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文化论文大全11篇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1）

旅游管理作为现代管理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不仅包含了旅游学科自身的性质,同时也包含了管理学的普遍属性。建立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文化,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所产生的影响,并积极吸取其有利部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提升我国的旅游管理水平,培养我国特有的旅游管理文化。

旅游管理与我国传统文化概述

我国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而且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其中几乎都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我国旅游资源中的自然景观,几乎都能跟历史的著名事件或者是著名人物联系在一起,因此为自然景观添加了浓厚的文化气息;而我国的人文资源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结晶,它往往都具有独特的城市风貌、丰富的文物古迹以及众多的风景名胜。正是由于我国在旅游文化资源上特有的民族特点和文化底蕴,因此在世界的旅游文化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管理与文化之间具有共生性,管理会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实现发展,文化发展水平、方式都会对管理的模式、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而管理反过来在某些程度上也会对文化产生影响。旅游管理作为管理学中的一部分,也同时符合这种管理和文化之间共生性的原则。

传统文化下旅游管理所具备的特点

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下的旅游管理,具体指的是旅游管理中的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在管理上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文化旅游产品最基本的特征。

首先,文化旅游具有的非物质性和不可替代性。举例而言,要想到看到敦煌壁画的旅游者只有去敦煌莫高窟,去别的地方是无法感受的;

第二,文化旅游行业本身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业,具备服务行业所共有的特点,服务仅仅是一种活动、是一种行为,是可以被交换的无形产品。这点体现在文化旅游当中,就表现出旅游文化产品中服务所占据的巨大比重,从某些层面上来说,服务就是文化旅游中的灵魂所在;

第三,文化旅游体现出了明显的创新性和稳定性,旅游文化资源是处于不断开发的过程中,但是一旦成为了旅游产品,基本上就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旅游市场。

我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管理理念中的以人为本。正是由于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旅游管理上都离不开的人的因素,因此,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上首先体现出来的必然是人。由于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作用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开始重视对人的尊严以及人自身价值重视和关注,因此就出现了“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而这个理念运用到旅游管理上,则必然更加的突出。近年来的旅游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提出了参与式管理的全新管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要让每个旅游企业中的员工都能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和精神去参与到管理工作。

无论是旅游管理上的“以人为本”,还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对人的重视,这些在思想根源上都是一致的,例如著名思想家荀子所提出的“水可载舟,水亦覆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些传统文化上对人的重视,对现代的旅游管理者所给予的启示就是要在管理过程中将员工放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企业发展中的以和为贵。由于旅游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内容,一条旅游线路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包括休闲娱乐、门票、餐饮、住宿、购物、交通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上无论是哪一项出了问题,都会对整个旅游行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有每个环节都能做好相互配合,为旅游者提供最为优质的服务,才能实现旅游行业在管理中的最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充分地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

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重视“和为贵”思想,这就可以运用在现在旅游管理中各环节之间的团结协作上。就现今企业的管理而言,和谐应该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无论提出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或者手段上的创新,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实现整体上的和谐。

管理者的人格力量。在旅游企业中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在具体的管理内容和环节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依靠一个管理者的人格力量。一个企业管理者的作风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个企业的风格,这也是管理者人格力量的体现。儒家所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就彰显出圣人的人格魅力,利用圣人的各人道德来做榜样从而去影响他人,这也就说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重视榜样的作用,其中所展示的就是人格力量。

此外,在旅游管理者的人格力量具体体现上,还涉及对下属员工的激励。激励和鼓舞不是一个简单事情,而是需要一定的方法和艺术,同时还具备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对员工的激励上,首先是物质奖励,然后给予一定的精神激励作为配合,最后还要加上一定的考核制度来促进。这些都只是最基本的激励方式,并不能实现较为长久的激励效果。因此这就需要用到管理者的人格力量,在对员工的创造力和劳动者进行激发的同时,除了对员工的集团荣誉感进行培养的同时,更为重要是利用自身人格力量和下属员工做到心灵上的沟通。具体做法就是要给予员工充分的尊重,对员工体察入微,利用内心的良善处处为员工着想。同时管理者还必须将这些付之于具体的行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提到“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人心之间的互动会更加有利于旅游企业的管理。

传统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

虽然传统文化同我国的旅游管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目前一些地区在旅游上缺乏管理,盲目开发,其旅游事业的发展给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目前我国旅游管理中所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传统精神文化内涵。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新时期的旅游活动肯定不会仅仅局限为自然景物的观光旅游,而是要朝向专门的文化旅游等高层次、高知识含量的旅游形式发展,因此在旅游过程中对精神消费以及文化感受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根据这种发展趋势,在相关的旅游管理工作中,必须要不断深入开发一些具有深厚传统精神文化底蕴的新产品和新项目。具体来说,我国的广大风景旅游区首先要对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旅游者的客观需求进行及时研究,同时要充分把握自身文化资源上的特点,在不断完成创新的基础上推出各方面都让游客满意的传统文化旅游。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23-04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课本中有关于“中国旅游标志”的解释:“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早有各种旅游图形标志,用以塑造和传播某个国家和城市的旅游形象。中国国家旅游局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和研究,于1983年确定选用马超龙雀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马超龙雀曾命名“马踏飞燕”。后经历史学家考证,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云:“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后汉书》也有“明帝至长安,迎娶飞廉并铜马”的记载,故正名“马超龙雀”,简称“天马”,俗称“铜奔马”。选择马超龙雀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其涵义是:天马行空,逸兴腾飞,无所羁缚,象征前程似锦的中国旅游业;马是古今旅游的重要工具,奋进的象征,旅游者可在中国尽兴旅游;马超龙雀的青铜制品,象征着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显示了文明古国的伟大形象,可吸引全世界的旅游者。

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在世界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和震憾力,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大国,中外旅游文化的频繁交流,使铜奔马越来越多地以中国旅游大国的形象展示在世界各国人民的面前。

“天马”凝聚着中国人天马行空的最深层次的民族记忆,饱含着最具民族特色的古朴、典雅的传统美学追求,体现出人类的创造精神、审美理想,展示着人类的生命记忆与精神源泉,是一件空前完美的艺术杰作。

有专家说,文物工作者不应只停留在考古、研究之上,而需要更多地考虑文化遗产的推广、宣传,让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大餐,从而实现古老文化的形象传播。

中国出土的文物浩如烟海,惟独铜奔马出土时本身没有名字,由于地位特殊、万众注目,所以,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

“马踏飞燕”与“马踏匈奴”近似。“马踏飞燕”中的“踏”字,有敌视、征服之意。匈奴是汉朝的敌人,可以踏。鸟是“天马”的良友,不是敌人,没有敌意,岂能踏?专家们仔细观察铜奔马后发现,“天马”的蹄子与鸟之间其实是半蹭,并不是踏。

“马超龙雀”中的“龙雀”即“飞廉”,有专家、学者质疑到底是人是神,是兽是禽,古人也无定论,现在争议较大。另外,许多人不知道“龙雀”、“飞廉”为何物。

中国旅游标志是中国旅游文化的图腾,是权威性的形象标志。中国旅游标志有一个寓意深刻、富有特色、简单响亮的新称名和清晰的象征意义,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旅游界、文物界、文化界的热望。只有解决了中国旅游标志的正确称名,挖掘出其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才能把中国独特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传播出去,中国旅游标志晋升世界旅游标志才有竞争力。

一

中国人凡事讲究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笔者认为,中国旅游标志需要一个古今中外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称。

铜奔马是古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古代艺术家创造出了一件极具浪漫主义的、空前完美的艺术杰作,其称名却不具浪漫主义,也不完美。如果没有无名艺术家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没有天马行空的思维和理念,就绝对没有这件绝世的魂宝。而我们的思路只有小心求证,却没有大胆假说,没有天马行空、风神飞扬的思维结果。

对于这件珍奇国宝的称名,既要忠实于原来创作者的本意,又要赋予符合时代的新含义,要与时俱进;不能拘泥于教条的思维方式和纯考古的观点来命名。

中国旅游标志应该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奥运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之后,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对中国旅游标志的准确称名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是暂时的,中国文化、旅游、体育走向世界,却是长期的。要使中国旅游走向世界,申请世界旅游标志,没有一个美好浪漫、雅俗共赏的准确名字和象征意义是不行的。

笔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认为比较准确的新称名应是“天马赛风神”。

“天马赛风神” 的新称名能准确、完整、传神、科学地体现这件绝世瑰宝的特征,前后贯通、上下完整、浑然一体地反映出“天下第一马”这件稀世国宝的神韵。

天马赛风神是一个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吉祥如意、中外皆宜、极具浪漫色彩的名字,可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天马”、“风神”的形象和描写。“天马”、“风神”的称谓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世界的文化背景是近似的。

“天马赛风神”这个称名是在尊重了几十年来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以及国家旅游局当初选择该文物原意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富于神话传说的浪漫主义的国度,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天上神、人间神、冥间神。中国古代人民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生活在神话里。神话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具有永恒的魅力,不会因现代科学的进步而减退。审美的魅力来自对源于生命深处的神秘事物的感受,即荣格所说的幻觉型作品。

天马赛风神的称名承载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历史、历史事件和神话传说。“天马”、“风神”、“赛风神”都会给人许多美好、丰富的联想。从《山海经・大荒北经》的“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算起,关于“风神”的神话传说已有5000年了,比天马行空的故事早3000年。

“天马”让人首先联想到天马奔腾神速,像是腾起在空中飞行一样,比喻诗文气势豪放、不拘一格、流畅自然,也指思维的不同寻常的跳跃。“天马行空”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深入人心,激发了多少中国人的想象力。

“天马”还让人联想到《西游记》中孙悟空当弼马温在天庭管理天马的神话故事。

“风神”可以让人联想到龙王、风神、雨神、雷公、电母、天神、地神、日神、月神等中国天上诸神的很多神话传说。

“赛风神”象征着胜利,寓意“马到成功”。

二

笔者认为,“天马”是“天下第一马”、“天下最有名的马”、“天下最好的马”的广义概念,不是狭义概念。

“天马”是过去存在的现实主义之马,“风神”是神话传说中的浪漫主义之神。“天马赛风神”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称名。它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谁也未见过“天马”,“天马赛风神”就是“天马行空”的再现。“天马”就是汉武大帝、张衡和李白等历代文人骚客赞美过的“天马”,就是郭沫若、徐悲鸿、常书鸿、臧克家等著名大师、画家、诗人心目中的“天马行空”的形象。

笔者认为,“天马”蹄下的鸟,不是一个具体的鸟,而是“风神鸟”,其实就是风神的化身。中国古人以为“风神鸟形”,故一开始把风字造得像一头美丽的凤凰。风神中国古代亦称风伯、风师,其信仰起源甚早。《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蚩尤作兵,伐黄帝。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之句。春秋战国以后,风神信仰逐渐统一,中原一带信仰的风神为星宿,南方一带信仰的风神则为鸟形。风神之职,就是“掌八风消息,通五运之气候”。风是气候的主要因素,事关济时育物,秦汉时就已列入国家祀典。《风俗通义》的《祀典》称,风神“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养成万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报功也”。东汉蔡邕《独断》称,“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箕星是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之一,此当以星宿为风神。风神现在是旋风的中国名称之一(2000年国际气象组织采用中国气象局提供的十个新的热带气旋名称是:风神、电母、龙王、悟空、玉兔、海神、海马、海燕、海棠、杜鹃)。

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受自然界的控制。在观念中,对自然界的力量是敬畏、崇拜的。把自然界的力量偶像化,认为雨有雨神,风有风神,旱有旱魃,火有祝融,这也是宗教的起源。

世界各国崇拜风神、雷神等的例子比比皆是。风神、雷神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日本画家手下,随后成为日本人信仰当中重要的神话形象。印尼巴厘岛因历史上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居民主要供奉三大天神(梵天、毗湿奴、湿婆神)和佛教的释迦牟尼,还祭拜太阳神、风神、水神、火神等。

人们常用风神字眼形容艺术家文采斐然,如风神遗韵、风神超逸、风神萧逸、风神俊朗、风神俱全、风神意蕴、风神气度等。“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师法古,三纸笔佳”。东晋书家王羲之出身门阀世族,风流潇洒,不拘世俗,曾坦腹东床,他的书法亦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初唐王勃名文《滕王阁序》千古传诵,传说风神曾助其及时赴会。书画艺术,各有千秋,“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天马行空”比喻文学艺术家诗文气势豪放、不拘一格、流畅自然,也指不同思维。“天马”、“风神”二词都与文学艺术有密切的关系。

许多形容“天马”的文字,都用一个成语“风驰电掣”。《现代汉语词典》中“风驰电掣”的解释为:形容像刮风和闪电那样迅速。“风驰电掣”就是“风神”、“电母”的写照。笔者收集的古代50个骏马的名称,都与风、云、雷、电有关。著名诗人臧克家等人认为“铜奔马”是“踏燕追风”、“天马追风”。“追风”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要追风?追什么风?“天马”追的是风神,“风神鸟形”,才是有形的。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如果离开“风”,就不是飞天了。

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对“天马”称名的认同度较高。争议较大的主要是马蹄下的那只鸟。无论是什么鸟,当初创作者的本意是衬托“天马”的神速。

笔者认为,只有非凡的风神能配得起伟大的“天马”。

“赛”在当今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字。每天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络都有大量的体育比赛新闻,国内外各种频繁的体育赛事,如“赛马”、“赛车”等等。

“天马赛风神”中的一个“赛”字,把它的古今之义,把“天马”与风神的关联关系表达得完整无缺!

三

《辞海》对“象征”所下的定义为: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要领或思想感情;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因此,可以说,象征是具体事物与抽象思维之间的一种桥梁,是智力活动(尤其是联想)的结果,是人类具体地、形象地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感情的一种方法。我们只有了解了一个民族对一定事物所赋予的象征意义,才能加深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只有了解了一件作品所表现的事物的象征意义,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件作品。

马和鸟到底象征什么?我们首先从马说起。马雄健、善良,性温顺而敏捷,善奔跑,马的出现与人类几乎同时或更早,已有近百万年的历史。马分布于世界各国,自古是世界各国用于军事、农业、交通的好帮手。古代人民对马有一种特殊感情,马对人类有独特的作用。根据伦理观点,马是“人最高尚的征服”,马是与众不同的动物,马是坐骑、车辆、船只的象征,所以,它的命运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自古以来,巫术、占卜、炼金术、秘教以及各种神秘主义,都跟象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使象征带有迷信色彩。惟其如此,人类文化才显得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对同一件事物往往赋予不同和相同的象征意义。专家认为,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共识,马是冥神的象征,因此,具有最积极的意义,冥神象征的消极意义使马成为阴间权力的表现。在农业文明史里,马由冥神变成农神、水神的象征,马作为力量、创造力和青春的意义。所以,在象征意义方面同时属于阴间和天国。马的象征意义延伸到宇宙的两个极端――天上和地下(天堂与地狱)。马轻而易举地从黑夜到白昼,从死亡到复生,从情感到行动。因此,马在一种连续的表现中连接对立国,它实质上是有形的,代表生命和继续,摆脱了生命和死亡中的间断。

马又是和平的起源,在马与人两者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辩证关系,那是精神与心理的辩证关系。这也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天马”(珀伽索斯)的象征意义,不仅出现全部“天马”,而且还有马、鸟结合体。假若我们进一步去类比,根据马属于上苍的含义,马行动迅捷常使它成为风神的象征。在古希腊神话中,风神(波瑞阿斯)变成了一匹马。在阿拉伯故事中,四匹马代表四个方位。在印度,马是“风神和空气之神”(代由)的坐骑。在中国,穆天子的八匹骏马与八面风相吻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

众所周知,古代陵墓雕塑与皇权思想及宗教结合较为紧密。中国的厚葬习俗历史悠久,汉朝最盛。古代人们关于灵魂不死的信仰,使陵墓雕塑产生了非凡的想象力和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构思巧妙、技艺高超、气韵生动的作品。毋庸讳言,铜奔马是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一件明器。这匹马不是用于战争、农耕和交通,而是作为协助死者灵魂升天的神灵之兽被雕塑的。马与鸟是墓主灵魂的守护神,其作用是超度亡魂,负责将墓主的亡灵从冥间快速超度到天国。在古代的中国和外国,马和鸟都是灵魂脱离身体的象征,是灵魂不朽的象征,是智慧的象征,在天地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

笔者认为,“天马赛风神”有六个文化象征意义。

“天马赛风神” 象征世界各国的旅游者自由、快捷、尽兴、平安;象征世界旅游业兴旺发达、前程似锦;象征中国5000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古国的伟大形象;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文化精神;象征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象征中国和世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更高,中国和世界的物质文明发展速度更快,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能力更强。

中国旅游标志造型之精美、力度之均匀,其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一日千里、风行天下、“以游无穷”,充分体现了中国2000多年前的先哲庄子《逍遥游》所渴望和描绘的高度自由、超越一切束缚的理想境界。

每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风貌,有区别于其他民族而为自己所特有的气质,这便是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当然也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最突出的中华民族精神。《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动力。《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就是宽容、宽厚的精神。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热情好客的态度对待来华的友好人士。

“天马”象征、开放进取、自强不息精神,“天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拥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拼搏进取的无比勇气。风神象征忍辱负重的厚德载物精神。身体长度只有四五个马蹄大的风神,被高大的“天马”在蹄下一踩就是近2000年,“天马”的全部重量集中在半个蹄子上,十几个平方厘米的面积,学过物理学力学原理的人都知道风神承受的压力有多大。风神为了衬托“天马”的伟大,默默地做无名英雄,依然无怨无悔。如果没有忍辱负重的精神,如何“载庞大的天马之物”呢?

天马赛风神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无名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天马”嘶鸣着,额鬃、尾巴都迎风飘扬,充满了天马行空的骄傲;风神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天马”的比赛结果。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动物比赛的传统和习惯,如赛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天马赛风神的造型就是一个体育比赛的生动造型。“天马”与风神比赛,各显神威,风神以为“天马”不是自己的对手,正在洋洋得意,回头张望之时,“天马”已风驰电掣般地赛过了风神,使风神惊诧不已,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

“天马”是动物中的运动健将,以它所蕴涵的强劲的速度表达了“更快”的奥运精神,展示了中华民族腾飞的愿望。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3）

2008年，国家对法定节假日做出调整，将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增定为具有三天假期的小长假日。旅游业是为“窗口行业”和公认的“朝阳产业”，从文化象征角度探讨中国传统节日旅游的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践行意义，还可以使旅游业由于传统文化的注入取得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交融。

一、端午节文化象征意蕴挖掘

何星亮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象征系统进行论述时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形式多样，隐藏在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他从文化习俗和信仰的角度分析了二元、三元、五元、八元思维结构。根据端午节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表达方式，本文采取三元思维结构，并基于“三才“即“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象征进行解读。

(一)天：崇尚自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的传统节日无论是在节日设立的时间、节日的诸多风俗还是在节日的演变上，都体现了要顺应自然节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针对端午节来讲，关于端午节起源的说法很多，其中有一个便是“源于夏至说”。在中国古代，夏至和冬至由于处于季节变化性较大的时间节点而备受重视，是中国古代两个最重要的节气，也被当做重要的节日来过。古语有云：“冬至如大年。”冬至节日一直保留至今。夏至也曾经作为节来过，后来是端午节的盛行，夏至作为节日的活动内容才被挪到端午节了。从这个角度讲，端午节的出现是和季节交替密切相关的。它可以看作是自然对人的生活的制约，人对自然的一种认识、顺应与把握。它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智慧对变化自然的一种适应。

(二)地：鲜明的农业文明特色

端午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农耕生产中产生的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习惯。端午节万物孳生，它的选定正是夏伏这一特色的最好体现。入夏，农事渐忙。收获的季节尚未到来，青黄不接，而且此时天气春意已消，逐渐燥热，天灾地孽开始出现。端午节期间的多种民俗事项都表达了人们对农业丰收的渴盼。拿吃粽子的习俗来讲，粽子古称角黍。黍是中国古代五谷(稻、黍、稷、麦、菽)之一。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角黍之所以要用菰叶包裹，是因为菰叶生于水中而属阴。菰叶包于黍外，象征“阴外阳内”、“阴阳相合”之状。表达古代中国人祈求端午之后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的愿望。

(三)人：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对家庭亲情的重视和对爱国主义的弘扬

中国的传统节日处处显示出人的主体地位，对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的关注几乎是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容。端午节中，采用多种厌胜之物如艾蒿、符图、雄黄酒等进行驱邪避瘟，体现了人们对健康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姻亲交往、朋友相聚、师生互礼则表达了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视；尤以家庭关系为重，寄托了人们以过节的形式维持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愿望；通过吃粽子、划龙舟等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体现了端午节对爱国主义这一国家、民族永恒主题的弘扬。

二、文化象征视角下端午节日旅游发展对策探析

从“天”、“地”、“人”的视角对端午节进行传统文化象征解读可知，端午节以其独特的节日象征符号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在运用端午节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旅游载体化运作时，要在宏观上把握好端午节日旅游这个基本特征。具体来说可以从“处理好三对关系”和“发展好一个产业”两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处理好三对关系

1．西方外来文化与东方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绝大部分象征符号反映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群体文化心理写照。中国的传统节日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取向，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折射。在全球化发展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大行其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洋节日文化个性化强，没有固定模式，对好奇心强、爱赶时髦、爱模仿的年轻人有吸引力，结果使得传统节日备受冷落。对此，一方面顺应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趋势，认清并承认西方传统节日在中国盛行的事实；另一方面，不能对此状况“听之任之”，而应审时度势，加大本土节日文化宣传和建设：保护中国古老文化的根。同时，积极吸收西方传统节日中有益的、能唤起人类共同美好情感的成份，为己所用。

2．社会政治文化与大众娱乐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其表现之一为同一种象征符号因其本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被人们赋予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其多彩的民俗事项使其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目前，对于端午节文化的宣传大都停留在其作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的狭隘范围内，过分强调其纪念性的内容，夸大其政治性的色彩。这导致了端午节日的严肃性有余，活泼性不足，使得普通民众融入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匮乏，形式单一。因此，在发展端午节旅游时要充分展示其传统文化的魅力。除了注意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外，还要积极地融人大众娱乐文化，创新各种节日文化活动形式，让人们在较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去感知并寻找传统文化的灵魂。

3．现代流行文化与传统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象征具有传承性的特征。传承性强调象征符号在社会演变中基本的表现形式和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的稳定性。节日符号的传承性决定了其在文脉相传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节日具体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固步自封。传统节日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不断变换的社会时空中进行的，其演变与与时俱进是一种历史衍义的潮流。符合民众心理的节日文化形式的“以旧换新”是十分必要的。在发展端午节日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破除目前端午节就是吃粽子、划龙舟的单调节日模式，积极利用现代流行文化载体和手段，通过探索流行文化的创意、生产、传播与青少年的审美、志趣、利益情感诉求以及休闲娱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吸收其中极具活力的、能唤起强大的市场感召力和情感共鸣度的流行文化元素，来充实传统节日的现代感，实现现代流行文化和传统古典文化的有机融合。

(二)发展好一个产业

文化产业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潜能的产业。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文化产业的范畴之内，旅游产业的综合性特点和文化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开展端午旅游时，要坚持文化大产业的发展观念，积极利用旅游产业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优势，将端午节诸多传统文化象征符号诉诸于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感性载体之上，打造端午旅游文化大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4）

二、新世纪的旅游文化研究

（一）关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进入21世纪，旅游文化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晏鲤波、庄兴成将2004年以前的旅游文化概念归纳总结为：“总和论”、“碰撞论”、“交际论”、“收缩论”等。王玉成提出“三体论”，从主、客、介体出发，认为旅游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旅游主体和旅游中介体以旅游客体为依托，在旅游观赏和旅游服务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桓占伟提出“产品论”，认为旅游文化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品。谢春山、邹本涛提出“旅游介入文化”，认为旅游文化是人们的旅游体验与介入过程及其产品的总和。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仍然没有完整统一的定义，但是学者普遍强调旅游主体及其活动在旅游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二）旅游文化建设研究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以及旅游研究的深入，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也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已成为学者的共识。2004年邹本涛在《旅游文化建设论纲》一文中，提出中国旅游文化建设应该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原则，大众化、民族化的原则，借鉴、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旅游文化建设。如郑昌盛针对连云港市，分析了加强旅游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基础条件、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连云港市旅游文化建设基本思路。李建军、陈清、郭晓莹探讨了信息时代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认为广州的旅游文化建设应该探索出一种旅游业与信息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互动的发展模式。（三）旅游文化开发研究这一时期对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对区域旅游文化开发的研究，从大区域对旅游文化开发进行探讨。如刘少和提出了建设粤港澳大三角旅游文化区的构想。曹诗图、沈中印对长江三峡旅游文化提出了“一区两极三线四片”的战略布局。其次是对城市旅游文化开发的探讨，如陶伟、郑海燕以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为例，讨论了地方文化在城市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作用。蒋礼荣对北海市的旅游文化开发进行探索，提出设计四种特色旅游文化产品的思路。第三是旅游景区（点）的文化开发也提出了新的理念。如杨刚提出南岳衡山旅游文化开发的措施，邓清华、肖玲对西双版纳的旅游文化开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是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开发，主要是对开发模式上的探讨，提出文化观光、文化体验和文化综合的开发模式。这一时期也出现对专项旅游文化开发的探讨。出现如海洋旅游文化、影视旅游文化、红色旅游文化、佛教旅游文化等等讨论。（四）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研究在20世纪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国内旅游的蓬勃兴起和中西旅游文化的交流，对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第一是对古代典籍中的旅游文化的梳理和探析。第二是对古代旅游思想观念的重新解读，从儒家和道家的角度对孔子与庄子的旅游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三是对中国的旅游文化史进行研究。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5）

文化和旅游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相互联系，彼此交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的一种生活文化现象。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是当今旅游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本质，不包含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旅游是以一些事象为主体内容的旅游活动，其核心内容即为文化，文化是旅游活动中最富内涵、最为生动、最具魅力的部分[1]。文化旅游已成为当前旅游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协同发展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旅游协同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在文化旅游领域有了很大的建树。国内很多学者对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机理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季玉群、黄鹍[2]从旅游业系统经济—文化特性协同关系方面进行了研究。朱文林[3]对扬州历史文化特色旅游的协同学进行了思考。白长虹等[4]对京津冀区域旅游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作了研究。顾艳芳[5]对河南焦作地区民间文化与旅游的协同整合进行了研究。曹晓鲜[6]从协同论的视角对湖南西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资产方面进行了阐述。侯国林、黄震方[7]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业与数字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与模式方面进行论述。王斌、陈慧英[8]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方面和旅游全要素协同发展体系进行了研究。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协调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不过他们从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机制上以实证研究为主，没有给予一般性的理论探讨。本文尝试从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含义、理论方面及其机制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实现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

二、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相关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著名物理学家哈肯1974年于西德斯图大学创立了协同理论，它又被称为协同论或协同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描绘出它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规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演化的机制。协同理论与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一起被称为新三论[2]。文化和旅游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在协同发展中运用一定的理论予以支撑。

1. 比较优势理论及实践意义。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其理论开始是用于两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之中，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在生产技术方面存在相对差别以及它们相对成本的差别。该理论对文化和旅游结合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和旅游相结合具有比较优势，在文化和旅游的开发中如何进行文化创意是重点和难点，同时欠发达地区文化和旅游开发如何发挥自己比较优势，增强旅游竞争力也是个问题。

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在他《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它是市场营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80年代该理论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它是一个客观规律，有一个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退或复苏的过程。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和政府根据市场需求和旅游业发展阶段开发和推出不同旅游产品，实现旅游业突破发展，文化旅游是一个关键点。

3. 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世界环发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其核心是经济发展要和资源、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经济的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等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于1995年4月在西班牙召开“世界旅游可持续发展会议”，其内涵是既满足当代人的旅游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旅游需求能力的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属于生态和资源依赖型产业，一旦开发不好，会对生态和资源形成很大破坏。

4. “增长极”理论。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提出了增长极概念，主要观点是把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使其具有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极化与扩散效应。文化和旅游协同开发“增长极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把文化和旅游重点培育成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优先选择文化和旅游条件好的地区，集中开发，使其成为极核，而后带动其他边缘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

5. 系统理论。1968年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发表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确立了系统理论的地位。系统论认为，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是其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该理论核心思想是，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和旅游在一个系统中两者共同发挥着作用。

三、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机制

1. 在工作机制上，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相互合作共同协调。文化和旅游属于两个不同部门职权管辖范围，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属性和特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都具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综合性产业，它们也都具有地域性、消遣性、经济性、传承性等特征。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协同配合制定工作机制，加强对文化旅游工作的指导。发展文化旅游的地区都相应制定了规划，加强了该地区文化和旅游的紧密合作，开创了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2. 在互动机制上，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互相促进彼此发展。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一般与旅游产业结合延伸为文化旅游产业，由此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文化是旅游的根和魂，旅游是文化的形和体。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力。用文化包装旅游，用旅游承载文化，能使文化和旅游相得益彰，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各个地区发展旅游，都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地区的文化品位，丰富和保护了地方文化，也给旅游带来了极强的体验感。

3. 在两者联系上，把握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功能。文化和旅游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方面从旅游资源开发来看，其具有极高的文化含量。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传播渠道，经过开发后，旅游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其内在价值。旅游是文化兴旺重要支点，它能为文化产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促进文化大繁荣。另一方面，从文化资源开发来看，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支撑，旅游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过程也即是寻找文化差异的过程。

四、案列：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思考

（一）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条件

云浮虽然是个年轻的地级市，但文化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云浮有禅宗文化、石材文化、南江文化和温泉文化等，将其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化旅游对地方经济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有着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目前，云浮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都认识到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性，并积极发展各县区文化旅游合作。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互合作为云浮文化旅游提供了协同发展的客观条件。

（二）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云浮位于广东西部，连接着珠江三角洲和大西南，是著名旅游风景名城，“城中有山，山中有水，绿树花香，山水相映”是它的特色。其旅游佳景不胜枚举，佛教禅宗圣地——新兴国恩寺、闻名遐迩的龙山温泉、风景秀丽的蟠龙洞名胜区、历史悠久的罗定摩岩石刻等，令人流连往返。云浮市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无山不石，无石不洞，无洞不奇。云浮区域文化也有众多的表现形式，如佛教文化、古建筑文化、节庆文化、饮食文化等。尽管云浮区域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但其协同发展起步较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近年来全国范围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云浮地区也逐步建立了一些产业协同发展的试验区，特别在文化资源开发和旅游资源开发上通力合作，产业协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云浮地区一直重视区域文化和旅游之间的协同发展工作，加大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开发，努力将文化旅游打造成为广东省、全国甚至世界的文化旅游品牌。一是禅宗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开发。云浮成功落户广东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进一步扩大了禅宗六祖文化在国内外的社会影响力，带动了文化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南江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开发。云浮南江流域地区保护其历史文化遗产，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南江历史文化资源，将其与旅游结合发展，构建成了和谐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提升了云浮社会文化旅游整体竞争力，为其协同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和动力。

2. 云浮地区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云浮文化旅游的协同一般只是对现有文化的展现和保持，区域障碍没有突破，共同的协同发展目标很难树立，这严重阻碍了云浮文化和旅游的发展；云浮文化和旅游的内容较为丰富，但没有进行系统地规划，导致它们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云浮文化旅游协同开发仅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层次的表达，因此也降低了其自身应有的价值；云浮一直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外界对其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开发缺乏兴趣，因而导致云浮地区缺少高水平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协同空间建设较为落后，未能形成快捷畅通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从而导致该地区可进入性较差。

（三）优化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思路

协同相关理论认为，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系统，这些系统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实质上却存在着深刻的相似性，各系统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合作，导致了各不同系统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了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据此，云浮区域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发展思路很多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1. 促进云浮文化与旅游产业互动发展及融合创新。地方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发展旅游必须依赖地方文化。推进云浮旅游发展，要与云浮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加快使文化资源向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优势，以此促进旅游发展，进而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云浮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提炼资源的文化元素，以此提升旅游品质，旅游发展了，更进一步加强文化的发展。

2. 推广云浮文化与旅游宣传。在协同相关理论看来，文化和旅游是两个分开的系统，要想使它们得到进一步宣传推广，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统一宣传。“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旅游业是“战略性支柱产业”，将两者结合起来宣传是进一步挖掘地方文化、完善旅游产业的需要。因此要打造宣传平台，弘扬文化旅游，普及文化旅游知识，必须充分利用和整合云浮现有的宣传设施，来挖掘云浮文化旅游的宣传品味、质量、影响力。

3. 推进文化旅游品牌建设。目前，云浮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水平较低，竞争力和吸引力比较弱，要使云浮文化旅游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推进其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品牌是一种知名度，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会提高云浮文化旅游品牌的吸引力和美誉度。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强融合性、高品牌影响力和永续更新性等特征，它为旅游产业提供了新的增值点，极大丰富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云浮文化企业品牌和旅游品牌的深度融合，是推动广大旅游者出游的重要动力。

4. 重视文化旅游人才战略。云浮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旅游人才的重要性，将人才战略作为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要实行“人才兴旅”战略，旅游行政部门、文化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要建立文化旅游发展小组，加大文化旅游人才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需要文化和旅游各方面人才，培育文化旅游人才是促进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的重点所在，特别要制定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等高端人才引进的政策。

五、结语

文化旅游成为新世纪旅游发展趋势和潮流，文化和旅游的合作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对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机制等进行研究，对文化旅游发展有着非常重要意义。云浮以后必须要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利用文化和旅游产业之间彼此的协作。发展文化要运用旅游产业这个平台开拓文化市场，发展旅游需要文化提供动力，将旅游和文化协同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云浮文化旅游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康伟，李玉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以绍兴为例[J].浙江师范 大学学报，2006，（1）.

[2]季玉群，黄鹍.旅游业系统经济—文化特性协同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05，（1）.

[3]朱文林.扬州历史文化特色旅游的协同学思考[J].今日湖北（理论版），2007，（1）.

[4]白长虹，邢博，孟繁强.京津冀区域旅游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五力驱动、产业协同、滨海先行[C].2011京津冀区域协作论坛论文集，2011.

[5]顾艳芳.焦作地区民间文化与旅游的协同整合研究[J].焦作大学学报，2008，（2）.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Tourism and Culture Course Teaching

QIN Meiyu[1]， LI Zhao[2]

（[1] Management Faculty，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25；

[2] School of Humaniti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Abstract Tourism and Cultural is the basis of profess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course. There are still critical issues to be resolved in Tourism and Culture course teaching， the paper from the status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chool starting， th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ourism and Culture Studies disciplinary position，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s， in-depth discus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high-quality personnel training.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tourism and culture； course； teaching

1 旅游文化学课程现状

旅游文化学是我国高等院校“旅游管理”及与旅游相关的各本科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掌握旅游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的入门课程。由于不同的教育层次决定了旅游文化学课程地位与作用、教材选择、教学方法等教学环节上的差异，笔者通过浏览各大院校精品课程网站及CNKI相关论文查询发现，对应不同教育层次的旅游文化学课程建设系列内容针对性不强，不能较好地服务于专业培养目标，需要进一步理清与完善。例如，通过中国知网以“旅游文化 课程”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查询，收集到19篇相关学术论文，其中高职类14篇，高等本科院校仅为5篇，加之对其研究内容梳理不难看出，本科院校旅游文化学课程相关教学内容较为凌乱，未能达到本科教育层次对应用型人才专业能力培养要求，课程设置与建设没有真正服务于专业培养目标。

本科院校开设旅游文化学时遇到最大问题是：旅游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学术研究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学科理论研究薄弱，旅游学的学科基本体系框架和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同样，关于旅游文化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仍存在较大分歧；旅游文化学课程教材版本较为单一，内容选材普遍存在陈旧问题，现有教材与民俗学、旅游地理内容有大量的重复。应该说，本科院校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中有不少问题尚待深入探讨，尤其有必要在教材、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特色化建设。

2 旅游文化学教材

国内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层次较多，具体包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本专科、成人教育本专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以及外国留学生等。①不同教学层次和教学对象需要不同体系与结构的教材相匹配，也将影响课程教学的实践效果与培养目标的吻合度。目前旅游文化学教材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沈祖祥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文化概论》、由谢元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文化学》为代表具有较强理论性的旅游专业系列教材，该教材较好地实现理论性、实务性、前沿性相结合；一类则是以旅游文化命名的教材，例如张文祥《旅游文化》，该教材具有知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较为适合高职高专教育层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体系较为完整，但应用于旅游管理本科层次教学中教材理论性强。经过对教材具体内容梳理得出，第一类教材是对旅游文化概述、特征和传统等进行剖析，理论有余，但实用性不足；第二类教材是对与文化相关的旅游进行梳理，实用性很强，但理论不足，深度和难度不足。可以说现有旅游文化学教材不能很好地满足本科院校教育层次需求，缺乏适合本科学生的旅游文化学教材。

3 旅游文化学课程体系

由于我国旅游文化课程建设起步较晚，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科基础建设理论论证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文化学学科应用性发展期，至今旅游文化学初步形成了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并伴随着旅游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旅游实践的纵深发展，旅游文化学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扩大，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给予指导与参照，②特别是旅游文化学课程体系建设应首先做出改革。由于各院校及专业特色不同导致目前本科院校的旅游文化学课程体系结构认知与理解存在差异，呈现出旅游文化类型概述和三要素理论两大课程体系结构特征，尽管大多学者都认为围绕旅游主体、客体、媒体三要素展开旅游文化学课程体系结构安排较为合理，但由于教材、专业特点、学科基础理论存在争议等原因，旅游文化学实际课程体系安排仍沿用旅游文化类型的概述，再加之本科院校旅游地理、旅游民俗、导游理论与实务等课程间具有极强的交叉性，未能满足本科院校“强理论”与“重实践”的双重课程体系建设要求。

笔者依据多年教学经验，认为旅游文化学课程体系框架应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基础、旅游文化基础、旅游文化区域发展完整理论教学体系内容，即以文化旅游化与旅游文化化两大主线展开课程内容安排，充分体现本科院校对课程体系设置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特征。首先，结合中国传统旅游民俗文化相关内容纵向探讨旅游文化植根的土壤以及生成原因、特征，揭示旅游文化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其次，结合不同院校和专业课程间统筹内容，弱化旅游文化形态的比重，创新旅游文化学基础理论教学内容，例如结合旅游学研究对象的“旅游系统说”加强课程教学中旅游目的地、客源地以及旅游通道的基础理论内容，以此完善目前旅游三要素课程教学体系；最后，针对区域旅游实践中旅游文化相关理论与方法具体运用，形象理论讲授内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究中国旅游文化产生、发展及变化趋势。

4 旅游文化学教学方法与手段

心理学家赤瑞特拉的心理实验结果表明，人类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为“视听”，占到94%，并且二者搭配比例也直接影响接受效果，③而目前传统填鸭式课堂讲授方法严重影响学生综合素养和解决实践能力的提高。教学方法上，首先，应该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水平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倡导“教师引导、学生主体”理念，明确课堂教学教师与学生角色分工，在积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同时给学生以专业意见与建议。因此，可以尝试案例教学、现场实践教学、专家进课堂、辩论赛等适合大学生生理、心理特点的多样化教学形式，有效调动学习积极性，加深对旅游专业的感性及理性认识。

对本科教育层次而言，学生已具备一定的资料收集与自主学习能力，因此，教学手段上应该通过课程安排与课程组织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团队建设、主题模块、学生互评、案例讨论、多样化多媒体技术运用等教学手段建立开放的课堂学习氛围，将抽象化理论及业界疑难杂症等具有广度与深度的教学内容进行具体化、形象化处理，促成学生理论与知识互相转化能力的提高，进而内化为学生的专业综合素养。

和我国旅游学研究的年轻化特征一致，旅游文化学课程的建设与完善将成为较长一段时间内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课题和教学工作，其课程教学改革系列问题将不断调整与完善，有效促成本科院校对旅游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从而为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注释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7）

[作者简介]吴光玲，中共宁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副教授，福建福安355000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1―0161―03

时至今日，在许多关于旅游的学术论著或普及性文章当中，常常把“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互相取代。有些论文标题为论述“文化旅游”，文章内出现的词语却是“旅游文化”，而许多在标题上冠以论述“旅游文化”的文章，主体内容却是论述“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因此，厘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研究的重点及发展趋势，不但在理论上有必要，而且对于指导旅游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概念的不同界定

(一)文化旅游的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和实业界对“文化旅游”的研究与认识大都集中在对某地或某类文化资源的开发经营思路上，而从整体上对“文化旅游”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关于“文化旅游”的内涵与外延的争议不少。有人认为，“文化旅游”不是一种具体的旅游产品，而是一种设计产品的思路，是一种突出吸引物文化气息的创意，消费者消费这种带有文化色彩的旅游产品的过程即是文化旅游。这种观点同时也被认为是泛化了的“文化旅游”概念，把文化旅游作为六种旅游形式之一，即指参观那些“如诗如画”的或具有地方色彩的目的地，参观那些即将消失的“古老”的东西，如古建筑、手工纺织品、牛车、马车、从事农耕活动的工具，到乡村小饭店吃饭，观看民俗表演等。从旅游者角度来说，旅游活动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从旅游业经营者来说，旅游业则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其强调旅游业的文化特点，正是为了使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综合性目标得以更顺利地实现。总体来看，国内外目前对于“文化旅游”的概念有以下几种认识：(1)文化旅游是一种旅游类型。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遗迹遗址旅游、建筑设施旅游、人文风俗节庆旅游和特色商品旅游等四大类型。(2)消费者消费带有文化色彩的旅游产品的过程即是文化旅游。(3)文化旅游相当于民俗旅游。(4)文化旅游是指旅游产品的提供者为旅游产品的消费者提供的以学习、研究考察所游览国(地区)文化的一方面或诸方面为主要目的旅游产品。如历史文化旅游、文学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5)人们对异地异质文化的求知和憧憬所引发的，离开自己的生活环境，观察、感受、体验异地或异质文化，满足文化介入或参与需求冲动的过程。(6)广义的文化旅游是指在寻求和参与全新或更深文化体验基础上的一种特别兴趣旅游，与一般的旅游活动区别甚微，因为旅游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一次旅游经历，都是一次对新文化的体验。

世界旅游组织在1985年给出了“文化旅游”的狭义定义：“人们出于文化动机而进行的移动，诸如研究性旅行、表演艺术、文化旅行、参观历史遗迹、研究自然、民俗和艺术、宗教朝圣的旅行、节日和其他文化事件的旅行。”由此可以看出，把文化旅游当成一种设计产品的思路的观点，是一种广义的强调旅游产品文化性的思路，而主张类似于“民俗旅游”的观点，显然又把“文化旅游”的范围狭隘化了，而且缺乏概念的理论性定义。

(二)旅游文化的概念界定

国内对“旅游文化”的研究相比“文化旅游”显得较为厚实。长期以来“旅游文化”就是一个被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旅游文化”概念的界定有这样几种观点：(1)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3)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因素为依据，以旅游诸要素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4)旅游文化是通过旅游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欲望而形成的综合性现代文化现象。(5)从广义上说，旅游文化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旅游活动发展规律的学问；狭义地说，它是一门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环境下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过去时代所创造的旅游文化遗产，如何立足本国本地创造有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旅游文化的学问。(6)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总和，是旅游客源地社会文化和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通过旅游者这个特殊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过程和结果。(7)旅游文化是以旅游活动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关系的总和。(8)旅游文化是以旅游行为为核心、旅游产品为依托、旅游环境为背景的系统性的场景文化。旅游消费与旅游服务行为文化、旅游资源文化和旅游产品文化、旅游环境文化共同组成了这一场景文化体系。

分析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如下特征：一是前几个观点对于旅游文化的认识偏于强调旅游文化的外在物化表现，定义上比较笼统，后几个观点逐渐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核心；二是许多人偏好使用“总和”的概念来界定这一新概念；三是普遍没有借鉴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缺乏横向对比与国际衔接。前几个观点导致出现一个普遍现象，即国内旅游界往往把旅游对象物的文化内涵完全等同于“旅游文化”，许多名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书籍，完全就是对建筑、园林、宗教、民俗、饮食等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的介绍与阐述。这种误解，或许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与大国的因素有关，因为文化旅游资源毕竟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因而容易导致人们认为旅游文化就是旅游资源(产品)文化。

二、“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一)两者的区别

首先是侧重点不同。“旅游文化”是以“旅游”为限定词，“文化”为核心词，侧重点在“文化”，是文化范畴的一部分。广义的旅游文化包括了文化在旅游中各方面各层次的体现，也指旅游与文化的所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广谱的概念，类似于“旅游与文化的关系”。我国目前对于旅游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对旅游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属于此类。狭义的旅游文化是指由旅游者活动而引起的文化现象；而“文化旅游”是以“文化”为限定词，“旅游”为核心词，侧重点在“旅游”上，是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是广谱旅游文化概念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湄洲中华妈祖文化旅游节”、“闽东太姥山母亲文化旅游节”、“畲族三月三节”、“屏南鸳鸯溪爱情文化之旅”以及各种形式

的宗教朝圣旅游等就是具体的文化旅游活动。

其次是研究重点不同。“旅游文化”的研究，在广义层面上关注的重心是旅游活动的基础理论，诸如旅游活动的属性、特征、影响等问题，狭义层面上关注旅游业和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而“文化旅游”研究的重心，则是旅游活动的对象物――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经营管理问题，以及文化旅游活动的特点、管理体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特征问题等。

最后是学科归属不同。按照我国目前的学科划分体系，“旅游文化”主体属于旅游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部分属于管理学范畴；而“文化旅游”主体属于旅游管理学和旅游开发规划学共同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学术界对于学科的划分体系看，“旅游文化”主要属于基础学科，而“文化旅游”属于应用学科。

(二)两者的关联

首先，从概念范畴上，“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都是对旅游和文化的结合点的研究，二者的交集，一是文化旅游资源，二是趋向于文化景观的旅游活动。

其次，“旅游文化”研究包括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心理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许多理论和结论，对“文化旅游”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能起指导和借鉴作用；而“文化旅游”的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也可以极大地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最后，从学科角度来看，旅游文化学是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旅游的知识系统，是把旅游作为文化的对象和内容加以研究。旅游文化学是商业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是旅游学和文化学的结合，也是旅游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作为一个旅游者，仅仅知道旅游，只是一个看客；不仅知道旅游，而且知道文化，才是一个真正的旅游者，才称得上一个旅行家。同样，仅仅研究旅游，可以成为一个旅游业的指导者或一个有知识的商人；只有不仅研究旅游，而且研究旅游文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专家。

三、当代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研究的重点及发展趋势

(一)关于文化旅游

近年来文化旅游概念的研究在文献中偶有出现，但尚处于讨论阶段，没有形成统一观点。目前国内外文化旅游研究的重点问题，各有侧重。国外文化旅游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遗产地旅游。随着旅游业的空间增长，人们对世界遗产地的环境和文化完整性的关注日渐增加。国外对遗产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的影响、遗产旅游的开发和遗产旅游的价值等方面。

国内文化旅游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大部分文化旅游资源属不可再生资源，由于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风情开始出现同化现象，使得这些文化旅游资源的原有吸引力减弱甚至消失，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影响极大，也将影响到下一代人能否继续拥有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文化旅游的研究趋势可能在文化旅游地保护与开发、居民参与和政府定位等方面形成热点。

保护和开发是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保护，如果不加保护地开发，势必造成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开发也将难以为继。但这对矛盾并非是不可协调的，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矛盾问题的研究已有学者提出两大思路，期望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利用的矛盾。一是从规划和管理技术层面，利用先进技术方法来解决，如LAC理论、VERP理论和ROS技术等；二是进行功能分区，根据文化旅游地每一区域的重要度和敏感度确定其功能。

社区参与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社区参与是文化旅游资源完整性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要实现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四大功能，就必须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而利益的获得更体现在参与的过程中。

政府定位问题主要体现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文化旅游资源的特殊性、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使得文化旅游景区的管理和经营至关重要。政府部门由于受财政和行政等条件的限制，不能独立完成资源保护和管理的任务，经营权出让也存在经营者非理性开发和掠夺性经营破坏景区资源的风险。管理权与经营权是否应该分离，政府在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和经营中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当前也是今后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关于旅游文化

当代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旅游文化呈现出冲突与整合相交织的发展趋势。这种旅游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势必对旅游文化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旅游文化学应当顺应这一趋势，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作出积极的回应。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8）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9）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4]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10）

国内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中引入软实力概念“始于2004年，研究重点集中于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评价软实力的构成和作用”，其着力点在于如何以区域和产业的软实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旅游学界，陈雪钧和李莉研究了“旅游企业的软实力问题”，杨积芳和陆林研究了“饭店的软实力比较”。综观这些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发展焦虑，即以区域、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发展为目标来研究相应的软实力问题，忽视了约瑟夫·s·奈的理论体系中，经济发展所隐含的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软实力是目的，硬实力为软实力服务，软实力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理论逻辑链条，影响了研究的进路设计；二是尺度模糊，忽视了软实力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大尺度研究工具，其中文化软实力应应用于可标签的文化区域，体制软实力应应用于独立的政治与政策区域的事实，将其等同于一般竞争理论，甚至用于单个企业的竞争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空疏。因此，以建设国家或区域软实力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总体层面来研究旅游中的软实力问题，是比较恰当和可行的。

旅游产业的国际和区际竞争归根结蒂是国家和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国家和区域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旅游产业中都会有所反映。在组成软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和体制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系统的边界基本重合，属于旅游产业的可控因素，将文化软实力与旅游产业组成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极有学术生长力的新概念；而体制软实力的系统设计高于旅游产业的控制范围，一般只能将旅游产业放在对外政策中的对外旅游政策下研究；因此，本文讨论的旅游软实力特指既定旅游对外政策下，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国家和区域文化软实力，它包括相应的心理、制度、器物和习俗。

旅游具有招徕远人的力量，是可以产生国际和区际影响力的产业。旅游产业可以利用人的三种深层欲望及其组合来获得元发性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影响力，它们分别是脱序的诱惑、怀旧的伤感和追慕的欣喜。一个地方一旦凸显了某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会在相应旅游细分市场上自我完形、持续积聚。

旅游软实力并不等同于旅游影响力，尽管它是旅游影响力的来源之一。笔者认为，旅游软实力是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并将其导向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而旅游影响力还可以来源于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割裂、误读、曲解、污化乃至隔离，这些对旅游者的单向度满足，一旦干预目的地的日常生活，极可能激发主客双方的反感与冲突，导致旅游产业的波动和旅游影响力的崩塌。旅游影响力中，只有旅游软实力使各福利相关方趋向帕累托改善，是多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长久以来，有经验的旅游目的地领导已经体会到由设置旅游宣传议程和旅游文化言说框架而产生的旅游软实力，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中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资产，其中一些资产是无形的，如文化承传、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些则是器物的，如地理景观及气候、城乡建设及服务、生活条件及商品、文化产业及产品。旅游目的地究竟应设置何种旅游宣传议程，凸显哪些资产，不仅需要通过对主客双方作深度田野调查找到均衡点，更需要旅游目的地领导从重建目的地日常生活意义的高度，经过深刻的权衡，最终做出选择。

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旅游软实力是目的地日常生活的自诉和好客态度的表白。在旅游产业竞争中，能产生旅游软实力的自诉往往具有相同的哲学结构：即本体论上更为理想的人生状态，以启发跨文化消费的反思性；认识论上更为真实的对话机制，以彰显跨文化消费的社会性；价值论上更为开放的多元维度，以容纳跨文化消费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目的地在旅游开发时要发掘自身有魅力日常生活资源，呈现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为核心的整体形象，有效满足游客对目的地日常生活的体验。

一个地区如果早已建立起为游客向往的日常生活形象，天然就具有了强大的旅游软实力，如西欧、北美、北京、上海等。一些地方则主要通过旅游宣传构建了使游客支持其日常生活的旅游软实力，如马尔代夫，2009年10月17日的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在启动了旅游热潮的同时，激发了人们从生态危机的厄运中托起这个珊瑚礁岛国的努力；再如“好客山东”和“活力广东”的旅游主题口号，前者负载着齐鲁礼仪之邦的文化传承和北方文化的豁达豪爽，后者表达了岭南得风气之先、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无穷动感，它们既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准确定位了该地区的旅游形象。

2中国古代旅游软实力的结构与建构模式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旅游软实力的概念，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却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大概从西周开始，地方精英常常为自己生活的地方赋予“风水学”上的神奇定位，并广为传扬。如洛阳宣称自己为天下“土中”，庐山认定自己指配南斗星座，为地上“南际”，古徽州六邑则津津乐道“休宁蛇、歙县狗、黟县蛤蟆、绩溪牛、祁门猴子、婺源龙”的风水属号。而大概从南朝开始的“洞天福地”、“北京十景”、“西湖十景”等的评选，承继儒家从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发展到日常生活景观化的审美情趣，至迟到南宋已普及南北各地。从那时起，风景评选和旅游诗词几乎成为各地府志、县志、乡志、村志的必备栏目。“风水学”和日常生活景观化分别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方面交融互渗，将旅游目的地的日常生活价值和旅游宣传价值有效整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空间及其竞争规范和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力量。

建构性力量来自中国传统旅游者，其运行机制可读《徐霞客游记》。徐霞客34年(1607～1640)的游历生活，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29年，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著名景区，侧重于搜奇访胜，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名僧、高道及他们的徒弟等文化精英。后期的5年，着重地理考察，探访寻常游人不至之处，重在考察岩溶地貌的表面现象、构造和特征、探索水源以及修正前人的论断与记载，社会交往的对象主要是樵夫、牧人、担者、马夫、洗衣妇、钓鱼童子、书生、官僚、地主等普通居民。《徐霞客游记》很好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旅游者追慕、占有和创新旅游文化空间的全过程。它契合旅游软实力的言说框架，与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努力相互嵌入、螺旋推进，共同形成了一种罗曼蒂克化的文化习得、文化试炼、文化确认和文化建构模式。

3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结构与建构模式的问题

在西方，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者夺取了政权，接收了封建主和教会的许多地产和文物。如何处理这些财产?经过短暂争论，革命者遵循启蒙运动的思想指导建立起城市公园和博物馆。一种全新的、市民社会的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得以创立，旋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言说框架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开放的，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精神。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一空间是有闲阶级的，一股兴建大饭店、摩天大楼等接待性、景观性炫耀建筑的热潮风靡欧美城市。适应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的跨时代转变，西方旅游从中世纪追寻非日常生活资源的宗教朝觐过渡到了世俗的“大旅游”时代。日常生活的进步与旅游文化空间的扩张似已完美融合，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

然而，现代西方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模式存在问题，问题出在与非西方接触时。在非西方的地盘上，西方人的身份之一是旅游者，大多数西方旅游者却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把非西方当成了由他们自由建构的他者。“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游记作家约翰·缪尔”，缪尔的游记把非西方描述成文明的对立物，是无主的“荒野”，是西方人避居和隐退的所在，是他们体验孤独、鼓舞信仰、再造激情后重返西方的地方。在这个由西方人建构起来的旅游文化空间中，几乎完全剔除了当地人的主体地位，将非西方目的地转换成了西方的文化飞地。

以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地区为例。缪尔之前，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认为，旅游区中的印第安人应该“身着传统服饰，骑着野马追风逐电……直至永远”。缪尔与印第安人接触后，发现印第安人无法也无意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便提出，“印第安人与所处的原野和鸟兽不协调，应该被驱赶出去为白人旅游业的发展让路”。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荒野”观，他们容忍乃至推进了以1964年美国《荒野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颁行。这些政策和法律专注于西方人的旅游权，完全无视土著的固有权利，将荒野定义为“人类只作为过客而不会永久居留的地区”，并依法将印第安人迁出保护区，把他们与保护区隔离开来。然而，迁走了印第安人的“荒野”却必须用财政资金来维持。包括印第安保护区在内，“1996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财政预算为11.8亿美元，到2006年增至22.49亿美元，十年间翻了一翻，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多美元，还依然缺口很大。”印第安保护区的这种设立方法，已引起部分美国学者的反思。

另一个案例出现在菲律宾。菲律宾北部伊富高省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山上，历经当地人2000余年的开发，形成了数万公顷壮观的水稻梯田生态系统。1995年，伊富高梯田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景观，一时名声大噪，成为菲律宾北吕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区。在伊富高传统文化中，山顶的森林覆盖区为梯田区涵养水源，是严禁踏入的核心保护地带，具有神圣的宗教地位，属于公共财产；中间的灌木林带为梯田区调节和分注水源，还能生产柴草、花果等林产，是次一级的保护地带，有相对模糊的产权界定，属于准公共财产；再往下的梯田部分为生产和生活区，自古就有精细的产权界定，属于私人财产。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按照西方专家制定的方案，梯田部分被定为不容改变的保护区，梯田区内，当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因触动西方专家口中的“原生态”而被高度怀疑。而山顶森林覆盖区和中间的灌木林带不属于保护区，西方专家在那里规划建设了完备的旅游设施，强大的跨国公司通过市场运作获得了这些旅游设施，并且经营着它们，当地人则因“素质太低”而被排除在外。砍伐山顶森林覆盖区的木材，制作成传统稻神木雕卖给游客，几乎成了当地人唯一的副业。然而，即使终日制作木雕，一个伊富高家庭每月也只能获得大概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的收入。此后，伊富高梯田生态系统快速恶化，青年人大量外流，梯田面积锐减。西方专家提出，症结在于“人口太多，导致梯田出产的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同时又在于“劳动力太少，使得25％至30％的梯田荒废”。期间，社区精英为应对危机，部分改种经济作物及蔬菜以重振当地经济的努力，又因遭到西方专家的激烈指责而搁浅。一系列事件不断掏空当地经济基础，耗散当地人的宗教信念，折损社区精英的社会资本，“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社区团结几近崩溃。

2001年，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单。2007年，也即伊富高梯田成为世界遗产的第1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菲律宾政府，如果不在两年内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伊富高水稻梯田，该遗产将被除名。西方专家要求菲律宾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提供大量财政补贴和执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然而，早在2002年，菲律宾政府已经撤销了成立于1995年的“国际梯田委员会”和稍后成立的“巴纳维水稻梯田组”，2002年以后已没有对应的政府管理结构在实际负责伊富高梯田事务。西方专家既要防范当地居民，又要抵制社区精英，还要对阵当地政府，除了西方旅游者支持他们，他们在与一切人为敌的过程中心力交瘁。

历经2000余年的开发，伊富高人创造了水稻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后的十余年间水稻梯田便濒临全面危机。症结何在?2007年，伊富高议员索罗门·库噶拉沃对尾随西方专家组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说：“如果世界遗产委员会为了保护原始景观而让伊富高人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会答应。我们不能像博物馆陈列古董似地陈列原始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发展，需要与现代社会同步。梯田是伊富高人的骄傲，它是我们文化与传统的根。目前，原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伊富高人的物质需求，因此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放弃梯田。”他表示，“欢迎世遗委员会保护梯田，但同时，应该允许当地发展经济，向现代化迈进。”

印第安人的遭遇和伊富高人的遭遇分别反映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西方直接控制范围内和直接控制范围外以及强势政府背景和弱势政府背景下，西方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的运行机制和它对非西方旅游软实力的颠覆作用。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发掘出三层隐含着的意义：第一，西方旅游者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目的地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

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也违反了追求帕累托改善的旅游软实力博弈模型，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第二，西方内部的旅游软实力结构模式中隐藏得极好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延伸到西方以外时便暴露了出来。而各种需要大量财政预算和外来补贴才能生存的“原生态”景区，是有闲阶级将公共资源偷换为自己的休闲资源，并绑架公共税金的产物。第三，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后现代景观理论可能走得太远，东方不可能绕开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现代化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现代景观主题。过犹不及，后现代景观理论极可能正在导致另一种基于理论认同的主体错位、权力错配和话语暴力。

4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迷茫

当前，我国正处于1840年以来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复杂就复杂在，“中国民众之所以产生普遍而强烈的空虚感和各种莫名焦虑甚或无意义等感受，是与现代意义上主体性自我经验的实践场景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严重些说，中国人其实既没有整体文化自我意识，也没有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并开始反感西方文化在自身实践场景，包括旅游文化空间中的殖民，却又无法精准切割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文化身份等宏大叙事，我们迷失在各种西方话语、传统“国学”和消费社会的丛林中，丢失了整体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不能自信地回答“人格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等文化主体性问题。

文化主体性是旅游软实力之议程设置和言说框架的前提，没有文化主体性便不可能自信地托出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资产；也不可能自如地叙述理想的人生状态，彰显真实的对话机制和开放的多元维度；更不可能自主地设立旅游文化空间的结构性安排，以有效保障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中，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并非心怀鬼胎，欺骗他们的是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在这～模式中，是创世以来未曾扰动的神域，有三两个人寂的僧人坐在石头上发呆，深蕴其中的脱序感、怀旧感和追慕感令人神往。然而如此“原生态”的环境中，居然有人修铁路、盖楼房、建水坝，怎不令人愤懑?2008年的奥运圣火风波，集合了印第安保护区事件中“赶走这个，迁走那个”的残暴和伊富高梯田事件中“应该这样，只能那样”的蛮横。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批判西方“原生态”理论时所揭露的文化“法西斯主义渊源”，在2008年奥运圣火风波中作了一次集中的表演。然而反躬自省，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如此茫然、反击如此无力?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绝大多数参与事件的西方普通民众，也不在西方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而在于我们自己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和迷茫的旅游软实力。我国旅游业“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5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文化主体性构建

从样式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不是民粹样式的，而是指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并在将五千年文明、五十六个民族积淀的真知灼见运用于当下时，能够对其不同于和不适于当前实践的部分进行重构的见识与能力，它讲求和而不同，是自信、理性、包容、激情、本能和反思的综合体，它是日常的又是理想的，与旅游软实力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是旅游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从生成上说，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主体性绝非悬空虚置、坐而论道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中的历史生成。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自始至终在旅游软实力的建构机制与结构模型之间起着减压阀与均衡器的作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过三次“真理在外”的文化主体性震荡期：第一次是，春秋延至西汉的儒学背景的，认为现实龌龊，真理在“郁郁乎周”的时期；第二次是，晋延至唐的佛教背景的，真经在西天的时期；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延至当下的救亡图存、崛起复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前两次，文化主体性之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机制运行良好，直接促成了民族文化包括旅游文化的结构性升级。当前这次挑战最大、程度最深，也最需要各个学科包括旅游学界的持续关注。

6强化中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学术研究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立法”，我们应当在科学总结古今中外的旅游软实力经验，深刻揭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真实的知识、科学的理论洞察和把握极为复杂的旅游现象，找到有效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6.1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夯实旅游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旅游软实力的本源是旅游者“尝试他种人生的深层欲望”，旅游软实力的本体是旅游目的地充满魅力的日常生活，旅游软实力的本质是为旅游目的地所采取的一种旅游实践美学，是旅游目的地所标签的价值观念系统相对于旅游发生地的吸引力，它能对接旅游者的深层欲望，修正旅游者的文化偏好。当前，我国旅游的价值吸引力不足，因此，重建我国的旅游实践美学，提升价值吸引力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基础。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标举旅游文化心理的规范性。首先是建设旅游文化心理的民族品格，反映中华民族应对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审美问题的伟大成就和文化遗产；其次是展现旅游文化心理的时代品格，反映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审美方式；第三是表现旅游文化心理的理性品格，反映中华民族统筹兼顾、合情合理、包容开放、亲善和谐、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2)把握旅游文化制度的持续性。整合国内与国际两个圈层的旅游文化价值共识。在国内应主要采用文化自觉式整合，即努力促进国内旅游主体、介体和客体对旅游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和自主向心。在国际应主要采用文化对话式整合，即通过旅游人员、旅游组织、旅游宣传、旅游学术间的对话、讨论、交流、沟通、辩论和批评找到正确的契合点。同时也不偏废文化管理式整合，对错误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要进行教育引导，对反动和腐朽的旅游文化价值思想则进行规劝警告并依法处理。

(3)确保旅游文化产品的可靠性。首先是要掌握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机制。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大致可分为5个具有因果特征、系统特征和链条特征的环节，即适应性消费、逻辑性消费、价值性消费、参与性消费和超越性消费，旅游文化产品设计应着眼于超越性的维度，着手于适应性的维度，着力于打通5个环节，建立可控制的产品消费结构。其次是要区分市场，突出重点。旅游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高度发育，其设计应避免脱离实际的概念炒作和简单笨拙的套用抄袭，针对重点市场作有格局、有新鲜感和冲击力的产品设计，建立有主题的产品消费诉求。第三是把日常生活审美融入旅游文化产品设计的全过程，凸显旅游文化产品的原真性，以真实打动人，以真实养成人，建立有情愫的产品消费体验。

6.2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产业基础

旅游软实力是旅游产业强国的精神之本，旅游产业强国是旅游软实力的动能之源。综观国外旅游产业近年来的实践，如明确具有软实力意图的日本“观光立国政策”，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主题策划、产品组织、文化营销、政策建议这4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主体都是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我国旅游业的情况则不尽理想，在这4个领域中，旅游企业或行业组织均没有起到创新主体的作用，而仅仅是创新活动的一个环节而已，旅游软实力主体动能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重组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是强化旅游软实力的保障。这一工作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入手：

(1)推进战略重组，打造具有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旅游集团。美国有运通公司、日本有交通公社、英国有四大旅行社，这些大的旅游集团实现了全产业链开发和纵向整合，可以对产业资源进行多重开发、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和跨国经营，能有效影响目的地国的旅游产业形态，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世界级的旅游集团，改变这种状况，需按照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形成全产业链和纵向整合的原则进行战略重组，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并尽快建立旅游跨国公司，打造投送旅游软实力的有效渠道。

(2)启动精细分工，培育具有文化原始创新力的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在于，旅游企业过于散、弱、小，业务功能分工不发育，各企业自己包办生产过程的所有中间环节，因而效率低下、缺乏文化原创能力。我们应该按业务功能的层次分工重新设计旅游业产业结构。现阶段的重点是，创建由非赢利性的旅游研究单位，专业的旅游策划、融资、营销公司和专门的旅游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服务于旅游企业”的旅游企业，同时加强行业组织的建设。形成宏观与微观、务虚与务实、理念与操作、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层级性和差异性的产业分工结构，培育旅游软实力的创新主体。

(3)注重新兴业态，引领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增强对新兴业态的项目操作能力，抢占行业先机，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利用新兴业态市场大、覆盖面广、文化信息密集、跨国界流行等特征，实现旅游软实力的有效传播。同时加强旅游文化衍生产品和伴生产品的开发，在在线旅游、旅游商品、旅游出版物、旅游节事、影视作品等领域形成强大的生产销售能力，共同推进具有文化多元渗透力的旅游项目。

6.3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优美和西方后现代旅游人类学田野作业的理性深沉，向我们展示了高度自觉、充分自律，激动人心的旅游精神，然而，在消费社会、大众旅游的当下，相关操作经验却难以复制和推广，如果一厢情愿地把它们当摹本，就不可能准确把握旅游软实力的时代特征。首先，旅游的认知功能已大大削弱，现代传媒已构筑起信息透明、读图时代的“水晶世界”，占有一控制一创造的经典旅游认知链条已经翻覆，直至简略为单纯的在场感。其次，旅游的交往功能也遭遇封闭，在“顾客就是上帝”、旅游者被呵护备至、事事有人代劳、处处为旅游从业人员包围的短暂假期中，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社会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已被压缩至极限。第三，旅游的娱乐功能正面临挑战，在休闲产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旅游几乎是最佳休闲方式，具有娱人耳目、充实身心的相对优势，然而当下无所不在的网游、流行音乐、夜总会、选秀、八卦新闻正将神经亢奋、感官刺激和人私发掘到极致，它们的娱乐功能远较旅游有声有色和方便密集。而建筑在认知功能、交往功能和娱乐功能之上的多元反思的“涵化功能”，更似早已退出旅游者的心灵，“未必能发挥‘灵魂’作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变得轻浅和隔膜，旅游软实力似已失去凭借陷入困境。

要摆脱旅游软实力的时代困境，必须修复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功能。然而，现代旅游管理理论信奉高效率的集约化生产，这与旅游的认知、交往、娱乐和涵化必须“巧妙而大量耗费时间”的内在要求相悖。我们必须反思旅游文化、旅游产业和旅游理论中的悖论问题，发掘学术张力，进而再造我国的旅游管理理论。

(1)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之间的悖论与张力。曾经，人们将旅游产业理解为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介体或渠道，目的地的日常生活资源就是旅游资源。实际上，旅游产业早已深层介入城乡发展，驱动着城乡面貌、城乡时空功能、城乡时空结构的快速变迁。在那些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资源价值结合得好的地方，旅游软实力的发展就好，相反就不好。从这个意义上看，杭州西湖拆除景区围墙、免费开放事件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并没有引起旅游管理学界的足够关注；而以财政资金资助部分景区免费开放的政策所蕴含的理论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文地理学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受的大量调查成果和旅游人类学关于原始真实和舞台真实的大量理论成果，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怎样整合、融合和契合目的地资源的日常生活价值与旅游消费价值，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核心工作。

(2)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之间的悖论与张力。社会事件资源的旅游策划与策划旅游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源”与“传”的流向问题。在旅游策划中：社会事件是源，对社会事件的旅游开发是传；社会事件第一性，旅游开发第二性；社会事件是有无的问题，而旅游开发是有效性的问题。典型的如奥运旅游、世博旅游、民俗节事旅游等。以奥运旅游为例，我国旅游产业与韩国、澳大利亚、希腊的同行相比，旅游策划能力十分逊色。而策划旅游是指为开发旅游而策划社会事件，如旅游节事、“哈利路亚山”事件、“宜春，一座叫春的城”事件等。这方面我国旅游产业提供了大量案例，我国旅游管理学界对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足。如何提升旅游策划水平，优化策划旅游能力是再造我国旅游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旅游文化论文篇（11）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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