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要素大全11篇

社会经济要素篇（1）

一、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公众必须具有较高的经济素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许多方面越来越与经济环境不相协调，甚至已成为阻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致命障碍。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瓶颈，要想在极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有相适应的宏观策略和措施外，最根本的是要求全社会公众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和积极响应。只有市场经济深入人心后，方能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上下一心，按照经济规律办企业，搞经营，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市场经济的挑战。那么，经济素质实质就是人们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及现实运用的程度和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规律不同，具备经济素质的人会顺应经济规律，创造财富。

进入新世纪，我们正面临着知识经济和信息高速化的挑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全面加入世界经济的竞争舞台。竞争靠的是实力，而实力来自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来自于全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它包括社会公众经济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生产力，而经济素质是实现科技转化的动力源泉。当一项新的技术诞生时，需要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企业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由此看来，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是直接动能，经济素质是间接动能。现阶段，科技在中国已受到全面重视，全民经济素质提高进展缓慢，成为市场经济转型的阻力和瓶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着力提高社会公众的经济素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普及经济教育。

经济教育是经济知识的传播、经济技能的培养。它通过改变人们旧的经营思想，挖掘人们的经济意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定的技能，改变现实状况。我国的经济教育应偏重于市场经济周期及经济规律的教育、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理论学习、微观经济中企业如何创业、经营和管理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历史，经济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状态。民国时期有过一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战乱而停滞。新中国成立，直接进入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它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客观规律去认识它，揭示它，并运用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具有两重性：形式上主观、内容上客观。计划经济应该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否定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但并没有彻底废除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事实上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补的经济形式。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使人们对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视而不见或是视而不曰。

现代市场经济除需要宏观调控外，还需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因此，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计划经济”，不过这种“计划经济”并不是告诉我们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去生产，按什么规则去生产，它们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核心是市场为主，计划为辅，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国公众在时代，以各种形式学会了按计划经济做事，可以说计划经济深入人心，而市场经济普及远远不足，使经济改革阻力增大，因此，社会公众必须加快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具备较高的市场经济素质，才能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

二、经济教育是提高社会公众经济素质的重要途径

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类各种知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结果。人类知识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一个行业———教育行业。通过教育，人们把先人的知识一代代传承、积累下去，让现代人“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攀登知识高峰———知识创新。经济知识的传播也不例外，面对中国广大公众经济知识匮乏，经济观念落后，跟不上国家宏观经济思路等现状，改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加强经济教育。

由于经济学是观察、解释、指导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是从业人数最多、报酬相对丰厚的实用学科。它贴近生活，贴近大众，非常容易理解、学习和掌握，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并不是专门学经济的，却做得很好，主要原因是他们有自主学习经济知识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经营发展之道。但大多数普通公众很难具备这种出类拔萃能力，需要一种力量推动促成，经济教育担当这一重任，同时经济的易接受性，又使经济教育切实可行。

由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间过短，中国企业的市场经验较少，还形不成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如果走西方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市场化道路会非常漫长和艰险，世界经济形势也不给我们这样的发展机会，那么，要普及经济知识，不妨先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提高公众的经济素质，洋为中用。我们的目标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有必要先学习后批判，寻求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我国经济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

社会科技的进步，信息化的发展，促使经济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起来。最正统的方式就是学校教育，它能比较系统、全面地推广经济理论；最广泛的经济教育方式莫过于广播、电视，通过声音传播经济知识，不论有无文化背景，均能接受；其次是报纸、杂志等，可以是专业经济报、经济期刊，也可以是大众报刊的经济版；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办在职培训班，加强经济知识教育；网络技术的发展又给我们开辟了新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总之，方式多种多样，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宜。

三、对不同社会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教育

自从1840年打开国门那天起，中国人就开始了学习西方经济的艰辛历程。1994年，北大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旨在推动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它培养的学员现已在中国市场经济浪潮中茁壮成长，成为中国企业的中流砥柱。但高校的精英教育毕竟人才有限，要带动中国经济全面走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仅靠他们远远不够，迫切需要经济教育国际化、市场化和社会化。

3.1企业管理人员

企业是政府的细胞，企业发展了，政府才有财力管理好国家，企业的发展主要在企业管理层的战略眼光。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管层的经营管理水平是企业成长的关键。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除了领导者自身的天赋，许多情况下要学习得来。学习的重点应放在系统性和全新性上，系统的经管知识有助于他们全面考虑企业处境，制定切合实际的经营目标；全新的经管知识帮助他们认准企业发展方向，争当世界第一。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开设有高级研讨班，每月向学习者发放、讲授国际经济、管理新动向的课程和资料，还有一些EMBA、PMBA等学位课程开设也是针对企业领导者的。其目的是教育领导者们获取最新的经济知识，开阔思路，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而对于国内占用资产比重最大的国有企业，问题严重到威胁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许多国有企业微利或不赢利，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因此，国有企业各层管理者更应加强经济教育。对于他们，仅靠比较前沿的经管知识培训不够，还需在加深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上多加教育，转变他们以前的工作作风，让他们彻底放弃计划经济的管理思想。思想转变了，才会有行动，才会按市场经济规律真正科学地管理好国有企业。这样，国企改制就不会瞻前顾后，举步为艰了。

3.2国有企业员工

对于国企的职工，经济教育的重点在普及市场经济规律上。通过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可以让他们明白政府改革的思路，理解国企改革的各项措施，按市场经济要求干好本职工作；并具备了一定的心理准备，承受改革的阵痛———下岗再就业；有能力的职工还可能抓住机会，主动放弃铁饭碗，另谋出路。国有企业职工认识水平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了，国有企业改革才可以顺利完成。

3.3社会已下岗失业人员

对于已失业社会人员，再就业中心在教会他们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的同时，让他们懂得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可以让他们消除一些失业的恐惧，对政府的行为有所理解，并能充分调动各自的潜能，利用社会提供的良好创业环境，劳动致富，融入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洪流之中。经济知识给他们生存的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3.4新兴的就业人员

高校教育中有些院校己将经管基础知识，作为公选课，普及到全体学生。但还不够，今后应将这些知识如同英语、数学和政治理论课一样作为基础课，让每个学生必修，以提高新兴就业人群的市场经济系统理论水平。市场需要的是有能力、有头脑的毕业生，能够尽可能快地为单位创造价值的有用人才，而不是只有理论教条的书虫。经济教育可帮助大学生在学时自主选择适应社会需要专业方向和自我开拓学习范畴。同时这些就业生力军，在最具创造力的青春时期，有经济知识武装，将会鼓舞更多大学生加入创业行列，还可能会诞生出中国的比尔·盖茨、戴尔来。

大中专职业教育是培训蓝领大军的，它跟大学扩招同样重要。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来看，我们除了需要大学生、高级科技人员外，也需要有大量的从业人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大市场，劳动力很有竞争力，但是仅靠劳动力的价格优势不够，比我们廉价得多的国家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培养成本低、素质高的劳动力。在大中专普及具有行业背景的相关经济知识，如石油技校讲授石油经济、石油企业管理等课程，有助于学生了解行业背景，增强专业爱好，积极投入到新工作岗位。

3.5广大的农民

中国全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就是9亿多农民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做大做长农产品产业琏，提高农民收入和消费，必须通过适合的教育宣传来实现。而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尚处于经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常常满足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有心改变的，有许多不懂市场规律，一窝蜂种植、养殖，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卖不动产品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反映出农民对市场的陌生，对农业经济知识的严重匮乏。要改变这种局面，普及农业经济教育最有效。限于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利用农村广播、电视较普及的条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实际故事来介绍农业市场经济道理，开阔农民的视野，引导农民致富。对有少数初高中毕业的农民，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经济专版宣传，让“文化农民”获得更多的农业产业经济教育知识，带头改变农村落后现状，帮助政府贯彻落实农村改革，先富裕起来，再带动全体农民，朝着国家的既定目标奔小康。只有农民小康了，中国才能真正小康。

四、结论

大国之兴，兴于经济称雄；大国之衰，衰于经济败退。苏联的消失与其说是与美国争霸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自己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的失败。只要人类还存在，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插曲，但经济竞争无疑将成为21世纪国家之间最主要形式和国家实力的发展方式。

立国之本，教育先行。新兴的就业人员经济素质的提高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社会其他成员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但观念和知识老化，提高他们的经济素质，可以激发他们对新知识的渴求和端正就业观。这对中国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加速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极大的促进。因此，21世纪的中国应普及经济教育，全民动员，提高经济素质。

社会经济要素篇（2）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日渐成熟、日趋理性,一批优秀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开始走出国门,海尔集团海外建厂扩张力推海尔品牌,树立了在中国家电行业中的领导地位,tcl集团更以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为契机,合并成立tte公司,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彩电供应商,而联想集团则以12.5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了ibm的pc业务,以小吃大,敢去刀尖上跳舞的精神,更让国人为之振奋。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企业带动中国经济不段增长,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取决于人力资本和创新思想。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指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上不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可见人力资本已成为人类财富增长、经济进步的源泉。

1 人力资本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源之始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到,人的能力是一种“资本”。人们经过学习得到的有用的才能,可以变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所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费用,所以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

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者舒尔茨经过对农业经济的长期研究最后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进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的提高。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强调人力资本像其他资本一样,都应当获得回报。他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具有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人的能力和素质是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是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既然人力是一种资本,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其投资必须有收益,即人力资本可以带来利润,并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

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而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知识、创新能力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源是资本性资源,强调的是,它不是原生劳动力,而是一种经过开发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技能的生产要素资源。而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值的资本形式,强调以某种代价所获得的能力或技能的价值。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内涵的继承,延伸和深化,现代人力资源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及其收益的核算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两者都是在研究人力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产生。人力资本是在合理的制度下生成和发挥作用的,有了比较进步的制度知识,创新能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资源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还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需要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3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寻求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中,人们发现这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的创新活动。正如同志2001年5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所指出的“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尚且如此,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这样。而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的竞争。

在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仍处于经验管理模式下,对人的管理仍然还是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如何把人作为一种活动资源加以利用与开发,如何能真正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能力,正如惠普总裁维斯•普莱特所说“21世纪的成功企业,将是那些尽力开发,储藏并平衡员工知识的组织。”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重视和实现人力资本的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民富国强主要来自企业的基本增值能力,经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实现价值的增值,现在我国许多企业中存在效益不高,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关键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企业中人的问题,这些企业没有明白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物资资本的收益率。

社会经济要素篇（3）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日渐成熟、日趋理性，一批优秀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开始走出国门，海尔集团海外建厂扩张力推海尔品牌，树立了在中国家电行业中的领导地位，TCL集团更以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为契机，合并成立TTE公司，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彩电供应商，而联想集团则以12.5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了IBM的PC业务，以小吃大，敢去刀尖上跳舞的精神，更让国人为之振奋。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企业带动中国经济不段增长，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取决于人力资本和创新思想。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指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上不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可见人力资本已成为人类财富增长、经济进步的源泉。

1 人力资本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源之始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到，人的能力是一种“资本”。人们经过学习得到的有用的才能，可以变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所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费用，所以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

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者舒尔茨经过对农业经济的长期研究最后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进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的提高。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强调人力资本像其他资本一样，都应当获得回报。他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具有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人的能力和素质是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是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既然人力是一种资本，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其投资必须有收益，即人力资本可以带来利润，并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

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而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知识、创新能力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源是资本性资源，强调的是，它不是原生劳动力，而是一种经过开发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技能的生产要素资源。而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值的资本形式，强调以某种代价所获得的能力或技能的价值。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内涵的继承，延伸和深化，现代人力资源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及其收益的核算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两者都是在研究人力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产生。人力资本是在合理的制度下生成和发挥作用的，有了比较进步的制度知识，创新能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资源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还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需要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3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寻求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中，人们发现这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的创新活动。正如江泽民同志2001年5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所指出的“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尚且如此，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这样。而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的竞争。

在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仍处于经验管理模式下，对人的管理仍然还是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如何把人作为一种活动资源加以利用与开发，如何能真正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能力，正如惠普总裁维斯普莱特所说“21世纪的成功企业，将是那些尽力开发，储藏并平衡员工知识的组织。”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重视和实现人力资本的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民富国强主要来自企业的基本增值能力，经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实现价值的增值，现在我国许多企业中存在效益不高，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关键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企业中人的问题，这些企业没有明白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物资资本的收益率。

社会经济要素篇（4）

创意产业，又称创意工业、创造性产业等，最早出现在1997年，一般认为，其概念来自英语Creative In，dustries或Creative Economy，是由英国首先提出的。创意产业的概念比较宽泛。概括来说，创意产业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　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创意产业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信息、知识，特别是文化和技术等无形资产，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价值产业。创意在这里是技术、经济和文化等相互交融的产物，创意产品是新思想、新技术、新内容的物化形式，特别是数字技术与文化、艺术交融与升华，技术产业化与文化产业化交互发展的结果，可以渗透到许多产业部门。正因为如此，创意产业很难从传统产业类型中完全分离开来。

2　创意产业是集艺术、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它可以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发民族的创新能力。事实上，那些重视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家的“软实力”也得到了增强。

3　创意企业人员主要是知识型劳动者，拥有能激发出创意灵感的设计高手和特殊专才。创意从业人员的工作有其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他们不断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创造性内容，职业能力既来自于个人经验积累，也来自于个人灵感的进发。其生产方式是以脑力与体力、手工与信息化等现代化手段相结合，实现智能生产与实时敏捷生产。在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后工业化社会的进步，教育、研发、文化、金融等众多领域的创意人群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增加。

4　创意产品是文化与技术相互交融、集成创新的产物，呈现出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的特点。创意产品有其相同的特性，即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运用知识和技术产生出新的价值，是创意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电影、电视、广播、录音带、音乐产业、出版业、视觉艺术产业等文化产品，是与新科技和传媒相结合的产品，达到大量生产并掀起全球性商品流动与竞争。而传统工艺或创意设计产品，可能为手工的、少量生产的产品。它们都呈现出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艺术化的特点，它们的价值并非局限于产品本身的价值，还在于它们所衍生的附加价值。如那些具有版权的产品，包括书、电影和音乐的出口能够比服装和汽车等制造业产品出口获得更多的利润。

二、创意产业的国际发展状况及-g经验

当今世界，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客观现实。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营销和服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各发达国家的创意产业以各自独擅的取向、领域和方式迅速发展，展现了一幅创意产业全球蜂起的热烈景象。从国际上创意产业的发展来看，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都是创意产业的典范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　英国。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的国家，10年来英国整体经济增长70％，而创意产业增长93％，显示了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2003年，英国首相战略小组指出，用就业和产出衡量，伦敦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金融业。一年中伦敦的境内外游客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花费超过了60亿英镑。目前英国的创意产业对英国GDP的贡献率已达8％，全国创意产业相关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在伦敦就集中了50万创意相关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在过去8年，英国创意产业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比英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一倍多，许多享誉国际的外国品牌产品如苹果的IPOD、宝马的MINI汽车的创意灵感都来自英国设计师，英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创意之都。

近年来英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政府积极的推动政策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的推进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持创意产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企业财政扶持、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出口扶持等方面。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1)加强创意产业的基础研究。英国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包括创意产业的出口政策与做法、创意产业的地区发展、创意产业产出、出口、就业统计数据、产业的发展现状等等。这些研究为英国政府制定创意产业政策提供了完整的信息支持，从而保证了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连贯性、一致性。(2)培养公民创意生活与创意环境。措施包括：开放更多的博物馆及将所有数据档案数字化等，期望通过教育培训、支持公民的创意发展，提供给公民更多的与创意接触的机会，使人们可以享受创意生活，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3)重视数字化对创意产业的影响。政府积极计划应对数字化潮流，研究数字化对音乐消费的影响及知识产权保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应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电影产业政策等。(4)积极探索国际合作与交流。英国致力于寻求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英国政府认为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英国与其它国家在创意产业领域的合作，促进不同国家创意产业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消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产生互补的效果，有利于本国创意产业的发展。(5)为创意企业筹措资金。为创意产业从业者寻求资金，是1997年创意产业专责小组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目前采取的措施有：提供各地可供给创意业者资金的机构联络方式；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NESTA：National Endowments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Arts)对于具有创新点子的个人，提供发展资金等。

社会经济要素篇（5）

[关键词]生产力；双重动力； 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进步；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B0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19-05

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称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10年之后，我国经济社会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在分析原因时，有人归因于体制，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有的人归因于科技，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那么，经济增长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科技和体制在经济增长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究竟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本文从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角度对这个问题作点粗浅分析。

一生产力发展的双重动力：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它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因此，要分析经济增长，就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过去，在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上，我们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改革上，而对生产力发展的自身原因重视不够、研究不多。实际上，除了生产关系反作用外，生产力发展还有自身内部的动力，这就是生产力诸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恰恰是生产力发展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人有目的地改变自然物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人类生产与动物的活动不同，其特点是借助于工具等劳动资料来改造自然物。这样，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成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是随着生产发展而变化和增加的，在现代生产中，除了这三个要素外，还有管理、科技和资金，等等。不过这些要素“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1]生产要素根据生产的客观技术需要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组合，我们称之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构成社会生产的技术形式和基本内容，没有它就不会有社会生产。

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客观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具体内容及其结合方式是不一样的。远古时代，由于人的劳动能力低下、劳动工具简陋，没有市场和交换，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比较简单、原始和直接；现代社会，随着生产的复杂化、分工的精细化和经济的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数量在不断扩展，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技术结合方式也更加高级化和多样化。

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2]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在社会中，人是隶属于一定社会关系的，物也这样那样地归属于社会：或者归属于个人，或者归属于某些集体，或者归属于全社会。因此，要进行社会生产，生产因素除了要进行一定形式的技术结合外，还必须进行一定形式的社会结合。所谓“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就是生产要素根据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生产资料的社会隶属关系按一定方式进行的结合。比如在原始社会，劳动者是作为氏族成员、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作为氏族的共同财产在劳动过程中以集体劳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其中，人与物直接结合进行集体劳动是其技术结合方式，原始公有制则是其社会结合方式。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是生产赖以进行的社会形式，没有它也不会有社会生产。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两种“结合”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解决的是生产的操作问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解决的是生产要素的社会归属问题。同时，这两种结合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生产要素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下才能实现它们的技术结合，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并且，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形式还直接制约着它们的技术结合形式及其功能的发挥。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作为既定的社会条件规定了生产要素技术结合的方式和范围。比如，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限制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造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和经济割据，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打破地区、国家之间的封闭状况，开拓了世界市场，从而促成了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组合。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又依赖于它们的技术结合。从根源上讲，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从属于和服务于它们的技术结合。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基本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形式的变化，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生产要素的这两种结合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

(1)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看，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要素层面，一个是要素结合层面。首先，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为前提。要生产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更取决于它们的质量。劳动者素质越高，劳动资料越先进，所能形成的生产效率就越高，生产力发展也越快。其次，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也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不同，功能和作用也不同。结构合理，就会产生1+1>2的放大效应；结构不合理，就会产生1+1

(2)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和社会关系的反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根本上说，生产要素以什么方式组合，并不取决于社会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客观状况和发展水平。但是，社会关系特别是

生产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社会条件，对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种社会形式符合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要求，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正向反作用；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关系的负向反作用。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后者则是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有人把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动力。我认为，无论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还是其社会结合，都是社会生产的内在形式，因而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看待生产要素技术结合对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但是，也不能把生产力发展仅仅归结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仅仅寄托在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或改革上，因为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本身并不直接生成生产力，其功能和作用在于为生产提供一定社会条件，以此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　科技进步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经济增长，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是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主要因素，未被利用和开发的自然资源较多，因而经济增长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劳动投入来实现。近代社会，物质资本成为生产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劳动力的密集使用和资源的巨大消耗来实现。但是，长期的粗放型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特别是在生产能力强大的今天，再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日渐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的科技含量，优化了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改造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催生出一系列新型产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增长，出现了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之谜”。索洛、舒尔茨、丹尼森等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的主要因素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已经成为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他们通过计算，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50～70年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70％，而这些国家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5～20％。一般说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可见，科学技术既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与核心，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发达国家正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

那么，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呢?

首先，科学技术能够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要素的质量是由其中包含的科技含量决定的。科技含量越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也就越高，生产能力相应地也就越强。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能力大小。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劳动资料，是人根据一定认识而发明制造出来的，“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3]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可以更新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对象的开发、利用、加工、制造，也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作用。至于生产管理，无论是管理方法还是管理手段，就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内，科学技术具有乘数效应，它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可以表达为：生产力：科学技术X(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管理)，其功能在于放大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规律，科学技术则是使生产要素不断智能化和经济增长日益集约化的关键因素。

其次，科学技术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社会的劳动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集约式增长。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取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进步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日益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要素根据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原则流动，从而使经济资源的配置优化；二是提升生产的劳动结构，减少体力劳动的支出，提高智力劳动的比例和知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三是提升社会的产业结构，淘汰过时产业，创造新的产业，减少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增加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发展。

再次，科学技术能够改进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不但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出，而且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就是靠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经济利益的。

最后，科学技术还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耗和能耗，节约和保护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投入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发挥这些要素的作用。其结果，在加速消耗有限自然资源的同时，又把大量废弃物抛给日益脆弱的自然界，不但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也破坏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发展科学技术。只有依靠科技，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只有依靠科技，才能降低物耗和能耗，减少污染，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科学技术落后，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业的科技水平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高；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世界一流人才比较匮乏，等等。当今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应用和创新。谁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经济发展上掌握主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只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加快科技发展，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才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高速度低效益”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才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升

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　体制改革与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经济以什么方式增长，虽然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决定的，但是也与社会制度和体制有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但是它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排除在经济之外，因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增长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分析研究了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论证了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尤其是技术不变时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它们在经济增长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暂且不论，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看到并论证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体制转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社会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环境，单靠经济本身的力量，也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概括地讲，社会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利益机制引导主体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对人来讲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它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操纵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4]制度和体制则只不过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固定化和规范化，它们通过一定利益机制如财产所有权、分配体制等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源引导到一定方向，从而在客观上发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次，通过作用于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能够影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影响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方式。比如，我国过去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它们是与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且受其制约。不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进行经济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再次，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其他手段作用于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在不少制度和体制下，政府都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都会借助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比如，通过经济立法和其他立法，保障公民经济权益，维护公平竞争，为经济增长提供法制保证；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科技政策，调整产业布局，引导社会投资，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等等。

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体制转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经济运行中屡屡出现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投资过度膨胀、低水平重复建设、高速度低效益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条件。当前，我们必须从体制创新人手，消除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建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和体制。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微观基础。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只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了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才可能实现根本转变。当前，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使其在自身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进生产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建立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激烈有序的市场竞争是促成生产效率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市场竞争不但能使生产要素质量得到提高，而且能使生产要素的结构不断优化，促进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还与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有关。只有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到宏观调控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及法制保障上来，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良好的环境。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为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是必须与经济密切结合。但是，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科技研发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一方面，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成果形成后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企业既不是市场主体，也不是科技主体，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推动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可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有生产力自身方面的问题，又有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能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两个轮子。只有双管齐下和双轮驱动，才能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1],5[-2]．

社会经济要素篇（6）

中图分类号:F3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024-02

一、非经济因素的内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非经济因素的内涵

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或“经济因素”,本身是一个多义词。但一般来讲,其基本含义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人类物质生产总过程,即物质资料生产及其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二是指个人、家庭、单位或国家的收支状况;三是指社会经济部门或经济部门的总和;四是指与一定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制度[1]。经济的特定含义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来具体把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作出相应的解释。非经济因素是相对经济因素提出的,对经济因素的界定使我们对非经济因素的理解迎刃而解。

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也是在社会诸多条件的限制中运作的。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非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思想观念,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的政策因素,农村文化教育水平等。具体来讲,它在农业现代化中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有农民的效率观、财富观,表现在他们对待农业生产的方式与分配方式中;农民的权利观、公平观,表现在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和对待各种社会事务的态度中;农民的道德观、价值观,表现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状态中;农民的教育观、生育观,表现在他们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认知与冲突中[2]。

(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1.非经济因素既可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现代学者已纷纷发现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行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有时不亚于经济生活的内部原因,这无疑说明经济发展并不单是经济系统内部的事情,非经济因素的侵蚀可能使苦心经营的经济成果功亏一篑。相关的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除了会受到区域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外,最终仍取决于区域内经济与非经济因素自身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3]。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是一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2.经济活动的目标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息息相关。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追求效果最大化,经济活动主要有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这两种活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在经济活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选择过程中,无论是进行消费选择,还是进行效用生产,都不仅与经济因素而且与“非经济”因素息息相关。经济活动不仅受到物质资源的约束,而且受到法律、道德、文化、心理等“非经济”因素的约束,决定着人们干什么、怎么干和达到什么结果。由于文化、心理、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从而影响着经济活动的边际效用等等,使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优配置不同。正如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发展是指政治和经济市场这两者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发生的方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社会准则和非正式的制约因素,因为这是决定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好坏的根本原因[4]。

3.一些非经济因素构成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社会资本。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是就经济基础研究经济问题,都习惯于从经济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发展的思维定式,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固定的研究与分析视角。对上层建筑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注意得远远不够。实际上,政治制度、国家政策、战争等,甚至某些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化,对经济发展都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孤立地就经济研究经济,往往很难揭示出经济运动发展与变化的复杂因果关系,而一些非经济因素可以构成可能的资源集合。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普特南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界定:“‘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特征,例如信任、规范、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5]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国外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国外最早研究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学家是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他以经济学的眼光剖析了道德情操问题,指出人类的本性即追求利益的天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6]。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们节俭、勤劳的美德、水准的高低、追求财富愿望的强弱决定了人们投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运用了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和其他“非经济”行为,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时,提出过社会主义具有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特征。他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肯定了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同时也说明了非经济因素的参与作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非经济因素也可以扮演纯粹经济因素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7]。

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问题结合起来,他指出: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成分,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比物力资本增长速度要快,投资于教育比投资于物质设备更为有利[8]。由此他提出了以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为核心内容的农业教育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很快就被西方许多国家接受,成为政府扩展教育、加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就指出,一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等都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影响,因此在分析发展时都必须予以考虑[9]。

(二)国内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

中国经济学家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始于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就是整个国民财富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观点日益受到许多国家经济现实的挑战,一些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有了迅速的增长,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人民群众的贫困、失业和社会的收人不均等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而且,从长期来看,种种社会问题作为非经济因素反过来又制约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曾把历史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叫做“历史幽灵”。他认为,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得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他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病因[10]。于是他的农业国工业理论主张,落后农业国的出路在于要实现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国家工业化,农业与工业必须相互扶持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从制度经济角度,研究了文化传统、非正式制度安排等“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真正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研究“非经济”因素的学者崔连珍、赵淑杰认为,中国近几年农业发展缓慢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今后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投入的增加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这方面也已经有过较多的论述,但是,有些非经济因素也在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1]。

三、对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

(一)理论意义

非经济因素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的理论和对策探讨还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尤其是将理论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政策环境相结合的深度研究显得更缺乏。我们应当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非经济因素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研究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不仅有利于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增强跨学科对话,促进学科发展,而且有助于增加它们的实用价值;强调在注重有形资本研究的同时,要注重研究无形资本,从而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体系的丰富起到积极作用,为民族地区农村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现实意义

农村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才有利于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当下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现代化为突破口,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一个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现代农业在生产和经营中普遍而自觉地运用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科技化、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商品化等特点,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产品商品率,从而实现对传统农业的彻底超越。

参考文献:

[1]徐鹰.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青海社会科学,2007,(5):36-37.

[2]周玉玲.发展经济学视角下农业现代化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分析[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6,(6):109-112.

[3]林立.甘肃经济发展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优化和协调[J].科学・经济・社会,1998,(1):3-7.

[4]道格拉斯・诺思.需要一种变迁理论[G]//[美]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经济学理论:未来展望.北京: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2004:350.

[5]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J].美国展望,1996.

[6]亚当・斯密.国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7][英]麦克雷.社会思想的冠冕――韦伯[M].上海:上海书局,1987.

[8][美]西奥多・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姚志勇,刘群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社会经济要素篇（7）

一、两种生产方式的讨论

物质产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实行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体现于原始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在现实经济讨论中主要专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实行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人类在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社会化太生产中，分工已相当细化，分工的细化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共同来进行。生产要素的两种不同结合方式就是人们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尼茨(kuznets，1955)对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分化现象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认为贫富差距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倒u型。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会逐渐变小。库兹尼茨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村地区分配的平等程度要远高于城市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会在整体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个因素是社会的积累和储蓄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些储蓄又成为高收入者获得收入的手段，导致下一个时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没有抑制因素，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但是，库兹尼茨认为，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政府产生压力。政府会通过收取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采取多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其次，由于城市中农村移民后代对都市经济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阶层政治力量的壮大，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下降，抑制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再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并高速增长，新兴产业资产的持有者所获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旧产业资产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缓和呈现出倒u型。

本文认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倒u型，一方面可归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种生产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相对于自然资源和资本比较丰富，劳动所取得的收人相对就较少；自然资源，特别是资本相对来说较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较多，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会逐渐扩大。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在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变得越来越大，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贫富差距自然会逐渐缩小。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中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过大对我国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调节社会分配、杜绝不平等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是我们面临的、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严峻课题。应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水平，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要素篇（8）

2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

2.1空间结构

区域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及自然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结果,其作用和影响以各种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客体形式出现,并投影于地域而产生空间形态,而各种客体的空间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等则形成空间结构[4]。空间结构遵循一定的演变规律,原始均质和未开发地域内经济要素活性强,其存在和运行必然与其他要素发生联系和作用;并且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在某地域上集中,产生集聚和关联等效益,形成各种社会经济及自然客体;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深化促使更多点或地域出现集聚现象,同时产生连接多个点或地域的线状基础设施,点、区域和线状基础设施形成区域最基本的空间结构;点逐渐发展为城市,线状基础设施发展为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及各种客体的集聚地带,集聚规模的扩大和均质化促使其演化成社会经济带,城市与各种社会经济带综合作用,空间结构日益复杂化。

2.2空间组织

合理的人为调控和组织可以有效促进空间结构的演化,即对空间结构可以实施合理的组织行为。空间组织是根据空间作用法则,依据社会经济和自然等要素的属性及各种要素间的作用方式,对地域上各种要素的布局尤其经济要素进行空间配置,从而优化空间结构,因此空间结构也是人类实施空间组织行为的结果[4,7,8]。

2.3理论依据

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的研究一直为地理学者所关注,赫格尔斯特兰等理论地理学家在1960—1970年代证明了类似物体空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经济客体存在空间扩散和集聚作用;法国经济学家F•佩罗克斯在1950年代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开发往往从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所占据的点上开始,使增长极理论成为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依据;拉苏恩(1971)、达温特(1969)和尼科尔斯(1969)等从地理学角度对增长极重新加以概念化,着重强调产业空间集聚特征;H•H•科洛索夫斯基提出地域生产综合体,认为根据地域条件合理安排生产单元可取得稳定经济效果以形成生产单元间的经济结合[4];陆大道(1984)提出点—轴系统,认为通过点轴系统安排社会经济要素可以取得较好的空间效益[9];陆玉麒(1996)提出双核结构,以实现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和港口城市的边缘性在功能和区位的互补[5]。

3要素特性与运动规则

3.1物流经济要素

物流是物体从供应者向需求者进行转移的物理性过程,包括运输、配送、仓储、搬运装卸、流通加工和包装以及信息管理等环节,这些环节涉及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销售领域。众环节是物流经济活动的微观单元,由更为具体的物流经济要素所构成。物流经济要素是一个由各种尺度的要素单元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微观上包括运输车辆、搬运装卸工具和简单的加工包装工具以及现代化的信息管理设备,还包括专业人力资源,其中运输工具是最为关键的物流经济要素;宏观上主要指物流活动的运作主体———物流企业[10]。空间经济学认为空间结构是社会要素、经济要素和自然要素等众要素之间所形成相互作用形式和空间位置关系。其中经济要素在众要素中最为重要,而物流经济要素是经济要素中最为基础性的要素之一,对于其他类型的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以及自然要素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和亲合性,并且在相互之间发生积极的联系和作用,使要素属性发生质变,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从而改变或重塑、优化区域空间结构[7]。

3.2要素特性

3.2.1流动性。流动性指部分要素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和活性,由于其基础地位和作用,能激活其他经济要素以及社会与自然要素,所以物流经济要素较其他类型经济要素容易在地域上发生位移,在地域间进行运动[7]。流动性是物流经济要素的根本特性,也是其他特性的基础。

3.2.2亲合性。指物流经济要素容易与其他经济要素、社会要素以及自然要素发生相互作用与影响,并且进行交流和结合,产生复合效应。物流经济要素的亲合性不仅是指同质要素之间的结合与密切联系,而且是指物流经济要素与异质要素之间的联系与结合[7]。

3.2.3吸附性。物流经济要素作为基础要素,不是单一的要素系统,其在地域上的流动容易吸引其他类型的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及自然要素向以物流经济要素为中心的方向集聚,并同其发生作用和结合,在物流经济要素为主的基础上形成复合型的社会—经济—自然要素集聚体[7]。

3.3要素运动规则

3.3.1无序性。物流经济要素地域行为最初表现为无目的的流动,即抵御行为表现为无序性,缺少一定规则,在区域内部呈现散状分布,但这种散状分布并不代表物流经济要素在地域上流动表现为均质性。

3.3.2方向性。虽然物流经济要素的流动表现为无序性,但这种无序不代表均质性。相反物流经济要素在无序运动的同时往往集中在某个方向上进行无序运动,既物流经济要素在进行散状流动的同时进行某个方向上的集中运动。

3.4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

由于物流经济要素的流动性比较强,而且有较强的吸附性和亲合性,较其他类型的社会经济要素易于在地域上集聚,其集聚方式表现为两种:一种为点状集聚,即物流经济要素主要向某个点上集聚,集聚的结果是形成物流中心城市;另一种为带状集聚,即物流经济要素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从周围地区向线型地带集聚,其集聚结果形成物流经济带。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是其他类型的社会经济要素集聚的前提,只有首先产生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才会在其各种特性作用下,与其他社会经济要素进行结合,并激活自然要素,在物流经济要素的引导下进行点状和带状集聚,以形成区域发展的发展点和发展轴[4,6,8-10](图2)。

3.5物流经济要素的扩散

依据极化理论,物流经济要素在聚集的同时伴随着要素的扩散,初期物流经济要素达到集聚门槛后,由于具有较强流动性和亲合性,导致集聚同时伴随着小规模的扩散;在物流经济要素集聚达到区位承载限度后,扩散现象在流动性和亲合性的作用下会逐渐扩大,但此时集聚尚未达到不经济性;物流经济要素的进一步集聚使其规模达到区位最大承载力,造成其向周围区域流动,产生大规模扩散现象,从而体现物流中心城市与物流经济带的辐射作用[4,6,8-10]。依据集聚形式,物流经济要素在扩散时呈现辐射状、片带状和网络式等形式。物流经济要素的基本扩散方式是以点为核心向外呈辐射状扩散;片带状扩散指物流经济要素在带状集聚的基础上所呈现的扩散方式,是若干点状扩散相联成线的结果;辐射状和片带状扩散的衔接形成网络状扩散,这是现实经济地域运动中较常见的扩散形式(图3)。

4空间组织模式

4.1点—轴—网—面物流经济空间的形成会直接影响区域空间结构,合理组织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行为,有利于改善区域空间结构,因此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与组织就成为物流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物流经济发展时间短,水平低,且物流经济的布局和发展呈现不平衡性。依据物流经济要素的种类、特性、地域运动规则以及空间不平衡理论,认为目前我国物流经济要素处于以集聚为主的阶段,物流经济空间组织应采取点—轴—网—面模式,即发展极—发展轴—网络—域面,地域上表现为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经济带—物流网络—物流圈。

4.2点:物流中心城市物流经济要素的主要集聚方式是点状集聚,扩散方式主要呈现辐射状。物流活动包括配送、包装、仓储、流通加工、装卸搬运和部分运输及相关设施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使城市成为物流活动的集聚地域。微观上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应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域内,以发挥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宏观上物流经济发展重点应放在少数大城市,通过物流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以形成增长极,对腹地物流经济活动产生辐射和归纳与吸收作用。

4.3轴:物流经济带物流经济要素的集聚形式之一是带状集聚,相应地片带状辐射也成为主要扩散方式。物流经济要素在地域上表现为众多的方向中主要沿某一方向进行以形成一定的线状地带,并且物流经济要素与周围的其他社会经济及自然要素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一定属性的轴,此轴对周围地区的物流经济活动有辐射和集聚作用。物流经济要素应集中在线状地带上,培育物流经济的集聚和扩散的线状地域,以带动周围地域的物流经济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

4.4网:物流网络微观上物流经济要素的高级扩散是网络式,网络下其集聚具有点状和带状的复合性,物流经济要素在点和线状地域上集聚规模的扩大和扩散作用的增强,造成其地域密度的增大和地域的均质化。宏观上物流中心城市与物流经济带数量增多与规模扩大,并相互衔接以形成物流网络。因此物流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要选择合理的地域,在现有运输网络和城市网络的基础上进行物流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实施网络性的物流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

社会经济要素篇（9）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将“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并列的内容加以强调，表明我国正在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方面建设协调展开的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不会自发地促进社会发展，但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通过对“社会的什么内容”进行建设，既能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又能使经济受益于社会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建设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界社会建设研究中讨论的话题可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建设范畴；二是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建设的关系；三是适用于社会建设研究的理论。

（一）关于“社会建设”范畴

研究中已形成了一些共识。从建设“领域”看，社会建设是主要是“狭义的社会”进行建设。即对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特定领域进行的建设。从建设“目的”看，社会建设是为了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秩序。从建设“主体”看，社会建设必须由国家、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三类共同参与。从建设“方法”看，社会建设中须运用法律、沟通、经济、行政等多种方法。从建设“内容”看，社会建设是对“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矛盾，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社会公平正义”等进行建设。

但在“关键是对什么内容进行建设”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呈现出明显差异。陆学艺归结出了四种观点[1]：（1）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发展民生性社会事业，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1]；（2）社会体制机制建设。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和改革社会体制机制[2]；（3）调整社会结构。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保持协调[3]；（4）重建“社会”。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使政府、市场、社会三类主体间权力重构，形成社会对政府、市场的必要制衡，完善民众权利意识和诉求的表达与实现方式[4]。此外，实际上还有未被纳入上面四类、但却值得关注的观点，笔者归结为（5）价值体系建设。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社会公平公正建设[5]，是社会道德价值准则建设[6]。

关于“关键建设内容”的上述五种观点，表明学界对社会建设“内容”的把握，是在这五个内容之间展开的。这对完整地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有一定启发价值。但是，当前的研究并不能证明社会建设的内容就只包括这里的五个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区分维度、作用”讨论如何把握社会建设“内容”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建设的内容可从“三个维度”区分：一是“公共产品合理配置和多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二是“社会的自我协调和自我管理能力建设”的内容；三是“多主体的现代社会公共治理格局建设”的内容[7]；有学者提出另外“三个维度”，即以“制度重建，组织重建，价值重建”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8]；有学者用“四种作用”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一是“核心”建设内容，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建设。二是“基础性”建设内容，是优化社会结构的建设。三是“关键”建设内容，是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的建设。四是“着力点”建设内容，是制订和实施系统社会政策的建设[9]。

用“维度”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对完整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有重要价值。但是，当前研究中相关学者尚未就“确定维度的理由、依据”作必要说明。因此无法证明所确定的维度的合理性、科学性。

上述考察表明，关于社会建设范畴的研究，在“社会建设的领域、目的、主体、方法”等方面形成基本共识的同时，在“如何确定维度区分社会建设的不同内容以便完整地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和“关键是建设其中的什么内容”等问题上，学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而研究中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学者们尚缺乏对各自所持观点的理论依据作必要说明。

（二）关于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建设的关系

社会系统中经济、政治、社会是三个“硬件”部门，文化是“软件”部门，各部门有各自的“运行原则”[10]。“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调节、社会利益协调”是现代社会中三大基本机制[11]；社会系统的四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不同的“内在价值”应能在各领域内各司其职[12]。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治两部门的“运行原则”侵入社会部门，使社会部门中“运行原则混淆”，这是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的根源。因此，社会建设就是要促进 三个硬件部门之间形成联动的结构与机制[13]；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14]；要能够使社会领域按社会自身的“内在价值”运行[15]。

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认为社会系统各领域中，“经济”与“社会”两个领域的关系是各领域间关系的核心。社会建设就是调整社会结构，使其与经济领域已经发生的结构变迁相适应[16]。有的学者进一步强调“社会”与“经济”两个领域之间必须“相互”适应。社会建设中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避免脱离经济发展条件造成“过度建设”，要避免落入“福利主义陷阱”[17]；这要求社会建设中既要解决以往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负面后果，也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18]。

1.担负“适应功能”的因素：社会性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

该因素指一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社会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状况以及资源在社会成员中实现配置的状况。作为担负“适应”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适应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从供给看，相对于一定时空中经济的发展，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的“同步递增性”。（2）从配置看，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总量中，配置到各类社会事业的比重的“经济发展促进性”。（3）从配置看，社会成员利用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水平的“均等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状况。

2.担负“目标功能”的因素：社会成员对目标、规则、结果的人格共识

该因素指一定时空中共同生活的成员们对一定社会体制下为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所“确立的目标”的情感、认知的认同状况。作为担负“目标”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成员对确立的目标、规则以及目标达成结果的“人格共识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各种成员对“确立的目标”的人格共识性。（2）对“设置的规则”的人格共识性。（3）对“目标达成的结果”的人格共识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对目标、规则、结果“人格共识性”的状况。

3.担负“整合功能”的因素：社会行为模式

该因素指社会成员围绕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日常社会行为方式中，利用到的法律、政策等规范性规则赋予的权利的状况。作为担负“整合”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权利的“平等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社会成员利用到的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实体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性。（2）利用到的“救济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性。（3）利用到的“展开自我保护的权利义务”的平等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社会行为方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状况。

4.担负“维模功能”的因素：“正确的平等”价值观

该因素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正确的平等”所作的合正义性解释的一致性状况。作为担负“维模”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不同社会成员关于“正确的平等”的价值观之间的“共享性”。体现在两个具体内容：（1）对“正确的平等”所作的正义性解释之间的共享性。如，将“平等”作为正义，还是将“贡献、效率、权力”作为正义。（2）对具体时空中社会性公共资源如何供给和配置才是体现“正确的平等”所作的解释之间的共享性。两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关于“正确的平等”的价值观之间“共享性”的状况。

以上分析意在说明，把握“社会”的内容，需要通过对其内部四个因素的“实质内容”作出把握、综合评价。这意味着社会建设要围绕社会要素内部四个构成因素“实质内容”的建设展开。

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

从社会内部四个构成因素的“实质内容”看，市场经济原则自发作用，使社会平等、互尊原则“共享性被动摇”，利用到的权利“平等性被漠视”，确立的目标和规则“共识性被扭曲”，结果使得社会性公共资源持续供给与均等配置“适应性被破坏”。经济越增长，社会不平等越加剧。笔者称之为：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往的“发展协调性”断裂。

对社会进行“建设”，就是要使社会具备按自身平等、互尊原则的张力合法、有效地规制市场原则自发作用的能力，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重新形成“发展协调性”。

这里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指两个领域的发展中什么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呢？

（一）社会与经济之间“关联性”的理论意涵

帕森斯认为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相互提供能量”的关联性。经济的发展为社会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提供了更丰富的物质可能性。社会的发展则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行为模式[1]。帕森斯将这种关联性看作能够在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两种机制下“自动形成”，显然缺乏对“市场自发性”以及对“社会控制、社会化的作用受国家权力制约”等变数的必要关注。但有启发性的是，“相互提供能量的状况”是把握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社会与经济的关联，体现在他关于两者“结构性原则”之间的建构与反建构中[2]。他“结构”范畴中，“经济”以互动主体各自“利用到的配置性资源的状况”为内容。“社会”以互动主体“利用到的法定权利的状况”为内容。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是社会中权利平等原则的张力与市场经济中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张力之间的相互型塑。其中有启发性的是，“法定权利被主体平等利用到的状况”与“主体利用到的配置性资源的状况”之间的吻合性，是把握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社会与经济的关联性，用阶级成员在经济场域中拥有“经济资本”的状况与他们在社会场域中拥有“文化资本”的状况之间有内在联系，解释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的关联性[3]。有启发性的是，“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基本平等”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哈贝马斯沟通理论批判现代生活中市场原则侵入社会取代了平等原则，科层制取代了公共领域，强调现代生活必须“重建公共领域”[4]。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公众广泛参与讨论为市场原则的作用确立目标，设立规则”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葛兰西的“国家-社会”关系讨论中，认为是国家使得市场经济原则成为主导经济活动的原则。他主张建立“公民社会”，就是强调社会成员要能够运用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市场中行动，回应市场原则的挤压[5]。但葛兰西缺乏对国家何以可能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确立为公民权利作进一步分析。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以法律形式固定市场关系中所有成员的公民权利”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波兰尼的“经济-社会”关系讨论中，用“自我保护机制”解释社会如何以自身的原则自发地对市场原则造成不平等作出回应[6]。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社会具有合法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布洛维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讨论中，强调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背景下，必须用社会的运行原则“规制”权力和市场的运行方式。形成世界范围内联动的社会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1]。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将社会的“平等、互尊原则”明确为对市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有规制作用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二）社会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涵义与内容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在各自的发展中为对方的持续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内在关联性。基于上述理论考察，可归结为四方面内容。

1.“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的状况（帕森斯、布迪厄强调的必要意涵）

“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指的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所形成的“产出品”中为社会平等的维护与完善提供必需的“社会性公共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平等建设所形成的“产出品”中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必需的“创新性人力、信息、制度”等具有经济意义的资源。

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越是存在“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的关联性，表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协调性越具备物质基础。反之，表明两者之间的发展协调性缺乏物质基础。

2.“公共领域”的状况及其在社会展开自我保护中所起作用的状况（哈贝马斯、波兰尼、布洛维强调的必要意涵）

该方面内容指出现市场经济对社会平等造成侵害的情形时，社会以怎样的能力和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展开协调。是以自发的社会冲突方式，还是以合法社会运动的方式展开自我保护。这里“公共领域”，指各阶层民众参与其中真诚地争论、讨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完善社会平等应如何确立目标与手段的场域。实践中，这样的公共领域既可以是实体空间（如社区）也可以是虚拟空间（如英特网）。

“公共领域”的作用越规范，起作用越常态化，不同社会成员围绕社会与经济各自发展的目标，手段进行沟通的机会越多，越有益于达成共识。而对社会、经济各自的发展目标、手段的共识性，是两者之间发展协调性的情感、认知基础，也叫政治基础。

3.社会成员利用到法律赋予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自己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现状的可接受状况（葛兰西、吉登斯强调的必要意涵）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状况如何，一方面要由社会成员按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状况来评价。另一方面要由各种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否利用到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参与各种竞争机会来评价。该内容的实质是，无论作为社会成员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社会行动中是否真实平等地利用到法律赋予的权利。

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法律赋予的权利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的可接受状况，既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内容，又是评价两者发展协调性状况的标准。

4.社会成员以平等、互尊作为基本价值观解释社会行为的正确性的状况（布洛维强调的必要意涵）

该方面内容表明社会相应阶级的成员在争取社会权利过程中自觉将“平等、互尊”作为正义价值观解释社会行为的合正义性的状况。公共领域中，各阶级成员不仅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手段展开沟通，更会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展开沟通。在社会期待“平等、互尊”、企业期待“收益最大化”、国家要求“政权稳定”多元价值取向之间，确立有较高共享性的“优先原则及发展比例”。各阶级成员之间共享的“优先原则及发展比例”，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精神文化基础。[2]

五、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政治、文化条件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经济之间不会自动形成发展协调性。尽管“经济增长”为“社会平等”的改善展现了更多物质可能性[3]，但经济增长不会自发促进社会平等。社会与经济之间形成发展协调性，要求“社会”对“经济发展”具备作出回应的能力与机制。回应的内容包括：社会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到维护和促进社会平等所必需的社会性公共资源；能将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适当的比例配置到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必需资源的相关社会事业；能将社会性公共资源均等地在各阶级社会成员间进行配置。受市场新的挤压时，社会能合法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从“回应的内容”看，社会不可能自动具备这些能力与机制。社会具备这些能力与机制的状况，政治层面看，受国家“权力运用方式状况”的制约，包括国家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相应的税收与公共财政政策等。精神文化层面看，受国家“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状况”的制约，包括国家的基本社会价值观及其在一定时期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定位。

问题是，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和“精神文化”两要素的什么内容，制约着“社会”回应“经济”的能力与机制呢？

（一）社会-经济形成发展协调性的“政治”条件

“政治”要素，是社会系统中“担负为共同生活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规则功能”的要素。其内容包括，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科层制还是公共领域）确立目标和规则；成员在其中“利用到的权力资源”或“拥有的社会资本”的状况及构成的“支配-屈从”关系状况。“评价政治要素的状况”的社会学标准，是不同经济、社会利益的主体对于确立的目标、规则及目标达成的结果的“人格共识性”。

政治要素以“谁有权力确立目标和规则”，“谁的动机或利益充分体现在目标和规则中”等内容，制约着“社会”回应市场经济挤压的能力与机制。只有通过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收缩权力运用的边界，赋予各阶层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权利的条件下，“社会”才会具备回应市场经济挤压的能力与机制的政治条件。

社会建设中围绕“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展开的社会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我国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相应内容作出改革，使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经济形成发展协调性的“精神文化”条件

“精神文化”要素，是社会系统中“担负维护社会关系模式功能”的要素。其内容是，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科层制还是公共领域）为共同生活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不同成员利用到的社会价值观资源的状况；或拥有的符号资本的状况及构成的“支配-屈从”关系状况。社会学视角中评价“精神文化要素状况”的标准，是不同经济社会利益的主体各自关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认知”之间的“共享性”。

3.平等价值观“评价环节的共享性”建设

指在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形成了一定结果的情况下，对国家、社会组织、企业就所形成的结果中蕴含的平等所作的合正确性解释之间“共享正确性的机制”的建设。

社会建设实践中，有些情况下是基层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使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形成了特定的结果后才受到社会关注。供给或配置结果中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平等需要作出评价。

对形成的结果中蕴含的平等所作的解释之间“共享正确性机制”的建设，要求设置必要的“评价环节”，以便相应主体对结果中蕴含的社会平等提出质疑和进行质询。相应主体有就结果中蕴含的平等作出“合正确性解释”的义务。确立这样的“评价环节”，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实践纠正造成不平等的结果，取得广大民众的谅解，是必要的。

平等价值观“共享性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灵魂，它的建设状况，决定着社会成员“人格共识性建设”能走多远，进而决定着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建设”能持续多久。

（四）对成员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进行建设

学界当前将社会建设表达为“关键是调整社会结构”的观点，是将该因素的建设突出为社会建设全部内容的核心。社会结构是相关联的社会位置及相应角色（权利义务）的体系。调整社会结构，实质是调整各种社会位置上社会成员的质量及其社会行为模式中利用到的权利的状况。

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进行建设，指对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法律、政策等赋予的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权利义务平等的机制”进行建设。包括三层具体内容：

1.对社会成员利用到“实体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各种社会成员平等地利用到法律、政策等规则赋予的获取到一定水平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权利的机制进行建设。可围绕相关实体性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展开相关制度建设。

2.对社会成员利用到“救济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社会成员利用到的实体性权利存在不平等状况时，相应成员平等利用到相应的救济性权利的机制的建设。可围绕相关救济性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设立相关制度。

3.对社会成员利用到“自我保护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社会成员利用的实体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可能存在不平等的状况，使社会成员平等地利用到上位法律或上一级政策赋予的权利展开自我保护的机制的建设。可围绕相关上位法律或上一级政策性设立的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设立展开制度建设。

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的“平等性”建设，是社会建设四个基本内容中的“焦点”。因为，社会秩序是以“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方式间有较高整合性”为实质内容的。即使确立的目标、设立的规则再好，平等价值观再正确，如果不能真实体现到成员社会行为方式的权利平等中，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仍然会出现供给不足、配置失衡的状况，社会的自我保护仍然会以社会冲突的方式展开。对其他三个因素进行的建设也会因而功亏一篑。

结论

1.社会学理论资源中蕴含着“对社会建设展开科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体系发展中蕴含着对社会系统展开科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称为“四要素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看，“社会建设”就是对社会系统四个构成要素中“社会要素”的内容进行建设。社会建设应置于与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建设的关联性中进行把握。

2.社会建设的“性质”可以从“对社会要素担负系统功能的能力进行建设”的角度把握

社会要素担负的系统功能是“整合社会行为”。其担负功能的状况，理论上看，取决于成员社会行为方式中“利用到的法定权利的平等”状况和“利用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均等”状况。因此，社会建设，性质上就是促进社会成员之间权利-权益的平等。

3.社会建设的“内容”是对社会要素内部“四个构成因素的内容”进行建设

社会要素内部也由担负特定功能的四个因素构成。区分社会建设内容的“维度”，可从因素“担负的功能”角度把握。因此，可区分为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建设，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建设。

4.社会建设的“理由”是社会要素难以“通过自发的自我保护机制”维护权利平等

社会要素会“自发启动自我保护”回应市场经济对社会平等造成的挤压。但这种“自发性”的保护行动，既会破坏社会秩序，又难以降低社会不平等。通过社会建设，可以建构社会“合法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使社会具备在有序条件下有效维护社会平等的自我保护能力。

5.社会建设的“目的”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维护社会平等

社会建设要维护的社会平等，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平等，而是社会系统运行中与经济要素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平等。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平等。

6.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使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形成并保持“发展协调性”

尽管社会建设不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但却不能不以其产出品中包含有益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容为“必要目标”。因此，社会建设中既要以社会从市场经济发展中确保能够获取到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的能力与机制的建设为目标，也要以“社会”确保将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中适当的比例配置到有“经济发展促进性”的社会事业中的机制的建设为必要目标。

7.社会建设目标达成的“制约条件”是政治与精神文化两个要素适应社会要素建构的状况

社会与经济之间形成发展协调性的状况，取决于社会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中争取到的社会权力空间，取决于确立正确平等价值观中从国家意识形态中争取到的社会精神空间。社会建设中“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分别对政治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产生建构性，政治和精神文化两个要素对社会要素这两方面建设作出适应性改革的状况，制约着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发展协调性的状况。

社会经济要素篇（10）

按照我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观点，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消除了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使劳动成果全部归于劳动者，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还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安排生产，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说，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要优于间接结合的生产方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在现实世界中，相对于人类需求，各种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就必须把相对稀缺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生产出能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大满足的产品，这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的。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并不完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价格形成不完全，使价格产生滞后性和自发性，从而使市场对经济的调节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缺点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来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好比是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对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上的各种生产要素就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不停流动的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选择自己的最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街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流拥挤的现象，交通可能产生堵塞，严重时还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于瘫痪。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理就好比计划当局为每个在城市中流动的人都设计出各自的通行路线，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是，很明显，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是不同的，计划当局设计出的路线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线；其次，要为每个人设计出通行路线，计划者需要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最后，为了使计划得以实施，还需要对每个流动的人进行监督。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即使花费巨大的成本，计划当局的工作也是很难圆满完成的。

由此可见，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它在配置生产要素上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用经济计划来克服其缺陷，把两种生产方式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

产品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分配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价格形成经济主体的收入，使追求价格收入成为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同时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高效协调发展。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根据它们的贡献大小进行产品分配应该是既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但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具体如何计量呢?边际主义认为，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价格，也决定了它们在生产中的贡献，从而价格就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实，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每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体到每种要素做出的贡献大小是根本无法测量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并不具有决定基础。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物质比例关系，商品的社会需求最终会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到要素的价格和供给。

在商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难区分各个要素具体做出的贡献大小，更不可能根据其贡献大小来决定它们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只是反映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如果某种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其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升。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某种生产要素供求平衡时，它的价格又由什么来决定呢?例如，某种生产要素在供求平衡时价格为3，为什么不会是5呢?这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定为5，社会对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就会下降，它的价格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其它要素的社会需求量会上升，价格会提高。由此，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价格会做出进一步调整，从理论上讲，最后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在一定时点上，我们假设社会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设社会的物质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则社会对每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是一定的，相对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不变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生产要素就会具有一个不变的价格向量。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货币需求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应该正好等于社会商品的货币价值总额。如果货币供给量比货币需求量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上例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可能就会变成5，而不是3。按照比较静态理论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数值变化，而不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将不会改变。但是，按照动态经济学的观点，各种生产要素对价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据价格的变化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千差万别，货币供给量的非正常变化必然会扭曲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不过，从长期来看，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是会趋向于达到一个稳定的向量，这个向量是作为趋势而存在的，各种生产要素通过这一价格向量进行产品的分配。

三、市场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分配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由于每个人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数量不同，所分得的产品数量必然就会不相等，从而会出现贫富分化，这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会出现贫富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的对象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根据每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参加劳动就不能参与分配。对于每个劳动者，由于个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较远，他们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然不相同。“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个人分得消费品的数量必然不相等，从而在社会中会出现贫富差距。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激励每个劳动者努力从事生产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认为当时的GINI系数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按劳分配中的“劳”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当时执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每个人所分得的消费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会中当然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假设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计量，按劳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据是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每个劳动者的自然天赋、个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统一认为是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特点决定其本身是很难迅速积累的，并且也很难进行代际之间的遗赠，所以按人力资本分配所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会太大。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特别是资本参与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资本参与收入分配使资本可以进行自我积累；其次，资本可以通过资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壮大；再次，资本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遗赠。所以，每个经济个体之间在资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从而在产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社会经济要素篇（11）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