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农业市场分析大全11篇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1）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3-0168-03

农业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业，为满足国内需求以及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加速了农业的现代化建设，保证了农业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财务绩效评价是指对企业一定期间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偿债风险和经营增长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与评判。本文拟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构建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企业管理者、投资者进行决策提供依据和帮助。

一、构建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根据《2014中国经济年鉴――上市公司评价卷》（以下简称“2014年鉴”）的统计资料，截至2013年末，农林牧渔行业（以下简称“农业”）A股上市公司共计78家，2013年实现盈利的有63家，占农业上市公司的80.77%，亏损的有15家，占19.23%;农业上市公司总资产共计2 739.72亿元，占上市公司总资产的0.91%。2013年全国2 423家上市公司共计完成收入228 401.13亿元，农业上市公司完成营业收入2 880.88亿元，占上市公司的1.26%;全部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共计11 269.99亿元，农业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70.60亿元，占上市公司的0.63%。

（二） 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借鉴各种方法，主要从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偿债风险、经营增长和市场表现等方面综合考虑，建立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盈利能力指标。以投入产出为核心，从股东价值和企业价值两个角度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主要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和每股收益3个指标来体现。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了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总资产报酬率反映企业占用总资产创造的总价值，包括对股东和债权人的回报;每股收益被用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衡量普通股的获利水平及投资风险，是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据以评价企业盈利能力、预测企业成长潜力，进而作出相关经济决策的重要财务指标。

2.资产质量指标。从资产效率的角度反映资产运营水平，主要采用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体现。总资产周转率反映企业总资产创造产品的能力，体现总资产的运营效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反映企业流动资产的运营效率。

3.偿债风险指标。从负债和动性角度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主要采用资产负债率和已获利息倍数两个指标来体现。资产负债率是国际通行的反映企业债务水平的指标;已获利息倍数反映企业的盈利中偿还债务利息的能力。

4.经营增长指标。从规模增长的角度反映企业的成长性，主要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资本扩张率两个指标来表现。营业收入增长率反映企业的市场占有和业务发展状况;资本扩张率反映企业盈利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状况。

5.市场表现指标。考虑到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逐年提高，本文将市场表现作为公司财务绩效的重要内容，主要采用市场投资回报率和股价波动率两个指标来表现。市场投资回报率反映股票投资人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的收益，包括股价上涨、分红、送股等;股价波动率反映股价的稳定性。

二、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基于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初始数据来源于CSMAR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选取了42家沪深股市2012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农业A股上市公司，共计84个样本数据。从其2012―2013年的年报中，以突出股东回报、关注公司成长、体现资产质量、反映财务风险、重视市场表现为原则，尽量减少信息重叠，选取了前面述及的11个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作为因子分析指标体系。

首先，利用SPSS 19对上述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描述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012―2013年农业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是30.06%，而最小值为-116.08%，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说明有部分农业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强。另外，从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扩张率等指标的最小值可以看出，少数农业上市公司经营增长出现了负增长。

然后对各财务绩效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第一，对数据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与Bartlett球形度检验，其中KMO检验的统计值是0.645，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统计值是401.376，Sig的统计值是0.000。由于KMO的值越接近1，表示越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原假设是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Sig的值小于显著水平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指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宜做因子分析。另外，因子分析的变量（指标）共同度都比较高，表明变量（指标）中的大部分信息均能够被因子所提取，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第二，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共因子，主成分的选取以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69%为原则，求出最大方差正交旋转矩阵、特征值、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2）。

为理解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我们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旋转，使得对每个因子有高负载的变量的数目达到最小，并简化了因子的解释。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值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主因子F1在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资本扩张率等5个指标上的因子载荷值最大，均超过0.5，说明F1与它们相关性较强，突出了股东回报与公司发展，因此将主因子F1称为盈利、成长能力因子。主因子F2在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上的因子载荷值最大，体现了资产质量状况，将其称为营运能力因子。主因子F3在市场投资回报率、股价波动率两个指标上的因子载荷值最大，反映了企业的市场表现能力，所以将其称为市场表现因子。主因子F4在已获利息倍数指标上的因子载荷值最大，所以将主因子F4称为偿债风险因子。

（二） 综合财务绩效评价指数的计算

在提取主因子后，我们利用回归分析法计算出各公司的主因子得分，最后以每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主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数进行加权计算综合得分，即综合业绩评价指数。其计算公式是：

F=（29.584*F1+17.648*F2+11.876*F3+10.751*F4）/69.86

计算结果见表4。为减少篇幅，这里只列出排名在前20名的公司的综合得分情况，得分越高，排序越靠前，代表财务绩效越好。

（三） 结果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处理和2012―2013年财务绩效综合评分排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2012―2013年农业上市公司的综合财务绩效因子权重比例来看，盈利、成长能力和营运能力因子在财务绩效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市场表现和偿债风险两个因子。这说明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改善主要依靠盈利、成长能力和营运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市场表现和偿债能力较弱的现状。根据《2013中国经济年鉴――上市公司评价卷》（以下简称“2013年鉴”）和2014年鉴统计数据，2012年、2013年农业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和偿债风险状况均差于全国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2.从企业盈利、成长能力因子看，百洋股份（2012）、登海种业（2013）等上市公司明显高于其他企业，且由于企业盈利、成长能力因子在各个因子中所占的权重很大，因此，这些公司排名靠前。这说明提高公司盈利、成长能力是农业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绩效的重要环节。

3.从企业营运能力因子看，中农资源（2012）、农发种业（2013）等上市公司明显高于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农资源在2012年表现最好。2012年，中农资源并购湖北种子集团，获得南方优质水稻、玉米杂交种优势资源;同时，大股东资金注入，对公司发展种子大力支持。这些都使得其资产质量状况较优。

4.从市场表现因子看，永安林业（2012）、大康牧业（2013）等上市公司明显高于其他企业。根据2012、2013年年鉴，2012年永安林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84.82%，2013年大康牧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111.8%。说明这些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较突出。

5.从偿债风险因子看，海南橡胶（2012）、中水渔业（2013）等上市公司明显高于其他企业。根据2012、2013年年鉴，2012年海南橡胶的资产负债率只有17.34%，已获利息倍数达到了27.90;2013年中水渔业的资产负债率只有10.25%，已获利息倍数达到了496.76。说明这些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比较合理。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共选取了11个指标，应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了盈利、成长能力、市场表现、偿债风险和营运能力共4个主因子，构建了农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出综合财务绩效评价指数。这一体系利用较少的因子来代替众多的财务指标，在信息损失较小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从而得到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总体印象。通过对42家农业上市公司2012―2013年年报数据的分析，盈利、成长能力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其次是资产营运能力。另外，控制债务风险、保持良好的偿债能力对于上市公司也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财务绩效指数作为一个总评指标，有利于对相关企业财务绩效的排序和比较。企业可以根据计算的结果找出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取长补短，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针对近几年部分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较差、经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等情况，建议在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农业上市公司应回归主业，遏制“背农”现象，走农业领域的专业化或适度多元化经营的道路。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财税政策支持，为其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促进我国农业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周宏，等.相对绩效评价的绩效形式研究[J].会计研究，2008，（6）.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多数农产品已经从数量不足发展为全面过剩，消费者开始追求产品高质量和品种多样化，流通环节在农业产业链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流通效率成为流通研究的重要课题。柯柄生（2003）提出，可以从建设市场设施、改善市场服务、完善市场政策、健全市场组织方面提升效率。宋则（2003）指出，流通效能的本质从时间上看是“减少耽搁和停顿”，从空间上看则是“优化资源配置”，认为减少库存量是流通业变化中重要的可行战略。周兆生（1999）分析论证了流通型农业合作社的交易效率优势。罗必良等（2000）从组织制度的角度分析农产品流通，认为农产品特性决定高效率的流通组织必然应该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李春海（2000）分析了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制度因素，提出以市场机制引导分工，确认比较优势并加以利用，是提高农业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虽然国内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论述较多，但仅仅是将流通效率笼统地作为衡量流通环节的一个说法，没有明确具体的定义及指标。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总结回顾，对这个问题加以总结，并对以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一、 流通效率概念辨析?

计划经济时期，国内的流通研究相当长时间内是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占主导，重点考察产品增值、定价问题，很少有人研究产品如何流通以及流通效果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如何在市场的调节下实现产品合理高效调配的流通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国外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较早，专门针对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的流通环节的研究也较多，流通效率是衡量流通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流通效率的英文表达有很多，如“marketing efficiency（流通效率）”、“market efficiency（市场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分配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操作效率）”、“pricing efficiency（定价效率）”，不同的英文对应着不同的内涵，考虑到国内对于流通的理解主要是产品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的过程，因此本综述主要采用“marketing efficiency”的含义。?

anrooy（2003）认为，流通效率（marketing efficiency）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最大可能的消费者满意度”，影响流通效率的因素包括市场控制力、外部性和信息可获得性。市场控制力就是产业经济学中s—c—p分析框架中衡量厂商对于渠道和市场控制能力的评价，外部性（如污染和教育）指非市场价格可以衡量的组织成本和收益，对价格、供应、需求、质量等市场信息的不完全获知性。shepherd（1963）认为，流通效率=流通产品的总价值/流通总成本×100%。在这种定义中，这个数值越大，表示效率越高，但是，这种测量方法缺乏一种客观的比较标准，还隐含着任何流通成本的增加或流通产品价值的降低都会引起效率的降低的含义，而事实上，流通成本的增加包括多种因素，有时成本的增加是对消费者服务的增加，或服务程度的加强，或产品品质的提升，厂家为了市场份额或者其他方面的考虑，短期内这种变动可能并不会马上反映到流通产品的价值上，同样，流通产品总价值的降低，可能是因为流通渠道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使得厂家必须降低零售价格，以上两种情形，都不能称为流通效率低。许文富（1997）归纳总结已有研究认为，流通效率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也称为营运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另一种是定价效率（pricing efficiency）,也称为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技术效率是指流通职能的有效执行，或改进流通设施与工具而产生的效率，提高技术效率的目的是为了在相同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得到更多的产出，技术效率涉及包装、加工、储藏、运输和其他流通活动的实际操作效率，具体包括可以提高产品品质或者减少损耗的新的包装方法及完善的储藏、运输、装货卸货设备的采用，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劳动效率的新机器的使用或者新的作业方式的采用等。定价效率是指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产品价格的增加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并能准确体现产品本身价值的增值，以及在营销和分配中如何让不同的利益主体接受，需要讨论的是产品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或者从一个交易层次到达另一个交易层次时价格变动反映价值增值的正确度、精确度以及变动的速度，即希望以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大量的产品，这里所指的投入与产出均可用货币单位表示，由于所使用的各项资源与产出金额的多少与其价格水平有关，而价格的决定方式是否合理，又与市场竞争环境有关。?

在农产品流通的问题上，厂商虽然可以利用最进步的技术把产品从产地流通到消费地，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但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未必划算。例如，目前存在的运输方式中，空运速度最快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农产品的鲜度，但是空运费用高昂，普通对于新鲜要求不太高的农产品根本不需要采用这种方式。又比如用机器设备进行产品分级工作速度快、正确性高而且能显著降低劳动成本，技术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而机器能源缺乏，降低的劳动力成本可能还抵不上增加的机器成本，用机器操作可以使技术效率提高，但同时使经济效率降低。由此可知，技术效率与经济效率两者不一定都呈同向的变动。?

二、 流通效率衡量指标?

bain（1959）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入手，用s—c—p，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方法分析产业绩效，农业部门将其作为测度流通效率的方法。其中：市场结构是指一个市场的组织特性，包含买方集中度、卖方集中度、产品差异性及进入障碍等。市场行为是一个企业体为调解其买卖市场环境而采取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定价策略、促销策略、产品品质决定及阻止或限制对手加入等。市场绩效是一个产业总体的最后运作结果，评估市场绩效可以用价格与成本的差距、生产规模、促销费用占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产品组合、开发新产品的速率及社会就业量等来衡量。?

stern等（1977）认为流通渠道绩效包括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lity）、效率（efficiency）。其中，效果又体现在可及性（delivery）和激励(stimulation)，效率体现在生产力(productivity)和获利力(profitability)。可及性是一种目标导向的测量标准，衡量渠道机构为满足最终使用者的需求，所需劳务投入的有效性。激励是一种长期目标导向的测量标准，渠道机构利用一种模拟的潜在性需求，求得最适合的劳务需求，并用此标准测量激励方法的有效性。生产力是用来衡量要素投入所能产出的效率。获利力是财务上的衡量指标，主要计算方法包括投资报酬率、资产流动性、财务杠杆、成长力及利润的成长潜力。

rauser 等（1987）指出食品营销系统的效率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向：对子系统的分析，比如加工厂、集合或运输系统等；对组织结构的分析，如组织制度、流通系统运行的政策限制等。用子系统研究的方式通常更容易衡量。系统的效率经常用该系统的运行成本（operating costs）来衡量。?

许文富等（1990）曾利用市场结构、行为、绩效理论等对农产品市场流通的绩效指标及衡量方法做深入研讨，并提出农产品市场绩效的衡量方法，详细如表1所示。?

通过调查流通环节的价差、利润以及是否有冷藏设备衡量流通效率的方法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而且调查样本的选择会显著影响调查结果，由于现实市场中，产品价格基本能够充分反映供给、需求，因此流通效率的研究重点逐渐从最初价差结构转移为用不同市场间价格的相关程度反映的市场整合研究。enke（1951）提出了空间价格均衡理论，samuelson（1952）、takayama 等（1964）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空间市场的价格关系取决于商品在市场之间转移的成本大小，有效市场的特征是市场之间的价差应该小于或者等于转移成本。从1967年lele第一次使用数量经济的方法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定至今，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测定方法的改进。目前，可用于测定市场整合程度的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相关系数法、ravallion模型法、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比价界限模型法(parity bounds model)和单一价格法则模型（lop模型，即law of one price）。这些方法都各有其优点和不足。?

三、 流通效率实证研究?

流通效率分析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流通环节，弄清楚影响流通损失的因素，使产品保质保量传递到流通链条终端，提高消费者福利。除了设定指标，很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

用价差衡量流通效率的研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欧美，最近则在印度、台湾较多使用。印度的kumar等（2002）通过1996—1997年uttar pradesh hamirpur地区6个村庄分层抽样调查的60位农户、55个中间商，分析了鹰嘴豆不同流通渠道的价差和流通效率，调查显示，农户在流通中面临着很多问题，如缺乏储存设施，较差的运输设备，严格的市场管制法，大量中间商的存在，生产者只得到很少的消费者价格，同时，农产品价格中很大比例成为流通成本。chahal等（2002）通过多层随机抽样，对印度西北部punjab地区26个小规模、15个中规模、10个大规模渔民进行调查，认为随着流通成本和流通价差的提高，流通效率呈下降趋势，渔民可以通过参加组织、合作营销、合同营销的方式免受过度剥削。许文富 （1984）分析了台湾主要蔬菜的流通环节价差和成本，游振铭（1993）通过对台湾农户、批发商、零售商、配送中心的调查，分析了台湾主要城市的蔬菜流通渠道，认为流通费用会随着流通层次的减少而降低，在中南部地区以农民—零售商的通路流通费用最小，在北部以直销通路的流通费用最少，损耗率也随着流通层次的增加而增加。万钟汶 （1996）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蔬菜的运销价差结构。?

用市场整合来衡量流通效率的研究国外较多，国内学者喻闻等（1998）用相关系数法和协整检验对1988—1995年全国22个省区大米市场旬平均价格的研究表明，中国大米市场的整合程度在不断提高，到1994—1995年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武拉平（2002）综合使用单一价格法、协整检验、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市场联系指数（mci）对小麦、玉米和生猪进行了市场整合研究，表明空间市场之间存在长期的整合关系，但不存在短期的整合关系。park等（2002）使用中国各省1988—1995年的三个月的平均价格，采用比价界限模型来衡量转型时期中国粮食市场的运行状况，表明贸易限制并不能解释市场发育在时间上的变化，除了贸易限制外，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市场价格改革和专业化生产政策也对市场发育有重要的影响。?

四、 小结?

传统上，由于农产品具有粗重易腐烂的特性，某地生产的农产品往往只满足周边地区的需求，农产品流通空间较小，流通环节效率也很少引起重视，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定地区农产品产量大增，随着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产品的流通范围大大拓展，流通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如何在成本最小的目标下保证流通中产品数量、质量的损失最小，就成为生产者、消费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对于流通效率评估的研究。?

一般而言，经济学衡量稀缺资源如何达到最有效的配置，生产同样产品需要成本最小或者同样成本产出最大就被认为是效率最高，但是从生产者、流通业者以及消费者的不同角度看，什么是流通效率高？标准区别很大，生产者认为成本最小或者利润最大就是实现最大流通效率，但是对消费者而言，产品的鲜度、品质、多样化程度、物美价廉等都是衡量流通效率的标准，而且不同的消费者对于价格和质量的需求也不同。所以在实际的评估中，需要首先确定参考对象。?

我国农业在改革开放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产品总量不足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区域性、季节性的供应不均衡成为新的问题，流通环节在链接农产品生产消费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合理而有效地评估不同类别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消费者福利都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多数将流通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来衡量，技术效率偏重分析不同流通环节利用的各项技术对保证产品质量、延长消费时间上的作用来评估效率，经济效率主要从不同流通渠道的流通环节的价差、流通成本、生产者收益占最终售价比例等角度分析效率。还有的研究通过讨论同类产品在不同市场间价格的差异程度来说明流通效率。该主题的研究总量并不多，而分类别、分品种针对具体产品的分析更是非常缺乏，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带来的流通增值和如何增值以及何种程度的增值最为合理都使流通效率的研究非常紧迫和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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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3）

农产品零售业态的健康发展对于满足居民的农产品消费需求，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农产品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及繁荣农产品市场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经过经济体制30多年来的改革，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经历着变革。从1979年实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以来，农贸市场开始取代国营和集体零售组织，成为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的主要组织形式，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化，农贸市场已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超市零售作为农产品的一种新的零售业态开始出现，四川随之也引进了这种零售形式，逐渐与传统农贸市场零售构成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的主要形式。基于此种变化，应该怎样去把握变迁的源泉和动力，找到影响变迁的诱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政府规范农产品零售市场以及零售组织经营管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相关研究综述

农产品零售业态从营销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处于农产品营销渠道终端市场的一种组织形式，农产品营销渠道是指农产品及相关服务通过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组织或个人，从提供者转移到消费者的途径、过程以及相互关系（李春成、李崇光，2007）。因此本文将农产品零售业态定义为通过买卖形式将农产品直接售给消费者的商品销售行业。国内学者对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问题直接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其代表主要有：董晓霞等（2006）把我国城市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国营菜场时期、农贸市场时期和超市迅速发展时期，并阐述了超市零售对农户的影响。邓涛（2006）对我国的生鲜零售业态变迁历史作了细致介绍，指出超市取代农贸市场的生鲜零售主导地位，是生鲜零售业态变革的正确途径。宣亚南等（2003）对生鲜超市压倒农贸市场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对两种零售组织也理出了一些各自的特点，认为生鲜超市取代农贸市场暂时还有难度。

业界对农产品营销渠道的选择问题和零售终端组织形式的超市零售有大量研究，其主要的学术观点集中于超市是否能很快取代农贸市场的主导地位。胡定寰等（2003）通过对北京市民蔬菜消费现状的调查，建立二元选择模型，研究了城市居民“生鲜”消费趋势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消费者收入的提高，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以及超市本身经营特点，超市扩大“生鲜”农副产品的销售数量和范围，逐步地取代农贸市场和个体经营商贩，将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齐永智（2004）认为农产品超市是未来农产品销售的主渠道；左两军（2006）在分析了我国农产品超市经营的动因之后，提出农产品超市经营是未来发展趋势，但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李春成等（2007）认为由于超市和农贸市场不同的特点，使其有各自的市场空间，一定时期内会继续共存；赵晓飞等（2009）基于武汉市武昌区的调查发现，超市和农贸市场为代表的生鲜农产品两大渠道终端各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这种优势和劣势在短期内不可能互补，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生鲜农产品市场上农贸市场和超市并存的格局仍将存在。这些文献从侧面也反映了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的一些内容和问题。

相关研究通常是设定一系列变量，然后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加以验证，得出最后结论，缺乏建立理论模型从宏观上把握影响零售业态变化的根本元素。或者通常是以一国为研究对象，缺乏对构成国家成分的地区或者省份进行具体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零售业态变迁各阶段四川居民收入水平特点和农产品零售业态发展状况，应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范式分析，指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农产品零售组织各自竞争力是影响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的诱因。

假设的提出和理论推理

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的变迁从改革开放起，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取消统购统销的过渡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刚起步至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简称《十项政策》）颁布，明确提出取消统购统销制度，把市场机制引入农产品流通。这个时期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特点表现为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社合作组织是农产品零售主体，农贸市场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第二个阶段，农贸市场时期（1986-1997年）。《十项政策》颁行以后，农贸市场得到快速全面的发展，成为四川城乡农产品零售的主要业态。1988年 “菜篮子工程”的实施，农贸市场发展日趋成熟。第三个阶段，农贸市场和农产品超市零售共营时期（1997年至今）。农产品超市出现并迅速发展，逐渐与传统农贸市场构成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的主要形式。

解释零售业态发展动力和变迁的理论主要有零售轮假说（McNair，1958；Izraeli，1963）、零售手风琴假说（Hollander，1966）、真空地带假说（Neilsen，1966）、两极化理论（Gist，1968）、零售生命周期理论（Bass）等，他们尽管解释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强调消费者的导向原则。消费者的效用程度不仅关系到对零售企业的效益评价，也是实施营销战略和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基础（中村孝士，1987），还是零售业态发展变化的动力源（Bauer，1960） 。凯恩斯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消费需求决定流通组织。根据消费者效用理论，人们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称之为效用或者收益，理性的消费者在消费一种商品时总是期望自己所获得的收益能够达到最大化，即效用的最大化。而影响消费效用实现最大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的变迁。

在强调需求的决定作用时，同样不能忽略了供给的重要作用。作为农产品流通终端的零售组织，自身的竞争力在决定了与对手相比不同的市场地位的同时，也反映了供给水平。通常情况下竞争力与供给水平成正比，竞争力越强，供给水平就越高；反之，则相反。

假设2：零售组织的经营竞争力是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的重要原因。

因此本文主要是从需求和供给角度，将影响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的各种因素，归结为居民收入水平和自身竞争力两大要素。下面应用SCP框架分析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理论进一步进行理论分析，为假设建立理论依据，最后结合四川零售业态变迁过程中居民收入水平特征和农产品零售组织发展特点的实证分析，验证所定假设的合理性。

（一）零售组织的SCP分析

建立在主流的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产业组织理论以产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从供给角度分析单个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和经济绩效，即SCP分析框架，从而达到分析产业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资源配置结构及其关联性，以及垄断、竞争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借助SCP分析框架对三种零售组织的结构、行为、绩效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厘出各自的经营竞争力，如图1所示。

1.零售组织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组织行为一般由其市场结构决定，基于市场结构特点，采取相应的市场行为。三种零售组织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如表1所示。

2.零售组织的市场绩效和竞争力。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决定了零售组织的市场绩效。通过上述对三种零售组织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分析，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处于过渡时期的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社组织带有行政垄断的特点，效率很低；带有完全竞争特征的农贸市场在短期内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本身经营模式比较落后，利润率较低；超市零售带有很强的垄断特征，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透过市场绩效，三种零售组织的优劣势分析如表2所示。

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社组织竞争优势在于拥有强大的行政干预力量，劣势在于本身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力低下；农贸市场和农产品超市优势和劣势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互补关系，能方便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二）消费者效用论的运用

基数效用论者认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消费者在选择商品组合时，应使得自己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用Y表示预算支出，用P表示价格，用X代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数量，Pg、Pn、Pc分别表示国营价格、农贸市场价格和超市价格，g、n、c 分别表示消费者同一时期内去三种零售组织购买农产品的次数，U表示效用。假设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社、农贸市场、超市是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三个零售终端，任何一个消费者用于消费农产品的Y在一定时期内不变，且Pc>Pn>Pg，同时，任何单独的消费者不能影响价格。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可以表示为：

令Max（U（x））=U（g，n，c）

s·t·P*X≤Y

消费者选择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社的边际效用为MUg，选择农贸市场的边际效用为MUn，选择超市的边际效用为MUc。则有：

MUi/MUj= Pi/Pj（i≠j，i=g，n，c；j=g，n，c）

根据P*X≤Y，推出P≤Y/X，而要使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化，P应该等于Y/X，所以P为消费者选择农产品零售组织的临界价格或者说可以接受的最高价格。在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总量一定时，其选择零售终端的临界价格与消费者预算成正比。通过三种零售组织农产品价格与消费者可接受的最高临界价格进行比较，来解释消费者对零售终端选择的差异。

第一，P≤Pg时。当消费者可接受的临界价格小于等于国营零售组织的农产品价格时，消费者只有选择在国营零售组织或者价格更低的零售组织进行农产品的采购。即在消费者收入水平很低，或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不足以支付起比国营零售组织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时，消费者收入水平决定了这个时候只能选择国营零售或者价格更低的零售组织。

第二，Pg≤P≤Pn时。即消费者可接受的临界价格大于等于国营零售组织的农产品价格小于等于农贸市场的价格时，国营零售和农贸市场共存，当P更接近Pg时，人们更倾向于前者；反之，则倾向于后者。

第三，Pn≤P≤Pg时。同理，消费者由于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可接受的农产品价格逐步提高，这种情况下，农贸市场和超市零售都是可选择的农产品零售组织形式。

第四，P>Pc时。人们可接受的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超市的农产品零售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很高，对农产品消费时已不再受预算的约束。因此消费者更愿意在超市或者比超市定位更高的零售组织购买农产品。

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诱因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各阶段四川居民收入水平特点和农产品零售业态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上述理论假设。所选用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和四川经济年鉴。有些数据鉴于资料所限，存在一些缺省，但不影响论文结论。

（一）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1978-1985年）国营商业公司和供销社合作组织是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的主体，农贸市场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居民收入决定的消费状况呈现出Pg≤P≤Pn的水平。

验证假设1：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四川零售业态的变迁，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这个阶段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基本处于贫困状态，居民的购买力低，国营和集体零售组织因此能得以继续存在。但同时这个时期居民的收入呈现上涨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农贸市场开始恢复和发展。居民收入决定的消费状况正是呈现出Pg≤P≤Pn的水平，假设1成立。

验证假设2：零售组织的经营竞争力是四川零售业态变迁的重要原因。按照上述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贸市场比国营和集体零售更具竞争力。如假设成立，则要求随时间的推进，农贸市场应该呈迅速成长状态，国营和集体农产品零售组织发展渐缓或衰退。

由表4可见，集市贸易成交额连年上涨，国营、集体商业零售组织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事实与假设相符，假设成立。

（二）农贸市场时期

这个时期（1986-1997年）农贸市场成为四川城乡农产品零售的主要业态，消费水平处于P接近等于Pn的水平，消费者要获得最大化效用，就应该首选农贸市场进行农产品采购。

验证假设1，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这期间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提升快、总体水平不高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收入继续上升，基数逐渐扩大，居民的消费购买力相比过渡时期阶段有了极大提升。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仍然较大，城镇基本上为温饱水平，农村更是处于贫困水平。居民基于农产品的消费还是更多出于价格、数量等方面的考虑，推动农贸市场成为农产品零售业态的主要组织形式。居民收入水平特点正是农贸市场这种零售组织模式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符合假设1的结论。

验证假设2。这个时期消费者在考虑价格的前提下，更多是数量和种类上的需求，农贸市场相较农产品超市和其他零售形式更具竞争力。表6是四川1986-1997年农贸市场发展状况。

这个时期集市贸易不管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得到了极大扩大，农贸市场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相应地，农产品超市零售组织刚处于萌芽阶段，无力与其抗衡，其发展特征符合假设2的结论。

（三）农贸市场和农产品超市零售共营时期

这个时期（1997年至今）农产品超市零售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居民的消费水平表现为Pn≤P≤Pg。

验证假设1，如表7所示。

可见这一时期四川城乡居民温饱问题已解决，城镇进入小康并接近于富裕阶段，2009年农村收入也迈入小康水准。但由于仅限于小康水平和温饱水平，城乡发展不平衡，因此不同的消费群体和不同的区域性特征消费差别便得以呈现（见表8）。到目前为止，超市并没能取代农贸市场，而是二者得以共存。居民收入水平特点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假设1成立。

验证假设2。由理论推理可知，农贸市场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低价格、便利性等方面，主要是针对收入水平不高的消费者，即P更接近于Pn的购买者。农产品零售超市的竞争力主要体现为更安全、更卫生、优质、环境舒适等方面，主要针对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即P更接近于Pc的购买者。四川零售业态这一阶段的特点就应表现为农贸市场所占市场份额虽大，但逐渐减缓或下降，相应地，农产品超市所占市场份额渐高、规模扩大。通过表9、表10显示，这一时期统计数据与假设相符，假设成立。

结论

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和零售组织竞争力是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的源泉和动力。居民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效用，在需求量一定时，影响效用的决定因素是收入水平，需求决定供给，因而收入水平决定零售组织形态。供给反过来影响需求，而影响零售组织供给水平的主要要素是其竞争力，因此组织竞争力是零售业态变迁的重要因素。通过四川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各阶段的相关统计数据验证事实与理论相符，证明了居民收入水平和零售组织竞争力是四川省农产品零售业态变迁的源泉和动力。本文是在没有考虑需求量变动下做出的假设和验证，但通常需求量变动也会体现在收入的变动上，因此这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第二，长期来看，超市零售取代农贸市场的市场主体地位是一种趋势，但短期内不会发生。长期而言，超市零售作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阶段的产物，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取代在较低阶段产生的农贸市场，成为农产品零售业态的主体，但短期内不会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四川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局部地区已达到P>Pc的消费水平，但总体却不高，到2009年城镇居民仅接近富裕水平，而农村居民只有小康水平。表现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农产品零售业态发展的不平衡和复杂性。收入发展不平衡，使得农贸市场和零售超市都有各自的消费群体和市场空间。零售市场组织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可以适应不同消费者的需要，也是二者共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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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4）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3008

一、引言

关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经验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比如农业技术效率）会产生何种作用上，学者们的分歧更为明显。对这种差异和分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会导致其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差异性影响。农户将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可以避免使用劳动力弥补技术不足的行为，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梁义成，2011；李勋来 等，2005）；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呈现过度转移状态，这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户会通过粗放经营来应对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制约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Scott et al，1999；李谷成，2008；Mochebelele et al，2000；Abdulai et al，2001）；同时，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后给家里的汇款（以下简称务工汇款）可以解除农户的资金约束，农户使用先进要素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流失所产生的负效应（Scott et al，1999）。二是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往往会通过一些环境变量进行传导（钱文荣 等，2011），农户的资源禀赋以及地区的经济特征（如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资产存量、村庄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可能改变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间的关系。后一种观点更能准确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地区和农户间的差异，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NELM）强调市场环境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消极影响，而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策略，部分抵消劳动力不足的负向作用（Stark，1991）。该观点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如果在市场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得到实证检验，市场完善程度提高是否能够降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是不明确的。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别，这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试图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厘清劳动力转移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利于正确理解要素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的机理，并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下改善农户技术效率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处于小农经济转型期的农户行为是比较复杂的，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和行为除受农户自身食物需求约束以及农户本身的资源限制（如劳动力和资本）外，还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张林秀 等，1996）。目前，我国农村中满足自身需要、依据家庭要素禀赋进行农业生产的小农特点仍然存在，而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市场对小农生产的冲击也日趋显著。另一方面，农户对技术效率的改善还取决于其生产态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先进要素的投入（Mochebelele et al，2000）。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以及所处的市场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力转移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态度等对其技术效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受到市场环境的调节。

杨宇，高静：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吗？

借鉴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市场环境和农户技术效率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假设农户家庭拥有要素禀赋为T，可以进行低效率和高效率两种农业技术投资，两种投资的产出分别为Q0和Q1。F代表了一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它和农户家庭的要素禀赋一起决定着农户在各产品上的生产力。生产可能性前沿（PPF）用生产线PP表示，其产出函数为Q*=f0（T，F）。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农户在进行高效率技术投资时往往会受到一系列约束，如劳动力、资金或风险约束，而且在不同的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函数存在不同。比如生产线PP’为市场约束较低时农户的生产前沿线，生产函数为Q*=f1（T，F）；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市场约束越低，农户的生产效率越高，农户的生产线会逐渐与X轴平行。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即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或者租入，农户可以从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取资金，劳动要素可以自由地提供给市场，也很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同时产品价格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变化。此时农户在生产中会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和技术投资，在图中表现为其生产的点为最高点Q*，农户的生产线会完全平行于X轴，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而是将生产效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化利润，但这一理想状态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设农户原有的资源禀赋为T（0），此时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点可能就有差异，在图中表现为a点和b点，生产效率分别为Ya=（Q1T（0）+Q0T（0））/T和Yb=（Q1T（0）+Q0′T（0））/T。劳动力转移改变了农户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禀赋，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会降低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采用（掌握）的程度，从而降低农户的技术效率。但转移者的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的策略，因而兼业户会倾向于高效率的技术投资。另外由于在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向、家庭的经济实力、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上存在不同，同时受制于农户劳动时间总量，两种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和决策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最终生产经营目的的不同和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会使得兼业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产生差异（陈超 等，2004），这些差异表现为兼业农户的生产点会发生移动。由于不清楚劳动力转移和务工汇款的影响大小，生产点可能会向上，也可能会向下移动。如果劳动力减少T1，资源禀赋向下移动到T（1），在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户会在c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c=（Q1T（1）+Q0T（1））/（T-T1）；如果市场约束降低，兼业户会在d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d=（Q1T（1）+Q0′T（1））/（T-T1）。

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证明，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减弱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市场越完善，农户越能方便地获取各种技术服务，比如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迅猛发展，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投入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的改善，这些便利均可以弥补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带来的技术效率下降。同时，由于农户很容易从市场获取资金，务工汇款放松资金约束的作用也可能会减弱。完善的市场通过弥补农户自身要素的不足从而放松要素禀赋对技术效率的约束，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能下降，而务工汇款带来的积极影响也会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善而被降低。市场化机制更多的是在农户依据自身禀赋进行决策时提供一种调节和补充。正因为如此，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使得农户降低技术效率，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则有助于农户改善技术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作用会逐渐消失，而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也会减小。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农户的技术效率。作为一种面向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法，DEA不需要确定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避免了函数形式的不准确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DEA注重测量个体而非观测量的平均值，因此在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决策单元效率的考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另外，DEA将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作为变量，无需事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避免在权重分配时评价结果受到评价者主观意愿的影响（魏权龄，2004）。这些优势使得DEA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由于我国农户的市场环境并非完全竞争，其规模收益是可变的，因而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BCC模型更为恰当。模型中的产出指标是农户的水稻产量，投入指标包括土地（水稻种植面积）、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服务费用和畜力费用，DEA的测算结果为既定产出条件下对投入利用的相对有效程度的纯技术效率。

2.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

考虑到农户技术效率具有删截性质，在因变量受限的情况下，OLS是有偏估计（伍德里奇，2007）。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将不在这个区间段的因变量值截取掉，从而得到一致性和渐进正态性的数据模拟效果，最终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M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月），该变量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数量。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很可能是内生变量，本文从迁移网络中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Zhao，2001），选取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务工汇款的滞后变量，即上一年外出务工者寄回家的汇款R（-1）来考察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XT主要包括户主的特征（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人数、离集市的距离、除水稻以外其他作物经营面积和地势条件），以反映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其他因素。

3.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分组回归系数的差异来判断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二是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通过乘积项系数来识别调节作用显著与否（温忠麟 等，2005）。本文中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是连续变量，因而适宜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市场化水平的代表变量Z及其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和务工汇款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3）中形成模型（4）。乘积项系数的显著与否反映了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的显著性，如果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那么市场化水平不同会导致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Z为市场化水平变量，本文选用樊纲等（2010）对基于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测算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等5 方面来刻画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同时可以反映出市场在农户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大小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及其市场可获得性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差异。从2009年测算的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较高（江苏为11.54，浙江为11.8，广东为10.42），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四川为7.56，重庆为8.14，贵州仅为5.56）。

4.样本与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2月组织的农户问卷调查。考虑到需要检验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劳动力转移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此次调查对样本农户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精心安排。首先，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选择了江苏、浙江、广东三个省份，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选择了重庆、四川和贵州三个省市。其次，在六个省市抽选水稻生产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样本地区的地势条件均为平原和浅丘。最后，在抽中的区域中随机抽选调查村，并在调查村中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抽选样本农户。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主要围绕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农户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展开。此次调查总共访问了900户农户，剔除掉不完整以及数据有明显矛盾的问卷，最后确认了787份有效问卷（江、浙、粤308份，川、渝、黔479份），有效问

卷比例达到了87%。

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样本农户中70%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平均每户有外出劳动力1.98人，每个外出劳动力平均务工9.66个月，外出劳动力寄回（带回）家的汇款平均每户达到3.78万元（2012年）。样本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规模偏小，2013年样本农户户均种植水稻2.94亩，平均亩产420.20公斤。表1展示了样本农户2013年水稻生产投入产出的情况。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

表2列示了DEAP 2.1测算的六省市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农户的技术效率平均为0.69，其中纯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效率较高（0.8以上）的农户只占了28.45%；兼业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为0.69，效率较高的农户也仅有28.90%。从测算结果来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比较明显。

2.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为了判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恰当，首先将内生变量（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影响非常显著，农户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随着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劳动力转移决策中迁移网络起着重要作用。然后将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没有发现二者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选用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

为了检验外出务工时间的内生性，分别对（3）式进行Ivtobit回归和Tobit回归。Ivtobit回归是将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OLS回归拟合值（外出务工时间拟合值）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的回归分析，Tobit回归是在不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直接将实际的外出务工时间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将两次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其卡方统计值显著，说明两种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应该是内生变量，意味着农户同时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水稻生产进行决策，因此采用Ivtobit进行估计的结果才是无偏和一致的。

Ivtobit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保持一致，即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的确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务工汇款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但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并不支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户主的特征以及家庭离集市的距离对农户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和其他作物经营面积较小的农户更愿意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地势条件的优越性在水稻生产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平原地区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丘陵地区的技术效率。

3.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市场化指数越高，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越低。并且市场化指数对农户外出务工时间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流失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较小，但是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农户外出务工的汇款主要用于消费，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比较微弱，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农户对务工汇款的用途。结合两方面的作用，可以认为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即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东、西部六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技术效率；虽然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对务工汇款流入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将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选择视为农户家庭的同时共同决策，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有利于正确解释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应差异；同时，重点关注外在条件（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简单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市场环境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为要素变化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降低要素变动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来损害，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农业发展而言，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让农民享受更充分的经营自，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户依据经济利益来提高效率从而发展生产的市场环境；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服务，尤其需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提供各种技术的社会化服务，将农业生产引向标准化的轨道，并逐渐向市场化发展。这才是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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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5）

一、 引言

河南是全国的产粮大省，诸多农产品的产量都位居全国第一，素有“中国粮仓”之称。河南省的农产品不仅要解决本省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年还为其他缺粮省份调出300亿斤商品粮和粮食制成品。因此，大规模的农产品储运、外销、外调及加工等推动了河南省农产品物流的快速发展。据调查显示，河南省现有农产品批发市场256个，已经覆盖了全省大部分城市和农产品主产区，批发市场模式是现阶段河南省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主要模式。然而，这种传统的物流方式在实际操作中不仅表现出资源配置不合理、信息反馈不畅、组织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而且也难以满足农产品物流的内在要求，即大批量、多品种、快反应、高标准等要求，致使河南省农产品物流效率低、成本高、损耗大，严重影响了河南农业产业化进程。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发达国家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经验，以及我国农产品物流的发展趋势，众多学者指出，发展基于第三方物流的农产品物流模式能更好地适应农产品市场发展以及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但这些研究多是定性描述，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为此，本文以河南省具有代表性的九个农产品经济体为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定量评价了传统的批发市场模式和第三方物流模式的运行效率。这九家经济体分别是：郑州刘庄蔬菜批发市场，郑州毛庄蔬菜批发市场，焦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新乡农贸综合批发大市场，信阳长台关花生市场，周口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河南天邦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众品生鲜物流有限公司，河南金地农产品物流公司。其中，前五家是传统的批发市场，后三家是新兴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周口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正在转型的大型集成农产品运销商。

二、 评价模型的建立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能够对同类多指标投入、多指标产出经济系统的相对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采用的是固定规模报酬假设下多投入多产出时的效率评价模型（C2R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min[θ-ε（S-+S+）]

其中：θ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离有效前沿面的径向优化距离，在本文主要是指产出相对于投入的有效利用率，j=1，2，…，9，即河南省九个农产品运营经济体。Xij为第j个决策单元在第i种类型投入的投入量，Yrj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类型产出的产出值；λ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权重系数；S - i 为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即投入冗余值；S+ r为产出指标的松弛变量，即产出不足值；ε为一非Archimedes无穷小量，在计算时可取（ε=10-6）。

采用DEA评价的具体原则是：当决策单元的θ=1，且S-=S+=0时，称该决策单元为DEA有效；当θ=1，且S-≠0或S+≠0时，称该决策单元为DEA弱有效；当θ

三、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与数据来源

基于系统性和全面性原则、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可比性原则、重要性和可获得性原则，本文选取的三个投入指标分别为：固定资产总值、企业员工总数、主营业务成本。两个输出指标分别为：主营业务净利润、主营业务毛利率。各指标的具体含义如下：①固定资产总值：反映资本投入量。对于农产品运营经济体来说，固定资产是一项重要的投入，包括土地、运输工具、仓库、检疫检验设备等。固定资产总值的规模不但是一个企业规模大小的标尺，而且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运作效率。②企业员工数：反映劳动投入量。劳动是经济体的一个重要投入，农产品物流过程中的许多环节仍然需要大量人力去完成，比如需要工人来操作各种机器设备、经济体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因此把企业员工数作为一个重要的输入变量。③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成本是为取得业务收入而耗费的资源的价值体现，反映企业在经营中的直接投入资源。④主营业务净利润：主营业务利润是经济体的产出在财务报表中的体现，既定的输入情况下，主营业务利润越高，表明企业的经营效率越高，因此，可以反映农产品运营经济体在既定投入的情况下的产出效率。⑤主营业务毛利率：由于管理费用科目众多，权重不好把握，因此，为了更好地反映管理费用对农产品运营经济体的影响及其支出比重，我们选取了经济体的主营业务毛利率来反应管理费用所占的比重。

结合这九个经济体的2009年报和项目组的调研结果，整理得出各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

四、 评价模型与计算结果

以郑州市刘庄蔬菜批发市场为例，根据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列出如下方程：

min[θ-10-6（S- 1+S- 2+S- 3+S+ 1+S+ 2）]215λ1+207λ2+153λ3+176λ4+265λ5+300λ6+100λ7+135λ8+120λ9+S- 1-215θ=04 500λ1+3 900λ2+2 000λ3+2 100λ4+2 200λ5+8 000λ6+1 000λ7+800λ8+1 000λ9+S- 2-4 500θ=0850λ1+1 050λ2+1 150λ3+980λ4+1 200λ5+1 300λ6+650λ7+500λ8+630λ9+S- 3-850θ=025.36λ1+20.56λ2+18.75λ3+21.03λ4+15.58λ5+30.25λ6+31.29λ7+26.36λ8+32.05λ9-S+ 1=25.361 000λ1+800λ2+500λ3+750λ4+600λ5+1 500λ6+850λ7+500λ8+800λ9-S+ 2=1 000λj≥0，j=1，2，…，9S- 1，S- 2，S- 3，S+ 1，S+ 2≥0

其他评价单元省略。利用LINGO 9.0软件，计算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从模型计算结果得出，周口市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河南众品生鲜物流有限公司和河南天邦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θ值等于1，并且S+=0，S-=0，因此，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个评价模型的DEA效率前沿。也就是说，从以上三个投入和两个产出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经济体的运行状况是有效的，投入和产出均没有冗余，各种投入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也比较高效，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况。同理，根据表2我们可以得到郑州刘庄蔬菜批发市场、郑州毛庄蔬菜批发市场、焦作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新乡农贸综合批发大市场、信阳长台关花生市场和河南金地农产品物流公司等六个经济体的DEA评价结果依次为：0.853 6、0.804 7、0.763 4、0.816 5、0.732 3、0.927 7，与前三个经济体相比，这六个经济体的运营状况为相对低效。

此外，根据表2松弛变量值还可以看出各经济体在每个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改进潜力，具体来说，郑州刘庄蔬菜批发市场的企业员工过多和主营业务投入成本过高，而主营业务净利润偏低；信阳长台关花生市场和河南金地农产品物流公司的企业员工数有所冗余，主营业务净利润和企业毛利率都明显偏低，其他六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比较相称。

五、 分析与讨论

从上述评价结果不难得出，这九个经济体中只有周口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河南众品生鲜物流有限公司和河南天邦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运营效率为有效，其他六个经济体的运营效率均为低效，那么，它们究竟低效到什么程度呢？距离DEA有效的差距有多大？如何通过管理活动加以改进？为此，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投影分析。以投入成本的投影分析为例，具体做法是：以三个有效决策单元为基准，将其他六个决策单元的DEA评价值均设定为1，而且假定这六个评价单元的固定资产总值、企业员工数、主营业务净利润和企业毛利率保持不变，这样就可以求解出理想状况下的各个评价单元的主营业务成本，进而将原来的主营业务实际投入成本投影到有效前沿面上，这样就可以找到决策单元的实际投入成本距离DEA效率前沿的差距，投影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为了更直观地表示经济体的实际主营业务投入成本相对于有效状态时的理想投入成本的差距，图1是该投影分析的对比图，这样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出主营业务成本对投入产出的影响程度。

同理，我们还可以假定主营业务的投入成本保持不变，而将其他投入指标或产出指标一一进行投影分析，进而研究各指标的实际值相对于理想状态时的差距，从而为经营主体提供效率改进的决策参考，但本文不再累赘。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采用DEA效率评价的分析结果显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河南众品生鲜物流有限公司和河南天邦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规模和技术相对有效，这其中有两家是专业从事农产品运销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另外一家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正在转型的大型集成农产品运销商。相比之下，其他六家经济体的运行效率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问题，而这些经济体又都是传统的农产品物流经济体——批发市场。进一步的投影分析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对当前的经营现状和理想状况下的固定资产、人力资本、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净利润和经济体毛利率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批发市场的投入和产出值与理想目标值均存在一定差距，其中从业人员众多、运行成本偏高，经济体毛利率偏低等属于共性问题。总之，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与传统的以分散化、小型化、初级交易方式为特征的批发市场组织模式相比，第三方物流公司的运作是相对有效的，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均相对有效，因此，建议河南省要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第三方物流模式，提升农产品物流的总体运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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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6）

中国农业银行于1951年成立，是中国主要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提供商之一，致力于建设多功能协同的现代金融服务集团。近几年，凭借全面的业务组合、庞大的分销网络和领先的技术平台，向广大客户提供各种公司银行和零售银行产品和服务，同时开展金融市场业务及资产管理业务，业务范围还涵盖投资银行、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人寿保险等领域。

一、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业务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

首先，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业务有国家信誉作为支撑，相比于其他非国有银行来说，中国农业银行拥有长期资金，其资金成本较低。同时国有银行属性也可以获得广大民众的信任，进而具备信用资源。其次，中国农业银行的市场地位相对较高，具有悠久的发展史。相比于外资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具有独立的本币清算系统以及配套服务，了解金融监管条例与相关规定，同时对国家宏观经济、民族文化以及当地民俗具有深刻认识，这些在长时间的经营发展中逐渐汇集成中国农业银行的核心争力，为中国农业银行的市场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发展实际较长，中国农业银行已经拥有固定的客户群体，并于很多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最后，中国银行资本规模大，其服务网点以达到2.35万，实力雄厚，具备庞大的服务网络和稳固的基础环境，有效帮助中国农业银行在激烈的贷款市场处于有利位置，促进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另外，中国农业银行在实际经营中，主要选择自主开发路线，在信息化时代中，迅速组建高素质的IT研发队伍，实行自主研发策略，具有一定的开发能力[1]。

（二）劣势分析

中国农业银行在实际发展中具有较强的文化优势、市场优势、政治优势以及研发优势等，但在此过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资产不良消化问题。中国农业银行的资产消化问题主要是贷款管理方面的不完善，重贷轻管、重放轻收，给中国农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造成一定的危害，给中国农业银行的经济效益带来一定的损失。

（三）机会分析

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投资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与优化，外企投资不断增加，有效提高了国内金融需求，为中国农业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客户选择和客户群体建立方面拓宽了较大的空间，提高中国农业银行的市场地位和市场需求程度，促进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同时，为了促进国有银行的快速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贷款管理模式和管理内容方面进行创新与改革，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经营风险，促进中国农业银行市场化[2]。

（四）威胁分析

WTO为中国农业银行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的是市场竞争压力，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放宽，逐渐打破了中国金融领域原有的市场比例，一些非国有银行涌进金融市场中，并抢占了一定的金融市场份额，给中国农业银行的市场地位带来一定的威胁。另外，相比于国外的金融制度来说，我国的金融立法还在进一步发展中，金融法制建设较为缓慢，长时间发展中，金融立法过程已经跟不上金融市场的创新与改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二、中国农业银行贷款营销策略

（一）实行差异化营销，促进贷款业务发展。

差异化营销作为一种有效营销形式，以产品主导为核心，将产品形象、技术特点、客户服务及营销网络等方面的差异性转化为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业务的竞争优势，提高贷款业务量，促进中国银行的健康发展。要对客户价值进行分析，掌握客户价值链，对贷款市场进行细分与整合，明确市场需求，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差异化战略。同时要严格控制差异化成本，若买卖价值大于成本，则不能实现收益，差异化战略失去意义。另外，为了保证差异化营销效果，要不断提高客户经理的积极性，建立贷款“龙虎榜”，强化客户经理的业务水平，促进贷款投放，加强客户经理的个人配置，满足其业务需求，促进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3]。

（二）树立营销理念，加强贷款管理

中国农业银行要坚持营销地位，将现有金融资源和优势进行整合，建立一套完善的贷款营销体系，加大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实时监控金融市场的变化，提高贷款营销系统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并依托于市场信息，对市场的未来需求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同时，中国农业银行可以定期推出金融“套餐”，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强化小微企业贷款业务，满足个体工商户、种养殖加工销售大户、优秀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加大贷款贷款宣传力度，定期组织贷款营销活动，提高目标客户群体的参与兴趣[4]。

（三）锁定客户群体，强化市场份额

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营销在实际发展中，要树立明确的市场定位，对三农市场定位进行进一步细分，规划与锁定客户群体，进而奠定中国农业银行贷款营销的基础。同时，中国农业银行要紧跟社会发展的主流形势，将实务工作与政务工作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促进农户贷款服务水平的提升，充分掌握目标客户的实际家庭状况、个人品质、年度收支、还款来源以及信用状况，并构建客户信息档案，保证中国农业银行的经济效益[5]。

（四）采用“黄金客户”战略，提高贷款服务水平

“黄金客户”主要是经营收入稳定、信用水平高、款安全系数高、利息收入大的客户，中国农业银行要为黄金客户构建独立的贷款档案，并加强与黄金客户的联系性，并适当通过倾斜政策稳定黄金客户，优先安排信贷计划，实施结构化的优惠利率定价机制，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提升黄金客户忠诚度，促进政银企合作共赢，进而扩大中国农业银行的市场份额。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业银行贷款营销策略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宏观金融环境背景下，要对中国农业银行现有贷款营销方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帮助中国农业银行在激烈的贷款市场处于有利位置。本文主要在分析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业务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差异化营销，促进贷款业务发展、树立营销理念，加强贷款管理、锁定客户群体，强化市场份额、采用“黄金客户”战略，提高贷款服务水平等有效措施，提高中国农业银行贷款服务水平，进而保证中国农业银行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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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勘福丽.中国农业银行S支行营销策略探析[D].北京交通大学，2015.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7）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042

1拓展农村市场对于烟草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控烟形势的日益严峻和公民健康意识的增强，我国人口吸烟率逐步呈下降趋势，烟草行业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较之于发展相对成熟（饱和）的城市市场，开拓相对薄弱的农村市场具有更大潜力。特别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省、市，关注并培育农村市场，挖掘增量，对于卷烟营销工作至关重要。

2农村市场发展因素分析

农村卷烟市场发展是一系列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围绕农村市场消费特性，从市场容量和消费结构两个维度出发，总结提炼出影响农村市场发展的4个关键因素和30多个关联因子（见表1）。其中：关键因素是直接作用市场容量或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划分能够把握影响农村市场发展的主要脉络；关联因子是对关键要素起到影响作用的若干个因变量，穷尽相关因素，进行重要度分析判断得到。按照人口吸烟率预测方法，影响农村市场容量的关键因素是农村地区人口常住数、农村人口吸烟率和农村消费者吸食量；消费结构是消费者吸食价位变动的结果，受到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等因子的影响。

同时，兼顾产品导向和消费者导向，结合4P理论和4C理论，对关联因子进行结构化分析，并从顾客、产品、便利、贤ㄋ母鼋嵌龋构建出农村市场增长全因素分析模型（见表2）1P3C有助于烟草商业企业清晰、全面地把握农村市场发展脉络。

模型除了要素和关联因子，还包括影响性质和影响强度。其中：影响强度表示关联因子变动对农村卷烟市场作用效果的大小，效果越明显，影响强度越大；影响强度的评定采用五星评定法，可综合采用头脑风暴、专家打分法等结果。强度判定上，因子变动幅度、变动时段不同时，对应的影响强度或有所不同；同一因子影响强度存在地区差异，需要结合地区发展基础和发展实际进行评定。

3山东D市农村市场发展“增长源”分析

山东D市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农村人口众多但外流比例较高，近年来，农村市场[ZW（]D市农业市场指的是除了城区以外的市场，包括镇区和村屯。[ZW）]卷烟销量占全市销量的70%以上。对D市过去几年农村市场卷烟销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过往D市农村市场整体有所发展，表现在销量变动不明显的同时，销售结构持续提升；D市农村市场有待强化开发，表现在销售结构增幅呈下降态势。

为了解D市过往农村市场发展的基础，挖掘农村市场未来发展的增长点，通过营销管理人员访谈、一线营销人员座谈、农村市场走访、零售终端和消费者调研、市场开发策略报告研读、相关政策法规研读等方式，了解关联因子在D市的历史表现、未来变动趋势和强度等。

对于D市农村市场发展“增长源”的分析包括过往发展“增长源”和未来发展“增长源”分析，按照筛选关键因子、分析关键因子影响的思路展开。

在分析过往市场发展“增长源”时，依据1P3C模型，首先，筛选出影响强度在四星及以上的因子作为待考证因子；其次，分析并判断待考证因子过往变动情况，筛选出过往存在明显变动因子作为关键因子；最后，对关键因子实际变动及其对市场发展的正面影响进行分析，进而验证关键因子。

分析可知，外因是推动D市农村市场过往发展的主要原因，其中消费者收入增加带动卷烟消费量增加、消费观念转变带动卷烟消费结构上移，民俗等特殊活动用烟结构只升不降是农村市场发展的关键原因。内因中，卷烟提价、供给策略灵活调整、中高端品牌培育见成效对消费结构提高有促进作用。

在分析D市农村市场未来发展的“增长源”时，首先，对过往市场发展的关键因子进行未来可持续性及变动幅度的分析和判断，筛选出在未来将持续发力的关键因子；其次，对其他关联因子进行二次筛选，筛选出影响强度大于4星且未来变动幅度明显增强的关联因子作为关键因子；最后，对已确认关键因子未来变动趋势及其对市场发展的正面影响进行预测分析。详见表3。

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观念转变依然是D市未来农村市场发展的关键利好因素；同时，回流人口和明晰的市场开发策略将为未来农村市场发展注入新的增长源。但随着农村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增强，农村市场吸烟率将逐步降低，控烟法规对卷烟商品宣传、培育和销售的不利影响将长期存在，D市农村市场开发任重道远。

4基于“增长源”分析的D市农村市场开发策略建议

结合D市未来农村市场发展“增长源”分析结果，明确D市未来农村市场开发的基调：在巩固现有市场基础（产品、渠道等）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农村人口回流、消费者消费能力提高等外部利好契机，借鉴农村消费者研究结果，有重点、有策略、有效果地拓展农村市场。

41明确农村市场开发的焦点

从品类结构高于平均结构、市场贡献度较高、成长性较好、品类特征符合消费趋势等方面综合考虑明确农村市场重点开发品类。结合各品类在D市农村市场的历史销售情况，选定第5、6、7品类作为农村市场重点开发品类，作为农村市场开发的有力抓手。其中：第5品类聚集了大量细支烟消费者，虽然当前品类销量基数小，市场份额不高，但在总体销量下降的同时，品类销量却实现增长，说明品类发展势头良好，故建议将第5品类作为重点开发品类之一。第6品类市场份额高于7%，且年度销量增速高于整体增速，说明该品类重要且具有发展潜力。第7品类2015年市场份额超过10%，品类市场地位显著。结合农村市场消费者需求调研结果，第7品类2016年市场容量预测值远大于2015年实际销量，说明品类2016年发展空间巨大。

42做实农村市场营销工作

货源投放方面，明确需要加大投放的规格。结合农村消费者的特征和现有规格供需状况及市场表现，加大供需缺口大，且订单满足率比较低的规格的投放量，如第5品类南京（炫赫门）和第7品类泰山（宏图）等。结合农村消费者调研，理清品牌（规格）间替代关系（见表4），在投放规格货源不足或断货时

品牌培育方面，掌握在农村市场适销的卷烟属性，选择特定规格进行培育，必要时引入新品进行培育。对于市场集中度过高的品类，可引入新品进行培育以调整品类布局，规避由于少数规格生产或销售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集中度过低的品类，可引入新品以充分挖掘品类市场潜力。品类集中度适中时，选择贡献度较高，且成长性较好的在销规格进行重点培育。

客户服务方面做实做细。结合市场调研结果完善推介策略，指导零售户进行消费者识别和有针对性推介，逐步提升结构，提高推介有效性和积极性。在消费者往来集中的时段或地段（如集市）尝试客户经理驻店服务，通过驻店服务，帮助零售客户提高销量，提振信心。

43关注特定细分市场，实施精准开发以点带面

农村市场具有一些特色的细分市场（如集市、婚庆等）能够短时间内聚集大量消费者，可作为卷烟宣传、销售的有力平台。在把握市场特征的基础上，针对细分市场实施精准营销可以获得低成本、快成效、高回报的营销效果。如针对农村集市，可与集市典型零售终端紧密合作，借助集市要道上的墙体广告开展长效宣传，借助集市横幅广告实现小成本大效果的宣传效果；在集市日之前，指导零售客户进行个性化陈列，做好订货提醒和指导，为集市日宣传和销售做好准备；在集市高峰时段，指导、协助零售客户实施户外静态陈列、开展卖赠活动、进行有声宣传等，以求获得立竿见影的营销成效。

参考文献：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8）

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农业信息化发展中普遍采用农机设备自动控制、跨行业平台数据采集、农业大数据研发、农业大数据挖掘、农业大数据自动分析等现代化信息技术。“互联网+农业”已经渗透到了这些国家农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

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国家通过农业信息的共享，在欧盟的各个成员国中协调农产品信息沟通，实现了农业技术的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日本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基本实现了农业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信息化。通过采用精准计算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量和广泛收集农产品相关数据等手段，使农业产业发展进入高效节能的信息化时代。美国农业生产注重实用服务，主要通过农业市场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来做出正确决策，以此规范农业市场中的各个行为主体，促进市场有序发展，有效避免了由于市场信息相对滞后而造成的农产品随意生产。

尽管发达国家的农业信息化发展时间和水平不同，但是仍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智慧农业，注重农业信息效率，农业信息化发展模式适合国情，确保农业产业多元化服务。

1.2 国内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传统农业正在加快向信息化、智能化农业转型的步伐，通过农业产业和信息技术的深度集成，以“互联网+农业”的方式，逐步实现智慧农业。近年来，根据农业市场化需求，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性、精确农业生产管理、农业市场信息收集和分析，农情监测和信息资源的使用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和分析技术已经大大改善，提高了农业市场信息服务水平与监控预警能力。智慧农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2 农业大数据关键技术

2.1 数据获取技术

根据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数据来源的领域分类，大致可分为农业生产数据、农业资源和环境数据、农业市场数据和管理数据。根据数据模块分类，数据采集技术主要包括感知技术、识别技术、智能移动采集技术。感知技术主要从各个方面感知动物和植物本身及其生存环境的信息，如利用遥感技术宏观观测地面作物信息;识别技术主要为农业监测预警服务，包括农产品安全可追溯性的射频识别技术，分别从粮食原材料、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所有环节保证可被跟踪追溯，几乎做到透明化;智能终端移动采集技术主要为农产品产出过程的各个环节的信息收集而服务。

2.2 数据分析

处理技术在大数据的浪潮中，由于数据量越来越大，人们已经无法利用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所以需要更加复杂的方式来进行深度分析，将数据做到可视化。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彻底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传统的小样本统计分析。大数据处理更加注重数据之间的关联，通过挖掘它们之间的深层联系而得出相关推论，也就是利用数据建模的方法来分析数据。2.3服务应用技术近年来，已经有大量广告投放到“互联网+”的领域当中，人们对大数据做出的贡献非常认可，许多投资方也看好这一方向。很多大数据平台甚至对用户的内心消费倾向进行分析。农业部通过实施“信息进村入户”项目，开通12316热线，启动国家农业云服务平台建设等方式，促进我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民众对农业信息服务的满意度大大提升。在农业信息服务技术方面，主要开通了农业专家决策系统和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另外，通过开发农业信息资源手机APP使农业信息实现可视化。利用信息推送服务和手机APP等对农产品加工过程的每个阶段服务，建立了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模型;针对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发展了大型数据可视化追溯。

3 农业大数据应用实例分析

内蒙古农牧业产品具有独特的天然优势和地域特点，但产品的生产、加工等过程还未实现全面的信息化且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大数据，导致优势产品不能品牌化推向市场。内蒙古自治区云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云谷公司)致力于蔬菜产业的行业大数据系统的建立与运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本着与各方“合作共建共享”的方式，打造“安全、可追溯、标准化”的“赛罕无公害”区域品牌。利用云谷公司开发的手机APP，市民可以随时查看每日关心的蔬菜、粮油、肉的价格。

云谷公司与赛罕区科技局、蔬菜局合作共建“赛罕无公害蔬菜信息化平台”，该公司负责平台的开发、信息采集及运营，平台建立后菜农可以当天的蔬菜上市量及价格，公司同时提供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可视化服务。由于数据是菜农自己的可交易数据，因此，数据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比较高。目前，云谷公司正在与赛罕区科技局、蔬菜局开展“赛罕区标准化种植试点”项目的合作，负责合作者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包括基地信息、生产者信息、种植产品信息等。

目前，云谷公司正在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合作实施“内蒙古农畜产品追溯系统”项目，该公司负责“三品一标”认证企业的信息收集及录入。录入信息包括产地信息、生产者信息、种植产品信息、生产过程信息等。

3.1 合作事项

云谷公司提供运营模式设计、平台设计开发、数据共享服务，数据包括共享数据(产地信息、生产者信息、产品信息)和私有数据(土壤监测数据、产品农残检测结果)，负责提供“赛罕无公害”平台的合作基地及辅助数据，并且负责平台的运营及维护。公司可与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相关部门合作，开展日常的基地监测及产品检测工作。生产监测大数据是通过对土壤酸碱度及营养成分进行定期检测，形成监测大数据，并将结果录入系统，检测结果可自动上传到网络，实现检测结果的共享。上市产品检测大数据是通过收集生产环节的农药使用情况检测及上市产品的农残类检测数据，形成入市蔬菜质量安全监测大数据。

3.2 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建立“内蒙古蔬菜质量安全体系信息化平台”，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资质优势和平台共享的“生产环节用药情况数据”“销售渠道走向”，建立“蔬菜安全体系”的安全预测及监管平台。

农业信息单位牵头协调农业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并共享数据(含有上市产量、价格、种植面积和产品渠道走向信息)，运用数据建模工具，结合平台的信息，开展农产品价格预警、上市产量预警、种植面积预警等研究;实现各类检测结果的信息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发类病虫害防治专项研究及技术引进和用药指导等。技术体系成熟时，可把“蔬菜安全体系”套用在其他农牧业相关产品，例如:猪肉、牛羊肉农业信息预警;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全产业链信息分析;新品种引进和新技术的宣传推广工作(专家现场指导交流会、农事指导纪录片)。

4 大数据的市场发展趋势

目前，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正在扩展应用程序，已成为数据和信息的重要来源，智能系统在各领域中的应用，必将引起爆炸性的增长数据:数据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容量越来越大，而越来越复杂的数据结构和越来越多的冗余数据，使数据处理和应用变得越来越困难。新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衍生出“大数据”这一概念，农业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获得了各行各业的关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十意见》和《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后，使大数据的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数据从炒作概念到实际应用，其发展前景广泛，更多相关技术的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相关市场收入也将继续扩大。今后，数据资源将成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大数据将成为促进现代农业进步发展的新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结合内蒙古地区农业发展现状，探索内蒙古农业大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制度，实现农业数据的连通性，提高数据的采集效率，推动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对于促进内蒙古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用体系的建设将以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农业设备材料为保障，促进农业系统的组织和管理创新，实现自动数据采集，逐步构建信息管理在智慧农业的生产经营网络，最终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5 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意义和作用

在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的需求下，快速发展的农业大数据也呈现爆炸性增长，数据从存储到挖掘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基于大数据的理论和技术，推动“互联网+农业”思维的创新和应用，结合国家农业信息发展战略，突破农业大数据的关键技术瓶颈，启动一批大型农业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的示范项目，使大数据与物联网和云计算同样重要。

5.1 有利于推动内蒙古地区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农业产业的优化与升级

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的建设，有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支持，能够有效整合各种农业科学和教育信息资源，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通过高效的现代农业管理技术，如手机APP实时农民关注的信息，可提高内蒙古地区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化水平，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对内蒙古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5.2 有利于推进内蒙古地区农产品供需结构改革，提高农业各领域要素的利用效率

市场决定经济发展并引导农业产业化。以盈利为中心，专注于产业发展和产品开发，开展大数据分析和农业监测预警研究，通过分析农产品终端消费市场倾向于选择的类型、质量、价格等，优化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为农业生产带来经济效益。

5.3 有利于提高内蒙古地区“互联网+农业”的智慧水平

“互联网+农业”通过实时采集数据并使用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技术开展多层次的分析，实现精准农业生产管理，可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不仅能够改变大部分农民进城打工不务农的现象，而且可以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种植，提高农业生产应对自然环境风险的能力。

5.4 有利于增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协助政府宏观调控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准确监测，使用平台信息，为相关团队开展农业信息分析和预警研究提供数据源，从而可以判断农业经济的聚焦点，提供科学、可靠的技术和政策基础，为政府提供反馈信息，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6 内蒙古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的效益分析

6.1 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物联网对农业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分析、预测和科学管理，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科学性，减少低效投资，消除传统农业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降低投资，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以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

通过构建基于物联网的农田环境远程控制平台，改变传统的信息采集模式，实现作物生产信息的实时检测和控制，并实现智能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同时，加强生产过程中半成品的蛋白质、水分、脂肪、营养成分、掺假物质、微生物等含量的检测，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赢得更好的市场声誉，提高产品的销量，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同时，高端产品可以吸引高端客户，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可以提高企业单位产品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使企业做大做强。

通过建立可追溯体系，食品加工企业的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控制，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追溯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过程的食品安全信息，可以实现食品生产加工、存储状态和装运情况的跟踪管理，实现快速定位，降低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风险。通过建立农产品追溯平台，使得产品质量可以动态追踪，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产品质量控制。

6.2 社会效益分析

粮食加工食品的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而大部分的农产品供应面临严格的质量检验，无污染食品严重缺乏、供不应求。产品追溯的整个过程能有效提高食品质量，促进无公害生产，从根本上推动食品加工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出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满足市场对高品质粮食加工食品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质量的农产品需求也越来越大。农业领域大数据应用体系的建设，可以提高食品生产、加工行业的整体水平，粮食加工行业的安全生产可以提高粮食食品的附加值，提高产业的经济效益。这不仅符合国家可持续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政策，而且对提高粮食加工产业的效益、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保护消费者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9）

1、引言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9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批准重庆市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都一致强调依靠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发展，发展农村农业信息化促进三农可持续发展，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统筹城乡发展。农业农村信息化是推动农业农村产业化的手段，农业农村产业化是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根本目标。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1]，是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进而向信息农业演进的必备过程[2]。重庆市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初期，对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市场需求和产业目标方面关系的研究近乎空白，把握住两者的关联性对推进农业农村产业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农业农村信息化市场要素需求

在确定市场需求要素之前，重庆市农业农村技术路线图工作组采用采用德尔菲法对市场需求要素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得到17个市场需求要素，这17个市场需求要素在专家会议上采用头脑风暴法进行讨论。这17个市场需求要素分别是：1、加快农村信息共享平台与资源整合的步伐；2、提高农业农村信息的实用性、有效性和时效性；3、提升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化水平；4、加强农村科教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5、促推低廉易用的农村信息产品研发；6、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服务的发展；7、提升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调控与决策能力；8、推进农产品产供销对接；9、提高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的能力；10、增加贫困山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1、促进农业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12、拓宽农村信息技术人才培养途径；13、建立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的长效运营机制；14、改善农业技术成果推广服务手段；15、拓展对农业企业信息化的服务模式；16、加强城乡信息的双向流动；17、建设农村信息采集更新体制与机制。

现场专家按照0到5分的“重要值”给17项市场需求要素进行打分，“重要值”用0-5分制打分，0分表示不重要，5分表示最重要。现场共收到12份有效专家打分表格，对12位专家的分享分数进行求平均值，得到平均值最高的前十项，通过以上规则计算得出专家建议保留的十项需求要素如表1。

3、农业农村信息化产业目标要素

确定重庆市农业农村信息化市场需求要素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资料和文件，重庆市农业农村技术路线图工作组内部讨论后设计了产业目标调查问卷，内容如表2所示。

4、近期产业目标分析

现场专家按照0到5分的“重要值”给17项市场需求要素进行打分，“重要值”用0-5分制打分，0分表示不重要，5分表示最重要。共收到14位有效专家打分表，统计近期（

5、市场需求要素需求与近期产业目标要素关联性分析

在产业目标要素与市场需求要素关联分析中，将市场需求要素和产业目标要素构成关联表格，每一位专家对每项指标进行打分，每位专家对纵横交叉要素的相关性作出评价，正相关表示为“+1、+2、+3”，无明显相关性表示为“0”，负相关表示为“-1、-2、-3”，打分结果填入关联表格相应项中，总共有10项市场需求要素和10项近期相应的产业目标要素。在近期产业目标要素与市场需求要素构成关联表格，表格形式如表4，共有14位有效专家打分表，这14位专家打分结果求和填入表格4中，得到近期产业目标要素与市场需求要素关联的评价值，可以得到如下表4近期产业目标要素与市场需求要素分值表，表4中字母和数字来自表1和表3。

“云计算”已经能够把PC上好的应用放到手机、电视等终端设备上，云服务平台建成后，能够帮助服务的供需双方充分利用互联网和通讯网的双重资源进行有效的服务沟通提高服务效率[3]，农业信息共享云服务综合平台能够显著加快农村信息共享平台与资源整合的步伐。在市场需求要素的拉动下，“建立农村社会综合服务信息化平台”提升到第二的位置，这说明市场需求能够拉动这项因素，农村社会综合服务信息化平台能够综合利用“三农”信息拓宽致富渠道增长致富技能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同时有利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全新的生产、生活[4]，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6、结论

综合农业农村信息化产业目标要素与市场需求要素各阶段关联性分析，重庆市农村农业信息共享云服务综合平台是产业目标与试产需求中最重要的关联性因素，它出现在近期，这反映出信息共享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云平台的出现为信息共享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技术平台，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效的农业信息，应该把重庆市农村农业信息共享云服务综合平台建设作为各个时期建设重点。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是产业目标要素与市场需求要素关联最大的又一重要要素，它出现在产业目标要素和市场需求要素分析中，农业农村信息化在各个阶段要重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这就要求要积极探索农产品质量控制与管理的新途径，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与追溯系统和农产品质量控制与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1]刘金爱.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现代商情，2009， 29（1）：61-63.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10）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有限的资源和迅速膨胀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生态、经济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作为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度量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能值分析理论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定量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能值分析属于系统综合分析，通过使用能值综合指标，定量分析系统的结构功能特征和生态经济效益。国内外学者关于能值分析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已经较为成熟，陆宏芳等对珠江口湿地的4个水果农业生产系统进行能值分析比较，结果表明新引进的3个系统由于较高的水果市场价格发展迅速，但以减少不可更新资源为代价。传统的操作技术(比如轮作)可以优化新引进的水果生产系统。JayF．Martin!%选取全球3个农业系统进行能值分析的对比，结果证实产出巨大的生产系统更依赖于可更新资源。本文应用能值分析方法，研究快速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的农场，探索农业生产、旅游开发、现代科技等对小型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试图寻找适合都市农场的发展模式和优化途径，为其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1研究方法 1．1能值理论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能值概念，并将能值定义为:一种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的另一种类别能量(一般使用太阳能)的数量，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Emjoules;缩写为sej)。能值分析统一了能量流、物质流和货币流的量化指标，以能值为量纲作定量分析研究，是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联系的纽带。能值分析中常用能值转换率作为各能量或物质的转换单位。能值转换率是每单位某种类别的能量(J)或物质(g)所含太阳能值的数量，其表达式为:A种能量(或物质)的太阳能值转换率/［sej/J(A)］=形成1J的A种能量(或物质)应用的太阳能焦耳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自组织系统，各种生态系统的能流，从数量多、能质低的等级向数量少、能质高的等级流动和转化，能值转换率随着能量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能值分析中，货币流和能值流呈现反向循环。对于经济子系统各生态流、自然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界面不宜用能值转换率进行转换度量的生态流，采用能值/货币比率(Emergy/Ratio，即当年该国全年能值应用总量与当年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推算出其能值后进行统一分析，从而解决在分析评价和应用中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对接难题&。 1．2本文能值分析方法步骤 能值分析的方法与步骤因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而有所不同，本文参考蓝盛芳等人的总结，将采用以下四个部分进行分析:(1)基本资料的收集，收集研究对象的自然环境、社会资源以及经济活动的资料。包括平均降雨量以及平均风能等环境数据;各种经济活动指标等。(2)绘制概念型能量系统图，确定所研究系统外边界和系统内部组成，对其内部能量加以分类，利用各种“能量系统语言”图例将系统主要能流标注。(3)编制能值系统分析表，列举研究系统的主要分析项目，根据能值计算公式，求出各流量的原始数据，然后将各类别能量(J)、物质(g)和货币()转换成共同的太阳能值(各流量原始数据×相应的太阳能值转换率)。(4)建立能值综合指标体系对系统进行分析和对比。本文采用表1所示的7个能值评价指标，主要衡量能值输入结构、生产效率、环境影响、经济可行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1．3经济学评价指标 能值分析侧重环境对农场生态经济系统的支持和影响，经济分析侧重市场对农场的影响。整合能值分析和经济分析评价体系时，能值交换率(EER)和能值产出率(EYR)是能值和经济评估的桥梁。本文选用经济学中基本的投入产出比和收益密度来衡量3个农场经济运营效率和获利能力。 1．4情景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建立在1a数据基础上，不具备较长的时间序列分析3个农场的发展情况。为探讨城市农场的未来发展前景，本文将设置情景分析，展望3个农场未来10a的环境负载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研究对象和数据获取 2．1研究对象简介 深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113°46'—114°37'，北纬22°27'—22°52'，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降雨量1967mm;年日照时数1929．80h;多年平均风速2．50m/s，有效风能密度100W/m2。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和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区域，深圳市由1980年一个总人口33万，年GDP1．50亿元的沿海小渔村，30a间发展成为人口891．23万，年GDP8201．23亿元的大城市。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经济活动在短时内大量聚集，为适应城市功能的改变与提升，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大面积占用农业生态用地，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深圳高速的城市化过程给传统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由于政府政策以及市场需求等原因，传统农业规模已经大大萎缩。如今的深圳农业是典型的都市农业，农业发展主要是农产品基地建设和生态风景林建设，为经济生态系统提供基石和生态保障。本研究以深圳市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西丽果场和山海农场(简称:碧岭、西丽、山海)作为研究对象，其地理分布如图1所示。3个农场类型各不相同，碧岭是半经营性现代高新农业示范基地，西丽是对外经营性都市观光农场，山海是税务系统内定向经营性疗养度假基地，概况见表2。 2．2数据获取 作者于2010年8月赴深圳实地考察，系统地了解了深圳农业的发展现状，采取实地调研和访谈农场负责人的方法，收集了3个研究系统的自然环境、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料。 3结果 3．1能值系统图 使用Odum创立的能量系统符号语言，绘制3个农场系统的能值系统概图，如图2。能值系统图包括了系统的主要组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能量流、物质流和货币流的系统能量图解。R代表可更新资源，N代表不可更新资源，FN代表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FR代表购入的可更新资源，Y代表系统输出。#p#分页标题#e# 3．2能值系统分析表 本文能值分析采用9．44×1024sej/a的全球能值基准值。能值分析重视人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作用，将人的劳务纳入到计算过程，归入进口能值项。劳务的投入10%计入购入的可更新资源，90%计入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在厘清3个农场系统的能值系统结构后，根据文献中查找到的能值转换率，利用收集到的资料，编制3个农场的能值分析表(表3)。 3．3能值指标 统计能值分析表中各系统能量的值，计算7个能值评价指标，如表4所示。本文研究数据来自2010年的实地调查，从文献中查找到广东省2003年的生态经济系统能值/货币比率，将2010年的当年价换算成2010年的可比价后再乘以能值/货币比率得到各经济量的能值量。 4分析与讨论 4．13个农场能值系统输入结构比较 输入能值及其结构决定了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可更新资源是系统运行的原始驱动力，一般来讲，大比例利用可更新资源的农业系统比主要利用不可更新资源的农业系统更易于实现可持续发展%。3个农场地理位置邻近，接受的辐射强度、降雨量和风能密度保持一致，土壤表层的有机质平均量和侵蚀率也近似一致。3个系统高度依赖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FN，高额的旅游业投入使山海农场的FN占输入总能值U的比例最大。由于最有效利用可更新资源R且FN的投入最小，西丽果场的R在U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农场。人力、有机肥、灌溉用水和种子的少量购入，使3个农场购入的可更新资源FR的值较低(图3，图4)。 4．2能值指标分析与比较 (1)EPD由于投入FN值较大，碧岭和山海能值密度较高，分别是西丽的1．95倍和6．25倍，说明碧岭和山海经济开发程度较高。(2)ESR西丽果场高度依赖本地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自给率最高。山海农场输入能值的90%以上依赖购入的不可更新资源，能值自给率最低，仅为西丽的0．16倍。(3)ELR3个系统的环境负载率分别是:碧岭(2.80)、西丽(0．95)和山海(10．90)。西丽果场有效的可更新资源利用和较小的FN投入导致其对环境的压力最小。山海与西丽情况相反，较大的FN和较小的R利用使其对环境系统产生较大的压力。(4)EYR西丽果场的净能值产出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农场，表明西丽系统的生产效率最高(EYR与经济分析中的“产投比”相似)。(5)EER3个生态经济系统的EER都大于5，说明农场能值收益良好。山海农场以发展旅游业为主，输出能值的货币收益较好，所以EER略高于其他两个农场。(6)ESI能值可持续指标由美国生态学家Brown．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S提出，西丽果场的ESI值在1和10之间，表明经济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碧岭和山海的ESI值小于1，为消费型生态经济系统。(7)EISD3个农场的可持续发展性能指标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西丽(12．70)、碧岭(2．47)和山海(0.52)。虽然山海农场拥有较高的能值交换律，但由于其环境负载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限制。较高的能值产出和较低的环境负载，使西丽在单位环境压力下生态经济效益最高。与西丽果场相比，碧岭和山海农场高度依赖经济资源投入。尤其是山海农场，没有合理地发展农业生产，转而大力投入FN发展旅游业，忽视了对环境造成的较大压力。经济系统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山海农场可以借鉴西丽果场的经验，积极发展农场的农业生产及废物的循环利用，更大比例地利用可更新资源。比如，可以利用砍掉的果树、修剪果树时的枝杈，晒干、粉碎和堆肥后制成有机肥;扩大农作物的生产面积;精心培育作物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4．3经济评价与基于能值可持续评价的对比 经济评价结果如表5所示。3个农场系统中，西丽果场较小的经济投入和荔枝较高的市场价格(40元/kg)使其拥有最高的经济投入产出比和收益密度。碧岭经济输出最高(其中包含巨大的科研价值)，但同时经济投入值也最大，所以经济评价结果位居其次。山海农场的经济投入与产出基本一致，仅仅达到收支平衡，拥有最低的产投比和收益密度。经济分析的结果与能值分析结果保持一致。西丽果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本文主要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对环境的压力等)的双赢说明对生态效益的追求不一定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的活动，而这种影响不是经济主体所承担时就产生了外部性。显然，生态效益属于外部性，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损害了生态效益。以往农场发展评价中，并不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即生态效益不计入农场评价核算，不对农场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最常见的情况是，在逐利的农场发展过程中，给生态效益带来不利的影响。从本文研究结果看，西丽由于采用合理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有效利用可更新资源，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均超过其他两个农场。可见，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制约、互为因果，只要合理利用资源，加大发展循环经济的力度，农场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取得双赢。 4．4基于能值情景的农场发展潜力分析 结合深圳市旅游业的整体发展速度和市政府2020年远景规划，假定3个农场的旅游收入以及服务与信息输出每年增加10%。依据访谈获得的情况，假设每年的旅游投入增加5%;假定碧岭第1年的旅游投入为100万，第1年旅游收入为150万，并且5a内碧岭不再需要政府扶持，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分别计算5a和10a后3个农场的ELR和ESI，如表6所示。从表6可见，在设定的情景模式下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前景最好，山海农场若不改变现有依靠旅游发展农场经济的模式，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将持续上升，可持续发展指数继续降低。情景分析的结果与实际调研情况基本相符。碧岭现处于建设发展的上升期，园区正在试验种植桐油树炼制生物柴油以代替部分能源消耗;以渔业养殖为主的人工水库准备改为湿地;用于观光、培训和科研考察的酒店正在建造;同时还有大面积森林开发计划。碧岭的高科技农业研究具有正外部性，有利于农业进步和社会发展。由于目前正处于科技投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量的资金流入尚未产生直接的效益，难以在经济指标和能值指标上得以体现。但结合情景分析，从长远角度看，碧岭的发展潜力巨大。而山海农场固守旅游经济投入模式，不重视农场基础的生产功能，只追求旅游业的发展，其前景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都市农业的前景应该是结合西丽和碧岭模式，既像西丽果场做出农业生产的特色，也积极发展高科技农业。在开发农业生产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地发展旅游经济。#p#分页标题#e# 4．5讨论 经过近30a的发展，能值分析方法日渐成熟，但同时也在实际应用中暴露了一些问题:(1)忽视异质性，例如碧岭的有机龙眼和荔枝品质要明显高于山海和西丽，在核算中使用统一的转换率是不准确的。(2)能值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比如系统对环境的影响不仅包括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还包括系统对环境的污染性排放，这一点在Odum的能值分析指标体系、Brown．M．T和意大利生态学家Ulgiati．S提出的ESI)，(中均未体现。(3)能值指标是否存在临界值，比如对于不同系统，环境负载率分别达到多少为临界值，即超出这个值则环境无法承载，并会导致环境的恶化。除此之外，本文在以下几点存在欠缺:(1)计算各种水果和蔬菜的能值时，由于没有准确地查找到所有水果和蔬菜的能值转换率，使用统一的能值转换率，给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可控范围内)。(2)表土层损失采用默认的侵蚀率，也给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可控范围内)。(3)对碧岭现代农业科技园的技术和信息输出价值进行估算，存在误差。(4)由于系统不是处于稳定状态，本文的研究又仅建立在1a数据基础上，没有时间序列对3个农场的能值变化做详尽的分析。后续的进一步跟踪和对能值变化的分析有助于准确而完整地描述生态经济系统特点。(5)深圳市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外部许多限制因子的制约，比如深圳市农业政策的约束、市场的影响等。由于外部因素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没有纳入考虑范畴。 5结论 能值分析把环境因素对经济的贡献纳入考虑范畴，通过把系统内单位不一、难以比较的能量流、物质流、货币流和信息流转化成统一的量纲能值加以衡量和分析，可以综合分析评价农场系统，平衡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是连接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桥梁。在以往农场评价中，多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对农场进行经济核算。自然资源由于其公共物品性质，不计入农场经济成本，不能体现自然环境在整个农场流转运营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无法全面反映农场的投入与产出。能值分析方法把环境及其服务功能纳入到评价体系中，不仅考虑环境对经济生产的贡献，同时能值交换率EER和能值生产率EYR把系统的经济流入和产出纳入分析过程，把环境和经济评价结合在一起，弥补了传统经济评价指标片面性和主观性的不足，可以用于综合评价农场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农场发展政策。本文对3个农场能值分析的结果表明:西丽是可持续发展能力最高的农场，碧岭次之，山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低。根据深圳政府既定的产业政策，传统农场已经退出舞台，西丽和碧岭的发展模式值得推广。都市农场应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大比例利用可更新资源，并且积极提升农业的技术含量。在此基础上，控制规模合理地发展旅游经济，走高科技农业生态旅游之路。

高效农业市场分析篇（11）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逐步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成为农业领域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并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农村经济近年出现了农业增长乏力、农民收入增加趋缓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我国的农村经济制度。本文试图从经济运行效率角度对我国现行农业产业组织进行评价和再认识，从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提供新的理论和思路。

一、农业产业组织分析的基本假设前提

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研究过程中，本文坚持经济人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即认为产业组织中的每个经济主体及产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本身的每项经济决策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目的。这个经济学假设尽管受到了一些学者在伦理方面的质疑，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实际情况的。当前我国大多数农业生产经营者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每个投资者都在为实现投资效用最大化而不断努力。投资效用最大化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因此农业投资者的理性决策目的即为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

在理性决策前提下，每个生产者都将努力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从产品的属性看，绝大多数农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其市场需求弹性很小，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扩大农产品销售量增加收益的可能性不大。通常情况下，农业生产经营者要增加收益，要么增强自身市场势力，影响消费者行为，提高农产品需求弹性；要么选择扩大产品销售量以外的其它办法。

本文对经济组织效率的评价也将坚持理性原则，以经济组织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作用进行分析。在成本既定条件下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或者在收益既定条件下能够实现成本最小化的经济组织，都是有效率的组织；反之，则是无效率的组织。

二、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评价――SCP分析

产业组织理论的内核是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 S）、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 C）、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 P）分析范式。该理论认为，就短期而言，市场结构是既定的，特定的市场结构决定相应的市场行为，市场行为有进一步决定市场绩效的好坏。但从长期来说，三者都在变化且互为因果，市场行为的改变是市场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但有时市场绩效也直接促进市场行为或市场结构发生变化。

从市场结构看，由于制度、技术和行业特点的制约，我国当前农产品市场处于接近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经济组织。农户数目众多（2001年为2.44亿户），经营规模狭小（2001年户均耕地面积0.53公顷），生产集中度低，而农产品同质性强，需求弹性低，市场竞争激烈。农业领域便利的进入机制和高耸的退出壁垒使每个生产者都无法影响农产品价格，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

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决定了生产者行为，生产者只能以扩大销售量来增加收益。但农产品的特性与这种市场行为存在冲突，农业生产经营者扩大销售量很难增加收益。一旦农业丰收，农产品价格下跌就不可避免，生产者利益很难得到保障。我国农产品市场上“一年丰收、三年减产”和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现象经常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无序竞争局面时有发生，农业资源浪费严重，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组织――农户的经营效益十分糟糕。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事实也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农业产业组织效率低下的结论。

三、从生产理论的评价――经济规模分析

生产理论认为，合理的经济规模可以有效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能够将经济活动的固定成本和其他公共成本在每件商品上摊消到最小化程度，广告、品牌等市场竞争策略的使用效果更好，技术优势也更容易发挥作用。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大企业比小企业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实践也证明，同一产业内较大规模生产通常拥有更明显的技术优势，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其成本比小规模生产低得多。

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由经济组织的规模体现，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总是有边界的，因此经济规模绝不是规模越大越好，而是越合理越好。合理的经济规模从一定意义上说受到生产技术的制约，生产技术越先进，合理的经济规模相对来说也越大。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总体上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合理的农业经济规模小于发达国家是正常现象。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规模比发达国家小，但并不是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目前规模与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技术不相适应，引起生产成本相对过高。在现有生产技术水平下，我国农业耕种劳动生产率为1.54公顷/人，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只用两个月时间便可完成其全年耕种工作。以2001年农业劳动力计算，户均耕地面积为2.05公顷才是相对有效率的经济规模，而实际户均耕地面积仅为0.53公顷，这使我国农业生产至少有2亿劳动力处于低效率使用状态，劳动力资源浪费严重。以农林牧渔业产值计算，2001年全国每百元产值耗费71.16元工资成本，这比同期其它产业的成本高了许多倍。

市场竞争策略的效率也是经济规模效率的反映。采用广告、品牌等有效的市场竞争策略可以提高生产者的竞争能力，但这些竞争策略往往与合理的经济规模相联系，过小规模的生产是没有能力采用这些策略的。美国的新红星苹果和新奇士柑橘每年投入上千万美元广告费，向全世界宣传，产品也广销全球，这与其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和合理的经济规模是密不可分。而我国农产品品牌注册少，广告宣传更少，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经济规模，生产者没有足够能力采取这些先进的市场竞争策略。

经济规模的效率还体现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上。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在世界上不算落后，但生产技术落后非常明显，而生产技术落后与农业产业组织效率低下紧密相关。农户是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组织，但其经济实力普遍较弱，缺乏自我研发能力，因此我国农业科研主要由政府资助。而政府资助的科研通常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少数应用研究与实际生产也往往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生产与科研的脱节不可避免。同时，大多数科研成果的转让、应用成本通常较高，农户没有足够经济实力将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农业经济组织规模过于狭小，过小的组织规模不仅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也影响了农业组织自身的运行效率。

四、制度经济理论的评价――交易成本分析

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交易成本，它指一系列制度成本，或指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施和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最早由科斯提出，他认为企业通过契约安排和内部计划完成资源配置，大大减少了市场交易活动，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尤其是价格发现成本和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差异最终导致企业代替市场，即降低交易成本的客观要求引起了企业的产生和存在。后来张五常进一步解释了科斯所说的企业，他认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而是以某种合约形式建立的经济组织。

我国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由2.44亿个农户和1961个国营农场（2001年数据）完成，其它类型农业经济组织非常少。分散而众多的农业经营组织使农产品市场交易活动数量庞大，每个农产品需求者都要了解众多生产者的产品信息，和众多生产者分别谈判、分别签约、分别付款，交易成本无疑会随着交易次数和交易合约的增加而增加。交易成本的上升必然减少每个生产单位的利润，从而降低了各个农业经济组织的运营效率。

五、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知，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现行农业产业组织的运行效率逐渐降低，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未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了。现行农业产业组织运行效率低下已成为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断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积极开展农业产业组织创新，并使组织规模扩大到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水平，这已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靳相木:“试论农业产业组织创新――着重于农业产业化实践的理论解释及比较分析”，《经济科学》，1998年第1期，第49-54页

[2]乔延清陶志峰刁化功:“农业产业化的微观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关于农业产业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探讨”，《江苏经济探讨》，1999年第5期，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