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大全11篇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1）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2）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年第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年，第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年，第-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第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年第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I)，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

  

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世纪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年月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年第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年，第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3）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10-0005-12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高到学科高度，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对一年多来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和前沿动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学科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②。从发展阶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特殊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特殊属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因此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⑥。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当前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学者们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⑦，而没有严格区分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加以区分，并强调其中方法论的作用，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其方法论为本，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应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疑都十分重要，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关键。如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容易陷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只有重视方法论，才能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是借鉴而不是指导；而其方法论才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现象，探索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讲，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其世界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另外，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世代又各不相同，所以政治经济学从空间来说又具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民族性，认为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都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该理论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有学者将其特殊性表述为国家主体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主体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即历史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个性即民族性、国家主体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是经济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又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作为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性上讨论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该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学者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讨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内容的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才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另外，经济实践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从理论的目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既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的学说，是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制度，是批判性经济学。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4）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5）

    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行为主体人性内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当前政治学学科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政治人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从逻辑上导致非兼容的理论构建;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设前提下,理论之间才有可能互相交流与沟通。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既存在公共需要,又存在各自利益需求,当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理性需求相冲突,或者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需求形成冲突,作为仲裁者的政府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满足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以上两种功能加以分配?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本身也具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也未必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当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僚个体的自身利益?这一系列政府行为问题的解析,最基本的前提在于确立权力主体的人性假设。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主要不是以研究领域,而是该学科特有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特定的人性假设作为存在前提。若将政治人性假设设定为道德人,所有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道德人假定政治活动中的人和经济活动中的人彼此独立,在经济市场上,“经济人”受自利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动机表现为超越个人利益之利他主义,政治人唯一目标在于谋求、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道德人假设显然无法充分解释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复杂的、相冲突着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道德人”假设因而在本文中不作为论述重点。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对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但若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简单移植到政治学领域,以作为政治研究的基本人性假设前提,那么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最基本人性假设方法论的依据何在?基于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行为实践,本文在经济理性人与政治理性人的比较中,来挖掘与建构政治人的人性假设。

    一、理性与经济人理性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Rationality)一词源自希腊文,具有规律、思想、言语等含义。《后汉书·党锢传序》指出:“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认为“理性”是人们应有的一种修养和品性。“理性”或是“理智”皆表现为一种人类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动物的动物性完全受本能支配,而人类的动物性则受特有的理性或理智支配。人类如果企图有效地控制自身行为,首先必须明确自身行为的价值目的,并围绕着行为的价值目的,寻找实现价值目的的工具,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运用正确的工具实现价值目标。人类的活动目的必须与人类自身价值相符合,人类的活动手段必须与人类的活动目的相符合。为使人类活动目的和活动手段符合客观规律,就须运用人的理性来认识客观规律,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根据客观规律选择行为与实践工具,才能实现行为的价值目的。“理性”具有两种最基本的涵义,即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认知理性”反映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能力,指引人们透过事物表象观察事物本质与内在规律。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为正确感知事物的能力,而且反映在对感知到的事物进行抽象、判断、推理的认识能力。柏拉图( Platon,前427 - 前347)将理性称为“理念”、“理式”,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的日常世界背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 Friedrich Hegel, 1770 - 1831)在对理性的绝对至上性进行辩证思考之后,认为理性揭示真理的能力不可怀疑,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从而将人类社会的理性提到空前高度。理性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才找到自身存在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了确保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人类自身的动物性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调节与制约下得以满足,这种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存在的、人类所独有的、人类据以调节和控制自身欲望与行为的精神力量就形成了人的“实践理性”。

    马克思有一段人们十分熟悉并且经常引用的话:“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在劳动者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是由实践理性建构起来的。这种由实践理性所建构、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在头脑中预先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既是人的存在本性与活动方式所使然的特殊的观念形态,也是人的劳动过程区别于动物活动过程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理性既是“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又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实践中理性融贯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涉实践活动的成败,价值理性决定实践行为的品位。

    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并不会改变,“政治人理性”是与“经济人理性”相比较而分析得出,那么首先需要在“理性”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经济人理性的内涵。人一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就成为经济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 - 1790)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了以自利为行为动机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历史性贡献不仅在于首次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还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深入考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与经济人假设的必然联系,为人类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开拓了新的视野。进入19世纪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时代背景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 Mill, 1806 - 1873)肯定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进一步把“经济人”描绘成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明确指出“经济人理性”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的动机,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算计,对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理性优化选择, “经济人”假设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来,进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公理”。

    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和改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经济人“有限理性”命题,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而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有限理性论进一步丰富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使经济人假设更接近真实世界经验。

    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等于只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权力、声誉、安全、健康、舒适等非物质财富效用都要纳入个人效用函数,而且为了实现个人整体效用最大化,人们会以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换取其他利益,这样“经济人”活动范围就超出了经济活动本身而扩展到家庭、社区、公共政治等其他领域,使经济学的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科研究领域之中。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用经济学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他认为“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主张以“经济人”假设取代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关于

    人性的基本假设,“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说明”。发端于50 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进一步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对非市场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认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领域的“经济人”。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在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说因与人性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契合”,从而“避免了一些学科避讳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虚妄无奈的期许之中,并导致说教与现实的无法对接之苦”,进而认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对于学界以“经济人假设”取代人类社会一切人性基本假设的观点,乔治·索罗斯(Geore Soros)斥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人假设对政治学领域理论研究具有很大启示与意义,但如果经济人假设完全套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人,那样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不仅在研究领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该学科存在特有基本方法论,而人性假设则是基本方法论的核心。

    二、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使当代政治学获取了新的方法论资源,这亦是为什么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在当代政治学领域中取得出色的理论成就,正是因为研究基本前提设定为理性人,将政治行为理解为政治人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从而能相对准确地与政治场域中政治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但愈是如此,一系列问题就越是凸现:政治学领域的人性假设是否等同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理性行为主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政治理性人的需求是否完全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满足? 既然人皆是自利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行为又何以可能?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将政治理性人的需求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认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一样是一种交易过程,政府及官僚亦是“经济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政府决策和政府行动是由这些人作出的,因此政府行为和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政治家也是理性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布坎南认为,“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或在'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并未划出任何界线。经济学家不必只限于研究市场中各个人的行为(例如买卖活动) 。通过交易经济学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经济学可以根据交易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分析,将政治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都是同一个人,一个人在菜市场上的行为动机和他在投票箱前的行为动机没有任何两样,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科学领域人性假设是构建各个学科的基石,如果政治人完全等同于经济人假设,那样政治学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相反,有学者给出另一种分析进路,认为不是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需求构成政治人实施政治行为的理性基石,“政治人理性行为的实现过程则是一个主要以人的精神性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以国家为最高形式的各种社会公共性组织这一社会政治结构为客观载体、以政治人权力价值理性的自律和权力工具理性的他律二者的相互结合为根本约束条件的过程。”

    这种分析进路将精神需求视为政治人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基石,具有一定启发与创新意义,但若将政治理性人的权力行为完全归因于人的精神需要方面的满足,何以解释现实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自利性现象: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政府职能部门

    的自利行为、官僚贪污腐败行为? 这一理论假设亦难以获得充分经验检验。关于政治人的人性假设建构,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比较系统地提出“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

    当人的活动一旦从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进入以公共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就由社会人或经济人转化为政治人。政治人亦是理性人,政治人之所以称之为理性人是因为,政治理性人的活动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

    在此意义上,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存在着共性逻辑,即需求衍生利益,需求是利益的基础;利益衍生行为,利益是行为的基石;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理性人在需求--利益--行为之结构、内涵、权力媒介方面存在本质差异,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基本分歧,政治理性人内涵不是简单的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所能包涵,它的内涵远比“经济人”假设更为丰富与复杂,公共性、集团性、阶级性、自利性等客观存在政治特性元素在同一政治场域内的交织、冲突与协调,形成了一致与冲突共存的“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

    政治理性人行为基于利益,而利益本质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激励。物质需要是以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直接依赖关系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化的自然物来得到满足,而不再局限于对单纯自然物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通过物质所派生出来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等方面的直接依赖而产生的需要,是通过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的各种活动而形成的情感或某种心理状态来满足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利益多样性,政治理性人的利益结构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向激励。当人从社会领域进入以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成为政治理性人,政治理性人需求的多样性逐渐衍生出公共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体利益。首先,公共利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重激励。公共利益首先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需求,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公共需求,通过契约形式或其他形式建立和委托公共组织(国家与政府)来实现公共利益,通过权力运作满足社会公共物质生活需求。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由此可见,公共权力机构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公共职能的内在需要,人类社会的公共职能的实现需要必然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构,通过一系列委托机制与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实现社会所预期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求亦形成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动力,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需求、荣誉感会促使政治理性人为实现公共利益实施公共行为,从而获取与实现人生价值。美国着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需要五层次论解释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间关系,需要产生动机,

    动机引发人的行为,这些需要和动机又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按照各种需要的重要性程度和由低到高的发展顺序,分成由低级到高级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核心需要,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自我实现本质上是人的能动的社会化的成长过程,是人的自身潜能和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

    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有助于从精神层面认识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动机。政治理性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了政治理性人追求权力,运用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动机。集团利益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的物质需求。在阶级社会中,集团利益主要体现阶级利益,国家与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首先要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需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尽管公共性是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国家与政府所应具有的属性,但阶级社会结构中作为“特殊公共权力”的政府属性却主要体现为阶级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国家及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作为国家合法代表,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保护他们的私有和公有财产,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各社会阶层分化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集团性不再主要表现为阶级间冲突而表现为阶层间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的内容,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不能涵盖新产生的、更细化、更丰富的社会阶层。

    “如果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在社会结构上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和'阶层'并存的社会,社会结构复杂化了,分化和组合出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

    多元化利益阶层或集团参与、影响、驱动公共权力机构实现有利于特定集团利益的公共决策,作为仲裁者的政府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观对社会各利益集团进行权威性分配,对阶层或集团间利益冲突进行调谐,使冲突控制在统治秩序的范围之内。再者,政府存在自身利益,政府一旦形成,公共利益应成为政府权力运作的应然价值理性,但实然层面上,政府条块部门与个体官僚仍客观存在自身利益需求,以及实现这种特殊利益需求的冲动。政府自身利益源于政府条块组织(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组织中的官僚为主体的物质利益需求。国家整体利益的优先并不能否定局部利益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往往形成以区域为边界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在条块分割的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中,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事实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的部门利益需求;公共利益的追求亦不能绝对排除政治理性人个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官僚亦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在宪政与法治制度不健全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官僚个体可能运用公权力实现和满足个体物质利益需求。

    由此可见,政治人理性行为和经济人理性行为均以利益为基础,但两者需求--利益--行为的内涵却存在本质差别。经济理性人的行为基于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而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基于多元利益结构:以社会整体为主体的公共利益、以社会特定集团为主体的集团利益(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为阶级利益) 、以政府组织或官僚个体为主体的政府自身利益,这三重利益共存于政治场域之中,彼此间在形式上共存,在实质上存在利益冲突,形成一致与冲突的综合矛盾体。在利益矛盾体结构中,利益激励又驱动政治理性人通过政治途径追求权力、获取权力、并运用权力实施政治行为,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理性人运用权力实施利益权威性分配则外在体现为政府公共性行为、集团行为、自利行为。当公共权力体现为公利属性,公共权力可以与公共利益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能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当权力体现为集团性,阶级社会中的政府机构主要维护与保障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随着当代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现代政府主要能对各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平衡和调谐。当公共权力体现为自利性属性,公共权力机构及行为往往为政府机构或官僚自身服务,引起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运作往往界于三元利益属性混合状态,特定政府的行为与决策究竟侧重于实现公共利益,还是侧重于特定集团利益,或是侧重于政府自身利益?取决于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特定政治主体,以特定利益为圆心,根据三元属性的对比与动态变化实施政府行为,所实现特定的利益分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成本不断提升,政府自利性将逐步得以限制,而社会公共需求的上升必将导致公共性的凸现,政府理性行为将倾向于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发展。在政治理性人需求--利益--行为互动逻辑关系之间,权力构成政治理性人需求实现与利益满足的媒介与纽带。政治权力形成于人们的需求,政治理性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旦萌发其利益需求,为实现利益需求,就必然倾向于通过政治渠道争取与获取政治权力,并运用和行使权力来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经济理性人的活动舞台是市场,市场构成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交换商品的空间场所。政治理性人围绕着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与公共权力相关的组织,以谋取权力、运用权力为活动特征。“政治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人??'政治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的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还把别人也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工具。”

    社会公共权力是实现利益分配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决定性力量,亦外在地成为“政治人”之所以为政治人的客观标志,政治人的活动一旦脱离了社会公共权力,就不能称之为政治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以“权力”作为其政治学学说的核心。马克思·韦伯把权力定义为“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RobertA. Dahl)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

    无论是古典政治学主流观点,还是当代政治学主流观点,政治理性人与权力存在必然联系,“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关系总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6）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 世纪40 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

2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 ”的假说 ，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7）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了知识时代、信息时代。可以说，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时刻在改变，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地在冲击着人类的头脑，人类只有不断地更新已有的知识结构，创新性地改进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中专阶段是培养知识型人才的重要阶段，学生的基础性知识在这一阶段获得，学生的基本价值观念在这一阶段已经初步养成。传统的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政治教学无法培养出具有全方面优良素质的学生，不能适应培养素质型人才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不相符合。如果一贯坚持过去的经验和做法，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地来开展政治教学工作，就不可能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政治教学工作要想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要想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实现有效的创新。在政治教学工作中实施创新，不仅能够发现新的教学思路，还能创造性地改革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从而提高政治教学工作效果。

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极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8）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生活的生存条件是这样定义的：只有进行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生存才能维持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日常生产过程中，人们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相关联的生存关系适应，而政治根源和物质的生产关系相互关联。恩格斯曾经针对“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最终”学说，根据社会主义历史的进程来说，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及宗教等相互间的综合作用”[1]。在这些“综合因素”之中，政治和经济有起着关键性作用，恩格斯曾说过：“经济和政治两种力量相互交汇：经济运动起重要作用，此外，经济和政治的相互独立性产生运动的政治权利。总体来说，经济运动能够开辟出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但是它也要经受自己造成的且具有独立性的政治权利的反作用，也就是国家的权力与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2]

从此处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针对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经济决定了政治，而经济是由政治集中体现。这样的集中表现则反过来影响决定经济的发展。在当代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相互并存，且存在着依赖、影响、交叉、合作关系。这些观点和美国经济、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所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的观点不谋而合。[3]

所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不存在决定性关系，相反，表现出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整合与功能互补的关系。要达到这样的关系，这就要求政治和经济的相互配合，共同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认识政治、从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中认识经济、经济是政治稳定的根本、政治是经济的内在机制四个方面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进行探讨，验证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联，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何种走向？我们应该如何结合自身国家的发展认识政治和经济？经济与政治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相互制约？经济决定政治，还是政治制约经济？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也构成了本文的中心思想。

一、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认识政治

诗句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逻辑性的角度来看，对待同一事物和对象，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能够做出不同的概括且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我们能够对已知的世界进行全新的认知，当然，也可以对世界的物质性进行全新认知。“政治是经济的内在机制”，这主要是从二者的关系来定义“政治”关系的。在形式逻辑上，我们可以用关系定义的方式来进行论述。人类从和对象相关的事物来认知新事物的性质及特征，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经济和政治关系紧密，二者间的性质和特征相互比较，从比较中认知，从认知中加固了解。[4]

什么叫政治？政治的定义就是政治制度、权力、关系及状态，表现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本质部分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主要体现在制定的主要方针、政策以及主要路线上。我们可以根据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内涵来阐述这样的思想，而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将社会关系的基本体现的很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的有机统一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基本发展。[5]在人类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经济是政治的决定基础，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第二性的角度出发，经济决定了政治，是派生的，从某个角度来说，是被动决定的。一般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换句话说，政治随着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经济制度的变化必然引发经济的变化。

政治是对人社会地位关系的规定和社会发展的规范、导引。政治是人本质中交往这个要素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形式。当人们使用“上层建筑”来表示政治，并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时，往往将政治与经济规定为两个“领域”或“部分”，似乎政治是经济分离存在的一个特殊实体，它与经济的关系，只是外在的联系或制约。如果只是在概念中的规定，政治概念与经济概念、文化概念当然是可以分开并独立存在。在概念上将政治与经济、文化作为相互外在的，是很容易的，也可以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来谈它们的相互关系，但这并不等于在现实中真的分别存在各自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

人生和社会发展是统一的矛盾过程，人本质的四要素有机结合，形成社会矛盾，并在个体人格、价值、权利、自由中综合体现。经济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是像房屋那样的地基，而是强调其根本性和普遍重要性。经济贯彻于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并对政治、文化活动提供基础和保证作用。同样的，政治、文化也都贯彻于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全部，作用于经济的全过程。

政治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它规定着人的社会地位并导引社会发展。政治集中体现于人的权利的界定，以及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政治的主要功能，就是规范和制约人的利益和行为。原始社会的家族关系及其首领对家族成员的组织、协调，以及与外部家族关系的处理，是初始的政治，演变到阶级社会及国家出现，政治就集合于代表阶级利益的国家和构成集团的规则，近代以后，又出现了政党和各种团体，政治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国家、政党、团体等总体政治形式，将个体人的分散的个别权利集合起来，形成社会势力，各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就成为政治的内容。

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与作用，具体表现于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法律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控制的基本方式，也是集中概括于国家的阶级关系、势力对比的均衡态相对固定的表现。政治的根据，在于人性的社会性，在于人本质中的交往要素。社会性的交往和交往的社会性，是人类得以形成社会并为个体人提供总体生存条件的保证。政治之所以成为社会矛盾大系统的一个层次，就在于交往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政治的作用，体现于对交往节点的界定和控制。人与人的交往结成错综复杂的矛盾，交往的各个节点，都是矛盾的集合，从总体上界定、控制、调节这些关节点，是社会生活有秩序展开的机制，也是政治的内容。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政治是以人格、价值、权利等为前提，在从总体上对权利的规定的基础上，控制和调节人的交往，从而制约和协调社会关系的。这样，就形成以法律为框架的社会制度和以政策为导向的运行机制。政治作用的范围，法律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对经济权利的界定和对经济利益的调整，历来是政治的社会功能所在。脱离政治所谈的经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以数理为原则、摆脱政治和文化的“纯经济”，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绝非只是方法问题，而是掩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必要手段。在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同时，政治还制约着以经济为基础的伦理、国际关系、人口、环境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制约着文化的各个环节。这种制约，也是以法律和政策为主要方式的，并与经济共同作用着。只有从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才能认知政治，也只有充分考虑政治的作用，才能规定经济和文化的矛盾与发展。[6]

二、从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中认识经济

经济的定义，从狭义上来看，主要是指经济的关系、基础、制度及基本状况的综合。从广义上来说，则是指的是社会的生产及再生产，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除此以外，也包括经济活动，工作以及相关事务，但是它们也是被经济关系所制约和限制，由经济关系所制约。[7]经济和政治存在内在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具有统一的人生与社会。人类的存在主要可以归结于四个基本要素：劳动、需求、意识与交往。无论是个体生活还是总体发展，无论带有简单性还是复杂性，都是由这四个方面构成。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是从这四方面的不同程度来进行组合。经济主要体现着劳动与需求，但是在此其中交往和意识也是占据重要方面，政治主要集中在交往的要素，与此同时意识的要素同样制约着劳动与需求。经济和政治构成了有机的系统，二者的每个部分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在这样的社会系统中，个体都带有自己的能动性和作用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是利用这样的结构体制制约着自身发展。经济是人以劳动在交往中有意识地满足需要的社会活动。与其他有关经济的定义相比，这个定义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明确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把劳动视为经济的核心。这与将封建领主、官僚地主或资本所有者视为经济主体，将贵族血统、官位政治和资本（财富）视为经济核心的封建意识、官文化或资本主义的定义的差别是明显的。劳动社会观对经济过程及其矛盾的研究，也就以此为基点展开。经济作为人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经济矛盾源于人本质四要素的关系，体现于其系统的各个层次。经济矛盾的存在与解决，以及解决后新矛盾的出现和再解决，就是经济发展。经济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活动。人的经济，经济的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矛盾，也都可从人本质各要素的关系中得到说明。

资本主义经济学将经济定义为财富主体的主要过程，人类是财富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更加是一种主要资源，和自然环境的资本也是相同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就是利用经济来促进财富的增长，将“人力资源”与“其他的合力资源”进行合理化配置，以求资源效益最优化。中国经济学界对于这样观念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把物质财富改为“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我们可以从书中窥知一二。经济是人类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其发展的主体是人，人的劳动体现物质财富的生产，同时，人的技能素养也提供人类生产手段。从广义的角度来探讨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经过人类劳动改造的生产资料，这些都是相对于人类的主体而言。生产经济发展和人类的根本目的基本保持一致：通过生产经济发展提高人类的技能素质。在这里，依然存在人类的消费的重要环节，换句话说，也就是“物质生活水平”，一些人将这样的消费水平当作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从本质上来讲制约着人类的素质水平的提升，但是从反面来讲，只有素质技能水平的提高才可以促进消费品的生产。“破坏力”这样的词汇就是消费品当中的一部分，虽然有部分并不是有利于提高人类素质技能的提高，只有对其进行限制，才可以符合人类素质技能水平的自由均衡发展。

在经济中，人本质中劳动的核心地位得以充分展示。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从动物的一般性升华人性特殊性的根据。劳动的内在动因，是需要，即人的生命力所体现的生理和心理欲求。劳动作为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满足着人不能从适应自然中得到满足的需要。由于劳动，人又改变了其生理和心理欲求，即改变需要，并导引着需要。这种需要又是进一步劳动的动因，由此而要求人提高其劳动技能，并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力的劳动又在改造更多的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和提供服务的同时，刺激着、改造着、导引着人的需要。

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人类用劳动有意识地在活动中满足人类需求且不断提高人类技能素质。生产力是人类的技能素质主要表现，表现为社会性，而非直接和个别特征。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判别生产关系对于人类的生产力的适应程度。在人类发展的上千年历史上，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被不断扭曲，而非劳动者却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总体的素质技能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够息息相关，乃至于少数的非劳动者通过使用暴力及垄断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这样的生产关系和当时的生产力是适应的，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阻碍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升。但是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依然在不断提高，尤其是进入工业化时代，资本的竞争使得劳动力产生竞争，二者之间又存在对立统一，一方面导致物质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迅速提高，于是，那些少数的非劳动者占据生产资料而且支配劳动者的生产关系，受到了素质技能提高的劳动者的挑战，这构成了主要方面，这就是用人的本质与人性规定的经济。[8]

三、经济是政治稳定的根本

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我国的经济建设能否大步发展，不但是我国的重大经济问题，更是我国的政治问题。本文主要从下面三个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历史经验的反复证明。我国的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其综合国力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的稳定息相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巩固，更加和国家的、独立性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等有关，一个国家经济的落后一方面会引起社会的政治动荡，另一方面更为引起国际上的被动，的缺乏，以及影响领土的完整性。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经济建设。我国当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各式的矛盾，阶级矛盾的存在，因为国际的内部因素依然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国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由人民渐渐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这样的主要矛盾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随处可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着这样的矛盾，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就是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了使我国人民获取这样的根本利益，我国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核心任务。所以，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局就是经济建设，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只有依靠发展，才能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

第三，由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从当前的世界大时代背景来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从当今的国际角度和国内形势来看，各个国家的竞争来看，世界各国由之前的政治军事的斗争与竞争转化为经济和科学的竞争，进而体现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强国必先强大国家的经济，只有经济壮大国家才会强大。因为我国的经济与科技的基础比较他国而言较为薄弱，发展的起点也比较低。在激烈的国际地位中能否占据重要地位，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只有把经济建设放在现代化建设中心战略上。

四、政治是经济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说过：“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经济是依靠政治作为产生、壮大、发展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这是经济的主要功能性。马克思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来产生：第一，具有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类的国家制度与精神方式由社会结构及自然决定。政治从经济而来，为经济服务，但是政治和经济不能划分等号，取而代之的是‘集中化的经济’，更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就清楚地阐明了政治是经济的内在机制，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政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源动力。通过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政治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中发展壮大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与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但是，在一些具体制度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利因素。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就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体制建设的改革，就是从体制入手，为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动力以促进发展的过程。[9]

第二，政治的内在机制的作用是和经济的建设息息相关的，经济的性质决定了政治的作用。恩格斯说过：“虽然其他的条件，对于政治有着很大影响，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具有重要意义，它构成了一条贯穿在全部发展进程且唯一能使我们理解的发展进程的红线。”

第三，政治对经济起决定性作用，政治内在机制对其又有着体现。怎样实现这样的条件？只有通过政治的不变革，对于错误的路线不纠正，经济就不能够发展。这和政治的特定条件息息相关，也就是不变更它。经济不能够发展，才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主要是指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是经济。改革政治的“一定条件”之所以会出现，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根本结果，这是由政治发展成为经济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所决定。假如没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的存在，就不会出现政治的改革创新。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政治的变革的大致方向，也只能是和经济的发展规律相互适应于服务，为经济的发展将发展道路的障碍清除干净。相反的话，这种变革就只能够制造经济的退步，结果可想而知，迎接我们的只能是失败。因此，政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不过表现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决定性做的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从根本上来讲，一定程度上，政治是由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决定的。[10]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7，182页。

[3]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M].1992，（11）：9.

[4]房宁.为什么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J].前线.2003，（7）.

[5]石水.“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介[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9.

[6]刘永佶.劳动主义（下卷）[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580.

[7][10]宋保权.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谈谈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J].商业研究.1978.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9）

知识经济已作为一种事实出现，同时又处于起步或量变阶段，这是许多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的共识。尽管我国目前正处在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但必须从现在起实施面向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我国只要制定正确的知识经济战略，就可以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

知识经济影响全社会的各行各业，必然也影响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知识经济，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两方面来开展：一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职能来看，要为发展知识经济服务；另一方面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身发展来看，要主动接受知识经济的，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和新方法，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

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本人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知识化，也就是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应具备现代科学知识，要有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本领，本文就如何在知识经济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知识化，谈几点肤浅的看法。

一、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键也在人。面对知识经济的冲击，思想政治工作将承受巨大的挑战。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稳定性的挑战。思想政治工作对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有着特殊的要求，不仅要求工作能力强，而且要求有坚定的信念，有丰富的经验。从人才成长规律来说，培养一个成熟的优秀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至少要在思想政治工作岗位工作10~15年。这样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必须长期从事这一工作，积累经验，经受磨炼，培养职业观念，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总体上要保持稳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保持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稳定是非常困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上的原因，对政工队伍建设不重视，认为政工干部是万京油式的干耍嘴皮的，因此，前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10年经营成富翁，10年业务路路通，10年政工一场空”的说法，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稳定。那么，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则要受到社会流动、市场机制、自选职业等社会与体制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就更难以稳定了。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受到学历结构和知识结构的挑战。截止目前，全处在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上共有59人（包括工会人员），具备政工职称仅有25人，其中高级政工师1人，政工师8人，助理政工师及政工员16人。现有学历情况（包括后取得的学历）本科学历2人，大专学历24人，中专高中及其以下学历33人。从59人的职称及学历情况来看，这种现状不能适应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求运用多种科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知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一方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训练，另一方面应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和较宽的其他知识面。从我处的实际情况看，有学历的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大多数毕业于理工科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使其尽快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受到先进技术的挑战。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先进技术群及其网络化发挥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以不可阻挡的成功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发挥技术的作用。与某些领域相比，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不仅装备落后，而且应用先进技术的意识淡，应用能力很弱。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以外，还有思想观念、心理状态、适应新环境能力、建设方略、管理体制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同当前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水平不适应；二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适应；三是科学文化沃吵适应；四是年龄结构不适应。这些说明，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有的素质

知识经济时代呼唤高素质的人才。对此，许多学者从各方面作了阐述。澳大利亚未来委员会主席埃利雅德博士指出，一个人要想在未来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三张“通行证”：

一是学术性通行证。它体现教育的传统作用，强调谈写和运算能力，强调要获得能使自己在社会上起有意义的、满足自我作用的知识。

二是职业性能通行证。它指的是集中进行的在一个技术快速变化的世界进行劳动所需要的教育。

三是事业心和开拓技能的通行证。它指的是一个人对于变化持积极的、灵活的和适应的态度，视变化为正常机会，而不视为问题。这三张通行证，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有重要意义。从知识经济背景来说，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知识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所应有的素质有两类：一类是以原有素质要素为基础，要求达到更高的水平，人们称这一类为“高素质”；另一类是知识经济时代特需的新的素质，要求学习和掌握，人们称这一类为“新素质”。

“高素质”要求，简单的说就是要求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水准”。就拿学历来讲，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在所有的学历基础上提高一个档次。比如，目前国家制定的对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计划，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我国政府已制定规划，小学由中师提高到大专，初中由大专提高到本科，高中由本科提高到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有较高的学历和学位，具有深厚扎实的科学文化素养，有很高的政治理论与政策水平，系统专业技能训练，很强的社会交往与组织管理能力，善于学习，并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变化。

“新素质”要求是指知识经济时代对思想 作者提出的新素质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具有关于知识经济的知识、观念和价值观，应当具有技能，如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方法，应当具有思想政治工作所需要的新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等，这就要在社会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的今天，善于学习，不断做到知识更新。

不管是“高素质”或是“新素质”，就是要求全面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增加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知识含量”，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战斗力。

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知识化的措施

第一、要明确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本任务和素质。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需要。在建设过程中，还要根据知识经济社会的变化，进一步具体化，并作必要的修正，使之满足时代的需要。

第二、要建立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流动制度。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流动要形成制度，把一学历高，专业相对对口，有志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人才引进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来，同时允许一些学历低、年龄偏大的人员流向其他行业或岗位，使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既保持相对稳定又能进行流动。

第三、要抓好思想政治工队伍的培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必须加强培养。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要从制度上体现终身教育的思想，对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制度化。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10）

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制存在、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法规，而且不是因为不遵守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就较强，就越能长期稳定地存在。韦伯从经验事实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

一、经济增长对合法性的影响

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而出现的人口增长、社会稳定进而使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加强。政治合法性基础能不能巩固关键在于利益的创造、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实现能否合乎人们的期望。经济增长在利益创造、分配和实现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决定了经济增长对政治合法性有多大的影响。

1.经济增长代表了经济总量的增加，但并不一定实现人们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感。相对贫困是工业文明时代贫穷的主要特征，也是社会不公和由此引起人民不满的主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基本上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的窘境又呈现出来，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而比较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应是行业之间差距不大，行业内部差别大，现在则刚好相反，这是很典型的分配不公。这会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2.经济增长能够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但不一定能实现人们的政治利益。利益关系的实现往往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在非经济利益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利益。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下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以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保障，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这就产生了政治需要和政治利益，政治利益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关系。经济利益是政治利益的基础，政治利益对经济利益有反作用，但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它们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当经济利益获得满足时，政治利益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实现，政治合法性危机可能就在这期间出现。

3.经济增长可以让人们享用既得的经济利益，但并不一定代表人们对未来利益预期的满足。改革开放的成功，虽使得我们党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收益，但这种合法性属于政绩合法性。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体制过度而产生的制度短缺导致了权力约束的弱化，进而使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干部的腐败行为会极大损害党在民众中甚至在普通党员中的形象和地位。虽然党正在对党内腐败现象进行持续、有力的惩治，但这一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二、经济增长必须适应政治合法性的要求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的公正性。党和政府向社会大众承诺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社会，而不是一个收入财富等级分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优越性体现，也是党和政府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政治合法性要求的经济增长不是指吃老本、欠新账、费资源、破坏生态，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它要求经济增长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要慎用“政绩合法性”，如果党、政府靠政绩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就容易导致一些官员以政绩作为维护自己现有地位和升迁的资本，后果可能是，一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 ，片面倚重经济指标，从而不顾一切，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 ，破坏生态平衡，导致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损害合法性基础。

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期望值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物质的增长。而是生活质量，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质量”。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实现人们各方面的利益需要 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三、政治合法性要求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要促进和稳定政治合法性，要求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从本质上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强调速度和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保值、增殖的重要前提。科学发展观可以促进我党执政的有效性 (合利性)和正义性(合道德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一项社会契约，它体现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而契约的内容反映了人民在一定时期内诉求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组合。国家与人民基于此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保证执政者的合法性地位，而且科学发展观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否定了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提出了社会正义是发展追求的永恒目标。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篇（11）

探求宪法的经济属性要从宪法与经济的关系入手，因为“属性”[2]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而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却要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去寻找。如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讲过，“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4]从这一认识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经济属性表现得十分广泛，如宪法是一定经济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宪法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宪法的许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对资源具有配置作用，经济制度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范也应符合经济学中效益原则的构建要求，宪法在实施中亦有一个如何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以实现立宪目的问题等等。

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经济属性的理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对宪法经济属性的认识是科学、完整宪法观的一部分。

人们之所以长期对宪法的经济属性缺乏认识。主要原因在于宪法规范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根本法是其形式上最显著的特点，政治性是其内容上最大的特点。此外，直接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民法、商法的存在也多少使人忽略了宪法的经济属性。在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宪法属于“政治法”[5]的范畴。这种认识是与早期宪法的内容和特点相适应的。近代各国的宪法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革命后才制定的，因此，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就显得很突出。同时，由于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在客观上也需要比其他内容规定得更明确具体一些。这样一来。宪法是政治法的看法就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但是，当1919年魏玛宪法调整经济生活的规范大增，以及社会主义类型宪法诞生以后，世界宪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愈来愈重视宪法经济性的倾向，如法律经济学对宪政领域的拓展和渗透，经济宪法学和宪法经济学的问世及发展就突出地表明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的建设这一宏大课题时，我们就更有必要重视宪法的经济属性了。一味地崇拜宪法的阶级性、过度渲染宪法的政治性和论证宪法的法律性，忽视宪法的经济性必将有损人们对宪法全面、透彻了解，也不利于正确把握宪法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科学内涵。所以，研讨宪法的经济属性是科学、完整的宪法观的一部分。

第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的经济属性有利于科学地把握经济发展与宪政制度创新的双向供需关系。

首先，从宪法的经济根源或经济发展对宪法的需求看，仅仅在宪法条文上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神圣原则、公民拥有各种基本权利，而不寻求这些基本权利是否真正来源于人们可能实现的实践以及是否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生活需求相吻合，是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公民权利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统一。从历史的经验看，如果法律的规定实际上不具备实现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只会成为对公民的愚弄。只有实事求是地在立宪中反映社会的经济现实。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平衡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减少冲突，缓和矛盾，建立程序，才能使用宪法关系主体切实感受到宪法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还有，在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宪法监督保障已迫在眉睫的今天，如果仍停留在一般的呼吁、论证、争论是否设立有关宪法保障机构的问题上，那么，我们将会因踌躇犹豫而贻误了法律机制切入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化。

其次，必须通过发挥宪法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功能以促使公民基于自身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改观来树立宪法意识，关心宪法实施。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生活着。社会实际上是由分工和协作产生的不同利益主体所构成。宪法不能科学反映利益机制（主要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运行规律，不通用合理公平又有效率地配置和调控权利义务关系。则宪法实施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宪法学研究者应该拓展研究思路，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运行及经济改革的实践对宪政制度的创新渴求中去捕捉原有宪政体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实际现象，捕捉宪政完善的途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产生许多全新的宪法学课题，如经济民主问题、产权制度改革问题、选举制度完善问题、公民权利的发展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力运行范围和程序问题、经济发展的恒动性与宪法条文的刚性的协调问题、经济发展与宪政变迁的内在规律等等问题。所以，必须“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6]

再次，宪政民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环境，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宗旨出发来探寻它的经济环境、经济机制，大力改革不适应民主宪政建设的旧有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主宪政的发展完善奠定坚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这一切要求我们从宪政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出发把握宪法经济属性的科学内涵。

注释：

[1] 关于法律性，宪法学界一般是从宪法具有根本法的形式特征上去认识它。亦有学者强调宪法的法律性是指宪法作为法律所发源具备的一般素质，并指出其基本涵义是宪法可以而且必须由适当的机关加以适用。关于这个观点，可参阅王天成《宪法的法律性探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学》1991年第1期。

[2] “属性”是拉丁文attributum的音译。在逻辑上泛指对象的特性、特征、状态、动作和关系等。在西文哲学上，一般指实体的本性即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如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