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1 实拍电影和动画电影的比较

电影分为动画电影和实拍电影，对于实拍电影来说其受到外界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大，往往在色彩的表现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人物的拍摄是由摄像机的连续不间断拍摄完成的剧情表演，场景和色彩的表现大多受限于自然景观环境的影响，实物电影的人物和场景的塑造需要满足一定的事实要求，就是可以发挥但不能超越生活，因此实拍电影在色彩的编排表演上较为固定，发挥空间不大。而动画电影则不一样，它是一个脱离自然景观，以抽象的人物特色去表现故事情节，它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它能够根据人物的特点和故事的情节随意地发挥，一些特备抽象的、超越生活实际的色彩表现手法往往寓意更深，更能够凸显出人物和剧情的特色，关键还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所欣赏。

2 实拍电影色彩处理的特点分析

在一些实拍电影中，作者为了宣泄一种情感上的表露，往往会突出色彩的渲染，例如，国产的经典抗战电影《地雷战》、《地道战》等，这些影片为了表现当时人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大多采用黑白影片，这种色彩的表现形式使得人们能够从主观上融合到当时的苦难环境中去，对于作者的表达意图能够更容易地宣泄出来。此外，还有国际上著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战俘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以及纳粹分子的霸道、非人性行为，整个影片也采用了黑白画面的处理手法，而对于集中营中所出现的一个犹太小女孩，影片的画面将其制作为红色，这一表现则突出了在绝望中透漏出了希望的存在，表明人们在困难绝望的境地也是心向希望。同样的影片还有中国名作《红高粱》。尽管上述一些影片为了强烈地宣泄情感而进行了夸张的色彩处理，但是他们依旧没有脱离现实生活情况的束缚。

3 动画电影色彩特点的分析

对于动画影片，其中的色彩处理大多是超脱于生活的，采用夸张的方法渲染动画人物、场景、周围景观等，这些强烈的景观色彩渲染不仅不会使人们感到不适应，而且还能够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动画电影的设计一般是作者通过编排故事情节然后对动画人物采用主观的设计思路所设计出来的，通过设计出来的人物造型、一定的色彩表示和渲染以及逐格拍摄的手绘画面最终完成影片制作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动画作品一般依托于计算机专业动画制作软件进行动画电影人物的设计和绘画，通过电脑模拟展示二维或者三维动画影片人物效果来完成动画影片的制作。尤其是在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动画片的绘画时，其对人物的色彩渲染更加的多样化，色彩种类的选择也更加的多样化。基于计算机动画制作软件技术，通过不同的色彩处理技术可以对动画电影中的人物性格特点进行最大程度的夸张和最小程度的细化。《功夫熊猫》是美国出产的一部以功夫为主题的动画电影，2008年上映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全球，并取得了6.3亿美元的票房记录，这种效果除却宣传力度之外，更多的是对动画影片中动物的色彩处理，可以看出《功夫熊猫》中对各动物色彩的处理十分到位，细至动物里面的每一根毛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色彩绚丽，真实之中透发出夸张，正是这种抽象而细致的动画人物表现手法使得此部影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有经典动画影片《狮子王》中，其色彩表现就十分到位。色彩的描绘不仅可以表现出人物的心情和成长状况，对人物的情感渲染、心理变化剧情发展也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影片的人物辛巴和鹏鹏一起生活的场景，由之初橙色的辛巴，红色的鹏鹏到之后紫色的辛巴和绿色的鹏鹏，这一色彩的转变寓意着他们成长的过程和心理转变的过程，初期色彩的表现突显出他们自由欢乐安逸的生活状态，后期的色彩处理表现出影片人物面对生活和敌人的挑战时已经不能够再那么安逸快乐的生活了。

二 动画电影中的色彩作用分析

不管是实拍电影还是动画电影，其色彩处理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引起观众视觉上的平衡。视觉平衡是在电影里色彩在镜头移动情况下的位置、形状和大小的变化，所要给观众带来的视觉和心理上的感受。中国早期较为经典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中，有一个剧情就是孙悟空和马监军的打斗，两者的衣服色彩都处理为红色，而打斗的场景是蓝白相间的天空，马监军盛气凌人但是结果却是孙悟空获胜，马监军由大到小的色彩面积、由上到下的位置变化处理和孙悟空由小到大的色彩处理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这反映出孙悟空的英勇好战与爱憎分明，同时也从反面表现出天神欺压弱小与孙悟空进行了对比，更加地彰显出剧情的编排。又如，在经典的国产动画片《葫芦娃》中，对剧情环境的设置，高峻的山峰、万丈的悬崖这些生活场景的处理更加突显出挖草药老爷爷生活的不易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对蛇精和蝎子精洞府的描绘显得华丽异常，通过这种对比从而给观众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落差，为观众期求葫芦娃出现消灭妖精、造福人们打下基础。七个葫芦兄弟颜色各异，突显出不同性格和本领各不相同的葫芦娃，其中色彩的处理为之后不断受到妖精的迫害营造了剧情。而整体色彩的处理也为最后团结一心消灭妖精为民除害做出了色彩上的铺张。

三 动画电影中对色彩情感的使用分析

电影是一种情感宣泄的表现形式，而情感是会随着色彩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电影中对色彩进行合理的处理有助于电影情感的表达。色彩的表达一般来说是色 调的差异性表达，人们情感心理受到的影响多体现在色调上。例如，中国早期经典动画电影《大闹天宫》中，在十万天兵天将下界捉拿孙悟空时，在将花果山团团围住的同时画面的色调是由明快变为灰暗，阴影从天而降最后整个荧屏全变为暗色格调，这显示出了天兵天将之多，情势之危机，在这种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先是哪咤三太子与孙悟空对战，在这种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孙悟空依然凭借自己的勇气将天兵天将全数打败，这种通过色调的环境渲染使得孙悟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观众的心也会随着剧情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从而达到良好的观看目的。

色彩在表现之中除了色调的变化处理还包括色彩间的对比，这种富有层次感的色彩对比使得动画的画面更加的丰富化，动画片的角色更加的生动化。可以说，动画电影的制作离不开色彩的对比。具体来说动画电影的设定离不开主次、大小、多少、冷暖、粗细等色彩对比关系。在动画电影的设计过程中我们应当以对比的眼光去看待动画影片中的角色和场景的色彩。动画电影中的色彩对比主要是运动画面中色彩平衡及其色彩选择对观众的影响。在影片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剧情甚至同一场景不同的剧情中对色彩的选用也可以使得观众的心理受到不同的影响。在美国著名的动画电影《埃及王子》之中，在王子的逃亡过程就是一组色彩对比十分强烈的色彩分配，这种对比显示出了时间的过度状况。色调由暖色调逐渐向冷色调过度，而更加经典的表现人物性格分裂的剧情场景采用的是暗色调处理手法，即将黑色、蓝色及橙色的补色进行对比。同样的一个角色在不同的色彩状况下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或正义或邪恶。

四 动画电影中色彩调和表现的探究

色彩对比的效果作用使得不同的场景需要采取不同的色彩方案来满足不同场景、不同角色、不同故事情节、同一个角色不同时期或者不同性格下的表现。在色彩的对比中离不开色彩调和，色彩调和就是在多种色彩下所做的有秩序、和谐及协调的色彩组合，通过这种色彩的组合可以使观看者随着情节的发展色彩的变化产生欢喜、愉快、悲伤的心理感受。在动画电影中色彩调和研究的范围就是在一定的剧情和空间环境下，怎么通过画面的色彩调和来达到观众随剧情发展的心理变化。色彩的调和与色彩的对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对比才有调和。任何一件美的事物其色彩都是和谐统一的。在对比统一中达到和谐的目的这是任何对比矛盾画面的最终结果。动画电影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但是色彩的表现形式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和谐的统一美，这种目的要求可以通过色调的使用、色彩的对比等手法进行。总之，动画电影研究的关键就是对色彩理论的研究，作为动画影片中最为关键的色彩技术，我们应当在动画角色的设计阶段就应该从美学角度、计算机特效、色彩学、视觉与艺术角度去深思和设计，充分将动画电影中角色对色彩的要求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色调对观众的心理影响上根据动画影片的剧情和所要表达的意图进行诠释。

五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动画电影作为儿童的主要影视作品备受关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动画电影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管是从传统的动画电影还是从现在依靠计算机设计下的动画电影其色彩的设计对动画角色和剧情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王珏：《色彩在动画电影中的叙事作用》，《电影文学》，2011年第15期。

[2] 文仕江、吴荣彬、陈默：《浅析国产动画声音的民族性》，《新世纪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2010年。

[3] 杨状振：《国产动画片的生产现状及走势分析》，《新世纪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论文集》，2010年。

[4] 徐亚非、岳婧雅：《动画电影中长镜头应用的审美体验》，《电影文学》，2011年第15期。

[5] 李华勇、刘萍、姬洪强：《3D立体技术对动画电影的影响》，《电脑知识与技术》，2011年第15期。

篇（2）

近年来,国学蓬勃兴起,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在大学校园里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信仰的缺乏,价值观的迷离,使他们的生命迷茫而困顿:沉溺于网络,漠视生命,斗殴自残等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大学”已经不是一个让人充满无限美好遐想的一方净土,一桩桩自杀事件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从中国传媒大学的情侣的殒命到武汉大学的博士的自杀,乃至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一个个生命的凋零似乎用鲜血在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怎么了?

由此,有识之士试图通过传播文化经典来挽救大学生失落的精神家园。大声疾呼大学生生命教育必然要进行文化传统教育。而且一些院校开始了身体力行的实践:从江西师范大学“生命教育课”(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开设,到南阳理工学院在学生中推行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可以说,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生命教育本质上是培养人格完善、心智健全的人。人的生命在教育中不断成长,人通过受教育而成为人,夸美纽斯说:“有人说:学校是人性的工场。这是明智的说法。因为毫无疑问,通过学校的作用,人真正地成为人。”[1]郑晓江先生把人的生命分为“血缘性生理生命、社会性的人际生命和超越性的精神生命”。[2]前者是生理生命,后两者是人文生命。人文生命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位列三才之一,可以顶天立地,在于人有情有义有灵,即人的精神性生命。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经典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及中国人的思想品格,生命教育中社会性的人际生命与超越性的精神生命都是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传统文化经典是塑造人生命的基本力量,利用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一,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思想类经典,具有丰富博大的生命意蕴,可以丰富人的精神生命。传统文化经典浩如烟海,学者徐春林把传统文化经典分为四类:即思想类经典、文学艺术类经典、生活类经典、科技类经典。思想类经典可分为儒释道三类经典。儒家经典主要有四书五经,讲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成己而成人,着重建构人的社会性生命。道家经典以《道德经》、《庄子》为代表,以得道成仙、自然无为为旨归;侧重生命的超越性精神生命。佛教禅宗经典以《坛经》为代表,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核要,直指人的灵性存在,侧重生命的超越性。儒释道经典中所探讨的生命问题虽然各有侧重,但万论归一,讨论的是“有心灵生命的存在”。

其二,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生命智慧,有利于提升人格,涵养心灵。中国大学生生命教育无法离开传统文化而自成一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人生智慧,如道家的重生养生、少私寡欲;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佛家智悲双运,自利利他等思想,对于引导大学生确立生命的价值与信念,保持良好心境,处理人际关系,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智慧与修养,不无裨益。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传统文化课,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发挥生命教育的作用。纵观大学校园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仍然不尽人意。虽说《论语》、《孟子》等一些传统文化经典一直是很多大学本科生的必读书目,但在经典教育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面临困境。

原因似乎显而易见:

其一,西方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方的实用主义的思潮,伴随着市场经济,席卷中华大地。人对物表现出无限的贪恋,金钱曾一度成为生命价值的标尺。大学校园亦非净土,实用主义成为大学生的主要价值观,“学ⅹⅹ有什么用?”成为大学生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所谓“有用”即是否有利于考证、就业、赚钱等等,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所学知识与教育的价值。“教育即成长”的内在生命价值消失,“大学生”的生命开始物化,实用功利成为生命的全部价值,精神价值与智慧价值一片荒芜。美国教育家艾略特不无讽刺地说:“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多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3]所以阅读经典在一些学生看来,费时费力,又不能获利,没什么大用。自然不会去阅读,更谈不上以经典涵养生命。

其二,一些大学教师的理论素养与人文素养无法承担教育的责任。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高中“应试教育”以高考为终极目标,与提升人格的教育主旨无关,与功利性的目标有关。学生在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后,他们的生理与心理也发生急剧的变化,人生开始失去方向,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引导。

而大学教师的理论素养,人文素质,道德水准不尽人意。无法承担起生命教育的责任。院校中真正懂得传统文化的教师,数量并不多,难以满足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需求。而更让人忧虑的是,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让人堪忧,君不见高校教师抄袭事件屡屡见诸于报端,其中不乏名校;一些“专家学者”因为缺乏社会责任,正在使这一称号失去光环,“高校教师”这个神圣的称号不再神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现在的大学教师更多是在“授业”而非“传道”。大多在“谋食”,而非“谋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一语道破高校教育现状。很多教师成为教书的机器和工具,而非教育者。人文教育与素养,绝非几节人文课就可以解决问题,教师的言传身教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有言:“修道之谓教”[5],讲授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师,应是“经师”与“人师”的合一。

古人“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庄子认为教诲之人,“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7]反躬自身,仁义忠信,恭俭推让这种素养,我们多数为人师者并不具备,而大学生命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是教师,教育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启迪!笔者以为,要让学生的生命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得以涵养,必须塑造教师自己良好的人格与心灵,否则无法涵养学生的生命。夸美纽斯说:“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它就是学习能提升我们、使我们思想高尚的智慧——我们把这种学习称之为道德和虔诚。”[8]一个拥有美好心灵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启迪与教育将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胜过任何教学技巧。老子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9]

针对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教学与教育中进行了一些尝试,进行了相关的探索与尝试:

其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多角度渗透传统文化经典,提升学生的生命意识。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经典。在阐释“和谐社会”的理念时,从“和而不同、中和为美、以和为贵”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儒家理念。并介绍道家和谐观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与自我生命的和谐,强调道家“道法自然,敬畏与尊重生命”的发展理念。由于课时有限,不可能在课堂上过多讲述,为使学生达到自身生命的和谐,把笔者所撰写的论文《老子的心理和谐观》发到学生公共邮箱,供学生阅读与参照!在阐述先进文化时,介绍传统文化之精粹,激发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兴趣,鼓励学生修身养德,经邦济世,承担社会责任。其次,课外开设讲座,讲解经典的读书方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掌握读书的方法,激发学生对经典的兴趣,应学生社团之邀,专门做了“以经典浸润人生”的讲座,结合自己的求学读书经历,从各个角度阐述以经典浸润人生的重要性、必要性与意义。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我所执教的班级有一部分学生开始对传统文化经典产生了兴趣。

再次,鼓励学生写读书笔记,计入学分。在笔者所列学生的书目中,除了与毛邓课程相关的一些红色经典外,还有《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经典。朱光潜说:“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经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都受用不尽。”[10]所以在开学初,我告知学生“与其到处挖井,不如深凿一井”,在对书目做了具体介绍后,让学生选择其中一本,作为本学期的经典精读书目。让我感到惊异的是,百分之六十的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论语》。要求学生的读书笔记字数不限,但必须结合人生与社会现实谈出自己的体会。写读书笔记的过程既是认知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位同学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她关于曾子三省的体会:我们每天也应该反省自己,回忆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和朋友交往,有没有不守信的地方,反省一天中所学的知识,是不是已经熟练掌握了,不能虚度每一天!”。从所交上来的读书笔记来看,学生确实从阅读文化经典中受益。

其二,课外组织《论语》读书会,以经典滋养生命。在教学中发现,少部分学生对经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缺乏教师的指导!因势利导,组织了《论语》读书会。之所以选择《论语》这本经典,原因有三:首先学生之兴趣与需要。近几年,随着于丹百家讲坛《论语心得》的热播,《论语》几乎家喻户晓。大学生渴望接近《论语》又缺乏指导,尤其是人文知识比较薄弱的理工院校学生。其次从《论语》这本经典的文体来看,是格言语录式的对话,又比较贴近生活,很少有抽象思辩与论理,大学生读起来不会有太多的陌生感,读来会有亲近感。再次,《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心魂”之所在,其所体现的实用理性有助于学生在行动中践覆。正如李泽厚所说:“这里很少有‘什么是’的问题,所问特别是所答(孔子的回答)总是‘如何做’的问题。但这些非常实用的回答和讲述,却仍然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11]所以这些处事格言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从而成为准宗教性能的教诫与体会。因此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认同。

因此利用业余时间,每周与学生一同学习与讨论《论语》,学习分为几个过程:注音解字、释意连篇、涵泳讨论。由教师先主讲几次,每次不可贪多,不宜超过五章。学生掌握了方法后,可以由几个学生分别主讲。目的只是让学生通过《论语》的学习,了解儒家文化,体会人生,躬身自省。在讨论阶段必须结合自身与社会现实,如孔子在《论语》第二篇《为政》中集中论述了“孝道”观,我结合《弟子规》与《孝经》介绍了中国传统孝的文化观念,也指出要辨证看待“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道观。学生结合自身的实际,谈到了对父母的孝道,发现按照儒家的孝道观,我们每个人自身有很大的差距,深刻体会了孔子所说“色难”之理。结合社会现实,大家也讨论了现代社会对传统孝道观的冲击。最后形成了“行孝当及时,论心不论迹”的共识,对待父母尽力做到愉色婉容。在这样的经典阅读中,《论语》变成了启迪生命的文本,生命与生命可以真诚地交流,卢梭说:“利用日益成长的感性给这个青年人的心中投下博爱的种子。正是由于在他一生中,只有这个时候对他的关心教养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12]。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是个引导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每一次与学生讨论《论语》,自己仿佛做了一次心灵体操,自身的生命同时得到教益与提升!在共同的阅读中阐述道理,点化智慧、丰盈精神,从而滋养生命。

其三,在读书会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成立“《论语》修身会”的学生社团。社团以“阅读文化经典,提升人文修养”为宗旨,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形成良好的氛围。学生在读书之余,组织了考察孔庙的活动。学生组织者对杭州孔庙先进行了考察,有一位学生讲解,提出相关问题,并召开了协会的会议,大家互相介绍,彼此熟悉。在考察的过程中,对孔子生平主要事迹,儒家思想及礼仪有了感性和具体的认识,又发现了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我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深入阅读《论语》。结合孔子弟子颜回与曾子的事迹进行教育,当学生面对塑像时候,他们了解知识与人物的愿望比较强烈,教师的言语更容易渗入他们的心田!“《论语》修身会”刚刚起步,作为教师,如何更好地引导?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在探索以传统文化经典浸润大学生生命的过程中,深感“知易行难”!以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生命教育,由于各方面的因素,还不能吸引起大多数学生加入其中。同时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经历,真正做到“诲人不倦”。指导学生进行传文化经典阅读,关键在于教育者的真诚。孟子言:“诚者,天之道;思诚,人之道也”[13],坦诚地对待学生,与学生一起分享生命的悲欢与感受!此外,一人的力量极为有限,需要学校多方力量的配合,教育应该形成合力!由于初步探索与实践,从笔者自身素养与教学教育实践来说,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诗人泰戈尔曾说过:“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生命教育本身是“以心传心”的。没有经过实践与思索的理论是苍白与肤浅的,生活与教学中的生命教育是鲜活与丰富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躬身而行!相信经过同仁的共同努力,生命教育的星星之火终有一天会成为成燎原之势!

参考文献

[1][8][捷]夸美纽斯著:任钟泉译,《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第191页.

[2] 郑晓江:《生命教育演讲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96—105页.

[3] [英]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04页.

[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18页.

[5][6]陈绍敏主编:《大学·中庸》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第10页.

[7]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37页.

[9]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 页.

[10]朱光潜:《谈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宁,2008年版第92页.

篇（3）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篇（4）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篇（5）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一书，有清晰的思想主线和严密的结构体系。全书在导语、结论外，共分六个章节，分别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话语屈从立场：对自我的逃避”、“话语反抗立场：对自我的坚守”、“话语忏悔立场：在屈从与反抗之间”、“话语疏离立场：对自我的寻找”。从章节目录看，李遇春是将红色文学秩序中的“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而且完整的话语系统，这避免了许多当代文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条块分割式断裂的毛病。用作者的话说，他借鉴了美国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学家霍尔奈论及不同人际人系所带来的心理防御策略的三种类型（屈从、反抗和疏离）[1] 32，来论述这三十年文学史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政治性冲突，以及体现于作品中的作家个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和有关创作活动的分析，探讨置身于该话语系统中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尤其是话语困境问题，揭示出其根植的心理人格困境，并进而展示出这种心理人格困境所根源的文化困境[1]1。

研读全书，研究的重心所在乃是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在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中，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几种心理冲突状况。在第三章，作者选择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为主要证据，尤其是结合作家的创作谈和对作品的阅读阐释，分析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和作家对文本的修改，从创作的表层状貌研究许多作品所普遍存在的“革命英雄情结”、“文化恋父情结”、“完美主义社会性格”，以及这些因素在创作中的具体呈现方式，论证40-70年代的多数作家在面对来自权威文化（文学）规范的外在压抑，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后，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向红色文化规范表示认同的心理策略[1] 134。

第四章则通过分析作家们“被压抑的启蒙英雄情结”、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心理画像”，以及“文化审父”内容，来论述处于红色文学话语边缘地带的少数创作主体的“话语反抗立场”。作者指出，话语反抗立场是通过抵御异己的符号性文化秩序的入侵，阻碍或延缓创作主体的集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顺利成形，积极地促成创作主体的个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潜在形成[1] 240。该章有别于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和时期的一般认知，通过分析在红色文化规范中的尽管被压抑但也一直活泼不息的文心，强调创作主体对真实自我的坚守或者某种留恋。

第五章是李遇春在霍尔奈的心理防御策略三种类型之外，根据40-70年代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而单列出来的。这也显示出作者不囿于理论而灵活运用的思维特性。这一章主要论述作家们在将自己的作品处理为试图谋求政治救赎的“自白书”或“忏悔录”的同时，也通过有限的、曲折或变形的话语策略进行反抗；在屈从于革命文学话语的政治忏悔情结之外，出现人道主义忏悔立场的回归；呈现处于革命秩序边缘地位的作家们表现出的自卑或自尊的心理反射。

在第六章中，作者将认识对象分为两类：一是与权威文化有意识保持距离的另类作家，二是主流作家。他认为前者主要通过日常性人伦情感空间的构筑和审美性的自然（风俗）空间的营造，表达对权威文化秩序的话语反抗；后者则主要是在作品中展现出文化恋母情结，以真实的自我疏离于权威文化秩序。

总的说来，该论著并不在意是否突显这段时间文学史的阶段性和异质性，而是根据建国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多次、连续的作品修改的背景，以一种在场感和将心比心的情感体验，站在创作主体的话语立场建构与文本解读的结合点上，不但分析外在文化场与文学场的相互渗透，也着眼于不同文学作品的内部，将其分别视为一个个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对象进行研究。作者深厚的文学积累、文学史积淀，以及非凡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为最终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这些材料既具有理性的审视，也保有感性的同情，这为全书能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篇（6）

一、影视教育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补充

 

影视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新的方式和手段。相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影视教育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形式生动。如果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教师对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过程、关键情节等只能进行语言表述;对于具有范例性、典型性的人物，也只能采用侧面的描述、介绍的方式。实际上，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炱杂的背景和细节因素来说，语言表述的方式只能是高度概括性的;而对于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人物来说，人物的气质和在具体事件中的精神风貌等，用抽象的语言讲授的方式也很难呈现。影视教育具有的形象、直观、生动、感染力强的特点，改变了学生对于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教、灌输的印象，在教学翌中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影视作品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地把一个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复杂的背景因素交代得更为充分、细致，视听语言的艺术形式可以把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演员的表演也可以把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气质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些细节的直观呈现,对于学生加深对事件的历史意义的认识，体会人物蔚上的精神内涵都是很有利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常见的凼扰是，学生对于语言灌输的方式会产生逆反、抵触的情绪，而对于影视教育来说,故事片艺术化的表述方式可以把学生带入生动的场景之中，纪录片呈现的真实场景，其视觉冲击力可以使学生感到深深的震撼,可以引起大学生情感上的共鸣，让学生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去理解、去思考，这有利于学生领会历史事件中的精神内涵，体会历史人物的精神感召力。

 

总之，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影视教育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二、影视教冇面临的新问题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手段，影视教育的特点足非常鲜明的。但足在教育实践中，影视教育的方式同样而临着一些实际的问题。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足，学生对于影视教育的方式足接受的、认吋的，但足对于教师选取的影视素材的接受程度却不尽如人意。课堂教学使州的影视素材，足教师_绕课堂教学的教学0标选取的，由于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所以影视素材主题的范围相对比较窄。比如，对于故事片来说，足以主旋律影片、红色经典影片为主，这些影片a然通过网络和其他渠道很容易找到，但足少w学生h发地去观看。因此，在课堂上看到这样的影视作品时，学生的感受足陌生而又新鲜的，这对于观看的效果木来足很有利的。但足在实际中，这些主旋律影视作品和红色影视经典，M然包合着大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思想性，有的也有很好的艺术性，但足却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可。

 

造成这-现象的原因足多方而的。比如，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热衷于营造视觉的感官刺激，在故事的精神内涵方而少有开掘，在这样的影视文化环境m成长起来的学生，已经>j惯了把欣赏的注意力集中于感官刺激的层而，而对于影视作品的思想内涵的维度则非常钝化。因此，思想性较强而娱乐性比较弱、内涵丰富但感官刺激较少的影视作品，不符介很多学生长期奍成的欣赏惯和u味。在文化观念上，大学生的很多观念受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很强，现在的文化市场上，杳大量的以无厘头搞笑为卖点的影视作品，很多木、足严肃的题材、至足翻拍的红色经典中也被加入无厘头的情节。这种无厘头的趣味把解构经典文化作为招牌，以无底线的调侃对待一切价值观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都成了无厘头式的调侃、解构的对象。不仅足在影视作品中，在很多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以无厘头式的调侃为噱头的所谓“纯娱乐性”节目也俨然已经成为一股潮流。这样的影视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使学生对于价值视野的混乱和模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对于具有明确价值观导向的主旋律作品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则感到过于严肃，难以接受。

 

三、对影视教冇方式的反思

 

影视教育作为新的教学手段，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无疑足一种促进。作为一种教学和传播方式，影视教育确实具有感观、生动、感染力强的特点，但是寄希毕于影视教学的手段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这-核心n题，这足不实际的。手段终究只足表达内容的方式，尽管新的教育手段w助于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统一，从而对于学生的学效果更为杳利，但是该看到，影视教育的手段并不能解决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所有问题。比如，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注面教育，而对于客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分析不够。目前，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改革和探索过程中，对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在探索中，而商品房价格过高、通货膨胀、养老金制度改革等热点题，与大学生对未来的选择和现实的生活质量都足s接或间接相关的，大学生群体对这些主题的关注自然而然的，他们对于网络和媒体上对于这些问题的多元化的声咅非常熟悉，由于与切身利益相关，所以这些多元的声咅中包贪的多元价值观念对大学生的影响足深刻的。所以,大学生对于课堂上传达的价值观不会足简单地去接受，而足去比较、去思考、去检验，这增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难度。又比如，当前文化的大环境已经使学生>)惯于把影视文化，视为多元的文化形态理所、当的载体。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并存的现实h然会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而得到反映，这种反映在影视文化中比比皆足。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的影视教育中，我们选择的影视素材的价值观足明确的、一元的，这种一元价值观通过影视作品情节的设置、人物的精神风貌、故事场姑的展现，以及配乐等艺术手段整体地呈现出来，这种价值观的一元与学生n常接触到的影视文化中所表现的大量社会现象、乱象中所包合的多元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足相抵触的。因此，在课堂上观看教师选取的负载-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时，，生首先感受到的足与其长期观看负载多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所养成的中美习惯的冲突，这使得学生会以更为苛刻的屮美眼光看待教师选择的影视作品。这要求影片中人物的个性更为细腻，要求情节的设置更为介理、更吸引人，而一些主旋律影视作品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在艺术上的处理让学生无法认同。此外，我国的高考扩招政策已经实行多年，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化”转向了“大众化”，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这在给更多的人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的同时，也使高等教育学生群体的素质更为复杂，这种情况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落实也足一种挑战。

 

四、如何成对影视教冇面临的新问题

 

影视教育足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围绕影视教育的特点，摸索出既符介影视教育的教育规律，又与思想政治教学内容的特点相适应的教学模式。笔者认为，针对具体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教学目标，高质量的影视教育课成该由“选切入点”、“选择素材”、“素材展示”、“深入剖析”和“课后延伸”这几个环节组成，这几个环节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选切入点”足指教师选取哪个角度作为诠释影视作品精神内涵的入手点。切入点足影视素材的内涵与教学内容、目标的契介点，选好切入点足使影视教育的优势转化为教学效果的承要步骤。同样的影视素材，在哪个教学单元中使用更为介适?从什么角度切入进行分析吋以aih然地被学生接受、更好地发挥素材的效果?这足教师在课前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切入点”中包禽着和教学标深刻契介的内涵，但切入点可以与教学目标不完全相同。切入点的选择，足如何完成教学目标、如何补充影视素材的内容和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三方而的综介考虑。好的切入点可以很然地被学生接受和认同，从切入点可以h然地引出教学s标的内容，从而最终达成教学的目的。比如，以红色经典的影视作品为例。在这-类影视作品中，大量的足反映抗门战争和等战争年代的作品，“英雄主义”PJ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战争时期与今大和V的社会环境确实差距较远，但足战场上的出生入死足彰显英雄主义的最佳场钕。因此，以战争题材来诠释英雄主义可以使这类影视素材身的优势得到允分发挥，而“英雄主义”的切入点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还可以很容易地引入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相关的内容，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达成。

 

“选择素材”足指教师如何_绕教学目标，把不同的影视素材进行整介以使素材的效果得到强化。从备选的影视索材的类型上来说，不仅吋以选情节性强的故事片，也可以选知识性强、信息丰富的纪录片和专题片，也吋以把相关历史阁片和歌曲等咅频素材作为辅助手段。对于选择的影视素材的年代来说，既吋以选择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红色影视经典，也吋以选择新时期涌现的大量反映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些平期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确实有“高、大、全”倾向，教师可以利W不同历史时期的影片搭配的方式给予调整。但足一些当代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过于看i对传统作品中符弓化的人物形象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在选择这样的作品时教师也要慎里,虽然这样的作品以减少-些学生对革命历史剧中人物简羊化的处理方式的反感，但足过于娱乐化的处理方式会使作品的价值内涵模糊，甚至矮化。

 

在“素材展示”环节，教师展示给学生的影视素材，柯该足经过剪辑形成的，足编排介理、结构紧凑、内涵洁晰的素材的有机整体，而不足一些零散的、无结构的，这样才能强化现场的展示效果。

 

在“深入剖析”的部分，教师由切入点入手对素材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然地引出教学0标所要达成的内容，至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的体系。比如，从“英雄主义”这个切入点入手，教师P丨以然地引入到对于爱国主义、奉献精神、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以及富于创造力的斗争精神等相关内涵。教师对影视作品的剖析既要集中、深入，又要放宽文化视野，有意识地把对价值观念的诠释与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结介起来，使学生产生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就拿英雄主义来说，要让学生感受到，英雄主义绝不仅足特殊的革命历史时期、个别英雄人物身上冰可以找到的难得的品格，而足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英雄主义具有悠久的传统，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洋溢着的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必胜信念，虽被砍头但足仍然操十戚以舞的刑人所表现出的不服输的气概;为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和为马药一n而遇七十毒的神农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儒家的“兼济人K”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身上洋溢着的抵御外族侵略的K族h尊、h强的精神，这些都足中国传统文化中为英雄主义所做的注脚。这样的剖析会使学生对英雄主义产生深刻的文化品格的认同，这对于学生真IH接受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涵足很有益处的。剖析后，教师还可以组织、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加深认识。

 

“课后延伸”足影视教学不能缺少的一个部分，在课堂上，教师让学生对教师选取的素材进行指导性观看，之后教师通过对素材的剖析，让学生领会其中的精神内涵。课后，教师还要通过作业和论文的要求引导学生进行延伸阅读和进一步的反思，使学生刚刚获得的认识得到补充和深化。

 

篇（7）

 

文化是人的精神产品以及精神活动，本身就是很抽象的东西。学者钱钟书说过：“你不问我什么是文化的时候，我还知道文化是什么；你问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面对高中思想政治新课改中新增的《文化生活》模块，为了避免机械枯燥的讲解抽象的文化，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化生活》和其它它几个模块教材相比，它的图片资料、教学案例更多一些，这也给我们一些启示――要充分用好这一先天资源，优化教材中的案例，充分体现《文化生活》的魅力。

一、教材案例源于新课改的课程理念

这次高中思想政治课新课改中所倡导的课程理念中，明确讲到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建构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新课程理念认为学生在日常生活和以往的学习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经验，对很多问题和现象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有些问题还没有接触过，也可以凭借相关的经验进行解释。因此，新教材把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促使其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体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就是案例。

在新教材中，这种案例以启动和引导思维活动的方式呈现出来优化案例，包括事例、数据、现象描述等常识性素材的运用，穿插在课文之间，采用统一的字体和格式规范，我们称之为“活动框”。活动框的内容与课文密切关联、相互呼应、浑然一体，并提供引领学生思考问题的路径、运用资料的方法和共同探究的策略，以及解释各自想法的机会，是实施过程性目标的主要环节。例如教材中的网络文化、青年志愿者、红色之旅、数字图书馆等案例，包含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用行等各个画面，使学生感受亲切，提升了学习的积极性和思考的主动性，同时经过“具体―一般―具体”的多环节转化，在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反复作用下，学生识别问题、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会有明显提高。

二、必须优化教材案例，才能提高教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

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不是所有的思维过程都具有理论升华的意义；而且地域不同，对教材案例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所有只有优化案例，才能真切展现内容目标的重点，从而极大提高教材使用的效率和效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再者，教材案例的意义之所以胜于教案、学案，就在于它既有教案、学案的引导功能，又以其经典性、综合性、拓展性充当着承载教学内容的主体、开展教学活动的依托、实话教学评价的形式。因此，可以说新教材实施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如何优化案例了。

三、优化教材案例的方法

方法一：将支持教学观点的案例上升为讲点

阐述教学观点，有的要倚重相关学科知识来支撑，有的则直接凭借案例素材来支撑，这种案例素材就应该上升为讲点。例如讲授第十课第一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这样的道理，没有必要生硬的从理论上去阐述，完全可以将教材P104“道德典范”案例上升为讲点，贯穿全课，在生动真实的人物故事中引出“中心环节”、“社会主义荣辱观”知识点。

方法二：关注不同案例的相关之处，深度挖掘其意义

教材中大量案例，看似分散在各个框节，其实细细分析，会发现有些案例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能够把握好它们的相关之处，既可以通过学生二度记忆加深印象，同时又可以深度挖掘其意义。例如“两弹一星”这个案例在课本第一课第二框第三目“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P12和第七课第二框第一目“薪火相传，越燃越旺”P78的活动框中都出现过，通过反复使用,提练出综合国力、文化、民族精神三者的关系。再如P43“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袱”、P44“中国古代教育思想”、P53“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创新”，这些案例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优化案例，都是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把这些看似零散的案例综合在一起，更易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辩证思维。

第三种：大胆取舍，贴近学生

有些素材，因其经典性而选入教材，但其未必贴近学生，在常识性方面未必承载本课程的目标设置。这些素材用什么、如何用、用多少，可由教师灵活处置――对于意犹未尽者，可以自行补充；过于陈旧者，可以自行更新。例如，在讲第三课第二框《文化在交流中传播》中“人口迁徙对文化传播的意义”时，作为广东的教师就认为，“客家迁徙史”的事例更贴近学生生活，更易于理解，于是就替换了教材中原来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案例。又如，在导入第八课第一框《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时借用“上海世博会”的视频，而舍弃了教材中原先的素材。

像一位专家说的那样：“什么是教材，她是具体知识的载体，更是精神的体现”。希望我们能通过研究教材、用好教材，实现新课程目标。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组编著《文化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1

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政治课程标准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

3、朱明光著《走出困境的选择：新编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三大看点》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主办《课程?教材?教法》2007年第3期P55

篇（8）

：刚才您谈到，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培养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需要，现在全国很多区域都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请问，肇庆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什么样的优势？

彭银祥：我们的优势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优势一：建立了政府强力推进的运作机制。2013年肇庆市工作会议和2014年《肇庆市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了要在全市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由市委市政府倡导这项工作，在全国应该是首例。

优势二：准备充分，试验先行。我市的课程决策至少经历了四年多的试验和准备。在多方听取意见，多次进行调研、咨询和评估的基础上，制定这个《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课程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适用性。

优势三：教学内容更具导向性、系统性、可持续性。我市目前使用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汇编》，既较好地体现了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又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以儒家经典“四书”和《礼记》为重点，兼及《道德经》和《周易》，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系。

：如此明显的优势，想必肇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一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彭银祥：是的，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和实践，我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日渐凸显。

首先是形成了立德树人“知行结合”的课程运作模式，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什么教”的问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全覆盖―扩面提质的基础上，制定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知行合一”行动方案，推荐若干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拓宽德育渠道，通过“学典立德”内化学生的思想品质，通过知行合一外化学生的行为，达到“修身育人”的教育目标。

第二个方面是规范“学典立德”教学模式，解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什么”“怎么教”的“落地”问题。课堂教学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的规范化要求，一方面突出经典教学对于学生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关注，总结出诵读经典―理解经典―拓展延伸（领悟和实践经典）―背诵经典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模式；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结合学校实际，开设“孔子文化”“包公文化”“龙母文化”“端砚文化”“竹文化”“玉文化”“花文化”“红色文化”等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扩展了我市的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多个抓手，其中课程是最基本的保证，肇庆是如何整合这方面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教材的？

彭银祥：我市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化”问题。一是教育人群全覆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整体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二是学科课程全覆盖，将教育内容融入语文、历史、体育、艺术等学科课程中去。三是教育环节全覆盖，形成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合力育人的良好局面。

首先来说教育人群的全覆盖。我市目前从有教材、有课时、有教师、有经费这“四有”上保障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落实。从幼儿园到高三，每班每周一节传统文化经典诵读课，安排专任教师上课，教材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进行分层设计：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使用蒙学经典――《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七、八年级使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九年级至高二着重传统文化经典选读――《道德经》《礼记》，高三主要是“中华文化之源”――《易经》。这样的设计既体现出每部（篇）经典的独立精神，又能兼顾系列经典的整体关联，具备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好地遵循了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

再说说学科课程的全覆盖。我市各学校结合思品、语文、历史、体育、艺术等主要课程，利用课前五分钟、早午读、大课间和升旗礼时间进行多种形式的经典诵读活樱让学生做到“乐读”“美读”，从而激发学生诵读经典的兴趣，培养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认同感，理解和传承中华文明和传世智慧，感悟民族精神内涵，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全方位渗透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人格修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最后来谈一谈教学环节的全覆盖。根据《方案》要求，我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由进校园到进课堂，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社团活动作延伸，校内外主题实践活动为拓展，县（市、区）主题活动为窗口，各中小学通过周末大讲堂、研究性学习、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等活动，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初步理解和理性认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进而辐射社区和家庭，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格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的关键一环是教师，只有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学生才能更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肇庆做了哪些工作？

彭银祥：我市坚持以人为本、研训结合的原则，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搭建平台，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传统文化素养，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搭建多元学习平台，全面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能力：

专业指导引领。我们成立了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中心，制订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目标、计划、方案，组织指导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研究、课题研究与实验工作，定期开展专项调研（督查），有力推进了传统文化教学的常态化开展。

强化教师培训。市教育局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班，组织各类学校分管领导、教师参加中华书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艺术中心等专业机构举办的传统文化教育培训班，培训教育教学骨干教师三千余人次。各县（市、区）和学校也纷纷组织传统文化专题培训，为老师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

注重教研提升。教育局定期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质课评选活动，努力通过教育教学研究活动打造一批骨干教师，锤炼一批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学校也通过举办教学比赛和传统文化教研活动，以传经、教研的方式进行培训学习。

搭建展示平台。我们还开展了全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规划和教案共享活动，通过经典诵读展演、演讲比赛、教师素养比赛等活动，展现教师个人魅力， 引导教师创新发展，促进教师的自我肯定和专业成长。

健全激励机制。市教育局每两年评选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多方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教师的活力和创造力，真正打造出一支热爱传统文化、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

：学校任何一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家校合作。请您谈一谈，肇庆是如何搭建家校合作平台，发挥家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

彭银祥：一方面强化家校互动。要求各学校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邀请家长参加学校举行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把《肇庆市中小学生传统美德行为指引》和低年级教材印发到学生手中，开展亲子诵读活动、传统美德“五个一”实践活动；通过评选“经典诵读家庭”“美德之家”等途径提高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借助家长会、校讯通等平台倡导家长通过言传身教，形成遵守公德、珍视亲情、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营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庭教育氛围。

另一方面创设交流平台。市教育局编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简讯》，开设肇庆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网站和新浪、网易博客平台，及时全市各地各校教育动态，报道各地各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的学习心得，开辟“锦言录”专栏，反馈分享家长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观点和心得体会。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来，肇庆教育系统发生了哪些变化？

彭银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学生精神面貌的改变。根据我们的访校记录和家长、学校反馈，课程实施以来，无论城区还是乡村的学生，都已经能熟读或背诵相关经典选段，学生通过诵读和吟诵，熟悉经典、领悟经典，培养了学习兴趣，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尊师行孝等行为有明显的改善，日常行为更趋规范，涌现出一批“美德少年”和“美德之星”。在公布的2015年“创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测评中，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得分以高于第二名15分的压倒性优势取得了广东省五个城市中第一名的好成绩，得到了测评组的高度评价。

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我市教师积极参与，深入研究，大胆创新，专业能力不断提高，教育成效显著。市教育局先后面向全市教师进行了“示范教案推荐”和“优秀课程规划与教案征集”，评选出25部优秀课程规划和203份优秀教案，并向全市推广使用。此外，在由国家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举办的“第四届全国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学研讨会”录像课、教学设计、论文评比中，我市教师获得三个项目的特等奖，有27名教师获得一等奖，获奖总人数达51人，获奖档次之高，覆盖面之广，令人瞩目。

全市各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通过学校教育辐射整个社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辐射到家庭和社区，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市教育局还接到家长表示赞扬和支持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电话，一对耄耋之年的退休大学教授，听说学校专门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还专程到学校听课。如今，传统文化经典亲子阅读、创建“书香家庭”、传统文化进社区等活动在肇庆蔚然成风。

：正所谓努力耕耘结硕果。四年播种，肇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就和变化，但实施的过程中必定有苦有甜，请您谈谈这中间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彭银祥：确实如此，我想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认识是先导。同样是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县区之间、学校之间、甚至校内班级之间，课程教学水平和质量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均衡现象。造成不均衡现象的根源，主要是管理层以及任课老师的思想认识差异。帮助全体教育工作者觉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推进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先导性问题。

篇（9）

翻译工作是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过程的一部分，译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译技巧都受翻译目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介绍给外国读者，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有译作中最完整的两部作品就是杨宪益(Yang Xianyi )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the Stone。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

一、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项有目的(intentional )的交际活动川。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费米尔( 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费米尔的理论中，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芬兰学者曼塔里( Justa Holz-Manttari)发展了费米尔的目的论，在他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翻译行为是产生某种信息传递着的过程。他为协调行为与交际合作而服务于上级行为系统。曼塔里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方面，重视行为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诺德提出翻译行为有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际性。根据目的论的基本观点: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要贴近读者。在这里预期功能(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要素，它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而翻译目的即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通常是由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的，有时译者也参与决定。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者认为功能性是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是诺德的理论，如她所讲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功能性是最重要的准则，然而绝不是唯一的。但翻译目的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译文文字中，具体到译者对每一个词、每一句的处理。译者选择的不同翻译策略能反映出不同的翻译目的。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与归化法(Domestication method)两种翻译策略。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选择便不同。

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译者本人来说也认为应该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大卫·霍克斯基于要与译语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翻译过程中，处处考虑如何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观处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为中心采用异化策略，忠实于原文，以期译文可以和原著一样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霍译本着眼于译人语的文化特色，以译人语的读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策略，努力为译文的读者除掉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把一切的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不惜牺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下面是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当中摘录的有关宗教文化信息、历史人物典故及含有文化意象词汇的例子，作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对比。

二、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

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英汉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同，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浓缩了中国儒道传统文化的精华，佛教和道教思想贯穿于整个著作。而英语中出现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例1原文:平儿忙笑道:“那是他们瞅着 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 托懒来混。”(第五十五回)

杨译:Pinger replied : " They ’ 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because Madam Zhu’s a real Bodhisattva and you’re such a gentle young lady.”

霍译:Patience said } ` They think that because Mrs. Zhu is such a kind，saintly person and you are such a quiet，shy young lady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例2凤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第十二回)

杨译:“Take care，”she whispered.“What will the maids think" He drew back instantly as if obeying an Imperial decree or a man date from Buddha.

霍译:‘Take care’said Xifeng in a low tone.‘The servants might see you!’Obedient to his goddess s command，Jia Rui quickly drew back again.

例1中“菩萨”( Bodhisattva)和“佛”(Buddha)是佛教中的两个形象，代表着慈悲和善良，因此，汉语中有“大慈大悲的菩萨”和“我佛慈悲”的习惯说法。杨译时用异化方法保留了这两个中国宗教形象，从而保留了原有的宗教色彩，传达了中国佛教文化。而霍译则采取了归化方法，为了使译语读者易于理解，在例1中，霍克斯放弃了原有的宗教形象只译出了比喻意义，便于理解。在例2中，霍译改变了原有的宗教形象，代之以基督教的形象，使用了为译语读者所接受的宗教词汇“goddess"，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三、词汇意象的翻译

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的文化结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建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一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给人们的联想意义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从译文中在有关文化意象的词汇翻译上，也最能看出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

例3原文:比美人之态度兮，凤袁龙翔 (第五回)

杨译:And 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ight.

霍译:And I admire her queenly gait，like stately dance of simurgh with his mate.

“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而“凤”是古代传说中百鸟之王，杨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将“龙”与“凤”分别译成了和" dragon”与“phoenix"，向译语读者展示了龙与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英语里，phoenix传说是一种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长生鸟，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复生为新的phoenix，为此在英语中它有复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传说中是指一种身上有鳞，长有翅膀和长长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晰蝎，在圣经故事里是邪恶的象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译为帮助其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将这两个易使读者误解的词汇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较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话当中一种巨鸟，文化信息虽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译语读者对原文的一种误解。

例4原文:怡红快绿

杨译: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

霍译:Crimson Joys and Green Delights

例5原文:怡红院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不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意味着喜庆、吉祥、兴旺、欢乐、热情，丰富的内涵深受钟爱，大红灯笼、春节的红色春联、红双喜字，等等。杨译本忠实于原 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红”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则意味着流血、危险或暴力和死亡，绿色则具有类似中国“红”字的联想意义，快乐健康。因此霍译考虑其读者的文化背景，将原文中的“红”字处理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绿”字，将原文的精神传达给了译语读者，虽然是貌不合但神却极相似。

四、历史文献典故的翻译

在《红楼梦》中，涉及到许多历史文献典故 和《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作品，含有很强的历史 文化色彩。而目的语读者缺少这种原文作者和原文读者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没有了文化背景他们在阅读理解时就会感到茫然、莫名其妙，也就是缺乏相应的背景造成了文化空白(cultural gaps)，这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在对这一难题处理过程中，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各显其翻译策略。

例6原文: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就得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杨译:As for Xifeng， 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译: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国读者立刻会把“楚霸王”和“项羽”联系在一起，因为“楚霸王”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历史人物。通过“楚霸王”这个比喻，中国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凤和平儿的关系，看出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就象“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杨文翻译时保留了“楚霸王”这一文化意象，因而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然而，没有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的读者很难领会到这个历史文化意象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释，简略介绍“楚霸王”这个历史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霍克斯为了使读者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弃“楚霸王”这一历史文化意象，舍弃了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简单地使用了其比喻意义，体现了其取悦读者，传播原作故事情节为主的翻译目的。

例7原文:黛玉:“你们瞧，孙行者来了!”(第四十九回)

杨译:“Look，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

霍译:‘LOOk，monkey!’

“孙行者”(“孙大圣”)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用来描写调皮、勇敢的年轻人。上例中的“孙行者”指的是史湘云。在小说中，黛玉用这个形象和史湘云开玩笑，一是因为湘云穿着毛茸茸的衣服，二是因为她调皮、勇敢。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保留了“孙行者”这一经典文化意象。霍译本则为其读者方便于理解而放弃了“孙行者”这一文化意象，用“猴子”这一普通形象来代替，只用了他的比喻意义，虽原文意象美有些受损，但对于译语读者来说，阅读过程中就不会有任何障碍，原作的故事性丝毫不受影响。

篇（10）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化 非文本形态

任何一门理论的学习必然要导向实践，否则就只能是空中花园，不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现代美学原理也是一样.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仅能运用其中的原理分析古今中外大量的文艺作品，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和整个的人生规划，以及现实社会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现代美学原理是用马克思整体观对美学和文艺学进行探索的尝试，它是通过能作为能动主体的人，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整体把握人类生存事实的完整的科学方法。作为主体的人，绝不是空洞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既有追求爱情，与葛丽卿结合的感性冲动与愿望，也有追求古典艺术的理性冲动，还有实现社会价值创造，达到永恒的审美创造之冲动。一个健全的人势必要追求从感性冲动再到理性冲动，最后上升到审美创造冲动的全过程，不能只居其一或居其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所达到的高度又是通过不断否定低层次的冲动来完成的，个体的生命总是指向于共聚物高层次的各种创造，那么就必然要由否定当前不进入到更高境况之中去。浮士德的经历具有必然性，是人性的普遍表征。

如果说，学习现代美学原理仅仅停留在能分析文学作品这个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这必须使我们关注生活，关心自身，完成人生甚至是社会的完美建构。美学必然要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或者说把美学导向日常生活中去。

这并不是臆想。各种门类的美学，如建筑美学，园林美学，饮食美学……的出现，由此可见，审美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最先对这一现象发文评论的当属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学科反思》，文章称审美活动已经超越纯艺术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生活中，如广告设计，流行歌曲，街心花园，购物广场……等等，都表现出审美化的倾向或特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赵勇的《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文章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中生成的理论和社会现象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这个角度出发，质疑了命题的普适性。朱国华也发文表示， “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一个普遍的命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的提出并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英国的迈克・费瑟斯通，他1988年在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演讲就是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题，后又有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倡导“全球审美化”，“经济基础审美化”，“物质审美化”，甚至提出“审美化已经成为全球性首策略” 。1988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美学会议上弗恩特说道，“审美化正成为当今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渗透到现代性生产世界，商品也具有了文化属性”。从以上几位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要说明的是生活和技术之间的距离缩小，甚至是界限模糊，审美已经超越纯艺术范围，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陶东风认为，“生活空间和审美空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甚至完全丧失了。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度假胜地成为新的审美活动的主要场所（即使是精英知识分子也很少到高雅的美术馆，音乐厅去进行审美观赏）”。①如果我们走出去多转转，大概是会同意陶东风的观点的。深圳的市民中心和深圳图书馆，音乐厅坐落在红荔路以南的片区，单单是市民中心建筑群，就给人惬意的感受，它的楼顶是流线性设计，像一片此起彼伏的银色海浪，靠西边一点有一个略尖的穹顶，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市民中心建筑群本来也有灯火，围绕在周遭的街灯都亮起来，若是能站在图书馆水墙的阳台上观望，那真是美极了的。市民中心并不仅仅是观赏性的建筑，它提供的服务和功能大得多。深圳市博物馆就坐落在东区，这里常年举办各种展览，有文物展，画展，民俗风情展等等不一而足，免费向民众开放。博物馆正门出来是一个广场，高大的热带植物呈环抱状延伸开去，树下有许多环形石礅，和高树相呼应，以供休息之用。西区为通常为各种公共功公益活动提供场地。每周这里都会举行亲子教育活动或是防火防灾知识宣讲，或者是文艺演出等等。当然这里的布置没有一般会场的呆板和严肃，枣红色的落地帘，舞台宽阔大气，简约大方的吸顶灯和装饰灯，洒下来的光线也是柔和，非常体贴人的眼睛。整个观众席设计成五舞台形，坐椅和落地帘的颜色都是庄重的枣红色，也保持一种和谐，地板是颜色较深的简易木纹板。我常常在感叹，这里给人的好感可不会比音乐厅差呢！这些地方都属于公众活动空间，但又不只是提供公共服务那么简单，或者只是一个活动场所。它们本身就具有一种吸引人的物质，一种比较轻松自由的美感。建筑物不是没有生命气息的静态物质，它已经是兼有实用功能和审美效果的有意味的人文设计。生活中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陕西的“新唐风”建筑 ，广州天河城，深圳万象城，还有各地的城市广场等等，不仅是这些，街市上琳琅满目的广告，家电，日用品，甚至是流行歌曲歌词，手机短信等等都在挑起人们美的味觉和视觉。当然有人担心审美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审美泛化的表现，或者说是审美民主化的症状，是审美的“祛魅”“去精英化”，但是这并不能说服所有人都表示认同，自康德提出审美的无功利以来，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反对审美向日常生活倾斜的人则认为这种物质性的审美的美学的堕落。

“任何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在我看来都应当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②而且它不应该是封闭的，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那么，恰恰《现代美学原理》对我们就有这样的要求，原理学得之后要进行研究应用，再走向现实设计，与现实生活结合，能分析我们身边的社会现象，更能够对我们的人生进行美的设计。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必然态势，审美向生活的倾斜，不仅是社会消费文化使然，也是它发展的内在要求。

注释：

① 陶东风 著《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7页

② 陶东风 著《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趣――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8页

参考文献：

篇（11）

调查一:课外书的种类

通过对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调查发现,中学生喜欢看的课外书中,30.9%的人选择了恐怖小说,57.7%的人喜欢看青春小说、武侠小说、奇幻小说、网络文学和流行杂志等。相比之下,经典名著颇受冷落,只有11.4%的中学生表示爱看经典名著。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85%的中学生表示“没有看完”《红楼梦》,像《高山下的花环》、《红岩》、《烈火金刚》这些红色经典书籍,几乎很少有人去关注。阅读《飘》、《呼啸山庄》、《茶花女》、《三个火》等外国名著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调查二:课外书的来源

调查发现50%的中学生的课外书都是由父母购买的,32%的中学生的课外书是老师、同学和亲戚推荐的,只有18%的中学生利用节假日自行到书店选购。初三学生张迪说:“我喜欢看漫画书,从《灌篮高手》到《我为歌狂》,从《死神》到《海贼王》,我几乎都看过。一套漫画书往往数百元,价格有点贵,但作为藏品也算是个人爱好吧。”

调查三:看课外书的目的

调查显示,75%的中学生看课外书是为了娱乐消遣,17%的中学生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只有8%的中学生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兴趣爱好。赵媛媛是一名初三学生。她从小喜欢阅读,凡是“目所能及”的书,她都纳入阅读计划,尤其是文学类作品。不过,自从升入初中,赵媛媛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看课外书了。因为学校禁止学生往学校带课外书,一旦被老师发现就被没收。赵媛媛说:“我看的课外书都是文学类的,是对学习有帮助的,再说,学校阅览室的名著版本老旧,类型单一,根本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

调查四:中学生的阅读倾向

24.5%的中学生阅读的课外书为实用型,包括阅读新闻类、科普知识、人物传记以及相关的学科辅导书等,75.5%的中学生喜欢阅读流行的、时尚的言情小说或幻想小说。喜欢科普的中学生一般都读过《时间简史》,这是一本探索时间本质和宇宙最前沿的通俗读物,它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观念。这本畅销世界的《时间简史》已成为科学著述的里程碑。这不仅归因于作者史蒂芬・霍金迷人的表达方式,还归因于他讨论的令人敬畏的主题:空间和时间的本性,上帝在创生中的作用,宇宙的历史和将来。今年初二的冯世章刚刚读完《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一书,他说:“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奥巴马的故事。45岁的奥巴马演说极具魅力,灿烂的笑容更虏获许多民众的心。与过去有意竞选总统的黑人前辈相比,奥巴马是首位在初选前民调获得全国性支持的明日之星,2008年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与这些实用型书籍相比,沈阳市某中学的李姗姗则把自己的阅读点放在青春故事和幻想小说上面。李姗姗说:“我很喜欢雪小禅的书,她的《看我青蛙变王子》、《戏子》、《像冰一样疼,像火一样蓝》、《一地相思两处凉》等我都看过。我不仅喜欢她的写作风格,关键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读后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在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把阅读目光投向了漫画。赵小天说:“学习太紧张,看漫画书可以解除疲劳。另外,故事内容富有幻想性,打斗场面很刺激,人物形象逼真,读了有身临其境之感。”

分析

名著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结晶,无疑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由于时代、文化的差异性,使名著与中学生离得越来越远,甚至产生了“隔膜感”,这就造成了中学生宁愿看漫画,读青春小说而不愿意看名著的主要原因。另外,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中学生的阅读习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以快捷的网上阅读代替了纸面阅读。从课外书的来源上看,中学生看名著处于被动,也许是学习时间紧张,也许是名著枯燥乏味,也许是父母的过多干涉……总之,名著就好像是身边的一缕风,可有可无。

有人认为名著是文学的经典,能影响人的一生;有人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杆,为什么一定要读去名著?到底如何看待这个文化现象?笔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

不读名著的三大理由

理由一:名著内容陈旧,缺少新意

张利伟(初二学生):我们初中生大都不喜欢读名著,《梦里花落知多少》、《那小子真帅》、《哈利・波特》之类的书倒是很受欢迎。什么原因?名著读起来十分无聊,使人读不到一半便不想再往下读了,就拿《西游记》来说,故事无非是说有一群怪兽贪吃,抓了唐僧就走,而每次又不吃,等着孙悟空来救,最后怪兽输了。每次的故事无非如此,毫无新意,我读到一半便不想往下读了。另外,我感觉名著的语言习惯和我们现在大不一样,如果看得多了,我还担心自己模仿上了,那样就有可能写不出东西了啊!

理由二:“名著”是闲书,应以学习为主

李宏达(大一学生):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水浒传》《西游记》《格林童话》之类的书了,开始并不是很愿意去看,只是父母总在耳边说看这些书能受益一辈子。尽管名著中的语言不太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里面的故事很经典。

我和“名著”划清界限是从高一开始的。有个周末,我一睁眼就发现枕头边的《红楼梦》不见了。没多久,母亲敲门进来,对我说:“你已经上高中了,高中就意味着学习,以后不许看这些闲书了。”“闲书?”我诧异地看着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母亲一边说一边开始收拾我的书桌,把所有和学习无关的书籍都没收了,临走时还呵斥我:“等你考上了名牌大学,随便你怎么看!”我知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我好,就是一时无法接受她的这种做法。高中三年,我从没来没有读过名著,偶尔看几眼杂志,也都是母亲拿来的。去年,我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给母亲交上了一张满意的答卷,可是每当同学谈论文学典籍时,我很少能插上嘴。在此,我要劝学弟学妹一句:不要为了考大学而忽略了丰富自己的课外知识,其实,读一些名著是很有必要的。

理由三:时间紧,放弃课外阅读

赵晓冬(初三学生):我从来不看课外书,中外名著,我也打小就没有接触过。但是你不能据此断定我不爱学习,相反,从我有记忆以来一直在忙着,甚至远远比一般的同学要忙。记得初一的时候,有个朋友来我家做客。当他看到我的书架上一排一排花花绿绿的书时,大为感叹地说:“想不到你不是个书呆子嘛,知识面这么丰富啊!”但是不过三分钟,他又说了一句:“这么多书,怎么连一本名著都没有啊?”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就被妈妈抢了先:“现在,我家冬冬正准备出国,最重要的是补外语,没时间看那些课外书。

是啊,小时候是不知道看,现在是没时间去看,我什么时候才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名著呀!

读名著的三大好处

好处一:开拓自己的知识面

田丽莎(学生):读名著的好处真是数不胜数。它能在我掌握知识的同时,放松心情、陶冶情操;能在我提高文笔的同时,领略到了大文豪们的风采。名著中还能体现许多文豪的人生观,使我懂得许多人生哲理。读名著还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少走许多弯路,不去赴那些过了一辈子失败人生的人的后尘。《时间简史》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时间简史,一部深入浅出、简单明了的科学经典,我读了三遍。这不仅归因于作者迷人的表达方式,还归因于他讨论的令人敬畏的主题:空间和时间的本性,上帝在创生中的作用,宇宙的历史和将来。《时间简史》让我受益匪浅,让我了解了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的知识。

好处二:提高人的文化素养

董力夫(学生家长):经典书籍是我们永远需要的,因为经典书籍能提升我们的人文的价值和人文的精神,能够培养一个人的素养。《老子》、《孟子》、《论语》等古籍看似离我们很远,但其理论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百家讲坛”风靡一时,它借助名人名家之口将中国古人的思想精髓传播开来,产生了轰动效应。我认为孩子从小就应该养成读名著的习惯,读名著对人格塑造有很大的好处。孩子通过这些不朽的文学作品来认识世界和感悟世界,增强对真善美、假恶丑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对人生哲理潜移默化的接受,比我们大人肤浅的说教要深刻得多、有效得多。

好处三:帮助提高学习成绩

赵维江(语文教师):大部分中学生不读名著,原因很复杂,有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因素,也有是出于个人原因。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学生热衷于考大学是情理之事。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充斥下,一些中学生跟着浮躁的风气走,扑向网络和卡通,名著当然就被冷落了。但是,名著都是经典,而经典是永恒的,有着永恒的价值和魅力。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玩乐而忽略了对经典的阅读。说到名著与考试的关系,这几年,部分省市为了提倡读名著,语文卷都要出几分的“名著题”,“名著题”多是普及性的简单知识的填空。有些同学认为分数少,不得也罢,其实,“名著题”是很容易拉开分数的,如果同学们对名著很了解,对提高考试成绩会助上一臂之力。

链接:中学生必看的十大名著

《老人与海》

推荐理由:小说语言简洁,情节激动人心,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吸引着世界各国的读者。1954年,《老人与海》使海明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文学名著。

《边城》

推荐理由:《边城》,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不朽杰作。该书分别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中搜辑名篇,基本囊括了沈从文作品的精髓,且较能体现沈氏文风的别样神采。

《繁星・春水》

推荐理由:作用微带着忧愁的温柔的笔调,述说了心中的感受,同时也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和表达着要认知世界本相的愿望。

《骆驼祥子》

推荐理由:作者善于调动各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的口语,使通俗朴素的语言文字变得生动新鲜,充满了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格列佛游记》

推荐理由:该书充满了奇异的想像和童话色彩。辛辣、尖锐而深刻的讽刺是该书的灵魂所在。另外,作者借游记、借外人之眼来评议自己国家的现状。

《鲁滨孙漂流记》

推荐理由:小说对鲁滨孙荒岛生活的描写逼真自然,表现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小说语言明白晓畅,朴素生动。

《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

推荐理由:该书采用大量的引文,抓住“传主”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使之成为统领全篇的灵魂,产生动人心魄的力量。书中,作者多侧面地去表现“传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磨难,他们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闪烁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光芒的长篇小说。小说写人物以叙事和描写为主,同时穿插内心独白、书信和日记、格言警句等,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