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论文大全11篇

中国医生论文篇（1）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人是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和尊贵性“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太平经》。由于生命的尊贵和神圣，对待生命就有一种本然的敬畏。敬畏生命是建立在“戒忌”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此，即出现了一种伦理制度，而禁忌则为其最终保护。’只有戒忌才会从内心对生命产生敬重，由敬产生畏，形成对生命的崇敬畏惧和终极关怀。医学生将要成为使命得以生的天使而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只有把生命看做是神圣的，才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只有把生命看做令人敬畏的神，才能在以后的工作者中做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从内心自觉形成一种拯救生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和救治生命。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语》)，“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太平经》，对生命的渴求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最宝贵“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若“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况且，个体的生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希望，珍惜自我的生命，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才会热爱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回报社会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作为医学生将来要经常面对死亡和重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必然会影响作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要捎除医学生对生命的淡漠，学会珍惜自我之生命的存在。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仁爱思想更高的要求是博爱，医学生不仅要善待病人的生命，而且要珍爱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边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其他生命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把其他动物也包括敬畏生命是智慧的开端在内。”医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医学实验。在医学实验中，有些学生对动物表现出冷漠甚至冷酷如：麻药还没打，兔子已经被辅助按压的助手按死，上课不听讲，做起实验全凭感觉，做完实验不管动物的死活随便抛弃的等。这就给我们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珍爱动物的生命对于医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科学，我们不得不牺牲他们，所以，在医学院生理及药理实验教材的开始都写着：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为了人类文明，作出牺牲的动物。实验结束后，我们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结束它们的痛苦。对于实验动物，人类最朴实仁爱之情远比那些深奥复杂的理论更加有力，医学生要用德性的光芒庇护生命，以尊敬之心对待动物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珍爱动物生命的论述，《孔子家语·论政》中有“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苟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苟子·强国》)。古代名医孙思邈日“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朱熹亦日“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天，不覆巢，”(《朱子语类》卷十五)；明代高攀龙曾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药言》)等等这些思想告诫我们，医学教育要培养的医学生要对生命、痛苦和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关系到医学生的内心情感，触及人性深处的悲悯之心。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之情，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可以保存和涵养医学生的仁人善心，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正是他们将来做医生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

另外，尊重遗体，尊重器官捐献的家属的意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对待每一个遗体，认真做好尸体的保护和善后处理，做到情理兼顾，使死者家属感到关爱和慰藉，也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3教育医学生“君子学道以爱人”。博学多识，提高生命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要珍惜生命，还要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孔子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是对生命的最大亵渎，“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智>，仁而且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才能提高医学生生命的价值，实现“赤诚救世”，“仁爱救人”的抱负。《素问·著至教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告诫：“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要求医生应该博览群书，刻苦好学，做到即之在心，慧之于目，否则便会贻误病人，明确指出医术高超的重要性。为了施行仁术，医生不但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回春录·序》说：“为医无才，无学，无识不可也，必平心以察之，虚心以应之，庶乎其可也夫”。明末清初喻昌著《医门法律>中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病有六大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等，这些论述都说明从医者掌握丰富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医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精勤不倦，博学多识为将来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

4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高境界。教育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

中国医生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236-02

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的思想性格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原始人道主义古朴遗风，始终把自己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同世道的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殉道传奇。从孟子“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襟；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感，这种职业信仰构成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孕育出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民族脊梁。医为仁术、割股之心，遍尝百草、以疗民疾，是医生的职业信仰；循循善诱、教学相长，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是教师的职业信仰；货真价实、信守承诺、童叟无欺、取之有道是商人的职业信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愚公移山、吃苦耐劳，是农民的职业信仰。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过门不入、夙夜在公，是为官的职业信仰；程门立雪、铁杵成针，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是学子的职业信仰，职业信仰好比一种工作作风，一种道德精神，一种价值理想，影响或正在影响着无数的中国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对于职业的记载与阐述也是比比皆是，但明确记载职业信仰的相关文字材料却是少之又少。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高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以及职业信仰的研究非常少，笔者翻阅古籍、阅读相关材料，寻找从古至今有关职业信仰相关方面的研究材料，将前人对于职业信仰的相关记载材料分类，依次整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职业信仰的论述研究

1.爱业。爱业的实质意义在于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同的人在同一的岗位上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去除个人能力因素，更为重要的其实就是从事本工作人员的从业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所从事工作的热爱程度。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其意义显而易见：学习本领和从事工作，了解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喜好它的人又不如以此事为乐趣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只有深深热爱着自己从事的工作才能够使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得以充实完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论语中的道理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如何才能够胜任某种工作？深究其本源是在于工作者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热爱，就是说“爱”是我们学知识、做事情的动力之源。环视古今，爱业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郭明义精神、王进喜精神等等都是爱业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把自己平凡朴实的工作做到了伟大，成了从业者的典范、人民心中的英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就是伟大的对爱业精神的最好诠释。

2.敬业。敬业的实质意义在于尊敬自己的职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敬业的阐述博大精深，先师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期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论语・卫灵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古人更多地把敬业表述为“敬事”。总之，“敬”是崇敬、敬仰、庄敬、恭敬等，表现为言行专注而不随意。我们所说的“敬”，无论表现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职业之间，都蕴含着一种肃然的态度。朱子云：“敬是始终一事” “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二程遗书》有载：“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辞海》中关于“敬业”的注解是引用朱熹的论述，“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单从“敬业”的角度来说，人们为什么要尊重、崇敬他所从事的本业，是因为敬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黄炎培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之一，他把“ 敬业乐群”确定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把敬业精神视为职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所著的《敬业与乐群等论》中详细描述。伟大领袖提出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崇高思想， 更是从共产主义境界的高度对敬业精神做出的最好诠释。

3.研业。研道，方合于道。研业就是我们说的探索、研究“职业”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使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合乎于职业规律的要求，按照职业规律的要求行事。古往今来多少功业卓越的成功人士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研业的前提条件是遵守职业规律。《礼记大学》中早有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法则原理而获得理性认识。它包含现在所说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其内涵更为丰富。要将这种秉持格物致知的精神贯穿于职业生涯的始终。这种对职业的研究和探索，强调掌握并尊重事物的本质规律，通过深入的研究探索使职业落脚于合真、求真、成真。在我们所在的现实生活中，对职业研究的种种藐视、浅尝辄止甚至离经叛道等表现，都是对于职业的伤害和践踏。

4.精业。精业就是在日常工作中高度重视具体细节，耐心细致地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何为细节，就是在一项具体工作中极易被人们忽视的环节或在一个整体中极为琐碎细小的组成部分，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细枝末节。老子有云：“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孔子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细节决定成败。有些人曾经忽略了细节，便有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之说，把细节等同于生活琐事与鸡毛蒜皮，认为重视细节就是浪费时间，做事情只求大概，不求精细。“有宋理学之宗祖”――周敦颐，政绩亦十分显赫，他一生仕宦三十多年，“凡所临莅，皆有治声”，张伯行赞其曰：“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可见重视细节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职业传统。

5.畏业。畏业的实质就是敬畏自己的职业。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一种因智慧而严肃的人生态度，一种因博知而谨慎的处事态度。它体现在对人性的洞察，对秩序的遵守，对规律的尊重以及对自身局限的认知。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临事而惧”（《论语・述而》），说要表达的都是由“敬”而产生的“畏”，这种惶恐之感即是人类认识自己而产生的谦卑心，感知事业重大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孔子认为“敬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内在的敬畏之心，一是外在的恭敬之行，内在的敬畏之心是外在恭敬之行的源泉。朱子的理念更是突出了“畏”的内涵，即以“畏”而释“敬”，使人们的内心总处于一种自觉、自省的清醒冷静的状态，由此而去体万物、悟万事。古语云：“天下之事，皆成于惧而败于忽”。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应常怀敬畏之心，正所谓“有所畏才能有所为”。任何的职业都是那么的博大精深，都需要从业者谦恭待之。

6.创业。创业是指在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中应具备创新的精神。创新是人类所特有的创造性劳动的体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社会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一个人职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这首诗一语道破创新的深刻内涵。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中所要阐释的就是每日能创新，每日应创新，应创每日新的深刻哲理，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的伟大意义。同志说：“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同志指出：“要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到2020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同志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我们中华子孙的血液里流淌着一份拼搏与创新的精神，“北大荒精神” “铁人精神” “闯关东精神” “大庆精神”等等反映了中华儿女奋力拼搏、艰苦奋斗、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

中国医生论文篇（3）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对于职业的记载与阐述也是比比皆是，但明确记载职业信仰的相关文字材料却是少之又少。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高校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以及职业信仰的研究非常少，笔者翻阅古籍、阅读相关材料，寻找从古至今有关职业信仰相关方面的研究材料，将前人对于职业信仰的相关记载材料分类，依次整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职业信仰的论述研究

1.爱业。爱业的实质意义在于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同的人在同一的岗位上工作，做同样的事情，去除个人能力因素，更为重要的其实就是从事本工作人员的从业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对于所从事工作的热爱程度。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其意义显而易见：学习本领和从事工作，了解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喜好它的人又不如以此事为乐趣的人掌握得快、工作得好。只有深深热爱着自己从事的工作才能够使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得以充实完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论语中的道理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如何才能够胜任某种工作？深究其本源是在于工作者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热爱，就是说“爱”是我们学知识、做事情的动力之源。环视古今，爱业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融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郭明义精神、王进喜精神等等都是爱业精神的最好写照，他们都把自己平凡朴实的工作做到了伟大，成了从业者的典范、人民心中的英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这就是伟大的周总理对爱业精神的最好诠释。

2.敬业。敬业的实质意义在于尊敬自己的职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敬业的阐述博大精深，先师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敬其事而后其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期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论语?卫灵公》），“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古人更多地把敬业表述为“敬事”。总之，“敬”是崇敬、敬仰、庄敬、恭敬等，表现为言行专注而不随意。我们所说的“敬”，无论表现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职业之间，都蕴含着一种肃然的态度。朱子云：“敬是始终一事” “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二程遗书》有载：“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辞海》中关于“敬业”的注解是引用朱熹的论述，“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单从“敬业”的角度来说，人们为什么要尊重、崇敬他所从事的本业，是因为敬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黄炎培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之一，他把“ 敬业乐群”确定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 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把敬业精神视为职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所著的《敬业与乐群等论》中详细描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崇高思想， 更是从共产主义境界的高度对敬业精神做出的最好诠释。

3.研业。研道，方合于道。研业就是我们说的探索、研究“职业”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使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合乎于职业规律的要求，按照职业规律的要求行事。古往今来多少功业卓越的成功人士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研业的前提条件是遵守职业规律。《礼记大学》中早有阐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法则原理而获得理性认识。它包含现在所说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其内涵更为丰富。要将这种秉持格物致知的精神贯穿于职业生涯的始终。这种对职业的研究和探索，强调掌握并尊重事物的本质规律，通过深入的研究探索使职业落脚于合真、求真、成真。在我们所在的现实生活中，对职业研究的种种藐视、浅尝辄止甚至离经叛道等表现，都是对于职业的伤害和践踏。

中国医生论文篇（4）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中国医生论文篇（5）

1合理设置西医院校留学生中医课程

大部分西医院校的临床医学本科留学生的中医课程设置有别于中医院校，课程学时少，课程分类不细，一般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等内容整合到一门课程中。任课教师则需在有限的学时中将中医经典理论和思维方法教授给没有任何中医基础甚至与中国人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外国人，让他们能够在短时间理解并接受中医传统理论，这样的实际教学情况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西医院校应重点安排中医基础理论讲解，详细介绍中医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等内容，让学生对中医基本知识有较深理解，再引人中医辨证论治诊疗理论，将中医基础理论与诊疗理论结合，从而逐渐培养学生的整体中医理论思维。鉴于西医院校临床医学留学生的专业方向不是中医，中医教学要求只需达到让学生了解中医诊疗基本理论，特色及优势即可。对于中药、方剂等比较具体内容，由于学时限制，只向学生概述中药和方剂基本理论，让学生了解运用的方法，不必具体介绍每味中药或每个方剂的功效和用法，可在实际教学中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指导有兴趣深人学习中医的学生以正确的学习方法。对于针灸部分，则应加重教学内容，因为相对于中草药来说，针灸在国外的应用率和接受度比较高，大部分留学生对针灸有一定的了解，学习兴趣相对较高，所以在授课时，对于基本理论，如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组成、经络的作用、十二经脉主要脑穴的定位及功效、选穴原则和配穴方法等内容，对留学生要进行重点讲授。通过以上中医课程讲授，在留学生已掌握中医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安排部分中医内科课程，选择有中医诊疗特色的疾病，如糖尿病、肥胖、失眠等，通过介绍相关的中医诊疗过程，让学生对中医诊治疾病有更直观的认识。

2重视西医学科与中医学科思维的差异性

中医思维方式与西医的完全不同，西医思维的逻辑建构于原子论一构成论一还原论，从低层次构成高层次的角度来把复杂因素分解为简单因子加以研究，形成了还原论模式。西医沿着人体的层次结构，从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进而到量子水平;从宏观领域深人到微观领域，对各个层次上的病理解剖、病理生理机制进行研究。而中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哲学基础，将气血津液和脏腑经络作为生理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色。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易导致西医留学生在学习中医时出现思维混淆，并且会习惯性用西医思维理解中医，如部分学生可能会认为中医没有经过西医式客观的实验检验;没有器官、细胞、分子水平等的具体观察指标;也没有病理生理或解剖作为支撑。针对此，教师在讲授中医课程时，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中西医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让学生了解到中医是一门哲学思维指导的整体医学，不能像西医一样单纯用客观存在来解释中医，学生应多了解中医哲学理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

3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医特色教学

大部分留学生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们思维相对比较活跃，不喜欢填充式教学，习惯问题引导式的教学方法，自己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因此，在中医授课过程中，教师不应单纯以讲授方式将中医理论介绍给学生，而应采取引导及分析式方法。如阴阳五行理论，若单纯讲其理论，多数留学生很难理解，可举例分析，女为阴，男为阳，让学生从男女自己特性上分析寻找阴和阳两者的区别，这样学生易于理解并加以发挥运用。同时，由于临床医学留学生的西医专业特点，许多学生在学习中医时惯用西医思维解释中医，比如经常将中医心、肝、脾、肺、肾等同于西医的脏器，而未从中医的五脏六腑功能角度去理解;此外，许多学生会希望探究经络的本质，会将经络和西医的神经系统进行对应联系。所以在介绍中医和西医概念区别的同时，还可以给学生介绍中医学的现代最新研究进展，让学生更容易理解与接受中医。在授课时，教师还应随时结合中医临床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给学生进行中医理论探讨，这样让学生更加直观的认识中医。

4灵活运用英文解释中医知识

中国医生论文篇（6）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

《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

“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1］袁媛.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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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论文篇（7）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中国医生论文篇（8）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 》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 ）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转贴于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中国医生论文篇（9）

2011年3月18日，“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第一次专家评审工作会议于北京诺富特和平宾馆圆满举行。会议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游苏宁社长、“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评审组组长栗占国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四川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等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领域核心专家、医学核心期刊主编、编审等二十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流程、评审制度、评审标准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由中华医学会发起并主办，是我国医学论文的专属奖项，2011年是中华医学论文奖启动年、风湿免疫领域是“中华医学论文奖”2011年度首批开展的学科、本次会议是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次专家工作会议。游苏宁社长宣布了“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专家评审组聘任决定，并在致辞中对该奖项评选活动的背景及意义作了深入阐述：首先， “中华医学论文奖”评选活动的展开，将在医学领域树立学术论文典范，引导高水平研究论文投向国内优秀期刊。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期刊论文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设立，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质量与影响力，通过评审表彰机制，树立优秀论文典范，鼓励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优秀、原创作品在国内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其次，可以净化学术氛围，规避模仿、抄袭、剽窃等学术创作上的不良风气。本着提倡原创、表彰创新、激励贡献的宗旨，将会逐步在行业内树立并宣扬原创、科学、务实的医学论文创作观，为推动我国医学期刊向高水准方向迈进做出贡献。

“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选将会分学科领域、分年度逐步铺开，各学科领域设立“医文影响力提名奖”、“医文影响力奖”、“医文创新奖”、“医文贡献奖”、“医文典范奖”等奖项。“医文影响力提名奖”由万方数据根据论文的综合影响力客观评价指标如论文的被引指数、非相似指数等评价筛选产生；其他奖项采取专家随机分组、交叉评审、推荐与投票复议的方式产生。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医药事业部总经理张秀梅出席本次会议，并对此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本次活动的成功组织与实施将为在其他学科的推广应用积累宝贵经验。

栗占国组长主持会议，介绍了“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工作流程，专家评审工作制度。他强调，“中华医学论文奖”的评审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原则，全程接受专家、读者、作者的监督；专家推荐或举报要书面提交的理由，经评审复议会专家集中讨论，确定获奖名单。最后，栗占国教授对“中华医学论文奖”(风湿免疫领域)扶他林杯2011年评审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中国医生论文篇（10）

2.医药认知模式创新与中医学发展                 

3.气候因素对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4.师承教育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探讨 

5.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 

6.中医学在当展的思考 

7.浅谈中医学中的全科医学观念 

8.病机的主体地位及其构建过程是中医学的核心内涵 

9.创新辨证论治 发展现代中医学——对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再思考 

10.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 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 

11.中医学相关的道、阴阳、五行学说的共性、进步和局限浅析 

12.生存·发展·创新——对20世纪中医学发展道路的反思 

13.西医院校护理专业《中医学》教学探讨  

14.转化医学在中医学的应用探讨 

15.论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 

16.情景教学在中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7.中医学与取象比类 

18.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优先出

19.试论中医学的构建与发展 

20.中医学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21.循证医学时代中医学如何发展 

22.关于中医学的几点哲学思考——兼与西医学比较 

23.明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概述 

24.中医学证候量化诊断研究现状与思考 

25.“体质”是系统生物学与中医学的最佳结合点 

26.从中医学传统的文化特点探讨中医教育模式 

27.PBL教学法在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

28.论中医学的生态化建构原理 

29.建立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30.论中医学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31.对中医学专业认证实践的认识与体会  

32.转化中医学:一种沟通中医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策略 

33.科学基金促进我国中医学事业的发展——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医学项目统计分析 

34.浅谈中医学对衰老的认识 

35.试论中医学的科学性与当前学科地位 

36.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37.中医学视角下城市物质空间的生命要素探析 

38.探索中医复杂性之路——浅谈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39.考探中医学导引术的历史内容与现代进展 

40.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思路 

41.交融渗透 相得益彰——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 

42.关于中医学学科建设的医史学思考 

43.中医学“卓越医生”胜任力特征模型的构建 

44.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45.中医学教育开展PBL教学之短长 

46.重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二次革命、四次浪潮的先导工程 

47.初议中医学是复杂性科学——中医标准化预备研究之二 

48.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刍议 

49.再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 

50.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 

51.论模糊数学与中医学 

52.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在中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53.我国中医学期刊引用网络分析——基于CMSCI(2004-2012)年度数据 

54.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 

55.中医学为何要现代化——中医学现代化再拷问 

56.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 

57.试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58.客观唯心思辨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重新认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

59.从地方性知识的视域看中医学 

60.瑜伽与中医学探究 

61.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知识源流可视化分析——以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为例 

62.中医学的科学定位——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  

63.Medline发表中医学相关论文的趋势分析 

64.量子中医学、中医学、西医学的异同 

65.调治亚健康状态是中医学在21世纪对人类的新贡献 

66.红外热成像技术在中医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67.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讨 

68.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 

69.取象比类——中医学隐喻形成的过程与方法 

70.专业兴趣与培养潜质在自主招生中的意义研究——以中医学专业为例 

71.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思考和建议 

72.中医学:健康时代及其顶层设计 

73.论中医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统一 

74.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75.论中医学、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76.基于CSCD统计的2015年中医学研究述评 

77.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思路  

78.本刊对论文中医学伦理学及知情同意的说明  

79.浅谈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用法 

80.中医学学术争鸣论文的审读与修改 

81.医学科技论文中医学名词的统一及用语规范 

82.护理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3.谈中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之思路——我校十年来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与思考 

84.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5.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6.中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机制的运行探索 

87.谈中医学论文中关于引用古代文献记载问题 

88.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9.重视医学论文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 

90.中医学五年制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体会 

91.从管理干预谈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 

92.中医学期刊论文语句字数分析 

93.中医学期刊论文作者数分析 

94.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95.中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形成过程客观影响因素的探讨 

96.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管理干预研究 

97.中医学期刊临床论文的审读评价 

中国医生论文篇（1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我国教育发展迅猛， 现在，国外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的逐渐趋于多元化、专业化的要求。随着我国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每年的留学生中，医科类留学生的的规模也日趋增大。医学汉语学习越来越成为社会和留学生的需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加紧医学含义教学模式的完善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工作者迫在眉睫的工作。本文从ESP视角着眼，对我国医学汉语的esp理论应用进行分析，并探讨基于esp理论的医学汉语教学模式。

【关键词】

ESP教学理论；医学汉语

0 引言

21世纪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我国成功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全球化的社会要求人才提高专业水平，同时又要有较高英语水平，从传统的专业型人才需求向对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迅速转变。医学汉语正是帮助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医院或高校进行医学知识研究和探讨或工作的专业汉语必修课程。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和后期研究中与病人的接触，不得不使用汉语，医学汉语正是满足这些外籍人员的需要而来的。而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教育也要及时转变教学观念，与世界接轨，在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背景下开展医学汉语教育是社会的需要。

1 我国ESP理论发展现状

ESP英文全称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译作：专门用途英语。故名词义，ESP是为某一专业量身打造的英语课程。虽然，在我国ESP俗称专业英语（Subject Based English），ESP能够满足不同专业的学习者对英语学习的不同要求，例如商务英语（BE）、财经英语、医学汉语、计算机英语、法律英语、报刊英语等都是专业英语，却又根据本身学科的特点各有所异。

大学英语是我国传授ESP的主战场。我国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无论文科理科和工科， 将大学英语教学遵循ESP教学理论分成基础阶段和专业阅读阶段，大纲中附有词汇表、语法结构表、功能意念表和语言技能表的等。自1993年以来，我国每年都招收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成人教育本、专科数百万人，随着政府和国民对教育的不断重视，每年都有近200万人接受我国ESP教育。

2 医学汉语教学现状

医学汉语的设立之初，就是要尽量适应留学生在中国进行专业课学习及临床见习时，并且能为他们解决语言障碍引起的问题。虽然，来华留学生接受的是在校课程研修或临床学习的英文授课，但是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医学理念需要用中文来解释，如何能与外籍留学生进行容易理解的交流，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难题。加之留学生要在中国进行临床见习，涉及到的病人都是中国人，这是如何用能理解的语言沟通也是困扰留学生们难题。这样医学汉语的学习就成为了外籍留学生来华研修的重要语言基础。

医学留学生不同于一般的留学生群体，他们留学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医学方向的知识交流，他们要理解和体会中国的医学应用及理论，就要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了解中医的历史和发展，他们身处汉语言的大环境中，学好医学汉语和中国的语言文化知识，是他们在医学知识深造国学横中必不可少的的一门课。近年来，随着我国在医学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ESP理论在我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ESP视角下的医学汉语教学。

3 ESP理论下我国的医学汉语教学现状

目前ESP视角下的我国的专业教育的特点有二，专业人才的专业英语学习，和在校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英语的同步学习。ESP学习者学习英语的目的是把英语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来学习，以便进一步进行专业学习，如各类大学的非英语专业学生，或者是把英语作手段或工具来学习以便有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面对紧张严峻的教育形势，要加快和完善教育的发展，必须对教学模式进行科学化高效化的改革和完善。教学模式的优劣，直接表现在教学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技巧等等方面的水平，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高。要探索优秀的医学汉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就要从我国的教育国情出发，在结合ESP教学理论的同时，以汉语独特的语言特点和应用特点为切入点，并要参考其他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汉语日常教学中逐步形成我国特色的基于ESP教学理论的医学汉语教学模式。

4 基于esp理论的医学汉语教学模式初探

笔者通过前文探讨，初探我国基于esp理论的医学汉语教学模式方案，提出了如下方案：

（1）交际中学会汉语，医学汉语用在医学。“外国人初学汉语汉字，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看到字形很难读出字音，如果从开始借助汉字来学习普通话，……” （张朋朋，2004）。的确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第一大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我们的ESP教学可以带领学生轻松进入医学学习，但是不懂中文还是不能了解中国医学精华，不能跟中国病人和医生了解医学治疗效果和医学原理。医学汉语的教学模式一定要紧靠应用，在交际中教学生说汉语说普通话，听得懂，说的出。

（2）先说中国文化，再书汉语文法。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肯定显示医学其次才是汉语，所以通过ESP教学传播中国医学文化，来影响留学生对医学汉语的理解，甚至让留学生了解中国的更多传统文化，并且能够表达出来，然后再教授留学生的汉语书写，达到能够用汉语全方面帮助在中国的医学学习。

（3）优化考试制度，结合ESP教学理论考察汉语。对于外籍留学生来说，中国的医学汉语其实是一门比较难的ESP。但是既然不简单就要严肃对待，注意完善考核制度的同时，要根据留学生对医学汉语的学习状态，调整考核难度和知识量。促进留学生对医学汉语学习兴趣和动力的增长，也能帮助留学生正确认识医学汉语的学习。

5 结束语

ESP（专门用途英语）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以来，越来越受学生们的欢迎和语言学家的青睐。笔者相信，只要教育工作者们正确认识ESP在我国日益普及的现状，以及 ESP教学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迅速发展，紧紧抓住现在我国在各个教育领域的ESP理论应用的重要时期。就能不断扩大当前医学汉语领域规模，建设强大的师资队伍。教育工作者要坚持创新，不断思考，发展和传承中国的医学，弘扬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刘娜，冯振卿，张曦.关于医学汉语教学的几点思考，西北医学教育.2008年4月.第16卷.第2期.NORTHWEST MEDICAL EDUCATION Apr.2008 Vol.16 No.2

[2]陈冰冰.关于建立ESP教师教育模式的思考.外语教学.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 ay.2005.Vo.l 26 No. 3