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论文大全11篇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1）

在教材编排方式方面，有按知识体系编排和以工作过程导向编排两种方式。按知识体系编排的教材，有其合理的一面，就是学生对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掌握较为扎实。但这种以灌输知识为主的教材体系很难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编排方式是根据酒店业务流程为单位，将教材内容分为相对独立的模块或项目。该过程突出表现为引导学生根据问题自主地探求知识点，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从笔者统计来看，现有教材以知识体系编排为主，比例达到86.7%、另13.3%的教材采用工作过程导向的编排结构。从2010年起，教材编排结构有所变化，以工作过程导向编排方式增长较快，在所有工作过程导向编排结构的教材中占78.6%。从发展来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材编排方式将成为高职院校教材编写的主流。这是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相吻合的。

（二）教材类型

以教材的适用对象作为研究对象，高职高专教材占24.7%，通用型教材占75.3%。通用型教材往往在前言中阐明教材适用对象较为宽泛，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中等职业教育教材，还可供行业企业人士使用。这说明大部分教材没有明确区分高职高专、本科、中职等不同层次级别的教学。另外，教材以系列形式出版的较为常见，比例达到79%、其余为21%。系列教材的类别如表1所示。

（三）教材内容

在教材内容上，酒店管理专业类教材主要集中在管理理论知识、业务操作与管理（前厅、客房、餐饮等）、专业英语等方面，占教材出版总数的99%，其中，管理理论知识类占据41.1%、业务操作与管理类占据51.6%、专业英语类占据6.3%。毫无疑问，这些一直是酒店管理专业教学的重点，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酒店行业发展日新月异，教材的编撰也需要和行业发展紧密相关。从现有教材选题内容来看，酒店管理专业教材的传统内容高度重复，且新兴内容未能有效发展。从统计结果来看，2000-2013年关于饭店法规和酒店规划设计的教材仅占据1%，而且基本都是2010年后出版的。（四）教材编著者样本教材涉及编著者113名。从构成来看，97.3%编者来自于院校，其中86.7%的编撰者具有高职称资格。以高职称院校教师为主组成的教材编者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材的质量。但是，高等职业教育要求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教材体系，校企合作开发教材必然成为旅游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的必由之路。[2]从样本编者来看，仅3名编者是来自行业企业的人士。尽管院校教师为主的编者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教材的学术水平，但是缺乏行业企业人士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教材与行业发展的现实脱离。

二、“工学结合”模式下的教材定位

尽管教育部早在教高[2006]16号文件中就已经指出，要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正式明确地提出了“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但就提出问题到真正实施和实践，也是近几年的事情。尽管各高职院校积极探索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总是存在各种问题与滞后，如高职教材建设滞后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从之前所述的高职高专教材远远落后于通用型教材、校企合作开发教材严重缺乏等都可窥一斑。

（一）人才培养目标是教材建设的根本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是培养具有扎实酒店经营管理与服务所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能适应现代酒店前厅、餐饮、客房等部门一线工作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教材作为体现高职教育特色的知识载体和实施教学的基本工具，直接关系到高职教育能否为一线岗位培养符合的技术应用型人才。[3]因此，基于高职酒店管理人才培养目标，教材应定位于“酒店职业能力为本位”。

（二）教学改革是教材建设的基础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强调以实训实践为基础，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中心。教学内容改革要紧紧围绕培养适应现代酒店一线部门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因此，基于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的需要，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建设应遵循这样一种思路，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职业岗位群为依据”，突出高职教材的“应用性”。

（三）酒店行业市场变化是教材建设的条件

一方面，过去30多年，我国酒店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对数量的极大需求，而且在质量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培养既会操作、又懂管理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酒店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行业发展新特点、新趋势层出不穷。因此，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酒店行业市场的变化，以行业需求调研作为基础，适应行业变化、及时调整教材体系以及教材内容的更新，从而可以更好地引导教与学的方向。

三、教材与“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契合

以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现状为基础，结合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学体系内容改革以及行业市场的变化，教材建设要突破传统教材模式，从教材结构到教材内容都要体现鲜明的“工学结合”特色。

（一）教材结构和教学模式的契合

利用学校和酒店行业两个平台的资源建设教材和实行模块化教学，是酒店管理专业工学结合模式的必然要求。工学结合模式要求企业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教材。首先，酒店行业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酒店管理专业教材要反映实际工作业务流程，要求体现实用性，这样的教材仅仅靠校内教师是很难完成的，只有和酒店业内人士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校企共同开发教材和实施教学过程，不仅可以保证对学科专业的准确把握，而且能实现教材、教学和行业现实发展的接轨，进而全方位对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其次，以教材结构模块化实现“做中学”教学模式。工学结合模式要求教学模块化和流程化，教学模式的改革必然要求教材结构与之相适应。改革传统的以知识体系编排教材的做法，以职业能力为主线，根据工作流程将教材分为若干个独立的模块或项目，这是教材结构改革的必然趋势。比如2010年出版的高职教改系列教材《客房管理实务》《前厅运转实务》和《餐饮服务与经营管理》均采用了模块化、项目化的结构编排方式，以“入门入职”作为首项目或者首模块，模块和项目以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编排。模块化、项目化等适合情景教学的教材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教材形式和教学手段的契合

由于酒店管理专业高职教育教学更强调技能性和实践性，教学时不能采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知识灌输，而是需要按照现代教材观念，进行自下而上的诱导。[4]高职生尽管学习自主性较差，但是他们喜欢参与教学活动、好动手操作、善于交流，所以要根据高职学生的学习和能力特点，采取灵活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除传统课堂讲授外，教学手段还可以添加与纸质教材内容相关的视频、动画资源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鉴于现代媒体技术的便捷性和时效性，教师可以利用博客、微博、E-mail、聊天工具等网络交流工具来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答疑解惑。教学手段的多样化要求教材素材的多样化，突破传统教科书的限制是教材发展的趋势之一。首先，构建立体化教材平台。自2000年以来，高职类酒店管理专业教材仍然以传统纸质教材为主。据样本统计，仅有24.8%教材配套有教学资源包、电子课件等，立体化程度有待提高。立体化教材是通过多种教学资源，最大限度满足教师教学需要和学生学习需要，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它的特点之一是以多媒体、多模态、多介质方式来存储和呈现教学资源。[5]立体化教材不仅是媒介的转换，更是教材发展范式的转变。[6]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教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光盘、网址都可以是教材。现代媒体技术不但可以将海量的资源信息呈现在学生面前，还可以生动形象的动画形式呈现。这种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可以把拓展性内容、辅内容和互动性内容结合在一起，达到超越纸质教材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丰富和发展纸介质的功能。[7]其次，自编讲义、自编教科书可以弥补现有教材无法满足教学目标与改革的需求。与欧美国家相比，自编讲义、自编教科书等在我国的发展尚不规范，基本上是各院校自主管理、自主认定和自主选用，自编讲义、教科书往往是作为现有教材在无法满足教学目标与改革需求时的一种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进教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教材内容和课程设置的契合

教材内容是课程的具化形式。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应立足于学生的就业岗位，以职业需求和岗位能力要求为出发点来进行构建。[8]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高职类酒店管理专业教材在题材上仍然以基础管理知识、业务操作与管理、专业英语等内容组成，这是符合学科专业特点的。但是，职业性和实践性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实习实训课是高职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实习仅作为一个教学环节，未纳入课程体系，居于从属地位。[9]实习实训课程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后地位将大大提升，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实习实训课程主要有综合性的实习教学环节和与专业课程对应的实训课程两个部分。在综合性的实习教学环节上，亟需开发类似于实习指导书和实习指导手册的教材，内容包括酒店从业生涯规划、酒店实习案例和方案等，内容注重专业性和实用性，这对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的实习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性。在实训课环节上，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如“前厅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理”和“调酒与酒吧管理”等，这些课程的实践实训比例都比较高，需要开发相关的实训手册以供指导。实训手册或教材应侧重于实训内容、操作要点和标准、操作流程和步骤等，应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直观性。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2）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到中外两种思想的影响。首先，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创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又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必然渗透着西方文明与思想。在教育内容上西方的与中国的经书并存。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才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但自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一切革新计划又都遭到破坏。统治期间，始终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冲突，而中国自己的教育传统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传统与整个文化传统一样，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一定的时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就有一定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传统是受当时的、以及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在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中不断变革的。一方面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包括外国的和自己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几点：

一是教育传统不同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指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和，即在过去教育实践中形成并得以流传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教育体系，总是指一种旧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传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特有的教育体系。当然它包涵了该国或该民族的传统教育的因素，同时又具有现时代的新的因素。

二是对传统教育本身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符合教育发展，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就是好的，优秀的教育传统，就会世代流传下来。例如我国古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教育中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可取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可能变成落后的，腐朽的，不可取的。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它在开始时取代世袭制是一大进步，但发展到后来的八股文，使科举制度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成了落后的，需要改革的传统。

三是应该看到，在教育传统的变革中，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比教育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是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却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说明，传统教育思想的改变要比传统教育制度的改变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改革中要特别重视教育思想转变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传统是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战争、建国以后向苏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革的种种冲突和洗礼逐渐形成的。因此要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及其思想观念，就需要分析形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各种因素。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舶来品，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引进的。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然后在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推动下，中国清政府被迫废科举，兴学堂。因此受西方教育传统的影响甚深。据史料记载，1807年最早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玛利逊于1818年在马刺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方式的教会学校。1835年玛利逊死后，香港等地教士成立了“玛利逊教育协会”来纪念他。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R.Brown）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不久被当地人赶走，迁往澳门开设了一所玛利逊学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办学，通过办学传教。最早办的学校有，1844年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霭尔特色（Aldersey）在宁波开设的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的一所学塾（到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9世纪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向外扩张，美国教会掀起了一个国外办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创办的学校有：1864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文会馆，1866年，英浸礼会在青州设广德书院，后二校合并为广文华书院，设在潍县，到1917年为齐鲁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学堂，1891年命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1879年，美国圣公会合并在上海的培雅学堂和广恩学堂为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8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97年又在苏州创办中西书院，1901年合并，改名为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后来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1888年，美国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合并为燕京大学[1]。而人自己设立的高等学校只有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沂奏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的广东同文馆，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另外就是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张之洞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其他还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南京路矿学堂等，大都是培养军事和工程技术人才。但以上这些学堂，大致只能相当于中等专校，少数具有高等专科的水平。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2]他们主张兴办“西学”。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期间，光绪采纳维新派的计划，筹办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奏准成立，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为西学总教习。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据统计，直到1921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19）、厦门大学（1921）6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有16所之多。

从专业设置和课程上来讲，大多是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称：“日本高等学堂之大学预科分三部，其第一部为入法科文科者而设，第二部为入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第三部分为入医科者而设。今议立大学分科，为、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则政科为预备入政治、文学、农业、工艺、医学三科者治之，艺科则预备入格致、农业、工艺、医学四科者治之。”[3]当时的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诸子、词章、外国语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础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设立之初，不仅生员极少，而且其宗旨与其说是研习学术，不如说是变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所说的，“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从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都主张办学堂，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我国的原有的教育制度。维新运动从发展资本主义出发，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学习西方文化。他们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经过他们的斗争，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发生动摇，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崩溃。废科举，兴学堂就是这两次运动的结果。借此，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教育内容才得以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的传统并未彻底崩溃。无论从高等教育的内容，还是从管理体制上，与西方高等教育还相距甚远。

二、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的

辛亥革命对封建教育传统是又一次重大冲击。虽然辛亥革命并未成功，但它摧毁了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体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一时的闹剧。中国的的从辛亥革命起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彻底摆脱封建教育束缚，开始走向化。

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7月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同时公布了教育会议所决定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不久又颁布了有关高等教育的《大学令》。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大学设预科及本科，预科修业三年，本科修业年限按各科性质，三年或四年不等。本科毕业称学士。大学另设大学院，培养生。大学设校长一人及各长一人；教师分教授、助教授及讲师三种；各科设讲座。大学设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组成，负责评议大学的一切重大。从《大学令》的整个可以看到，这个高等教育体系完全抄袭自邻国日本。而日本的学制又是以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为蓝本。

这个学制公布以后没有实行多久，就被美国式的学制所代替，这就是民国十年的学制改革，称《壬子癸丑学制》，整个体系都是抄自美国。为什么刚从日本搬来的学制又换成美国的呢？研究者早有许多评论。周谷平在其《近代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详细地了个中原因。她指出：一是中国人对日观的转变。随着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日益暴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对日本从和睦、钦慕逐渐发展为防范和仇恨。二是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认为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已不再适合中国新的国情，而被美国自我标榜的民主、自由和发达、繁荣所吸引，转而把美国作为中国建设共和国的蓝本。三是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扩张，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扩张也大大加强。除继续利用教会对中国教育进行渗透外，还对中国的整个的学务表现出更大的关注。美国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吸引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四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以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而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正是以标榜民主和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颇迎合中国教育界的需要，为中国批判旧教育提供了理论武器[4]。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离不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最发达的强国。中国人把美国的共和、民主看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先进的知识分子觉悟到，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包括封建主义的教育传统。在学校里废除了尊孔读经的内容；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学校采用白话文进行教学，使学校教育接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为教育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提倡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提倡科学的教育内容和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国教育进入世界现代教育的行列，逐渐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教育传统。中国高等教育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展得还很缓慢，但无论是从办学思想，还是在教育内容及教育体制上都有很大的转变。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条战线。

在高等的思想转变上，不能不提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民国初期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内又为北京大学的长远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之初，北京大学仍然死气沉沉，封建复古思想仍占优势。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厉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他说：“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5]

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又多次到欧洲访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来源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多种改革，首先是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担任教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长、任图书馆主任兼、史学等系教授，聘请鲁迅为兼职讲师。其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沈兼士等造诣深厚的学者。其次是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规定本科学生学满80单元（每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元）就可以毕业。把“门”改为“系”，全校设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选举。第三是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第四是主张男女同校，并于1920年正式招收女生。第五是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成立各种会、社团，办刊物，开讲座等。从这些改革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对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位教育家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甲午战争中他正在海军服役，亲眼看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异常震惊，转而弃武从文，在天津任家庭教师。1904年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7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推行美国教育模式，于1919年在天津开办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他对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提出：“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的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他为南开制定了五项“训练方针”，即重视、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把这五项称之为“公能”教育，并作为校训。

清华大学是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的。它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大学部，开始培养本科生。1928年改为国立。梅贻琦于1928年校长，1931年任校长。他主张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认为清华大学要向高深专精努力。他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设文、理、法3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又增设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1938年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被誉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反内战、反暴行、争取民主的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建立的大学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等。这些大学都经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洗礼，都具有爱国民主的传统。

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大学仍占优势，但它们的规模不大。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为有钱人的子女。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中，学生数还是超出教会大学的学生（注：许多著作在引用日本《帝国教育杂志》中的统计数字时有误。该文统计，1917年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设学校学生人数是，中国学校为15000人，外国学校为12000人。也即，外国学校的学生数约合中国学校的学生数的80％。而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两书中都把它说成外国学校的学生占中国学生总数的80％显然是错误的。请参阅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页。）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但中国自办的大学已初具规模，而且通过中国的变革，逐步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自己的传统。可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根据我们肤浅的认识，是否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建立起了爱国和革命的传统。突出表现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大学生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把鲜血洒遍中华大地。

第二，有追求真理，重视学术的传统。中国高等学校的师生治学严谨，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教授的治学精神和培养出大批人才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既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尊孔读经等封建文化受到严厉地批判。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仍然受到高等学校的重视。民国中国出现了许多国学大师。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和。有些学者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全盘西化是不正确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很复杂，但其主流是反帝反封建，是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种吸收、融合、继承、创造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传统，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术繁荣，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处在北洋军阀统治和统治时期，它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带有严重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性质。高等学校受制于北洋军阀和的专制统治，学校中充塞着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同时学校中的复古势力始终没有消停。另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创办或主政高等学校的也大多是从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必然带来许多西方的思想和传统。当时西方流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杜威曾应北大和江苏教育学会的邀请来华讲学2年零2个月，对中国高等教育也有重大。总之，这一时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传统。

三、解放前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走向了新民主义革命的道路。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崭新的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苏区时期，二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两个时期因革命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苏区时期处于土地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为了土地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军事“围剿”的胜利，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教育工作也不例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不可能举办普通的高等学校，主要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党、政、军干部。苏区的高等学校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创建于1933年11月，学员共有六七百人，分指挥科、科和参谋科；苏维埃大学，1933年8月创立，任校长，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别班是本科，开设土地、国民、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专业班，次年又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共10个专业班，普通班为预科。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革命政治工作干部（1933）；中央农业学校（1933）；高尔基戏剧学校（1934）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东江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高等教育主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不允许开办所谓正规大学，必须实行新制度、新课程，以短期训练为主。当时建立的大学有：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6月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先后在山东、晋察冀、淮北、苏北、苏中、鄂豫皖、太行、太岳等解放区办了12所分校，直到1945年，共培养了20余万干部；陕北公学，1937年7月成立，并到延安求学的知识青年而设的干部学校，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鲁迅文学院，1938年4月成立于延安，初设戏剧、、美术3个系，后又设文学系，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成立于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夏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而成，初设、文艺、工人、青年4个部，后改为社会科学、文艺、3个学院，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延安科学院，1940年9月创办，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矿4个系，学制三年，是抗日根据地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设三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两个专修科：、俄文专修科，1943年4月又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此外，在延安还有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

以抗大为首的抗日根据地的高等学校师生，一边打仗，一边，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成为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传统。

整个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和都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它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许多新传统，着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在这方面的已经很多，我们只从教育传统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建立起了高等教育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信念和传统。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反“围剿”斗争，还是抗日战争，当时的现实是要争取战争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就没有工农政权，就没有中国人的解放。因此高等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这种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第二，建立起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高等学校的师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第三，建立起了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学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1941年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经过运动，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高等学校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四，形成了顽强奋斗、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生动活泼、自觉主动的学习风气，团结民主的管理方法。

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干部教育为主，对学生实行统包统分制度，享受干部待遇，这种制度对建国以后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失去了它的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提出，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经过解放初期的教育改革，收回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院系调整等一系列运动，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变化比较大的是：

（1）确立了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建立了工作机构，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明确了高等为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为此，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通过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2）高等教育开始苏联经验，全盘搬用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教材、教学组织形式等。从1952年起，教育部规定大学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研室。哈尔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学习苏联的典型。（3）批判了“通才”教育和脱离实际的思想，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了改变旧中国通过教育和重文法轻理工的倾向，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调整，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129所调整为143所。综合大学由49所调整为14所，工业院校由28所增加到38所，农业院校由18所增加到29所，医药院校由22所增加到29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加到33所。1958年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如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以后，院系和专业调整工作进行过多次。到1966年以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学科、、、外语、师范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4）院系调整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但是，这种调整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综合大学被折散，变成文理大学或工科大学，使理工分家、文理分家，为今天的改革留下了消极的。（5）中央对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集中领导。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建国以后17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传统。这种传统，吸收了我国革命根据地的传统和苏联教育的经验。但是，这种教育传统是在计划条件下形成的，照搬苏联的一套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形成了比较僵化的模式。同时，我国封建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思想体系的崩溃不等于这些思想从此绝迹。某些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残余仍然会存留下来，至今可能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阻碍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和发展。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党的十五大又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一切都要求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改革。8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都使人们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和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序幕。1992年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使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10多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有了较大的变化。高教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办学体制改革。采取了“调整、共建、合作、合并”等办法达到资源互补，提高效益。二是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级办学，二级管理的体制，给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三是投资体制改革，由国家拨款改为以国家拨款为主，多方筹资的体制，鼓励个人捐资，社会团体办学。四是招生、就业、缴费体制改革。五是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为了办好一批大学，国家实施“211”工程，重点投资建设。

从1995年开始，高等教育改革深入到教学领域，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和编写面向21世纪的新教材，以迎接新世纪知识经济到来的挑战。根据十五大确定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了高教改革的思路和实施措施。要使高等教育不仅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且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对以往已经形成的高等传统的一次否定，新的传统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因此，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在教育观念上加以转变。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改革的艰难就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往往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办法就出来了，改革就能顺利进行。为了转变教育观念，就必须我国高等教育传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用辩证唯物主义形成教育传统的因素，分析教育传统的内涵和特点，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传统，摒弃陈旧的，不符合要求的教育传统。同时，还要外国一切优秀的教育经验，为我所用。对于外国的经验也要研究和分析，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防止盲目照搬。

从以上我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可以看到，形成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个国家教育模式的。例如有些同志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就是苏联高等教育的翻版，这是不确切的。当然，建国后我国推行向苏学习的政策，高等教育也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传统中还渗透着我们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是长期积淀而成的。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么讲的，“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遗传是指本身固有的传统，包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环境是指时代的影响，外部条件的影响。大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传统更是如此。高等教育的模式是不能简单移植的，日本战后的大学以美国为蓝本的改制就是最好例子，最后他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高等教育的传统更不能移植。因为任何传统中总渗透着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有如人的遗传素质一样是不易改变的。当然文化传统也是变化的，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的变革而变革的。今天认为优秀的传统，明天可能又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又要不断变革。同时它又和民族文化传统一样，又应坚持民族的特性，保持民族的特色。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当今我国体制改革和生产增长方式转型的时代，在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国际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观念的转变，这样才能较快地适应时代的要求，建立起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1]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作，不仅需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和政策法规，更需要大批具有良好思想品德、专业文化素养，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决策、管理和运作的各类专门人才，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成果的输入和高智力的有力支持，而跨世纪的国际竞争更是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竞争，因而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技文化为己任的高等教育事业将左右我国新历史使命的实现。目前我国的高教事业则远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无论是在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种类、规格等方面，还是在科技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方面，都还无法满足需要，高教事业必须进一步发展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但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就要有相应的资源条件作保证，尤其是建设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有高的投入。但现实情况是高教经费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均由政府兴办，但政府实际上只能负担一半左右的办学经费，所以目前高教经费不仅无法提供发展的需要，连维持现有教育活动都难以为继，高教经费已成为高教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教经费由政府单一渠道投资的体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同时由政府一元化投资的体制，包括学生的培养费在内所有高教经费全由政府包下来也不合理，因此，改变政府一元化投资体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已势在必行。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也具备与其他社会部门进行劳动交换的法人地位，高校为国家、社会提供人才、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也就是提供了劳动，接受其劳动的部门以及个人会因此而增加收入和得到其他利益。它们之间可用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为准绳进行等价交换，学校通过提供各种劳动成果与社会不同的部门、单位以及人员进行交换获取经费，这就使多渠道筹措经费成为可能。为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教育投资体制，这个新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当然也是可行的。

二、“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投资体制的性质、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主与多”的性质与内涵

各个渠道的性质和它们的职、权、利是不同的，具体说来：

（1）政府拨款为主－－主渠道。“为主”的含意，应该是指政府的拨款投资在整个国家高教经费的投入中所占的份额是主要部份。它反映在办学体制上则体现为高校是公办为主，非分办为辅；反映在公办大学的经费投入中，应该是国家政府的拨款投入为主，当然在这个为主的投资中除政府直接拨款外也应包括国家政府通过行政的、政策的以及法律的手段支持高教的间接性投入（如免税等）的部分。

由于政府拨款为主渠道，因此政府不仅通过政策的手段而且以投资的主体地位来调控影响高等教育的行为以保证办学方向、教育方针贯彻等的实现，最终就是确保教育的行为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在主渠道之外，辅之以其他多种渠道，它们是：

（2）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在明确主渠道－－国家担负一定的培养费用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进行收费，这是因为受教育者－－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增加了知识，获得了本领，提高了能力，从而可以使自己增值，他将在未来的工作劳动实践中可获得高的报酬，因而他在学校中消耗的教育培养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给予一定的补偿，所以就应缴纳相应的费用。由于学生交了费，相应学生应具有有关的自，如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自，毕业后选择职业、工作岗位的自等；另外也可由用人单位以设立奖学金，或直接支付培养费等形式来支持所培养的学生，用人部门有权要求他们首先到该单位服务工作。

关于收费标准，原则上应根据学校为学生所创造的“经济性价值”的部分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但具体操作上则应随着社会承受能力的提高逐步到位，目前只能按照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当前社会实际承受能力来决定，当然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其收费标准可以不同。

（3）社会服务的收入。社会服务的收入主要指，在学校和地方、企业之间进行不同功能的优势互补的经济活动中的收入，主要包括：为地方或地区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培养、培训所需的各类专业、各种层次的人才和支援地方、企业办学；承担地方、企业科技研究项目；合办联营生产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地方高新技术开发以及参与地方、企业的咨询决策等。这些活动是以学校一方为服务主体与以地方、企业一方为投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双向选择各自所追求的最优发展的目标作为合作基础。在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服务一般是无偿的服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有偿服务。学校以服务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通过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由此学校可以获取相应的经费收入。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下，本着“服务”与“依靠”的精神，应该是相待以诚，相处以信，公平对等，互惠互利，决不能损害联系对方的利益。

（4）承接国家、地方政府或部门的科研课题任务的收入。这就是学校承接纵向课题所得的经费，这方面的课题任务一般都是国家政府部门有关国计民生较为重要的项目，对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的任务。这里的经费投入，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当然这些课题任务的得到，是依靠学校的科研实力和成就，通过竞争而争取到的。但这里的利益分配，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虽然课题经费要考虑成果的价值，但更多的是根据课题研究过程中成本消耗的需要来考虑经费的拨款，这不仅因为在主渠道拨款中有拨给学校的科研事业经费，更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它将影响国家的全局利益，学校也有义务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5）校办产业的收入。从直观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投资主体是校办产业，校办产业作为教育经费投资者，它所要的权则是要求学校给予有关学校的资产的租赁权，要求学校给予学校的科技成果的转让权和校办产业的自主经营权。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实质上将按股份制的原则，学校作为校产、技术等入股的股额分取利润和国家给予校办产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得的经费收入。校办产业与社会的关系则与社会上一般企业一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从本质上看，校办产业渠道的经费收入是学校的自我投资。

（6）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自愿和量力的原则捐资助学、集资办学及国外的资助和捐赠。

这一渠道的投资主体，当然就是捐资或集资的单位和个人。从现实来说，学校将无偿地接受他们的投入，他们的投资具有一定的选择权，或用于校园建设，或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和发展基金，或捐赠设备等。他们这么做或是出于慈善的愿望，要扩大他们的影响“扬其名”；或则出于对母校报答养育之恩；或则是因为学校为他们作了贡献给予进一步的报答和鼓励等等。但这方面的经费收入，对学校来说是随机的，很不稳定的，是无法预计的，所以是一种机遇性收入，当然它与学校的历史声望影响有很大关系。

（7）运用金融、信贷手段融通教育资金，开办教育储蓄和贷学金来支持教育经费。这是国家政府给予教育的一种优惠政策，教育系统可举办金融机构，以融通资金。对学校来说，可以举办校内银行，开展集资、贷款等金融活动为教学、科研、基建、产业等融通资金。这将有助于教育资金的筹措。该渠道的经费来源可以理解为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政策性投入。

从以上对筹措教育经费的各个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就是投资主体的变革和改变对投资客体－－学校的无偿为有偿，即从由国家政府－－元化投资主体改变为多元化投资主体，它包括政府（含地方政府）、受教育者（受益者学生及其家长）、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包括海外人士）以及学校自身。不同的投资主体出于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渠道，对投资客体－－学校进行教育经费的投入，但是他们的投入力度是很不一样的。

2．各个投资渠道之间的关系

在各个投资主体之间有主有从，在主渠道之外其他各个投资渠道之间，他们的投入也不是一样的，但应该有个合适的比例，而目前的情况则尚无较为规范性的界定。以我校1993年度经费收入为例，全年收入经费共14922．3万元，其中国家政府拨款（包括教育事业费、科研事业费、基建费）4671．03万元，占总经费的31％，学生收费835万元，占总经费的6％，社会服务收入2396万元，占总经费的16％，纵向课题费收入4236万元，占总经费的28％，校办产业经费收入580万元，占总经费的4％，捐资收入180万元，占总经费的1．3％，信贷收入413万元，占总经费的2．8％。由上述统计分析可知，主渠道只占了31％，而纵向课题费和社会服务费收入所占比重较高，达44％；其次是学生收费、校办产业收入、信贷收入及捐赠，但他们的比重都较低。这表明目前政府拨款并不占主要份额，其它各渠道的比例较悬殊，而1993年我校累计财政赤字达5000万。为此，作为国家政府主渠道的投入要有较大增加才能真正成为“为主”的地位，其他有关渠道的经费投入也需要提高比例，适当调整关系，才能弥补学校财政赤字。而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的经费收入情况如何呢？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89－1990年获得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资助占其总经费的69．3％，英国牛津大学1989－1990年度获政府资助占其总经费的50％以上，而公立大学一般获政府资助平均在40％以上；学费的收入有高有低，如伯克利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11．7％，耶鲁大学学费收入占总经费的24％；服务收入一般占总经费的22％；校产收入占总经费的3％－10％；捐赠收入占公立学校经常性收入的7％。上述国外学校经费收入的比例与我国情况相差甚远，由于国情不同不能盲目类比，但可参考。

三、关键在于落实到位

新的高教投资体制符合我国国情，反映了我国高教事业发展的规律，它为增加高教经费的投入，保证高教经费有着稳定可靠的来源，带来了希望，开辟了良好的前景，令人鼓舞。但环顾目前的现实情况则仍然令人忧虑：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没有真正落实，而实际上只是处于“略战”地位的境地，只顾上经济项目，建楼堂馆所，搞开发区等，却舍不得投资教育，甚至出现挤占、挪用教育经费和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状况，而学校教育经费由于物价上涨，实际办学经费连续几年负增长；教师待遇偏低长期未获解决，近年来教师流失量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稳；学校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严重不足和老化及实践环节经费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办学难以为继；某些政策性措施出台，事实上限制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投资水平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而也难以满足现有教育事业的基本需要，如此等等的现实情况和问题仍然困扰着高等教育。因此，现在的问题在于真正贯彻落实新的高教投资体制，使其切实到位、兑现。为此，针对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促进加速新投资体制的实现。

1．首先要思想到位，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落到实处。必须从思想深层次上解决重物质资源投入、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倾向。应充分认识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都将取决于国民素质和大批高水平专门人才，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则是一种高度智力密集和高度科技密集型的事业，其成就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员的素质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先进程度，这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同时，教育投资已为世界各国历史所证明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考虑教育问题，才能真正落实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一重要指示。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4）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知识、信息、技术在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有益性愈加突出。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供需关系的广泛建立使得教育面临产业化、市场化的挑战。就目前来看，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广泛建立、培训项目范围的扩大化。然而，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的产业化、市场化才刚刚起步，这与社会、市场、学生、家长对高等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存在错配和供给不足的矛盾。以下从供求角度详细分析。

（一）高校教育教学的“供”

改革开放和扩招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生源供给充沛，专业设置不断精细化。从量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专业设置的精细化基本满足了各行各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总体上看，人才供给大大超过了社会实际需求，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部分学生热衷于某些专业，生源数量往往超过招生数量，而一些特殊专业则门口罗雀。地区发展的不同对人才的需求无论是在专业素质还是人文素养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南部沿海城市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要选择，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高素质人才供给不足。专业、地区、生源、教学资源存在严重的错配问题。从质上看，随着扩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源进一步扩大但毕业生素质却在不断降低，这不仅表现在专业素质上，更表现在人文、道德素质上。从高校教育教学的实际上看，这种资源错配也较为突出。（1）高校之间的资源错配。少数著名高校拥有相当充足的资金、师资、生源，而大部分高校则资金不足、师资较弱。（2）在专业设置上，部分专业生源过分充足但师资缺乏，部分专业生源不足但师资充裕；同时，高校内部的资源错配。部分专业师资不足，而部分专业则师资过量。（3）专业培养的特征不明显。研究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的特征不明显，主要是培养方案和培养方法不恰当。这造成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千人一面，个性化和创新性不明晰。究其实质在于，在我国高校整体上专业设置缺乏规划，导致一旦某专业在某时期比较热的时候，高校一拥而上办专业，加剧了资源的错配。（4）在课程设计上，过分僵化的设计缺乏人性化、个性化的设计。一方面，高校提供的课程大多为通识性的知识，注重理论传授，忽略了实际操作能力的要求；另一方面，个性化的课程过少，如书法、美术、珠宝鉴赏等受学生欢迎的兴趣课程几乎没有设计。从高等教育的制度支撑上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主要包括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部的部门规章和规定、高校的管理规定。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生道德规范、学生学术规范以及心理健康标准、体育素质标准等标准。从强制性上看，大多数规范仅具有建议、知道的性质，即使作为效力最高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也仅仅规定了大量的任意性条款。这造成高校在实行教育教学管理时缺乏依据，尤其是刚性的规范，教育教学管理规定难以真正有效地落到实处。

（二）高等教育教学之“需”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看，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科技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高技术人才的重要价值也日益凸显。根据国务院2010年6月6日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2008年每万人中研发人员24.8年人/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为24.4%，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9.2%；依据规划到2020年这一数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研发人员为43年人/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28%，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20%。从一个侧面看，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即研发人员、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较大，人才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应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素质高的研究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从学生的状况而言，市场经济的一个副作用是催生了80、90、00后较强的竞争意识和物质、金钱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观念在这几代人的价值观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信仰、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价值评判的易位。反映在求学上，表现为盲目跟风，缺乏目的和规划，缺乏主动性。反映在就业上，表现为缺乏职业规划、盲目就业、眼高手低。当前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尤为严重的情况下，学生的求学更加侧重于实用有效的专业、知识，对理论性或需转化实用的知识的渴求程度明显低于对实用知识、技能的诉求。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结合使学生渴求一种实践性较强且适应时展的知识和技能，因而处理问题、解决困境的能力在当前尤为重要。尽管各个高校的教学规划中也存在着实践性教学的规划，而且也实施着规划的内容，但由于学校、社会重视程度不足以及作为实习生“零”回报的设计，大大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实践性教学大多流于形式，弄虚作假在所难免。

（三）高等教育教学的“供”“需”平衡

通过上述分析，高校教育教学的供与需并不平衡，存在资源错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教育资源供给过足，表现在部分专业设置的过量和部分行业需求供给过足等方面；另一方面，部分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表现在高技能技术人才培养、环境科学、天体科学等方面。之所以出现资源错配、供需不平衡，原因在于缺乏科学、合理、有效以及长远的人才发展规划和教育教学促进规划，忽视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后置性的教育教学方法。具体而言，虽然我国也存在人才发展规划，但相比欧美国家，我国的规划未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学生价值观变化的实际紧密并有效结合，忽视了教育教学的规律。长期以来，教育教学的管理性、监督性被过分强调，教育产品消费的特征被忽略，学生在教育教学中一直处于被动和被监管的地位，忽略了市场规律和教育规律，后置式的教育教学管理难以应对变化的实际。基于以上原因的分析和高等教育教学供需不平衡、资源错配明显的问题，高等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应从以下方面作出改进：（1）从国家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宏观层面，应当注意高等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研究型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强化不同人才培养的方法、方式上的不同，更加侧重办学的专业化，改变以往刚性的综合办学、计划办学，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专业发展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更加强调专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着力解决就业难问题；（2）从高校教育教学的微观层面看，强调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明晰学生教育消费者和教育管理接受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注意教育服务的人性化，提高教育教学管理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改变过分强调管理的旧观念；（3）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发展设置专业和教学规划并注意学生的参与性，在培养上应注意学生的价值偏好，改变以往“一切都是为你好”的强迫或半强迫的培养方式；（4）注意教育教学管理活动的前置性，改变以往后置的专业发展、招生就业、心理健康教育等培养方法；（5）教育教学活动更加人性化，强调学生的参与和提升学生兴趣，在课程设置和教授上强调学生的参与和兴趣；（6）确立人本观念和教育服务观念并以此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设计教育教学管理规定，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参与性，注重教育的消费性、服务性和规律性。

二、现行法框架下探索设计教育教学管理路径的制度支撑

从我国现行立法体系看，依据立法和效力位阶，我国关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的立法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规范：第一层次为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属于法律层面的规范；第二层次为行政规范，主要是一些行政管理的规范，包括了教育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国务院有关高等教育教学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第三层次主要是经国务院、教育部等行政机关批准在高校内部实施的管理规定。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看，既包括国家制定法，也包括了高校的管理规定、习惯、党的决定等非正式法律渊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于此，在现行法范围内探索出一条特色的、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对法的渊源，可作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的划分。所谓正式渊源主要是制定法；所谓非正式渊源主要是习惯、惯例等规范。以下分而述之：从正式渊源的角度看，主要是上述三个层次的立法，依据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56条、第63条、第71条、第86-88条之规定，法律在上述正式法律规范中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他法律规范依据各自的权限对法律仅有有限的规定权并且不得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基于此，很有必要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做一具体分析。依据高等教育法第28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利：（一）依据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据此，高校有权利制定并实施自治管理规范，组织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并享有一定的处罚权。从此条来看，高校对教育教学活动可以依法实施独特的自治管理活动。结合立法法的规定，高校可以通过制定并实施自治管理规定、教育教学管理规定、学生处分规定等，在程序上需报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可。据此，在制定法框架内，高校教育教学活动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并经一定的程序可以实现创新改革的目的。从非正式渊源的角度看，高校教学教育管理活动的主要依据包括高校制定的校纪校规、习惯、惯例等。通过上述分析，高校有权制定并实施教学管理规范并享有一定的处罚权。总体上看，这些校纪校规包括两种：一种是须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具有强制性的管理规定；一种是不须批准的具有建议、指导性质的管理规定。前者的制定和实施成本相对较高，而后者则缺乏强制力，实施效果差强人意，但此两者在当前的教育教学管理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可偏废。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教育在我国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大量的习惯、惯例，如秋季入学、老师授讲学生聆听、上请下教达者为师、不能迟到早退、不能无故缺学等。这些习惯、惯例在学生的启蒙、初等、中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行为强制和心理强制的作用，在高等教育中虽然也发挥着作用，但主要是一种心理强制的作用，依靠学生的自觉实现。由此，将一些符合时展和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范的教育习惯、惯例成文化并通过有效的管理规定实施，实施对于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5）

国子监的管理体制,清承明制。《清史稿·学校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①国子监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管理监事大臣于雍正三年(1725)始设,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这与明朝不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子监仍由祭酒、司业全面负责。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是清政府的二级管理机构。1905年学部成立,国子监并入学部,这时它的作用已大大衰微,基本上不再是高等教育机构了。

书院是清代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清代以前,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但清代的书院则直接由各级官府管理。雍正十一年的谕旨明确规定了各级书院的管理体制:“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②根据规定,省会书院由督抚主管,学臣协助之,各府、州、县书院则由地方官管理,经费由官府供给。通过控制书院的师长、经费等,清政府大大促进了书院官学化的进程,这是清代书院管理的特色。

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此后洋务派陆续创办了一些近代高等专科性质的学校,其中著名的除京师同文馆外,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福州电气学塾、天津电报学堂、南京铁路学堂等,共30多所。这些新式学堂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些学堂的管理,清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一般由主办人负责或由总督管理,学校内则设监督、总教习负责领导工作,总教都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例如,京师同文馆名义上由总理衙门的大臣负责,实际上由两位提调和两位副提调管理学生和教职员,总教理一切学术活动。因此,京师同文馆校内的管理已开始分化,与国子监、书院不同。

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领导人在各地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时务学堂”,张元济、陈昭常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等。这些学堂与书院不同,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的性质。维新派创办的学堂一般由创办人负责,和洋务派办的学堂相似。

维新运动中创办的最大的学堂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3日,光绪帝颁布上谕,“即着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③据此上谕,京师大学堂由皇帝直接派大臣管理。其具体的管理人员,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详细的规定。该章程第六章“设官例”规定如下:

第一节: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略如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

第二节:设总教习一员,不拘资格。由特旨擢用,略如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

第三节:设分教习汉人二十四员,由总教习奏调,略如翰林院五经博士、国子监助教之职。其西人为分教习者不以官论。

第四节:设总办一人,以小九卿及各部院司员充。

第五节:设提调八人,以各部院司员充。—一人管支应,五人分股稽查学生功课,二人管堂中杂务。……”④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光绪帝又颁布上谕,要求各省广设学堂。随着学堂的普遍设置,国子监陈旧的管理已不适应需要,其作用逐渐衰微。京师大学堂创立后,其总纲规定:“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规定,务使脉络贯注,纲举目张。”⑤可见,京师大学堂既是一所大学,同时又有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即京师大学堂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

1905年学部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进入了新阶段。实际上,1905年以前,学部已初露端倪。1903年,张之洞奏请特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原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专司大学堂事务,其地位下降一格,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张之洞认为,管学大臣既管理京师大学堂,又兼管外省各学堂事务,在新式学堂纷纷设立时,其任务繁重,恐难完成使命。再者,京师大学堂也只是一所大学,其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外省各级各类学校,因此,有必要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上《学务纲要》,规定总理学务大臣不再管理大学堂,其下设属官,分为六处: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订处、游学处、会计处。从学务大臣的管理权限看,他虽不再管理京师大学堂,但仍设专门处负责管理专门学科事务,可见仍管理一部分高等教育。由于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近代正式大学,故另派总监督管理。从此,京师大学堂不再是教育管理机构,而仅仅是一所大学了。

学务大臣设置不久,1905年10月8日,山西学政宝熙奏请速设学部,并请将礼部、国子监并入学部。宝熙的奏折说:窃谓此后普及之教育,日推日广,则学堂之统系,愈重愈繁,欲令全国学制,画一整齐,断非补苴罅漏之计所能为,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济。且当变更伊始,造端宏大,各处学务之待考核统治者,条绪极纷,必须有一总汇之区,始足以期日臻进步。拟请饬下政务处,公议速行设立学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遴选通才,分研教育行政之法,总持一切,纲举目张,实于全国学务大有裨益。⑥12月6日,清政府谕令设立学部,下设五司一厅十二科,如下所示。

学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中央教育行政专门管理机关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高等教育由专门司专门教务科管理,该科掌管核办大学堂、高等学部及凡属文学、政法、学术、技艺、音乐各种专门学堂一切事务,并稽核私立专门学堂教科设备是否合度及应否允准与官立学堂有一律权利或颁公款补助等事。从此,学部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成为我国第一个主管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

二

综观清代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其发展表现出以下三个趋势:

第一,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加强。在明代,书院是民间办学机构,政府不干预书院的日常管理。书院设山长一人,主持书院的全部工作。书院订有学规,师生共同遵守,利用学规来管理书院的日常工作。清朝初年统治者不重视书院,而且还抑制书院的发展。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才下令在各省省会设立书院。书院的师长由督抚学官聘请,学生由驻省道员专司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师生的生活费用一律由清政府拨给学田以学田租金及所赐帑金供给。这样,通过控制经费、师生,清政府实际上把书院办成了省立大学。可见,清代的书院和明代有本质的不同,它不再是自由讲学的场所,而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其管理受清政府的约束。

自1862年起,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由于创办人如奕讠斤、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是清政府重要的大臣,清政府对新式学堂的管理又缺乏经验,因此,这些学堂就由创办人或总督负责,清政府没有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层次上看,洋务学堂的管理是很松的。但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则不同,它既是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新式大学,又是中央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表明清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

总之,清政府一方面促使书院官学化,另一方面逐步加强对新式学堂的管理,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从分散的形态逐步走向中央集权的型式。

第二,呈现出专门化的发展趋势。国子监和京师大学堂都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办学实体,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京师大学堂成为单纯的教育机关,不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这标志着办学机构与管理机构的分离。同时,国子监、京师大学堂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不仅要管理高等教育事务,对中小学堂也负有领导责任。教育行政管理呈现出未分化的原始样态。从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到1905年学部成立,京师大学堂不再是行政管理机关,学部内又分设了专门司与普通司,这样,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终于分离。教育功能与管理功能的分离,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与普通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标志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专门化。

第三,逐步走向系统化。学部成立以前,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实行个人负责制。国子监的管理监事大臣、祭酒、司业、京师大学堂的学务大臣、总教习,都负有管理高等教育事务的职责,但其下并没有设置专门管理教育事务的机构。1903年学务大臣设置后,下设有专门处,这可以说是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雏型,然而京师大学堂不属于学务大臣管辖。1905年学部成立,其中的专门司专门教务科标志着第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诞生。机构的逐步健全表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系统性的加强,也意味着行政管理功能逐步得到强化。国子监、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实际上对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如书院,并没有实行直接的领导。学部专门司设置后,全国范围内有了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专门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向系统化迈出了一大步。在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未分化以前,清朝的官学系统虽然分为高等教育与普通中小学教育不同的阶段,但行政管理没有形成具有不同阶段而又相互衔接的体系。学部成立后,其下分设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等,这不仅标志着普通教育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分离,也表明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正式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逐步走向系统化。

三

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势,造成这些趋势的动因是复杂的,其中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首先是实践的需要。清朝前期,清政府除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外,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明朝没有大的区别。1862年后,新式学堂陆续出现并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时原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发生变化。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谕令将书院改办学校:“……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等学。”⑦此后,各省会书院陆续改为高等学堂。新式学堂的推广要求设置新的行政管理机构,采用适合新式学堂的管理方法,这必然会促进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事件是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自隋朝建立以来,便成为封建教育的核心。在清代,书院的官学化使科举制更成为高等教育的重心。后,科举制成为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严重障碍。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他们认为科举不停止,学堂就不可能获得大发展。同年八月,光绪帝下令停止科举:“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⑧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完全结束,新的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以此为契机,高等教育进一步走向近代化。经过兴办新式学堂,改革书院,废除科举,近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为适应这一变革,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也必然要抛弃国子监时代的模式,逐步走向专门化、系统化。

其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是高教系统变革的一部分,在清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受当时政治改革的制约。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洋务派官僚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主张取“西艺”以补“中学”的不足。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洋务派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对传统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维新派发动了“”。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其它有关高等教育的改革措施也陆续实行。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后,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清廷也逐渐把其管理权限收归中央政府。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改革是一致的,并受后者的制约。这与欧洲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早期发展具有质的不同。西欧中世纪,大学都是民间办学团体,拥有自治权,行政管理不受当地政府及教会的干预,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是西欧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我国清代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受清廷的控制,其行政管理也受清政府左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清政府必然会重视并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因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表现出集权化的趋向。

最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清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的特点。无论是传统的国子监,或是新式的京师大学堂,或是学部,其管理人员均由清廷委派大臣充任,具有明确的官职品级。尽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几经变化,这一特点却始终未变。西学的输入,新式学堂的创办,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教学内容及方法,然而对行政管理的影响较弱。学部成立标志着新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诞生,但行政管理新思维和新方法的到来则迟缓得多。由此可见,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变革深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注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102页。

②转引自刘秀生著:《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③⑦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6、55—56页。

④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4页、581页。

⑤朱有王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54页。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6）

1.1数量庞大。

首先，成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普通全日制教育的一种完善和补充，在于扩大教育机会，提高国民素质，实施终身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人的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学员在完成正规的、普通教育之后，仍需要继续接受教育以提高素质及能力，直至终生；其次，有部分学员为了文凭学历、晋升职务、评定职称等；再次，成人高校扩招政策的陆续出台，办学方式的多元化、办学模式的市场化，也是成教学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

1.2来源分散。

不同普通教育，成教为社会组织、全民参加。成教学历有四种主要形式，分别是成人高考（学习形式有脱产、函授、夜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考）、广播电视大学（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和远程教育（网络教育）。成人高校多办学点并存的办学模式，使得学生来源和分布分散，使学生学籍档案形成的时间规律性不强，来源不一，导致学籍资料的产生和形成比较分散。

1.3异动频繁。

成教招生对象主要是已经走上工作、生产岗位人员，对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成教学生大多数容易受家庭、工作、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转学、转点、转专业、休学、退学等异动情况，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故学籍流动性特别大，学籍异动频繁等特点，更加凸显学籍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2成教学生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成人高校联合办学点多，学生数量大且来源分散，特别是异动频繁待特点，给管理工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目前管理人员素质跟不上时展的要求，对教学点管理不够规范，管理手段基于过去，管理效益、效率低，主要表现在：

2.1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目前成教档案管理人员结构失调，具备高学历的少，具备档案专业背景的少，掌握全面的档案理论的少。档案管理中普遍存在因循守旧、满于现状，管理水平低下，缺乏创新意识等通病。缺少既掌握现代管理思想，具备坚实档案专业理论基础和高超专业技能，又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并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复合型人才。

2.2管理不够规范。

成人高校因校外多教学点并存，往往存在管理不够规范的现象。管理思想难以统一，成一种无形的隔阂，工作难以形成默契。虽然高校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例如：《成教档案管理办法》、《文件材料的收集与归档办法》、《档案保管制度》等，但管理制度能够在每个教学点真正执行的不多。一些档案管理工作流程在教学点能真正全面运用的不多。

2.3管理手段滞后。

存在许多成人高校档案管理依然停留在起步阶段，使用传统的人工管理，管理方式落后，或采用单机版进行计算机辅助管理，缺乏统一规划，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差，数字化程度低，无法实现数据共享，工作效率低。或是采用基于单一的C/S（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应用较小的局域网络环境，与其它用户交互能力差、可扩展性差，不容易进行系统升级，维护困难等。

3加强成人高校档案管理工作的对策

针对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加强档案管理队伍综合素质，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各方面全面提高。各教学点管理制度、管理流程规范化。创新管理技术，管理过程实现高效率、高效益。

3.1提高管理队伍综合素质。

档案管理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职业道德、扎实的专业知识、科学的创新精神。热爱本职工作，坚持原则，有高度的责任感。优化档案管理人员的结构，引进档案学、计算机专业的专业人员，或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通过学历进修，定期进行新知识和新技术专题培训，保证每一个岗位角色都具备与其岗位工作职责相适应的能力素质。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深入研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档案管理队伍。

3.2规范化管理。

管理规章制度的内容都必须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广泛讨论达成共识基础上，以共同约定的形式形成。增加面对面交流，通过每学期召开一次联合教学点的学籍档案管理工作会议，对教学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提供给高校与教学点间一个交流的平台。明确每一个岗位角色所要承担工作的内容、质量要求，以及所能支配的资源，使之按照既定要求和标准，对所授予获得支配、使用权的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选择，行使决策权力，并承担相应决策的责任。确定每一个岗位角色所要完成的工作的具体承担方法和程序，使各项工作流程能一一落到实处。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7）

二、高等学校院系教育管理中信息化建设的改进策略

虽然目前我国高职学校的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及新管理模式的运用，信息化建设水平必将有所提高。高职学校作为学生的教育管理部门，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完善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第一，提高教育管理人员整体素质，提高信息化水平。教育管理与信息化技术密切相关，有关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转变传统观念，克服使用新技术的恐惧感，应该形成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观念，努力学习新的信息化技术，从而更好地为工作服务。高校要对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化培训，增加其信息化知识掌握能力，以推动高校教育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第二，统一高校教育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标准，加快信息化建设。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这样，才能实现资源的共享及工作效率的提高。对高校信息化系统进行研发，涉及的不仅是一个系统，而是涵盖了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因此，信息化软件系统要做到网络化及系统化，应充分结合其他先进的教育管理信息化软件，研制出适合自身发展的信息化系统。此外，设定的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标准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兼容性、扩展性、规范性、稳定性及安全性。第三，政府及高校应加强对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信息化时代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是对旧的理念及体制的创新与优化，因此高等学校也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作用，转变传统的管理理念与体制，从而适应信息化教育管理的要求。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已经对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有了清晰的认识，因此，应加大对教育管理信息化的投入力度，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将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学校的整体发展相挂钩，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实施信息化建设，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力度，引进先进的信息化管理设备，增强学校的整体信息化管理水平，从而为师生更好地服务。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8）

二、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优化课程设置

（一）通识教育基础课

教育基础课的教学作用主要就是为了加强现代教学的中的素质教育，从而提升现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也是让大学生在学生别的课程而打下基础。设置基础课程主要就是让学生将基础知识的掌握与理解要牢固，基础课程的教学主要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基础课程培养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教育基础课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哲学、语言学、计算机基础与网络制式、数学、体育以及文化艺术学等多种课程，这些课程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学生在今后的社会经济中能够应对各种问题。

（二）专业基础课

在学生学习了通识基础课之后，自然需要学习专业基础课程了，这也是整个财务管理专业教育中比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是强调学生知识的覆盖面，同时追求的是培养学生的知识交叉跨度，让课程跟上时展的脚步。专业基础课程中主要就是包括与财务管理学相关的专业基础课程，比如说会计学、财务管理学、财政学、经济学、金融学以及网络经济学等。

（三）专业特色课

专业特色课主要就是财务管理专业特有的课程，在学生学习了各种基础课程之后，要想真正的具备财务管理的能力，财务管理的特色课程是其中的关键，学生将在基础课程中学到的技能应用到专业特色课来，主要的财务管理特色课程包括财务管理专题、财务软件应用以及财务战略管理等。

（四）选修课

设置选修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掌握财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各种课程加以补充，将各种专业基础课程的知识面延伸出来，让学生的视野以及知识面进一步的扩大，让学生在今后的社会环境中能够更快的适应。

三、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宗旨，改革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学为主体，教师依据教材将各种知识在课堂上直接灌输给学生，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不能够适应现在的教学目标了。现代教育的教学制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思考的能力，同时更注重的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现代的财务管理专业也需要实行教学方法的改革，来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

（一）改变教材本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现代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该只依据于教材，教材知识教师教学过程中的一部分参考资料。教师在课堂上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要尽量的在课堂上与学生多进行交流沟通，帮助引导学生自己去查阅相关的资料，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

（二）开展案例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财务管理是社会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在各种企业中占有的位置也非常的重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与社会经济结合在一起，教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与现实的社会经济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可以引入大量的相关案例，将案例教学引入到财务管理教学中来，是当前财务管理教学中的一个突破口，案例教学不仅能够让学生了解到复杂的现实经济，同时还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了学生对理论知识与实践的联系，从而为学生在今后的实际财务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三）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财务管理学的实践应用性非常的强，这门学科也与社会的实践能力离不开，因此财务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加入相应的实践教学才能够满足教学的目标。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财务管理教学并没有做好财务管理的实践教学，大多数学校在实践教学这一个环节非常的薄弱。财务管理学的学生在实习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是让学生自己去联系相关企业，这样就导致了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实习只是流于形式，并不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了。因此高校应该注重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学校应该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实践的机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比如说在学校中建立相应财务管理实习基地，在假期多组织一些财务管理的实践活动等。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9）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认为自己是大学最主要的“雇客”，把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当作管理大学的一种手段。同时，大学也以学术自治为借口，只在自己内部开展质量评估。从9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对公共开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更加关注，要求大学承担更多的责任。工商界作为大学毕业生的雇主和许多研究项目的资助者，想要了解大学的运作情况。学生负担的学费比以往有较大增加，加上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就业环境，他们有理由提出更多的要求。由于经济发展减缓，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主要不在于数量，而是质量、结构等方面。各发达国家先后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本国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大学必须想方设法吸引国外的生源。此外，经济全球化也要求高等教育国际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各界纷纷参与到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当中。德国在1994～l995年，建立了3个地区性评估机构和一个由非营利公司管理的大学教育质量保障网络。日本工程界的学术团体1999年共同组建了日本工程教育鉴定委员会(JapanAccreditationBoardofEngineeringEducation)，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工程师职业资格认证。日本的一些商业性公司和杂志也开始发表各自的大学排行榜。在跨入新千年之际，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新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其突出特点是使质量保障体系从作为管理的手段变为争取市场的手段，从内部导向变为外部导向。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都认识到，质量保障对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海外市场有着潜在影响。

二、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尽可能给学校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

曾经有学者提出“保持一段距离的引导”(steer-ingatadistance)的概念，它的含义并不是要政府放弃对大学的控制，而是应当换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各发达国家在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时都试图体现出这种思想。奥地利在1993年修改关于大学组织的立法，规定学校要对教学和研究工作进行评估，同时也允许学校有更多的自治权。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加大对各类教育机构的控制，使之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但在其推行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又充分考虑了学校的自主性。

三、评价大学办学质量的标准趋于多元化，使每一所学校都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过去日本社会对大学评价的指标只有一个，即学生的选择性。一所大学可挑选的学生越多，或者说入学竞争越激烈，表明所录取的学生越优秀，学校的声望也就越高。但在近l0年内，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经济衰退的影响。一则学生选择大学不再只看其声望，还要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再则企业对录用员工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名牌大学毕业不是唯一的标准，人才流动的机会也有增加。开展大学排名的各家公司和杂志都不是把多项指标综合为一个总分后排队，而是充分利用不同的指标，努力去发现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具有优势的大学。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10）

基于对高等教育目标的上述理解，所以，现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三大价值功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由于能顺应满足人才成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为高等教育活动指明方向、提供依据，也便于在此基础上制定评价标准，进行教育效果评价，所以也应成为高等教育活动应追求的根本目标。工商管理的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服从于整体目标，表现为应为各行业工商企业培养和输送具有市场意识和一定的战略思维、熟悉经济规律和管理原理的各类管理人才，满足人才在管理观念和技能上的成长要求，发现和解决企业在管理实践上存在的问题，丰富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理论。[2]

长期以来，人们对实习环节的认识主要为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生产实践，填补对知识感性认识上的空白，学习进行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习，对于弥补学校课堂理论教育的不足，初步实现理论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培养既掌握理论知识又熟悉专业实践环境的高层次人才确实发挥过较大作用，也使得实习环节成为高等教育各专业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日渐成熟，工商企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迅速上升，各类高校纷纷开设该专业或扩大招生量，成人教育、研究生和MBA等其他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工商管理人才成长途径的开辟，并日益形成相当气候，这使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显现出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学生对经济现象与实际工作的社会性缺乏了解和经验，加之受学科特点影响重思想观念培养、轻操作技能训练，掌握的知识易于停留表面，导致许多毕业生对走入社会心存恐慌，对理论知识的运用找不到切入口，只好在思维上另起炉灶接触社会，熟悉业务知识、学习工作方法，导致理论与实践在脑海中形成断裂，从而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

所以，本着教育要满足人才和社会共同发展需要的思想，追求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的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在工商管理本科的实习目的中必须强调以下特点：针对性强，个性突出。工商管理学生的实习不仅应有大目标，具体到每一个实习小组和个人应有自己的具体目标，具体目标会因为实习环境的不同和管理工作的复杂多样性和个性化而各有偏重和特色；知识与能力在交流中的双向性。表现为学生在实习期间既要虚心向生产实践学习，又可以尝试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理论性与现实性的紧密结合。对于管理实践中存在困惑、不足，以及企业和管理者面临的机会，工商管理学生应全面地或择其重点地提出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建议方案；加强控制，前馈、同期与反馈控制并重。体现为做好实习规划、分解落实实习任务和方案；加强指导教师与个性化实习小组与个人的专业指导联系；实习结束之后在校企充分沟通与总结的基础上，指导教师应与学生交流实习成果，总结收获，改进不足。

二、设计工商管理实习的新模式

1.基本设计思路

设计工商管理实习的新模式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实习方式存在的低效，克服在学校对实习的控制性和学生实习内容针对性两方面之间存在的矛盾，得到好的实习效果。从前述分析中不难发现，高校扩招后工商管理专业在校生大幅增加是引发这一矛盾的导火索，再加上该专业实践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强烈个性化，这就需要高校的相应管理要遵循权变原则，在管理幅度、管理层次的安排上与个性化的学生实习工作结合起来。

首先，要杜绝为节省管理费用所导致的管理层次虽少，但管理幅度太大的现象。如在一个实习基地大量安排学生。这容易导致学生在单位人浮于事，实习走过场等不良后果。其次，小的管理幅度虽能增强实习指导效果，但在学生数量多、实习分散而个性突出的条件与要求下，师资相对更为有限，再加上管理层次的相应增加，这样的做法难以大力推广。如教师推荐学生。再有，当来自学校的管理缺乏有效控制时，实习效果则取决于学生个人素质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当学生素质参差不齐，资源贫富不均时，实习质量的外部不确定性影响因素陡然增加。

2.具体做法

“校企合作项目实习”是指学校以各种方式建立起和企业（也可以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联系，双方在对工商管理专业实习工作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形成对学生实习的目的、内容与方式的一致意见，并根据实习单位的管理工作需求和学生能力，设计实习项目，让学生肩负课题任务，利用实习时间与单位提供的条件，以完成课题的形式执行并结束实习任务。“校企合作项目实习”模式在实习基地和教师推荐学生实习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不仅将实习的联系上升到了以学校的名义，更强调了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平等和紧密联系关系。

（1）工作步骤。调查学生实习需求，广泛联系实习单位。在这一模式下学生依然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和兴趣，以及未来职业定位与发展的设计，选择自行联系实习的方式，而对学校的实习组织有兴趣和自行联系有困难的学生即可以视为是“校企合作项目实习”的需求者。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联系实习单位，如学校和院系的对外交往与合作、教师的社会关系、甚至广告等等。只要这一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产生以高校资源提升管理工作水平的需求，而学生实习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会为此带来机会。广泛联系的好处是：有利于对单位和项目进行比较选择，提供更适应学生知识架构的工作锻炼机会；有利于让学生的实习工作环境得以扩大，接受更充分的锻炼；有利于学校和院系社会知名度的提高。与单位共同商定实习方案。由院系出面，与合作单位就实习的目标、内容、形式、时间安排，学生的知识、能力、优势、弱点等与实习单位进行充分交流，由单位在考虑学校的建议后根据自身需要，自拟适合高年级工商管理本科学生利用实习时间完成的工作课题。进行学生分组，确定实习小组的指导教师。将“校企合作项目实习”的需求学生按照每一个合作项目的需求人数进行分组。考虑到个别学生的机会主义行为，笔者暂不提倡完全由学生自选项目，而是建议先由院系统一分组，在分组方案公布后，允许学生在实习开始前自愿相互对换，调整后的结果在指导教师与院系处各自备案。具体实施合作项目。由指导教师将小组学生带往实习单位，学生在单位领受任务后，即在单位的计划和安排下，确定自己的实习工作计划。对于实习工作中的问题，可以向学校与单位的指导教师咨询，指导教师负责校企联系中各种具体问题的协调。课题任务原则上应在学校规定的实习期限内完成。检查、总结与反馈。在实习进程中，院系和指导教师可随时检查实习情况，指导教师与学生、单位保持联系，并定期向院系汇报学生情况与工作进展。实习结束时可建议单位召开座谈会，院系领导和指导教师参加，学生向单位提交工作成果，并汇报工作心得，校企双方畅谈收获。学生全部返校并提交实习文案后，院系再进行专门总结，对任务完成好的学生进行表彰，并就总结的成效与实习单位保持联系和沟通。

（2）主要特点。“校企合作项目实习”具有以下特点：任务明确，实习工作针对性强。无论是单位还是学生，都对在这有限的实习时间里应产生何种效果心中有数，任务计划十分清楚，这能有效杜绝人浮于事的现象，不仅利于单位对学生的管理，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实习效果；工作时间安排较为灵活。实习通常在四年级时进行，而这往往又是一些考研学生的紧张备战阶段，同时全国和各地的双选会也粉墨登场，环境压力让学生难以安静实习。“校企合作项目实习”强调让学生完成特定任务，而不是让学生天天坐班、打考勤，这给学生的实习时间安排带来了较大的弹性，确保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能够兼顾其他；适宜的管理幅度为强有力的教师指导提供保证。项目小组的学生数视任务的艰巨性而定，指导教师人数也便于作相应调整。同时，项目小组的任务特定，小组成员各有分工，避免了人浮于事，从而使管理幅度大的基础不复存在；又可避免因高度个性化实习带来的过于分散局面（管理幅度过小）而愈发突显的师资不足，能有助于有效指导的实现；多向沟通，能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功能的实现。单位和学生，实践经验的所有者和基础理论知识的拥有者，在课题任务的安排下，有了交流的基础和共同的语言。院系和指导教师，作为校企合作的联系者，也易于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发掘实践工作对理论推广和进步的需求，总结现有工商管理本科人才培养中的成就与不足，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从而更好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

高等教育管理论文篇（11）

实行集权制，是指各高校由国家中央教育部门直接进行宏观管理，地方教育机构只需遵循中央政府所规定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法国和前苏联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但由于前苏联的解体，这种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仍在实行这种管理模式的典型国家是法国。法国的高等教育有自己别具一格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既集权又多样化的结构。法国有五个普通行政区，分别是中央、省、专区、县、乡镇，而教育行政管理单位是中央、大学区和省三个，由于教育管理和一般行政管理是不同的两个机构，导致法国的高校管理由中央教育部掌控。但在二战后，法国的高等教育遭到了不少社会批评，1968年又发生了学生抗议运动，于是法国政府建立了高等教育“自治民主”的原则，将权力下放给大学区教育行政机构和各所大学，到1989年，法国进一步减少了中央对教育的控制权，确保了学校享有应有的管理自。一般说来，中央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对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是有一定益处的，它有利于教育政策的统一，有利于从全局出发，统一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便于调节地区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通过制定教育的统一标准，提高和保持全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其不足之处在于易使教育管理体制运行划一，缺乏弹性，难于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也易束缚地方教育机关办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高等教育集权和分权混合型国家及其特点

英国、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是实行高等教育集权和分权混合型的典型国家。原联邦德国战后的宪法规定，高等教育管理政策是由各州决定的，中央政府没有管理的权力，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积极与各州合作，协调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在1969年，联邦议会修改了《基本法》，此后的联邦便具有一定的教育管理权。英国的大学属于自治，在整个教育管理上，中央进行宏观调控，而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由地方负责。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宏观调控，成立了新的“大学基金委员会”，开始实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从而加强了对高等教育具体功能的宏观管理。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之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一直是高度集中。二战结束后，开始仿效美国的管理，实施地方分权。但完全分散的分权制管理与日本的传统和国情有着深刻的矛盾，因此，从1956年以后，日本又开始加强中央文部省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

二、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经历了四次大的发展，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958年)。这一时期，国家实行对高等学校的统一领导，加强国家教育部、政务院等各相关部委对全国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力。这次体制改革虽然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但由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导致地方缺乏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高校的独立性。第二次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8年～1966年)。中央下放教育的管理权限，各省、市、自治区对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力加大。这时高校的规模较之前有所扩大，学生入学人数增多，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和规划，高等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第三次是期间(1966年～1976年)，当时的各级各类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都陷入了瘫痪状态。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后(1976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教育也逐渐进入正轨，尤其是1985年和1993年，中共中央发表的教育文件，基本上确定了新时期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即“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综上所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我国还仅局限于在中央教育管理机构下进行改革，并没有减少中央政府对各高校的管理，自始自终高校都没有得到自，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导致我国现在的高校仍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依据政府制定的大方针政策进行学校管理，缺乏应有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