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7 18:01:42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3-0052-05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宗旨是“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1］。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一度取消,直到结束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既在整体上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人们开始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冷静与理性,力求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启超虽然最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但过于笼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2］
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第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初步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层次和结构,特别强调了科学客观的研究风尚,着力于系统性、错综性研究。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还有多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坚持面向知识塑造和实践检验的研究局面。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正是由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向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才使得本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术方法、基本范畴和现实功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2）
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世界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情感的各项认同度，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计献策。当前的世界实力是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要想认清当前世界，就必须建立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本文中主要分析了世界史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充分发挥世界史的教书育人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学习世界史对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在当前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思想领导的重要作用，建设完善的意识形态，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我国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在2015 年 1月19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在该项文件中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高校担负着输送人才和理论支持的重要任务，因此，做好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至关重要。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兴起了许多的国际问题和思想理论，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各种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冲击，对学生们的价值追求造成许多不良影响，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阻碍。导致大学生盲目追求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理解越来越弱。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加强民族教育和国家情感教育非常重要。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传播的主体是高校教师，他们担负着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政治和民族各项认同感的重要任务。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安国情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历史的意义在于保存民族记忆、促进文化认同和维护善恶平衡，维护公平和公正等重要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能够帮助人们提升民族自豪感，培养民族的进取心和自尊心。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高校中的历史教师，需要具备高度的教育责任感，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全面提升学生的观察等各项能力，帮助他们认真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研究和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上，都有需要从世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世界史。世界史教师在传授世界史相关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和精神以及道德情操，提升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一来就能够确保搞笑的思想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世界史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世界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途径
1、学科体系方面要加强世界史的教学和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
通过学习世界史的理论、观点、方法借鉴和交流融合，将世界史和思想政治理论相融合，提高学生将学习到的思想政治理论运用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相关能力。培养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要同时具备思想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各项知识技能，同时还要具有跨学科素养研究能力。世界史的授课教师，要加强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掌握，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西方社会的各项理论和思潮。同时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历史的角度，为学生深入讲解各项问题，在大历史和全球史的前提下，通过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为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的深刻意义。
2、加强世界史专业教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来说，科学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校内外所有教师的沟通和交流，不仅仅是世界是教师，还同时包括各学科的教师，摒弃过去的教书匠思想，从整体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水平，同时还有助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世界是教师在做好第一堂课的基础上，还可以加强与政治思想理论教师的交流和沟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第一课堂的基础上，构建世界史第二课堂。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学校可以组织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和论坛，以及学术讲座等活动，专门邀请和聘请世界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讨论。此外可以通过读书会、辩论会等形式来提升学生学习世界史的兴趣。全面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综合水平。
3、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引进世界史的教学和学术活动
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各方面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各方面能力综合成长，特别是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的培养意义。高校中，教世界史的教师们要积极参与到建设校园文化之中，以学术为本，在校园多开展一些世界史的公开课、选修课和读书会等活动，同时还可以开展世界是学术讲座，或者是通过图书馆来普及世界是的相关知识，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世界史的学术性、知识性和思想性，提高学生们学习世界史的兴趣。此外，将世界史通过相关学术教学活动，来向同学们展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建设校园文化，正确树立学生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全面培养学生掌握世界史的各项能力，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时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体现。通过学习世界史，大学生能够发散思维掌握更多知识，用历史来沉淀学生的知识水平，提高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的掌握能力，对于学习我国历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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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希中.“书名竹帛”：历史承载民族记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5）.
[3] 苏几.今人该怎样研读世界史[N].中国青年报[J].2015（2）.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161-0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名称曾经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概论”等，直至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变化。每一次课程名称的变化，都与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紧密有关。依据中国社会、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等宏观政策变化过程，可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19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为相关部门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将“新民主主义论”列为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的公共必修课之一。此后，“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前身，正式进入大学课程体系。
事实上，1949年10月8日颁布的《办法》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献。例如，它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目的及重点并没有详尽的规定，对政策如何实施也缺乏规划。这种情r到了1950年有了改变。195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详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重点，应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等七个方面。
但是，各高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1953年6月，高教部下发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调整成为“中国革命史”。这一做法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将课程内容扩展为“中国革命史”是一种必然趋势[1]。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56年9月，高教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这是对以往课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中规定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学期、学时以及课堂讲授与讨论的学时比，以及课程的考核要求等等，较为详细。
总之，自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高校“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属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相关部门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基于以下背景：一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决定了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开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政治运动开展教育，使学生的政治认识有明显的提高[2]。二是国家的政治任务及全国高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发展和要求决定了该门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迁。三是在课程目标上，突出强调革命性。有的文件中就强调要让学生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因此，这一时期，反映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对于历史教育而言，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视角而制定政策。至于“新民主主义论”课，在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上往往也是围绕着国家政治任务而展开。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文提到的高教部于1953年6月颁布的《通知》中指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要“特别着重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加强学生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3]二是历史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这个指导思想也一直持续到“98方案”出台以前。“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在全国各个层次的院校都要开设，在排课顺序上也经常排在其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位，一般情况下，课时也最多。
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十年（1956―1966）
1956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国家制定课程政策时也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主，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为主的转变。与之相适应，高教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下发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高校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了“中国革命史”。后来“社会主义教育”又被‘马列主义基础’取代。1959年以后，“中共党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在高校逐步开设。1964年10月，下发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过去的政策相比，该文件对“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制方面都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历史课属于曲折发展时期。首先，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但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的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这在当时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有明确反映，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当然，从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是相关部门进行课程政策调整的原因。例如，鉴于“中国革命史”教师无一人是从大学本专毕业的，所以教育部主张建立专门培养和提高高校政治课教师的学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系或专业[4]。和以往政策比，在培养师资方面，这是一个进步。总之，这一时期围绕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如下特点：一是党和国家依然重视历史教育。从1957年到1958年，高校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律停开，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虽然这一做法并不科学，但足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二是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方面的课程政策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时摇摆不定。例如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课程名称亦曾频繁变化。课程名称变动大，内容变动也大。所以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在这一时期缺乏相对稳定性。但总的来说，“中共党史”基本保持了正常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时期一度停开“中共党史”课（1966―1976）
“”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校也是个重灾区。“”开始后，从1966年到1969年，高校在校学生被停开所有课程。1970年秋季恢复了高校招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得到了恢复。“中共党史”即为当时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时期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时的特点依然是以政治为中心，受其影响，“中共党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性，在政策的制定上“无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要求，无视教学规律的特性，完全与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相结合。”[5]尽管从1970年开始，高校恢复了“中共党史”课程，但是在和“”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以“革命大批判”取代了课堂教学，政治理论课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6]属于历史教育的“中共党史”课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
四、“三大课改方案”：从“中国革命史”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977―20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到目前为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三次改革，产生了三个课程改革方案，包括：“85方案”、“98方案”和“05方案”。
（一）“85方案”中的“中国革命史”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198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对高校大学生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所以，这一时期，从课程设置上看“中共党史”又改回到了“中国革命史”，该《通知》也被称为“85方案”。
与改革开放前比，该阶段在政策制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以，政策制定时不但强调以政治为中心，而且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从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的课程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其次是对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了深刻认识。国家相关部门的文件中也曾多次重点强调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5月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中就曾明确“必须明确肯定每门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科学。”[7]三是政策制定更缘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时效性的需要。例如，突出对实践教学的重视，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85年到1995年，涉及到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文本大约有十个，其中至少在七个文本中都强调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四是政策制定上注重中国革命史教师学历哟蔚奶岣摺G康鳌耙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师资。”[8]在政策实施上除了和过去一样，在一些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本科专业外，更鼓励肯定试办“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这在以往的文件中是没有明确提到的。应该说，“85方案”中关于历史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忽视思想性，影响了教学实效性。针对“85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出台了“98方案”。
（二）“98方案”中的“思想概论”
“98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及规范“两课”课程设置，1998年6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被称为“98方案”。为了加强中国革命史教育的理论性，“98方案”用“思想概论”取代了原来的“中国革命史”，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思想的学习，该政策使得高校历史方面的教育从理论层面上得到了提升。
这一时期，国家对历史教育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有创造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导向发生明显变化，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度以“德育”这一名称代替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概论”即为德育课程之一。二是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课程名称的调整即为证明。在“85方案”中，将“中国革命史”课调整为“思想概论”课，这一调整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从“思想概论”到“邓小平理论概论”的课程逻辑[9]。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在强调历史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了对历史理论的重视。三是历史教育课程不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理论”。
（三）“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05年3月， 、教育部下发了《实施方案》，史称“05方案”。“05方案”规定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与其他阶段比，这一时期课程政策的制定有一个突出的背景：那就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苏联“三中心”教育思想的影响，即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10]。进入21世纪以后，开展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政策导向上，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开始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05方案”及其以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提倡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制定的政策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价值取向上，则突出以人为本，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二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会充分考虑一线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建议及需求，重视实地调研，制定政策。三是将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集全国之力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改变了过去历史教育课程“一纲多本”的现象，全国高校使用材，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四是重视课程建设。首先是出台相应课程建设标准。如2010年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指标具体细化，易于高校操作，如课堂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人，鼓励小班教学等等。其次是在有条件的高校推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级精品课程建设。目前为止，较典型的有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等。最后是结合实际需要，多次修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大纲，使得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五是抓学科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二级学科已于2008年增设，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更加科学。
综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的变迁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较深，政治性比较明显，体现出了该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政策变迁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体的意志，对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关注略显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目标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除关注其政治性和思想性之外，更关注该门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学术性，尤其是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的有效途径，更关注大学生整体素质教育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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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辉.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J].教学与研究，2008（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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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姬丽萍.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演进[J].中共党史研究，2010（11）：33.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4）
[作者简介]李正亭，西南林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云南昆明65022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153-0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这一课程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等各个层面。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学生系统地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曾使用过“公共必修课”、“政治理论课”、“共同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等名称，但绝大部分时间采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名称。本文就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课程与教材历史轨迹作简要梳理。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就对思想政治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1949年底，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当时确定的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1951年，“社会发展史”一课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再加上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着重于讲授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
1950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指示，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该课程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改为“中共党史”)。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有两本：《马恩列斯语录》(编)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习》。由于苏联色彩浓厚，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年后，该教材出版。
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12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
1961年，教育部《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分析了当时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明确当时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还规定了课程设置和学习时间，布置了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和培训师资力量等任务。
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当时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配合学校中各项思想政治工作，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围绕新的任务，教育部对课程进行了新的调整，并提出了编写新教材的原则和要求。
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停开。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结束。1980年，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
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8月，教育部试行《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规定(草案)》，对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学习时间、阅读书目、考试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教育部规定，研究生的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报告”两门课程。
二、不断深化改革到“98”方案的实施
1978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对建国以来28年全国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对“”在“”时期对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破坏进行了批判，重新明确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目的和任务。
从1978年至1984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主要是纠正“”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学内容。1980年7月，教育部印发《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地位和任务，明确了马列主义课的教学方针，确定了马列主义课的课程、学时、大纲和教材，并对高校马列主义课的教学制度、教学环节、教学方法、教师队伍建设、领导管理体制等作了明确规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精神，教育部决定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1984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确定在高等学校新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从此开始，马列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简称为“两课”，思想政治教育正式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科和专业进行建设。这一阶段思想政治课在课程的设置上主要是突出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四门课为主的课程体系。
从1985年到1997年是“两课”形成时期。1985年，三中全会后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复旦大学成为首个试点。不久，由牵头集体编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此次调整中还把“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时任总书记的还提出，要开设“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课程，后来这一课程演变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1986年到1988年间，各地高校组织编写出版多个教材版本。在改革逐步展开的过程中，课程设置由原来的老四门变为新四门，即“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不久，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
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复旦大学首先开设了“邓小平理论”课程。同时，为了加强对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也相应调整为思想概论。这次的课程调整方案又被称为“98方案”，即1998年经报请党中央同意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高校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理科分别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等课程，另有“形势与政策”课。
“98”方案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思想政治课的学科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学科加以建设，把“两课”作为学校的重点课程加以建设。把课程建设和教学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重要课题，列入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把“两课”教育工作的状况作为评估学校工作和领导班子实绩的重要条件，作为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准之一。1997年12月，国家教委成立了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指导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加强“两课”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1998年到2004年是“两课”的发展时期。1998年4月23日，党中央批准了“两课”课程设置新方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文科开设)、“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八门课程，并于同年秋季实施。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于2003年调整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三、“05”方案的实施：高校思想政治课全面务实的改革
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年中共中央以16号文件的形式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和教育部于同年12月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5年1月批准了这个《意见》。《意见》将“两课”更名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对具体的课程内容作了新的调整，确定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课程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与政策”。本方案从2006年秋季开始实施，简称“05方案”。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5）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党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教育的主要任务。通过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优秀素材的汲取，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由于高专学生知识缺陷、人文精神缺失、现有课程体系缺失，导致历史教育弱化，影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因此，要积极探索更具实效性的方法，而融入历史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有效途径。
一、历史教育对于高专学校学生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与主渠道。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些当代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现实问题有关。因为不懂历史，思想根基不牢，初步建立起来的主流观念容易被现实中的负面因素所颠覆，所以，提高高专学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
邓小平曾经说过，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深刻理解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为《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撰写序言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指出：“发展新的事业、开创新的局面，更需要总结、研究历史经验，做好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工作。”他还强调，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所以，在高专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历史教育，使学生逐步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思想理论修养，把自己培养成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二、高专学校学生缺乏历史教育的现状
（一）缺乏历史知识和素养
由于高中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们是围绕考试的指挥棒转，考试考什么就学什么，尤其是理科学生高中一年级就不再学习历史，理科学生普遍缺乏对文科知识的兴趣，这就使很多学生不重视历史知识的积累，进而造成他们的历史素养缺乏。笔者在教授思政课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学生对提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思政课教师授课当中，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去讲解历史，如果不讲，学生就不能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迁理论、政策和方针的提出由来。
（二）缺失人文精神
一些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只偏重于科学教育轻视人文教育，强化技术教育，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的人文精神完全被实用主义，折射到课程设置上，技术类课程设置硬化而思政课程偏软，在管理思想上过于强调专业而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因此，从思政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来看，将历史教育引用到高专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是提升高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成效和学生人文精神的有效方式。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不完整
在高等本科院校，公共思政课程有四门，高专学校现开设其中的两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而缺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上，高专生可以说是“先天不足”，何况高专生在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上并不高于本科生。
三、将历史教育融入高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一）将历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历史教育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教学中要围绕“思想性为主，知识性为辅，史论结合，以史带论”，以史为媒，达到思想政治理论的育人效果。《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简称05方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和课时进行调整，更加凸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具体表现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和主要内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离不开孕育的历史语境，2005年方案强调指出：“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对高专学校而言，就更需要把历史知识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中去，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下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如在讲授思政《基础课》中民族精神的培育时，应主要从传统文化、民族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提炼素材，激发大学生内心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激情，进行道德教育，借以培育人们兼容并包的精神，培育起全球性眼光和战略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实现从历史教育角冷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达到思想政治理论的育人效果。
（二）参考借鉴历史教育的教学形式
历史教育具有生动的、形象的鲜明特征，借鉴历史教育的形式，会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形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效性。比如，历史研究注重实证分析，讲究史料收集整理，及其真伪的辨别，并要求对史料进行选择、综合、对比、分析等多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也大可参考借鉴，采用最真实、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史实，作为佐证，用其说话、说理、感人，教育大学生明辨是非，崇尚真善美，提高道德判断力，坚定和增强政治立场、鉴别能力，锤炼大学生分析综合的能力。又如，历史教育要求学生全面了解多学科知识如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然后根据已有掌握的综合知识，进行分析运用，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思想政治教育也可通过各学科的知识教育体系，从不同的视角，实现教学教育目标，既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又使大学生发现自己的优点，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再如，历史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历史教育和研究关注人性和生命力。因此，历史教育忌生搬硬套，讲求真正的体验、感悟、启发，拥有鲜活的生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顺应时代要求而进行改革创新，以此为鉴，才不会脱离时代而显得枯燥呆滞，从而保持勃勃生机，达到“三贴近”的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能够承担起时代使命，发挥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7）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高校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是这一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时局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历经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变化和调整， 课程内容也不断增减、修改、充实， 对于历代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党史的研究、学习、宣传和教育，高度重视运用党的历史经验和总结党的新鲜经验来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大局。多次要求学习党的历史，指出：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提出青年人要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强调： “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指出：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2]中国近现代史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他们的观点直接指明了近现代史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近现代史要着眼于从历史角度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将党的历史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逐步培育和形成内涵丰富的党史文化，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据观察，我们大部分大学生都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够为国家繁荣发展做贡献。例如汶川大地震的救援活动中以及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中，大多数青年志愿者是来自不同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但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一些需要通过深入研究加以解决的新问题。首先，全球化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开放的信息、文化的输入和多元的价值观特征，直接影响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全球化在推进多元文化交汇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撞，使得全球化下的文化传播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渗透或文化扩张，其实质是价值观的推行和扩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输出，这个现象对我国大学生的一些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影响。其次，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在心理承受能力、客观认识问题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由于社会经验的欠缺，思想方法的不成熟，他们在思想意识领域政治敏感性不强。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类的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很不了解。可见，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也存在着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那么，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门以史学为基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问题应当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和潜心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 、中国近现代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体现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这样说：“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科学的政治科学无根。”[3]可以说，这句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科学与政治科学的密切关系，治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近现代史教育不仅是一般的历史知识教育或学术教育，而且也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它主要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近现代史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渗透功能，对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国情，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弘扬民精神。
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才能了解到正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灾难，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从林则徐的“虎门硝烟”、关天培的壮烈殉国、左宗棠的收复新疆、冯子才七旬上阵取得镇南关大捷到杨靖宇的东北抗日、方振武的毁家纾难、佟麟阁的以死报国和张自忠的壮烈捐躯，无不是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的充分彰显；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转战大半个中国，威震京津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无不是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最佳体现。在民族精神方面，我们有可贵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意在提高大学生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和培养大学生的无私奉献， 积极乐观的精神。还有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迫害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 意在帮助大学生树立分清是非、无所畏惧的正确的挫折观。再比如说亲属为革命牺牲及表现出的矢志不渝坚韧顽强的精神， 意在提高大学生临危不惧的品质和忍受痛苦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培养爱国主义观念。在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观念， 历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些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牢记历史，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觉地增强凝聚力和生命力 。
2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曾讲过：“历史是一面应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他还说：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为了加深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立足现实，指导现实”。
[4]教学中把解析历史问题和分析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为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方法论指导和重要启迪。比如，我们可以运用英雄人物榜样的力量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针对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中华民族进行掠夺和压迫，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对大学生进行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教育；对于洋务派创建民族军事工业，中国商人开办民族产业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对大学生起到创新教育的作用，他告诉大学生群体中国的社会需要变革穿心才有出路，正如启超先生所说“变则通，通则久”。
3.以历史的思维来审视并解决现实问题，为未来的建设吸取经验和教训
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倡导的“西学为用”，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向往在中国建立共和体制，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挫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 都说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是在以开放的意识、改革的理念来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百年历史它包含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 从器物方面的引进到制度方面的学习进而到文化方面的学习， 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也是晚清时期闭关锁国而走向衰落的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和经验。从1840 年开始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经历了许多的波折，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巴黎和会谈判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入侵、三年的国共内战、新中国的建立、十年、现代化建设的挫折，在这种种的历史背后，都有着血一样的教训。学习这段历史，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我们有义务去珍惜无数的先辈用血泪换来的今天的新生活；要让学生们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肩上的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为了祖国的腾飞，更要奋发努力；要让他们吸取经验和教训而不再重蹈覆辙；同时也为了给学生增加忧患意识，让他们牢记这百年的荣辱与奋争。
三、多渠道多方法把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1. 高校成为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阵地。
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运而生并逐步确立起较完备的课程体系。此外，在大学校园建设中，近现代史教育元素往往缺失。在一个个大学城，更多的是充满现代性和时尚元素的大楼，千校一面，而鲜有蕴涵着历史教育元素的标志性建筑或场所。校园建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物态载体，它可以发挥显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2.突出重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近现代史教学可以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应用，利用图片、视频、影片给学生以直观的认识，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开展文化月等各种活动，从校内走到校外，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等等。
3.提升任课教师的政治敏锐性。
任课教师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为立足点， 深刻了解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线， 这是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基础； 其次， 教师要对历史知识和所涉及的理论有深入的研究， 教师应该善于在通俗平实的史实中挖掘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利用图片、视频、影片给学生以直观的认识。深入开发多媒体教学手段， 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增强师生的互动性， 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 以便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最后，利用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和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积极探索，大力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活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优势，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新方法和新途径，进一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动与红色资源地区的沟通联系，共同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 史政结合
教材和教师都应该善于在通俗平实的史实中挖掘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是以中国这一百多年经历的史实为主线的，但是为什么将这门课程加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中，怎样将近现代史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这就要看教师在授课时的教学方法了。这并不是一门单纯的历史，而是要将史政结合起来，讲史实的同时要将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寓于其中，通过讲授一些历史事件，用爱国主义历史人物的情操来熏陶学生，帮助学生树立理想、激发爱国热情；要以理论的高度从史实中的一些事件中提炼出一些经验教训，教授给学生；要用历史联系实际，用史实来告诉学生我们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将来应该怎样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有些教师单纯为了迎合学生的喜好将正史野史都讲授进去，将这门课仅仅变成了历史课，这样做就违背了将这门课程设置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初衷。
在新世纪的今天， 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同样对大学生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等的重要职能，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 努力创新方式、方法， 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觉悟的科学化水平而努力， 这也是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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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8）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平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Z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下简称陈著），陈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在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思想的传播，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陈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全书30余万字。该书对于从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学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讨论多有前人所未发之处，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概而言之，陈著有如下四点创新之处。
一、对以往较少关注的知识群体的发现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都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之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随着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带着西方新思想的归国留学生越来越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其中几个主要留学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是当时最为强盛的大英帝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来自英国文学，而严复的全部译著都来自英国著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几个美国、日本、法国不同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美国、日本、法国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英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具有不同国家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宣传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带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人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与留美学生、留日学生、留法学生相较，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陈著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狭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留英学人成为陈著的研究对象除了“时常出现”“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著指出：“在精神状态上，留英中国学人既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们曾经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间，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思想运动有着极强的紧迫感，因此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常常夹着感性与混乱。1921年杜威在《亚洲》杂志上指出：“这场运动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学人主张学习西方，英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发展都与留英学人思想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在这场思想大启蒙运动中，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学术理论的讨论，对国际时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学人在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对于一战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国际主义的探讨都极大丰富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也因此，才显得留英学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们加重视学术，使得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和作用更为持久。
在研究对象的视角方面，陈著也有着新亮点。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为例，学界往往局限于个体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没能从个体中研究他们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陈著通过具体探析个体留英学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学人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开拓了研究视角，对思想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二、国际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陈著指出：“所谓‘国际史’，是传统外交史领域下的一个新兴子学科。与传统外交史方法不同，国际史是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它关注的是大历史，即除了传统外交史问题，文化和社会也是关注对象；还探讨国际权力体系和某种特殊文化观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民族抱负和集体失意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推进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运动往往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刺激并结合自身实际而产生的反应。的发生正是一战后的国际大背景的刺激而发生的。因此通过时人尤其是有着扎实学理基础的留英学人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对于了解国内政治、思想运动的国际背景有着重要的作用。陈著运用了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还运用史料实证研究，从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学人政治思想上的反应。首先，陈著阐释了留英学人对于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运动与思潮的思考，关于战时大英帝国的政治改革；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演变；关于美国、日本问题；关于战后的“代议制之改造”思潮。这些国际主要政治运动与思潮刺激着留英学人，对留英学人的国内政治改革有很大启示。其次，陈著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阐释了留英学人面对“五四”前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过程，对于国际政局的判断，并由此表达的对外态度和政治主张：关于参战论和修约论，关于警惕日本的侵华政策，关于与英美合作，关于“亲俄”的外交主张：“主张战后中国应开展主动外交，不畏事，多尝试，努力收回国权，并维护不受侵犯；同时积极于战后国际社会中寻求一个正当的国际地位，然后才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最后，陈著论及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思想。留英学人对于威尔逊等的国际主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对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中国参与抱以关注的态度。陈著作提醒：“留英学人对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的认识和接受，似乎与“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相容，但他们以国际主义作为攻守的武器，争取中国的国家和国家人格的意识却值得注意。”学界对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国内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个国际的思想背景以及国内思想运动的国际思想资源。在近代国际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走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以国际史的视角研究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为我们思考当时国内政治、思想运动提供了全面的国际背景和思想资源。
三、对非核心报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个复杂现象，“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期间并非没有主流”[3]。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思想史经过90多年的研究，学界所著论文书刊可谓汗牛充栋，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种单线挖掘。陈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对五四时期的核心材料、领导性的社团的过度诠释也已经形成一些学者所诟病的无所不包的‘史’历史叙述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对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动’，迄今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整体上仍为《新青年》的强势话语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但是，陈著也指出：“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五四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依然存在着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外交等方面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思想言说。”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这种管中窥豹的历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对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
陈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杂志。之所以选用此两份杂志，一则正是对于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史”模式的影响，对于核心杂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对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杂志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容易产生疏漏。再则，之所以选用《甲寅》、《太平洋》杂志是作者考证两份杂志发现，没有把聚拢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视作一个“自在”的社群。“结合两份杂志宗旨所见，这些材料与留欧学生在法国创办的《旅欧杂志》，留美生在美国创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不同，它们是留英学人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爱丁堡评论》，希望做成中国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有一点不同，它们都是由已经归国的留英学人创办、编辑，并在国内出版，而在读的留英学人亦积极参与，这一点说明它们与国内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留英学人注重观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论，谋求国家的发展。因此，陈著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主持的同仁杂志，梳理这一社群聚拢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在内政改革与走向世界两个面向上的思想规划；同时将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与“史”对接，这对于丰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深对英式经验主义的认识
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思想借鉴，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陈著强调，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于学理的思考以及国际政局的考量，因此对于探求中国立国之道更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当今更具有参考价值。陈著指出：“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两个面向，一是内向的政治改革规划，从关注中央层面的内阁、国会等，到呼吁地方层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动联省自治运动；另一个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规划，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英国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最先得到发展的国家，自然对于留英中国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陈著论述了西方理论、内阁制和比较温和的“调和立国论”，并且在第四章重点讨论了留英学人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丰富了寻找立国之道的思想内容，助推了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当今寻找立国之道也有其现实意义。同时，留英学人重视研究国际时局以及如何处理各个国家的关系，探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家的进步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留学史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获得了颇为的成果，但在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却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学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实专注于史料的解读以获新知，所获定是良多。陈友良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学者，采治学之新方法，专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获颇丰。
参考文献：
〔1〕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0）
关键词：隋唐时期，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深化
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谰的时代。她不仅经济发达，综合国力居当时世界各国首位，而且文化极其繁荣，为各国所仰慕。要追究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何如此迅速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到隋唐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了，隋唐是儒家继承的集大成者，对春秋时期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对春秋思想的运用使得隋唐时期的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隋唐时期是每一个将道德教育内容制度化的王朝。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的理论并不是凭空新创造的，而是对春秋时期的儒学思想的集大成继承时期。两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其社会现实状况的不同，隋唐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又是在春秋时期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背景下看，中国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其实际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的发展，就是通常所说的以大儒为标志的儒学发展之成就；二是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整个一部儒学史就是一部经学史。隋唐时期的主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是来源于此。
2. 儒，道，佛三教思想贯穿于两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
隋代与唐代思想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儒费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三教中佛教对学术思想乃至世俗的影响力最大。从总体上讲隋唐的国家政权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而对佛教则容纳与限制并举，对佛教或鼓励或打击的政策使佛教的扩张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道教在思想影响上虽远不如佛教，但由于唐代李姓皇帝把老子尊为远祖，对老子的祭祀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道教经籍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典，道举是当时科举的组成部分，士人通过道经考试可以成为国家官吏。相比之下，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不过，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在隋唐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与佛道二教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纷争。
3. 教育制度的继承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社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的神圣教育领地被打破,佛教、玄学和道教进入了教育领域。对春秋文化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继承更是促使唐朝在面对民族大融合，经济新发展的时候，更加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在民族大融合的同时，文化教育也随之进行着大融合。
二． 隋唐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对春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
1. 儒学成为其主要统治思想
李唐王朝建立封建大一统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和教育上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不仅要重新整理前面朝代的破败局面，同时还要开创自己朝代新的发展局面。因此，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指导。
唐太宗认为，儒学是政治之本，是行三代之教的有效手段。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他认为，有了儒学，就如同鸟能够乘风飞翔，鱼能够于水自由游动，就可以治国理民。但反过来，如果失去了儒学这一重要的政治思想，国家就无法有效的治理，政治上就会呈现一潭死水的局面，甚至会危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前途。
2. “以民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唐代君主不仅喜欢在诏书中征引《论语》，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常常运用《论语》的思想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语》中有明显的“民本”思想，唐朝在继承春秋时期的文化理论的同时，贯穿于政治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对与“以人为本”理念的阐述，在《尧曰》篇有“所重：民、食、丧、祭”，把重民放在四重之首;《颜渊》篇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把富民与君主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唐太宗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以人为本”的思想。贞观六年，他曾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2在这些话语里，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唐太宗对君与民之间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的深刻认识。
3. “以文兴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贯穿于统治过程中
所谓“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实质上就是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把儒家的学说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正是隋唐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隋唐时期教育蓬勃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这一点也正是对儒学与教育关系的具体揭示。
4. “以古为鉴”与“大阐文教”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文化体系
唐代开馆修史的主导思想是“以古为鉴”，即以历史上的政治得失作为现代政治的参照，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大唐王朝采取的一系列“大阐文教”的措施，复兴儒学，兴办教育，发展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项“大阐文教”的工程，其具体内容是复兴儒学，发展文化，其基本手段是发展教育。初唐多以重臣领衔，荟萃妙选以修书。初唐统治者相当关注史学，政府正式设置史馆，大抓修史工作。
5. 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人才选拔机制的重要考核内容
首先，从人才选拔的思想上，“举贤才”是孔子的为政之举，“无求备于一人”体现了孔子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想治理国家，必须识拔大量的人才辅佐；对这些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即可。唐玄宗曾颁布诏书表示过对人才的渴望，只要是“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之人，均要具名上闻；务求实用，不求全责备。
其次，从人才选拔的制度上，隋唐教育建立了一种较为客观、公正、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将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校育人社会选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资料：
［1］ 吴文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孔令纪.中国历代官制［M］.中华书局,2004.
［5］ 旧唐书•儒学(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01-07
我在《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一、之二中回述了我在“”与其后两年中观念上的紧跟、错位和自主意识的萌生，作为个案有否代表性，请读者裁定。随着自主意识的萌生，我试图从传统的思想“定势”中走出来。在我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时（1979-1983年），有成型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的定位，有唯物、唯心两大阵营的区划，有政治是阶级的集中表现的铁则，有彻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通则等等，此前我也曾信奉不疑。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又重新举起阶级斗争的巨斧指向刚刚起步的思想解冻。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深深感到“定势”的僵化；另一方面，想走出来既有胆怯问题，又有眼界和知识的局限。但我还是尝试从“定势”中走出来。
撰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一次尝试。本书198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评价本著作：“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是否树起来了，我也说不清。但我的确是照着这个方向做了点努力。现把我当时的思路做点介绍。
一、我为什么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9年以前政治思想史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这与当时很多高等院校设有政治系有极大关联。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政治系基本被取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被边缘化，几近取消，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多少有一点点关照。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几位还默默坚守在这个领域，且主要是近现代史，可怜的几位集中在人民大学，由何干之主持，接续了香火，功莫大焉！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初涉中国思想史时，读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他在序论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想到，研究历史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则无所归。后来又读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钱穆当时是被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说的，中国的士人以政治为宗教，对我也很有启发。张奚若说“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是以西方为标准而导致的否定，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很难解析中国历史的真谛，因为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思想的作用太突出了。政治思想是传统思想的主干和归宿，不研究政治思想就很难说触及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灵魂，也很难说清楚社会种种问题。
1961和1962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论荀子和孔子政治思想的两篇处女作。后来在其他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几篇。“”一来这些文字都成了“”的“黑话”：张扬孔子的“富民思想”是攻击三面红旗，张扬荀子的“重农思想”是攻击，说墨子的专制主义是攻击无产阶级，等等。再加上我是走资派的红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之类的罪名，6月下旬我就被驱除出革命队伍，被编入“中间组”（不准革命，但也不是对象）。1967年造反派夺权之后，又以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为由，把我投入了“牛棚”。
对“”我始终有些茫然。“9・13”事件后积极参与了批“极左”，“批林批孔”时也想紧跟，出乎意外地又出现错位，挨了一顿批，我也做了检查。算啦，不再紧跟了。反之，我进入沉思，疑问不停地在内心鼓动，不可遏制之时，1976年我秘密写起了日记，记述内心的苦痛、不满和批判。我写过《我在“”中的思想历程》，刊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其中有一节摘抄了部分日记。日记可以说是我对“”和最高领袖的反动。
“”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浓缩性再现，其中有太浓的封建主义因素，特别是在思想上尤为突出。为了清理“”中的封建主义，必须回头分析一下封建主义的文化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这成为我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更强烈的驱动力。历史上的专制（封建）主义与现代的专制主义确实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只要说古代的专制主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的专制主义。且不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是否准确，研究思想史如果缺乏古今贯通的视觉，肯定就缺少了“思想”。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有思想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思想带到认识过程，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想摆脱也不可能。所以我坦率地说，我的研究有我的价值取向在其中。但我又自信，我是根据历史资料来确保我的价值取向不是天马行空的肆说。
反思“”和专制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使命”的驱动，需要重新检核中国的政治观念。
二、对若干历史理论的探索
下边只就涉及本书进路的几个问题略作简述。
（一）关于政治思想既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超阶级性）的问题
1979年我曾著文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绝对化阶级斗争”说提出过质疑和修正，但整个的学术形势并未有明显的改观，阶级定性依然是确定政治的基本进路和基本观念。写政治思想史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成为我最费周折的难题。
说到政治思想总与政治相关联，古今中外的学者给“政治”下过很多定义，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我写书时只知道有两大派。
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不从阶级性人手。如有人认为政治即国家事务，有人认为是与公共权力有关的现象，有人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还有一些人试图通过一系列关系的综合考察来多层次、多角度地界定这个概念。相应的对政治思想的看法也如是。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1949年以前的事。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派，认定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政治是阶级关系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想更是阶级的集中表现。这是当时的主流观念。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思想。典型者如吕振羽说：“我们说到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1981年，徐大同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前言”中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以上的表述占统治地位。
1984年“反精神污染”余威尚在，我不敢明确表达内心的疑问，只是泛泛地指出上述诸说“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1985年我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一文明确表达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能把政治思想都装入阶级的口袋，政治思想还有社会性，即超阶级的内容。下边把该文中的一段文字解析为如下几点：
1 在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最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比如关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除有阶级烙印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关系问题。
2 关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也有一些超出了一个阶级的范围，比如调和阶级关系的某些论述，便包含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要求。
3 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人人需要遵守的，也不好简单地划入某一个阶级范畴之中。
4 就每个思想家而论情况更为复杂，虽然每个人都无法游离于阶级生活之外，但在观念上，并不妨碍某些人会提出超阶级的理论和主张。对于思想家的这些主张，从本质上看，无疑是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歪曲了事物的真象，但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自真诚，并为之而献身。应该说，阶级的存在，恰恰又为某些人制造超阶级的幻想和理论提供了根据。
5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思想命题都统统编排到阶级的行列中。比如说某个人代表某个阶级，于是便认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某个阶级，每个命题都是阶级意志的体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在这方面作得很彻底，结果如何呢？常常是捉襟见肘。……例如，庄子的主旨并不是站在这个或那个阶级立场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社会。
我的结论是：“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因为政治思想的对象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
正是由于上述看法，书中都没有给论述对象简单的戴某个“阶级”的帽子，从盖盆式的阶级论中向外蠕动了一步。
这里要申明一点，我并不是全盘否定阶级分析，至今我认为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包括等级、阶层、集团等），一种政治思想对哪些人更为有利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和分析点。
我怎样把握和分析社会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呢？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方式：
其一，从论题出发展开叙述。请稍稍翻阅一下全书的章、节、目以及小子目，没有一个是从阶级性立论的，所有的都是层次不同的论题，而论题又尽量来自思想家本人著作中的论题。
其二，突出利益分析。利益问题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而利益问题有的有明显的狭隘性，有的则具有广泛的兼顾性或包容性，有的则是交叉错综的结合。例如我在分析法家的利益观时是这样评述的：“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这种本性既改不了，也元需改。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而是应该适应人的本性，并善于利用人的本性。高明君主的妙术之一是搞好利的排列组合，使人们追逐利益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以利于君主或为君主所用。法家用利的观点考察人们的一切活动，也正是这个利字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运转。”“《商君书》的作者们主张君主以田宅作为争取民众和利用民众的资本。尽管事情是矛盾的，但依照这条道路走，双方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田宅，君从民那里获取了赋税、徭役与兵源。相反而相成，形成一股合力。这股合力极大的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把利益看成单线的阶级问题，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简单化了。
其三，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分析问题，抛却了格式化的阶级定性。全书基本没有给任何思想家以固定的阶级定位。当然从政治体制上说，我认为他们基本都是维护君主制的。
其四，不再谈“奴隶社会”问题。本著作不是论述社会形态的，但它是个大背景。我抛开了“奴隶社会”说，书中也没有使用过“奴隶社会”这个大概念，没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命题和“社会革命”之类的语言。只是具体地说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逐步转变或改革。避开了许多传统的阶级划分的纠缠。
（二）以人性论等作为分析的起点
与阶级分析拉开了距离，那么政治思想从何说起？我的论述多半从人性论以及历史观和社会矛盾观等政治哲学作为分析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这同以往的著作有很大的差异。1982年我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文中对人性论问题做过如下的概述：
战国诸子最有价值的认识是什么？在我看来，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最有价值，至少是最有价值的认识之一。理由如次：
第一，殷周时期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人，包括天子，是作为神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存在的。世间一切祸福的终极原因都要到神那里去寻找。因此，人性问题，是针对神学而提出的。有关人性的讨论，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了自身，还给了自然，还给了社会。这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第二，人性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广泛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及人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和完善等问题。
第三，关于人性的诸种理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改造社会方案的理论基础。正如《论衡・本性》所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
第四，人性问题是贯通当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一个重大的共同命题。
人性问题发端于春秋。当时论及者多把感官欲望称之为人性，认为追求“利”、“富”、“贵”、“乐”是发自人的本性，而不是邪恶。战国诸子在此基础上，扩大了对人性问题的讨论。……
为什么诸子热衷于讨论人性问题呢？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其一，由于政治经济的变革，割据与竞争，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人的能力得到空前的发挥，加之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类迫切需要对自己进行再认识；其二，人心的向背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变动中起了决定的作用。怎样才能把握住人的动向，就需要深入分析人的共同本质。谁能抓住人的共同本质，谁就能抓住历史的链条。正是这两个原因推动了人们对人性问题的探讨。
1984年我在《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一文中更详细论述了人性论兴起的历史性的意义，文中说：
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特别是下层人们的个性表现得越突出、越多样化和越纷乱，统治者的统治就越困难，也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切地去探索人的共同的本性，因为只有把握了共性，才可能指导个性，让个性为我所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之所以去积极地探讨人性，其目的就在于此。
春秋时期有关人性的论述，多把人性归之于感官欲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欲，这虽然是朴素的，但却相当深刻，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这种理论的基本点就是把人的生物本能要求和物质利益集中起来，并宣布这种要求是人所共有的。这就动摇了关于人的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使理论更接近于事实。这种理论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利”。由此出发，认为人们追求“利”、“富”、“乐”、“贵”等等，是出自人的本性，而不是什么邪恶。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认为，统治者的实际政策应当照顾和满足人的这种要求。由此他们提出了“利民”、“惠民”、“抚民”、“安民”等等主张。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违反人性。如师旷批评晋君时就说：“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嵩并作，莫保其性。”
照顾民性的思想虽然在殷周时代有过萌芽，但当时是作为天意的指示器来论述的，而不是从人的自身中引申出来的。春秋时期“利民”思想的主要依据则是从人的自身引申出来的人性。这两者在思想体系上是迥然不同的，后者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在人性提出之前，人的一切都要从天那里寻求原因和根据，而人性的提出则改变了这种认识路线，认为人事问题应从人自身中去寻找。所以人性与神性是对立的，人性又是在批判神性中发展起来的。……
在当时，人性问题是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最高命题，是各种有关人的认识与理论的核心。人性理论给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伦理道德、军事理论等等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故我们主张给先秦诸子的人性论以充分的估价，其根据就在于此。上述两文关于人性的论述，是我写《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概括。在论述具体的思想家时多以人性论以及历史观等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这既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又突出了当时的政治哲学问题，还突破了以阶级论为大前提的束缚。人性问题曾是一个认识的，因为有最高指示在，把人性视为一个先验性的问题，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是实在的。我撰写本书时便把人性问题作为一个实在问题（有些说法无疑有片面性），并作为政治思想的起点。
（三）关于君主专制是政治思想的主体问题
在以往有关诸子政治思想的价值认定方面，几乎从不同角度使用了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民本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原始社会主义、原始公社思想以及人治、法治、德治、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作为分析、评价政治思想的工具。沈长云对本书的评价是：“虽亦以诸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致力于发掘诸子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联系，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沈长云先生的评价基本是准确的。关于“批判立场”下边再说。
萧公权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中国之君主政体，秦汉发端，明清结束，故二千余年之政论，大体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但他指的是秦汉以后，先秦时期他认为是“封建天下”，只说法家主张专制。
我则认为不只诸子，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政治思想就是君主专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商、周是专制体制，其下的诸侯在其内部也是专制体制，相应的政治观念都是专制主义。在我看来，周代的分封制向一统集权制转变，而其内在的君主专制体制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强化君主专制与相应的政治观念。萧公权说秦汉后“以君道为中心”，其实诸子所论同样是如此，除农家外，主流都是主张君主专制主义。关于诸子的政治归宿是君主专制（稍后我多用“王权主义”这个概念）是我的一个大的判断，我拒绝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朴素社会主义等等概念。另外我也不用“国家”、“政体”、“政府”、“阶级性”、“合法性”等作为框架去分解先秦诸子的政治观念，因为当时的思想家和著作没有这样去观察政治，其本身是“混沌”的，比如国家、君主、政府、权力、政策等等都是搅和在一起的，很难分开、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以君主为核心的。
对诸子的争鸣与君主专制的关系，前边提到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文的结语有一段概括：
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住百家的政治归宿。我在《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一文中又说：
先秦诸子思想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依我们看，最基本的有两点，即人性学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这两者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构成中国先秦思想文化的内核。其他方面的思想与理论是这个内核的皮肉。
……从理论和逻辑上看，人性说发展的趋势应该是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走向个性解放，如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抵如是。但是，先秦人性问题的讨论是在完全不同于西方启蒙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受这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先秦人性的讨论非但没有导致专制主义的毁灭和人的个性解放，反而和专制主义同流合污，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即便是最激进的老庄的人性自然说，在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一阵责骂之后，也临阵脱逃了。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庄子的这种出世思想外，其他各派研究人的目的，都不是寻求人的个性解放的道路，而是向统治者进献从实际出发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办法，或者教育人去容忍这种专制统治。他们虽然有过温情脉脉的言词，有过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对暴政的批判，但这不是他们的理论的归宿点，归宿点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法家无需说，这里只说一下儒、道、墨。关于孔子和儒家，张岂之在《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说，刘泽华认为“儒学是一种等级制的统治学说，儒家的人格思想从本质上说，不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而是等级人格”，“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儒家思想的社会性作了详尽的剖析”。张先生的评语我能接受。等级人学与许多学者说的“人学”、“成人之学”的确有相当大的区别，等级人学的顶端必定是专制君主。
对墨子我认为最后的归宿也是专制主义，他的“尚同”说，“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就是明证。当时我不知道胡适在三十年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说。
道家的老庄派要把人类文明都抛掉，使人变成愚昧无知，把人动物化，在我看来这是君主专制最好的社会基础。而道家的黄老派则十分肯定君主专制的。
对诸子的结论，我不是从某些词句来说事，而是对“母本”的整体进行全面分析之后做出的。
君主专制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层次问题，在其下还有种种议题，但都是在君主专制这个大前提下说事。
（四）价值、是非的判定问题
我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言”中说：“在研究政治思想时，……价值性认识和是非判断性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还要考察它的价值。为了判定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要明确价值标准。”说起标准，其中大大小小有很多。这里说几点。
1 我仍然认定历史进程中有保守和先进之分，其间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矛盾与斗争。
2 我提出：“价值问题不只是个阶级定性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在古代，除了某些短暂的‘革命’时期以外，当权的都是剥削阶级。人民群众的许多美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也实行不了；反之，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却付诸实践，而且证明有许多主张在当时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进历史的作用”。
3 我又提出：“把哲学史中判断是非的方法简单地拿过来运用于政治思想史，是难于说清问题的。”当时分唯心、唯物两大阵营论还占据主流地位，我抛开了两大阵营说，没有给哪个思想家戴过唯心、唯物的大帽子，当然在个别论点上有时还用一下。
4 另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也提出了疑问：“把这条原则用于政治思想史，就产生了许多节枝。”接着提出：“人民群众的许多美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也实行不了；……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谬误该如何分辨，……人民美好的，但不能付诸实践的政治愿望，与真理是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我虽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使不能“实践”的，但只要对不合理的现象有某种批判意义的观念和理论，都应给予必要的积极的评价。
5 马克思说的“在矛盾中陈述历史”，这是我从始至终遵循的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当时我虽然尚未概括出“阴阳组合结构”这一分析的工具（这点另文专述）。但我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我尽量用贴近历史事实和当时人们话语来叙述和概括出相关的论题。
6 传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具有混沌性和多层次性，我尽可能分析开来，进行分层次评价。
我与张国刚合写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刊在《世界历史》1986年12期。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我对价值问题的见解，有兴趣者可以参考。
沈长云先生说本书“表现出作者对于君主专制主义所持的批判立场”。这个评价我能认同一半，我“所持的批判立场”是从古今贯通的层面说事。从历史过程来说，我坚持了两个基本进路：其一是历史事实问题，诸子政治思想基本归宿于君主专制，自信这个结论有充分依据的；其二，君主专制在当时的作用我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在“矛盾的陈述”中我给予了程度不同的肯定。
（五）拓宽了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的内容
我认同政治思想史要“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但我提出以下内容也应列入研究范围：
1 政治哲学。这是一些哲理性的政治认识，与政治思想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问题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许多思想家把这些问题与政治理论、政策等交融在一起。
2 社会模式的理论（又可称之为理想国的理论）。它是关于社会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理论或设计，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史具有独特的意义。
3 治国的方略和政策。这类内容与实际政治最为接近，政治家常常从中选择行动方案，故而在政治思想研究中对这一方面应特别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