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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地理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08 11:32:15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1)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

    一、中国地方戏“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秉承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审美观照,蕴涵着独特自然生命的艺术范式。它反映在音乐艺术上则强调一个“和”字,即要综合“五声、六律、七音、八风”诸种因素以及,清浊、大小、短长、疾综、哀乐、刚柔等生命情慷。为此,“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则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方式存活于戏剧王国。诸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以及“天”、“地籁’.、“人籁”等艺术生命理念的诊释和体认,而其间最为典型化的审美表征就是“和”的文化折射。由此,从审美价值取向的角度观之,“和”可谓是华夏地方戏美学期待视野的终极目标,即“天人同构”是我国传统地方戏精神所追求的最佳境界。

    儒家文化强调音乐能反映世人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却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倡导形式与内容须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稚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郑卫之声”等民间俗乐,故“恶郑声之乱雅也”。《乐记》云:“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言地方戏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悄受到外界事物的激荡,“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乐情篇》云:“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盖言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而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而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由此,儒家的地方戏理论体系:首先充分肯定了戏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价值。然在戏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应放在第一位,而戏曲艺术形式的“美”却放在次位。同时,审美主体视戏曲艺术为一种认识真理和穷极人生的最佳途径。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比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由此观之,天下太平则礼乐并行,礼乐乃王政之本。对地方戏而言,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必然要跌入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尘世之中。于是.天在此时,变成王的代表,王者,即天也;而人,亦王也。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中,到孔子这里,通于“天、人”的“乐”,完成了与世俗的成功结合。

    道学文化却倡导“天人和合”乃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超载客观世界的审美之境,形而上的追求是它的宗旨,其最典型表征就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生命境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关涉到戏曲就是。

“大音希声”的美学哲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而“无为”即是“道”,然则“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成物之“母”。庄子则从崇尚自然的角度主张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抒发胸臆、娱乐人心。即戏曲美的最高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追求音乐能摆脱“礼”的束缚而合乎自然以及人的本性。由此,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概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推崇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然老庄的戏曲美学只是在逻辑上摒弃世俗之“礼”的内容,而作为中国地方戏美学的历史演绎却无法回避“礼与乐”的现实关联,即表征为以儒家为代表的戏曲审美思想对戏剧之“和”的世俗化与现实化的生命擅变。庄子《缮性》阐释了道家最具特色的戏曲美学观:“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一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即称“道”恬静而无为、自然适性而淡和,故学道者以此为要,即可得真智和真性情。而礼乐同样应以“道”的恬淡平和、自然无为作准则,“中纯实而反乎情”,惟此音乐才能保持人的“纯朴”之性或免遭异化,方能使世间无君子小人、等级上下之分,人人平等,社会“一而不党”,不谋私利,无尔虞我诈,使人保持“天放”的本真性灵,从而使生命个性获得充分自由的拓展。闻一多称庄子为“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美”又在后现代思想家“追逐那无家的潮水”的“流浪者的思维”中找到了知音。。可以说,庄子主张戏曲音乐源于大自然且是自然本身性情的自由抒发与生命体现,具有天然素朴的本真品格,如此的地方戏方是“道”的音乐,更是“天人合一”的大美至乐。可见,庄子以自然无为的审美人生方式,对束缚人性解放和钳制平等自由的等级社会、政治异化哲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社会追求的炽热之情,也是“思想与文学、哲学与诗的奇妙的化合二。

    佛教文化则为世人重新认识世界以及自身与社会的解放给以博大而深刻的启迪,使戏曲音乐、艺术和人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超脱。为此,禅宗所崇尚的“悟”乃特指那种与众不同的、非逻辑的甚至非理性的直观思辨。禅学认为要认识自我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本质就必须涤除支配世人日常生活的思维习惯,去寻找一种新的认知途径。禅者的“顿悟”正如白云禅师诗褐所体验:“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外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正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所描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坦言一种豁然开朗的欣慰愉悦。可以说,《坛经》吸纳了印度佛教的“中道”范式,察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一如”的思维原则,拓展了“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方式,它可谓是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思维模式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心理文化的集中写照。它融汇印度佛教的“空、有二宗”及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心性之学”,顺应着华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需求,从而构筑了一种以心性理论为核心的崭新的心理生活样式。其特质是: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认知上,以彻底的中道原则,超脱了人类心理生活的一系列对立的心理生活观念,提倡“即众生而成佛”、“即烦恼而成菩提”、“即无明而成智慧”、“不舍生死而人涅架”的“超越精神”,并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实践上,采取“顿悟”的方法,达到“自在解脱”、“无用之用”的“自由境界”。为此,惑能认为“悟”就是一种自在解脱的心灵状态,即所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识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味自在解脱”。它阐明了悟后之人在心灵上任运自在,于万法不取不舍、不离不染,即人伦日用之中而超脱于世俗偏执之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来去自由”的了无滞碍,此悟后光景实是世人尊崇的一种不著意、不计度、任运自在、一切放下的开悟解脱的自由生命的心灵妙境。

    二、华夏地方戏“夭人合一”艺术理念的生命情韵

    中国传统戏曲张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认出炎黄子孙的情感、意志、力量、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民族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景观,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神,透视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情感天地。因此,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文明硕果。由此,华夏戏曲音乐艺术就本能地透射出中国哲学的精神理念。究其根源,概因国人的心灵秉性之中除了具有玄妙超越的潜能之外还具有一种务实平常的天生气质。中国古代哲学体认着玄远、幽渺、神思以及切近、平实、实践的生命情趣。

可以说,华夏民族儿千年的演绎历史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戏曲文化,并以其渊源流长、弘萃通远、博大精深、温稚畅融的历史传统和绚丽多姿的生命硕果屹立于世界戏剧文化艺术强林。诸如先秦气度恢弘的钟磐乐舞、隋唐华光璀璨的歌舞大曲、宋元清新淳朴的戏曲音乐等皆显示出中国民族音乐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和丰厚旷达的文化底蕴。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2)

笔者曾撰文指出,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弊端,如:中央规制下制度创新的空间限制;[1]“公用地灾难”与统一市场的阻隔;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之间的冲突;创新非均衡下制度变迁水平的区域差异等。本文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出困境的路向选择。

一、多元产权选择与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产权制度不会在自然状态下生成,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凭借其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为产权的运行提供一个公正、安全的制度环境;利用法律和宪法制约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扼制国家权力对产权的干预。[2](P130~197)我们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经验时,可以发现,多元产权选择是一个成功经验,如广东南海市的“五个轮子一起转”、浙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等多元产权企业、广东顺德对企业的多元产权改造等。现在,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所有制、混合制、合伙制、国外独资和合资等等,都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哪种产权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适合于本地的实际,都应该予以扶持和鼓励。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主张给予哪种产权形式以特殊政策,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履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对于公有企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产权界限,实现资产管理层次化到产权配置层次化的转变。对于地方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不适合改制的企业的资产管理,其管理模式可参考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模式,把国有资产的最终产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国有资产的产权人格化,解决所有者虚位、国有资产无人负责的问题。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可以考虑在地方人大(属广义的政府范畴)设立类似于“国资委”那样的机构,作为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代表,并减少委托——链条,以便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在产权保障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应建立起完整的产权法律体系外,地方政府也应有与中央政府配套的产权监管体系,对有关的产权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对于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可以考虑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对产权进行重组,进行积极的创新和试验,甚至是“试错”。在这方面,广东顺德的经验值得参考,他们对公有企业的改制就是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具体方式有:嫁接外资;划股出售、公私合营;分拆求活;多种形式租赁、公有民营或民有民营;企业兼并、拍卖;控股、参股;债权股份化或债务等值化改造;企业“先关后改”;公开上市;依法破产。通过改制,使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即财产权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分散性(即企业产权股份化、多元化和社会化)和可让渡性(即产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让、买卖、出售、出租),满足市场经济对产权交易的要求,使得在产权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实现产权制度创新的突破性进展,从而化解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的规制约束。

除了对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之外,地方政府还应继续走增量改革之路,加强对非公有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目前很多地方最薄弱也是最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环节。

产权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和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而实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而能够实现这两大功能的产权应是那些资产能量化到个人的产权。公有企业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由于资产不量化到个人,其委托—成本大,“内部人控制”使最终所有者难以实现对资产的有效监督,这是造成其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私有产权因资产的明晰量化和权利义务边界的确定性而产生极大的激励,它的私人收益率最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由此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6月,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目前,私营经济的贡献已经接近或超过国营部门,但其所占用的国家资源比重却微乎其微,而“耗用了2/3最为稀缺的资本资源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3。”[3]中国私营企业用非常有限的资源去高水平甚至是超常发挥其内在的潜力。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私营经济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增长并没有伴随其他制度的相应变迁,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制度障碍。从政府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有:(1)产权保护制度欠缺。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私营企业合法财产和其他权益的规定比较薄弱,私营企业在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出现纠纷时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其发展的原动力受到削弱。(2)市场经济中的公平公正原则没有真正实现。私营企业在诸如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费征收和其他社会负担等方面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3)政府运作的不规范和官员拥有太多的超经济权力,使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从“寻利”转向“寻租”,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从私营企业本身来看,问题主要有产权界区不清、家族化管理、规模小、产业结构的低级化和产品结构雷同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界区不清,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内部自然人之间的产权界区不清;一部分私营企业,尽管其资本的形式确是私人资本,却在法律形式上戴了一顶“红帽子”;[4]一些私营企业是在没有真正的出资人的混沌状态下生成的,如负债借钱,从而造成天然的产权不清;一些私营企业主以个人的资本筹办企业,却以“合作”之类的形式注册成立公司。产权主体界区不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利于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法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易于被侵害;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权威;造成有关人员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而产生“搭便车”的道德投机。[5](P42~57)

科思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中,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的相互比较来决定的。[6]但中国在向市场的过渡过程中,需要政府对市场的培育和扶持,企业与市场的交易过程多了一个政府的环节,决定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考虑政府这一因素。柯荣住通过实地调研并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企业、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变化,[7]认为企业的交易费用由4部分构成:企业与政府的交易费用;市场与政府的交易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企业除负担第二项费用之外的交易费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第一、二项交易费用是最重要的(这与科思的理论有所不同),是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制度问题。柯荣住进一步分析,宽松的准入政策比宽松的规制政策更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宽松的准入政策会使私营企业更有发展的机会,而且政府也会采取与其相配套的规制政策,从而使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不断降低,提高其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政府在实行宽松的准入政策和规制政策的同时,还要履行其产权方面的职能和社会职能,减少企业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交易费用,以进一步调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的事实,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私营产权激励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切实解决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从改革初期的“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正式法律地位,可以说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范畴,政府理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实施保护。目前,在国家的物权法还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这一制度需求,实现地方性制度均衡,以消除私营经济发展的心理顾虑。

第二,为私营经济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减少私营企业的交易费用。这里既包括降低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费用,也包括在土地使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平等机会。但首先是要给予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相同的市场准入条件,因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放松会带来连续的制度响应,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市场,降低规制费用,以及做好产权界定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等工作。

第三,厘定产权边界。私人产权界区不清本质上是私人企业主自身的问题。我们讲保护私有产权,首先要尊重私有企业主自主选择的权利。“因为私营资本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对企业发展究竟有效无效,最清楚重新界定产权所需要支付的代价究竟有多高。”[5](P58)但当私人资本意识到界定产权的成本远远小于继续维持产权含混所蒙受的效率损失时,就会要求进行制度创新,要求政府出面界定产权。这时,地方政府就应协助做好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界定产权主体及边界,保证产权主体权利义务的落实。当然,在解决私人资本产权不清的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其市场直接融资的制度条件。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存在严重的制度短缺。市场融资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二是通过银行借贷。而政策对私营资本上市有诸多限制,银行贷款也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这虽然是中央政府制度创新空间的范畴,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去推动这些领域的制度变革。

第四,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消除社会对私有产权的歧视。意识形态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强化人们对产权和其他制度的认同而减少统治阶级的统治费用。但意识形态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源于“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8]比正式制度安排更具有持久性和滞后性。虽然从法律上中国早已确立了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合法地位,但人们思想中的“公有”意识仍根深蒂固,它仍然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应强化对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重要地位的宣传,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待遇,逐渐消除人们对私营经济的歧视,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第五,除了上述产权、制度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以外,地方政府还应建立符合市场运作规范的政府行政制度秩序、发展要素市场、引导私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引导它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供信息服务以减少交易费用和经营风险等。

二、以制度化约束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创新关系

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发达国家在向市场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有效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作用机制以及强调集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东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富有价值的制度遗产。西方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是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既面临着国内要求快速发展的社会压力,又面临着国际上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既要保持不断变革的势头,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统一,因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重要保证。

从过去一个世纪西方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大,并不是伴随着政府功能的缩小,相反,政府功能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在政府体系内,出现了两个集权化运动: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集权,二是议会权力向政府行政首脑的转移。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尤其是有效的中央政府,以保证市场的有序竞争。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主要表现在:[9](1)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以使原材料、商品、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能够自由和有序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市场又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在运行中很容易与地方性的力量结合,不断地弱化社会的凝聚力。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性质使其出台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安排,从而阻隔市场的统一,影响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最终导致市场功能和交易活动的萎缩。因此,只有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运用其组织力量才能塑造统一的市场秩序。(2)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必然要求,而统一的制度体系的安排和贯彻,只有在统一的政府权力体系中才能实现。(3)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一些公共产品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垄断性,特别是关系到全局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它们是市场运行所必需的,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大量投入。

可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的关系时,一定的中央集权是需要的。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需要多级的分层调控,需要多层的制度创新,不然,就会扼抑特色性制度潜能的发挥,扼抑人们对制度的合理预期和创新动力,地方市场的活力也就难以显现。而没有繁荣的地方市场就没有繁荣的全国市场。为此,必须找到一条既有利于中央适度集权,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两全之策。这个两全之策就是遵循市场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规制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关系的坐标:一是无论中央的制度创新还是地方的制度创新,都不要超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就由市场调节,市场失灵的地方有的就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二是以市场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空间,既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序运转,又要有利于地方市场的繁荣,发挥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的制度创新空间应是:制订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过财政政策、贷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引导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管理机制,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宏观调控,建立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与调节制度;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打破地区、部门对市场的侵害和封锁,培育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组织和提供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协调工农、城乡、地区关系,实现制度的均衡发展。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包括:根据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并作出与此规划和中央宏观目标相协调的地方制度安排;制定地方财政和区域性收入分配制度,引导和调节本地区的市场供求关系;培育地方性市场体系,推动区域市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和对接,为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管理地方国有资产,保证其完整、保值和增值;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内调整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资源的高效配置;组织和提供本地区的公共产品。

中央与地方制度创新空间界线的落实,除了以法律化的机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制度博弈关系外,还要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监督机制:一是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这集中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权方面。二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铲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相互配合和协调,从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为了加大治理、预防和惩罚力度,可以把这一工作列入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日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中央和地方的纪检、法律监督部门应将这问题列为执法监督的一项专门内容;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评估中,应改变过于强调经济发展指标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放弃片面追求经济速度的发展思路。三是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约束。要通过建立财政补助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形成一种中央对地方的硬性制约和推动机制,达到调控地方制度目标的目的。西方各国中央政府建立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值得我们借鉴。它以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财政收入为基础(中央财政收入总额约占国民总收入的60%以上),中央政府通过将收入的一部分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拨给地方,达到引导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制度安排和宏观协调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财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然后中央政府通过拨款和补助等转移支付手段,达到调整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在日本,中央政府为贯彻自己的政策意图特设了国库支出金,采取直接拨款的方式,将一部分资金拨给地方使用,这部分资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0%。[10]因此,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变革能力,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的税收比率以及地方获得中央补贴占上交中央税收的比率,都要有规范的制度约束,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稳定性和公平性,防止转移支付总量被挤占及转移支付的随意性。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转移支付的比重,即应以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前提,否则就会造成与“效率优先”原则相悖的保护落后、挫伤先进的结果。我们在解决地区之间的差距问题上,不能简单地采取“劫富济贫”方法。要承认,一定的不平衡总是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平衡还有利于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地更好地挖潜,实施制度创新,使资源配置达到更优状态。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应建立在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切合实际的制度创新,摸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到现代经济自由主义从“政府失败”出发,主张无需国家干预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市场缺陷的出路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国家干预;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自身。而从15世纪末的重商主义到凯恩斯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派,则从“市场失灵”出发,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布劳恩和杰克逊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存在公共物品与外部效应、存在不完全竞争(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内存在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现象)、存在信息的不完全、存在不确定性。[11]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去弥补市场的不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本身就是一套社会制度,市场中的交易包括契约性的协议和产权的让渡,还包括构造、组织交换活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机制。简言之,市场就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交换,它本身便包含着政治体系的力量与影响,深深地嵌入广泛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无形的手”背后有着有形的社会结构在调节以私利为目的的个人及其行动。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中,需要有产权和交易活动能得到合法认可和有效保护的制度环境,这要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不存在绝对不受政府及其制度约束的市场“真空”,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在较大程度上是“制度失灵”的外显。[12](P348)

但是,政府的作用只能限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市场而代之:一是维持秩序职能,即有效保护产权和提供市场交易的基本博弈规则;二是解决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维护者和地方公共秩序的建设者,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要以制度创新去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市场化的制度均衡,既防止制度供给的过剩,也要防止制度供给的不足。

然而,我们在考察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经常直接参与本地企业的经营活动,代行了市场的职能。这种创新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或者即使微观主体有创新的需求和动机,在中央制度进入壁垒的约束下也难以实现创新的愿望,从而使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主角,弥补了市场和企业的不足,但其弊端也伴随而生。一是造成了政企不分,增加了企业交易过程的环节和费用,也使企业难以独立地走上市场。前面提到的“公用地灾难”、中央与地方制度博弈目标的冲突等弊端,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代行了市场的职能。因为,与企业绑在一起后,地方政府就难免会从本位主义出发,在其权力范围内施行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制度安排,从而与其他地区和中央的制度变迁目标发生冲突,应验了“诺思悖论”:成也政府,败也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出现了制度供给过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要走出这一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从代替市场到退出市场,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领域交由市场去调节,由市场主体根据需求自主实施制度创新,政府则主要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发挥作用。

政府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后,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才能萌生和繁荣,最终达到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才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持续性的制度均衡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一个自主和平等的环境中,微观主体能够及时感知和捕捉到获利的机会,并在自愿和一致的基础上,通过排除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最终完成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更有利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3]达到制度创新的预期效果。

为实现制度创新范式的转换,地方政府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收缩公有经济的市场战线。公有企业的产权缺陷使其极易陷入资产无人负责的境地,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里,不再搞公有企业。对原有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公有企业要改造成非公有企业,包括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由于地方所属企业能够增加与销售收入挂钩的上缴费用,能够提供员工饭碗保障地区就业和社会稳定,所以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外延式的经济扩张,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并且还会想方设法维持企业甚至是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只有斩断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资产隶属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效扩张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个私人资产所有者会允许企业的无效扩张的。

第二,明确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有关政府职能的边界问题,总的来说,它应限于市场失灵和维护秩序领域。类似于企业投资和经营等微观领域的事务,应交由市场去调节。但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受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市场职能领域。最近某省政府出面组织,由若干国有资产公司出资组建熊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这种“拉郎配”的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追求规模、热衷于评比的排序、表现政绩的传统管理方式的延续。它明显超越了政府职能的合理边界,也遭到了部分企业的反对。张维迎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15](P210)

第三,放松管制。管制即按照某种规则行事之意,目的是要使市场竞争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避免社会利益的损失。张维迎认为,西方管制的基本理念是怎么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运转。他们普遍同意,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形成对第三方的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只有市场运转会形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无法通过当事人之间解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而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取消市场和消灭市场。[15](P99~111)由于政府官员在实施管制时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使政府管制经常失效,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目前,放松管制的重点是对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企业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诸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行政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滋生和蔓延等弊端。因此,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审批的事项和明确政府审批的范围,衡量的尺度是:一是市场尺度,即凡是市场能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立审批去干预。二是经济尺度,这主要从成本—效益方面考察审批的收益与成本是否对称。三是技术的尺度,即从技术能力方面看行政审批能不能把审批的事务管住,审批管不管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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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伟著.中国私营资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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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3)

长久以来,文艺理论期刊在繁荣文艺、推动文化发展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传播手段中,文艺理论期刊仍肩负着记录与传播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要使命,其作用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日益凸显。但是,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文化发展的要求,使当下文艺理论期刊陷入发展的“瓶颈”。而今,我们应开拓思路,创新举措,改变文艺理论期刊低迷发展的现状,使其更好地履行文艺理论期刊在文化建设中的使命,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发挥更大的功效。

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探索为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纵观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争取民族文化自主独立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扩大文化研究视野,结合西方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开始理性书写我国文艺理论话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研究》(1957年创刊时名,后于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文艺理论期刊介绍并引入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苏联文艺理论,成为当时我国文艺理论的主要参照话语。改革开放后,又经《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评论》、《文艺争鸣》等文艺理论期刊译介与刊载,大量欧美文艺理论思潮,“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解释学”、“叙事学”等一系列理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理论中的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当时的文艺理论期刊,反观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在问题视阈、研究方法、概念范畴方面审视西方文艺思潮,启发自身建设。文艺理论期刊适时刊载了1992年、1995年两次国际性文论研讨会的重要学术成果,在中国学术界掀起“建树我国当代文论”的热潮。《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文艺理论期刊相继组织专栏或刊发文章参与并引领此次讨论。十余年来,文艺理论专家的观点与建设性意见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大热点理论话题。进入新世纪10年来,《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中国文学研究》、《小说评论》等文艺理论期刊又引入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象学文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文化生态学”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进入中国学者视野。

先进文化是一个民族内生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力量源泉。每一次国外文艺思潮中文艺理论期刊的大量译介与传播,都有效地指导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吸纳新元素,既保持自身文化独立,又坚持文化多样化,此外更给予中国当代文艺传承、保护本民族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研究的广度、角度与分析思路上以引导。

文艺理论期刊中对外国文化研究与探索的重要学术内容成果为我国先进文化发展与培植民族文化创造力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促进了一种更具民族个性、科学品格和解释效能的中国先进文化体系的建设。

文艺理论期刊是民族文化拯救和传承的重要平台

从全球范围看,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问题越来越被各国重视。传统文化既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的部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华夏文化,流露着静谧唯美的东方气质。在世纪之交,当代中国进入多元语境

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遵循商业准则、以金钱为逻辑的西方快餐文化陆续登陆中国,迅速席卷内地,使传统民俗文化深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中国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徘徊时期,大批有考古、文化价值的古村落、村寨招致拆迁,五千年的民俗文艺遗产有些正在不断消失,有些甚至已到了濒临消亡的境地。

这一次的文化思潮中,以《大长今》为首的韩剧等文艺“韩流”在中国的势头最为刚劲,迅猛风行,小到美容、医药、服饰、餐饮,大到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以及文化价值观,不仅形成了“哈韩一族”,甚至几乎全民参与。文艺理论期刊中记载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深刻分析了哈韩现象的渊源,为韩国文化研究和探索提供了重要信息。韩国传统文化在韩国政府、商业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全力打造下,韩剧、跆拳道、韩国民俗等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载体,已形成了韩国文化品牌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洲地区传播。“哈韩”现象实际上是韩国民族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可见文化已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力量。还有如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文化的载体,成为美国的最大出口文化产品,现在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三分之一,这种用文化的方式在其他国家软着陆的现象不胜枚举。文艺理论期刊的研究始终关注现实,拥抱生活,在理论建树上很重视这样的现象,适时刊载了大量学者和有识之士的批判性反思引起了政府以及相关各方的关注,引导公众正确看待“韩剧”和“好莱坞”等当代文化思潮,在指引本民族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冯骥才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刊于《对外大传播》)、尤小刚的《“韩流”热中的冷思考》、张晓宇的《韩剧热播的批判性思考》(刊于《新闻知识》)等多篇文章极具代表性,为保护华夏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奔走呼告。

文艺理论期刊以战略性发展眼光认识到文化的作用与意义,加大对民族文化的理论研究深度,呼吁民族遗产的保护与拯救。建设先进文化,强我中华要依靠的正是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而建立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情感以及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文艺理论期刊为大批文化研究者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构建了充分自由交流的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引领与疏导大众,如何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本民族文化,在创新中创造出中华民族丰富优秀的先进文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艺理论期刊是先进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湿地

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记录者和见证者,文艺理论期刊发展至今已形成自身独特的学术品格。结合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文艺理论期刊以多元开放、兼收并蓄的胸怀,拓宽视野,及时汲取国内外文艺理论研究新成果,把握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新动向,并将目光到各种新生文艺现象,对其进行理性的反思与研讨。在具体的运作上,文艺理论期刊建立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稿件评审、推介及发行机制。将优质的文艺理论稿件及时地刊发出来,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信息源,使中国文艺理论信息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迅速面向社会扩散,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一块重要的湿地。伴随着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的兴盛与扩张,大众阅读逐渐倾向于直觉可感的理解方式和即时性的价值原则,使受众在顷刻间阅读满足得以实现,结果使阅读群体匮乏理性思辨,抽象思维能力日益衰退,久而久之,将形成一种丧失批判功能与否定功能的单面文化,令人堪忧。因此,借助文艺理论期刊培植大众思辨与创新能力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着力点。

文化对外可以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对内可以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各地域、各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创新先进文化的源头,更是永葆民族精神的根系。各地文艺理论期刊因其特有的地方文化与学术资源,每个区域的文化需求都不尽相同。各级文艺理论期刊在探索中塑造着各自独特的学术个性,丰富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特色。文化发展中,伴随着影视、网络等大众文艺样式的兴盛和地方经济、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一些地方民俗文艺类型萎缩,甚至消失。究其根本,是由于对这些地方的文艺样式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一些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乃至一些地方民俗文化得不到有效挖掘和保护。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地方文艺期刊对地方文化建设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我国东北,辽宁地域文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北方世代相承并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东北大秧歌、奉天大鼓、二人转、小品和辽派评书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虽享誉全国,但是,当下辽宁区域的民俗文艺却陷入发展窘境,就民俗文化发展来说,一方面这些文化样式本身有诸多问题,如创作人才匮乏、演员队伍亟待提高等;另一方面对这些文化样式的发展和保护,其效果不尽如人意。辽宁地方文化发展面临严重危机,不容忽视,辽宁当地《社会科学辑刊》、《理论界》等二十多家文艺理论期刊对本地文化样式的研究给予关注,大力呼吁保护、振兴辽宁地域文化,在探索拯救与繁荣辽宁地域文化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限于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期刊社本身的因素,相对于辽宁地方文化发展和保护的要求来说,所做的工作很有限,从中感到文艺理论研究期刊的现状不容乐观。

各地方文艺理论期刊最终融汇成探索与研究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洪流,把文艺理论与文化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湿地,指导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

文艺理论期刊的发展现状

中国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迫使文艺理论期刊生存境遇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当前,受到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阅读更注重消费与娱乐,文艺批评逐渐趋于淡化,文艺理论期刊社地位边缘化。在数量以及发展趋势上都不容乐观。当前市场化的大潮中,似乎所有期刊都要市场化运作。文艺理论期刊社也在积极尝试,但效果不佳。有的文艺理论期刊社迫于经营的压力出现了经营版面、收费刊发文章的现象。为改变发展困境,有的文艺理论期刊社还尝试扩充广告版面,却直接影响了文艺理论期刊的高品位、高水准的学术形象;有的文艺理论期刊社为扩大发行量,把部分发行任务分派给编辑,编辑疲于奔波市场,分散精力,影响了编辑工作,更影响了文艺理论期刊质量;有的干脆直接转向为其他行业期刊。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文艺理论期刊的质量,进而掣肘推动文艺理论建设的动力。文艺理论期刊社人才问题更是日益突出,各级文艺理论期刊社编辑薪酬待遇普遍较低,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迫于生存压力,一些能力较高的编辑放弃期刊社工作转行另谋生路,导致文艺理论期刊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流失。这一切使文艺理论期刊整体受到影响,直接影响了文艺理论期刊精品的打造,已成为当下文艺理论期刊存在的共性问题。在这样的境遇中,中国文艺理论期刊弥散着日益浓重的焦虑和危机感。

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中,文艺理论期刊作为重要构成部分并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文艺理论期刊始终站在文化建设的前沿,为推动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改变文艺理论期刊的低迷发展现状,充分发挥其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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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玉萍:《辽宁地域文化的拯救与繁荣》,《理论界》,2009(1)。

5.李继晓、蔡成瑛:《对各种核心期刊评价方法的分析》,《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6(2)。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4)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5)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6)

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思想不断解放开化、文化日益多元发达、艺术渐趋丰富精彩的动态过程。

(一)价值观影响人类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化艺术是一种深深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中的根深蒂固的伟大力量,对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学者看来,文化艺术在人世间的地位,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艺术,而不是政治或其他。[1]在我国,近些年兴起的文化艺术软实力研究向世人传达着一个非常明晰的信号:文化艺术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必不可缺的指标。在全世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因此,无论中西,无论哪种学派,都无一例外地在肯定着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将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具体化,就是塑造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从而影响社会进步。毋庸置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接纳的文化价值观如何,都能够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人权等方方面面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来。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表示:“文化的重要性及价值观与进步的联系。”并且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根本的是文化、是这个国家的普遍价值观。”以经济发展为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或者不发达,并不是外界所强加的,而是社会自身的价值观选择。中国能够从贫穷实现温饱进而小康,到如今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最为关键的是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思想解放,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价值观的颠覆性转变。马列主义带给我们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思潮,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路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义强调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特定力量,文化艺术及其所塑造的价值观是属于社会意识的主要内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始终如一地引领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思想决定长远未来思路决定出路,思想决定未来。文化艺术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体系,更是一种对行为起到规范性作用的思想体系。有人说,只有思想才是永垂不朽的。其中,科学思想是决定未来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在迈向未来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除了必须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外,还需要有一种来自内心世界的文化信念支撑人们的内在精神,以加速推动历史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自产生以来,就持续保持着活力和创新性,是经受住实践多次检验的朴实的、管用的真理,中国现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未来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指引中国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注重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与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批判性地继承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话语,又能够在实践中突破陈规,超越固定化了的文本,在革命和建设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精神和实践性要求已经内化为追求真理和探索发展的理性的人文精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内在原因。

(三)寓于文化艺术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20世纪对世界革命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中国传播是从文艺界开始的。追根溯源,被称为“马克思理论中国传播第一人”,他在1919年5月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先河。此后,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纳了一大批的文艺界知识分子,如邓中夏、、瞿秋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传播关键性一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这一科学思想,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今天,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艺术仍然占主流地位,扮演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传播和使其深入民心的重要角色。

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品质。

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故步自封的理论最终只会被淘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坚持的优良品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是在跟随时代的步伐,结合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也在变化中思索前行,不断创造文学艺术的新境界。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从最初的零碎观点介绍到全面且系统的理论阐述再到逐步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这期间产生了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并在坚持文艺思想和高举邓小平文艺理论旗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使得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

(二)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地位世界知名杂志《时代》在2000年做过一次主题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的调查,马克思以最高票位列第一。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的影响之广泛,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有具影响力的学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艺理界不可小觑。从当今世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建设实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地位无可撼动,并且会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而继续丰富和发展。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外,还扩展至今天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即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等等。[2]马克思文艺理论将会继续保持在世界文艺界的影响,并且一如既往地对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运动的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三)在多元文化竞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竞争激烈,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得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处在多样化的境况中,各种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活动蓬勃兴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受众增多,已经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此外,电子媒体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兴起和普及,由此引发的新文艺更是日新月异,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各种新生事物和文学艺术现象也催生出许多新的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着因高科技的冲击而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阐述,挑战往往与机遇并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根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起支撑性作用的主干力量,更是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出现的新现象,我们不必草木皆兵,但也不能听之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与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争论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要直面现实,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个普遍真理做出合理并有说服力的回答。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稳步发展和文艺政策既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又与中国国情相符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屹立不倒的最好的佐证。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我国文艺建设的指导性地位。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25-005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庞大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放飞经济的梦想,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按GDP总量计算,中国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关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首超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但遗憾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道路上,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曾一度让位于所谓的经济,甚至沦落为“经济唱戏”搭台的配角,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的严重失衡实在是与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却原地踏步,不进反退,完全没有发挥五千年深厚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应有的作用,个中缘由发人深省。

庆幸的是,自2011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文化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其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先后把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纳入党和政府重点扶持的国策之中。早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发表讲话时就强调,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仅三个多月后,在2011年10月15—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从时代要求与国家战略的角度,第一次从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中国道路”。《决定》强调了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未来的创造与文化创新,强化了国家和民族文化在国际竞争中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性,吹响了中国从经济强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号角。随后在次年召开的十决议中再次明确了文化发展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及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这些都客观上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宣传和推广中国(华)国家和民族文化,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及(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上的源动力和支持。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的“文化强国”及其文化软实力战略目标虽然明确,但是迈向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到底该如何走?《决定》和十决议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正是带着这种明确的问题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现状,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Nye) 教授的软实力理论为基础,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理论上对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其类型学展开系统研究,力图聚焦中国国家文化资本的发展现状,并创新性地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全球影响指数研究,拟以构建中的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为基础和起点,通过创新性动态计算和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在全球的年度影响指数,为中国实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可靠的合理路径及研究的视角,最终也将为中国国家和民族文化昂首走向世界提供不可或缺的数据和理论依据。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理论述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创意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及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要么聚焦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重点关注文化的产业开发及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么受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影响,着重从理论和宏观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展开探讨,但对于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和软实力实现的路径,尤其是从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对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和软实力展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十分鲜见。鉴于此,本文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大胆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对其展开学理和类型学研究,提出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国际影响指数的理念及模型建构,以期为未来中国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文化资本”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于20世纪60年代系统地提出,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经济学、地理、生物学、文学等领域,包括教育再生产、文学与文化经典形成研究等。但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概念其实早在布尔迪厄之前就曾由孔德首先在《社会政体体制》中提及,古德纳随后跟进,在《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新阶级》中提出:“这种文化向资产的转变,资产可以为私人所用并传之后代,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称的‘资本’。资本是对文化的私人占有,是把文化共有圈作私有”(Gouldner,1979:25)。

继孔德、古德纳之后,布尔迪厄通过其对法国教育再生产的社会学研究再次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内在规律的潜在原则;资本同时也是积累的劳动,其积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并能产生利润。布尔迪厄认为,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理论中的资本,然而资本这种一向被视为十分“物质”的事物,完全可能以非物质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虽不会直接转变成金钱,但却可以以一种隐形的方式产生利润。他坚持认为文化与经济上的资本有一些共同点,并特别指出文化“惯习”(habitus)和“倾向”(disposition)构成一个能够产生利润的源泉;它们可以为个人或团体所垄断,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代代相传。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文化资本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教育社会研究与理论手册》的“资本的形式”一章中,他率先指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又进一步探讨了另外一种资本类型: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布尔迪厄坚持认为,资本通过在场域中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而发挥效益,它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映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上述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转换的比率随场域(field)的条件而发生变化。然而,布尔迪厄并没有拘泥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资本,却转向了此前一直未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所关注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

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典型的资本形式,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是个人经过不断学习逐渐积累起来的,与个人的资本密不可分割。其理论的核心在于: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文化资本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从布尔迪厄系统地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到后来学者让此理论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繁衍扩张,都没有离开文化资本的“私有性”。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中认为,文化变成资本的前提是,文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被私人占有,而且拒绝为那些缺乏文化的人带来经济上的收入。不难看出,西方早期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都是以强调文化资本的个人累积性为出发点。

二、文化资本研究: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学说虽说起源于社会学的教育领域,但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学者也于21世纪初对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开始了认真审视,出现了一批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为主要理论支柱、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中国问题展开探讨的著述。国内对布氏文化资本学说的批评和应用主要有三种形式:(1)对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采取拿来主义,直接运用于我国的教育领域;(2)对布氏的学说从理论上进行评价和介绍,主要以理论评介为主,目的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引介给国内读者;(3)以布氏的文化资本理论为幌子,表面是将布氏的文化资本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借用了布氏的文化资本的术语,然后行的是自己的所谓文化资本研究之道,与布氏的文化资本研究无论从方法论还是批评实践上都大为不同。

比如,有些学者基本上遵循了布尔迪厄对三种文化资本形式的区分,沿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关系等方向对文化资本与全球化、经济发展、阶层分析、个体发展以及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薛晓源、曹荣湘,2005)。还有学者则从文化资本的性质入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文化资本的产生与积累、循环与周转、生产与再生产、流通与重组等问题;同时从实践上探索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运作等问题,并建议根据文化的种类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亚类型,即固体的、产品的和流动的(李沛新,2007)。

有学者以中国西部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认为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的过程。而将民族文化资本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则是实现这一过程、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文化资本运营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之道,要使“经济‘嵌合’于文化”,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李富强,2004)

有学者则以文化贸易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而文化贸易在这种大竞争和大角逐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本的国际运营因此而凸显其重要性。(王雪野,2008)。

也有学者(张鸿雁,2002)借力西方的城市文化资本(或文化首都——英语capital兼有“资本”与“首都”之意)概念,着眼于提升中国现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经营城市”、“营销城市”的探讨中,提出“城市文化资本”运作的模式和意义,并结合城市形象理论,借用企业识别系统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的概念,提出了城市形象系统(CIS)战略,为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方案。该学者认为城市群体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人文化资本越充分,市民的文明行为举止就越有文化资本的意义。简而言之,城市文化资本是所有市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起来的总和,是集体的力量。表面上看,对城市文化资本的这种论断和分析均没有脱离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其实它只是借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术语,其对城市文化资本的研究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社会学研究大异其趣。

综观国内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现状,主要存在如下明显的不足:

1.理论方面,文化资本的理论创新研究不够,无论是以民族、企业文化,还是以城市文化为对象,其理论框架要么是照搬和套用布尔迪厄的理论,要么就是打文化资本之名,行文化经济产业(创意)研究之实,缺乏对文化资本理论要素的系统化分析,更谈不上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及其类型学研究体系;同时,国内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也过于泛化、平面化和空洞化,研究的深度和角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2.就方法论而言,对文化资本的论述及分析研究多采用简单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缺乏定量研究;如何将传统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成为当今我国文化资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3.文化资本理论探讨为多,实际应用研究很少。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的研究对我国文化资本的个体、个案或个别领域研究的较多,而对整个中国(中华)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系统研究欠缺,更缺乏对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最为重要的指标——国家文化资本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形成有效和系统的尝试性研究。

4.当前国内的文化资本研究过于注重个体、局部和细节,尚无系统的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或评估体系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如何衡量或评估文化资本的问题,才能真正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找到一种理论依据和实践的风向标。当然,这在国外即使是文化资本研究相当盛行和成熟的西方社会学研究体系中也还是个有待解决的难题。文化资本缺乏有效的衡量手段和体系同时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备受诟病的软肋之一。国家(民族)文化资本的衡量及其影响指数研究也正是本文重点关注并力求创新之处。

简言之,国内当前的文化资本研究存在着重文化产业经济和所谓的创意研究,轻理论创新及实证效果分析;多个体、平面及局部研究,少影响(效果)、立体及整体研究的现象。究其根本,就是文化资本既有研究总体缺乏理论创新研究,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国(中华)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及案例库的支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当前国内相关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理论匮乏,采用的是拿来主义(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奈的软实力理论),对国家(民族)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的实践效果分析长期不在场,导致现有的成果根本无法为“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服务,亟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性研究。

三、国家文化资本:概念与类型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和美国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笔者首次提出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拟在此后的文化资本及文化软实力批评实践中系统地应用这一概念和理论。

所谓国家文化资本,笔者以为应具有以下几个含义(要素):

1. 文化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文化资本;

2. 国家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国家的文化资本;

3. 国家文化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程度决定了国家文化资本的价值;

4. 国家文化资本的使用价值也部分取决于对其文化资源的合理和绿色使用程度;

5. 国家文化资本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定义、构成要素和适用范围不同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主要体现在:

第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学上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化的个体体现,主要适用于隐形的教育领域;而本文所说的国家文化资本,则是基于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侧重于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关注的是文化资源如何转化成文化资本。

第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具体化文化资本(embodied state)、物体化文化资本(objectified state)、体制化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state),布尔迪厄所指定的这三种亚类型的文化资本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相互交互作用,缺乏一个统一和清晰的标准线来区分,这也是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说常被批评家所诟病的地方之一;而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含义明确而清晰,强调的是文化资源具有的资本属性及其向商品转化的特性和过程,对其类型学研究也较为合理科学。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亚类型的文化资本:如有形国家文化资本vs无形国家文化资本,物质文化资本 vs 非物质文化资本等。

第三,由于国家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疆界,故国家文化资本从类型学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由以下无数多的亚类型构成:民族文化资本 vs 城市文化资本 vs 大学文化资本 vs 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vs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vs……视研究者的需要,可以长长地继续列举下去。但无论国家文化资本如何区分,其终极目的是要视研究者的需要而定,同时也要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因此,本文所谓的国家文化资本,其类型学研究是尾端开放的,可因需而定。

结 语

上文我们主要从时代的需要和国家发展的要求,结合我国文化资本(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国家文化资本的概念,并从学理上剖析了其理论的来源及其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论及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关系,对其与文化资源及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也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文化资本论的提出,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后续的相关系列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国家文化资本的测量体系建构,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国际)影响指数研究,国家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动态影响年度指数研究等,也包括未来的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能一一赘述,拟在国家文化资本论的第二部分中继续予以探讨,敬请方家指正。无论是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还是案例库的建设,抑或是国家文化资本全球影响指数的模型建构,其目的是为未来我国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全球化提供有效的路径分析,并为国家的决策机构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提供有效的、可操作的路线图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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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Nye,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Oxford Univ. Press,2004.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8)

    苏联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有其社会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国家乌托邦的想象。在苏联文学理论引入之前,存在着学习西方文明的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而被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取代。五四传统的中止,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争取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存在着冲突,由于中国的现代性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只能从西方引进,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斗争。这样,就产生了历史的悖论:要建设现代性,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反对、批判西方现代文化。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由启蒙转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国的社会走向发生重大转折,现代性神话让位于国家乌托邦。历史在此处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寻找一条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个东方式的民族国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正当此时,苏俄这个新兴无产阶级国家正从东方冉冉升起,使他们从中获得革命的灵感。文学也开始了历史的迂回。从“革命文学”时期开始,苏联文学理论就涌入中国,拉普派的理论成为激进左翼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的纲领。在苏联革命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人物鲁迅、茅盾、胡适以及叶绍钧、冰心、郁达夫、周作人等人进行了批判,五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文学论争以双方和解,共同接受苏联文学理论收场。这标志着五四开辟的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中止,由革命文学运动取而代之。左联成立之后,苏联文学理论全面引入,被苏联阐释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得到大力译介和推广,很快取得在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理论的凸起和独霸,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密不可分。当时国民党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广泛的民众基础,又无法提供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空间,注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争夺中的劣势地位。五四文学思想作为启蒙时代的历史回声,与新的历史要求发生冲突,它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落潮而遗落在空漠的历史时空中。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已经难以承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唯独苏联革命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凭借着本国的成功经验长驱直入,一路播洒国家理想主义的理想,适时填补了中国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阵地的制高点。

    苏联文学理论是特殊地缘文化的产物,具有两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国文化受到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形成了认识论传统。欧洲文学传统包含人道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欧洲的认识论传统的“摹仿自然”说,经“别、车、杜”阐发,形成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认识”观点,后来在列宁的反映论的基础上,最终确立起“文学是现实的形象反映”的经典论断。反映论强调主体对现实的摹写和镜映,摒除主观性,突出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俄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带有“东方****主义”的特征。苏联文学理论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和教化作用,具有群体本位主义的性质。它提出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受历史条件、阶级条件决定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作家只有拥有正确的世界观、进步的阶级意识,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现实的本质,达到真实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论,它与反映论构成了内在的悖理。可见,苏联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论。苏联文学理论虽然继承了东方文化传统,中断了人道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它潜伏在文学思想的深层,顽强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得到肯定,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苏联文学理论的引进,颠覆了五四文学思想,使中国文学思想史发生重大转折。

    首先,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由文学独立转向文学依附意识形态。五四文学虽然主张发挥文学的启蒙功用,但仍然反对“文以载道”,主张文学独立,“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苏联文学理论则强调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是革命的武器。

    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取代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并成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欧洲新古典主义发生于17世纪,其历史任务是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规范成为其基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确立,它除了强调文学要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外,还突出了两个要点:其一,革命理想性,即用本质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现实,表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体现更高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其二,意识形态教化性,即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强人民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学的倾向性、革命性、典型性置于真实性、批判性、创作个性之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属于特殊的新古典主义——革命古典主义

    最后,形成了文学大众化倾向。苏联文学理论为了革命的需要,提出文艺大众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学也开始深入探讨大众化问题。从形式上看,大众化问题讨论似乎延续了五四平

    民文学的思想,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文学,其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平民文学以城市平民为接受群体,开创了新的审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学传统。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意在建立雅文学规范和雅语言规范。而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实质上是一种“化大众”,借助俗文学的形式传达政治理念,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苏联文学理论在左联时期的崛起,与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时并没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势,因此苏联文学理论也没有成为全民族的文学思想。但随着抗战的爆发,内忧外患加剧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迫切愿望和归属需求,民族主义情绪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去。于是,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主导了文学思想的时代风潮,文学被加上了国家主义的重轭。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强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理论实际上获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统治地位。苏联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意识形态的文学观(演变为文学为抗战服务)、革命现实主义(演变为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演变为工农兵文学)等,都成为文艺界和全民族的共识。

    二  苏联文学思想的中国化:毛泽东文艺思想

    前面已经说明,苏联文学理论具有认识论(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二元化性质。而几千年来中国盛行的“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具有意识形态论的一元化性质。同时,中国革命更需要文学的鼓动、宣传,要求文学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载体。可见,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文学理论的二元论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历史选择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即在革命形势下,对苏联文学理论进行改造,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由此诞生。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产物。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重组成带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学理论,并借助整风之机在解放区加以普及,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性。与苏联文学理论相比,毛泽东文艺思想加强了意识形态性、理想主义和民间化倾向。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9)

一、关于文化研究的语境化理论

一贯以来,以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为正统的优越感始终笼罩在学界,一切英国之外的文化研究被视为边缘或另类,这引起了其他国家文化研究学者的不满。澳大利亚学者特纳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文化研究一贯采用英吉利(而不是苏格兰或威尔士)的视角看待问题,没有商量余地”①。文化研究在这种氛围下有趋向普遍主义的势头,这种现象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极其不利。追溯文化研究的产生,英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功不可没。这一经验提醒理论学者,语境化是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规避的重大话题,在将文化研究理论引进本土时,既要分析本国本地区与英国在历史政治经济方面的种种区别,也需要进一步发展文化研究语境化的理论体系,从而在本质上避免文化研究的普遍化和机械化。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之所以充满魅力,常变常新,就在于这种语境化的特点。他指出,“本雅明所说的理论‘切入现实’的能力是由理论在回应它面对的具体权力语境时所能表现的政治立场和方向来衡量的”,语境化理论具有的“能够对付自身历史预警的无限复杂性”的力量。纵向上,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理论和实践必定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这就需要文化研究不断反思和更新自身体系,保持着对当下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剖析的能力。横向上,文化研究理论离开英国到达其他国家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必须引起关注,因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②只有充分考虑到文化研究所处的具体环境,理论结合实际,文化研究的生命才能焕然一新,与时俱进。反之,则会成为死水一潭。综上所述,文化研究的语境化理论是在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基础上,对文化研究进行历史化的、语境化的理论定位,构建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模式,探讨各种文化生存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达到推进文化研究进程的目的。

二、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形象地将“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的情形”进行了定义。不难看出,这一在语境化理论催生下诞生的新名词,它体现了文化研究理论学者们的共识,即摆脱英国固有的精英主义束缚,建立本土的文化研究新方向。在美国,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调动了普罗大众的能动性,针对现实问题,引发了如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讨论、同性恋及女性主义的讨论、后殖民主义讨论等等。这大大推动了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也促成了文化研究语境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成果和基石。这些对世界影响力巨大的文化研究理论被认为“是在美国的语境里产生的”。在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格雷姆•特纳明确指出英国文化研究在解读其他语境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否认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普遍适用性。通过仔细比较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文化差异,他得出了清醒的结论:“文化研究可以从对边缘的研究中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而且它应该尽力去探索渠道,从而能对产生于别处的理论发展作出修正,这是文化研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③来到中国,李欧梵提出文化研究的前提是首先在历史维度下确立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要特别强调“时间、翻译和传统”。“时间”即从中国历史中区别东西方文化,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在不断分丰富和创新中国文化研究理论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交流。“翻译”的内涵是指在西方文化理论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适用于中国语境的成分,结合具体语境,达到协调统一的效果。“传统”即承认中国的文化背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和辐射。在这一理论支持下,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也在境内掀起了热潮,在热情的氛围中很快成长起来。

作者:侯伽单位:山西省阳泉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篇(11)

作者简介:陈红英(1969-),女,湖南娄底人,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教授。(江苏 南京 210038)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改项目“地方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开发利用”(项目编号:40234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5-0099-02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近年来,南京晓庄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就是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坚持从南京晓庄学院地方性高校的实际出发,把南京红色文化资源运用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凸显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南京红色文化特色,大大地提高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实效。南京晓庄学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因而成绩显著,曾多次获得部、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一、南京蕴藏丰富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至今还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一般认为红色文化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为标志,以建功立业时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并以这些载体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为内涵而组成的具有宝贵历史意义与价值的文化体系。红色文化是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优秀精神品质为内核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一种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化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作风、共同信念、共同精神品质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1]据此,红色文化应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总称。因此,南京红色文化应包括南京的各类遗址遗迹、陵园、纪念碑馆、名人故居旧址等各种有形的资源,还包括南京在这段时期内形成的革命文艺、励志事迹等所有这些无形的资源。南京历来被誉为“六朝古都”、“十朝都城”,特别是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饱尝忧患,历尽沧桑,地位特殊,南京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丰富的革命斗争史迹、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名人资源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表明南京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为南京地方高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生动的教材。

二、南京红色文化走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

作为一种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南京地方红色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一方面,南京红色文化走进南京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有利于提高南京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南京红色文化是一种可持续利用的优质资源,能够促进南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能为南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前进动力和精神支柱。具体来说:

第一,南京红色文化走进南京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有利于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内涵,优化教学资源,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质量。试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上给学员们讲深奥的哲学,教室里被挤得水泄不通,究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而不照本宣科。须知理论必须彻底才能说服人,而理论要彻底就必须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也应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和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具有地方特色的,才是为人所最喜爱的,这正说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想说服人,必须有其民族、地方特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因此,南京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选择运用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地方红色文化,把南京地方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在其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而且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质量,抓住同学们急于要了解南京、认识南京的心理,诱发在宁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大学生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第二,南京红色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增强抵御西方社会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力,能够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传递正能量。南京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1700多年跨度的建都史,特别是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南京现在共拥有6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7个在省委宣传部命名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京市委宣传部命名的28处市级基地(含部级、省级)。除此之外,各县、区党委、政府还命名了一大批县、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外南京还拥有281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部级9处,省级77处,文物保护单位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相互重叠。[2]可见,南京已经形成部级、省级、市级、区级多层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络。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充分利用上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络有选择地组织大学生参观南京渡江战役纪念馆、静海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梅园新村纪念馆、中山陵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看《南京!南京》等影视资料,使学生们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多少代人抛头颅、洒热血而建立起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明白当代青年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远大的社会理想,从内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并立志为尽早实现中国梦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南京红色文化走进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稳步推进,成绩明显。改革的一个突出举措就是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坚持从南京晓庄学院地方性高校的实际出发,始终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要联系南京的红色文化资源实际,注意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质量。

第一,联系南京红色文化资源实际编写思想政治理论课校本教材,使南京红色文化进课堂,进教室,进学生头脑。课堂是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和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阵地,教材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核心材料,于是我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结合自身所教的课程,有代表性地选择南京红色文化将其编进校本教材,以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如将南京晓庄学院的老校长陶行知先生改名的革命斗争故事编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校本课程,让学生进一步明白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如将雨花台烈士陵园中的晓庄英烈馆,晓庄英烈们英勇反抗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事迹编进《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校本课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爱国主义意识;还有将渡江战役纪念馆、中山陵、南京的诸多名人事迹,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绩等素材编进《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校本课程,让广大学生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并为了实现祖国繁荣富强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同时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总统府、梅园新村纪念馆等素材编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校本课程,时时提醒广大学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落后要挨打的历史,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奋发图强,誓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活用南京红色文化资源,生动活泼地对大学生进行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仰等价值观教育,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影响力,达到了为大学生提供真信真用的价值观导向的目的。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南京红色文化,切实加强实践教学。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工效机制”的指示精神,南京晓庄学院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积极行动,采取各种措施切实加强实践环节教学。首先,保证实践教学课时。现在我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按三分之二课时上理论课、三分之一课时上实践课安排。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和“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实践课时分别为14课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实践课时为28课时,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实践课时为8课时。其次,每一门课程本着依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的“三贴近”原则,着重突出南京红色文化资源,每一个教研室都制订了相对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和实践教学实施项目。如在实践教学中,考虑到经费不足、时间有限以及学生人数较多等因素的限制,我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调研项目基本上都是围绕南京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南京红色文化实践调查选题主要有:南京晓庄学院的产生发展历史调查;南京晓庄师范(南京晓庄学院的前身)早期革命斗争史调查;新时期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调查;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调查;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经济收入与支出情况调查;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受众群体及原因调查;南京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现状调查;南京红色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调查;南京红色文化对培养大学生“三观” 的作用调查;南京红色文化在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开发和运用情况调查;南京红色文化的正能量调查——以南京晓庄学院在雨花台烈士陵园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志愿者的成长为例;南京晓庄学院校园文化中的隐性文化资源状况调查等。

同学们在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下,通过认真制订调查问卷,依据统计数据分析现状,找出原因,并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几年来,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实践成果,同学们也在这社会实践中得到了素质和能力的同步提高。与此同时,南京晓庄学院思政部主持申报的《教学做合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也荣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以此为基础申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同时荣获“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点立项建设试点项目”。这些成果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南京晓庄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南京红色文化,切实加强实践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三,共同开展以南京红色文化为主旋律的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有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高校校园文化“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3]南京晓庄学院的历史就是老校长陶行知及其早期晓庄革命英烈的斗争历史,因此,南京晓庄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始终以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爱满天下的教育理念以及早期晓庄革命英烈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南京红色文化为主旋律,坚持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南京红色文化有机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把志愿服务工作作为推动晓庄“陶子”成才的重要阵地,努力营造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良好文化氛围。于是,学校各个部门协调配合,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成立了立足南京、服务南京的各种志愿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各种有益的志愿服务活动。如南京晓庄学院的学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国内外游客义务讲解南京大屠杀历史这一活动已坚持不懈地开展了18年。至今已有400多名青年志愿者加入到志愿讲解工作的行列,累计讲解时间为8.28万个小时,累计讲解对象达260多万人次,参加江苏省和南京市的重大悼念活动190多次,参加纪念馆的外事接待工作100余次。结果南京晓庄学院《志愿者在行动:晓庄学子18年义务为游客讲解南京大屠杀历史》项目获得教育部2012年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南京晓庄学院学生在《江东门纪念馆志愿讲解服务队》被授予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2009级思想政治教育班学生李国荣同学被授予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近几年,由于有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南京晓庄学院先后涌现出了胡小五同学等感动南京十大杰出人物、获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并感动宁夏的王景光同学等一批模范人物。可见,有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激发起了青年学生的激情,唤起了当代青年学生对高尚的、独立的人格追求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促进了青年学生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

总之,南京红色文化资源蕴藏丰富,南京晓庄学院通过将南京这些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编写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校本教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南京晓庄学院校史等南京红色文化;切实加强实践教学,以及共同开展以南京红色文化为主旋律的校园文化建设,积极营造有南京晓庄特色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等举措,使南京红色文化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走进高校教室,走进大学生们的头脑;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容,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而且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抵御西方社会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力,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使之迅速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