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大全11篇

社会思想篇（1）

一、荀子生平及其思想体系产生的背景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6年。荀子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是适应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适应当时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势而产生的。

从时代背景看，早在西周后期，奴隶制就已经出现危机；春秋时期，奴隶制加速崩溃，在奴隶社会内部，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已经发生并日益成熟；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相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并逐渐具备了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秦始皇最终通过兼并战争统一了中国。荀子就是生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有着要求实现封建大一统的强烈愿望，他的学术活动，他的哲学思想，就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服务的。

从战国时期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生产水平与科学水平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影响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关于“可以知，物之理”的认识论，就是对当时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成就所作的一种哲学上的理论概括。

从战国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客观环境来看，战国时期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荀子说当时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年代，正说明那个时候在政治领域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学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十分复杂、激烈的。这种独特的思想环境为荀子哲学社会思想的建立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二、荀子对百家之学的批判和继承

荀子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哲学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对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阶级的斗争经验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对当时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特别是他对各家各派思想、学说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总结的结果。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受了道家天道观的影响，道家天道观否定了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提出了自然无为的“道”的学说。荀子在此影响下，把天看作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的天；同时荀子又把道家作为神秘实体的“道”改造成为具有规律性意义的“道”，因而建立了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但是，荀子批评老子“有见于多訁出，无见于信”（《天论》）；对于庄子，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宋尹文学派对荀子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是他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但是荀子又吸收了宋尹学派关于“气”的学说，从而使自己的自然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气本原论的基础之上。对于宋尹学派的“虚壹而静”的“心术”论，荀子剥掉了其神秘的成分，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认识论中来，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的内容。

对于墨子，荀子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他对墨子的批评集中在其“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的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荀子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荀子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中。

对于法家，荀子也是有批评的。他主要批评了慎到和申不害，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執而不知知”（《解蔽》）。这是批评慎到片面的法治主义和申不害片面的权势主义。当然，荀子本人并不否认法治和权势的重要，不过他同时也强调礼治和尚贤使能的重要。

荀子自称是属于儒家的，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评得特别尖锐。他说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十二子》）。荀子还批判了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并提出了人性恶的理论。荀子把孔子这个儒家创始人誉为“大儒”，似乎还颇有孔子继承者自居的胸怀。然而从实质上看，荀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的批判态度。荀子否定了孔子唯心主义“天命”观，否定了孔子关于“圣人”“先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面（不过他同时也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关于“学而知之”的论点），改造了孔子的唯心主义“正名”论。在荀子的思想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有意地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在批判和继承其他学派思想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应地主阶级的需要。

荀子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以地主阶级利益为标准，去各家之“蔽”，取各家之“见”，既有批判也有吸收与继承；同时对当时提出来的一些哲学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综合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荀子观点述要

1.唯物主义自然观。荀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包括：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气是世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自然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等基本内容。

2关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他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论。

社会思想篇（2）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思想篇（3）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转贴于

社会思想篇（4）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社会思想篇（5）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六中全会还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其中一条便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这表明我们党清楚地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生命线。

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针对本国出现的思想道德问题，往往都非常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也有过因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

一、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肇始于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随后向全欧和北美扩散，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大。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时间限定在20世纪以来，主要涉及美、英、法、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实践。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迁，不仅改变社会物质生产的面貌，也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变化也带来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带来普遍的忧虑和困惑。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二十世纪尽管拥有物质的繁荣，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可是在精神上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病得更严重”。①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大量思想、道德问题，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往往无能为力，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说，20世纪是最具变化的年代，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适应力；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市场上显示的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增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殖民地掠夺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终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时期也遇到的种种问题，即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风气败坏，贿赂风行，假货、商业欺诈比比皆是，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在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英国和法国综合国力较之以前有所下降，国内矛盾激烈。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的信念发生了极大动摇。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进行反省，不再相信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信仰，不再相信传统的国家主义说教，反对各种各种各样的束缚和规制，蔑视权威，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成为人们思想、道德的主流。

无论是欧洲或是美国，教育改革家们对历史上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其所采取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质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理论家杜威认为，社会上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道德真理，任何道德都必须服从于不断变化的道德需要。在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人们思想道德的实际情况，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掀起了一场“公民教育运动”。1934年，英国“公民教育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明，它要给予青年以“为民主主义社会公民所必需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训练”，这种道德品质的基本内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消泯个人利益及全力为社会工作的意志。提倡合作、忠诚、诚实、节制、礼貌等美德。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方针、内容做了精心调整。学校里“公民道德”课受到特殊的重视，有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结构的知识被放在了优先讲授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西欧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宣传教育工作。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疮痍满目，衰败状况更胜于一战以后；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唯独美国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果实，一跃而居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顶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以外的另一个吸引中心。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美国的扩张遇到了苏联的挑战。美苏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爆发了相互对抗，即冷战。由于双方军备竞赛的加剧，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发展成了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和一片废墟，西方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启动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工业生产，思想政治教育似乎不再重要。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一些美国人的脑子里第一次产生“美国毕竟是脆弱的”想法。②许多人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③1958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教育内容的现代化”上，甚至把现代化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使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出，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等在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做法，达到了与苏联抗衡的目的，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发展至六、七十年代，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度阻滞了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趋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日本和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之快，堪称“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的影响，加之50年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社会一片混乱。

20世纪6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抗议越南战争，要求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少数民族叛乱等，使西方发达国家很快陷入极端混乱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失业、贫困和犯罪率的上升，更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性观念、、甚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60年代吸毒在年轻人中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生活伦理方面的冲击尤甚：婚前同居、高离婚率、少女妈妈等现象大量出现，人们普遍对传统家庭观念淡漠。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学生风潮，使国家领导人、学校和家长普遍感到震惊，它不仅表现出对一切传统价值观念的蔑视，而且认为“暴力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④许多批评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繁荣和根深蒂固的道德沦丧极不相称，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远比技术上的高明更为重要。

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美国专门研究如何实施公民教育的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逐渐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提出了“由道德教育解决道德问题”口号，特别是在60年代青年反抗运动的冲击下，统治阶级及其学者更加感到加强“世俗的”道德教育的迫切性，相继在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性的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如牛津大学的“法明顿信托研究单位”和“道德课程发展课题组”，莱斯特大学的“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这些大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机构不仅研究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大理论问题，还为学校和社会编制道德教育的计划、教材以及进行师资培训。

在亚洲，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大为盛行，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出现了“暴走族”等青少年反文化团体。因此，日本1977、1978年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一方面强调要培养人性丰富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养成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要求更加重视“纪律和责任、爱国心与国际理解”等，“尤其要进一步培养敬畏超人力量的观念”。⑤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实行“英才教育”，即重视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而对道德标准只做了软性规定，结果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政府逐步认识到，西方腐朽和颓废的价值观，将会使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毁于一旦；在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守住新加坡的“根”——“东方价值观”。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领导人开始倡导“精神文明”，倡导诚实、节俭，对长辈和权威的尊敬、孝道，以及社会和国家至上等。

4．20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浪潮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奋起直追，不甘落后。处于改革开放旋涡中的中国现代化洪流，更是波涛涌起，大势磅礴。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德的统一，宣告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于1983年4月发表了《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中“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风校纪”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2002年3月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8条基本目标中有4条是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⑥90年代末，英国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挑战。法国在统一的教育计划中规定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是学校一项“不能回避”和“义不容辞”的任务，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此类工作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

日本自80年代以来，鉴于本国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犯罪日益增多等事实，各界纷纷呼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同时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的“智、德、体”顺序改为“德、智、体”，并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设置为必修课。日本的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德育改革。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在内的全民思想政治教育，把国民的爱国心和忠诚意识具体化为经济生活中的工作意识，集中了全体国民的智慧与精力，以超常的速度完成经济政治崛起的任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开始纠正教育领域重实用、轻人文的倾向。针对学生人文素质下降、社会道德水平明显滑坡的状况，从80年代开始纠偏，实施全面道德教育。1991年，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得以公布发表，制定了为各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均能接受的国家意识：（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由于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新加坡在经济高度西方化的同时，保持了作为东方国家的文化和精神的菁华。

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我们会发现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道德滑坡—道德回归—经济再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兴致勃勃发展经济的同时，遇到了由于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引发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至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改革和调整，其中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建设则是重中之重。这无疑对我国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在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进程中，传统的思想文化必然会遭到猛烈的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很快地发育成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的某些领域和群体中会出现所谓“精神失序状态”。这在发达国家往往引起深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易引起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若不能够及时关注这些不和谐因素，必然影响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能藐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看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潜能。各国的事实对我国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重大措施。从价值和心态层面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个国家的目标、信仰、价值观等都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从而为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因此，我们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命线。

2．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西方各国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先后都对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改革。在培养目标方面，由培养古典绅士到塑造好公民；教育内容方面，出现了世俗化趋势，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育的方法、途径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此外，发达国家都加强了国际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意识和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以适应21世纪更加广泛和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把思想政治教育窄化为政治教育，割裂内容的关联性；片面强调最高理想教育，忽视内容的层次性；片面强调社会化教育，排斥内容的个体价值取向性。存在着一定程度超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重集体、轻个人的倾向以及由此尔造成的意识形态中的浪漫主义情愫。在新的世纪，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应积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必然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和实践密切结合。

3．政治教育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与其他许多欠发达国家一样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也经历着强烈震撼与冲击，西方文化价值理念迅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以往恪守和坚持的价值、理想、信仰等受到严峻的考验，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困惑、理想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有学者尖刻地指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⑦所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道德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问题。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已更为密切，不仅世界的经济、科技不断得到交流与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价值观念也不断发生碰撞和融合。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好的理念和成果，这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探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拓展服务保证的新领域，形成政策制度的新体系，运用科学先进的新手段，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

4．多方动员，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是个系统工程，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政府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并承担主要责任。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放任自流，社会就会动乱，青少年犯罪率就会升高，国家的经济、政治目标就难以实现。我国在这方面也有过深刻教训。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同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非常注意动员社会力量的投入，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资源。1990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国、德国等国还有“国家服务体系”中的民事服务部分。世界各国在齐抓共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①②③④Irichfrom.Thesomesociety.NewYork.1955。

②③戚万学：《冲突与整和——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83页、89页。

④黄海洋：《美国品质教育的复归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7期。

社会思想篇（6）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社会思想篇（7）

在注重人力资本发展、在不断提高社会公民生活质量的今天，在日益追求生活品位的现代社会，“社会福利”已愈益受到公民的重视。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在孔子时期就被提出，渊源久远，在当时也颇具影响，但是因种种因素之影响，其发展仍显迟缓，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相比较而言，并不完善。

“社会福利”这个名词，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大部分人并不陌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福利不仅是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社会成员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它不仅保障物质生活需要，还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给予保障。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服务需要，并使其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一种社会政策。

一、如何研究社会福利思想——“惯习”的特质

综观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思想，根据其历史演变、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变迁、伦理道德思想等背景的研究，其福利思想、福利制度的制订都是“惯习”的指导与牵引。

“惯习”这一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他认为，“惯习”高于理性，因为它兼顾了个人与社会，当下与历史。谈论“惯习”就是宣称个体、个人、主体都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理性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人类思维在社会性方面是受到限制的。正如我们认识的社会福利思想一样，它不能是绝对的感性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理性，因此，只有“惯习”这一理论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解读与诠释。

布迪厄的“惯习”观认为：“惯习”是随着个人不断接触的社会境况，经过日积月累而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的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的社会环境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形塑的惯性和外在现实约束的痕迹。

个人是社会最小的组成部分，个人形成组织，形成社会，由个人的感知与渴望滋生，逐渐形成组织的要求，最终由国家立法保证，社会的制度形成并依法实施，经过实践的洗礼，这种个体的要求，个体的性情倾向即“惯习”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大，要求日益紧迫，进而形成社会的力量，社会的要求，即形成“社会惯习”。并且“惯习”是随着实践的环境而改变的，正如布迪厄在解释“惯习”与“场域”的关系时指出：“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融或歧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可见，“惯习”受“场域”的制约，福利思想自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把握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只要从它的思想高度出发，把握它的核心思想——它的“惯习”观，就会对社会福利思想的初始及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二、研究社会福利的思想——“惯习”的主旨

社会中应存在怎样的福利制度，这些福利制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作用，这些往往都是受个体的需求，政府的政策，社会的思想而决定，然而这些思想与准则并非一成不变，凝固冥化，而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客观物理变化而改变。以布迪厄的“惯习”观出发来探究这一理念，恰到好处。布迪厄的“惯习”所指的不是个体的、技能性的熟练习惯，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持久的、规则行为的生成机制。布迪厄强调“惯习”一词的关键是“禀性”。个体禀性的形成，是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化的结果，我们正是在尊重个体禀性的同时，遵循社会化的规律，遵循社会发生发展的法则，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形成社会福利思想。

不论是社会学家所认为的，社会福利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问题)，以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均衡地发展；还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社会福利是为了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经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或者是政治学家的社会福利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保证政治秩序，再或者是法学家们所说的，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福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等，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是受何种理念支配，其均可归根于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念，受当时的“社会场域”所制约，所驱使，既有历史的继承与摒弃，又有随当时“社会场域”而重新建构的思想和理念，进而建构其社会福利制度，其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被认为是“福利思想”，其形成可以被认为是“褔利惯习”的支配与主导。

“惯习”理论让我们认识到，性情倾向、思想观念是在实践中获得，持续不断地发挥各种实践作用，而且又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惯习”这种主观与客观并存、实践与理论并存的特殊理论，是一种颇具意义的理论，并十分有助于应用到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之中。

三、研究社会福利思想的意义——“惯习”的品质

在研究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模式中，很多学者采用福利意识形态作为分类的标准。很明显，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其福利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福利观念具有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简单地说，社会福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福利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福利思想明显地体现出阶段性、具体性和微观性，而这恰恰与“惯习”的品质相通，相融合。对于“惯习”的明晰理解就是“惯习”是铭刻于身体之中的、成为一种塑造某种倾向、某种理念的本能技能，并深受实践的制约与导引，是典型的本性与实践相融、相协调的知性理论体系建构，智性的实践体系生成。它具有主动生成性，能够即时把场域或周围环境中的新因素纳入自身，从而进行调整和重塑自身，并重新建构实践对象，作为外在社会性在体内的积淀因素，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操作行为和操作技能。

社会福利思想的不断演变与进步，体现着“惯习”的优秀品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要求而改变，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创新，是社会福利场域中的最基本的“惯习”。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重建是当下中国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传统和现状，并与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相比较，从“惯习”的品质出发：从微观上以人本主义为准则，充分考虑个人的实际需求，以最大能量地满足个体需要；从经验上以实践为立足点，抓紧抓实，以点至全，做到全面而周到；从宏观上以社会进步、经济增长、提高全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明晰社会福利场域中的“惯习”，使人们能够深刻了解和解释社会世界，构建适应中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福利制度。

参考文献

［1］丁建定，魏科科.社会福利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11.

社会思想篇（8）

一、问题的提出

欧文作为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要人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其较高的评价。“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估价，都是不会过分的。……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恩格斯也指出：“当时（指19世纪上半叶，作者注）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列宁也认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符号使欧文全部思想和实践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欧文的“整个学说是一种空想。好像是一面用真理和虚玄的线织成的网。”

实际上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包括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从托马斯·莫尔一直到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些以财产公有为特征的未来社会的预言家们。总体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内部矛盾的最早揭露者，也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最早探索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揭露和探索只是以理性、道德和情感为基础和尺度。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的矛盾揭示为根据，所以是空想的。即“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所以）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乌托邦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二、欧文思想的“空想性”质疑

空想，来源于英文Utopia，它由“u”和“topia”两部分组成的，“u”来自希腊文“ou”，表示普遍否定，“topia”来自希腊文的“topos”，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相当于英文里的“No-where”、“No-place”。同时，“u”也可以和希腊文中的“eu”联系起来，“eu”有好、完美的意思，于是“Utopia”也可以理解为“Eutopia”—完美的地方、理想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空想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凭空设想；二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空想”在国人眼中就是一种缺乏客观根据的随心所欲的设想，是海市蜃楼。空想在一定意义上还与“实干”相对立，不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是停留口头上的空谈。

首先，我们看到，欧文以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工厂主的利润来自于工人劳动，并且又成为进一步剥削工人的手段。这一结论，是很明确的。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尤其是李嘉图思想的认同，构成了欧文的社会改革思想的基本思想前提。“必须对整个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的研究。一知半解的知识最能贻误实际的政治家。世界之所以治理得如此不良，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指导人们怎样最好地运用自己的全部才能，而直到现在这些才能结合起来主要只是妨害社会的改进。”欧文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般原则：“人类劳动或人类所运用的体力与脑力的结合是自然的价值标准。”这种劳动是类似于马力的平均劳动，它不仅生产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资料，还生产“剩余产品”，“一切财富都来自劳动和知识。对于劳动和知识，一般是按照所耗费的时间给酬的。因此，我们建议用时间作为价值标准或价值尺度。”尽管“财富目前是从低级阶层的劳动中获得的。”然而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却被少数人所掌握，而且财富的标准采取了人为的形式即货币的形式。“但是蒸汽机和纺纱机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无数机械发明也给社会带来了祸害，现在这些祸害已经大大超过了从它们身上所获得的好处。它们产生了大量财富，并把财富交给少数人掌握。少数人利用这些财富继续吞没多数人的劳动所产生的财富。”所以社会改造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将这种人为的标准改变为自然的价值标准，财富的价值应该由劳动时间来衡量。欧文的“国民公平劳动交换所”实际上就是其劳动价值思想实践的结果。欧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比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批判也要深刻的多。

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的本质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应该说，欧文的这一思想，迄今为止，也没有过时。

其次，《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空想主义思想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特有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但恩格斯又谈到：“如果欧文对这个问题（是指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的观点前进了一步，哪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尖锐化的时期。”这实际上说明欧文所处的时代环境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对立已经尖锐化，与圣西门和傅立叶所处环境是有所区别的，同时也明确了欧文的经济思想是近代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代表，这恰恰表明欧文并不是没有找到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而马克思进一步谈到：“本世纪头十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鼓吹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种主张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为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欧文致力于工人权益的斗争，尽管它没有利用暴力的、游行示威的手段，但这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途径的一种政治性活动。

最后，任何思想体系都是个人理想与社会矛盾的产物，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和“客观的”。社会的改革也不是社会自动的变化，而是千千万万有着自身理想的人们，通过个体实践汇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把理想认作是空想，那么，人类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都是“空想”的产物。以劳动者为主体，实现社会方式的变革，是在资本文化占主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而要达到目的，没有理想的基础，意识的导引，这一工作是无法开展的。欧文自身的合作公社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合作制本身不能实现，世界合作运动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就是证明。欧文社会改革思想的空想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欧文提倡和平变革社会、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而提出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一个多世纪，欧文思想的光辉照耀了早期的合作实践，同样也指引着当代世界合作运动的发展。

欧文是近代以来合作制的第一个系统论说者，是世界合作运动思想的先驱，其思想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合作运动基本准则的理论基础。以欧文合作经济思想为理念的世界合作经济运动构成了当今世界劳动社会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欧文经济思想的体系性还是比较松散的。无论是对基本概念的规定，还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其思想形式的粗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和实践形式，假说是理论形成的前导，只有经过理论的自我完善和实践的检验，假说才能成为一种指导现实的理论，并在现实的发展中得以发展。欧文对自己理论的实践检验失败了，但如何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中寻求劳动者权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历史任务依然须由后人完成。从历史的脉络看，这一任务分别由威廉·金和马克思承担，前者完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发展合作经济的理论命题；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体系。合作经济的理论体系在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检验中，逐步变成了现实，而现实的发展又成为理论体系生命力的验证。

参考文献：

社会思想篇（9）

一、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探源

1.社会学理论的牵引，是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发展的理论基础。近代社会学虽然起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初迅速转移到美国。当时美国社会学注重从具体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出发探讨社会学理论。对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学界认为，要想让军队对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有一致的认识，要想加强军人在心理上同国家结合，就必须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军队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一些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相继产生，如《会学》(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H·科茨和罗兰·J·佩里格林共同撰写)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会学在美国建立，其主要理论，如军队系统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军事活动的社会意义、军事发展的社会基础等对推进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起到了基础性指导作用。同时，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社会学等也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发展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以上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

2.解决现实问题的呼唤，是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践基础。二战后，美军部分士兵的公民意识水平明显降低，对军队职业不满，对军事行动目的漠不关心，各种各样的政治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等几乎在官兵身上都有所表现。如，刚入伍的青年对严格的军事生活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酗酒、打架、吸毒、逃兵、女兵受侮辱等问题时有发生。面对这种情况，美军在分析官兵的思想状况时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军人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解决官兵的思想问题，单靠传统的军队自身教育已经远远不够了。只有进行社会化教育，充分依托社会资源，发挥社会教育力量，使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特别是在增强军人爱国主义精神、增进军人的职业责任感等思想政治意识方面，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和社会化相结合，走社会化道路。20世纪以来，美军就军队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开始从社会学视野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美国士兵》、《社会政治方面的冷漠态度和军队的效能》等著作。

3.经济社会的高度发达，是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发展基础。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从物质层面看，二战后，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中遥遥领先，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特别是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大众传媒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使信息网络联接到千家万户，使军人与社会和家庭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精神层面看，个人民主自由价值的确立，开放发展教育理念的形成，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撑。同时，美军的宗教教育功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使社会教育功能不断加强。这样以来，美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化不管是在物质层面上，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有坚实的发展基础。

二、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主要形式

1.设立各种节日、节假日。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规定每年11月24-30日为“全国家庭周”。1987年7月，美国时任总统里根亲自签署公告，即把每年的5月23日作为“军人配偶节”。在这两个节日里，军地双方要开展庆祝活动。美军向各部队提出了六项要求：一是向军人家庭发贺信或号外专刊；二是为军人家庭提供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与领导之间相互了解和支持的开放日；三是让军人家庭成员参观工作区；四是基地俱乐部为军人家庭提供特别饭菜；五是军人服务社和自动售货站向军人家庭供应特供商品；六是制定保证军人家庭生活的计划和措施。其目的是要社会承认军人和军人家庭对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所承担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鼓励军人家庭进一步支持军队建设。

2.坚持宗教教育制度。美军95％以上的官兵信教(主要是基督教，其次是天主教，少数信犹太教和其他)，宗教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柱。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有传教士在空军活动。随军牧师的历史几乎与美军的历史一样长，已有200多年了。1775年7月29日，美国大陆会议根据华盛顿将军的建议，确立了传教士在军队中地位。目前，美军共有随军牧师3000多人，平均每700人配有一名随军牧师。通过随军牧师制度“确保军人及其家庭人员的宗教活动自由”和及时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

3.建立社会化教育机构。例如，“军人家庭支援中心”。这是美军从1965年起逐步建立了健全的家庭支援(FamilySupport)体系。目前，美军各军种都设社区与家庭支援中心。其主要职责是动员军内外专业和志愿人员以及社会力量，为军人及其家庭提供咨询和服务，以解除军人后顾之忧。这种支援服务中心遍及美国本土和海外基地。美军的家庭支援中心和服务中心共有370个，基本上每个军事基地一个。他们的口号是“Letusdothelegworkforyou”(让我们为你跑腿)。

4.利用社会组织开展教育。美军充分利用民间组织机构的力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联合服务组织(USO)、退伍军人组织、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等，都协助军方做好军人家属子女的工作，免费为他们提供多种服务。在军事院校的教育中，还经常组织官兵参观工厂、学校、法院、议会和股票交易所等，以达到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目的。

5.坚持与社会媒体合作。广泛利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宣传，是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美国防部专门设有公共关系处，负责向国会和社会各界提供军队建设和军人生活方面的信息，创造有利于美军的社会舆论环境。美军还动员社会媒体广泛参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如邀请地方专家、直播大型政治活动的电视实况、电影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新闻卡”制度就是一种，每年军队同地方新闻单位签订合同，当年士兵工作成绩突出受到表彰奖励时，军方就把填好的“新闻卡”寄到士兵家乡所在地的报社，地方报社给予发表，不仅增强了士兵家属的荣誉感，而且激励了士兵。

6.积极开展民间教育。美军充分发掘民间教育资源，使其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如借助民间的历史名胜古迹或博物馆进行教育，或设立教育基地。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国立的、州立的和私人捐建的博物馆却是星罗棋布，许多博物馆中陈列着开拓美洲的先驱们用过的铁锚、缆绳、破碗片等器具，记述他们的创业史。在有些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还有演员“重现”当年历史事件的过程，描述当年的苦难和激烈战斗的场面，以警示后人。

7.鼓励军人家属参与教育。如，邀请军人家属参加毕业典礼。这已成为美军许多新兵训练基地的一项制度，仅美杰克逊堡一个训练基地，每年就有83000名士兵家属成为毕业典礼的特邀来宾。这对新兵是一股极大的激励力量。美军流行一句俗语：“首次服役靠招募士兵，再次服役靠招募士兵家庭。”意思是首次招募时，士兵是单身，自己可以拿定从军的主意。到要续签服役合同时，配偶的意见分量就很重了，因此，要说服士兵技术骨干留队，先得做好家属的工作。

另外，美军还积极探索官兵乐于接受的社会化教育方式，如举办各种文艺演出、娱乐晚会和军事旅行等。从1983年起，美陆军还实行了“团队制度”，即采用历史上战功卓著团的番号，委任在该团服过役的退役上校为名誉团长，给官兵进行传统教育。

三、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主要特点

1.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在机构上，既有政府组织，如国防部专门设有公共关系处、由政府控制的传媒等；又有民间组织，如红十字会、联合服务组织(USO)、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等。在人员上，既有军政要员，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总统布什亲临前线鼓励官兵；又有地方百姓，如博物馆的调解员、退役的名誉团长等。在内容上，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内容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制度、爱国精神、价值观念、荣辱观念和行为准则等许多方面，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在方式上，美军建立了各种机构和制度等，如建立“军人家庭支援中心”、邀请新兵家属参加毕业典礼等。在技术上，大力开发和运用先进的技术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服务，如大众传媒、传播技术和数字媒体等技术等。

2.隐蔽性。美军充分借助各种手段、媒介和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由显性转向隐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借助宗教来实现对官兵思想的控制，其主要是利用官兵的巧妙地宣传资产阶级理论，增强资产阶级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这已成为美军精神教育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方面，被称为“精神顾问”的随军牧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礼拜、祈祷等活动了解官兵思想状况，并及时向指挥官反映并协助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美军还通过各种社会化活动潜移默化地对官兵施加影响，如征兵宣传教育、给军舰和各种军事行动以富有意义的命名、向社会展示礼仪部队风采、各种传统节日或纪念日举办大型社会庆祝活动等。

3.人性化。美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极力渲染人性化，把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指向，并通过现代传媒技术将其放大，以增强社会化教育的效果。如，海湾战争爆发后，为稳定军人及其家属思想，各大报刊、电视等媒体针对军人及其家属进行宣传教育，如鼓励军人与亲属互相写信、寄明信片和邮包裹。所以在战争期间就有了父亲给驻沙特的子女寄树叶，女朋友给情人寄头发，男兵给女朋友寄草籽，妻子给丈夫寄录音带等的感人情景。报刊还就军人亲属如何减轻心理压力进行温馨提示，如参加“妇女俱乐部”和“军人家庭支援中心”举办的活动等。美国军政要员也积极参加这一活动，如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做伊战总结时，准确地报出了舰上有多少人回家将要当父亲，并对其进行祝贺，极具有人性感染。

四、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给我们的启示

1.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必须树立科学的理念。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之所以发展快、效果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树立了不断适应社会，紧跟时代步伐的科学理念。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也应树立科学理念，那就是紧紧抓住时代特征，把握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方向，努力培养适应军队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复合性军事人才。这就要求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要不断适应社会、依靠社会、服务社会，把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密切军队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军队与社会的教育合力。所以，可以说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信息时代提高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创新的重要途径。

2.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必须挖掘自身资源。美军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中，充分挖掘了美国仅仅二百多年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教育资源，就使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效果明显。作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丰富的社会教育资源是我们的优势，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华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和重视，这为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我军有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有始终践行“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民鱼水情”和“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等的优良作风，以上这些都是我军进行社会化教育的宝贵资源。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要创造性地利用和挖掘这些资源，使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既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

3.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必须立足本国条件。美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有两个较好条件，一是有先进的社会学理论指导；二是要有可靠的物质基础支撑。对于我军来说，这两个方面都不如美军。由于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中途又被取消了27年(1952——1979年)，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较薄弱。另外，相对于美国，我国的经济社会还不发达，物质基础还不坚实。这就要求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必须立足我国现有条件。就目前来说，我军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只能走适应我国特定国情军情，稳步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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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想篇（10）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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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想篇（11）

一：矢野龙溪及《新社会》简介

矢野龙溪（やのりゅうけい），1851年1月2日（嘉永3年12月1日）―1931年6月8日（昭和6年），本名文雄，号龙溪，因佐伯川附近有一处胜景，名为龙溪，溪流清澈且深潭不见底，可为神龙居所，故号名溪。生于丰后国南部郡佐伯藩（今大分县佐伯市）孝明天皇时期。祖父多门的祖父矢野默齐曾著《论语古训便译旁通》，是著名的汉学家。父亲光x是多门的独子，性情宽容温和，曾任职佐伯藩的浦奉行、町奉行、郡奉行。矢野父亲不仅喜欢读汉籍，也喜欢西洋译书，矢野小时候，不仅受到祖父的汉学熏陶，同时也不断接受了由父亲传授的西洋新知识。矢野出生的时代刚好是日本内部尊王攘夷运动之际，外部也受到美国的炮舰威逼，闭关锁国体制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国内改革不断，思想流派纷呈，是日本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从矢野19岁明治元年开始到矢野63岁明治45年即大正元年，矢野几乎一直活跃在全明治时代的政治界、文学界、新闻界、思想界、外交界。他是的先驱者、党弊的清扫者、自由民权思想倡导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奔走者。代表作《经国美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德纳尔特・德的《日本文学史・近代现代篇》里，曾这样写到，“据说，明治的知识青年们，不分白天黑夜，耽于阅读《经国美谈》，因此，而损害视力的很不少”。在小栗又一的《龙溪矢野文雄君传》里，矢野的《新社会》被论述为建设性社会主义中最着实的文献，日本社会主义文献的鼻祖。

《新社会》是一部小说风格的作品，以一位在新社会里生活的老者向突然到访的两位年轻人讲述自己国家面貌的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叙述。

其大致故事轮廓可以概括为，两名日本人在某国的公园里相会，一同欣赏公园的别致风景，在感叹市容整顿的时候，来了一位老者，老者对两名日本说，这是一个生有所教、老有所养、衣有所求、病有所医、无诉讼、无犯罪、家家和睦、人人相爱的国家，之后，老人又安排两位客人在自家留宿，之后几天，该老者从其国旧社会的末路到新社会的到来这期间的变革过程谆谆道来，又热情的回答两个客人的诸多疑问，进而老者详细的述说了其国的农工商的情况，一般国民的生活情况、法律、教育、政治、进出口等，全面的介绍了新社会的林林种种，两位客人欣喜不已，在就要拜别老者的时候，险些在玄关处滑倒之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新社会》的构成为：自序、注意、目录、第一回：公园邂逅、第二回：旧社会的末路 上、第三回：旧社会的末路 下、第四回：新社会的出现、第五回：新社会的工业、商业、第六回：新社会的农业及创案局、第七回：新社会人民的一般生活、第八回：新社会的法律、教育、第九回：新社会的政治、岁出入、第十回：新社会的货币、实业、进出口、第十一回：新社会的未来、世界和平的保障、第十二回：进入新社会的注意事项。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新社会》论及了工业、商业、农业、政治、法律、金融、贸易、世界和平、以及一般人民的生活，并指明由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注意事项。

《新社会》发行的第二年的，出版了矢野的演讲文《古来理想の幸福国のN》（社会主义全集1903），这里明确的表述了《新社会》最初是以研究型经济论文的形式创作的，在中途采用了小说风格的构成。很明显，小说是借老者之口，表达了矢野心中的新社会面貌。在序文中，矢野说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就像最后百川最终都要归入大海一样，表达了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坚定信念。

二：矢野龙溪社会思想的连贯性

矢野的《新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新社会》和以前的矢野的各著作活动有无联系，《新社会》是突然出现还是带有一定的继承性，在这一点上，既存的研究中，既没有明确肯定的，也没有明确否定的说法。对于矢野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新社会》好像完全没有继承或者延续前面的作品及思想，但是《新社会》所表达的对平等的期待、对权力的怀疑、对竞争的批判、对个人的尊重却又是矢野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明治14年（1881），大隈树立了立体的主张，为了让各大臣能够充分理解立体，也为了整理各大臣官僚的意见，就由矢野龙溪拟写了提交了给三大臣看的意见书，其内容包括公布国议院机关的年月、根据国民的期望，任用政府官员、区别政党官和永久官、制定宪法、明治15年末选举议员，明治16年初开设国议院、确立施政主义、总论。此意见书旨在快速确立立宪制度，值得关注的是，基于议会对内阁参议，也就是当时的大臣的信任，来决定内阁参议的任免，在此之外，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和政党政派没有关系，直接负责地方官，太政官及警察官邸的任免。这些也是编撰“私拟宪法”的时候，矢野极力主张的思想。矢野极力主张的说到底其实是对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及遏制的思想。

明治15年（1882）3月16日，在东京明治会堂举行立宪改进党的结党试，立宪改进党虽然推举大隈重信为总理，但在实际的活动中，矢野可以说是立宪党的主力。立宪改进党的纲领包括保护王室尊荣，顾全人民幸福、戎我愿牧嘉主，外治要扩张国权、以地方自治为主治理国家，减少政府干涉、根据国家的进步程度，逐步推行选举权、外交上，减少政略上的交涉，加强通商关系、实行货币主义。对矢野而言，立宪改进党是矢野倾注了壮年时期大部分的精力，极力奔走呼号想要使其成长壮大的一个政党，立宪改进党的理念可以说就是矢野的理念，这其中的顾全人民的幸福和减少政府的干预也是矢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治15年（1882）12月21日，矢野发表的《人权新说驳论》出版，《人权新说驳论》是为了反论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1882）而创作的，是矢野跟随大隈重信下野后不久的作品，作品中表现了矢野对权力的怀疑，与权力保持距离的矢野的政治态度在后来矢野的处事态度中也可以看出。石田雄矢在昭和29年（1954）的《矢野龙溪的政治小说》中，最早论及了《人权新说驳论》和《经国美谈》的关系，但没有言及和《新社会》的关系。《人权新说驳论》是最早的可以看到矢野《新社会》主题思想萌芽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自由民权家的矢野对于权力的怀疑和对竞争批判的思想。以自由民权为基础的《人权新说驳论》是《新社会》思想的源流，也是矢野社会主义论的源流。

明治16年（1883）3月，《经国美谈》的前篇由报知社出版，《经国美谈》的写作动机是矢野想到了“凡作为人，之所以有置之生死于度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的精神，是因为在人的心中，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践行真理，维护正义。听到那些忠贞烈士的言行，谁都会心情激动，兴奋振作。当时，扩张民权，树立宪法大业在即，《经国美谈》应运而生。《经国美谈》是矢野最重要的代表作，其中表达的主要思想便是专制统治，扩大民权，确立，矢野的民权思想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成熟了。从《经国美谈》中，也能感受到作者在《新社会》中所表达的对人类自由平等的追求和向往的思想。只是这种思想，在《新社会》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明治22年（1889）10月，施行宪法，召开国会在即之时，多数人在乘势谋取官职，矢野却不顾多方挽留，在这个时候宣布隐退。具体原因虽无人知晓，但从多次的只愿做宫内官等闲差事的迹象也多少可以明白，矢野对权力本身的欲望是淡泊的，之前一心为之奋斗的目的并非谋取官职，而是对自由平等本身的渴望。

明治35年（1902）《新社会》诞生。作为记者的矢野，一直保持着对时代动向的敏感，明治30年代，社会主义蔓延全球，矢野开始对社会主义投以热烈的期待和关注，但是矢野并没有像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和研究者一样只是介绍或者翻译社会主义书籍，而是以自己的构想为基础原创了《新社会》这部作品，这不仅仅是作为记者视角的一个连续性，也是矢野思想的连续性的一个表现。

从《人权新说驳论》（1882）出发，矢野作为政治小说家的民权家，紧接着又出版了影响了众多仁人志士的《经国美谈》（1883），之后又创作了超越日本放眼全球的《浮城物语》（1890）。矢野的作品中，一直伴随着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和平等精神的思想，《新社会》（1902）最终想要实现的也就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各种制度只是实现这些自由平等的一种手段。包括矢野以前极力主张的立治，自由民权，都只是一种手段，比如《社会v演》中写道“我认为立体不过是给予人们的一种道具”。可以推断，这种贯穿前后的“追求人类自由幸福”就是矢野思想连贯性的一种体现。

《新社会》出版之后，论说文《社会主xは立政治の下に必要なり》、《Ugに於ける社会}》、访谈录《社会主x》、演讲文《古来理想の幸福国のN》等相继出现，其中《古来理想の幸福国のN》中，明确表述《新社会》最初是以研究型经济论文的形式创作的，在中途采用了小说风格的构成。《新社会》中有作者自身的梦想和理想，但同时，《新社会》又是以事实和理论为基础，从研究者的视角出发的，客观地介绍和评论社会主义的，不仅如此，对于国外已经实现，而从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却是难以实现的故而成为乌托邦的各种制度和信息也被写进《新社会》，也就是说《新社会》全方位地描写了乌托邦的社会面貌，糅合了理论和实践方法，理想和现实状况。横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就是私有财产制度和诸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就像前面叙述的，很多学者认为《新社会》的社会主义论是不彻底的，私有财产制度和诸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部分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严格来说，《新社会》的确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贯彻是不彻底的，它是一个矛盾混合体。然而，这种矛盾性是初期社会主义共有的多样性和不彻底性的一个体现，这也更印证了，对于矢野自身而言，也许矢野考虑的重点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以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诸制度为手段，来达到自由平等幸福的最终目的。比如，矢野的题为《社会主xのUg》演讲文中写到，“所谓社会主义，简单来说，就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小枝小节上无法绝对保持与社会主义的一致也是没有办法的。生产资料共有的话，以前的实业会如何变化，会引起弊害吗，从不同的方面来考虑这些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研究。”

另外，从矢野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矢野的这种想法，矢野认为生产机关并不能绝对的社会化，即便生产机关是社会主义的顶梁柱，但是由其所引起的弊害，要采用缓和柔软的手段解决，矢野的这种想法，也表明了当时的课题虽然是社会变革，但是还是以实现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的。这种贯穿前后的“追求人类自由幸福”为目的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了《新社会》里，也渗透在《经国美谈》、《浮城物语》里，可以说，这就是矢野思想的主旋律。

矢野并没有自己宣扬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是，《新社会》从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描写了理想的社会主义面貌，之后矢野又投入到社会问题研究会的创立和活动中，在日本明治初的社会主义潮流中，矢野不仅仅是一位研究者，也切实的投入到了带有实践性质的启蒙活动中。

虽然，从明治36年（1903）开始，矢野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社会主义从带有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时代到向实践运动时代转移，而后经历政府弹压和内部争斗，在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尖锐化的时期，矢野的隐退也是也是符合常理的，特别是赤旗事件，大逆事件的发生，更是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当局的强烈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这样的黑暗时代以后，矢野和社会主义几乎脱离了所有关系。

可是笔者认为矢野应该是一直在心里上和社会主义保此着一种亲切感，没有投入到实践运动的矢野，却经常去探望因政府弹压而入狱的社会主义友人。例如，《平民新闻》第33号（1903年7月10日）的《平民日记》中记载“出狱之时，我收到了矢野文雄先生送来的蜂蜜蛋糕”又如，明治38年（1905）3月26日写给幸德的信里写道矢野曾经给在狱中的巢鸭送过书，巢鸭摆脱幸德传话“龙溪翁、爱山兄、裳华屋主人芳野君所赠与图书的还礼”。

结语

明治4年（1871）3月，矢野敲开了庆应x塾塾的大门，结识福g以后的30年后的今天，矢野被拉入社会主义的大营，《新社会》诞生。因为《新社会》并不是翻译和介绍的作品，而是以自己描写的自立和被尊重的个人为基础构成的社会主义全体风貌，并且论及到了要达成这样的目的的具体手段和做法，在这一点上，可是说，矢野超越了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比如幸德等人。《新社会》所取得的成果，笔者认为，也是社会问题研究会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共同成果，同时，矢野在出版《新社会》之前，从参与这些组织的安部，片山，幸德等人的报告，演讲中积蓄了社会主义知识，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问题研究会及社会主义协会也是矢野的“社会主义的学校”。这一切，都是以《新社会》为节点，孕育了新社会，也被《新社会》所充实，而《新社会》也支撑起了矢野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高潮。

矢野在明治初期的思想界，文学界，政界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对日本的教育，汉字改良，文体革新都多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矢野的思想其实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概括为立宪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这三者都是以最求人类幸福和平等为基础的。而《新社会》可以说是矢野投身社会改良的终结篇章。（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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