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发表云网!为您提供杂志订阅、期刊投稿咨询服务!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2-07 22:46:04

中国红色经典文化论文

篇(1)

一、引言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每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翻译作品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本文通过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在海内外的研究现状的陈述总结,进一步分析产生该现状的原因,寻找研究突破点,为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的数据调查夯实理论基础。

二、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和其他期刊数据库,共有1668篇相关论文。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英译活动中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的对比与选择;翻译大家的翻译风格研究;对某一中国文学作品的两个或多个译本进行比较评析。学者不断地通过比较各种翻译方法孰优孰劣,试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求最佳方案,如深入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2)国内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尽管我国不断进行让文化走出去的尝试,中国译者翻译的几百部系列译作并未在国内取得预期效果。21世纪后,翻译学家们开始反思中国译者翻译作品的局限与问题,认识到强行输出本国文化及意识形态是行不通的。20世纪60年代德国 “接受理论”传入中国。受该理论影响,我国翻译界掀起了从“读者接受”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的热潮。检索数据显示,国内有关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论文共有510篇,除从接受美学视角探讨翻译策略的研究外,部分翻译家及学者还把目光投向了信息性,政治性较强的文本,如政论文件等相关译本在西方国家读者中的接受程度,部分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然而,对于文学作品读者接受度的实地调查却十分罕见,深入读者的调查可谓是少之又少,研究人员更多地是调研译作销量以及部分专业读者,例如,出版商,文学评论家,审查员及专家学者等的接受度和满意程度,而普通大众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度与满意度通常被忽略。

(3)国内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河北省经典红色文作品的研究鲜少有人涉及,检索数据显示共有3篇关于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尚未涉及其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和调查。

2.国外研究现状。

(1)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关注不断加强,中国在对外文化输出上也投入了不少人力,翻译的数量增长很快,但中国翻译作品在西方世界影响不大,在英语国家市场上仍处于边缘化地位,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缺乏关注。

(2)中国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读者间传播情况并不乐观,中国文学作品译作在英语国家市场大规模遇冷无法得到英语国家大众读者的接受与认可,而西方学者针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读者接受度的研究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了。

(3)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目前,国外对于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的读者接受度调查尚鲜有涉及。

3.小结。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的研究现状主要有以下三点内容:第一,国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关注度持续上升,国际上,研究讨论汉学的报刊文章和论文数量正在增加,然而中国文学译作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市场上依旧处于遇冷的状态,第二,中国翻译界对读者接受的研究正在兴起,然而对于文学作品英译本读者接受度的实地调查却有所欠缺;第三,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但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数量很少,P注度欠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本文研究对象为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从文学价值上来说,经典文学内涵丰富,可读性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面貌。在经历时间过滤之后,仍留存有某些不会过时的精神价值,至今仍能给人启迪的思想。除此之外,经典之作还具有自己超出时代特征的独有特色,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二,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文学范式,河北红色经典文学有着自己的语言特色。鲜明独特的冀中普通话风格,使作品拥有了浓郁的乡土风气,折射出冀中平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三,河北红色经典文学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影响力,可反映一地区之风土人情,革命思想。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与讨论对于弘扬燕赵大地经典文化与文学有深远的意义。

2.译文文本选择。本文所选的译本多是外文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或者是由著名翻译家戴乃迭、沙博里翻译完成的。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在西方世界中接受程度相对较高,拥有读者数量大,样本较易收集且覆盖范围较广,便于后期数据分析、整理和总结。此外,译本需体现一定的翻译水准,是中国对外翻译作品中的成功之作,对于我国之后的翻译工作的进行有较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译本能够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并最有效地传递文本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同时又保留原文生动、形象的语言风格,这不仅保证了译文文本意义的流畅和精神的传达,也保障了研究结果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3.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定性分析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是一组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跨主题的研究方法,有一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术语、概念和假设组成。定性研究是研究者通过访谈,现场观察,及查阅文献资料了解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经历,观点,见解,想法,感觉,收集定性资料,并按一定的主题、类别,进行编码、归纳、推理的过程。由此产生的见解、知识、观点和理论假设即为定性调查的结果。所得到的定性资料是对事件发生过程真实、详细地描述和引用被访谈者经历、见解的文字性材料。定性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4.研究热荨1疚南晗缸芙崃斯内外中国作品英译研究、中国作品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以及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的现状,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总结,深入剖析了产生该现状的原因,指出调查研究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的研究突破,为进一步进行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调查夯实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有借鉴价值的结论。

四、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分析

形成目前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有:

1.中国综合国力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政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政策以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吸引海外读者关注中华文化,阅读了解中国文学。21世纪初,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在国际市场遇冷,国内译者开始反思中国译出文学作品过程中所使用的翻译标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不断调整翻译策略,深入考虑译出作品在西方世界读者中的接受度与认可度。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的研究受到关注。

2.英译作品影响力不足,在英语国家缺乏读者。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是混合且复杂的,受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等方面差异的影响,翻译中的原语与目标语之间无法达到绝对的对等,翻译本身会造成原文中的部分重要信息丢失,甚至造成文化的相互误解和扭曲;加之中西方读者口味与阅读习惯存在差异,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普遍较低。再者,想要让西方关注到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只考虑译作本身的质量问题,仅追求语言美是不够的,英译作品的传播与推广必须把作者,翻译家在西方世界的认可度,赞助商,以及宣传渠道,出版机构等多种社会性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当前,由于国外中小出版机构实力有限,无法在海外市场营销发行中国文学作品译作,使得很多中国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英译本读者接受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3.西方国家本族文化优越心理,对红色政治持有偏见。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现状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关联,冷战原因造成的东-西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国文学难以跨越中西方思想文化差异的鸿沟。西式冷战思维逻辑对中国历史的定位是不义,争霸、丑行累累。这种西方自以为的“政治正确”造成其在引入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例如,在国内禁止出版销售书籍在英语国家往往广受欢迎。这种明显的对东方政治的偏见影响着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红色文学作品的认可与接受,中国红色文学译本在英语国家读者中的接受度无法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五、河北省红色经典文学英译读者接受度研究突破

第一,国内专家学者对于读者接受度依旧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少有人深入调研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接受度,对有分析价值的样本进行切实数据分析,再通过统计数据结果分析哪种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哪种翻译方式更能吸引海外读者。本项研究运用了归纳法和问卷调查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通过选取样本、设计问题、回收调查问卷、建立语料库,运用SPSS进行定量数据分析,依据所得数据,得到实证研究结论,具有系统性、证实性、可靠性,概括性和科学性,是一次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变。

第二,通过分析中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方向,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研究人员,大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流行文学的研 究和评论上。中国红色经典一直没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调研西方读者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英译本的接受度,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的传播情况与影响力,是一次让西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红色文化的踊跃尝试。

第三,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河北省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与宣传活动,河北红色经典文化作为河北省文化的成功典范,在河北省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海外读者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本的接受度,对弘扬河北省经典文化有着积极意义,是传播和扩大河北省地域文化的一次代表性突破。

六、结语

当前,我国文学作品英译本在海外出版的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多,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持续加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数量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还要真正能打入到西方市场和英语世界的核心。从目前情况来看,翻译家和学者对于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英译作品的接受度缺少实地调查研究,导致英译作品的发展有盲目性。为此,翻译家需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的传播和反馈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考虑目标语国家对翻译者的认可度,使海外读者通过中国文学作品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Denzin,Norman K and Lincoln,Yvonna S.Eit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Second Edition.Sage Publications,Inc.Thousand Oaks,California.2000.

[2]陈丽蓉.河北红色文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石家庄铁道大学,2016.

篇(2)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 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 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 革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篇(3)

位于大巴山南麓的达州曾是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摇篮之一和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500余处革命遗迹。、、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还走出了张爱萍等36位我军将领。达州作为我国的革命老区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本土的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达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红色革命老区的一所地方高校,立足本土文化,将本土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并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服务地方文化事业发展。

一、高职院校实施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科学利用和开发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红色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和新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整合、重组、吸收、优化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成果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而生成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其中,物质资源表现为遗物、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非物质资源表现为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红色资源是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为主线的集物态、事件、人物和精神为一体的内容体系。红色教育资源是一种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一种人文素质教育资源,还是一种经济发展资源。[1]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意义。我校依托达州丰富的红色文化和民族资源,大力推进高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1.有利于充分挖掘地方的红色经典艺术教育资源。通过有效整合地方红色资源,积极进行经典艺术的挖掘、整理和展示,突出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的艺术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努力创作符合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使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真正发挥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作用。2.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文化艺术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地方高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具有品学兼优,具备发展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基本能力和素质的艺术类专门人才,也能对“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3.能够有力地促进“红色文化经典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结合地方红色资源,以更开放的姿态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教学研究的思路,探索红色经典艺术品产学研的新途径,并建立起能实现共享的优质教育资源库,从而有力地促进“红色文化经典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2]

二、达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与特征

达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内涵丰富。具有直观性、民族性、群众性、时代性、先进性等特征。初步统计目前达州市境内共有革命陈列馆、纪念馆5处;革命遗迹500多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7处;馆藏革命文物2295件。最著名的包括:“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被列入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达州红军文化陈列馆与张爱萍故居;宣汉县项山公园内的王维舟纪念馆;达县河市镇陈伯钧纪念室;“中国红色第一街”——达县石桥列宁街;渠县苏维埃纪念馆;达县梓潼乡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通川区蒲家镇英烈园等。[3]巴渠红色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巴渠儿女和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共同理想、目标的重要精神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高校作为当地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开始关注本土化问题,关注人类自己生存的根系,将本土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引入高校教学,让大家学习与熟悉当地民族音乐文化,热爱本民族的优秀音乐作品,提高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让人们更关注本土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红色教育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一)共同建设张爱萍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日常的参观实践活动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参观、瞻仰革命博物馆、王维舟纪念馆、万源战史陈列馆、烈士陵园等,以及把参观以上场所同入团、入党等活动结合起来。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收集英雄人物事迹,制作文献作品。英雄人物事迹以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达州在革命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学院在思政课中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达州的英雄人物事迹然后在课堂中进行介绍,介绍达州在党的革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让学生了解达州的历史,再次感受党在革命历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让学生在课余收听红色经典歌曲,收看红色经典电影,阅读红色经典文学,欣赏红色经典油画等,还举行红色卡拉OK大赛。[4]

(三)建设开通红色教育网站。达州职业学院利用网络宣传红色文化,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充实到网站的各个栏目,将网站建设成为以人生导航为切入点的集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素质培养、信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网站。该网站除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事政治教育、党性教育内容外,还不断渗透红色文化的内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我校红色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学院专门成立了与互联网相关的学生工作队伍,时刻密切地关注着网上的各种信息,网上网下联动,全时关注,全程覆盖,通过网络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参考文献:

[1]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篇(4)

红色经典影视剧(以下简称红色经典)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沉寂和90年代后期的再度走红,几经沉浮时至今日改编红色经典已愈发炙手可热。近年,以《亮剑》、《特殊使命》、《仁者无敌》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持续升温,并引导青年学生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我们认识红色经典的精神实质并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材。

红色经典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人和事。再扩大一点,从广义上说可以认为: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主张起过较大进步和推动作用的人和事,都应归为红色经典。如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实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的,也应算红色经典影视剧。

与红色经典相对应的是红色原创。红色原创是群众公认的、影响较大的、收视率较高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影视作品,其意义不单纯在于商业价值,更在于为当代社会建立一个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使整个社会通过其塑造的典型人物找到自己的政治模型和文化方位。当然,红色经典都是当年的红色原创,所谓的红色原创,是指进入本世纪以来创作的影视作品。

一、红色经典及其精神实质

1 何谓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习得的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综合体。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它和其他文化同样具有复合性、象征性、多元性、传承性、共享性等特征。

2 红色经典的精神实质。

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积淀形成的。深入挖掘红色经典的价值内核,它与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石。

红色经典作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文化形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其传承与发展促进党的政治文化生成一种巨大的政治价值,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以进一步的巩固。在新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红色经典作为先进文化形态,必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红色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天然构成,是革命、建设年代留下的特殊文化形态。它本身所蕴含的厚重的历史承载培养了人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坚持这条道路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红色经典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广义的红色经典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即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所留下的革命活动遗址、遗物、文献、作品等,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即在革命与建设年代留下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些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民族独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情怀。红色经典不仅是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鲜活教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

二、挖掘红色经典主题。促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经典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前进的方向,满足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红色经典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必将构成一种文明或文明的生活方式,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共存。

1 大力弘扬红色经典,坚定青少年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红色经典的重要内容,也是红色经典的宝贵财富,深入挖掘红色经典中关于理想信念的经典题材,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使其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培养其热爱党、拥护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的思想感情,并最终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2 通过红色经典的感染力,对青少年普及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红色经典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文化,它包括了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经典爱国事例,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用红色经典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青少年,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立志成长,报效祖国。

3 挖掘红色经典价值形态,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红色经典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部分,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青少年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指导功能。将红色经典本身所蕴含的人本思想与责任的培养,诚信教育,同情心、爱心的激励,珍爱生命,珍惜生活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帮助青少年理解周围正在迅猛发生的价值冲撞与变迁,使其知荣辱、明大义。

篇(5)

十七年文学是建国后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曾经感染了那个时代诸多的读者,也曾经是文学批评家的重要关注对象。但是随着与十七年文学相伴的阅读氛围离我们越来越远,以及文化多元浪潮的出现与核心价值观的变化,普通读者群几乎是全线撤离了十七年文学。而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中,十七年文学的教学是同样是一个难点,一是因为本阶段文学政治色彩浓厚,其次是因为时间久远,和目前现实社会的现状脱轨,学生不感兴趣,甚至有排斥和逆反心理,加之现在高校文学史类课程课时不断压缩,导致在讲授这一段文学史时候往往一笔带过。如何客观评价这一段文学历史,有助于对学生正确理解当代历史和文学提供新的思路,教师如何讲授,也引发了很多教学问题。如今的中文专业学生大多是 90 后,这些学生并没有接触过那个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经济发展,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使处于 21 世纪的青年学生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那个历史时期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文学同其他时期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别,十七年文学有比较浓烈的政治色彩,而当今的文坛则流派作家多样化,这使很多学生在学习时候感到困难,从而产生排斥心理。如今的学生更热衷于现在流行的一些文化,如 80 后作家、网络文学等。要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际的教学中就得对红色经典做一些全新的解读,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在教学中可以对经典作品如《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结合社会现实以及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前沿理论进行新的解读。

本人所在高校位于陕西省,陕西省是文化大省,更有很多著名的名胜景点,比如长安县的柳青广场,延安的路遥文学馆等。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学习也成为我们了解传统文化和我省文化大省的重要途径。可以尝试把教学和具体的文化遗产弘扬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加深学生的人文素养,进一步弘扬陕西的文化魅力,这也是当代文学教学的一种新思路。

二、用前沿的理论包装红色经典

传统研究者研究红色经典只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选择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分析阐述,很少整体把握。这种研究也只停留在作品构思、人物形象、政治教化功能等浅层次的研究上,且多以正面评论为主。进入上世界 90 年代,对红色经典的研究渐进佳境 , 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现代性、文化理论等一系列理论的引入,丰富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开阔了当代评论研究的学术视界,学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和评价视角,破除了思想僵化,从而发现了红色经典研究的价值。纵观近几年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 一 ) 人本研究。延续 1980 年代的人本主义思潮,一部分论者以人道主义为尺度,对红色经典加以批判性重评。如丁帆、王世沉《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 二)现代性的研究。红色经典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是近几年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现代性这一概念在 90 年代中期被正式提出以来就出现了多重阐释 ;( 三 ) 叙事学的研究。进入 90 年代以来,对叙事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等静态研究,而是将叙事学置于文化背景中,做更广泛的研究 ;( 四 ) 文化研究。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 80 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逐渐升温,这一跨学科、并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领域,为红色经典研究开拓了相对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以上的研究论点都从很多新的角度对红色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这些新的理论论点也可以用在实际教学中。

以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为例,传统教学多是探讨作品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身上的英雄主义色彩等,但该作品完全可以避开政治角度,可以从英雄、儿女、神魔角度探讨作品如何借鉴明清时期的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神魔小说等类型,从而探讨红色经典小说其内在的审美价值即对古典小说的传承。再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讲授中可以重点分析其如何体现出民族化。该小说取材农民革命战争,题材本身就极具中国特色,小说故事发生地在冀中平原一带,是一个传统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故事,主人公身上更多体现出了传统农民英雄的特点。这部小说可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小说具有的民族化风格,甚至可联系新文学历史上欧化和民族化的文学发展历史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最后以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为例,这部小说可以重点分析作品中所蕴含的民间文化。这篇小说诞生于大跃进时代,主题也是歌颂大跃进的,但很多人们今天对这篇小说依旧津津乐道,倒不是因为其政治主题,而是因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充满生活趣味的喜剧性故事。原小说在人物设置上就借鉴了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间传统曲艺,主人公李双双和孙喜旺的人物设置就模仿了民间曲艺东北二人转的形式,一个旦角,一个丑角,两人之间不断互动产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这部作品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红色经典如何借鉴民间文化从而使自己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以上的举例都是用一些新的、前沿性的理论对红色经典进行全新解读,也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的学习过程,使学生逐渐去除隔膜和排斥心理,建立历史的理解和同情意识,既在十七年文学中获取有价值的思想精神和文学艺术滋养,同时确立以十七年文学为参照的 20 世纪文学的反思和观照视野。

红色经典教学是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难题,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品从新的角度去重新阐释,能够结合当代社会实际,用新的观点去挖掘传统的文学经典。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有兴趣去学,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这样的教学真正可以做到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篇(6)

2011年百色学院继沈阳音乐学院等五所高校之后第二批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的大学。对于处在成长中的百色学院艺术系来说正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有利环境下,百色学院艺术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设和实践探索。经过几年的建设,艺术系逐渐成长起来,为百色学院的发展汇聚了力量,为我院宣传红色经典文化、扩充素质教育内涵、加强艺术学学科专业建设、培养具有“百色起义精神”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四得”专门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融入音乐表演专业的意义

 

红色经典艺术作品是指在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能够传播真理、激发斗志、传播正能量的艺术作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红色经典艺术教育融入音乐表演专业对于音乐教育的意义尤为重要,利用“红色经典”的音乐教育资源对高校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既能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又能培养其高尚的情操、良好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而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的融合更是能将戏曲、民歌、舞蹈等音乐舞蹈元素融合起来,为高校音乐教学带来更加多元化的题材,有助于激发高校音乐教学的创新力、对于推动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品。

 

2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的实践成果

 

百色学院音乐表演专业通过五年的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目前基地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和艺术创造及艺术研究建设、艺术实践建设和资源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1 在学科团队建设方面

 

音乐与舞蹈学院组建了21人的学科团队,明确了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有三人晋升为副高职称,五人晋升为中级职称;培养了2名学科带头人;10 ~ 15名红色经典创造人才;支持教师到美国加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进行访问5人;经过音乐与舞蹈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科团队在音乐表演专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2.2 在课程建设方面

 

为扎实推进全国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百色学院从2012年起实施了“五个一”工程,其中开设一批以百色起义精神、红色艺术、红色文化等为内容的“红色经典教育”微型通识选修课。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设,“红色经典”系列微型课程全面开课。

 

2.3 在艺术实践方面

 

以音乐与舞蹈学院红色合唱团的成立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最为突出。合唱作为教育的高级艺术形式,是审美教育中具有普及性、广泛性、实践性等特点。合唱团的成立不仅可以发展大学生的个性特长,锻炼其组织、编创、合作能力,更是在对普及音乐教育和高雅艺术、宣传红色经典音乐和促进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出了实践性。合唱团自2014年成立以来,除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形式的比赛和演出活动。如 “红歌大家唱”、 “百色起义组歌”演唱会等。还参加了广西大学生艺术展演、“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等演出活动有十余场,并取得优异成绩和一致好评。其次体现出革命性和民族性特色。红色合唱团紧密围绕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目标要求,打造艺术教育特色专业,在作品改编、创作、舞美设计、宣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革命性和民族性特色。

 

2.4 在红色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

 

在艺术创作上,由音乐表演专业教师编辑出品了《百色起义红色歌曲赏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教材两本,以百色地方民族音乐为素材改编创作的《百色起义组歌》15首。以红色经典艺术教育为主要研究放向的课题获得自治区教育厅科研、教改课题立项2项、校级科研、教改课题立项多项,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布有关红色经典艺术的论文和作品10篇以上。同时,举办了5场红色经典教育学术讲座、参加了2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的交流活动。

 

3 红色经典的艺术教育的传承和发扬

 

在受到当今多元化文化模式的影响,红色经典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小,尤其在年轻的一代当中更是不被接受。如何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中让红色经典文化成为人们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在年轻的一代中继续根植红色基因,不忘记红色经典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这是目前摆在高校中尤其是被教育部评为“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基地”的学校音乐表演专业教育工作者紧迫的任务。

 

3.1 转变教学理念,变动教材内容

 

为使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在音乐表演专业中得到发展,首先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继续在经典艺术教育的实践中修改教学大纲,确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办学、教学方向,丰富教学手段。深入挖掘红色经典音乐的文化内涵,丰富红色经典音乐的传承形式。在声乐、舞蹈、钢琴、民乐等课程教学方面继续加入本地丰富的红色经典文化,不断实践和探索,走出一条既具有特色的符合教学规律同时又能受到同学喜爱的课程设置模式。

 

3.2 树立红色音乐的研究、旅游等品牌

 

百色学院作为全国十一所“红色经典艺术教育基地”之一,相对于其他高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地域上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基因,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要在不断研究的同时,成立红色音乐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经常性举办红色音乐文化研讨会、学术报告或者交流会等。

 

篇(7)

    abstract: red-classic as an art pattern in china during 1949 ~ 1976 is a complex unit of youth and adultness of that time. three intentions in the present people’s minds, rebuilding-history, recalling-idealism and complex-nature of human, have influenced the action of recomposing red-classic and more or less determined the effect of the tv series of red-classic and the discussions on them.

                                    一

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轮番出场而一再“失利”,引发了观众、业者、管理者、学术界等方方面面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据广电总局统计,2002年至今,已拍、正拍、规划要拍的属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有40部共850集。一再的市场失败,热烈的理论讨论,正欲不断涌向屏幕的作品,这一文化现象,向我们呈现了一些什么呢?

                                二

红色经典,从学理上看,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第一,是在一个五色的当代环境中对一个红色时代的重现。第二,这种重现是通过对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三,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指共和国前期(1949~1976)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为什么需要甚至热衷于红色的重现?这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在重现者对市场评估上,对品牌的利用上,对观众趣味的把握上,诸如此类的因素还可以罗列更多,但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更基本的点上:体现了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人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回望,重看和体会一种经历者被深深感动过,未经历者又能够为之感动,而无论是经历和未经历者又都还没有被真正把握住的东西。从回望这一视角放眼开去,红色经典与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其它作品联系到一起来了,如描写红色领袖的作品,描写解放战争大战役的作品,描写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在回看上与红色经典是一样的,但又与红色经典不一样,这就是红色经典内蕴了一种时代心态的原汁,这种原汁是与之有了时代距离的改革后的创作所无法呈现的。非得要通过经典改编,借重于经典的,正是这种原汁。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回望,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历史又是一个最有规律的历史,古代史很有规律,现代史同样很有规律。在中国,虽然北京猿人可以追溯到50万年,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仪式证明了文化的开始,但8000年前的岩画、陶器、玉器的出现,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正式开始,不妨以伏羲女祸来代表。从8000算起,正好每2000年一个大节奏。6000年前与仰韶文化相当,是从黄帝开始的三皇五帝时代;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开始了夏、商、周三代;2000年前,秦王朝建立,从秦到清,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四个2000年,正好划分四个大时代。2000年这一数字,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大节奏。从夏朝开始,节奏加快,这时记住500年,就记住了从夏到秦的历史:夏,约500年(公元前2070-1600);商,约500年(公元前1600-1046);西周,约300年(公元前1046-771),[1]春秋战国,500年(公元前771-221)。这里只有西周是300年,由它进入春秋战国的转折时代。进入秦以后,只要记住300年这一数字就行了。秦朝约20年(公元前221-207)可以忽略不记,西汉约200年(公元前206-公元24),东汉约200年(公元25-220),共约400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处于与转折相连时期,略多100年;魏晋南北朝,约300年(公元220-581年),隋朝30多年,与秦同,可以忽略不记,唐朝约300年(公元618-907);五代60年可以忽略,宋朝约300年(公元960-1279);元朝约100年(公元1271-1368),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有所变异;明朝约300年(公元1368-1644);清朝约300年(1644-1911)。整个古代史的历史周期节奏可列表如下:

2000年周期     8000年前——伏羲、女娲           

6000年前——三皇五帝

4000年前——夏

                                   夏,      500年            500年周期

                                   商,      500年

                                   西周,    300年

                                   春秋战国,500年

2000年前

                                   汉,             400年     300年周期

                                   魏晋南北朝       300年

                                   唐               300年

                                   宋               300年

                                   元               100年

                                   明               300年

                                   清               300年

 

中国现代历史在演进节奏上也是很规律的,基本上显为20年一次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性,过20年,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再过30年;是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过20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过约20年,1927是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过约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约2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约10年,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路线,过20多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准备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这种有规律的历史节奏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回望具有了一种很深的意味。

既然回望,为什么不回到经典本身,而要通过改编?历史的距离使改编比原著有了更多期望点。从思想上看。历史之间具有一种思想距离,一个时代要反映自己时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而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回望中就可以看到;从媒介形式看,红色时代主要是处在印刷时代,印刷形式的小说是其主导形式,当下时代是电子时代,电子形式的电视是主导形式。本来,红色经典包含一切红色时代的各类艺术形式,文学、音乐、美术,但最能与电视形式对接,又最与思想的展示相合的,是叙述性作品,因此,红色经典涌向电视屏幕,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就在进入当代艺术的主流形式。电视剧形式,就有原来小说电视的文化厚度,又有时代的崭新关联。正在红色经典改编正电视剧的时候,它的成败引起最大社会关注,成为了一个热烈讨论的文化论题。

红色经典的核心是它体现了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都艺术地凝在一种模式上。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也正是附在文艺模式上。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其主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理想构成了作品的强光。第二,为了高扬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主旋律。矛盾冲突不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题,也是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也构成了红色经典戏剧性情节的主调,敌我的对立斗争和敌我分明的道德评价构成作品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既定方式。第三,这种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突出,对矛盾冲突的情节营造,对善恶分明的人物安排,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被进行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抑。同时使得历史的丰富性被压缩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

红色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共和国前期对共和国之前的革命斗争的重写,初一看来,它们是写以前的历史,而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写作时代的历史。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过程中一个前所未来的成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后的一次空前胜利,是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分裂状态的第一次结束,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个醒目的标志。共和国的成立带来的新感受具有一种青春性。但共和国的成立又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和精心筹划的结果,它又具有一种成年性。可以说,青春性和成年性构成了共和国前期互相作用的因素,从这一角度看,在红色经典里,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是与共和国的青春期激情相关的,对人性丰富性的有意识压抑是与共和国的成年性的计算相关的。只理解青春性一面而不理解成年性一面,不能深识红色经典,同样,只样只理解成年性一面而不理解青春性一面,也难以深识红色经典。除了青春性和成人性之外,共和国前期的国际环境,先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立,后与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都在强化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斗争性。而且在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和文艺美学中,文艺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也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可回望性,红色经典成了让当下时代的人们回望历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路标。

然而,改革开放26年,当下时代的人们离红色经典所由存在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如果说,当年红色经典对革命斗争史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当年”而对当年以前的回望;那么,今天重编红色经典则是进行一次对回望的再回望。这一次回望,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主流思想对以前的回望,还有学者们从历史真实角度对以前回望,还有经历者从今天的思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当下艺术趣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娱乐圈与市场需要对过去的重新利用……因此,初一看,红色经典,由于关联到方方面面而有巨大的艺术和市场潜力,仔细一想,正因为关联到方方面面而转成了一个最艰难的艺术求索。回望是在当下的回望,它满足的是当下的需要。完成这个艺术求索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满足,完不成这个艺术求索则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挫败。

那么,在这一回望中,或者说在回望过程中,当下的人们最要想获得的是什么呢?大而言之,有三种需要:第一,是对历史作一总体重塑的需要;第二,是对理想主义重温的渴求;第三,是对人性丰富性本质的重认。

这一节主要讲第一种需要,当中国现代性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从今天的高度到整个中国现代性历程进行一种新的总体认识,已经变成一种需要。这一总体认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需要历史型文本(史料体系)、哲学性文本(观念体系)、也需要文艺型文本(形象体系),红色经典正是进入这种新总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说过,通过红色经典进入历史与通过直接的现代重写(如领袖剧、战争役剧、革命剧)进入历史,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能否很好地重写历史对中国现代性继续前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样,能否较好地重写红色经典已成为考验当代艺术家和当代人的趣味的一个标本。怎样让红色经典的重写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总体思考呢?中国式的重写历史的样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不妨以紫禁城为例来看中国式的历史回望与重塑的统一。

明清的京城是按照《周礼》的理想建成的,《周礼》是中国京城模式的定型,这个定型是通过几千年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而定下来的,在定下来的这个型里面,包含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重写定位和对自己的现在的理想结构。中国历史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表现在建筑方面,可以说有四个大关节,一是村落空地的中杆(图腾柱),这时的文化是以图腾为中心的观念体系,二是村落中心的坛台,这时的文化是以主神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三是城市中心的祖庙,这时的文化是以祖宗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四是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2]这时文化是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当《周礼》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建构自己的京城模式的时候,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呢?以帝王的宫殿(太和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否定了以宗庙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吕氏春秋》说:“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就是描绘的以宗庙为中心的国-宫-庙三层的京城模式),但是对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仍对宗庙表示了最大的尊敬,祖庙被安排在天安门东面,仍然的依时祭祀。同样,从紫禁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宗庙中心否定坛台中心的时候,对坛台仍然表不了最大的尊敬,这一尊敬在宫殿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西的社稷坛和京城四面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同样,从紫京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坛台中心在否定空地的中杆中心的时候,仍然中杆保持了最大尊敬,这一尊敬在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华表上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华表的身上有表示天的云彩。因此,中华民族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大变,从图腾到天神到祖鬼到人王,另方面却不是一个否定一个,而是每一个对者前一个保持了最大的尊敬,并把它在自己的体系中放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样对使自己有了一个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承传,又把每一段历史放好了一个位置。把这个位置放好了,《周礼》的京城模式就出现了,民族的总体定位也形成了。以紫禁城的实例,可以知道,如果红色经典与中国现代性以来的历程的定位有关,那么,把红色经典改编好了,中国现代性历程其及总体性也就很好地呈现出来了,而一旦体现出来,就没有再进行改编的需要和冲动了。如果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定义,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也没有满足方方面面的渴望和期待,改编红色经典的冲动就还会出现,因为创作者总认为自己还能在上面加补上一些红色经典本来缺少的一些东西,而为当代观众增加一种新观念,以完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性总体认识的需要。从这一个角度看,红色经典的改编,无论成功与否,呈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重塑历史也是重新定义当下的一种活动。

                               四

现在讲红色经典后面的第二个动因即对理想的渴望和第三个动因即对人性丰富性的重识。这两个动因,虽然与第一个动因一样,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的观念和心理内容相连,但同时又与红色经典改编的具体艺术问题结合在了一起,是一个更为复杂更难讲清的问题。

红色经典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而去。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甚至包含着各种杂质以及各种虚伪、仇恨、阴谋,但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正是红色经典里包含着这种与真诚和青春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使一个身处世俗化时代、物质化时代、娱乐化时代人会在一些时刻猛然心里一动。那使人心里会怦然心动的东西使人走向红色经典。

然而,红色经典本身又包含着它拒斥时代的一面,这就是由于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调,而略少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对斗争性的强调而略少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由于对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别而略少了人物动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缺失在红色经典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可信的,在一个精神氛围相距甚远的当下会被感受为是一种缺失。于是改编的方向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坚持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在人物上增加丰富性、故事上增加复杂性,斗争上增加多样性。一句话,把一种红色时代的趣味与当下的时尚趣味接轨,把一种红色时期的简单性与当下的复杂性接轨。把一种红色时代的定性认识与当下的动态认识接轨。

然而,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的推出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管理者、学界、观众以对“失败”的经验总结,基本集中在三点上:

第一,   英雄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让原有的英雄形象得到歪曲;

第二,   反面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变得光辉起来;

第三,   故事情结不能在“丰富化”的过程中,迎合时尚,进行“爱情”等趣味性注水。

这三点,都点到了红色经典改编中的问题所在,但这一问题又不仅是一个改编中的技术问题,而与时代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而且与红色经典的内在矛盾相联。自改革开往以来,中国人的性格,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都在由以前的单一向多样,由类型向丰富发展,也可以说,是由一心一意干革命走向人性的丰富上面发展,这里的人性丰富仅只是相对一革命时代的单一而言,而且这里的丰富,还包含着各种负面的因素,正如当年的单一也包含着相当的负面因素一样。因此,人性所就有的丰富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当下所处地现实中和艺术中的这种丰富,显然不完全是的,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所理解的人性丰富,只是真正的人性丰富中的一种表现,一类显现,这种现实显示还不是、至少不等同于人性丰富本身。人性丰富的应有本质和人性丰富的现象呈现这一矛盾性正好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表现出来。红色经典改编中遭到激烈批评的“戏说”、“注水”、“情色”等,无不与用当前趣味中本还应该予以思考的人性丰富现象相关。我们希望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也希望通过使红色经典人性化,不但保持这一理想,而且把这一理想变得更有人性,但我们用以去改变这一理想的人性,却是我们这一个有限时代的人性,甚至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多样性中的一种,属于时尚的那一种。而且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这样,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

这样,红色经典的改编遇上了一个双重难题。让红色经典适合我们现在的趣味,而变成一种穿着红色外衣的现在时尚,这是不行的,既然是看时尚,观众为什么非得到红色经典上去看,而让自己看完之后有一种受骗感呢;我们放弃自己的时尚而把红色经典完全保持在原味上,也是不行的,在共和国前期还显得是真实的东西,在现代其缺点的一面会更加放大,时代的距离会使其观众望而生畏。

                               五

然而,如果前面说是红色经典包含三种因素(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识认)还是存在的话,还是尚在中国现代性演进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的我们心中的一种内在思想和情感需要的话,那么,红色经典会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让人禁不住要想去改编。在这一意义上,红色经典改编2004的“蒙难”,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从深层上来说,它呈出了中国当代人心中的一种“痛”。这种“痛”的存在,显示着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还未得到一个总体的体认,显示中国人对失去了的理想的不甘,显示了中国人对什么是人性丰富的困惑。因此,似可说,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里去的痛。这种痛的根源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的,在这一意义上,不妨把红色经典改编,看成中国人正在对重寻历史、理想、人性的漫漫途中的彷徨。还没有找到这三者之前,这三者还未真正满足当代人内心的需求之前,红色经典的改编会不断的涌冒出来,像一首在路上极为想唱而又尚未唱成好调的歌。

 

 

篇(8)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文革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篇(9)

我们习惯上把从“”,即1966年以前创作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带有明显“革命”色彩的文学艺术作品称之为红色经典。而红色经典影视剧即这个大概念范畴内的影视类作品,如《小兵张嘎》,《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红色娘子军》等。从建国到的十七年间,这些作品不但广为人知,深入人心,更是代表了这一阶段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理想和追求,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几乎都源于此,而红色经典影视剧中的主要人物也多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榜样。

一、红色经典文化发展历程及现状

回顾红色经典文化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诞生期,自建国后至“”结束之前 (1949 - 1976 )。这一时间段大致为红色经典产生的时期。沉寂期,自“”结束至80年代末 (1977 - 1989) ,红色经典文化遭遇了十年左右的平淡期,文艺反思和新文艺思潮的冲击 ,当代文学史教育与研究中的断裂,以及大众与精英的双重逃离,共同造成了红色经典由最初诞生时的喧嚣转为沉寂。新生期,自 1990 年以来红色经典文化再度成为大众的注目焦点,历史怀旧语境,国家文化建设的策略需要,文本艺术价值的再认识,以及市场的推波助澜,又合力推动了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以往的老经典电影也是不断改编重拍,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红色经典影视剧,中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一代更是一往情深,曾经的经典不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据调查统计,这些人群的影视活动中约有80%的时间是在看“红色”题材片,可谓是百看不厌,因此红色经典影视剧作品也是一再改编重拍,不断翻新。

前几年新版电视剧《小兵张嘎》、《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的热播,国内再次掀起了一股红色热浪。据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年始至今,已拍,正拍,规划要拍的属于“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有40余部。然而,推出后的效果确是不尽如人意,批评声音不断,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人们看到毕竟今日消费主义观念下的“新红色经典”毕竟已与“红色时代”里为理想、为信仰、为祖国、为人民的红色理想不尽相同了。就此,国家广电总局向全国各地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严肃对待红色经典的改编。

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和红色经典改编剧播出的效果,也带来了我们对“红色现象”的反思:一方面,对激情年代的追忆,寄托了当代大众重建精神家园、消解商业社会里人的“物化”感的渴望;另一方面,消费原则下的生活现实,又必然驱使人们追求娱乐性、商业性和消遣性,从而导致任何经典文化和高雅文化都最终难逃被“消费”的遭遇。这两种价值取向超常的内在冲突和张力,不仅折射着时代的流逝,更隐现了当代大众的信仰危机。

二、信仰危机的内在动因

大众偶像崇拜的内在欲望,与时代英雄缺失的现实矛盾,是导致信仰焦虑、精神复归需求的内在动因。

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化,并不容易意识到信仰在一个社会机制中的重要性。因此,当商品经济社会突然降临、原有的偶像和神化魔力消失后,当原有的秩序发生巨大变化,旧的“红色”信仰轻易地遭到商业话语的消解后,曾快乐地进入了精神自由狂欢状态的人们渐渐困惑了,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浪游累了,想给自由飘零的灵魂寻找一个下榻之所了,然而,这个时候他们才惊异地发现,能够慰藉自己心灵的家园已不见了。在迷惘、浮躁、压力、惶恐中,人们各自探索着自己的解救之路:于是,渴望在狂欢中抒解学习重负的年轻人,从偶像明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幻想;试图在祈祷中暂时卸下灵魂重担的成年人,渴望从宗教中暂时觅得栖息家园;无论如何选择,精神的最终归宿回到了对人自身生命、价值、意义的终极思考上。

这时候,人们也才意识到,人在本体论维度上,始终存在着偶像崇拜的内在需求,人的天性就是,他可以依靠对理想和偶像的信仰而生活。于是,跨越了“红色”理想、了许多旧偶像的我们,又开始了新的造“星”时代。我们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发现着偶像,制造着偶像,崇拜着偶像。而经由专家策划和包装后进入当代神话的偶像明星们,为了满足大众消费心理的需要,也必须展示出传奇人物的光环,必须显得 “与众不同”,既要满足大众的消费心理需要,同时还必须是公众理想化的“第二自我”,让大众在自己身上看到崇拜者自身的影子。于是在时代镁光灯的全力跟踪下,不仅这些原本就营养匮乏的“人造偶像”们显得更加贫血;而且站在窥视镜前的偶像崇拜者们,也必须随时准备着承受偶像被击碎、毁灭后的心理打击。其实,那些被大众立为偶像的“偶像”们显得更加迷茫。因为,他们必须时刻控制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以便能向大众传递出“好看与感觉良好”的健康教育信息,以确保各种演出发起人、投资者、运作商、人、演出公司从他们身上受益。

然而,在掌声雷动的喝彩声后,“贫血偶像”们精神上的价值真空,又该到哪里去寻找依托,慰藉。他们的偶像又在哪里?显然,在当代商业文化的运作和大众媒体对偶像的批量打造下,偶像无疑早已失去了宗教崇拜似的神圣性和无条件性,变成了不断被玩弄着的替换游戏。而这种偶像与偶像崇拜者之间的工具性关系,也导致了现代人在精神失落、信仰焦虑状态中对现代偶像的捧杀和蹂躏。

于是,许多偶像明星在台上优雅、辉煌,而台下则借助酒精、、乱性等极端方式消解压力;更有人皈依了宗教,以求寄托精神、宣泄情思。可以说,明星偶像崇拜游戏本身,就不仅昭示了社会信仰缺失的危机,也反映了由社会信仰缺失所导致的不安定感、浮躁感和非真实感。人们也因此而更渴望能把握住一种实实在在的寄托,一种能够再度燃烧理想的激情,而这种对英雄、对崇高、对激情的需求,又在不安、浮躁中虚幻出了另一个非真实的当下历史语境,并且在这样的语境下,将 “红色时代”幻化成了拯救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这恐怕就是致使红色情结再度显现,英雄主义艺术精神再度回归的深层原因。

三、信仰危机呼唤精神重建

信仰焦虑俨然是当代社会语境下的事实存在,而人类在本体意义上的信仰需求,也使我们不能不审慎地关照人类自身的精神解救途径。

“人究竟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应该如何度过 ”“人从哪儿来,到哪去”这应该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疑问。古希腊人曾在他们的文学母题“人与命运”的思考中反思过;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的困惑中揭示过;歌德在他的“浮士德难题”中表现过;现代主义学者在“等待戈多”的绝望中也体验过……可是,早已走出了《百年孤独》古老羊皮书的西方世界,迄今也未能用高科技战胜冥冥之中的命运捉弄。原本意在提升生命品质的现代文明,竟然反讽意味十足地重新回归了莎士比亚“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的痛苦思索。

在我国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始终与狡猾的僧侣与诡谲的统治者有关,迄今尚且有人不断呼吁:“宗教越来越成为人类的最大祸害”。那么,自己放弃了“红色”信仰,而又的确很难认可“上帝”的我们,面对商业社会信仰缺失的困惑和反思,究竟能够将精神寄放在哪里?人类对精神信仰的依赖,原本就来源于对现实安慰的需要和对情感寄托的渴望。从这个角度上讲,信仰存在的作用,甚至是科学、哲学、文化、艺术等都无法取代的,它是人的精神世界赖以平衡、安宁、快乐的根基。

一百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也致使传统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几近崩溃。然而,我们真要集体变成虚无主义者吗?

正是对生命的困惑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再度唤醒了我们对保尔精神的向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背诵着保尔的格言,几代中国青年曾一路走来,踏入了今天这个多元、杂语、过于功利的时代。如今,在闷头为物质积累而奔波、忙碌,达到了一定的富足后,蓦然回首,才发现早已无有了精神的栖息之处,四顾茫然。于是,人们突然淡化了保尔性格中“被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用作培养‘驯服工具’、宣扬奴隶主义的道德‘资源’”等缺陷的批评,希冀能借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份理想主义情怀,为我们的寻“梦”情结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尽管从目前 “新红色经典”的播演效果看,事过境迁,“当时的保尔”、“当时的我”与“今天的保尔”、“今天的我”之间,已经存在了巨大的历史差距与文化心理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使我们的演员和观众已无法完全回归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且消费主义原则所强调的娱乐性、商业性和消遣性,也难免使经典文化和高雅文化最终也难逃被拿来 “消费”的遭遇。然而认真审视“红色经典”现象,我们却也欣慰地发现,在大众对“红色时代”的怀旧热情中,不仅显示出了观众审美追求的提升,也表达了国人对崇高精神的呼唤,尤其是在英雄匮乏的无奈和信仰困顿的焦虑中,这种对理想、热情、奉献精神的怀恋,也折射出了当代人为解除自己精神困惑而进行的不断尝试和努力。

当然,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这种精神的重建可能是整个二十一世纪的主题。但毕竟人们已经看到,中国经济长达二十年的增长期中,各项政治法律制度正在逐渐转型;物质世界的涌动下面,也始终有一股人们抱怨这个时代精神荒芜的潜流存在―――那便是人们精神重建的巨大愿力。这些愿力虽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看起来依然渺小,但它却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1]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 刘康(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J].中国比较文学,2003-1.

[3] [英]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 史小岩.《红色经典永存记忆》[N]. 深圳晚报,2004.06.29.

[5] 罗岗,顾铮. 《视觉文化读本《[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 吴培显.《“红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103.

[7] 王春荣.《文学中编写的“创新”与“规范”》[J].艺术广角,2001 ,(2).

[8] 宝宝.《红色经典再度走红的内在机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0,(2).

[9] 陈雪康.《拒绝与怀念》[J].琼州大学学报,2003, (4):72.

篇(10)

“红色经典”①影视剧是“红色经典”的影像表达方式,“红色经典”影视剧所包孕的崇高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和情感世界,而影像叙事的方式成为国家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载体和桥梁。当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道德理想主义建构还不理想,还不能有效地转化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认同而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对“红色经典”的影视进行一场道德理想主义的保鲜运动实为当务之急。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设性的策略。

第一,红色经典文化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和民族先进文化的诠释者,这种捍卫和诠释就是通过一系列英雄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红色经典”影视剧在对英雄形象的现代性转换中要延续道德理想主义的永恒价值,持续建构英雄形象的生命力度和人格高度。

英雄形象是一个民族国家形象的象征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集中表现,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道德国,“红色经典”中的英雄首先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英雄,其次才是一个革命时代的英雄,只有品格上的完美才能充当国家的“形象大使”,才能在新秩序赋予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能力。如《红旗谱》中朱老忠、《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晓东、《风云初记》高四海等都是道德完美的革命英雄的代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传统的革命英雄崇拜和道德理想主义情结逐渐被青年一代的偶像崇拜和个体主义价值观所淡化。新世纪以来很多成功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或新“红色叙事”影视剧中,特别注重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还原和建构英雄的多向度个性特征,用独创性故事情节扩张了英雄的革命精神内核,既遵循了原著中的英雄形象主要性格特征和精神,又做出了符合当下审美期待和憧憬的新英雄形象。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潜伏》中的余则成等,这些英雄叙事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现代审美意识要求下,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场面、同志间的革命情谊、家庭生活中的亲情关系、男女间的爱情追求以及敌我周旋所展现出的斗争智慧等多侧面、立体地展现了英雄的行为和情感,使英雄形象超越了传统的“高大全”式而成为一个从生活中来、在斗争中成长的、有血有肉甚至有着常人缺点的革命英雄,真正揭示出英雄的本真形象,更能引起“80后”“90后”青年的情感共鸣和高度认同。

第二,回归革命历史真实、挖掘和激活沉潜在革命历史当中的那些有力量的思想、情感和智慧,为当下和未来的先进文化建设注入刚健有为的力量和道德理想主义激情,赋予“红色经典”与时俱进的新主题。

首先,尊重革命历史的前提下合理地加入新的人物和情节,进而对国家、战争、和平、人性的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新的发展。《江姐》和《洪湖赤卫队》中在尊重原著核心事件的基础上,深度开掘了江姐、韩英两位女英雄的情感世界,从尘封的往事中寻找英雄的成长的心路历程,在爱情、亲情、战友情等情感刻画中,展现了一个有着真实、普通的青年女性追求又意志坚定的女共产党员形象,令人感到可亲、可敬。其次,在“历史理性精神”的浸染和烛照下,对原著的情节和人物进行充实与重组,通过一定的艺术想象和虚构,以原著为蓝本加入新的素材(内容),重新进行艺术的组合,营造一个更符合时代主题需要的影像审美世界,提供了将革命历史理性精神、道德理想主义与艺术真实与的辩证统一的成功范例。《建国大业》充分的党史资料作为依据,通过对众多历史细节和伟人的日常生活来解密革命历史,从五个方面做出了符合新时展主题的新阐释主题:“其一,超越战争的和平,以谈判体现实力理念;其二,超越政治的和约,以协商体现规则意识;其三,超越利害的和解,以情意体现团结胸怀;其四,超越身份的和蔼,以性情体现朴实本色;其五,超越历史的和合,以中庸体现文化传统”,其与时俱进的新主题是: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富有大国责任的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努力超越战争实现和平,就必须拥有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第三,站在中国崛起的高度重述革命历史,提倡“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影视叙事策略,运用影像叙述方式对“红色经典”进行现代性建构、实现对国家形象的新表达。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②原是指文艺作品可借助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体现主流意识形态,这里用来借指“红色经典”改编中的一个叙事策略,即采用不同的类型化的影像叙事手法来弘扬革命历史的崇高信仰和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些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剧或“新红色叙事”影视剧就是采用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结合”的策略,将商业影片中的娱乐性元素、艺术影片中的审美元素、战争片中的幽默喜剧元素、谍战片的惊悚和紧迫等多种创作类型元素相糅合,使得“红色经典”影视剧在保持自身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推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颖的影像表达形态。《洪湖赤卫队》《江姐》《永不消逝的电波》采用了目前较受欢迎的谍战+悬疑+无间道式剧情配方,体现出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诉求,缓解并释放了人们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和生存焦虑,又满足了观众对崇高信念的呼唤、对英雄人物真实生活的探寻愿望。《建国大业》站在当代中国崛起的高度去重述革命历史,其“明星+产业化运作”影像叙事使票房很快超过四亿元,体现出“红色叙事”影片和商业片在创作制作上互相借鉴和融合的优势,为“红色经典”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念、营销方法和推广方式,也在现代性宏阔视野之下实现了对国家形象新的银幕表达。

第四,爱情叙事是革命叙事的推进力量,重构“红色经典”影视剧中的爱情叙事和革命叙事关系,在创新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建构崇高信仰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主色调”。

传统“红色经典”中,众多青年正是通过革命追求到纯真的爱情,或由追求圣洁的爱情而参加革命的,他们青春的生命因为革命的支撑和爱情的滋润而充满光彩。《风云初记》《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作品虽以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主题,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令人神往的纯洁、朴素的爱情,看见道德理想主义在爱情层面实现,爱情描写给“红色经典”增添了浪漫的情怀、鲜妍的色彩和动人的力量。当下“红色经典”影视剧采用大明星与青春偶像剧相结合的“革命+恋爱”的叙事路线,成为吸引当代青年大学生“不二法门”,其爱情叙事会大大增加影视剧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提高青年大学生的收视率和传播范围。《江姐》《洪湖赤卫队》《战斗的青春》《延安爱情》《开天辟地》《中国1921》等采用“80后”“90后”等的审美需求和欣赏趣味,普遍采取明星化、偶像化、时尚化的青春型叙事方式,显示了艺术创新的巨大活力与表现空间。《江姐》中的“新江姐”是青春、美丽、妖娆也富有革命激情的,超越了被削弱女性符号的钢铁战士形象,青年演员丁柳元刻意地突出了江姐的女性天性,增加了青年、大学生们喜爱的新看点。《中国1921》仍然沿用传统“红色经典”的“革命+恋爱”模式来表现与的爱情:“我们结婚吧,我给你生孩子,下雨不怕,打雷不怕,杀头不怕”,剧中这段对表白的台词,让我们看到了革命伟人将个人的青春、生命、爱情、未来与民族的解放、革命、斗争、命运紧密相连时所焕发出来的伟大力量,能使青年将遥不可及的理想转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寄托,才更能在心灵深处激起他们对信仰、道德、事业、爱情等的探索和思考,对自己人生道路做出符合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正确选择。

第五,以提升大学生德育实效性为主题,积极探索高校与影视部门的合作方式,深度挖掘和开发创新“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与影视表现手段,实现高校红色经典文化建设与“红色经典”影视剧创新发展的双赢。

在大众消费文化和媒体文化的时代,比起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红色文化传播,“红色经典”影视对“90后”大学生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其独特的影视叙事魅力更能打动个性、自我、多变的“90后”,更能有效地连接起红色经典文化的价值起源和目标追求。将大学红色经典文化建设与“红色经典”影视剧,不仅成为建构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起点,而且成为“红色经典影视创新发展提供思想源泉和学术支撑,这涉及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一方面,优秀的“红色经典”影视剧能够在集中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先进文化最集中、最形象、最优美、最动人地展示出来,是高校红色文化建设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必不可少的载体形式,能有效地缓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单一、红色经典文化传播力度的不足,促进大学生主动地选择“红色经典”进而提升对“红色经典”文本的阅读效果,使大学生成为自觉接受、传承和实践主流文化的力量主体;另一方面,大学处于社会文化建设的势能高位,是先进文化创新发展的源泉,高校应整合自身专业学科优势和科研力量,建立和深化红色经典文化的资源开发、理论探讨和应用成果研究和推广体系,不断增强红色经典文化的理论武装和科研创新,为提升“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思想价值和影视表现力做出贡献。

因此,持续的探索和实践“红色经典”影视剧的道德理想主义建构策略,在影像叙事中传承、创新“红色经典”真善美的生命力量,使红色经典文化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代表,不仅成为一种新型的、理想的、代表未来走向影视发展方向,也是让红色经典文化重新进入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视野,达到信仰和道德理想主义层面实现的重要的时代课题。 0

篇(11)

红色经典音乐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为主要内容的,历经时代锤炼,紧扣时代脉搏,凝结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包括声乐、器乐、戏剧音乐等各种音乐形式在内的经典音乐作品。红色经典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时代精神,以红色经典音乐为载体补充一般的理论教育方式,因其具体、形象、贴近实际,与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二、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的传播现状

高等音乐院校是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学生音乐理论基础深厚,音乐鉴赏能力强,音乐欣赏水平高。专业音乐学习的背景,使学生在吸收音乐文化上具有与普通民众不同的特点。

音乐院校的学生接触红色经典音乐时变被动的以收听收看为主为以演唱、演奏、改编、理论分析方式为主,学生的参与性较强、目的性较强。音乐院校学生接触红色经典音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一是专业课堂。音乐院校的音乐史课堂和部分专业的专业课,如民族声乐课的专业课,会使学生大量的接触到红色经典音乐,如红色秧歌剧、红色歌剧等红色经典音乐形式。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会对红色经典音乐有较为具有历史脉络的了解,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会熟知和演奏或演唱不同具体艺术表现形式的红色经典音乐。二是艺术实践。音乐院校的学生有相对多的艺术实践机会,学生在音乐会、汇报演出、慰问演出等艺术实践中也会参与到红色经典音乐的演唱和演奏中。红色经典音乐在广大音乐院校学生中的熟知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一些学生对这些红色经典音乐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缺少深入了解和认识,很多学生在演唱、演奏这些经典音乐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作品的演唱、演奏的技术、技巧。这样就出现了红色经典音乐在音乐院校学生中熟知率高但理解领会程度不高的矛盾状况。

三、在高等音乐院校中弘扬红色经典音乐,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初探

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发挥宣传思想教育功能具有其它院校不具有的优势,如何更好地发挥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充分发挥音乐艺术院校的专业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深入挖掘红色经典音乐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继承和发扬红色经典音乐的艺术功能。注重建设与红色经典音乐教育相关的特色学科专业,培育红色经典音乐精品课程、精品教材,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在掌握表现红色经典音乐的技术技巧的同时,从专业学习的角度提高对红色经典音乐的认识,深化对红色经典音乐内涵的理解。引导学生学红色经典音乐、爱红色经典音乐、懂红色经典音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二是着力加强红色经典音乐教育教学、科研、骨干教师队伍的建设。重视培养、引进红色经典音乐教学、科研的优秀人才,鼓励教师进行红色经典音乐的创作。只有教师真正懂得红色经典音乐,具有研究、创作、传播红色经典的热情和专业素养,才能使红色经典音乐在高等音乐院校中更好的发挥宣传思想教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