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论文大全11篇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1）

1。扩张性质上的差异

从美国历史上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救助过程来看，国有化仅仅是其宏观调控的一种临时举措，并不会改变其自由市场的理念。无论是大萧条时期的调控还是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国有化的企业在经济恢复后重又进行了私有化。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本轮金融危机中被很多人所称为国有化救助市场经济的举措，也只是暂时之举，如从美国对银行的救助来看，第一步是压力测试，判断各家银行需要从政府获得多少资金；第二步是改变资本结构，财政部向银行注资之后获得优先股或可转换股权，这些股权没有投票权，政府不插手银行的具体管理事务；第三步是当受困银行足够强大，无需援助时，他们会偿还政府的资金，并募集私人资本。

从中国国有经济的扩张来看，虽然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国有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确实在下降，国有企业数量在减少，这也与中央提出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抓大放小”有关，但国有经济在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上游行业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并向下游扩张，形成产业链垄断的态势，而且利用这些垄断获得了超额利润。尤其是本轮经济调控中国有经济的扩张，更体现出国有企业从原有的一些垄断性领域向竞争性领域的扩张，且明确以“做强做大”为名，由政府主导兼并一些民营中小企业，这与美国扩张是暂时的，退出是明确的是不同的。

2。扩张手段上的差异

从美国历次的国有化来看，始终注意“度”的把握，如在对金融业的救助中，只购买金融机构无表决权和不可转换的优先股、政府不派出董事、不参与管理等，在利用国有化实施宏观调控时，都设计好将来退出企业的机制。从历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看，主要都是通过法案来实施的，这些法案的通过一方面赋予了管制机构相应的权力，保证了管制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也保证了政府在适当时候的全面退出。

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虽然从诸多的战略规划可看出是退出竞争行业的，如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国企要“抓大放小”，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积极探索各种有效方式，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2005年3月国务院了“非公经济36条”，提出对个体私营经济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其投资经营垄断行业，但从具体实施上来看，一方面没有配套的对央企、民企一视同仁的制度构建，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向竞争性领域扩张的案例又在本轮调控中屡屡出现，虽然这样扩张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经济要走出本轮经济危机，首先必须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大型国营企业来发挥作用，但是相应的走出危机后政府的退出机制却无从谈起。从制度层面上看，在电力、电信、石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的市场依然存在准入门槛，在金融体制环境上，国企、民企待遇有别。

在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所显示出的支持国企做大做强的明显政策偏好下，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倾向于“银政合作”，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情况并未因国家和监管部门的重视而有所改善。如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支持大型中央企业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为央企的结构性调整、重大工程建设、国际合作、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全年向105家央企发放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854亿元。从国企扩张的领域来看并非只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行业，并非退出竞争性领域，反而是进入，非但不是政府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反而更多地以政府红头文件代替法规，政府以行政命令主导国企对民企的兼并。如当前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中粮涉足能源、地产和金融，国家电网控股了两家电器设备制造类上市公司，央企建立自己的财务公司和共同的资金管理平台进行实体和金融的混业经营，山西的煤炭资源重组等。所以，中国的国企扩张是一种政策上退，实质上进，借助宏观调控增强垄断的过程。

1。美国历史上的国有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国有化进行的救市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史无前例。事实上，20世纪以来，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国有化现象。

（1）20世纪初具有浓厚国有化色彩的对经济的第一次干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资本以空前的速度集中和集聚，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1898年有20家，1900年达73家，同时在1900年美国40％的制造业产品由1％的企业生产①。超大规模的企业控制了很多小企业，垄断从运输业、通讯业和金融业扩展到了制造业、销售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1887年《州际商业法》和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两项法律的颁布，拉开了联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序幕。这次经济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对托拉斯进行管制。对托拉斯的管制主要是由联邦政府颁布法律条令，设立专门机构，调查垄断组织的经济行为，通过诉讼或司法的办法进行管理。二是对铁路公司进行监督。19世纪后期铁路迅速扩张，但发展过程中运费歧视、股票掺假、回扣等现象十分严重。美国国会先后通过《埃尔金斯法》（1903年）和《赫伯恩法》（1906年）打击铁路运输中的回扣之风，加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权力，为铁路公司确定合理的运价，使得铁路运输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三是对金融领域的管理加强。国会1913年通过的《联邦储备银行法》，初步建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应该说在这次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并没有明显的国有化现象，但对于私有企业的干预明显加强。

（2）一战期间的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美国加入一战后，为提高军工生产效率，总统威尔逊着手对部分战略性部门、企业实行国有化，先后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铁路公司和史密斯—韦森兵工厂收归国家管理，成立许多负责处理各类经济问题的机构，如股票委员会限制私营部门发行有价证券，战时贸易委员会管理进出口。1917年通过《粮食与燃料管制法》，授权联邦政府为企业颁发许可、征用物资，甚至直接买下工厂。一些重要军需物资则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直接成立公司来加以解决。

（3）大萧条时期的国有化政策。1932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国有化的唯一一次。罗斯福上任100天内接连出台15个法案，并设立专门政府机构强力推行。一是对金融领域的整顿与控制。其中为了重建被“大萧条”摧毁的金融体系，美国政府宣布全国银行放假，并迅即成立国有的“复兴金融公司”，用13亿美元购入大约6000家银行股票，以清除不良金融资产，确保充分的资金流转。另外制订《银行法》（1935年）大大加强了联邦储备体系的管理委员会，赋予它以直接管理全国货币、信贷和利率的权力。通过这次金融整顿，美国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事实上的中央银行，把货币、信贷的管理权集中到联邦政府手里，从而结束了美国原有的自由经营银行制。二是成立国家专门机构进行控制。美国私营电力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发展到120亿美元的垄断资本，电业部门逃避国家干预，搞投机欺骗，还拒绝往农村输电。罗斯福就任总统后，要求国会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成立了由国家控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并在该法中规定该局有权生产和出售电力，打击了私人电业垄断。

（4）二战期间的战时统制经济。二战爆发以后，罗斯福政府先后接管了铁矿、煤矿、铁路、卡车运输和军工产业的众多支柱企业，还下令政府接管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1942年10月，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冻结农产品价格、工资和租金，由价格管理局强制执行这些规定，全面接管物价体系。

（5）二战后的金融不稳定时的几次国有化。1984年，美国爆发石油证券危机，芝加哥的大陆伊力诺依银行和信托公司（当时排名美国银行第七位）被不良石油贷款拖累，濒临倒闭，美国政府惟恐对金融体系构成冲击，迅速收购了该银行80％的股份，并出手接管达10年之久；就在此前后，美国爆发储蓄和贷款危机，为稳定市场和人心，政府成立美国决策信托公司（RTC），自1989至1995年，共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747家金融机构、共3940亿美元不良资产，直到1995年其职能才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取代。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2）

钢铁行业需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去僵尸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减少损耗并逐步实现零损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3）

进入2009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四个新变化，同时，又维持着一个不变。理解这些变和不变是把握当前和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四个变化是：经济出现复苏信号、社会预期开始转好、通胀预期出现、宏调政策呈现调整迹象；一个不变是：经济依然处于危机之中，危险和威胁依然存在，这个大格局没有变。 一、四个新变化 1、经济出现复苏信号 一些经济指标数据开始转好，经济呈现回暖迹象，譬如GDP增速、房地产市场情况、发电量、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股市等。 GDP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GDP增速从一季度的6.1％增加到二季度的7.9％，上半年为7.1％。 房价 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涨幅比6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9%，涨幅比6月份扩大0.1个百分点,已连续五个月上升。 发电量 7月单月发电量同比增长4.21%(统计局中旬公布数据，历史上看有一定出入)，6月当月同比增长3.6%(都是国调中心的口径)；已连续2月同比增速为正，形成复苏趋势。 大宗商品价格 纽交所的原油价格已经由年初的40多美元反弹至如今的70美元 以上，国内的汽、柴油价格经过几次调整后，也分别提高了930元/吨和 800元/吨。在4月中旬到8月上旬这段时间，国内钢材价格也出现连续第17周上涨，涨幅在50％左右，接近2007年高点，不过到8月中旬出现调整。 股市 上证综指由年初的2000多点一度冲高至接近3500点，涨幅超过70％，只是到8月中旬才开始调整，目前回落至2900点左右。 2、社会对经济增长预期开始转好 随着一些数据的走好，中央6月份开始重新对经济形势定调，研究机构也纷纷调高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详情见下表。 3、通胀预期出现 通胀预期的主要来源是上半年的信贷的疯狂增长，上半年的新增信贷达到了7.36万亿。这是什么概念？2007年全年新增贷款是3.63万亿，2008年全年是 4.91 万亿，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是2007年全年的两倍多，是2008年全年的1.5倍。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步入一个“滞胀”时代，通胀预期的出现和扩散是上半年股市、楼市走高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 4、宏调政策呈现调整迹象 上半年的宏调政策延续去年年底的基调，以保增长、保就业为核心，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为保障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的顺利展开，货币政策的宽松已经远远超越“适度宽松”的限度。上半年的贷款增长了7.37万亿，通胀预期开始出现并持续强化，股市、楼市出现飙涨。在此局面下，过渡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遭遇社会指责，中央7月份开始对宏调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进行反思。7月28日，央行网站挂出一份名为《2009年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报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通胀预期有所显现。而此前，通胀预期这一敏感的词汇只是出现在机构学者的研究报告中。8月5日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在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此后中国股市终止连续上行趋势，开始暴跌，目前已由3500点，回落指2900点一线。 二、一个不变：经济危机的大格局没有变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由内需和外需两部分组成。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7年已经超过70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4）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优势产业形成基础

（一）优势竞争理论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性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性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性”优势理论

“后发性”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性”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性包括了制度性利好和技术性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和外生性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性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性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性。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性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性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性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性、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性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狭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贯穿整体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当一个行业可以及时的制定并实施能够创造高额市场价值的战略，而任何的产业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都无法及时的跟进或模仿这种战略，并且缺乏进入的能力和信心，就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优势性和可持续性。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性来自于七个方面，分别为产业环境、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战略执行能力、产业内人才能力、产业文化以及产业创新力。获得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靠耐心和长久经营，可持续竞争优势维护不能在当下就产生额外效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长久化行动。

结论

通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国内外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可以发现，优势产业建立在地区性的外生性比较优势基础之上，通过实行先发或后发性的优势战略，产业内生性比较优势可以得到加速培养，进而过渡转变为竞争优势。以产业或产业群形式存在的优势产业依赖自身的经济优势，将持续性领先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同类型产业。

参考文献：

1.刘立民.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分析-基于区位熵的实证分析[J].西部金融，2012（5）

2.张文武.我国优势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J].求索，2013（1）

3.安树伟.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优劣势分析[J].生态经济，2011（5）

4.王恩胡.我国西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优化发展对策[J].商业时代，2012（1）

5.王业强.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4）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5）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6）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转贴于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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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0-11

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Z8 文献标识码：A

一、课题分析

该课题属经济学领域一般层次的理论型研究，通常情况下需要首先检索时间跨度为5年左右的文献，再视具体情况回溯5～10年。信息类型涉及中外文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等。

（一）选择检索工具

根据检索课题的学科范围和研究的方向性质，确定需要查找的检索工具如下。

1)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2)万方《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群》

3)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CNKI《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

5)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

（二）确定检索词

首选检索词：中国经济形势（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发展方式（Development Mode）;全球经济形势（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三） 分类途径

从课题分析可知，本课题的学科分类是属于经济学。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可选用分类号S作为大类检索入口。

二、拟定检索式

CNKI检索平台基本检索式：（中国经济形势OR全球经济形势OR通货膨胀）AND(发展方式OR增长方式OR宏观调控)；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式：k=(中国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形势+通货膨胀) ˆ（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宏观调控）；

外文数据库通用检索式：(“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OR “gobal eonomic suation” OR inflation ˆ)AND brakˆ and (development mode OR increasing mode OR “macro-control)。

三、筛选检索结果

根据不同检索系统的语法规则，对上述检索式作适当的调整，并选择合适的检索字段进行检索，对上述数据库分别进行了检索，并利用网络搜索引擎(baidu)进行了补充查找；时间跨度均为15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700余篇，现按文献类型部分列举如下.

（一）期刊论文

1.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

2.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二）博硕士论文

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2. 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

（三）学术会议论文

1.祖强；梁曙霞。后危机时代加快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A]。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2010/11

2.Jun-e Liu Information school Beijing Wuzi University,101149 Beijing,China Xiaoshua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056038 Handan,China Zhanglin Gu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01601 Beijing,China。Macr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eijing Logistics[A]。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CTAE 2010。2010/06

四、文献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仍是全国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且我国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达到或者出于领先水平，如：中国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

但目前类似的研究大多比较狭隘，从检索的结果看，其纵观整个经济运行层面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交错分析较少，因此，此课题——“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价值以及学术意义显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五、学术论文写作

众所周知，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比较困难又比较复杂的一年，是两个问题兼而有之的问题。从困难程度来说，没有2009年那么困难，保增长不是主要任务。复杂程度也没有2010年这么复杂，2010年所谓复杂，是很多问题我们看不清楚，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中间会孕育什么风险。在2009年预计2010年的时候，大家说今年的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从2010年三月份，一系列调控政策就出台了。包括限制房价的政策。到了5月份，当时在人民银行开会的时候，很多学者又担心中国也会出现通货紧缩。3月份，又开始发生新变化，美国开始货币放量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就显示出了2010年宏观调控的一些复杂程度。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在总的态势来看对往后经济发展将起着一定的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11年世界经济仍可维持温和复苏态势。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要强于预期，且具有一定的韧性，基本抵御了2010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和随后的欧盟刺激政策退出的冲击。展望2011年的全球形势，经济增长将较2010年有所放缓，预测在4%左右。美国经济仍可维持适度增长。欧盟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表明市场信心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继续增长的可能性也较大。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相对暗淡，但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经济又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因而日本经济仍可保持正增长。

其次，国内发展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级政府积极谋化发展，项目储备与准备情况良好。经过多年的准备，目前中西部地区发展已步入快车道，大规模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正在展开。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加强，有利于现有优势产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加快创造出新优势产业。消费的环境和支撑条件可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运用空间。尽管2010年继续实施了大规模一揽子刺激计划， 2010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仍在1%以内，国债余额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合计也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两项指标均处于安全线内，并远低于其他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这表明，当前财政仍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财政政策运用仍有很大空间。

第四，全球通胀压力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展望2011年度的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受到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发达国家产出缺口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国内价格水平特别是PPI与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高度相关，明年国际价格的稳定对保持国内价格稳定比较有利。

现在我们需要的发展不单纯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实现“四个转变”。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问题而提出的。  2.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为核心，要更加注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4.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的。 

作者简介：崔柏（1972-），男，河北联合大学理学院，实验师，本科；研究方向：图书学与信息学技术

孙毓川（1974-）男，河北联合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馆员

参 考 文 献

[1] 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8]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2] 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3] 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4] 迟福林。“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和重点。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8）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间的贸易、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对高素质的国际贸易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国际贸易理论是高校国贸专业的主要理论课程，同时是其他经管类专业学生认识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程[1]。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国际贸易逐步呈微观化发展的新形势，且越发多元化。这给高校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教学带来新的挑战。所以，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必须对国际贸易理论教学进行改革。

一、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1.主流理论方面应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增加到新的教学内容中，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如此不但能更好的解释不同产业内部及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且可更深入、全面的解释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国际贸易差异。另外，为让国际贸易专业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应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多个专题，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给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变量的影响机制。并且在保持既有的课程的内容体系基础上，增加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内容，完善学生的认识[2]。2.相关政策方面既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单单基于经济角度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还未全面基于政治层面分析，但在实际贸易中大多数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所以，为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更符实际，必须增加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基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政治层面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制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过程。另外，基于现阶段绿色贸易及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重要性等情况，在教学内容中还应扩大这些课题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时期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动态。3.形势发展方面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而在此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和地位逐步提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但既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还未能根据此种变化进行全面调整。为让学生更为及时、全面的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在新的课程体系必须新增金融危机发生、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等内容，同时在内容中必须表现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态或者变化。此外，在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应用主流理论对新全球经济形势开展系统分析，如此不佳能让学生及时认识新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且可让学生更为深入了解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

二、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为让学生更好认识理论知识和现实融合，不仅要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还应重视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除采取传统讲授法之外，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1.提问教学法为更好的引导学生思考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提问，基于全球经济新形势为前提，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然后依照经济学逻辑设计和提出问题，系统分析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不深的原因，再将新的、前沿理论导出。提问教学法的优势就是可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理论形成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且可让学生在思考中认识各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让学生更好建立知识架构，提升学习效率[3]。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更好的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不但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还可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探究思维。在开展案例教学中，必须做好这两点：一是选取合适的实际案例，须和理论知识相契合的案例开展教学，并要选择不同案例予以比较分析，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二是引导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让学生能够对理论和案例进行独立思考。3.科研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理论分析及应用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理论科研法。在应用该教学法中，为让学生更为顺利的参与理论科研，在选取科研项目时必须以现实经济为前提，难度要适中，如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可在科研中更为全面的展现理论知识的现实诠释力。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也有了巨大变化，但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全面深入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新经济形势，必须加快教学内容调整，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优质、高效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学。

参考文献：

[1]尚杨娇.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分析[J].才智，2016，18:169.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9）

当今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三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为先进国家，后者相对于前者为后进国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后进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追赶史”。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且后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从实践角度证明了该理论正确性。然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然很缓慢，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这似乎又证明后发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成立。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10）

一、市场自发型的观点

1.马歇尔的观点。在马歇尔(1890)看来，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力是自下而上的。工业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区内集聚,除了自然条件和宫廷的奖励外,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根本原因。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将相关部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的集群称为“产业区”，并把这种“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的经济称为“外部经济”。

2.韦伯的观点。韦伯认为，集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各个工厂为了追求集聚的好处―――利益的增大、成本的节省而自发形成的，只有当工厂为追求集聚的好处而迁移，且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等于迁移后集聚而节约的成本时。因此，他认为集聚的产生是自上而下自发形成的，是通过企业对集聚的好处的追求而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群的形成是不需要政府这种外部力量的。

3.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的配置效益存在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基本上有两类，一是区域外部经济的差异，一是区域之间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差异。当区域之间存在比较优势差异时，在“资源趋向效益，效益吸引资源”的原则指导下，产业势必在收益高的区位形成集聚。

二、克鲁格曼的政府推动型观点

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但他又指出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聚形成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必然导致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聚中所依赖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虽然如此，克鲁格曼认为，有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增长和生产率发展前景,政府应选取这些产业去形成集群,集中力量去发展这些产业,其他的则让其自生自灭。从这个意义上讲，克鲁格曼认为,集群形成是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外部力量的扶持。

三、波特的中性观点

波特认为,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任何产业,任何集群,如果使用先进技术,有受到良好培训的人员,你可以通过制鞋致富,也可以种庄稼致富,只要是用先进的方法从事这些行业,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不应挑选集群,而应扶植所有的集群。这和克鲁格曼的重点扶植某些产业发展观点截然不同。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波特认为，不要去干预市场、扭曲竞争，而应去寻找制约集群发展的因素，着手加以解决。在他的钻石模型中,政府角色定位是:干预与放任的平衡。

四、文献评论

马歇尔研究集聚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一种产生集群的“空气”―协同创新的环境。但是马歇尔是为了研究企业组织而探讨外部规模经济的，同时，在他的那个时代，企业之间的联系基本上限于物质的投入产出，信息、创新等非物质联系几乎不存在，因此，受研究目的与所处的历史时代所限，马歇尔没能将他的协同创新的环境这一思路充分展开，挖掘集群产生的非物质因素。

韦伯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量化了集群形成的规则，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是，韦伯对集群的研究同其区位理论中的其它内容一样，是种脱离了实际的“纯理论”，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结论缺乏一定的现实性。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韦伯却将其抽象掉了，这是其缺陷之处。

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不是完全的，充分的，而是相对的，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区域要素优势落差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其理论不足是未将研究重点放在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原因上,忽略了非市场因素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阻滞。当不同区域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过一个调整过程,区域间的比较优势落差不复存在后,这一机制对于解释产业的集聚便不再有效。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们通过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等严格的假定前提条件得出相应的区位理论、区域增长理论等。而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理论则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将运输成本纳入到其理论分析框架，把因运输成本的减少而引起的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了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问题的分析上，从而得出与传统区位理论、区域经济增长及发展理论所不同的观点。波特集群理论认为，国家竞争优势不是遗传的一竞争优势必须创造;传统的生产要素无论如何丰富，都不足以保证长期的成功，持续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才是关键。

波特的钻石模型竞争优势理论在全球传播很广，但是具有竞争优势的区位不一定有竞争优势的群聚，有很多成功的“孤独明星”;钻石模型没有考虑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因素;波特模型中微观变量的作用不清楚，其模型中应该更多地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该模型最严重的局限在于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它解释了已经存在的群是如何诞生和成长的，但是不能预测创门将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还未诞生的“成功中心”等问题。竞争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四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284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Web A 1929:industry location 135-138,李刚剑等译：1997:《工业区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3]区域比较优势理论一方面汲取了马歇尔外部经济的原理，另一方面继承了俄林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挖掘了不同区域比较优势落差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4]Boudeville JR 1966:Problems of Regional Planning. Edingburg.L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

[5]王辑慈:《现代工业地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篇（11）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