。从目标到内容再到教育对象都是有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德育目标明确、德育内容清晰、教育对象确定。教育过程是直接的、正面的。从确定德育内容入手，不设教育中介，将思想政治理论等直接呈现于学生面前，“短兵相接”开展。教育方式是“灌输”学生，追求“立竿见影”效果。高校隐性德育具有隐蔽性、平等性、渗透性等特征。隐蔽性是指把教育目标隐藏在教育载体中，通过各种形式慢慢融入学生。平等性是指教育主体与客体没有明确界限，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是受教育者，师生教育身份平等，学生自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渗透性是指通过缓慢的、循序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感染。高校显性德育与隐性德育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相互联系中发挥着高校德育育人的教育功能。

教育思想论文篇（9）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比较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方法，社会教化和修养两个方面的主要方法有: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结合、环境陶冶、践履笃行等几个方面;自我修身方法，主要有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积善成德等几种方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有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法等。从教育方法的比较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灌输与理论灌输法相一致、践履笃行与实践锻炼法相一致、自我修身方法与自我教育法相一致、身教示范与榜样示范法相一致;比较鉴别法和心理咨询法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礼乐结合、环境陶冶等方法可以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四、儒家思想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之道，“四书五经”中大多论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王道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真实目的在于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强硬的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国家，使子民顺应服从;以残酷的刑罚来约束，使子民安分守己，只不过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违规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平和安定;如果以礼仁之德来感化人民、以礼义之法来引导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不良习惯和丑恶心理，并长期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形成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人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规约人们的道德，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克己复礼以成仁”。儒家思想强调向内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了民众良好的道德品质，既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又达到了引导民间才智忠君报国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

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激励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个体和社会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即实现个体;进而通过人的发展来影响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即实现社会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善”，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时候以善恶来评价人的行为，善恶观念是深植于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观念的发展中，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的启示。《论语•季氏》中提出，做人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见到好的、善良的，要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争取达到同样好的程度;见到不好的、恶的，要像碰到热水一样，尽力避开”;要“省”在高处，学典明理，坚定信仰，守住良心，不为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运用儒学的语境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并早有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文化有着功能上的价值契合点，正确的理解运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方法创新

(一)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的积淀和精华，博大精深，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德润身、内圣外王”的身心和谐思想、“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人际和谐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和谐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和谐思想。当然，任何思想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在维护和推崇“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必然会抹杀了人的个性，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因过于强调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存在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且缺少民主意识，更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功利化的倾向;另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过于保守的作风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认清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并树立开放的治学理念，把思想政治教育推向前进。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党提出，应系统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期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任务，采用“古为今用”等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阶级性和封建性，不能全盘照搬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启示下的方法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也与政治和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的需求，并随着几千年的发展深植于大众的思维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儒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关联，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符合人性的观念和方法，并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有效途径。

1．化民成俗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果民众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学到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在思想上生成道德规范、在行为上养成风俗习惯，并自觉自然地认同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礼乐结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使人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教育思想论文篇（10）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潘光旦的名字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他曾经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长达18年，不仅担任社会学系教授，而且还担任过清华、西南联大的教务长、秘书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务；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优生学家，同时，还是教育学家，在他一生所涉猎广博的诸多学术领域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他以坚实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站在现代生物学理论的独特视角，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精神，深刻阐发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想。其中，关于社会“位育”的教育观、全人格教育的思想、“通识”教育的观点和方法构成了他整体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下面，仅就此略加评述。

一、基于“社会位育”观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达到“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

所谓“社会位育”（Social adjustment），是潘光旦从现代生物学理论中引申出的一个教育理念，以此奠定了它在整体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受西方社会生物学派的影响。1926年回国后，受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森（Bateson）观点的启发，提出“言生物演化者，动辄论生物位育（Organic adjustment）,晚近治社会生物学与社会学者，亦竟相发探社会位育之说。”(1)1932年，他主编《华年》杂志期间，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借鉴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结合西方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论述道：“位者”，是“安其所也”；“育者”，是“遂其生也”，即所谓“安所遂生”，这是“位育”观的基本涵义。(2)按生物遗传学的理论解释，在生物演化的进程中，物种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反映在“静”与“动”两个方面，所谓“静”者，是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所谓“动”者，是指生物“自身的发展”，因此，潘光旦认为，“这种生物现象和人类亦有相通之处”。那么，这种相通性和互动性是怎样的呢？他解释道：“社会位育”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位”，即社会秩序，这是保障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是“育”，即社会进步，这是促进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对社会成员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同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位”，是社会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育”，是指社会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量的‘异’”，（3）潘光旦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同而过量”，那么，“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如果“异而过量，社会生活的主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的状况。”(4)所以，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相宜的，作为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来讲，既要重视社会的人文环境，又要根据社会的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成员充分的发展机会，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找到自身展示才能的地方，这是潘光旦“社会位育”思想的主要涵义。

他认为，“位育”就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促成这种位育的功能”，“从每一个人的位育做起，而终于达到全人类的位育”。(5)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类本身，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位育”正是“一切生命的目的”，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所以，用“教育的努力而人各得其位育，人类全部的位育是不求而自致的”。他指出“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与夫共得其相位相育之道，或相方相苞之道”。（6）

那么，如何达到“位育”的教育目标呢？他又提出了“调适”的观点，他阐述到：“人是群居的动物，人也是变异最多的动物，人也是有相当自由选择能力的动物，惟其群居，而此其所以为群，又和蜂蚁之所以不同，其分子之间，在智能、兴趣、与意向上，有极复杂的差别，”(7)因此，人类有了其特殊的“调适”功能，主要作用于三个方面，即自然、社会、人类，其结果，也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要和自然环境调适，于是就有自然科学。要和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调适，于是就有了社会科学。又要和历史经验调适，于是就有人文科学”，这种反复调适的结果，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演化，“终于教会人类在环境中更进一步的安所遂生的程度，安所遂生，就是调适，也就是我希望到的‘位育’”。(8)如果我们站在“社会位育”观的角度去理解教育，就会发现潘光旦所赋予的更深一层次的涵义：即教育完全不是仅仅教会人们识几个字、教会演算、甚至也不是教会人某种生活的技能，而是蕴含着另外一层意义，这就是使人在所生存的环境之中，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合适场所、一种人生依托，使人与自然、社会、文化这几个方面能够和谐相处。所谓“社会位育”的全部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潘光旦提出“位育”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化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内涵，使人们对教育观念的理解提高了一步。

二、“全人格”教育思想之精髓涵义

潘光旦提出的“位育”观，实际上是涵盖了整个的教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又提出了更为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宗旨究竟是什么？他指出“学校教育的目的不端在灌输智识，而在培养一个囫囵的人”，(9)“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人是一个本体，是囫囵的，而不是零碎的；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囫囵的人。”(10)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11)经过陶冶而形成的人格，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体现。

人格教育问题之所以引起他的高度关注，是他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弊端，由感而发。他主要列举了二点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忽视通性与性别，而过分强调个性；二是漠视人的意志与情感的培养，过分强调智识，甚至变为“唯一的宠儿”，其结果，造成“个人全都成为畸形之人，零星片断之人,而于社会，则分工愈细，合作愈见困难”。(12)潘光旦认为“一个学生原是一个不能分割的人格，现代的学校教育却硬把这个人格凌迟处决了”，“此种教育却单单把理智的部分隔离开来，而把其余的部分，或则根本舍弃，不加存问”，这是“举一而废百”的教育。(13)

潘光旦提出的全人格教育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他提出了“全人格”的基本内涵，即智识、情感、意志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这既是实施人格培养的主要内容，又是整个教育过程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关于智识的教育，他认为绝非单纯的知识灌输，应以“推十合一”的科学方法加以传授，避免“泛滥无归”或“执一不化”的现象；值得强调的是，他特别重视人的情绪与意志的培养，认为这种精神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培养“君子”及“士”的思想元素，例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君子任重而道远”、“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见危受命”等等，潘光旦对此给予首肯，并赋予新意。他指出“所谓弘，指的就是情绪的培植，”“所谓毅，指的是意志的训练，持志有方法”，(14)注重这二个方面的培养，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身心的健康益处很大。看似无形却是 “桃李无言、下自成溪”。对此，潘光旦的论述是准确的，他说“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貌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定均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贵不偏不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分寸之人不办。”(15)

其二，他提出“品格的陶冶”即是人格教育的基本过程。在人格培养中，除了需重视人的心理诸因素的协调之外，还应重视个性与社会性的和谐、人与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都是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潘光旦认为，品格教育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通性与个性的辨识”；“二是明与恕两个标准的重申”；“三是个人的修养”与“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植”。这三者之间，既有相互递进的关系，又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诠释。在他看来，实施品格教育的首要前提，是认识人性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人格是基于人性的，而人性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它包括通性（人与人之间相同的部分；社会的秩序、文化的继承都与此有关）、个性（因人而异之处，潘认为：对卓越的个性如果保护周到或培植得当，“往往是文化生活跃进一大步的因缘”）、性别（男女之分，与家庭、婚姻问题关系密切）。(16)只有充分认识人的基本特性，才会对人格教育产生深刻的理解。既然“人人既有此三部分的人性”，所以“人人即不能无一种要求”，因此，教育的过程就是使“此三部分的并重与协调的发展”，教育的目标是使“每一个人的共同中的有其别异的人格”，最终，达到人与社会“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境界。

三、“通识教育”的大学教育理念

在潘光旦的教育思想中，“通识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其思想的来源，显然是吸收和借鉴了中西方学术思想，融汇中西，阐发新知。一方面，他受到英美“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iton）和“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iton)的影响，并直接将它们译成“通达教育”一词。1946年，他还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著作《自由教育论》。但是，另一方面，他不是全盘接受西洋的学说，而是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汲取丰厚的营养，给古老的观念赋予时代之新意。他对《论语》、《大学》、《学记》等中国儒家经典古籍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注入全新的理解和阐发。在比较中西思想的“异同”的基础上，他说道“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于此种教育之目的，虽未有明白之揭橥，然试一探究，则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为‘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分毫之差别？”(17)在他看来，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止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等观念，都道出了教育的真谛。而且，和近代教育理论之间（主要源于西方），并不是完全相抵捂，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他的“通识”观直接吸收了《学记》的思想营养：“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潘光旦的“通识教育”观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中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他认为，就大学教育而言，“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是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18）“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中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19）他认为是“专的过度”，造成的结果是“人格的畸形化”。“一个专家，如果没有充分的通识做承托，其实就等于一匠人，至多不过比普通的匠人细腻一些罢了。”他指出，“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20）

“通识教育”的内容是哪些呢？潘光旦作了如下阐述：

首先，“通识”是指“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是指“特种事业之准备”，二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人的一生而言，前者的作用显然大于后者。“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有通于人也”，所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从社会需要而言，“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21）因为，生命的范围大于事业的范围，做人之道应大于做事之道，“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作用是为人生这一大目标服务的，“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经过如此的分析，孰重孰轻，自然清楚。

其次，“通识”的内容应涵盖自然、社会、人文三大方面的知识。即“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物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22）从中可以看出，“通”者，不是让学生埋头书海中，盲目的泛观博览，也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打破人为的限制，将宇宙、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客观地思考人生与世界。“通”的重点在于“识其会通之所在”、“一以贯之之道”、“因缘与依倚之理”，其实，这是指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言的，即融汇贯通是谓也。

再次，他又提出了实施“通识教育”的具体措施。例如：大学不要过早划分院系和专业，至少延缓到第三学年；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类的课程，如“自然科学通论”、“社会科学通论”、“文化概论”、“宇宙与人生”。他还提出中国工业化应培养通识型的技术人才的主张。在《大学一解》中，他将工业人才分为二类，一是技术人才，二是组织人才，据此，他认为中国工科院校也应该相应地划分为二类。专科学校重点培养应用型的工业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主要培养工业组织人才，这种组织人才的最大特点是“通才”，应该对工程与工程之间，理论与技术之间，人与之间，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在培养的过程中 “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他强调，对工业组织人才而言，开设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致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 （23）方面的课程是大有裨益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展，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步入室微，中国学术界正逐步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了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现代学者站在时代思潮的前面，不断从传统中挖掘出可资立新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西方之间、古今之间进行着融汇贯通的艰辛探索，以期达到“会通中西”的目标，潘光旦无疑是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独具匠心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后人的启发将会继续下去。

2001年8月8日

参考文献

教育思想论文篇（11）

我国的和谐教育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是与如下两个观念密切联系的。

一是天人合一论。这个观念滥觞于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文化典籍——《周易》。其基本思想是，天道与人道必须和谐统一。首先，认为大自然的规律是和谐协调的，如天地运转、日月并明、四时循环等都呈现有序状态；其次，认为人是大自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道应当服从“天道”；最后，认为既然是天道是和谐协调的，所以人道（包括人的发展）也就必须和谐协调。我们认为，天人合一论的这一积极精神，乃是我国古代和谐教育思想的一项理论基础。当然，天人合一论还有其神秘化的消极面，这却是与和谐教育思想格格不入的。

二是和合论。“和合”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哲学观念、文化观念。早在先秦时期，这个观念即已出现。我国最早的古文献之一的《尚书·尧典》即提出了“和合”的理想模式：“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儒家、道家、佛家都采用这一观念，以概括各自的思想宗旨。一般说来，“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合起来看，和合论的基本精神，都是在处理事物内部或外部的关系时，都必须保持和谐、“协和”。这种观念影响到教育，就是教育要使人获得全面的和谐的发展。

我国的和谐教育思想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所追求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圣人、君子或成人。而这种人应当获得多方面的和谐的发展，如对其低层次“成人”的培养要求便是如此：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注：《论语·宪问》。）什么是“成人”？据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云：“成人，犹言全人。”而所谓“全人”，即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的教育所要培养的“完全之人物”，亦即今之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按孔子的意见，在知、情、勇、艺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便可称为“成人”。正是从此种思想出发，孔子强调把知、仁、勇三者统一起来，以培养学习者成为“成人”、“君子”乃至于“圣人”。而知、仁、勇“三达德”的统一，从教育上讲，实质上就是智育（“知”）、德育（“仁”）、体育（“勇”）的统一；从心理学上看，则是认识（“知”）、情感（“仁”）、意志（“勇”）的统一。这两种统一，便为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孔子以后，历代不少思想家、教育家都持和谐教育思想。如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提出了培养“成人”的教育目的，并主张通过全（指人的知识、才智、品质等发展完全、全面）、尽（指发展彻底、极度）、粹（指发展精粹、完美）之学去予以实现。西汉董仲舒继承孔子仁智统一的思想，对仁智协调发展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一个人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操利兵（好兵器）”，做出坏事业；同样，没有智，只有仁，也会如“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魏晋时期关于才性关系问题的争论，乃是仁智关系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才”指智力、能力，“性”指性情、品格。当时“才性之辩”存在着四种观点，即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三国魏人刘劭的《人物志》对此次讨论作了很好的总结。就其总的倾向看，他虽然主张才性可离可合，但更强调才性的协调统一。这一基本看法构成了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后来居上，明代王守仁在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则提出了颇为明确的和谐教育思想：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便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便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注：《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王守仁认为，对学习者来说，教育就要开“开其知觉”、“调理其性情”、“发其志意”或“顺导其志意”、“导之以礼”，亦即要使受教育者的知、情、意、行得到协调统一发展。不仅如此，还要“动荡其血脉”、“固束其筋骸”，亦即使心身也处于和谐发展之中，最终“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他并且指出，这种使人获得和谐发展的主张，乃是“先王立教之微意”，也就是我国自古以来兴教育人的根本目的。

进入近现代以后，我国又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举起了和谐教育的旗帜，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即赋予了时代的色彩）。王国维的有关主张便富有典型意义。他1906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写道：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疲）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是也。

这段话的和谐教育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调和”即和谐，“发达”即发展（日文仍用“发达”表示发展）；“调和之发达”显然就是和谐发展之意。王国维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完全之人物”，所谓“完全之人物”，就是身心两方面均获得了和谐发展的人。而要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则必须实施体育和心育（智育、德育、美育）。应当指出，王国维的和谐教育思想，是以孔子开创的知、仁、勇、艺四者和谐统一的传统教育思想为基础，又吸收了近现代的心理学知识而形成的，其核心思想是身心和谐发展，以培养“完全之人物”。此外，蔡元培的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并举、陶行知的手脑结合等主张，都寓有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在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并把它作为教育方针。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众所周知，全面发展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它追求人的和谐发展，因而其实质上也就是和谐教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面发展教育特别是其和谐发展的要求，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二、和谐教育思想在西方的发展

和谐教育思想在西方的发展，同中国一样古老，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雅典奴隶制国家，为了适应当时其内部“民主”的需要，提出了培养“和谐的人”的教育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雅典教育则分为体操教育和缪司教育（指智育和美育），亦即通过这两种教育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古希腊“三哲”都是和谐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如亚里斯多德继承其老师柏拉图关于灵魂三分法的思想，也把灵魂分为理性灵魂、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三部分，还分别与三方面的教育相应对。并认为三部分灵魂密切联系、处在和谐统一之中，所以体育、德育与智育也紧密地联系起来，即对人实施和谐教育。

到文艺复兴时，由于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时代的呼唤，涌现出了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家。他们以重视儿童（把儿童看作发展的人）为特征，以发展人格为教育任务；他们强调发展人的智慧，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他们都有一张包罗很多学科的广泛的课程表，希望通过它去培养多方面的和谐发展的人。如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把自己创办的学校称为“快乐之家”。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代表人物拉伯雷在其著名的教育小说《伽刚丘和潘德格罗尔》中，描绘了一幅使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人接受新式教育而获得多方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图景。此外，在这个时期，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英人莫尔通过其名著《乌托邦》，在勾画一幅社会主义制度的轮廓图时，也对“乌托邦岛的公民精通一切当代学问”的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作了细致的描绘。

文艺复兴后的17至18世纪，欧洲经过英国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近代社会。当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如英国的洛克在其教育名著《教育漫话》中，对“绅士教育”的教育目的、内容与方法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指出他所希望培养的是绅士，而不是普通的人；绅士应当接受体育、德育与智育，使他们既具有“文雅态度”的特点，又养成了资产阶级事业家的品质。认为“一个在处理自己事物上有德行、有理智而又能干的人，比一个没有上述品质的伟大学者要好得多。”很明显，这样的绅士在一定程度上是获得了多方面和谐发展的。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教育家卢梭也具有和谐教育的思想。他在其半小说、半论文体的《爱弥尔》（或《论教育》）中，明确指出了如何培养新社会即资产社会的新人的道路。其基本思想就是倡导自然和自由的教育。认为应当遵循自然即按照儿童的本性与年龄特征去教育他们，并强调只有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发展起来的儿童才能成为真正的新人。爱弥儿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也是多方面的，既有作为一切基础的体育，也要通过示范教育让他接受一定的道德观念；爱弥儿到12-15岁期间，还要对他进行智育和劳动教育；到16岁时，他进入社会接受道德教育，以培养自己具有善良的情感、正确的判断和良好的意志。在卢梭看来，只有经过如此多方面教育的爱弥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在18至19世纪期间，有一批教育家也不遗余力地倡导全面的、和谐的教育。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本身能发展的力量，人们每一种能力原来就有从不活动状态变成一种充分发展的力量的倾向，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能力，同时这种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和谐的。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的教育》中，继承并发挥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自然界、精神界发展都服从同一个法则的观点，认为这全能的法则的基础是永久存在的“统一”，而这个统一也就是全部生活和全部教育的出发点和主要法则，并据此而提出了其教育学体系的对立和对立调和的发展法则，以及教育应遵循自然的法则。无疑地，福禄培尔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和谐教育思想的精神，但无可讳言地也赋予了此种精神以神秘主义的色彩。此外，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点及在新拉纳克创办“性格形成新学园”所作的教育实验，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关于智育、德育和体育并重以及教育的任务就是教导每一个人过“完美”生活的主张等等，也都蕴含有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应当指出，西方的和谐教育思想是与一个重要的教育观念即自然适应说相联系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这个教育观念有两个不同的涵义：一是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为代表所倡导的自然适性原则。它把人的身心发展与自然现象作类比，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服从于自然的最主要的和普遍的法则。一是卢梭提出的自然教育理论。它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反对无理的束缚；遵照儿童本性的发展而因势利导。我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西方的自然适应说与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是一致的。其共同的基本精神是，自然的发展是有序的、协调的、和谐的，所以人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序的、协调的、和谐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教育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教育思想是与其关于人的学说密切相联系的，应当说，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有深刻的理解，才可能真正把握其和谐教育思想的实质。

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内涵何在呢？我以为，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与把握：

（一）关于人的本质。简单地说，人的本质（本性）是自然本质（本性）与社会本质（本性）的统一。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这两种本性的统一体不是量的相加，而是质的改变。这主要反映在：一是人的自然本性同动物的自然本性已大异其趣，比如饥饿时，人同动物都要吃东西，但其吃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动物是野蛮式的，如狼吞虎咽、拼命争夺；人则带有文明、文化的色彩。二是在人的身上，单纯的自然本质已不复存在，它已受到其社会本性的“洗礼”与加工改造。如性本能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但二者在对待这种本能的态度与方式上却有本质的不同。三是在人的本质中，社会本质是占主导、支配地位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人的社会特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0页。），又云：“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从这点出发，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应当考虑人的本质的阶级特点。综合上述人的本质统一体的三个方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本质乃是以自然本质为基础、社会本质为主导的两种本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现实，并结合未来共产主义人的发展的社会思想，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其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含如下几方面的意思：

首先是体力与脑力的协调发展。就是说，一个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体脑界限完全消失，才能成为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人。在严密的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使本来统一于人一身的体力与脑力一直处于分离与对立的局面，即体力劳动与脑力的分家，只能造就出片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曾说，劳动力是“体力与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恩格斯亦曾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包括他们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7页。）。可见马克思主义是把人看作为身体与精神的统一体，把身体与精神的协调发展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是人的才能与品质的多方面发展。在阶级对立与社会分工严格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完整的人被分解为许多部分，其中一些才能与品质获得了发展，而另一些才能与品质则受到抑制与摧残，即得不到发展。针对此种情况，马克思主义主张，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并预言：“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3页。），“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4页。）列宁也强调社会主义要通过发展和完善教育体系，逐步造就“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胜任一切工作的人”。（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31页。）

最后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社会活动的社会现实人，他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人群而生活。正因为如此，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必须保持协调一致，个人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但是，在阶级对立亦即社会关系对抗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可能保持一致，常常要以牺牲个人的发展为代价才能取得社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种对立或对抗，亦即进入了理想的共产主义之后，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4页。）“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5页。）。可见，要推动社会发展，必须重视个人发展；也只有重视社会发展，才能促进个人发展。

（三）关于个性充分的自由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充分的自由发展的关系问题，我国教育界基本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个性的充分自由的发展，似乎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种认为二者完全是一回事，即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性充分的自由发展，反之亦然；再一种则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充分的自由发展不完全一致，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持第三种看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个性的全面发展，离开了个性，就无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两种发展的要求有质和量、深度和广度的不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全面”，显然指量和广度而言；而个性充分的自由发展的“充分”与“自由”，则就质和深度说的。我以为，个性的发展要达到充分而自由，只有到了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而且，还可以这样说，在那时，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在全面、充分、自由三方面的要求上可以统一起来，从而使二者完全趋于一致。

由上所述，无论从人的两种本质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个性的充分和自由的发展来看，都离不开人的和谐发展。和谐发展象一条红线贯穿在人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之中；没有和谐发展，就不会有两种本性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教育思想与其全面发展思想、个性发展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它把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高度，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渗透和谐教育思想的指针。

四、和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从和谐教育思想在国内外的历史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教育思想来看，和谐教育思想在我国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的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和谐教育思想是以尊重、关心、理解、信任人或每一个学生为前提的。如前所述，历史上任何一位倡导和谐教育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是爱人、爱学生的典范。因此，在我国的素质教育中渗透和谐教育思想，就必须认真把握教育人本论和学生主体论，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主体积极性。

其次，和谐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真正的全面发展必然是和谐的，没有和谐的发展，就只能是平均发展或片面发展；同样，和谐发展也必然是全面的，对人没有全面的多方面发展的要求，又还有什么和谐可言呢？因此，和谐教育必须与全面发展教育始终随伴、同步进行。

再次，和谐教育与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也一致的。前面说过，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一回事。据此，和谐教育也必须与个性教育始终相伴随、共同来实施。在个性教育中，应当处理好人的共同性与差别性、共同要求与个别对待的关系。没有和谐教育思想的指导，就会把个性等同于差别性甚至于个别专长、强调因材施教而忽视集体教育，从而导致学生个性的畸形发展。

第四，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个性教育实质上也是一致的。目前的共识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这一根本目的就把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相互补充的关系讲透彻了，即：以“全面”补充素质教育，用“素质”补充全面发展，从而形成素质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素质的易于把握、操作的教育格局。至于素质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可理解为，素质包含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三个方面，个性也是由生理特点、心理特点与社会特点三方面统一的构成物。据此，适用于全面发展与个性教育的和谐教育思想，也必然适用素质教育。可以说，在素质教育中，没有和谐教育思想的渗透，就不可能实现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在我看来，在处理和谐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时，可以把和谐教育定位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模式。

最后，根据前面和谐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肯定，和谐发展的核心思想是指人的发展、学生个体的发展，而不包含促进这种发展的外部条件。据此，我国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要总是笼统地讲德、智、体、美、劳多方面的发展，而是应当抓如下六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1.德才兼备。这是古今中外的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如我国古代所要培养的“圣人”，便是德才兼备的理想人物。建国以后，我国一直是贯彻德才兼备这一要求的，有一个时期提出的红专统一问题也是这一要求的另一说法。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在德才关系上存在着四种基本看法，即重德轻才、重才轻德、德才对立与德才兼备。众所周知，德与才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只有二者兼备，才能使一个人得到真正的良好发展。

2.情知交融。古今中外在处理情感与认识的关系上，存在着这么几种观点：一是重知轻情；二是重情轻知；三是情知对立；四是情知交融。前两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但还有某些合理的东西可以吸取；第三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有第四种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知，没有情，会使人成为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冷血动物；只有情，没有知，又会使人成为纵情任性的狂热之徒。因此，在教育中必须处理好情知关系，使认识指导情感，情感激励认识，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交融，方能使人获得和谐发展。

3.手脑结合。未来真正全面发展的人，一定是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界限。但在现阶段是作不到的。现阶段只能作到手脑结合。具体地说，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应当创造条件，既要让学生动脑，又要让他们动手。早在40年代，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大力倡导手脑结合，并在其教育实践中加以贯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以为，手脑结合是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要求，而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则是达到这一要求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