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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3 11:09:38

中国科学论文

中国科学论文篇(1)

“风水”一词最早见于晋代郭璞(公元276~324年)所著的《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关于风水的诞生和发展,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出现于战国,成熟于汉唐,鼎盛于明清。风水学是在对自然环境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如何选择居住环境的经验和实践方法,并总结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以典籍和师门秘传的方式传承下来。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以及对人的福祸和命运的影响。风水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现称居住环境学,其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1 风水产生的哲学基础

1.1 “阴阳”思想对风水学的影响

阴阳思想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的基本符号是“―”“――”,分别称阳爻和阴爻。三爻成一卦,阴阳两爻交错配合是八卦,八卦两两相重,便形成六十四卦。《易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易传・系辞上》有“一阴一阳之谓迸”,说明《易传》在总结《易经》思想之后,明确地用“阴阳”作范畴解释卦象、爻象以及事物的根本性质。

《黄帝宅经》开篇便谈阴阳:“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又说:“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物情之父也。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通篇以“阴阳”为纲,“考寻休咎”。《管氏地理指蒙》中说:“混沌开辟,江山延裹。融结阴阳,磅礴宇宙。冈骨既成,源脉已透。以钟形势,以通气候”。以阴阳解释了天地的生成。《五星捉脉正变明图》认为,点穴时要善辨阴阳,书中说:“太极既定,次又分其阴阳。晕间凹陷者为阴穴,晕间凸起者为阳穴。就身作穴者为阴龙,宜阳穴。另起星峰作穴者为阳龙,宜阴穴,反此皆有凶咎”。表明了阴、阳穴在地势上的差别。可见,风水学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说为根本,来认识大地、选择地形的。

1.2 “气论”在风水中的反映

人们对天地万物的认识起初是分为对立的“阴”和“阳”,随着对自然认知的日渐加深,人们用“气”,来释义阴阳。到春秋末期,气论发展出“精气”说,主要是“阴阳二气对待”,还未直接把阴阳二气结合起来。郭璞的《葬书》则体现了阴阳二气的结合,认为“阴阳之气……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论成为风水学的最普遍原理。按照《易经》的观点,“生气”有昌盛之意,主大吉。葬者得生气,能让“遗体受荫。而“人受体于父母”,彼此间能得到气的感应,父母“遗体受荫”,子孙也能受荫。因而“生气”论成为风水学的核心。

对阳宅的选择同样强调,乘生气而避死气。《黄帝宅经》根据天干、地支在罗盘上的方位排列,指出了每月的生气和死气的位置,书中说:“每年有十二月,每月有生气、死气之位。……正月生气在子癸,死气在午丁;三月在寅甲,死气在申庚;……十二月生气在亥壬,死气在已丙。”虽然风水学中的生气说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然而生气说深受古代气论的影响则是无疑的,它是气论思想在风水文化中的体现。[1]

2 风水学之争:科学还是迷信

风水学是关于对地理环境、家居布置、时运祸福的一种关系认知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江湖术士和算命大师的演绎,风水学也沦落为市井赚钱之术,因而也遭受到了不少的诟病。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国人对风水的批判甚嚣尘上,将之视为迷信或封建糟粕而加以摈弃。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风水却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传播,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李约瑟博士就肯定了风水的积极意义,这也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筑学逐渐引入了风水学的内容。但是,对于风水的科学和迷信之争,也依然在继续。[2]

梁启超曾根据西方科学观,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书中把风水和中医等一概判为“迷信”。[3]此后,风水一直是被作为迷信看待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均有禁止风水的法规和文件规定。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亦沿袭梁启超等思路,对风水在中国建筑―景观―规划学中的作用也加以否定,负面影响至今犹存。[4]比如《辞海》至今依然把风水视为“迷信”。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对风水从科学审美和环保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而传入国内,对国内的风水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诸多学者从建筑学、环境学等角度对风水的积极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大量风水资料的建筑―景观―规划学分析和对中国古代风水遗存调研,对“五四”以来一概否定风水的思潮展开了批评,提出中国风水虽含若干迷信因子,但其基本追求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即“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于天人合一的境界”。[5]

因此,风水可谓是一种集“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在内的“综合的自然科学”,也是中国建筑―景观―规划美学。总体来看,国内科技界学者对风水的研究结论是,在承认它含一定迷信因素的条件下,也承认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环境美学的价值。

3 风水学与现代相关学科

中国风水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关于居住选址、规划、营造的一门实用技术,俗称“相地术”。那么,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否也有与中国古人相近似的对天地人的认识及其科学技术呢?以往西方科学研究缺乏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协调的思维,随着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纵深发展以及互相渗透,再次走向交叉综合,出现了诸如“人文地理学”“人生地理学”“行为地理”等,这些学科与中国风水“天地人合一”的理论路径有着一定的内在相关性。

3.1 人文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

所谓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研究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扩散和人类社会活动空间结构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将人类创造于地表的文化景观称为人文现象,它与自然地理学并列为地理科学的两大支柱。

人文地理学采用经验法和比较法,研究世界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认为自然能决定人类历史发展。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19世纪),被称为人文地理学的鼻祖。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是公认“环境决定论”的创立者,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由环境主宰着人的活动、发展和分布。

人生地理学突破人文地理学的“环境决定论”,提出了“人地相关论”。人生地理学认为:自然为人类居住规定了界线并提供了可能性,但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映或适应,则因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这颇似中国风水的“天人感应”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地理学研究中,自然与人的统一性,在国际学术界再次得到确认,形成人与环境“和谐”的观点。这又颇似中国风水的“天地人合一”论。

行为地理学是21世纪60年代的新学科。它研究不同阶级、阶层,不同人对各种地理环境所作出的行为和决策。具体地说,它着重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诸如心理状态、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对地理环境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影响。行为地理学认为:所有影响人作出决策和行动的因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人在空间中的行为受到个人本身及社会因素的种种影响。

3.2 心理场理论

心理场理论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心理学史上,将之归在完形心理学范畴。研究“场”的鼻祖是德国人勒温。勒温将心理场定义为“心理生活空间”(Psychological Life Space)即“综合可能事件的全体”。这包括三个因素:第一,准物理事实,即人类心目中的自然环境。第二,准社会事实,即人类心目中的社会环境。第三,准概念事实,即人类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差异。这里的“准”即非真正实物,只是主观感受,这就区别了现实和心理两种不同概念。[6]

与心理场相对应的是物理场,(环境空间)共处于一个大系统中,优美的环境空间应该是心理空间的物化体现。这不正是中国风水中所追寻的“气”与“形”的关系吗?关于中国风水中的“气”,即“精”“元”,《张子正蒙注・太和》说:“物各为一物,而神气之往来于虚者,原通于氤氲之气,故施者不各施,受者乐其受,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琥珀拾芥,磁石引铁,不知其所以然而感”。老子称气为“其细无内,其外无大,充盈天地”;《庄子・外篇》:“气变则有形,形变而有生”等。

在西方,判定中国风水中“气”的自然科学含义的工作,最早是由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开始的,他提出了“气”即以太的见解。”气,在我们这里可以称之为“以太”,因为物质最初完全是流动的,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不能分两部分。这是人们所想象的最稀薄的物体。”

李约瑟引证《吕氏春秋・精道》论述道:“在古代中国关于物理世界的构思中,连续性波和循环是占优势地位的。在这里,‘精’有时差不多可以翻译成为辐射能。”对此,李约瑟甚至断言:“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如此领先于西方人,以致我们差不多可以冒险地猜测,如果社会条件有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人可能首先通过磁学和电学的研究,先期转到场物理,而不必经过撞球式的阶段了。”[7]

4 风水学中的几个现代科学特征

4.1 整体系统特征

风水理论思想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环境中的每一个子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要素。风水学的功能就是要宏观地把握协调各系统之间的关系优化结构,寻求最佳组合。《黄帝宅经》主张:“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肤,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如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以整体原则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是现代风水学的基本点。

4.2 时空统合与因地制宜特征

因地制宜,即根据环境的客观性,采取适宜于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很大,土质也不一样,建筑形式亦不同。西北干旱少雨,人们就采取穴居式窑洞居住。窑洞位多朝南,施工简易,节省材料,冬暖夏凉,人可长寿。西南潮湿多雨,虫兽很多,人们就采取干阑式竹楼居住。我国现存许多建筑都是因地制宜的楷模。湖北武当山是道教名胜,整体是按照地势高,砌造墙垣和宝殿,使人与建筑适宜于自然,返璞归真,天人合一,这正是风水学的真谛所在。

4.3 协调适中的特征

适中,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接近至善至美。《论语》中提倡的中庸,就是无过不及,处事选择最佳方位,以便合乎正道。风水理论主张山脉、水流、朝向都要与穴地协调,房屋的大与小也要协调,房大人少不吉。房小人多不吉,房小门大不吉,房大门小不吉。

适中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中,中国历代都城不选择在广州、上海、昆明、哈尔滨,因为地点太偏。《太平御览》记载:“王者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洛阳之所以成为九朝故都,原因在于它位居天下之中。适中原则还要求突出中心,布局整齐并围绕轴心。在典型的风水景观中,中轴贯穿南北,与经线平行,向南北延伸。中轴线的北端要有横行山脉,形成丁字形组合,南端要有明堂,东西边有建筑物包围,并有河流环绕,形成弓带水的风水布局。

风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风水学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不能一味否定,当然也不能全盘接受。风水蕴含了丰富的环境伦理、人地关系和中道等思想,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其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尹弘基.论中国古代风水的起源和发展[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01).

[2] 张霄鹏.浅析古代风水的科学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4(01).

[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1990:85.

[4]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15.

[5] 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98.

[6] 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6.

中国科学论文篇(2)

3、中国2017年智能手机出货量比2016年下降了4%,达到4.59亿台。这一下跌是由于中国在2017年第四季度同比表现最差,出货量骤降14%,不到1.13亿部。在整体市场下滑的情况下,华为出货量增长了9%,超过2400万部智能手机,并保持在最高水平。

4、总统特朗普下个月公布2019年预算案时,预计他将会拨款7160亿美元用于国防支出。这一较大增幅意味着人们的注意力从对赤字日益增长的担忧转移开去。

5、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俄罗斯去年12月实质零售销售年率连升第九个月,且按年升幅再度加快至3.1%(前值升2.7%),符合市场预期;按月更急弹19.7%(前值转降1.4%)。期内,食品饮料烟草销售按年升幅再度加快至3.4%(前值升2.2%);非食品销售按年升幅放缓至2.8%(前值升3.2%)。

6、近年来,广东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和总抓手,启动并扎实推进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跃居全国第一。

7、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46万亿元,增长18.7%;贸易顺差2.87万亿元,收窄14.2%。

8  近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目前已全面完工,2月6日将进行交工验收。港珠澳大桥是目前世界建筑史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55公里),被英国卫报评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建成,使得港珠澳三地的陆地通行,从4个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之内,将极大地促进三地间的贸易、文化、旅游往来。

中国科学论文篇(3)

3、随着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逐渐被认可,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正在成为全球外储“新宠”。未来,国际市场上或将出现人民币、美元及欧元“鼎足之势”。

4、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全年上海市生产总值完成30133.86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9%,增速与上年持平。总量数字之外,上海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展示出区域发展的新动向。

5、海南航空已于2017年12月试行推出“客舱运输宠物”产品服务,目前仍处于试运行阶段,收费标准为统一收取800元人民币/航段/每只宠物。

6、由于中国消费者不买账,凯基证券分析师郭明錤将苹果公司iPhone X手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出货量预期下调23%。

7、2017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共进口了3789万吨LNG,同比猛增了48.4%。

8、俄罗斯农业部的数据,本农业年度,从2017年7月1至2018年1月10日,俄罗斯已出口粮食2799万吨,与上个农业年度同期的2075万吨相比增长34.9%。

中国科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选题深度问题

(一)选题深度意识不强,缺乏研究目标

选题的深度取决于选题的价值,选题的价值体现出主体对客体的内在属性、功能等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或有用性。论文的选题不在于一味寻求新颖或华而不实的内容,而在于选题角度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是否对研究方向有深度挖掘。大多数研究生对选题深度的意识不清晰,这直接影响到其研究观点不够全面,强调某些方面的价值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价值,不能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辩证。选题的深度不明确在论文中表现为研究目标不准确。研究目标的准确定位有助于量化研究的具体实施过程,针对明确的研究目标展开研究。在目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由于研究目标缺乏,因此对研究内容模糊不清,论文写到最后分不清是否按照研究目标完成了研究内容,有的甚至偏离了研究方向。研究目标是研究的主线,要始终坚持并明确。在研究论文中要体现研究目标,并通过对研究目标的了解去掌握研究的方向,这是评判学术论文质量的较为重要的指针。在研究生教育中,对于论文的选题,要强调学生在务实的基础上拓展角度,增强对论文选题的研究意识、目标意识、深度意识。

(二)研究现状不清楚,弄不清研究起点

研究的开展是建立在充分掌握和梳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的。研究现状的分析是研究生的基本功,要通过学术现状找到研究方向中的重点问题,它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别人的观点并罗列出不同的内容,而是要在掌握和梳理同领域研究现状基础上对不同研究观点高度概括。如,他人在相同领域运用了什么研究方法、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提出了哪些该领域的学术观点、对该领域起到何种影响等等,由此解决目前未曾解决的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是论文提出论点的起点,有了明确的基本方向,研究的内容才有新意。在对研究现状不明确的状况下去奢谈研究的方向或内容创新,是本末倒置。没有清晰的研究思路作为支撑,研究的起点就如空中楼阁。

(三)资料占有不够,全凭臆想推测

对于研究生论文而言资料的占有是比较重要的,正确地掌握和解读文献资料才能在撰写论文时有所依据。胡适曾说:“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1]700“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以形成“合乎逻辑的证据链”[2]。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中对待资料的占有关注不够,没有足够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撑论点,仅仅靠对于研究对象的主观推测和臆想得出结论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样得出的结论也是有问题的。有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会做结论,甚至不敢做结论,直接用结语结束论文是不规范的,这样缺乏严谨的学术精神,也不能称其为学术论文。

(四)理论基础不够,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

现在很多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反映出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很差。尤其是做史学的,比如美术史、音乐史、艺术史等方向的研究生,缺乏最基本的历史知识。“所有艺术写作的目的都是真实地描述作品。”[3]2目前研究生论文过多关注所谓的创新,但选题方向无论大小,所体现的研究价值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异、新变,而是基于掌握史料基础之上的深入分析与问题挖掘。忽略了艺术史研究中历史的事实和真相,艺术史学论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学术问题意识

(一)没有真正的学术问题,需要辨清伪问题

现在很多的研究生论文里没有学术问题,有的论文有学术问题,但是他的学术问题是个伪问题。很多研究生没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或者什么是假命题,这是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加强的部分。在指导研究生写论文时,要让他们明确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实问题还是空问题,从论文中研究的意义可以看出是否把学术问题做实了。如果把假命题或者伪问题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做研究,做到最后是不能成为学术论文的,所以,ξ侍獗旧硪有辨析。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要逐步树立学术问题意识,具备真正的问题意识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二)提不出问题,看不到问题,罗列资料

研究生的学习主要是培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现在很多研究生在撰写论文时提不出问题,也看不到问题。没有问题意识何谈学术研究?学术问题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研究当前相同领域中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找到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目前研究生论文中,常常看到学生查阅了很多资料,但最后只是附在论文中,没有根据论文的思路和框架合理地驾驭资料并灵活地运用在论文中,失去了其在论文中的意义。尤其是做史学的,比如美术史、音乐史、艺术史等方向的研究生对资料的运用能力更是缺乏,堆积查找来的文献资料成为他们研究的常态。

(三)缺乏学术敏感,缺少追问问题的思维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强调对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挖掘和培养,这需要研究生对学术有敏感性。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4]236有些学生对于学术问题比较敏感,和导师探讨时,能根据一些问题马上追问,并在交流中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由此深度挖掘,从而有了自己的创新点。而有些学生在导师千百遍讲解中也提不出一个问题,对学术的敏感度不够。没有创新思维,学术研究就只能原地踏步。尤其是理论研究,它不像设计学方面的研究是结合现实社会的实际需求提出某种研究对策、方法和措施,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但有的学生把理论研究方向的论成了应用方向的论文,出现了论文跑题的现象,理论方向研究偏离了理论研究的初衷,成为理论研究逃避问题发掘的脱身之术,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合格的。怎样才能变得对问题更敏感呢?应该培养研究生养成多思考的习惯,阅读资料时候,要带着问题,要勤于思考、不断联想,在思考中发现问题。同时,不能把视野单一放在某一个方向,而是要辐射开来。当然,辐射的范围要以研究方向为中心,并作对比,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思考,才能有问题意识。

三、学科性质问题

(一)学科意识不清

前面提到的很多学生缺乏学术敏感,对自己所学的学科领域提不出问题,这是由于平时对学科领域思考太少,也是由于对学科认识不清,临到毕业也搞不清自己所学的学科是研究什么的。只有理清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才能对选题的方向及其价值意义有正确的判断。

(二)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它学科

张道一在《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中用“经纬相错而成纹”来比喻艺术学研究,认为:“应以艺术的总体共性和总的特征为经,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艺术为纬。具体的某种艺术只能说明具体的某个问题,不能说明艺术的整个问题。只有认识理解了艺术的整体,才能抓住艺术的整个特点。”[5]4-5“艺术学理论是宏观的、综合的、整体的艺术理论研究,相对于其他门类艺术研究而言比较形而上一些,当然也不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就空,不深入,不具体。也不是这样的。不同于门类艺术那样具体到可以仅针对某个局部问题展开研究,艺术学理论是从大处着手,宏观把握、综合思考、整体入手。”[6]104-114只有理清艺术学理论学科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才能较好地实现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与任务。

(三)跨学科研究的学科主次问题

跨学科的研究强调在系统、有机的整体上看待研究的问题,但是在整体基础上要分清楚学科的主次、上下关系。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各学科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相互结合和配合,甚至还要相互融合。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主次关系。要站在自己所学的学科上进行跨学科,分清楚跨学科里学科的主次,不要在别的学科上跨学科,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四、学术规范问题

(一)摘要、关键词、绪论和结论

“关键词和内容摘要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为的是满足和便于他人检索的需要,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7]17摘要、关键词、绪论和结论等这些学术规范问题是2017年研究生年会的主题。很多研究生毕业论文反映出来的问题,首先是不会写摘要。摘要不能使用第一人称,不能在摘要中用“本文”如何,@样会弱化摘其要点的功能。据《国家标准GB7713-87》的界定:“摘要是报告、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次是关键词不关键,没有起到论文的核心词的作用。关键词要让人一眼看到,就可以获取论文的主要信息。再次,在现在研究生论文里,很多把绪论中,比如研究方法等作为正文放在第一章节,这是不正确的,论证过程才是正文,论证结束后要得出结论。正确的学位论文格式有摘要、关键词、绪论、正文、注释、结论等。从论文格式体现出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大多关注选题的价值、论文的结论等,而忽略了作为研究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意识。

(二)参照国家标准GB7713-87

研究生应该查阅国家标准GB7713-87,它是对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的规范文件,对怎么写关键词、怎么撰写绪论、怎么做结论等也都有明确的说明,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的国家标准。在研究生教育中,从这些规范开始做学术研究,也体现了学风的严谨。

参考文献:

[1]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谢维.考证行为,体察动机――读茅海建《史事考》[J].近代史研究,2005(4).

[3](美)大卫・卡里尔.艺术史写作理论[M].吴啸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张道一.艺术学研究的经纬关系[J].贵州大学学报,2004(2).

中国科学论文篇(5)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核心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

中国科学论文篇(6)

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期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科学理论,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把生态文明提到了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举的战略高度,充分说明了我国新时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

1.人口压力和人口安全

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能够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现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综观人类历史,人口数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过程。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翻番需要3万年。公元初缩短到1000年左右。到了19世纪减少为150年。1830年,世界人口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4年为40亿,1987年50亿,现在为60亿。目前我国人口为13亿,2030年将达到16亿。据专家推算,我国人口合理承载量为8亿,2030年将超载一倍,这是我国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人口的极限。人既是生产者,也是粮食和能源的最大消耗者。今后几十年中国就业问题、人口结构和素质的缺陷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负担。

2.能源资源问题

我国淡水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而且80%的水资源在长江及南方。耕地资源相当于世界平均资源的50%,而单位产量能量消耗则为发达国家的3~5倍。我国现代化发展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城市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1986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解决了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随之带来的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用煤1994年为1.3亿吨,预计2010年为2.2亿吨。城市排放垃圾量1994年为0.8亿吨,到2010年将达9亿吨,增加11倍,烟气排放量也会增加1倍左右。

3.环境和生态保护

我国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荒漠化土地面积262.2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27.3%,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和东北。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2%,据统计每年流失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面积被剥去1厘米的土层。我国森林覆盖面积仅为13%。另外,我国空气和水质污染情况也相当严重。199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9万吨,烟尘量为1478万吨,废水为373亿吨,废渣为6.45亿吨,2006年太湖地区兰藻污染问题的爆发可窥见一斑。长江流域已普遍出现酸雨,北京市已多次出现沙尘暴,许多城市出现雾都天气,严重影响人们出行安全。预计到2010年烟尘排放量和酸雨的二氧化硫释放也会增加1倍左右。此外,农药的残留、白色污染也有增加的趋势。目前约有4600种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处于濒危状态。我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如果不加以保护,采取强有力措施,环境还将进一步恶化,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总之,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不可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率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论和战略,是国际社会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道路深刻反思的产物。一般说来,它是指在不损害后代人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之路。它要求合理开发资源,讲究生态效益,注重社会公平,倡导精神追求。中国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只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和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更新观念,人与自然和谐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

更新观念就是要重新认识自然、敬畏自然、理解自然与保护自然。有史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是自然的“奴隶”;第二阶段,自工业革命以来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对自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第三阶段为知识经济时代,定位为人是自然的朋友,利用和保护并重,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我国环境保护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一,生产领域的转变,要从粗放性经营向节约性经营转变。只有改善陈旧的增长方式,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我国环境保护的成功与发展才会成为现实。第二,全体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要走“绿色消费”的道路。我国传统文化注重物质享受和物质消费,这样的价值体系会过度地消耗环境和自然资源,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现代生活质量提高的规律是从依赖家庭资源转向较多地依赖公共资源,从物质消费转向较多文化消费,从户内消费转向拥有可观的户外消费。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会在人们的福利增量中占据不断增长的份量。第三,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政府无法独立担负起有效保护环境的责任,必须由全社会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良好的法制环境,使每个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其次要在社会中设立群众性环境保护组织,宣传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组织群众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监督社会污染源,代表群众环境权益。

2.制度创新是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社会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机制。首先,要建立节约性的国民经济新体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解决以煤为主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同时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处理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两难的关系。尽量减少环境污染,要以人的全面发展来调整发展战略的思路,深刻反思“黑色道路”的现代化发展观。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在呼吁一种全新的节欲文化,不是禁欲,不是,而是最大限度地作为大自然之友的同时来理性地实现我们人类的需要。其次,要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加大农业投入,加大环保产业投入力度,科学耕地,节约用水,合理施肥,减少化肥、农药、工业和生活垃圾、废水污染,在品种与效益的前提下提高产量。最后,要注意在开放的情况下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性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必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与人口控制、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影响今后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这对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极其重要。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补充和完善。可持续发展优先考虑的是人类安全,而生态安全则将人类安全和生态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视为一个共同体,要求在人类安全和自然生态安全之间找到均衡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保护的被动性和效果不佳局面。生态安全要求既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危害,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持续性,既满足当代人的安全,又确保今世后代的安全。地球生态系统无国界,生物圈的任何一部分遭到破坏,都会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生态危机成本和生态安全效益都会外溢,都会关系到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利益。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不可逆转,大自然的“报复”往往不给人类纠正错误的机会和“重新选择”的余地,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若要弥补和补偿,往往需要付出十倍、百倍于当时预防和及时治理的代价。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先,要树立生态文明是最高道德文明的观点。不仅要关爱生命、善待生命,更要崇尚自然,要使每个公民明白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地球只有一个,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否则会遭到大自然报复,只有保护自然,人才可以在大自然中和万世,颐养天年。其次,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准则和社会进步的最高象征。20世纪以来,二次世界大战和二百多场局部战争已使地球伤痕累累。原子武器、转基因技术的滥用足以使我们生存的地球生命系统毁灭,追求享乐的消费模式所制造的垃圾将覆盖这个星球,并提前透支了子孙后代的地下资源、空间资源甚至太空资源,日益升温的地球已使千年冰川开始融化,为人类引以自豪的技术文明敲响了警钟。地球生命系统更加脆弱,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人类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家园。最后要将建设生态文明变成一种行动,一些人为了“政绩工程”,“可以适当地破坏一下自然”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的危害会产生代际“转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以最大的努力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单位:云南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20.

中国科学论文篇(7)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中国科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40-03

在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以正确的思想文化指导人民精神生活,构建先进文化的地位凸显。归结起来,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现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为现实依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核,坚持按照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根本需求;是既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的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这条道路内涵丰富而深刻,意义影响深远。

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思想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断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进步的根本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所以正确,从根本上讲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使文化发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导人民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产生于人与自然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中,劳动实践决定着文化的本质特性。文化渗透在人类劳动的各个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向全面、由落后向先进转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这种理解包含着文化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而劳动的群体性特征必然决定文化是群体所创造的和最终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观点。这些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汲取,进而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创造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等人民创造文化为人民的科学指导思想。此外,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必须有主流意识来指导。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要求无产阶级把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人民文化建设,不断总结先进文化经验,并且丰富建党、治国方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站稳人民大众立场;就必须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研究和解决文化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实践文化科学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那么,我们沿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实现与否,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密不可分。

二、 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

所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既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又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而区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则看它能否反映和促进社会历史进步,即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可以得出:文化先进与否,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经济、政治的时代内容和不断改革创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就能够促进当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种文化之所以先进,就是能够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知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解决国家民族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因而,文化的改革创新是其繁荣兴盛的动力。体现在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尤为显著,从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发展,塑造“四有新人”;到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到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等重要文化战略。这是文化建设理论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创新进步。其次,文化先进与否还取决于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文化与经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有历史性的传承模式和体系。民族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交流、保存,可为人们提供塑造社会角色的价值与规范。建设先进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方面,使其融入并展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比如,中国传统中重仁义,知礼节,尚和合,尊道厚德的良好素养;义利兼顾、乐群贵和、和而不同、勤俭自强、诚信敬业、经世致用、天下为公等文化根基已在当代社会广泛培植。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弘扬爱国主义道德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不仅构成了先进文化的成分,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如古代“四大发明”的勤劳智慧影响世界文明;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千古流传;历代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等等,都是激励我们发愤图强的力量,是民族先进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就是包含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改革创新的成分,是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

三、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凝聚共识强基固本的发展之路

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当代文化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和兴国之魂。如今,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层次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取向日趋多样,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需要有一个让13亿人民广泛认同的正确价值观念来凝聚人心。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文化延续的精神基石。

当代文化的“中国道路”能够凝聚人心强基固本,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取向。价值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价值中最根本的部分,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而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提供鲜明的价值导向。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欧洲宗教改革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而如今国际社会诸多热点问题,无不渗透着不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都十分重视塑造核心价值体系,以维护其民族生存和发展。比如新加坡制定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2]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探索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重大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则是体现凝聚力之本。第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更深、更广拓展。赋予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和时代品格。第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展开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想,并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激励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第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宣扬真善美,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良好氛围。作为“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超越地域、血缘、种族、语言、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归属感,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必然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民为本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

文化发展要不断适应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重要内容之一。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认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文化先进与否也取决于文化所成就的人的发展状况。以人为本的“人”包含两方面的主体,要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就要由什么阶级的人领导、为了什么人而发展的问题,即领导主体和发展主体。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探索总结出来的文化道路,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核心;文化活动源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那么其发展主体必然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离开了人民群众,文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文化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起农家书屋,各种文化团体深入基层、社区,让文化艺术源于群众生活,又服务于群众生活。

就“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言,当今中国,更迫切需要“中国道路”先进文化的指引和充实。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资料显示,1985—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消费性支出从112.26元增长到627.82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8.7%提高到12.65%;农村人均年文化消费额由占消费总支出的3.89%增至11.18%[4] 。这样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和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置换,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对人们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现代化和人的自身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使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道路”根基力量在人民,创造潜能在群众。

五、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提升中华民族世界影响力的和谐文化之路

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大舞台,则中国实力的核心构件在于文化。文化不仅要对全国人民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庸”、“仁政”等思想可以在国家交往中起到剂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的强大,还包括思想道德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上的繁荣复兴。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强盛大国,必然伴随着文化繁荣和广泛传播。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是中华文化最繁荣、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人类文明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目光投向中华文化。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就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5] 可见,即使在西方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仍具有影响世界的生命力和价值。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让这种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和认可。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感,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

如今,我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在海外多个国家举办孔子学院,同不少国家互办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种文化团体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世界多样性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道路”是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的重要保证。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的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就越要重视这种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平等和相互尊重,达到和谐理念中“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2] 张瑞才,范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3.

中国科学论文篇(9)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倡导教师参加科研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二、中小学教育科研管理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三、中小学教育研究加强与大学或其他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四、改革师资培训制度重视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五、重视教育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中国科学论文篇(10)

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作支撑,单纯靠改进科学方法和更新技术设备,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教育评价走进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教育评价受到什么样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进行检讨,反思对待科学思维方式的态度,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我们认为,使教育评价走向人性化,不仅可行、有效,而且合理、合情。

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①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于科学研究活动,并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追求客观、讲究精确、重视实证、注重效用等特征。具体而言,科学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形成严谨踏实、客观公正、讲求效率的良好工作作风,也可以使人们增强活动的前瞻性和预测性,避免盲目性和冲动性。但是,科学思维方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它适用于自然领域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领域,因为社会现象有别于自然现象,研究社会问题不同于研究自然问题,不能只有物的尺度,还要有人的尺度。科学思维方式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注重普遍而忽视特殊、注重必然而忽视偶然、注重定量而忽视定性、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这些倾向,对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教育活动与科学活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教育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活动,从教育观念的形成到教育制度的建立,从教育目的的制定到教育评价的实施,无不受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初的现代教育评价就深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教育评价中相信客观实验、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坚持价值中立、推崇定量分析,以及标准化测验、常模测验,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评价工具和手段。这种教育评价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效率大大提高,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共性轻个性、重结果轻过程、重控制轻理解、重效率轻公平,被人们指责为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活动。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评价观并进行试验,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习惯使用这类评价模式。

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和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提供了比经典科学更先进、更符合世界本来面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现代科学可以包容经典科学,可以把经典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看成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特例。

两种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具有不同影响。

一,对教育系统、教育活动以及教育中的人的不同假设,直接影响到教育评价制度的建构和教育评价手段的采用

在经典科学的思维范式中,“事物成为客观的、僵化、无组织、死气沉沉的东西,它只会在外界规律的支配下运动。被抽象到这一程度,没有形式,没有组织,没有个性,这类物体当然极不真实。不过,用它们来做测量和试验却很方便,而测量和试验之行动却是极真实的行动。”②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思维方式,它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同样看待,把复杂的教育过程看成工厂中的产品加工过程。对于封闭、确定、抽象的事物或活动的评价,力求客观、精确的刚性评价制度则是简便有效的。刚性教育评价制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通常只评价教育因素与学生发展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不考虑其它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只评价预定的教育方案是否实现,而不考虑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意外收获;评价标准追求客观、精确,一些不能精确、客观评价的东西被拒于标准之外;重视共性因素的评价,忽视个性因素的评价,等等。测量和评价物那样测量和评价人,虽然便于操作、简单高效,但在很多情况下评价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共性的、预设的、僵化的东西,而一些本质的、个性化、生成的、鲜活的东西却被忽视了,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远离我们而去。更为严重的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了。如果说简化的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能够有效地认识线性、封闭、确定的简单系统,那么对于认识多变量、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就未必有效了。自然界、社会和人体中恰恰都存在许多复杂系统,如气候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信息系统、大脑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教育系统中有人、物、信息等多种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教育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教育过程是计划性与生成性的统一,教育结果是预期性与非预期性的统一。例如,教育影响和学生发展之间就存在不确定关系,许多精心设计的教育事件对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影响,而一些偶然事件却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样,教育评价就不能只关注有目的、有计划活动的教育价值,也要关注教育过程中非预期的、偶然事件的教育价值;不能只重共性标准,也要重视个性差异;不能只看重精确评价,也要看到模糊评价的意义。为了使教育评价不远离教育活动的真实面目,应该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弹性教育评价制度。这种教育评价制度是规范的、判定的,但更是引导的、激励的。

二,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思考任何事情都必须透过表象与真实、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等两极的对立去进行,对立的二者之间是算计与被算计、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分离和对立。教师是学生的评价者,学校是教师的评价者,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的评价者。

体与客体、物质与环境、系统与元素等的对话。“对话意识”所追求的,是消解上述种种两极之间的对立,让它们平等地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作用,产生出某种既与二者有关,又与二者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对话式的真理是超越的真理,是两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肯定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一极吃掉另一极后创造出来的。③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思维,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等两极之间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重视两极在互动中实现转换。这样,教育评价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对另一方作判断、下结论、排秩序的单向活动,而是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互相赏识、互相鼓励,积极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双向活动。通过对话能获得理解,通过研讨能激发创造。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价者的需要而控制被评价者,而是为被评价者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激励被评价者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

三、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执着有其狂妄的一面,认为复杂的现象都遵循几条基本规律,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就可以把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过度相信科学的力量,某些人甚至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受这种科学功能观的影响,人们对教育评价的功能很乐观,通常没有考虑到教育评价功能的限度和可能存在的负功能,动不动就给学校、教师和学生严格地排秩序,肯定地下结论,精确地作预言,并且经常用优劣、好坏等极端标准一锤定音。被评价者也非常相信评价结论,获得好的评价就沾沾自喜,获得不好的评价就垂头丧气。现代科学的发展破除了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物理学家福特断言:“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

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尊重被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所歧视的偶然性、特殊性、无序性、不确定性等,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组织与自组织等的不可分离,及有序与无序的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精神。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等,则体现了宽容精神。时间的不可逆性、对象与环境不可分离性、系统方法等,则体现了历史意识。总之,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是谦虚的,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的功能,对科学功能的限度和负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评价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评价中就会更宽容,慎重使用评价权力,充分尊重和关怀被评价者,不轻易给被评价者下定论、贴标签、排顺序、做预言。对于被评价者而言,不再盲目相信、被动屈从评价结论,而是主动反思评价结论,既不会因好的评价而骄傲自满,也不会因为不好的评价而丧失信心,评价成为他们发展的新起点。

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产生什么影响,在很大态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运用它。如果人们片面地对待它,或被动地受其影响,那么消极影响就不可避免。要正确发挥科学思维方式的作用,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就必须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坚持主动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习惯性的思想观念、隐蔽地发挥作用的思维模式,通常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在深层次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进行反思,而只是被动地受其影响,就不知道科学思维方式是否先进,对我们的行为和活动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会丧失自主判断能力,过度迷恋它、依赖它,从而受制于它,成为它的奴隶。要让科学思维方式发生积极作用,人们必须增强自主性,把它从潜意识中挖出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有选择地运用,并对运用过程和活动结果进行监控。一句话,就是变被动影响为自主选择、能动运用。

在教育评价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的争论。两种取向的提倡者都是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来理解教育评价,都无法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性,因而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片面的。提倡科学主义的人相信客观的实验,评价的目的是要了解经过实验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评价采用自然科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如评价者必须严格采取中立的态度,防止带有个人的价值观;所收集的资料都是量化的,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根据在标准化考试中所取得的数字或分数来判断许多课程计划的质量和学生理解的水平,等等。人文主义取向者认为,实验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既不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切割开来分别加以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主观倾向性。相反,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个案研究是一种“灵丹妙药”,因为必须把人类行为置于特定情境中加以理解;重视在调查研究中,在随机观察中,在与参与者的会谈和讨论中,获得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资料。⑤经典思维方式对科学本性进行了狭隘理解,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因而不能全面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共性与个性、定性与定量等问题上,持非此即彼的观点,造成教育评价的片面化。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观察者、认识者与被观察者、被认识对象是相关联的,科学研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价值关涉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相统一的,多义性代替单义性等等。当前,教育评价所强调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他评与自评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观点和关联的观点认识事物的特征。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辩证思维,人们也应用全面的观点对待它,并运用它来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超级秘书网

我们发现,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看似合理和科学的东西,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却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例如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认为评价结果越精确越科学,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认为像教育这样一个自身是复杂的、变化的、模糊的对象,设立一个相应多元的、模糊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精确”。⑥相反,一些以往被视为影响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因素,如教育评价者的价值倾向性,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却恰恰是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应有内涵。这说明,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如果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就有可能犯错误。例如,如果停留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理解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要么就会认为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导致教育评价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要么就会因对机械化和非人性化的不满而完全否定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科学是经典科学的发展,它能够包容经典科学,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可以看作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些特例。如果说经典科学的“精确”的取值是一个点的话,那么现代科学的“精确”的取值就是一个区间。在特定条件下,经典科学思维方式仍有其价值,同样的,对于受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传统教育评价的合理一面,我们也应该予以继承。

注释

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②莫兰著、吴泓缈译《: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③滕守尧:《对话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页。

中国科学论文篇(11)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学术背景。如果我们把“百家争鸣”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自觉建构的话,那么“三代”文化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则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这一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因为,它不仅渗透和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诉求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帝时代既是华夏文明的开创期,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在有关的神话和传说中,圣人崇拜与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联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深层原因。《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为也。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为行陆,作舟以为行水,皆圣人之所为也。”《韩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燧人氏。”《易·系辞下》云:“包牺氏殁,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称“伏羲作八卦,结绳而为渔罟”;黄帝、尧、舜“垂衣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德意象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趋向。而依照诸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和对圣人的理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想社会和治世之道,进而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基因。可以说,这种非西方式的“创世神话”,使中国文化不仅呈现出以人为本和向内探求与外在超越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致思,也未形成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文”与“神文”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和紧张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五帝时代的文化传说集中体现为融神祗、英雄、祖先为一体的圣人崇拜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而成为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那么,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则无疑为这种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将本来只是根据血缘关系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改造成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与此相适应,周人则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学到人学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灿然完备的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德”为核心的礼乐人文文化。然而,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至春秋时代,特别是进入春秋后期社会巨变,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对历史文化的全面反思和价值重建则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对社会治乱的深切关注,对以前文明的反思、存有和超越,对人生存状况和命运的终极关怀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思考,既是“百家争鸣”的实质和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的动力机制和学术语境。因此,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等问题,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既追寻“礼崩乐坏”的根源,又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既探寻人性的最后根据,又追溯天地的起源和宇宙的本质,从而建构了一个以人为本,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的雏形。而老子、孔子、墨子以下,诸子之学在存统中相互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以道、儒、墨三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三大传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早期建构的真正完成。

可以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时代主题,既是“百家争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自然、人文和科学相统一的文化模式建构的内在机制。

(二)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不惟道、儒、墨三家。老子、孔子、墨子亦非道家、儒家和墨家之创始者。其所以以老子道家、孔子儒家和墨子墨家为代表,完全是因为他们既是原始道家、儒家和墨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的奠基者和开创者。而以其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结构模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的本质规定和绵延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

吕思勉说:“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汉志》说道家之学“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面南之术也。”“清虚以白守,卑弱以自持”,实为道家最要之义。《礼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其所言者,为君人面南之学可知。而其下文云:“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能不治。”又云:“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清虚以自守”之注脚。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这既深刻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又表明了道家与儒、墨、名、法诸家之学的内在关联。

史称老子“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不仅主张回到结绳而治、小国寡民、民无知无欲、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而且更以极富历史哲学的慧眼和宏大的宇宙精神视野,省察现实,反思历史,既看到了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盛极必衰的发展规律,又批判礼乐文明的暂时性和儒家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内在而超越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不彻底性;既追溯宇宙人生的最后本质,又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道法自然、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既以自然之道为最高价值追求和目标境界,极力倡导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文明主张,要求人们“见素抱朴”,“返朴归真”,“复归于婴孩”,“比于赤子”,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传统的先河,而且赋予中国文化以博大的自然情怀和精神特质。庄子继承老子思想,更以审美的眼光崇尚自然、本真自由、逍遥的心性人格,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

孔子祖述尧舜、文武,取法三代之礼教,并以周文化的忠实继承者的正统之居,建构了一个以“仁”为本,以“礼”为“文”和纲纪,而注重内在超越的道德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为古之“为己之学”的内容;“正南面”为古代礼制,二者都属于先王礼教。孔子儒家认为,“天有四时,……无非教也;地载神气,……无非教也”(《礼记·孔子闲居》)。《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曰:“夫圣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教”指“礼教”、“教化”之义。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论语·仁里》)但他同时认为“恭己”是“礼制”得以施行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求诸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仁里》)。“复礼”就是恢复礼制、礼教。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中重礼乐教化和道德内省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先河。

孔子以下,儒分为三,“内圣之学逐渐发展为以《中庸》、《易传》为代表的宇宙本体论传统和以思、孟为代表的心性论传统”互补、互动的道德人文主义,〔4〕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统一,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但就其本质而言,儒家所竭力倡导的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天”,也不排斥自然和科学,而主张“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见闻所知”与“德性所知”的统一、“格物致知”与“穷理尽性”的统一。其天道性命思想中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但并不是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之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儒家以人为本,强调内在超越而非外在超越。可以说,仁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独特文化价值理想。

墨学源于儒学,但它不仅与儒学相对立,而且与道家思想相异趣,完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学派。《淮南子·要略》说:“墨者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其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别亲疏。”正如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所说:“墨家薄礼乐,而不废《诗》、《书》。不废《诗》者,取其民间生活之记载。不废《书》者,以其载古代帝王之勤劳务实之事业。最能表示中国古代人之勤劳笃实之精神之古代人物,无如平水土躬稼穑有天下之夏禹。故墨家倡法夏,墨子兼爱所重者,在下察于百姓耳目之实,求所以使人人之得衣食,而裕其生之道。乃不重少数士君子之盛容修饰,弦歌鼓舞之礼乐生活。故墨子精神所重者,在社会经济。”〔5〕其实正如韩愈所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为孔、墨。”〔6〕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那么墨家的思想核心则主要体现在“百姓日用”方面。当然,儒家所谓“知”,主要还是道德知识、道德本心或天理良知,而不是关于外物的科学知识,而墨家也不仅仅停留在“百姓日用”的层面,而是科学形态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说儒家学说是价值论的,那么墨家学说则是事实论的或真理论的。而后期墨家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墨子思想中的知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成分,不仅建立了可以与亚氏逻辑和因明学相媲美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提出了大量的科学思想,从而使墨家真正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主义的典型代表。

孔子、老子以后墨家包括名家多受非难,但也不是全盘的否定,如孟子、司马谈、欧阳修等人对于墨家“强本节用”等主张则给予了明确而充分的肯定,不仅认为“有足取焉”,“不可废也”,而且认为“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其实,儒墨之争主要在政治伦理方面,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最有价值和最具特质的知识论和逻辑学思想却很少提出异议,当然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当然,在正名问题上儒墨两家亦有不同。孔子主张“以名正实”,而墨家则主张“以实正名”,并进而探求正名之则,可以说儒墨两家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道家不仅主张“无名”、“非言”,而且反对“为学”、求知,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强调超越知识和理性的直觉思维的至上性,并以此作为达致无欲无为而同于“自然”的心灵境界的唯一途径。但这只是就形上本体而言的,在形而下的范围内道家如庄子同样对语言概念和知性思维的功能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道家和儒家都是通过内在超越而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境界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与儒家既有相通之处,但同时又与墨家强调天人、物我、主客对立和外在超越的工具理性与逻辑心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以说,墨子和后期墨家立足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主张外在超越,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关注外物知识获得的可能与方法,以强烈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形成了与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以老子道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异质互补的科学主义,而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并蕴涵着向民主和科学道路上前进的文化基因。

(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富于自然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文化。以道、儒、墨三家之学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从本质上说根源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模式,不仅在于它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而且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

道、儒、墨三家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要素和基本模式,首先在于它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春秋以降,学术下移,第一次出现了“殊途百虑”的文化重构的历史机遇,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思想家,不仅对从传说时代到殷周时期的学术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而且以其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熔铸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从而成为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战国及其以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出现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趋势(《庄子·天理》),各种思想相互对立、碰撞、交融、吸收,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也”,显示出学术交融的博大气象。而经过孟子、庄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则从根本上确立了由孔子、老子、墨子所开创的老学、儒学、墨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基础地位。可以说,直到汉代儒家独尊和佛教中国化以前,以儒、道、墨为代表,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并未改变。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所说:“孔老墨之盛,非徒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时代之终,其余波及于汉初,犹有鼎足争雄之姿。”从思想内容来看,在这一文化模式中,既包含了对现实的人的心灵与肉体、理想与现实、形上与形下、德性与知识、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矛盾的揭示和理解,也包含了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方面的智慧。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绵延发展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