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理论论文大全11篇

篇（1）

2日本高等物理教育的指导方针及模式

自2004年开始实施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后，日本国立大学虽然由政府出资运营，但是几乎每所国立大学都拥有相应的自治权，因此各个国立大学的教学重点以及方法风格有很大的差别，每个学校都拥有自己的教育体系与理念．以名古屋大学为例，名古屋大学的物理教育方针和核心主要由理学院的物理学教室（即物理系）会议决定．一般来讲研究生和教员都可以申请成为物理学教室的研究员并列席会议（留学生和外国教员亦可参加）．会议一般每季度举办一次，每次会议的讨论内容主要包括实验科目内容的增减，科目课时与学分的分配，科目构成的比例，毕业条件的变更，新教员的聘用，新研究室的设立以及经费的预算及使用等．每次会议一般会按需讨论多个议题，每个议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物理学教室有议长和下属各个分支的负责人，议长及主要负责人每年轮换，以投票选举产生．由于有大量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参与讨论，不仅对于物理学教育的创新与改良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而且使物理系全员参与到物理专业的建设和改良议程中，充分体现了大学法人化法案提出的学术自治所需要达到的要求．

3日本物理本科教育近况

由于国立大学的教学重点以及方法风格有很大的差异，很难对各所大学的教育状况作一全面的论述．以下仅以笔者学习、工作的名古屋大学为例来介绍日本本科教育的一些近况．在名古屋大学，物理类本科教育主要由基础科目、专业科目、实验科目、选修科目、毕业设计等组成．其中选修科目和毕业设计一般相互关联，有高能物理、宇宙物理、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4个大的方向．由于大一新生为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系共同招收，在大一阶段理学院新生需参加公共基础课的学习，教育形态以大班教学为主．大学一年级的教育目标是在培养学生兴趣的同时巩固基础知识，主要进行的是通识教育．教学时一般会配合演示实验以增加课堂活跃度并增进学生对物理现象的观察和理解．学校配有相应的金属器具加工车间，大四以上学生参加安全使用培训后皆可申请使用．课堂演示实验所需教具一般以教员自己制作为主．二年级开始进入物理专业课学习．教学科目主要由数学物理方法、分析力学、电磁学、热学、统计物理学、量子力学等组成．与专业课程相对应的设置有配套的习题课．习题课由教授等教员负责，有相应的学分，属于必修科目．配套习题课的教学以讨论式教学为主，每个班级大约由15～20人组成，分成3～4个讨论小组．除第一节习题课以外，在每节习题课后一般由教员布置一些问题作业．习题课作业一般由研究生组成的学生助理批改、评分，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会由负责教员分发到研究生助理手中，并由研究生助理作汇总统计后呈报给习题课的负责教员．每次上习题课时，负责教员把作业发还学生，每个小组先进行内部讨论，再由各个小组派学生轮流讲解，遇到讲解不恰当不全面的时候教员会参与讨论，教员起监督指导辅助作用．习题课成绩评价主要由学生讨论活跃度、出勤率、课题作业完成情况决定．每学期期末考试后会举办教育反思会，参会人包括本科学生代表、研究生助教和专业课教员，对教学中的难点和不足之处进行反馈和探讨．大三阶段增加高级热力学、高级统计物理、高级量子力学、近代物理实验等，并出现多个专业课分支选择，比如高能物理学、宇宙学、固体物理、生物物理等．物理实验以近代物理实验为主，共有14个左右的实验可以选择，每两人一组，一个实验每周一次大约持续一个月，每个学生平均需做3～4个实验才可以获得学分．为了使学生扩大知识面并且使他们对各个研究室的研究情况有初步了解以便他们进入大四时选择教研室进行毕业研究，从2012年起，大三新增了前沿科学讲座这一环节．讲座由20个左右的研究室进行分担，每周进行一次，每次由一个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讲解介绍，每次讲座结束后会要求学生提交一个简单的小报告．各个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亲自负责本科的课堂教学工作，这对于学生的培养十分有利．大学的教学目标不仅是知识本身的教与学，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与经验的传承．将最新的科技前沿信息传递到教室，才能不断保持科技创新的活力．在三年级结束进入大四以前学生会自主选报教研室进行毕业设计研究、设计．随着本科生进入各个教研室，大四的教育方式主要以各个教研室的研讨会形式为主．学生在黑板上讲解课本或者文献或者汇报实验进展，教员和其他同学在下面听讲并共同探讨相关的问题要点．每次研讨会大概持续2～3小时，每周1～2次，每次由1～2个学生进行报告．这种研讨会形式的教学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日本高能物理研究生教育近况

长时间以来，日本物理教育体系发展了一套自己的研究人才培养及传承方法．其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用2年硕士＋3年博士的方案，类似于我国的硕－博连读．由于一些研究小组对某些课题，研究方法和手段会几十年持之以恒地进行研究，他们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这样的物理教育体系为其研究思想的传承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例如，名古屋大学的高能物理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其创立者坂田昌一的影响，其主要研究风格与研究思想与坂田昌一一脉相承．在日本的研究生培养中，教学任务主要集中在硕士一年级，主要有大课教学和讨论课教学两种模式．大课模式主要以出勤率和报告决定成绩．专业课的教学基本上以讨论式教学为主．由指导教员指定教科书以后，由学生每次在黑板上讲解．另外，学生也会针对自己感兴趣的参考书或者研究论文，自己组成讨论小组，视情况会有高年级学生或教员参与讨论，每个小组由3～8人组成．讨论小组每周讨论一至两次，具体时间与长度由学生自己决定，是一种自组织形式的自学自助团体．硕士二年级以及博士生的教育基本上以讨论式教学为主，讨论内容可以是教科书、论文等，在互相探讨中学习研究．对于研究材料的理解每个人会有不同之处，这一思考、讨论的过程就是取长补短，去粗取精的过程．讨论式教学对于深化对物理现象、概念的理解有很大提高和帮助作用．在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除了第一个选题由导师进行稍微具体的指点外，其他的基本是以学生为主．从论文的选题，中间的计算，到结果的分析，论文的书写主要都是由学生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导师主要是作一些点拨性的指导，以及论文的润色．另外，日本研究生的教育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在合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除了以上提到的学校内部的学生培养活动外，日本国内还有一些有特色的校际间的研究生教育交流活动，下面列举两个活动项目．（1）集中讲义：由于日本的各个大学研究室的研究内容和方向比较独立，为了深化各个大学之间的交流，使学生对不同大学的研究室的研究内容有所了解，每年各大学会举办2～4次以硕士生或博士生为听讲对象的集中讲义．集中讲义一般持续2～4天，一般在讲义中间会穿插1个面向低年级研究生水平的2小时左右的报告．集中讲义的选题一般都与近期的研究重点、热点相关．研究生通过参加集中讲义既可以了解相关专题的研究进展并较为系统地学习相关专题的研究方法，又可以获得相应的选修学分．（2）暑期－冬季学校：每年长假期间，依据由日本文部省的预算所开展项目的情况而定，会举办一些暑期－冬季学校进行一些专题讲座．其中传统最悠久的当属从1955年夏天开始，到2013年为止共成功举办59次的YONUPA［6］暑期学校．YONUPA是YOungNUclearandPArticlephys－icistgroupofJapan的缩写，每年暑假期间由与高能物理、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实验相关的各个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轮流自发组织、策划、主办并参与．为了降低每个筹备学校的劳动量，筹备学校由管理财务报销的学校、管理事务联络的学校、管理各个所属成员邮件的学校、选取会场并维持秩序的学校4部分组成．另外，与这4个筹备学校相独立的，高能物理、原子核物理以及高能物理实验3个方面由另外的3个学校进行管理，负责邀请讲师、组织学生报告等活动．YONUPA的财政预算主要由日本几个大的研究所出资赞助，另外每个大学的研究室也会按一定比例支付学生交通费用等．YONUPA每次持续4～6天，每年大概有200～300人参加．暑期学校期间，高能物理、原子核物理以及高能物理实验3个研究方向会设置一个共同的集中讲义以及针对每个研究方向的2～3个平行的集中讲义，剩下大约一半的时间是学生相互之间的研究报告．每年从硕士1年级到博士3年级的学生都有一定比例学生参加暑期学校，YONUPA为日本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青年学生提供了互相学习与交流的良好平台．除了YONUPA，日本文部省的许多大的研究项目也有专门的学生培养方面的预算．例如在2009—2014年的重大项目“ElucidationofNewHadronswithaVarietyofFlavors”中，每年都会组织与该项目相关的研究生暑期学校．暑期学校采用教员授课与学生习题课并重的形式．通过教员授课与习题课的方式，学生可以系统地学习到某一领域的基本知识并掌握该领域研究的相关方法．

篇（2）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这一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即GDP增速放缓。而GDP是与就业呈现正相关关系的。故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也存在着较大的就业压力。这就要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不断调整人才培养及管理模式，使培养的人才尽可能多地掌握职业技能，减少失业。因此培养人才机构需要调整培养人才的策略和原则，注重就业，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培养策略，订单式培养，消除经济增长速度过缓造成的就业压力。

1.2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要求

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保守估计调整期至少为5年。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都会带来一些崭新的职业。这就要求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根据这些新增职业对本校的专业设置进行合理调整。专业作为广大高等职业院校和社会经济的重要纽带与接口，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能否持续贯彻其“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总方针，关系到高职院校是否能够成功提高其就业率，关系到高职院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广大高职院校改革必须根据新常态下国家产业调整规划以及科技创新的动态来设置，根据高等职业学院的具体实际，从国家创新发展产业上寻求出路，并及时进行优化与更新。

1.3新常态下内外红利消失对创新驱动的需求

我国经济过去高速发展是由于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驱动，但随着老龄化加剧，经济潜在增速放慢，使得我国劳动力缺乏比较优势；且全球经济贸易平衡不断加速，外部需求及资本退潮加速导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表现为我国对创新人才和知识极为渴望。而高等职业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应加强应用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而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服务。

2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的构建

新常态经济形势的存在使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创新势在必行，且改革还必须遵循新常态中经济调整的产业趋势，与新常态这一经济背景相契合。本文旨在构建以促进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企业经济发展为核心，并符合我国具体实际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这需要我们转变发展理念，紧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并以学生就业为理念，从学生未来发展出发，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新常态经济形势下的全方位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

2.1政府及教育监管机构层面

首先，明确高等教育学校应适应新常态发展的方向。出谋划策是教育行业领军人物的基本职能。适应新常态的发展方向必须紧跟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还需结合学校的已有特色和长处，紧密跟踪各级政府、企业等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综合深化改革，提升创新力，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其次，释放高等院校办学活力。政府和教育监管机构应以社会和市场来评价教学，而非大学所具备的“985”、”211”身份。在新常态下，竞争更加激烈，每所大学应该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获得出彩的机会，从而激活大学活力。最后，完善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教育部门对高等教育学校的考核也应当以紧跟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为导向。此外，考核学生成绩的评价机制过于陈旧，分数和绩点不再是高等教育的要求和目标，而是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运用和书本知识的具体化考核，综合性地评价每一个学生人才。

2.2学校层面

首先，处理好高等职业自身规律与新常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关系。顺势而为，遵循高等人才培养的规律，调整思路，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推陈出新。其次，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具体办学之间的关系，围绕教育功能，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承载社会和历史使命，立足品牌和多元化的教学模式。第三，课程设置和实践环节都要以岗位和职业为导向。注重“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和理论结合。第四，培养理论与实践双优的师资队伍。即一方面要求师资队伍中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同时也应需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这既有益于巩固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也对学生实践方面有较大的帮助。第五，加强“校学企”合作模式的建设。校企合作，促进学校进步的同时也加快企业的经济发展，共同促进，实现双赢。

3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实现亟须解决的问题及策略

新常态经济像是给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以新的考验，必须以新常态的思维来应对未来高等职业院校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时着力改革创新。新常态下要实现上述教育管理体系还需从根本上解决以下问题。

3.1转变传统的“只管教，不就业”的教育理念

高职教育管理应当以就业为基本导向，在当前经济形势影响下，积极促成就业长效机制的建立，从而提升高校就业效率和质量，使高等院校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只关注课本知识灌输，忽略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形势，不能有效地适应我国新常态经济形势下对人才的需求和渴望。这就要求高等职业学校必须加强对新常态经济形势下的机遇分析，以适应当前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坚持“学生出去能就业”的基本职业教育理念，有效推进学科专业建设，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从根本上转变管理观念，将市场需求与就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管理的目标与方向。

3.2有效把握高职教育管理新模式的总方向，实现统筹协调

与时俱进，立足于国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循序渐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高新常态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水平，促进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健康、快速发展。

3.3扩展课程体系建设的视野

目前，世界各国的高等职业学校都十分重视学生技术应用与开发能力。我国高等职业学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虽然我国大多数高等职业学校也设置了部分实践课程，但是大多只限于形式主义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进行贯彻和实施，影响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效率和质量。新常态下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系要求把课程体系建设放在高等教育发展的首位。一方面要求学校课程设置围绕当前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另一方面需加强实践性课程的比例，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实践性教学中来。

篇（3）

在教材编排方式方面，有按知识体系编排和以工作过程导向编排两种方式。按知识体系编排的教材，有其合理的一面，就是学生对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掌握较为扎实。但这种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教材体系很难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编排方式是根据酒店业务流程为单位，将教材内容分为相对独立的模块或项目。该过程突出表现为引导学生根据问题自主地探求知识点，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从笔者统计来看，现有教材以知识体系编排为主，比例达到86.7%、另13.3%的教材采用工作过程导向的编排结构。从2010年起，教材编排结构有所变化，以工作过程导向编排方式增长较快，在所有工作过程导向编排结构的教材中占78.6%。从发展来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材编排方式将成为高职院校教材编写的主流。这是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相吻合的。

（二）教材类型

以教材的适用对象作为研究对象，高职高专教材占24.7%，通用型教材占75.3%。通用型教材往往在前言中阐明教材适用对象较为宽泛，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中等职业教育教材，还可供行业企业人士使用。这说明大部分教材没有明确区分高职高专、本科、中职等不同层次级别的教学。另外，教材以系列形式出版的较为常见，比例达到79%、其余为21%。系列教材的类别如表1所示。

（三）教材内容

在教材内容上，酒店管理专业类教材主要集中在管理理论知识、业务操作与管理（前厅、客房、餐饮等）、专业英语等方面，占教材出版总数的99%，其中，管理理论知识类占据41.1%、业务操作与管理类占据51.6%、专业英语类占据6.3%。毫无疑问，这些一直是酒店管理专业教学的重点，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酒店行业发展日新月异，教材的编撰也需要和行业发展紧密相关。从现有教材选题内容来看，酒店管理专业教材的传统内容高度重复，且新兴内容未能有效发展。从统计结果来看，2000-2013年关于饭店法规和酒店规划设计的教材仅占据1%，而且基本都是2010年后出版的。（四）教材编著者样本教材涉及编著者113名。从构成来看，97.3%编者来自于院校，其中86.7%的编撰者具有高职称资格。以高职称院校教师为主组成的教材编者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材的质量。但是，高等职业教育要求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材体系，校企合作开发教材必然成为旅游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必由之路。[2]从样本编者来看，仅3名编者是来自行业企业的人士。尽管院校教师为主的编者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材的学术水平，但是缺乏行业企业人士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教材与行业发展的现实脱离。

二、“工学结合”模式下的教材定位

尽管教育部早在教高[2006]16号文件中就已经指出，要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正式明确地提出了“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但就提出问题到真正实施和实践，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尽管各高职院校积极探索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总是存在各种问题与滞后，如高职教材建设滞后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从之前所述的高职高专教材远远落后于通用型教材、校企合作开发教材严重缺乏等都可窥一斑。

（一）人才培养目标是教材建设的根本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是培养具有扎实酒店经营管理与服务所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能适应现代酒店前厅、餐饮、客房等部门一线工作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教材作为体现高职教育特色的知识载体和实施教学的基本工具，直接关系到高职教育能否为一线岗位培养符合的技术应用型人才。[3]因此，基于高职酒店管理人才培养目标，教材应定位于“酒店职业能力为本位”。

（二）教学改革是教材建设的基础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强调以实训实践为基础，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中心。教学内容改革要紧紧围绕培养适应现代酒店一线部门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因此，基于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需要，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建设应遵循这样一种思路，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职业岗位群为依据”，突出高职教材的“应用性”。

（三）酒店行业市场变化是教材建设的条件

一方面，过去30多年，我国酒店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对数量的极大需求，而且在质量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培养既会操作、又懂管理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酒店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行业发展新特点、新趋势层出不穷。因此，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酒店行业市场的变化，以行业需求调研作为基础，适应行业变化、及时调整教材体系以及教材内容的更新，从而可以更好地引导教与学的方向。

三、教材与“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契合

以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现状为基础，结合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学体系内容改革以及行业市场的变化，教材建设要突破传统教材模式，从教材结构到教材内容都要体现鲜明的“工学结合”特色。

（一）教材结构和教学模式的契合

利用学校和酒店行业两个平台的资源建设教材和实行模块化教学，是酒店管理专业工学结合模式的必然要求。工学结合模式要求企业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教材。首先，酒店行业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酒店管理专业教材要反映实际工作业务流程，要求体现实用性，这样的教材仅仅靠校内教师是很难完成的，只有和酒店业内人士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校企共同开发教材和实施教学过程，不仅可以保证对学科专业的准确把握，而且能实现教材、教学和行业现实发展的接轨，进而全方位对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其次，以教材结构模块化实现“做中学”教学模式。工学结合模式要求教学模块化和流程化，教学模式的改革必然要求教材结构与之相适应。改革传统的以知识体系编排教材的做法，以职业能力为主线，根据工作流程将教材分为若干个独立的模块或项目，这是教材结构改革的必然趋势。比如2010年出版的高职教改系列教材《客房管理实务》《前厅运转实务》和《餐饮服务与经营管理》均采用了模块化、项目化的结构编排方式，以“入门入职”作为首项目或者首模块，模块和项目以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编排。模块化、项目化等适合情景教学的教材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教材形式和教学手段的契合

由于酒店管理专业高职教育教学更强调技能性和实践性，教学时不能采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知识灌输，而是需要按照现代教材观念，进行自下而上的诱导。[4]高职生尽管学习自主性较差，但是他们喜欢参与教学活动、好动手操作、善于交流，所以要根据高职学生的学习和能力特点，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除传统课堂讲授外，教学手段还可以添加与纸质教材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资源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鉴于现代媒体技术的便捷性和时效性，教师可以利用博客、微博、E-mail、聊天工具等网络交流工具来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答疑解惑。教学手段的多样化要求教材素材的多样化，突破传统教科书的限制是教材发展的趋势之一。首先，构建立体化教材平台。自2000年以来，高职类酒店管理专业教材仍然以传统纸质教材为主。据样本统计，仅有24.8%教材配套有教学资源包、电子课件等，立体化程度有待提高。立体化教材是通过多种教学资源，最大限度满足教师教学需要和学生学习需要，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它的特点之一是以多媒体、多模态、多介质方式来存储和呈现教学资源。[5]立体化教材不仅是媒介的转换，更是教材发展范式的转变。[6]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教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光盘、网址都可以是教材。现代媒体技术不但可以将海量的资源信息呈现在学生面前，还可以生动形象的动画形式呈现。这种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可以把拓展性内容、辅内容和互动性内容结合在一起，达到超越纸质教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丰富和发展纸介质的功能。[7]其次，自编讲义、自编教科书可以弥补现有教材无法满足教学目标与改革的需求。与欧美国家相比，自编讲义、自编教科书等在我国的发展尚不规范，基本上是各院校自主管理、自主认定和自主选用，自编讲义、教科书往往是作为现有教材在无法满足教学目标与改革需求时的一种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进教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教材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契合

教材内容是课程的具化形式。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应立足于学生的就业岗位，以职业需求和岗位能力要求为出发点来进行构建。[8]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高职类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在题材上仍然以基础管理知识、业务操作与管理、专业英语等内容组成，这是符合学科专业特点的。但是，职业性和实践性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实习实训课是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实习仅作为一个教学环节，未纳入课程体系，居于从属地位。[9]实习实训课程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后地位将大大提升，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实习实训课程主要有综合性的实习教学环节和与专业课程对应的实训课程两个部分。在综合性的实习教学环节上，亟需开发类似于实习指导书和实习指导手册的教材，内容包括酒店从业生涯规划、酒店实习案例和方案等，内容注重专业性和实用性，这对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的实习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性。在实训课环节上，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如“前厅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理”和“调酒与酒吧管理”等，这些课程的实践实训比例都比较高，需要开发相关的实训手册以供指导。实训手册或教材应侧重于实训内容、操作要点和标准、操作流程和步骤等，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直观性。

篇（4）

一

一门理论科学在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般总要经历积累材料、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这样三个阶段。没有材料的积累固然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但若对材料只是作简单的收集而不予以整理，并进而为我们所掌握，也还是不能为建设我们的理论科学服务。“掌握”一词的德文原意是在精神上“占有”、“据为己有”，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思维中“扬弃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而“把这一内容变为我的”。所以，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我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才能为我所有；否则，就很难吸收到我们的思想体系中来，并对建设我们的理论科学真正有所帮助、有所补益。

按照这一认识来审视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基本上还只能说是处于材料积累的阶段。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国外现代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引进了许多当代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而且对传统的西方高等教育学理论，也有了更加全面而完整的介绍，这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理论资源，从各个视角和层面来认识高等教育学的性质和特点，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和介绍上，初步的分析、评价、梳理、鉴别的工作还做得不多。所以，若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迅速完成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妻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恩格斯在谈到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和演变历史时的一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的。他指出：“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则是一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东西。”他认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前进的起点”．后来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发现使得它最后获得了胜利”。从此，“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正是这个崭新的自然观．推动着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段话对于我们的巨大的启发意义在于：它说明了正确的观点在整理和掌握材料、推动科学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我们认识到，目前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处在材料积累的阶段而没有深入下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至今还没有形成和确立一个足以反映我们时代要求和高等教育精神、并有能力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因此．尽管我们已积累了一定材料，却无法对其进行整理．更谈不到正确地予以掌握。

二

高等教育学观念是以感性的形式把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在人们面前的。这就决定了一切真正的高等教育学都必然具有以下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是以高等教育实际为对象的，它总是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寻求题材，从现实的高等教育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而发展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向着科学化、民主化的境界迈进。其次．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它必然同时又属于一定的民族。所以．在它的身上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高等教育．那么．当高等教育学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高教研究者投入研究时也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反映到研究成果上来．从而使高等教育成了一定民族教育的“文化的肖像”。这样．民族性也就成了一切高等教育学论著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作为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种概括的反映形式的高等教育学观念．也就不能不打上这种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印记。再次．高等教育学面对的是整个的高等教育，所以它能够以感性的形式对之作出反映。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学活动不只是一个抽象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与想象的过程；不只是属于反映的活动．同时还包括着传达的工作。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于高等教育学研究只有通过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才能对它加以全面而完整的把握。以往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虽然未能达到这一步．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从某一层面、某一视角对高等教育学研究所作出的一定贡献。因此，这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高等教育学理论所要吸取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应该能对这些理论资源进行整合和同化；否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也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这就是我们主张我们的高等教育学观念必须具有反映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的要求、反映本国高等教育精神、能够用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理论资源这样三个条件的主要原因。若是我们不能尽快形成和确立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学观念．并按照这样的观念去整理和掌握我们的理论资源，那么。积累的资料再多，也只是一堆各自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集合体．而不能达到通过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发现和揭示而使之转化为一个有机体。这样，对这些材料的利用也就不能发生质变，产生飞跃，最终为建设和发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所用。所以．正确的高等教育学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就成了今天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几乎一开始就是与对研究方法的探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先后被引进的有系统论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等，但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都没有在研究中达到过预期的效果。其原因，都是与把方法和观点分割开来，离开了正确的观念的建构，孤立地就方法来谈论方法是分不开的。因为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和手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方面发生联系的中介”。因此，要使方法在研究中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首先我们就必须了解客体。而观念，就是反映在意识中人们对客体性质的一种认识。这样，就决定了方法与观念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性：它既是从一定的观念出发，按照一定观念来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思想途径．又通过这一思想途径．使这一观念所包含的内涵在意识中渐次获得全面而完整的展示，从而使人们达到全面认识这一事物的目的。正是由于以往我们不认识观念与方法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关系．所以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我们在运用“新方法”时难免有些生搬硬套．而不能使之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特点加以有机的结合。如系统论的方法．它是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要求把事物看作是由诸多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对事物进行考察和认识的一种充满辩证精神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全面而完整地理解高等教育学的整体特性，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现代系统论作为在生物学、控制论和通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所以，它对于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只具有借鉴意义．而很难简单地加以搬用。只有当它与我们所研究的具体对象高等教育(反映在意识中就是高等教育学观念)达到有机地结合之后，才能转化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并对我们认识高等教育现象真正有所帮助。而高等教育学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就其性质来说既然是知识与价值的统一．那么不同的成分只有通过不同的方法才会对之作出有效的把握。高等教育学的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也只有从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中去探寻。而这种结合也就带有对系统论方法进行具体应用的性质。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方法作为在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两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途径，所以．即使同一事物，经过这两种不同方法的研究．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风貌。这两种方法的差别自然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谈。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似乎有这样两点：第一．科学的方法所探寻的是知识，是不以主体的存在状态为转移的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认识。高等教育学理论是以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为基础的，从科学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学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在的反映，它与社会存在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对任何一部高等教育学论著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性都可以联系当时的高等教育现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虽然高等教育学不可能像理性意识那样。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超越感性存在直接深入到社会关系的本质领域，而始终以感性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它对高等教育所作的一种未经分解的整体性把握的特点．又使得被理性思维分解和排除了的生活现象唯有在高等教育学研究成果中才能获得丰富而生动的展现。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所以这些高等教育现象向人们所提供的认识价值也就永远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丧失。这就是一切优秀的高教研究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客观原因和文本的依据。这是需要凭借科学的方法才能掌握的。而人文的方法所把握的是价值．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主体的生存条件和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作为价值形态之一的高等教育学，我们又不能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按科学认识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同时还必须借助“理解”和“解释”才能对它作出判断。“理解”和“解释”按照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意见就是“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与认识的方法之不同就在于总是带有主体置人的特点．认为只有当对象与主体获得某种经验上的沟通．并“在主体语言中找到表达”之后，才有可能为主体所理解。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主客体之间所开展的一种“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克服文本历史的疏远性．使得它变得仿佛是现实的、当下的．以致人们阅读这些论著时觉得都好像是特别为他而讲的。这决定了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思想印记。唯其这样，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论著才会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这是优秀高等教育学论著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主观原因和接受依据。而要说明这些，不通过人文的方法是难以完成的。

篇（5）

1.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把社会行动系统作为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基本单位，“分析社会系统可以分为四个范畴：界定组织目标，并使用其合法化的价值系统、关系到资源流通的适应机制、与目标实施直接过程机制有关的工作法则以及整合机制”。也就是在行动系统中，有四个因素发挥着影响，即行动者、目标、限制条件以及价值规范。其中，行动者代表在行动单元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或组织系统，其主要特征是“自我”，而不是人的个体，是主观的意识。目标，指行动系统本身期望达到的未来的状态，并由行动者通过意识和行为去实现。限制条件，是行动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其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其中，条件是行动者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和环境，它通常在目标之外甚至在与目标相反的方向存在；而手段是可以通过行为者的主观意向予以抉择。价值规范主要涵盖了思想、观念和行为取向，通过合法性引导行动者选择自己行动的目标和手段。这四个影响因素中，限制条件和价值规范影响着行动者对于目标的选择。在帕森斯唯意志论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规范比限制条件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影响力也更大。帕森斯在这一早期的理论中，将外在的环境与价值规范内化成行动者的主观意志，并通过主观意志来影响整个行动系统的发展。在以上四种因素的影响下，任何行动系统包含着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和行为有机系统。文化系统指系统内人们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如、语言、民族习俗等。当全社会的价值观被其成员所内化，就产生了“社会化”，从而形成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聚合力。社会系统是由多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组成，其基本单元是角色而不是个人。社会系统是帕森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重点描述的概念，社会系统中各个不同角色发挥的作用，也突出体现了一个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功能的区分，它论及不同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指人们的相互依赖。人格系统指系统中的个人所拥有的性格和社会属性，从而决定个人的需要、动机和态度。行为有机系统是后期添加进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拥有生物特性的行动系统单个组成体-个人。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帕森斯侧重描述四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当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谐而稳固，就形成了行动系统的制度化发展模式。这种制度化是在文化系统的内在作用下，其他三个子系统合法存在的关系。

2.模式变量分析法

在分析行动系统及其子系统时，帕森斯提出了“模式变量”的方法，用于剖析行动系统。这一方法类似于“二分法”，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当行动有机体面临选择时，其价值取向会发挥引导作用，使其在两个极端中间做出选择，最终决定行为的方向。这五对模式变量包括：情感中立性-情感性，表示在行动中，行为体需要表达自身感情还是去除自己的情感因素。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或父母对子女需要表达情感性；在医院或学校中，医生和教师的工作需要不添加个人的情绪，公平地对待其服务对象。自我取向-集体取向，是指在选择过程中，首先考虑个人因素还是集体的利益。在商业行动中，行动者首先会考虑个人的商业利益，人们也普遍期望公务员在其工作和决策过程中，能够以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为出发点。普遍性-特殊性，指行动中以普遍的一般性规范为基础，还是以某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或者以具有某个群体的成员资格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特权阶级，从而用普遍的规范约束其行为是对这一变量的体现。自致性-先赋性，指人们的发展道路是以起先天赋予的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的因素为主要基础，还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后天取得的成绩来进行发展。专一性-分散性，指人或者行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还是可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如朋友关系是一种分散性的关系，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则具有专一性。帕森斯上述五种模型因素是其唯意志论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是将社会看成是向着普遍论、表现、特定关系与情感中立的方向发展。行动系统中的文化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有机体系统，在相互影响和选择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以上五个变量来进行决策，这构成了帕森斯行动系统理论中分析框架的重要维度。

3.AGIL模型-交换模型

在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在理论发展后期，提炼出了一个更加抽象和简明的理论模型。他将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用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四个方面代表了与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不同的接近程度，意义在于以最有效和可能的方式综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一模型被帕森斯称为交换模型，后被他的学生们命名为AGIL模型。这四个方面的功能包括：适应功能(A:Adaption)，指适应并利用外部环境以从中获得工具和资源来实现系统自身的目标，外部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积极乐观地或消极被动地适应环境都是必须的。在行动系统中，适应功能对应行为有机系统。达鹄功能(G:Goal)，指明确系统的目标，并利用资源达到这一目标。在行动系统中，人格系统通过其具有的性格和社会价值观来确定系统的目标以及通过不同途径从环境中获取资源达到这一目标。整合功能(I:Integration)，指在行动系统中协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使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社会系统通过制度和规范协调不同方面的关系和利益，达到行动系统中不同因素的团结，来发挥整合的作用。维持模式功能(L:La-tence)通过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来维持现有系统的运转模式。在行动系统中，文化系统通过最主观的方法发挥着维模的作用。但是由于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界物质条件的支配，所以这一功能也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AGIL模型除了在宏观层次对行动系统进行分析之外，也可以被用来分析每一个子系统，即子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也存在这一种四分法的功能划分。帕森斯在他的理论中，重点分析了行动系统中社会系统内部的AGIL功能。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组成部分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对应了这四种功能，分别是：经济发挥适应功能，政治发挥达鹄功能，规范用于整合，价值观可以维持模型。在社会系统的这四个子系统都生产明确的产品-金钱、权利、法律和。这些产品作为输出品，被输入其他系统发挥作用，从而使四个子系统之间存在边际交换资源的现象，一个子系统同时接收其他三个子系统的输入和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其他三个子系统。只有这种资源交换达到和谐状态，整个系统才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帕森斯将这一理论称为交换理论。

4.社会进化理论

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架构里，着重讨论了行动系统或社会系统的均衡状态，将系统看成是静态的、以主观导向为主要发展动力，却忽视了社会冲突和进化的一面。面对这类批评，帕森斯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在AG-IL模型的指导下提出了社会进化理论，分析社会的变迁。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能量交换的关系，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达到能量供求的平衡，系统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子系统不能够得到自身发展充足的资源供给，其在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将不稳固，同时其内部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冲突，引发系统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迁。帕森斯将社会进化分为四个过程：分化、适应力提高、包容和价值普遍化。分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单位或结构分成两个以上的单位或结构，其特点和功能意义与原来不同”。适应力提高是子系统分化的结果，分化是适应外部环境和对资源不均衡状态而做出的反应，合理的分化是为了使系统更具适应性。包容是系统发挥了整合功能，接纳新的子系统和组织，使基础更加稳固、效率更高。价值普遍化是将新的单位和组织的存在变得合法化，使社会和个体接受并发展出一套新的社会价值观，从而使进化后的社会变得更加稳固。帕森斯的理论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系统化并且完整地进行呈现，可以算作世界社会学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理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框架，他在半个多世纪里都居于近乎统治地位。“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帕森斯的模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每一次主要运动参照点”。他改变了以往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传统思路，转而注重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唯意志论与唯物主义相结合，使社会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观点和声音逐渐兴起，反对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帕森斯普遍行动理论的模型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图示，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这一模型虽然易于实用且简单明了，但是说明力相对较弱，涵盖的层次也不够全面，容易被证伪。第二方面，帕森斯的理论过分注重分析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的因素，而忽略了社会的冲突、失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与繁荣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冲突逐渐显现，帕森斯之前基于社会和谐所提出的理论逐渐受到挑战。虽然在理论后期，帕森斯致力于发展社会进化理论，但仍然没有脱离其结构功能理论和行动系统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社会变化仍然不具备特别的说服力。第三方面，在社会进化理论中，帕森斯对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概念区分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这一理论仍然被帕森斯头脑中深刻的意识形态理念和道德文化所影响。他一直认为，美国社会就是现代社会，因此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这些缺点在经过默顿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之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二、默顿的功能分析理论

1910年7月4日，罗伯特•金•默顿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俄罗斯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裁缝，母亲是崇尚自由思想的非犹太教社会主义者。高中时，默顿经常在图书馆、音乐厅及博物馆中接受艺术的熏陶。1931年，默顿从坦普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学的启蒙教育。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索罗金、帕森斯等知名社会学家，从事社会学研究，并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9-1941年，在图兰恩大学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1941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另外还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1979年，从哥伦毕业大学退休并被授予荣休教授，2003年在纽约逝世。默顿一生中因其杰出的社会学理论贡献，获得了许多至高的荣誉。其主要的理论为中层理论、功能分析理论、失范与越轨以及科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主要关注结构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因此重点阐述默顿思想中与功能理论相关的理论。

1.中层理论

中层理论是默顿在批判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找到的一条构建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实质性理论研究的途径。默顿认为，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依靠唯心的理论逻辑分析，得出的宏大的、试图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分析方法，对于社会事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中层理论试图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的几个逻辑层次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介于小的工作假设与试图说明一切的社会现象的总体理论之间的中层设想。它“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够使我们“超越那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在一般与完全特殊之间、在概括性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的虚假问题”。从这一点来讲，中层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功能主义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从而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逻辑假设与推断，还注重在经验与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理论建设。默顿的社会学理论因此也被称作为“经验功能主义”。

2.功能分析范式

默顿在以往功能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创新了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他对传统功能理论的三个假设提出了修正：第一，传统功能主义认为社会功能具有统一性，即社会中的各种社会活动与文化项目都和谐地相互联系着，并且对整个社会整合与运行做出贡献。默顿认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对整个系统或其他部分是否起作用，或者起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都是需要通过实践证明的。第二，社会功能的普遍性，认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都会对整个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默顿却认为，从经验的立场出发会发现，某些功能的存在有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适应性起到消极作用，同时也需要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一个功能的存在是否会长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功能的不可或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即认为在一个整体中，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默顿认为，这个假设同样不能被实践经验所检验，正如一个角色可以拥有不同种社会功能一样，一个功能也可以由社会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承担，因此当一个部分不能适应整体发展时，也许会被其他可以发挥同样功能的部分所替代。默顿对功能的概念和角色进行了个体适应模式的类型更加详细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功能是指一个结构要素或者一个行动对社会调适做出的贡献，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结果。在这一概念框架下，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从11个方面对功能进行分析：功能的归属、动机和目的、客观效果、功能在社会单元系统中的效果、功能需求、赖以实现的机制、功能选择、结构制约、动态和变迁、功能分析的有效性以及功能分析的意识形态含义。从客观效果的角度，他提出了有关功能的以下几个著名概念：（1）正功能与负功能“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有助于一定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负功能就是观察到的那些削弱系统之调试的后果。还有那种非功能后果的实际可能性，即后果与所考察的系统完全不相关”。这是为了建立多重后果和总后果的净差额的概念。正功能与负功能的提出，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中将所有社会结构要素都视为对系统发挥有效作用的存在，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现有的许多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指导社会研究者从正负功能相抵之后的功能净差额的角度评价社会系统的运转，同时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学理论支持。（2）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这一对概念是为了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一致和不一致的情况。通俗来讲，显功能是指系统中有意安排的、显而易见的且外在的客观功能；潜功能是指未认识或预想到的后果。默顿重点强调了潜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西方国家政治机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功能分析范式下，显功能有正负之分，潜功能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这两对概念互相补充和支撑，为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较为明晰的、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越轨与失范

负功能和潜功能的提出，挑战了传统的乐观、宏大的功能分析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的不同角度。在默顿“社会结构与失范”和“社会结构与失范理论中的连续性”两篇著作中，他利用功能分析范式和中层理论指出，社会的变迁和转型，通常是由于社会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脱节而导致的，并提出了越轨与失范两个概念。“文化结构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失范被看作是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是当文化规范和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节时。在这方面，文化价值标准可能有助于产生与这些价值自身的要求相违背的行为”。“大规模的越轨行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个文化价值系统将某些人人都有的共同成功目标实际上完全置于其他一切目标之上，而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社会结构却严格限制了或完全堵死了达到这些目标的得到认可的途径”。在失范模式的情况下，越轨行为的发生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结构的适应。默顿将这类适应情况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型：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他用简明的表格，分析不同的适应行为对文化和制度的反应情况。遵从行为服从于文化目标和制度化的手段，通常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而得到较高社会地位或财富的人群。创新是指文化上服从而制度上却拒绝，通常指采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的行为。仪式主义指采用制度化的手段，但拒绝承认文化目标的存在，这通常指社会的中下层阶级，父母通常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使其遵守社会制度却突破现存的生活状态。退却主义指既拒绝文化目标又拒绝社会制度，通常指精神病患者、孤僻者等逃避社会的行为。反叛是对现存文化和制度的否定和拒绝，并以新的目标与手段取而代之，例如革命者。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在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为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经验性分析模式，是对现代功能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在对社会现象即功能方面更加具有解释力。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一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以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将社会系统看成是有机统一体，在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利用意识形态逻辑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西方社会，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发展现象。这一理论既关注对结构、要素的剖析，也重视对功能、关系的考察，把对社会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也包含着辩证思想的要素。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反对的声音逐渐出现，结构功能主义忽略对社会现象的历史分析，过于强调社会和谐与均衡忽略矛盾、冲突和过分强调文化和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忽略经济利益等因素对社会的作用等理论缺陷被指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继承了该理论的精髓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三、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简言之，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任何社会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每一个结构都具有自己的功能；任何结构都是一个系统，系统下还包含不同的子系统；系统的四个功能即整合、适应、达鹄和维持模式。在分析社会系统时，也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角色进行了分析。同时，在当今教育社会学中，许多研究都利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教育中的现象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节中，笔者重点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思想和结构功能主义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教育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教育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重视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要与政治阶层、经济制度和职业技能的需要相联系，揭示出家庭、大众传播工具和社团与专业教育机构的关系。帕森斯认为，学校教育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即选择和社会化。他通过AGIL模型，阐明社会平衡取决于贯穿社会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普遍相关性。例如，教育可以看作是来自L向A和G的输出。孩子们被教授相应的价值观，然后被输入劳动力市场，最终接受承认的组织责任位置。学校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分工细化所带来的对职业技能需求进行满足的功能。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类型，直接影响到其未来在社会的职业和地位。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社会系统的发展需要将哪种价值观进行社会化，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学校里的氛围和师生关系，社会需要的普适的价值观会逐渐被学生接受，以达到文化目标社会化的目的。“在帕森斯看来，学校属于社会系统中具有文化、教育和解释功能的模式维持组织，是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的组织。”高等教育在维系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中，起到了将价值体系制度化的功能。

篇（6）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当是“职业技术”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高等职教与普通高校的专业设置在名称上是相同或近似的，如技术等，但事实上，它们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普通高校，专业名称常表示高校的研究领域和与之相对应的学科；而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名称则更多地表示一个“职业领域和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劳动”。

在普通高等教育（以工程教育为例，但可迁移到农学等其他学科）中，专业教学内容取材于对应的工程学科，是一种“纯粹的”、与人的职业活动联系不太紧密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专业教学以技术知识为导向，具有较浓厚的技术决定论（autonomoustech-nology）色彩。专业课内容是工程师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反映了工程师和工程科学家的职业实践。

而高职教育专业和研究的内容则是“以职业形式存在的、从事实践活动的技术人员的专业劳动”，是产生于职业劳动实践的技术人员的职业知识和技能，是以技术人员的专业劳动为导向的。因此，高职的专业教学应当更加注意劳动和职业的关系，更加考虑劳动组织方式及其变化对技术人员能力的要求，更加注意克服工程学科教育的局限性（如理论上的电气技术并不代表实际中的电气技术）。

在教学和研究内容上，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是“职业技术”和工程技术的区别。笔者曾就“职业（性）技术”的定义，它与“非职业（性）技术”，即工程技术的区别及其对职业教育的意义等发表过一系列看法①。简单来说，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的研究对象都是专业技术，但技术的内涵是不同的，典型的例子如汽车技术，就包括与职业行为联系较少的发动机技术、传动技术等设计制造技术以及与从业人员职业活动和职业能力关系较大的故障诊断技术等。

工程技术是和技术工具等客观事物的反映，而职业技术还包括主观能动性较强的经验性知识、经济社会利益的体现方式以及由于文化导致的实现手段等②，它与人的行为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体上讲，技术是人类借以改造和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它与它所存在的职业劳动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从业人员素质和教育培训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技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发展是技术的可能性与社会的现实性（如从业人员素质、经济社会基础、文化认同、政策法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典型证据就是80年代以来由精益生产（leanproduction）和CIMS技术等引发的产业革命，就是信息技术、以小组作业为基本特征的后福特劳动组织方式和一专多能型技术工人综合作用的结晶。

因此，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学校的教学内容是否具有高职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学是否遵循技术决定论的原则，即：是技术人员的职业劳动，还是自然科学技术决定教学内容？当然，由于职业劳动是一种由自然规律控制的社会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但它直接反映的却是技术和劳动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二、“职业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劳动过程系统化

职业教育学和工业心的研究成果表明，职业技术的最大特点是遵循劳动过程系统性原则，而不是学科系统性原则。这里首先是一个行为社会学的理论，即完整的行为方式，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职业行为和日常生活行为）过程总是按照所谓“完整的实践”模式进行的，它可划分为获取资料信息、制定工作计划、做出行动决策、实施工作计划、控制保证质量和评价工作成就等六个步骤，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买菜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理论教学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即“职业技术”，应当是完整的职业行为所要求的全部内容，因此在强调打破学科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强调建立与劳动过程的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动过程的系统化，即按照实际劳动过程的基本程序，如确定工作任务—制定工作计划—作出决定—完成工作任务—检验工作结果并改正错误—评价工作过程与工作成果—记录—反馈等进行编排。职业技术是关于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劳动组织形式和工作要求等方面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自始至终都与具体的职业实践相对应，技术和专业理论不再抽象，而是、社会和技术工人个人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

三、“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的区别

作为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的“职业技术”与工程技术，可从对象、研究目标、表现形式和认识等方面加以区别。

（一）研究对象

“职业技术”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类建立的技术体系，如建立健全技术标准、操作规范等；工程技术的研究对象是纯粹的体系，即利用自然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来使用自然资源、生产制造人工材料以及利用自然力来满足人类的需求。

（二）研究目标

研究和“职业技术”的目的，是获得有关设计、操作和评价技术系统（如机器设备、工艺流程等）的知识，因此，它的主要功能是方法功能；而研究和学习工程技术的目的是获得有关物质和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因此，工程技术的主要功能是解释功能。

（三）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

“职业技术”的研究成果常常是由科学规律推导出的工艺和操作方法，是规范性的职业行为，多以操作标准和工作计划的形式出现；工程技术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描述和解释自然界现象、物质和规律的概念、定律和等。

（四）认识方法

工程技术的研究和认识方法是独立的。按照科学学的原则，一门工程技术科学之所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其独立的认识方法和方法论基础。工程技术的研究方法是以“反映”为导向的，即选择研究方法的基础是为了反映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因此，工程技术反映的是一种“原因—结果”的关系。

作为职业技术学研究对象的职业劳动过程，不但是一个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因此，单独的社会学、学和工程科学的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与职业技术的综合性质一样，职业技术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值得指出的是，70年代中期美国兴起的“劳动（studiesofwork）”研究，将准确描述劳动过程、确定劳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确定标准劳动过程模式与实际劳动过程的差异作为研究对象，为职业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重要方法。

由于劳动分析未能将劳动经验和“劳动过程知识”界入其研究范围，而过分强调被动的适应，带有过强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因此对职业技术研究方法的贡献也只是基础性的。

“职业技术”的研究方法是以“”为导向的，即职业技术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科学规律去解决实际，因此，“职业技术”反映的是一种“目标—手段”的关系。

从技术的角度明确普通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和科研内容上的区别，是举办各种层次高等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同济大学职教学院的多位博士生已经在他们各自的技术领域（如机械、电气和土建等）中对职业技术的研究中找到了突破点。

篇（7）

第二，引进开发适合本校学生实际的通识教材及各专业的行业教材。

教材是课程之本。它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最佳的语言样本，是有系统性、有针对性的语言实践活动的材料，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强调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听说能力。因此，在教材引进和编写上，“要坚持语言有意义的信息输入，坚持输入内容在主题方面有机联系，互相映照，反复循环，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对同一主题的语言输入信息的多种形式的模仿、认知、交流和任务性语言实践活动的有意义展开，以此逐渐让学生形成以听说能力为基础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第三，改革考试测评和教师考核机制。

篇（8）

2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

虽然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培养目标均是根据护理职业岗位的要求来确定的，但在人才培养规格上有很大差别。中职教育以培养中等实用技能型人才为主，高职教育强调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护理人才。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人才培养规格比较。

3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课程体系构建

中等职业护理教育偏重于对学生实用技术的传授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出现了轻基础、重专业，轻理论、重实践，轻理解、重操作的现象。文化基础、专业基本理论和综合素质薄弱是中职护理教育的短板。因此，将中等职业、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培养的重点应放在文化基础课的深化、专业理论课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以达到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整个培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基本实施模式为“1＋2”。通过1年的在校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学习达到初步运用综合职业能力的目标，而后进行为期2年专科护理能力的顶岗实习，为今后从事专科护理工作奠定基础。护理专业中等职业、高等职业理论教学课程体系见表2．

篇（9）

二、要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放置到中国文化发展

传承与创新的大体系中去研究、去研发、去研判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高等教育则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党的十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提出四项任务及一系列具体要求。高校作为文化传播高地，更应从党的十八精神出发，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等教育思想和高校职能的新发展，作为高等教育与时俱进重要的新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作为保存和研究创新知识与科技的高地，传承优秀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推动文化传播和交流，既是大学基于自身性质所应担当的天然使命，也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新要求。高校具有与生俱来的、极为独有的、影响深远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社会功能。它自诞生以来聚集大量科技、文化精英，通过知识传播、知识创造，以及与社会的互动而对社会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高等教育既为受教育者“认同”历史、社会和时代，形成具有文明史内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又为历史、社会和时代“认可”受教育者，形成具有时代内涵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创造条件。高等教育的“教书育人”就是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揭示和展现各门科学的概念系统所提供的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揭示和展现这些阶梯和支撑点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从而实现受教育者与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认可”的双向互动，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人。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在这种“认同”与“认可”的双向互动中落实社会核心理念。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校就应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就应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这就要求大学必须始终坚守自身的使命，坚持大学的精神，自觉抵制浮躁、急功近利和各种诱惑，努力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崇尚学术，涵养学术勇气和文气，乐于知识创新、勇于思想创新、敢于理论创新，坚定不移地守护大学的精神家园，使高校在创新和服务中以其先进思想和品格影响社会、引导社会，永远站在时展的前列。为此，当下和未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只有放置到践履好文化传承创新使命的大体系中去研究、去研发和去研判，方能使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更富有生命力、竞争力和文化力。

三、要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放置到中国知识分子

发展背景的大脉络中去感触、去感怀、去感悟教育管理的概念自古有之。古代教育管理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形成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个系统，中央官学主要包括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学，地方官学又称乡学、学宫，成为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主要担负承传孔儒文化、施行礼乐教化的职能，也是地方官学师生祭孔、奏乐、习礼之处。东汉时太学是国家高等学府，又是中央最高教育管理机关;隋唐设国子监取代太学地位，推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科举制度，实行教育、选才、任官一体化，是政治制度上的一项伟大创举，是世界上最早的较完备的考试任用制度，影响深远;宋元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路、府、州、县四级均有相应的学校;明代设立府、州、县学，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等。自古中国教育管理就具有先进的视野，提倡综合观，即大教育观，认为教育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问题即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主张辨证观，即对立统一观，强调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讲求“德智统一”;强调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重视启发内心的觉悟，相信主体内在的力量。在“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等教育理念的践行中，培养出具有“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崇尚道德修养自觉、强调“自省”的修养理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代代知识分子。自近代西学东渐思潮，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教育模式、教育制度也随之传入中国。在新的教育管理理念的影响下，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秉持救国图强的理想与信念，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和责任意识下“开眼看世界”，倡导“民主”与“科学”，实现知识分子“治学”与“治世”的结合与统一的同时用西方教育理念改造传统教育，引领后代教育管理不断前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学校兼具有中国优秀教育传统和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领导管理运行机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加快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内涵不断加强、育人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要求不断提高，高校更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坚持依法治校，不断探索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效实施好“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运行机制，培养出具有高远理想、优良品德、丰富知识、德才兼备的“风骨”与“气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为此，当下和未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只有放置到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背景的大脉络中去感触、去感怀和去感悟，方能不断增强现代教育知识分子崇高的教育责任感，把知识分子“教书育人”的使命践履好。

四、要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放置到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格局中去结合、去整合、去融合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撑，高等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与活力。教育发展受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约，并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起作用，教育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发挥自身的职能服务社会。由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相互协作、相互制约并实现共同发展。为了实现共同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坚持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树立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高等教育与区域的协调发展无论对深化高教领域的改革还是对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要求加强教育与经济的结合，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互补”、“共赢”。从框架层面来讲，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应通过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建立起高校和地方的对话机制，共同商讨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规格，以加强高等教育的针对性;应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团体等进行联合科技攻关与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与技术优势，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高等教育应通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发展重大决策的调研，为区域经济发展出谋献策。从推进层面来讲，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就是通过优化调整高校发展布局和定位，鼓励企业与现有高校合作办学，既满足企业人才需要，又有利于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进行跟踪研究，准确把握学科专业发展重点、明晰发展方向，既为政府、行业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也为学校学科专业建设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切实增强学科专业建设前瞻性，超前部署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学科专业，解决好学科专业建设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通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校企之间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同设计培养目标、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开展专业、课程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共同开展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等“五共同”，培养“用得上”的创新人才;通过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重点选择与地方新兴产业发展关联度大的课题作为主攻方向，与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合作组建一批政产学研用金介“七位一体”的战略联盟，推动产学研结合由短期、松散、单项向长期、系统、实体合作转变;通过积极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专家治学、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快制定大学章程，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民主管理机制，进一步明确学术委员会的权利、职责和权力范围，推广高校董事会运作经验，建立社会支持高校、监督高校的良好机制。为此，当下和未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只有放置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去结合、去整合和去融合，方能不断获得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与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五、要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放置到社会“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师以爱教为职，生以受教为责”的大环境中去献策、去献智、去献力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教育，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对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定决心。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强国必先强教”，“教育在党和国家事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和作用”等关于教育优先发展重要性的论述，高瞻远瞩、鞭辟入里，充分显示了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强决心。《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提出要按照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要求，在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下功夫，确保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在此总部署、总要求、总框架内，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通过调整教育结构，统筹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科学调整教育区域布局、层次结构和学科专业设置;通过深化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平安、文明、绿色、和谐校园创建，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通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让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不拘一格、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通过落实教育公平原则，以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以惠民政策保障教育公平，以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通过强化教学环节管理，提高教育质量;通过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激发教职员工积极参与教育管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充分自由发展;通过树立民生为本的理念，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校教育管理工作，正确处理好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不断提高教育管理的质量与效率;通过调动群众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引导各级各部门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形成“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师以爱教为职、生以受教为责”的良好氛围，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正确的办学理念、发展思路和改革举措，转化为教育管理的自觉行动，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着的努力，聚焦重点、狠抓内涵，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为此，当下和未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只有放置到这样一种促进教育发展的大环境中去献策、去献智、去献力，方能真正形成社会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和促进教育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篇（10）

1．1管理模式陈旧

通过对部分高等院校的调查我们发现部分学校存在教学管理模式陈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重视管理本身发展。部分学校的教学管理的重点还是在于教学本身，对于管理本身的发展却不重视，这导致管理模式发展速度缓慢;二是效率不高。部分学校由于采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学管理模式，导致管理效率低下，从而阻碍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1．2管理体制僵化

管理体制不灵活、运行过程僵化这也是阻碍教学管理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过于依赖科层化管理。部分学校的教学管理与城府部门管理较为相似，相关的规定以及限制较多，这导致部分老师过于依赖科层化管理，无法进行管理制度创新;二是教学管理没有活力。由于各项规定制度化，因此，教师对于教学的积极性也被压制，教学过程中没有新意，管理没有活力。

1．3管理措施疲劳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中，管理者每天都在忙于行政事务的管理，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结合现阶段高校的实际情况。

2．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创新策略

为了促进我国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本章节结合现阶段高校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从而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2．1优化课程结构

本文认为要想进行教学管理创新，首先我们要从教学本身入手，优化课程结构、建立合理的管理体系是一项重要举措。首先，我们要建立课程管理组，组员要包括教授、讲师以及学生、行政人员等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的了解学生对相关课程的需求以及课程开设所需要的条件，从而为优化课程结构打下坚实的基础;接着就是开设综合课程。

2．2借鉴国外教学管理经验

与其他国家高校的教学管理情况相比，我国的缺点主要是实践教学没有充分进行，因此，本文认为国内学校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开展实践教学，同时还应该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从而加强对高校教学的管理，进而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促进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

2．3实行信息化教学管理

为了进一步促进教学管理的发展，实行信息化教学管理是必须进行的措施，主要做法如下:一是组建教学管理领导小组。高职院校要建立教学管理的领导小组，以各院系院长为小组负责人，各个系的学科负责人为主要成员，加强对各个院系信息化教学管理的监督，增强小组执行效率，促进信息化教学管理;二是要完善管理机制。各个学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将信息化教学管理进程进行公开，同时将监督责任落实到领导小组成员。

篇（11）

国子监的管理体制,清承明制。《清史稿·学校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①国子监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管理监事大臣于雍正三年(1725)始设,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这与明朝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子监仍由祭酒、司业全面负责。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是清政府的二级管理机构。1905年学部成立,国子监并入学部,这时它的作用已大大衰微,基本上不再是高等教育机构了。

书院是清代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清代以前,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但清代的书院则直接由各级官府管理。雍正十一年的谕旨明确规定了各级书院的管理体制:“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②根据规定,省会书院由督抚主管,学臣协助之,各府、州、县书院则由地方官管理,经费由官府供给。通过控制书院的师长、经费等,清政府大大促进了书院官学化的进程,这是清代书院管理的特色。

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此后洋务派陆续创办了一些近代高等专科性质的学校,其中著名的除京师同文馆外,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福州电气学塾、天津电报学堂、南京铁路学堂等,共30多所。这些新式学堂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些学堂的管理,清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一般由主办人负责或由总督管理,学校内则设监督、总教习负责领导工作,总教都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例如,京师同文馆名义上由总理衙门的大臣负责,实际上由两位提调和两位副提调管理学生和教职员,总教理一切学术活动。因此,京师同文馆校内的管理已开始分化,与国子监、书院不同。

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领导人在各地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时务学堂”,张元济、陈昭常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等。这些学堂与书院不同,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的性质。维新派创办的学堂一般由创办人负责,和洋务派办的学堂相似。

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最大的学堂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光绪帝颁布上谕,“即着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③据此上谕,京师大学堂由皇帝直接派大臣管理。其具体的管理人员,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详细的规定。该章程第六章“设官例”规定如下:

第一节: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略如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

第二节:设总教习一员,不拘资格。由特旨擢用,略如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

第三节:设分教习汉人二十四员,由总教习奏调,略如翰林院五经博士、国子监助教之职。其西人为分教习者不以官论。

第四节:设总办一人,以小九卿及各部院司员充。

第五节:设提调八人,以各部院司员充。—一人管支应,五人分股稽查学生功课,二人管堂中杂务。……”④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光绪帝又颁布上谕,要求各省广设学堂。随着学堂的普遍设置,国子监陈旧的管理已不适应需要,其作用逐渐衰微。京师大学堂创立后,其总纲规定:“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规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⑤可见,京师大学堂既是一所大学,同时又有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即京师大学堂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

1905年学部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进入了新阶段。实际上,1905年以前,学部已初露端倪。1903年,张之洞奏请特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原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司大学堂事务,其地位下降一格,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张之洞认为,管学大臣既管理京师大学堂,又兼管外省各学堂事务,在新式学堂纷纷设立时,其任务繁重,恐难完成使命。再者,京师大学堂也只是一所大学,其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外省各级各类学校,因此,有必要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上《学务纲要》,规定总理学务大臣不再管理大学堂,其下设属官,分为六处: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订处、游学处、会计处。从学务大臣的管理权限看,他虽不再管理京师大学堂,但仍设专门处负责管理专门学科事务,可见仍管理一部分高等教育。由于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近代正式大学,故另派总监督管理。从此,京师大学堂不再是教育管理机构,而仅仅是一所大学了。

学务大臣设置不久,1905年10月8日,山西学政宝熙奏请速设学部,并请将礼部、国子监并入学部。宝熙的奏折说:窃谓此后普及之教育,日推日广,则学堂之统系,愈重愈繁,欲令全国学制,画一整齐,断非补苴罅漏之计所能为,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济。且当变更伊始,造端宏大,各处学务之待考核统治者,条绪极纷,必须有一总汇之区,始足以期日臻进步。拟请饬下政务处,公议速行设立学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遴选通才,分研教育行政之法,总持一切,纲举目张,实于全国学务大有裨益。⑥12月6日,清政府谕令设立学部,下设五司一厅十二科,如下所示。

学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中央教育行政专门管理机关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高等教育由专门司专门教务科管理,该科掌管核办大学堂、高等学部及凡属文学、政法、学术、技艺、音乐各种专门学堂一切事务,并稽核私立专门学堂教科设备是否合度及应否允准与官立学堂有一律权利或颁公款补助等事。从此,学部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成为我国第一个主管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

二

综观清代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其发展表现出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加强。在明代,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政府不干预书院的日常管理。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书院的全部工作。书院订有学规,师生共同遵守,利用学规来管理书院的日常工作。清朝初年统治者不重视书院,而且还抑制书院的发展。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才下令在各省省会设立书院。书院的师长由督抚学官聘请,学生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师生的生活费用一律由清政府拨给学田以学田租金及所赐帑金供给。这样,通过控制经费、师生,清政府实际上把书院办成了省立大学。可见,清代的书院和明代有本质的不同,它不再是自由讲学的场所,而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其管理受清政府的约束。

自1862年起,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由于创办人如奕讠斤、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是清政府重要的大臣,清政府对新式学堂的管理又缺乏经验,因此,这些学堂就由创办人或总督负责,清政府没有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层次上看,洋务学堂的管理是很松的。但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则不同,它既是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新式大学,又是中央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表明清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

总之,清政府一方面促使书院官学化,另一方面逐步加强对新式学堂的管理,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从分散的形态逐步走向中央集权的型式。

第二,呈现出专门化的发展趋势。国子监和京师大学堂都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办学实体,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京师大学堂成为单纯的教育机关,不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这标志着办学机构与管理机构的分离。同时,国子监、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仅要管理高等教育事务,对中小学堂也负有领导责任。教育行政管理呈现出未分化的原始样态。从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到1905年学部成立,京师大学堂不再是行政管理机关,学部内又分设了专门司与普通司,这样,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终于分离。教育功能与管理功能的分离,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专门化。

第三,逐步走向系统化。学部成立以前,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实行个人负责制。国子监的管理监事大臣、祭酒、司业、京师大学堂的学务大臣、总教习,都负有管理高等教育事务的职责,但其下并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教育事务的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下设有专门处,这可以说是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雏型,然而京师大学堂不属于学务大臣管辖。1905年学部成立,其中的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标志着第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诞生。机构的逐步健全表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系统性的加强,也意味着行政管理功能逐步得到强化。国子监、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实际上对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如书院,并没有实行直接的领导。学部专门司设置后,全国范围内有了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门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向系统化迈出了一大步。在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未分化以前,清朝的官学系统虽然分为高等教育与普通中小学教育不同的阶段,但行政管理没有形成具有不同阶段而又相互衔接的体系。学部成立后,其下分设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等,这不仅标志着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也表明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正式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系统化。

三

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势,造成这些趋势的动因是复杂的,其中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首先是实践的需要。清朝前期,清政府除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明朝没有大的区别。1862年后,新式学堂陆续出现并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时原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发生变化。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谕令将书院改办学校:“……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等学。”⑦此后,各省会书院陆续改为高等学堂。新式学堂的推广要求设置新的行政管理机构,采用适合新式学堂的管理方法,这必然会促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事件是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自隋朝建立以来,便成为封建教育的核心。在清代,书院的官学化使科举制更成为高等教育的重心。后,科举制成为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严重障碍。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他们认为科举不停止,学堂就不可能获得大发展。同年八月,光绪帝下令停止科举:“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⑧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完全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以此为契机,高等教育进一步走向近代化。经过兴办新式学堂,改革书院,废除科举,近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为适应这一变革,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也必然要抛弃国子监时代的模式,逐步走向专门化、系统化。

其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是高教系统变革的一部分,在清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受当时政治改革的制约。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洋务派官僚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主张取“西艺”以补“中学”的不足。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洋务派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维新派发动了“”。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其它有关高等教育的改革措施也陆续实行。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后,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清廷也逐渐把其管理权限收归中央政府。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一致的,并受后者的制约。这与欧洲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早期发展具有质的不同。西欧中世纪,大学都是民间办学团体,拥有自治权,行政管理不受当地政府及教会的干预,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欧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我国清代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受清廷的控制,其行政管理也受清政府左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清政府必然会重视并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因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的趋向。

最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的特点。无论是传统的国子监,或是新式的京师大学堂,或是学部,其管理人员均由清廷委派大臣充任,具有明确的官职品级。尽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几经变化,这一特点却始终未变。西学的输入,新式学堂的创办,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教学内容及方法,然而对行政管理的影响较弱。学部成立标志着新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诞生,但行政管理新思维和新方法的到来则迟缓得多。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深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注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102页。

②转引自刘秀生著:《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③⑦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6、55—56页。

④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4页、581页。

⑤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